我国历史上有哪些年号用了十年以上？
汉光武帝刘秀的“建武”用了31年。
公孙述“龙兴”年号用了12年。
汉明帝刘庄“永平”年号用了18年。
汉和帝刘肇“永元”年号用了16年。
汉献帝刘协“建安”年号用了24年。
蜀汉后主刘禅“建兴”年号用了15年，“延熙”用了20年。
孙吴大帝孙权“赤乌”年号用了12年。
晋武帝司马炎“泰始”年号用了10年，“太康”年号用了10年。
前赵刘曜“光初”年号用了12年。
后赵太祖石虎“建武”年号用了14年。
成汉太宗李雄“玉衡”年号用了24年。
前秦世祖苻坚“弘始”年号用了17年。
北燕太祖冯跋“太平”年号用了23年。
北凉武宣王沮渠蒙逊“玄始”年号用了15年。
西凉武昭王李暠“建初”年号用了13年。
西秦武元王乞伏乾归“太初”年号用了13年。
晋穆帝司马聃“永和”年号用了12年。
晋孝武帝司马曜“太元”年号用了21年。
晋安帝司马德宗“义熙”年号用了14年。
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年号用了30年。
齐武帝萧赜“永明”年号用了11年。
梁武帝萧衍“天监”年号用了18年，“大同”年号用了11年。
陈宣帝陈顼“大建”年号用了14年。
魏昭成帝拓拔什翼腱“建国”年号用了39年。
魏道武帝拓拔珪“登国”年号用了10年，“真君”年号用了11年。
魏孝文帝元宏“太和”年号用了23年。
西魏文帝元宝炬“大统”年号用了17年。
隋文帝杨坚“开皇”年号用了20年。
隋炀帝杨广“大业”年号用了13年。
梁师都“永隆”年号用了12年。
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年号用了23年。
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年号用了29年，“天宝”年号用了14年。
唐代宗李豫“大历”年号用了14年。
唐德宗李适“贞元”年号用了21年。
唐宪宗李纯“元和”年号用了11年。
唐宣宗李忱“大中”年号用了13年。
唐懿宗李漼“咸通”年号用了14年。
南唐元宗李璟“乾和”年号用了14年。
后蜀孟昶“广政”年号用了28年。
南汉高祖刘龑“大有”年号用了14年。
南汉中宗刘晟“乾和”年号用了14年。
宋高宗赵构“绍兴”年号用了32年。
宋孝宗赵昚“淳熙”年号用了16年。
宋宁宗赵扩“嘉定”年号用了17年。
宋理宗赵呁“淳祐”年号用了13年。
辽穆宗耶律璟“应历”年号用了19年。
辽圣宗耶律隆绪“统和”年号用了20年，“太平”年号用了11年。
辽兴宗耶律宗真“重熙”年号用了24年。
西辽仁宗耶律夷列“绍兴”年号用了13年。
西辽承天后耶律普速完“崇福”年号用了14年。
西辽末主耶律直鲁古“天禧”年号用了34年。
金太宗完颜晟，金熙宗完颜亶“天会”年号用了14年。
金世宗完颜雍“大定”年号用了29年。
西夏景宗李元昊“天授礼法延祚”用了11年。
夏惠宗李秉常“大安”用了11年。
夏崇宗李乾顺“贞观”用了13年。
夏桓宗李纯祐“天庆”用了14年。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用了31年。
元成宗铁穆耳“大德”用了11年。
元顺帝妥欢贴睦尔“至正”用了27年。
明太祖朱元璋“洪武”31年。
明太宗朱棣“永乐”22年。
明宣宗朱瞻基“宣德”10年。
明英宗朱祁镇“正统”14年。
明宪宗朱见深“成化”23年。
明孝宗朱佑樘“弘治”18年。
明武宗朱厚照“正德”16年。
明世宗朱厚熜“嘉靖”45年。
明神宗朱翊钧“万历”48年。
明思宗朱由检“崇祯”17年。
清太祖努尔哈赤“天命”11年。
清世祖福临“顺治”18年。
清圣祖玄烨“康熙”61年。
清世宗胤禛“雍正”13年。
清高宗弘历“乾隆”60年。
清仁宗永琰“嘉庆”25年。
清宣宗旻宁“道光”30年。
清文宗弈詝“咸丰”11年。
清穆宗载淳“同治”13年。
清德宗载湉“光绪”34年。
汉光武帝刘秀的“建武”用了31年。
公孙述“龙兴”年号用了12年。
汉明帝刘庄“永平”年号用了18年。
汉和帝刘肇“永元”年号用了16年。
汉献帝刘协“建安”年号用了24年。
蜀汉后主刘禅“建兴”年号用了15年，“延熙”用了20年。
孙吴大帝孙权“赤乌”年号用了12年。
晋武帝司马炎“泰始”年号用了10年，“太康”年号用了10年。
前赵刘曜“光初”年号用了12年。
后赵太祖石虎“建武”年号用了14年。
成汉太宗李雄“玉衡”年号用了24年。
前秦世祖苻坚“弘始”年号用了17年。
北燕太祖冯跋“太平”年号用了23年。
北凉武宣王沮渠蒙逊“玄始”年号用了15年。
西凉武昭王李暠“建初”年号用了13年。
西秦武元王乞伏乾归“太初”年号用了13年。
晋穆帝司马聃“永和”年号用了12年。
晋孝武帝司马曜“太元”年号用了21年。
晋安帝司马德宗“义熙”年号用了14年。
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年号用了30年。
齐武帝萧赜“永明”年号用了11年。
梁武帝萧衍“天监”年号用了18年，“大同”年号用了11年。
陈宣帝陈顼“大建”年号用了14年。
魏昭成帝拓拔什翼腱“建国”年号用了39年。
魏道武帝拓拔珪“登国”年号用了10年，“真君”年号用了11年。
魏孝文帝元宏“太和”年号用了23年。
西魏文帝元宝炬“大统”年号用了17年。
隋文帝杨坚“开皇”年号用了20年。
隋炀帝杨广“大业”年号用了13年。
梁师都“永隆”年号用了12年。
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年号用了23年。
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年号用了29年，“天宝”年号用了14年。
唐代宗李豫“大历”年号用了14年。
唐德宗李适“贞元”年号用了21年。
唐宪宗李纯“元和”年号用了11年。
唐宣宗李忱“大中”年号用了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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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汉高祖刘龑“大有”年号用了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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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宗赵昚“淳熙”年号用了16年。
宋宁宗赵扩“嘉定”年号用了17年。
宋理宗赵呁“淳祐”年号用了13年。
辽穆宗耶律璟“应历”年号用了19年。
辽圣宗耶律隆绪“统和”年号用了20年，“太平”年号用了11年。
辽兴宗耶律宗真“重熙”年号用了24年。
西辽仁宗耶律夷列“绍兴”年号用了13年。
西辽承天后耶律普速完“崇福”年号用了14年。
西辽末主耶律直鲁古“天禧”年号用了34年。
金太宗完颜晟，金熙宗完颜亶“天会”年号用了14年。
金世宗完颜雍“大定”年号用了29年。
西夏景宗李元昊“天授礼法延祚”用了11年。
夏惠宗李秉常“大安”用了11年。
夏崇宗李乾顺“贞观”用了13年。
夏桓宗李纯祐“天庆”用了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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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宗朱棣“永乐”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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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员:叫啥
我:刘畅
快递员:不是 三个字
我:武上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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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古荐书# 【杜甫一首反腐诗的来历】
《杜诗详注（裸背）》開本：32開，頁數：2867頁 https://t.cn/A6GdeOGg
秋水清无底，萧然净客心。
掾曹乘逸兴，鞍马到荒林。
能吏逢联璧，华筵直一金。
晚来橫吹好，泓下亦龙吟。
这首题为《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的五律是诗圣杜甫的作品。这是一首本该引起人们重视，却又长久被人们忽视的杰作。历来杜诗的选本很多，可选这首诗的版本较少。多家注释《杜工部诗集》的前贤都没有读懂这首诗。
清朝康熙年间仇兆鳌撰《杜诗详注》引宋人黄鹤注，说《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是“开元二十四年以后作”。开元二十三年(735)，杜甫漫游吴越归来，转赴京师应试，不幸落第。因为父亲杜闲当时任兖州司马的缘故，从开元二十五年起，杜甫借省亲，开始第二次漫游，“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足迹所至，即今山东、河北一带。石门，山名，在兖州府平阴县，与瑕丘县相邻。瑕丘，春秋时鲁国的负瑕邑，西汉置县，治所在今山东兖州东北，晋废，隋复置，唐为兖州的治所。郑是瑕丘的官吏。唐代府州设有法曹参军事。刘九是兖州的法曹参军事。兖州，古代九州之一，见于《禹贡》。隋改为鲁郡，唐武德年间恢复旧称，天宝元年又改称鲁郡。黃鹤注杜诗《对雨书怀走邀许主簿》，说：“鲁訔年谱引公酹文云：‘二十九年，在洛之首阳祭远祖。’”据此可断，此诗作于开元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间。
杜甫的诗篇绝大部分作于天宝以后，这首五律作于开元后期，是诗人为数不多的早年作品，理应受到重视。但是，对于这首诗的主题，笔者以为不少前贤没有理解。例如清代仇兆鳌，本是注释杜诗的名家。他在《杜诗详注》中赞同前人“公为客，郑乃主人”的说法，把这首五律看成是作者参加宴集的记叙诗。再如清代浦起龙，也是注释杜诗的名家。他在《读杜心解》中注释该诗，说：“此逐层叙事之诗。一、二，石门领起。三指刘，四含郑。……五、六，叙宴集。下一‘逢’字，连己在内。结乃酒酣乐凑之趣。”仇、浦两人的看法一致。然而，仔细琢磨这首诗的题目，我们不难发现，诗人说得明明白白，是刘、郑两人在石门宴集，与诗人无涉。《杜工部诗集》中有几首诗人记叙参加宴饮的作品，如《陪李北海宴历下亭》、《陪李金吾花下饮》、《陪王侍御宴通泉东山野亭》等，诗题都有一“陪”字，而《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诗题无“陪”字，足见诗人并未参加宴集。这就跟仇、浦两位前贤的看法相左了。
那么，读者会问：既然诗人未曾参加石门宴集，为什么还要写这首石门宴集诗呢？下面，就让我们从石门宴集的起因、过程，逐步揭示事情真象，解决读者的疑问。
石门宴集的起因、过程见于诗作的颔联和颈联——“掾曹乘逸兴，鞍马到荒林。能吏逢联璧，华筵直一金。”
“掾曹”是唐代州府长官手下分曹理事的属员，这里是指兖州法曹参军事刘九。“荒林”指兖州府平阴县石门一带偏僻的山林。“能吏”，干练的胥吏。“联壁”有典故，《南史》：韦孝宽从荊州刺史源子恭镇襄城，时独孤信为新野郡守，与韦孝宽情好甚密，政术俱美，荊部吏人号为联璧。“联璧”在这里指郑、刘两人在宴集上默契配合的行为。“一金”，前贤注释都引《史记·平准书》中的《集解》：“秦以一镒为一金，汉以一斤为一金。”但他们都忽视了一个问题，黄金在秦时论镒，汉时论斤，从晋代起论两。所以，杜诗中的“一金”，应当理解为一两黄金。
这两联字面上的意思是：“兖州法曹的官员刘九乘着雅兴，骑马来到平阴县偏僻的石门山林。能干的瑕丘县吏郑某早已赶到，迎候在那里，摆设价值一金的丰盛宴席招待上司。”
开元之治，在历史上号称隆盛。然而，物极必反。隆盛的背后潜藏着始衰的危机。在一般人的眼里，石门宴集是官场上司空见惯平常的事，而在诗圣杜甫的眼里却是值得警惕的事。何以见得呢？一个“直”字，用得妙！说明诗人对石门宴集的花费进行了认真核算，结果是“华筵直一金”。明代杨慎说：“‘华筵直一金’有典则可，无典则俗。”这位状元郎真是掉进书袋里，完全不知杜诗的现实性。从东汉到五代，金银的比价较稳定，大体上为一比五。一两黄金大约折合五两白银。五两白银折合五千文铜钱。《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贞观四年，“米斗四五钱”，开元年间，“海内富贵，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以齐地一斗米五钱计算，石门宴集的花费能买一百石米。唐代中县县令正七品。郑瑕丘不是县令，也就是个八、九品的胥吏。唐代九品官月俸五石米。石门宴集，两位官吏，一顿吃掉九品官一年零八个月的俸禄。唐制，戍卒、役丁日给米二升，月供六斗。石门宴集，两位官吏，一顿吃掉一百六十六位戍卒或役丁一个月的口粮还有余。粟米比重以0.8计，戍卒或役丁月供六斗，折合今制28.8公斤。现今1公斤小米9元。石门宴集，两位官吏，一顿吃喝的花费折合人民币43182元7角2分。要知道，官吏们吃的喝的都是民脂民膏！这样的官场宴集，在开元盛世全国一天不知道要出现多少次。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煞不住官场吃喝风，再富强的国家，终究会被吃垮！这还不算，下吏奉承上官，必有企图，官场吃喝宴集，往往是结党营私的手段，其危害更甚。“能吏逢联璧”是反话。“能吏”，应当是为人民办好事的，僻地到一曹官，县吏便闻风寻踪，殷勤奉承，他的本事用错了地方。“联璧”，本指上官下吏关系融洽，政术俱美。如今曹官县吏挥霍民脂民膏，尽情享乐，诗人用一“逢”，写尽郑、刘勾结之丑态，极具讽刺力。诗人擅长写律诗，仅用短短的两联，就为我们记录了开元盛世的一段值得警惕的幽事。
提醒人们警惕官场大吃大喝的恶劣风气是该诗的主题。这个主题是由颔、颈两联表达出来的。那么，首、尾两联起什么作用呢？
首联“秋水清无底，箫然净客心”，运用的是传统诗歌创作兴而比的方法。兴、比问题，世多歧说。朱熹在《诗集传》中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比者，以彼物比此物”。我以为他的说法大抵可取。兴在寄托，比识差异，触景生情，因事寄兴，诗人运用兴而比来描述和反映现实。隋代卢思道有“秋江见底清”的诗句，杜甫翻用之，说秋水不但清，而且至于无底，则是淘尽渣滓，绝无污染。面对如此清澈的秋水，诗人的心灵顿觉清明洁浄，反观人世，则多有污浊。读此起句便可想见当日诗人已发现开元盛世下的不少危机，从而引出石门宴集。曹官县吏挥霍民脂民膏令诗人痛心，曹官县吏奉迎勾结的丑态更令诗人鄙弃。于是诗人不忍心再看下去，正襟端坐拿起橫笛吹奏。马融《长笛赋》说：“龙吟水中不见已，伐竹吹之声相似。”诗人化用马融的说法，把橫笛吹出的声音比作秋水深处的龙吟。尾联“晚来橫吹好，泓下亦龙吟”，巧妙地照应“秋水清”的首联，表现岀杜甫写作律诗的高超技巧。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杜甫一生的伟大抱负和执著追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抱负和追求，使他观察社会现象时，往往能够更多地照顾黎民百姓的利益，反映黎民百姓的呼声，从而独具慧眼，揭示一般人不易发现的问题。《新唐书·杜甫传赞》称：“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杜甫的早年诗作《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同样表现出善陈时事，律切精深的特点，也为后人留下开元盛世下的一段值得警惕的真实故事。
作者：马执斌
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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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康熙年间仇兆鳌撰《杜诗详注》引宋人黄鹤注，说《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是“开元二十四年以后作”。开元二十三年(735)，杜甫漫游吴越归来，转赴京师应试，不幸落第。因为父亲杜闲当时任兖州司马的缘故，从开元二十五年起，杜甫借省亲，开始第二次漫游，“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足迹所至，即今山东、河北一带。石门，山名，在兖州府平阴县，与瑕丘县相邻。瑕丘，春秋时鲁国的负瑕邑，西汉置县，治所在今山东兖州东北，晋废，隋复置，唐为兖州的治所。郑是瑕丘的官吏。唐代府州设有法曹参军事。刘九是兖州的法曹参军事。兖州，古代九州之一，见于《禹贡》。隋改为鲁郡，唐武德年间恢复旧称，天宝元年又改称鲁郡。黃鹤注杜诗《对雨书怀走邀许主簿》，说：“鲁訔年谱引公酹文云：‘二十九年，在洛之首阳祭远祖。’”据此可断，此诗作于开元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间。
杜甫的诗篇绝大部分作于天宝以后，这首五律作于开元后期，是诗人为数不多的早年作品，理应受到重视。但是，对于这首诗的主题，笔者以为不少前贤没有理解。例如清代仇兆鳌，本是注释杜诗的名家。他在《杜诗详注》中赞同前人“公为客，郑乃主人”的说法，把这首五律看成是作者参加宴集的记叙诗。再如清代浦起龙，也是注释杜诗的名家。他在《读杜心解》中注释该诗，说：“此逐层叙事之诗。一、二，石门领起。三指刘，四含郑。……五、六，叙宴集。下一‘逢’字，连己在内。结乃酒酣乐凑之趣。”仇、浦两人的看法一致。然而，仔细琢磨这首诗的题目，我们不难发现，诗人说得明明白白，是刘、郑两人在石门宴集，与诗人无涉。《杜工部诗集》中有几首诗人记叙参加宴饮的作品，如《陪李北海宴历下亭》、《陪李金吾花下饮》、《陪王侍御宴通泉东山野亭》等，诗题都有一“陪”字，而《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诗题无“陪”字，足见诗人并未参加宴集。这就跟仇、浦两位前贤的看法相左了。
那么，读者会问：既然诗人未曾参加石门宴集，为什么还要写这首石门宴集诗呢？下面，就让我们从石门宴集的起因、过程，逐步揭示事情真象，解决读者的疑问。
石门宴集的起因、过程见于诗作的颔联和颈联——“掾曹乘逸兴，鞍马到荒林。能吏逢联璧，华筵直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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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人们警惕官场大吃大喝的恶劣风气是该诗的主题。这个主题是由颔、颈两联表达出来的。那么，首、尾两联起什么作用呢？
首联“秋水清无底，箫然净客心”，运用的是传统诗歌创作兴而比的方法。兴、比问题，世多歧说。朱熹在《诗集传》中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比者，以彼物比此物”。我以为他的说法大抵可取。兴在寄托，比识差异，触景生情，因事寄兴，诗人运用兴而比来描述和反映现实。隋代卢思道有“秋江见底清”的诗句，杜甫翻用之，说秋水不但清，而且至于无底，则是淘尽渣滓，绝无污染。面对如此清澈的秋水，诗人的心灵顿觉清明洁浄，反观人世，则多有污浊。读此起句便可想见当日诗人已发现开元盛世下的不少危机，从而引出石门宴集。曹官县吏挥霍民脂民膏令诗人痛心，曹官县吏奉迎勾结的丑态更令诗人鄙弃。于是诗人不忍心再看下去，正襟端坐拿起橫笛吹奏。马融《长笛赋》说：“龙吟水中不见已，伐竹吹之声相似。”诗人化用马融的说法，把橫笛吹出的声音比作秋水深处的龙吟。尾联“晚来橫吹好，泓下亦龙吟”，巧妙地照应“秋水清”的首联，表现岀杜甫写作律诗的高超技巧。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杜甫一生的伟大抱负和执著追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抱负和追求，使他观察社会现象时，往往能够更多地照顾黎民百姓的利益，反映黎民百姓的呼声，从而独具慧眼，揭示一般人不易发现的问题。《新唐书·杜甫传赞》称：“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杜甫的早年诗作《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同样表现出善陈时事，律切精深的特点，也为后人留下开元盛世下的一段值得警惕的真实故事。
作者：马执斌
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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