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讯。特朗普周一提起诉讼，试图阻止众议院国会骚乱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因为该委员会试图调查他在今年1月6日暴徒围攻国会大厦之前和期间的行动。
拜登政府拒绝对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第一批文件记录主张行使行政特权，而特朗普目前反对公开大约40份文件。
特朗普提交的诉讼中称，众议院对这些文件的要求“在广度和范围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与任何合法的立法目的无关”。特朗普的团队还称拜登拒绝保护这些文件是“迎合其党派盟友的政治伎俩”。
诉讼还称，如果《总统记录法》被“宽泛地解读为允许现任总统在政府换届后的几个月内，不受限制地放弃前任总统的行政特权”，那么它就是违宪的。
美国国家档案馆计划在下月初将所要求的文件交给国会。（加美财经 Flora）
拜登政府拒绝对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第一批文件记录主张行使行政特权，而特朗普目前反对公开大约40份文件。
特朗普提交的诉讼中称，众议院对这些文件的要求“在广度和范围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与任何合法的立法目的无关”。特朗普的团队还称拜登拒绝保护这些文件是“迎合其党派盟友的政治伎俩”。
诉讼还称，如果《总统记录法》被“宽泛地解读为允许现任总统在政府换届后的几个月内，不受限制地放弃前任总统的行政特权”，那么它就是违宪的。
美国国家档案馆计划在下月初将所要求的文件交给国会。（加美财经 Flora）
近10个省级农信社一把手和班子成员落马，农信社缘何腐败频发？
今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佟铁顺涉嫌受贿罪一案被提起公诉；6月，曾任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委员、副主任、副理事长的王挺被公布“双开”；5月，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委员、副主任孙斌被公布“双开”；4月，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王中印接受审查调查……近期，一批农信社领导干部被查处，释放了坚决斩断农信领域腐败利益链的鲜明信号。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辽宁、陕西、安徽、四川、内蒙古、山西、海南、山东等近10个省级农村信用联社“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落马，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前腐后继、窝案串案现象。省级农村信用联社缘何会成腐败重灾区？从案件情况看，农信社领导捞钱的伎俩主要有哪些？针对案件暴露的制度和监管漏洞，如何以案促改、以案促治？
多省农信社“一把手”及班子成员落马，有的在领导被留置、多名同事案发后仍收受数百万元贿赂
近年来，省级农村信用联社案件频发，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前腐后继、窝案串案现象。
一些领导干部贪婪、胆大、奢靡，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如安徽省联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陈鹏应华夏保险总经理邓某某请托，自2011年起助其在省农商行系统推销保险。在陈鹏授意下，邓某某以为陈鹏过生日为由，组织多次饭局，邀请各农商行董事长参加，陈鹏夫妇极力为其站台。各农商行“有求必应”，50余家农商行参保（约占全省农商行2/3），总额达96.96亿余元，相关购买行为持续到2019年，陈鹏收受邓某某贿赂6000余万元。孙斌从省联社办公室主任到省联社副主任到合肥市副市长再回省联社，一路贪腐，什么钱都敢收，在陈鹏被留置、多名农商行高管案发后，仍收受数百万元贿赂。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案发地揪出的“硕鼠巨蠹”，除了省联社领导，也不乏来自其主管的各农商行和县乡信用社干部。陈鹏落马后，安徽省农商行系统13名高管相继被查。杨阿麟案更是造成内蒙古农商行系统400余人涉案，10余名高管被查。在万仁礼等领导干部“示范”效应下，云南省农信社系统内部收送礼金礼品成风。办案人员称，省联社“一把手”和班子成员立身不正，带头贪腐，几乎必然导致全系统腐败蔓延和政治生态被严重破坏。

安徽省纪委监委专案组工作人员在一起省农商行系统案件移送审理前，讨论完善审查调查报告。许怡然 摄（图片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农信社领导岗位的腐败问题多发于信贷审批、人事调整及基础设施建设等环节
据办案人员介绍，从案发情况看，农信社领导岗位的腐败问题多发生于信贷审批、人事调整及基础设施建设等环节。
屡屡插手信贷业务，把信贷审批权当“聚宝盆”。一些农商行高管政商关系、银企关系错位，发放人情贷、关系贷问题突出，省联社虽不直接经手信贷业务，但作为各家农商行主管单位，具有很大话语权。云南省农信社号称“云南最大的银行”，被视为云南省联社“三驾马车”的省联社党委副书记、主任罗敏，原党委书记、理事长万仁礼，原党委书记蒋兆岗搭班期间，凭借领导意志违规放贷。判决书显示，罗敏经手的不少贷款，均是靠“打招呼”放行。如她为云南邦业园林绿化公司老板桂雍在企业贷款、房地产销售方面谋取利益，收取100余万元贿赂、价值24万的孔雀图一幅。
对用人资格审查、亲属回避、交流轮岗等把关不严，讲关系、看背景、“近亲繁殖”问题突出。比如陈鹏的“双开”通报直指其“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权违规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并收受财物”。办案人员透露，陈鹏任人唯亲、唯钱、唯权，收受系统内约40人贿赂，并通过召开省联社党委会发表同意意见、向相关农商行高管打招呼等方式，为相关人员谋取晋升、调动、亲友入职等人事利益，严重损害省农商行系统政治生态，造成恶劣影响。

安徽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陈鹏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图片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在基建等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但有的招投标程序不规范，给腐败带来可乘之机。孙斌把分管的信息化建设当“私人领地”，收受与省联社在手机盾、手机银行、社区e银行、金农信e贷等业务有合作关系的上海某公司老板孙某某所送该公司5‰股权（价值600万元），通过其情人李某某收受与省联社开展“银铁通”项目、网格化营销系统等业务合作的南京某公司老板杨某某该公司10%股权（价值50万元）、40万元“提成费用”以及3万元购物卡，还索要了一辆价值55万余元的汽车。
制度和监管存在漏洞，自身缺乏有效权力监督体系，导致一些省联社腐败问题高发频发
省联社、农商行腐败问题高发频发，其中暴露的制度和监管漏洞引人注目。
目前，农信系统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细分成多种模式，其中大多数地方所采用的是所谓“省联社—县级联社二元体制”。在这种模式下，各县级联社作为独立法人，省联社是一个负责日常业务监督与管理的行政机构。近年来全国各地县级农信社绝大部分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省联社扁平化管理县级农商行，承担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
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莫开伟分析，省联社名义上是一个经营管理机构，实际上是一个政府行政机构，而它管理的县农商行又是企业经营单位。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人、财、物等权力过分集中于省联社，而省联社虽名义上在省政府与省级金融监管的双重监管之下，实际上其各项权力未能得到有效制约。
同级监督失灵，“一把手”权力失控。在纪检监察派驻改革前，一些省联社主要负责人在把控权力上极为强势，大搞“家长制”“一言堂”，同级监督形同虚设。例如，对于陈鹏在安徽省联社工作期间所涉问题，省联社纪委监督缺位，既没有咬耳扯袖、红脸出汗，也没有向上级纪委及时反映报告相关情况。多年来该社对审计、巡察发现的违规违纪问题多以内部处理为主，移送司法部门追究刑责的少之又少。
同样，对县农商行的监管也存在监督制约缺失、压力传导不到位等问题。据安徽省纪委监委办案人员钱硕分析，银保监部门虽有监管权但不是主管部门；市县党委政府没有具体管理职能，国有资本在农商行股本中的占比明显偏低，部分农商行甚至没有国有资本；省联社对县农商行的监管因为种种原因也较为薄弱。
农信系统腐败案高发，还与一些单位管理混乱有关。有的地方存在员工纪法观念淡薄、违规操作普遍、重要岗位轮岗制度缺位、风险隐患排查不到位、印证管理失控、未严格执行审计内控制度等问题，这给一些别有用心者提供了伺机作案的机会。在呼和浩特市和林县农信社，员工王某某在任樊家夭、大红城信用社主任期间，利用其职务之便，冒用他人身份证，以化整为零方式给自己违法放贷74笔共计204万元，并将贷款挥霍一空。安徽颍东农商行董事长、副行长、监事长合谋“协作”，左手“戴面具”借贷，右手“开后门”放款，在自家银行的募股过程中动手脚大肆敛财。
坚持查办案件与防范风险并重，做好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等工作，保障促进农信系统健康发展
腐败案件高发频发，严重损害农信系统政治生态，影响全系统改革发展质量。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按照“三不”一体推进的思路，坚持从查清事实、追赃挽损、防控风险、弥补漏洞、重塑生态等方面同步发力，既维护了农信系统队伍的纯洁性，维护了纪法的严肃性，也有助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体现了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针对同级监督失灵，“一把手”权力失控问题，一些地方抓深抓实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将监督的“探头”校准拨亮。安徽、云南等地撤销省农信社纪委，改由省纪委监委向省农信社派驻纪检监察组。派驻改革后，驻省联社纪检监察组受省纪委监委直接领导，从原来的“同级监督”转变为“上级监督”，有效解决了原省联社内设纪委权威性不足、独立性不强的问题；由原省联社纪委向省联社党委汇报工作，转变为驻省联社纪检监察组与党委定期会商、重要情况通报，省联社党委更加重视驻省联社纪检监察组提出的意见建议。
针对一些领导干部“违规用人”、违规干预农商行工作等突出问题推动整改。安徽省联社聚焦“三重一大”、选人用人、信贷投放、财务管理等重点领域制定48项负面清单，及时修订员工招聘、交流轮岗等关键制度，并从匡正选人用人风气入手开展专项整治，2020年累计调整农商行“一把手”25人，推动纪委书记异地交流任职16人，1名农商行董事长和1名行长因缺乏责任担当被免职。

2021年7月26日，安徽省党风廉政教育馆正式对外开放，接受单位预约。（图片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针对省联社“一把手”腐败背后暴露的制度漏洞，业界人士认为，要逐步深化省联社体制机制改革。2020年5月，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发文称将推出11条金融改革措施，其中就包括制定《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实施意见》。几乎同时，中国银保监会制定出台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实施意见》，并部署开展相关改革试点。今年1月，2021年中国银保监会工作会议提出“有序推进省联社改革试点”。
对于省联社改革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今年3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改革要从实际出发，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办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要按照所有制结构，把党的关系搞清楚，党的管理和党的领导要加强，同时要进行清产核资，处置一些不良资产，还要追回欠款。
“省联社的‘管理’权责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这种管理体制在农商行纷纷改制到位、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完成、商业银行经营模式转型的当下，到了该彻底改革的时候了。”莫开伟说。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https://t.cn/AijrvdpW
今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佟铁顺涉嫌受贿罪一案被提起公诉；6月，曾任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委员、副主任、副理事长的王挺被公布“双开”；5月，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委员、副主任孙斌被公布“双开”；4月，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王中印接受审查调查……近期，一批农信社领导干部被查处，释放了坚决斩断农信领域腐败利益链的鲜明信号。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辽宁、陕西、安徽、四川、内蒙古、山西、海南、山东等近10个省级农村信用联社“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落马，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前腐后继、窝案串案现象。省级农村信用联社缘何会成腐败重灾区？从案件情况看，农信社领导捞钱的伎俩主要有哪些？针对案件暴露的制度和监管漏洞，如何以案促改、以案促治？
多省农信社“一把手”及班子成员落马，有的在领导被留置、多名同事案发后仍收受数百万元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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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领导干部贪婪、胆大、奢靡，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如安徽省联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陈鹏应华夏保险总经理邓某某请托，自2011年起助其在省农商行系统推销保险。在陈鹏授意下，邓某某以为陈鹏过生日为由，组织多次饭局，邀请各农商行董事长参加，陈鹏夫妇极力为其站台。各农商行“有求必应”，50余家农商行参保（约占全省农商行2/3），总额达96.96亿余元，相关购买行为持续到2019年，陈鹏收受邓某某贿赂6000余万元。孙斌从省联社办公室主任到省联社副主任到合肥市副市长再回省联社，一路贪腐，什么钱都敢收，在陈鹏被留置、多名农商行高管案发后，仍收受数百万元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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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纪委监委专案组工作人员在一起省农商行系统案件移送审理前，讨论完善审查调查报告。许怡然 摄（图片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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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办案人员介绍，从案发情况看，农信社领导岗位的腐败问题多发生于信贷审批、人事调整及基础设施建设等环节。
屡屡插手信贷业务，把信贷审批权当“聚宝盆”。一些农商行高管政商关系、银企关系错位，发放人情贷、关系贷问题突出，省联社虽不直接经手信贷业务，但作为各家农商行主管单位，具有很大话语权。云南省农信社号称“云南最大的银行”，被视为云南省联社“三驾马车”的省联社党委副书记、主任罗敏，原党委书记、理事长万仁礼，原党委书记蒋兆岗搭班期间，凭借领导意志违规放贷。判决书显示，罗敏经手的不少贷款，均是靠“打招呼”放行。如她为云南邦业园林绿化公司老板桂雍在企业贷款、房地产销售方面谋取利益，收取100余万元贿赂、价值24万的孔雀图一幅。
对用人资格审查、亲属回避、交流轮岗等把关不严，讲关系、看背景、“近亲繁殖”问题突出。比如陈鹏的“双开”通报直指其“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权违规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并收受财物”。办案人员透露，陈鹏任人唯亲、唯钱、唯权，收受系统内约40人贿赂，并通过召开省联社党委会发表同意意见、向相关农商行高管打招呼等方式，为相关人员谋取晋升、调动、亲友入职等人事利益，严重损害省农商行系统政治生态，造成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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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和监管存在漏洞，自身缺乏有效权力监督体系，导致一些省联社腐败问题高发频发
省联社、农商行腐败问题高发频发，其中暴露的制度和监管漏洞引人注目。
目前，农信系统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细分成多种模式，其中大多数地方所采用的是所谓“省联社—县级联社二元体制”。在这种模式下，各县级联社作为独立法人，省联社是一个负责日常业务监督与管理的行政机构。近年来全国各地县级农信社绝大部分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省联社扁平化管理县级农商行，承担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
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莫开伟分析，省联社名义上是一个经营管理机构，实际上是一个政府行政机构，而它管理的县农商行又是企业经营单位。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人、财、物等权力过分集中于省联社，而省联社虽名义上在省政府与省级金融监管的双重监管之下，实际上其各项权力未能得到有效制约。
同级监督失灵，“一把手”权力失控。在纪检监察派驻改革前，一些省联社主要负责人在把控权力上极为强势，大搞“家长制”“一言堂”，同级监督形同虚设。例如，对于陈鹏在安徽省联社工作期间所涉问题，省联社纪委监督缺位，既没有咬耳扯袖、红脸出汗，也没有向上级纪委及时反映报告相关情况。多年来该社对审计、巡察发现的违规违纪问题多以内部处理为主，移送司法部门追究刑责的少之又少。
同样，对县农商行的监管也存在监督制约缺失、压力传导不到位等问题。据安徽省纪委监委办案人员钱硕分析，银保监部门虽有监管权但不是主管部门；市县党委政府没有具体管理职能，国有资本在农商行股本中的占比明显偏低，部分农商行甚至没有国有资本；省联社对县农商行的监管因为种种原因也较为薄弱。
农信系统腐败案高发，还与一些单位管理混乱有关。有的地方存在员工纪法观念淡薄、违规操作普遍、重要岗位轮岗制度缺位、风险隐患排查不到位、印证管理失控、未严格执行审计内控制度等问题，这给一些别有用心者提供了伺机作案的机会。在呼和浩特市和林县农信社，员工王某某在任樊家夭、大红城信用社主任期间，利用其职务之便，冒用他人身份证，以化整为零方式给自己违法放贷74笔共计204万元，并将贷款挥霍一空。安徽颍东农商行董事长、副行长、监事长合谋“协作”，左手“戴面具”借贷，右手“开后门”放款，在自家银行的募股过程中动手脚大肆敛财。
坚持查办案件与防范风险并重，做好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等工作，保障促进农信系统健康发展
腐败案件高发频发，严重损害农信系统政治生态，影响全系统改革发展质量。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按照“三不”一体推进的思路，坚持从查清事实、追赃挽损、防控风险、弥补漏洞、重塑生态等方面同步发力，既维护了农信系统队伍的纯洁性，维护了纪法的严肃性，也有助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体现了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针对同级监督失灵，“一把手”权力失控问题，一些地方抓深抓实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将监督的“探头”校准拨亮。安徽、云南等地撤销省农信社纪委，改由省纪委监委向省农信社派驻纪检监察组。派驻改革后，驻省联社纪检监察组受省纪委监委直接领导，从原来的“同级监督”转变为“上级监督”，有效解决了原省联社内设纪委权威性不足、独立性不强的问题；由原省联社纪委向省联社党委汇报工作，转变为驻省联社纪检监察组与党委定期会商、重要情况通报，省联社党委更加重视驻省联社纪检监察组提出的意见建议。
针对一些领导干部“违规用人”、违规干预农商行工作等突出问题推动整改。安徽省联社聚焦“三重一大”、选人用人、信贷投放、财务管理等重点领域制定48项负面清单，及时修订员工招聘、交流轮岗等关键制度，并从匡正选人用人风气入手开展专项整治，2020年累计调整农商行“一把手”25人，推动纪委书记异地交流任职16人，1名农商行董事长和1名行长因缺乏责任担当被免职。

2021年7月26日，安徽省党风廉政教育馆正式对外开放，接受单位预约。（图片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针对省联社“一把手”腐败背后暴露的制度漏洞，业界人士认为，要逐步深化省联社体制机制改革。2020年5月，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发文称将推出11条金融改革措施，其中就包括制定《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实施意见》。几乎同时，中国银保监会制定出台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实施意见》，并部署开展相关改革试点。今年1月，2021年中国银保监会工作会议提出“有序推进省联社改革试点”。
对于省联社改革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今年3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改革要从实际出发，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办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要按照所有制结构，把党的关系搞清楚，党的管理和党的领导要加强，同时要进行清产核资，处置一些不良资产，还要追回欠款。
“省联社的‘管理’权责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这种管理体制在农商行纷纷改制到位、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完成、商业银行经营模式转型的当下，到了该彻底改革的时候了。”莫开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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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鸢回头》读书笔记2
不妨站在今天人类的立场，想象一下我们与两千五百年后人类的关系。我们大约会在两种担忧之间徘徊。第一种担忧，是彼时的人类几乎忘记了我们，尽管他们仍然是我们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直系后代（但愿如此，然而谁能保证不出现其他情况呢？而且这需要进化论在那时仍然有效），但在社会意义上，文化或哲学上，甚至在科学史中，他们对我们的光荣成就弃若敝屣。我们日常念诵的伟大名字，“如泪水消失在雨水中”，只有最显赫的几个，尚保存在历史教材中，却只是在几本最为厚重、只有学者才会光顾的历史书中；我们的连绵战争以及伴随的血汗和歌谣，给缩写为书中的一页，我们引以为豪的科技成就，被形容为粗糙的工具；我们自以为相当成熟的世界观，哲学或物理学的，挤入历史书的首章首节，给漫不经心地贴上“原始”标签；还令我们伤心的，是他们明明继承着我们的经验，却对我们辛辛苦苦总结及传递的生活制度，我们视如瑰宝的格言，我们的教训、禁忌和伦理，以及把一切融合起来的风俗，或者一无所知，或者满不在乎，或者当作猎奇的对象，只留在追求奇异风格的酒吧的墙饰上（假设酒吧这一伟大事物会流传到那个时候）。
第二种担忧与此相反。哪一种未来更可怕，是前面形容的，还是另一种对我们来说亲切然而绝望的景象？设想两千五百年之后的人，在拥有我们无法想象的先进技术的同时，仍然保留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愚蠢和偏见；仍然歧视或仇恨与己不同的人；仍然用火把和石头对付让他们恐惧的先知；仍然同我们一样绞尽脑汁，把珍贵的智力用于如何在队列中占些便宜；仍然头脑薄弱而意志坚决，无视明明可以依赖的知识与教训。这不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我们之前，世界上曾有许多区域，两千年里没有发生什么实际的进步。我们甚至不知道，停滞与进步，哪一种更是人类的常态。
假设我们知道今天某个人的著作，某些规定性的解释，在一千年或两千五百年后，仍被奉为金科玉律，我们是应该欢喜还是应该悲哀？这是个不易回答的问题，因为人类的社会生活，确实有一些是难以（如果不是永不）变化的，那么，在这些方面的经验，将长期有效。不过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方面的智慧，并不是人类智慧中最精华的部分，实际上，任何时代的人都能够独立地产生这样一批经验，在这些地方，我们之所以使用古典的格言，主要的原因不是我们必须经由前人的教导，而是我们乐于采用现成的表述。
自汉代以降的两千年里，中国社会的演化异常缓慢，如果不是佛教的传人，作为读者，我们大概更难感受到明显的精神变迁。孔子的时代问题，便一直给确定为一件不存在的事情，他的形象，超越时代，像每个人的邻家老人。
然而他不是。他生活在两千五百年前，活动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登过的最高的山是泰山，欣赏过的最美音乐是名为“韶”的宫廷乐舞，喜欢精致的食物，讨厌粗野的人。他是一个智者、有德行的人、搜集书籍的人、长寿的人。他是时代的教师、君主的宾客，由于不谙权术，没有成为他想成为的政治家。他关心的中心问题也是春秋时代很多人的共同理想，即建成一种很少纷争、秩序井然的合理社会。他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目标，用伦理语言予以形容，至于如何实现，他也想不出办法（复古主义本身就证明着没有办法）；所以《论语》的精华不是政治，而是合理的个人生活、德行的个人实践，如何与世风对抗又不陷入激烈危险的情绪。
儒家在战国至汉初的胜利，不在于他们在辩论中处于上风（可以参考好辩的孟子对竞争者的批判，那大多是浅薄的），不在于他们的政治理论更深刻完善（特别是相比法家而言），而在于他们比其他派别更广博、包容，善于改造他人的理论，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人多。孔子无意中建立了最大的门派，在政治上，这一派别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清晰的面目和明显的参与。但继承着孔子的风格。也由于他们的出身，他们几乎垄断了对既有的礼乐制度的解释（而另一些激进的派别不屑于此），民间的图书，也大半在他们手中；君主转过头去时，战国的儒者转而向失意的同行传播自己的声音，蛰伏在战火中，等待机会。当天下厌倦了纷争，君主寻求一种有威严的平静时，他们的保守特征便闪闪发光了。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儒家需要孔子来充当精神上的王，没有这样一位教主，儒家不过是图书馆员和保守派官吏的混合体，很难在王朝的频繁更替中维持自己。两千年来，国灭了又兴，人生了又死，唯孔子不朽。孔子的政治目标是乌托邦式的，甚至可以说是非政治的，至于途径，他并没有给出可能会令后世的尊奉者为难的具体建议，作为日常语录的《论语》，因为语境往往不明，更是易于引用，易于解释。这些都使孔子成为友好的工具，孔子的地位高，大家都欢喜。
做一个可怕的假设。假设《论语》这本书，在下个星期的什么时候突然消失了，我们会怎么样？我的猜想是，几无感觉。原因之一，是《论语》已经渗入我们的文化，特别是语言，它的影响早巳不依赖独立的文本；原因之二，是《论语》与现代生活的距离是遥远的，有时我们觉得《论语》中的命题和论断常读常新，如在谈论我们眼前的事，那不过是因为人类生活状态的延续造成了《论语》的这种适用特征，这并不是它的精彩之处，反倒是里面一些平淡无奇的部分。在人类永远不可能解决也不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如对人要不要和气，和气到什么程度），《论语》有一些很好的处理建议，但对一些人类必须解决以获得进步的问题，遥远的孔子没有回答的责任。
我绝不相信一个黄口小儿会打心眼里喜欢哇啦哇啦背诵他所不理解的东西，不然，世上怎么会有糖果与戒尺？
初中生正当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年岁，他的兴趣像藤蔓一样四处爬伸，有时缠绕住一种事物，有时一触便离开。他品尝各种滋味，形成自己的口味；他观看他人的表达，以鼓励或压制自己的情感；他模仿所有，来找成人世界的人口。他像一个贪婪、急切而且不择手段的程序员，四处拷贝别人的代码，以凑成自己的世界版本，而他的个性，正等待发生。有些书令他发展自己的见解或情感，却往往羞于发布，除非是积攒至盛，才被我们视为轻狂的表达；有些书，他想那既然对成人是重要的，想必有大道理在里面，或者有些用处一其实他本来并无兴趣，而在这类勉强的阅读中，谁也无法判断，他收获的是什么，他的接受与抵抗到底是什么比例。
向未成年人推荐读物，本身就是冒险。我们采取哪种方式呢？我们固然可以用保守的姿态，将各种书本不加分别地摊在他面前，有点像抓周，任他采撷，但这样做，未免拋弃了我们的责任。有人反对干涉，我不知道这样的人，一旦为人父母，看到孩子被色彩鲜艳的封面吸引，或者把手伸向他明知其为不像一读的书，会不会暗中着急，会不会另动心思，将他认为有价值的读物，摆在更显著的位置，或使用其他一些伎俩。如果父母把书买到家里，那时已经按自己的喜好过滤一遍；如果带孩子到书店，会不会用价格、版本等理由拒绝孩子的索要呢？在我看来，父母依据自己口味以及对孩子的期望为其选择读物，这本身毫无过错，理由之一是在我们所议论的年龄上，孩子并不会全盘接受父母的塑造，家庭不是监狱，学校和街道也不是。如果因为处处存在的强迫与诱导，有人将所有成长环境比喻为监狱，那也无妨，因为这样的监狱有无数种，其间的歧异足以让少年人拥有发展的自由。如果将来孩子没有成为我们所期望的人，我们用不着为当年诱使他阅读过某一本书而后悔，因为没有一本书有那样的能力，使人不再有自我纠正的机会。我们所要小心的，不是引导孩子的资格，而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或之前，考察一下自己的口味，特别是考察一下自己的口味是否在中年之后变得狭窄了。
我们或许采取激进的办法，毫不掩饰地劝诱甚至强迫孩子读某些书，特别是那些我们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即使怀着厌恨之心，阅读后也将受益的书。这样做时，我们指望有朝一日，孩子会感谢我们，或者即或不然，他也被影响了，按照我们期待的方式。
多数人走中间路线，免于过度控制的风险，也承当应有之责。然而，在这种方针下，为孩子购买、推荐著作，不但没有省心，反而更费思量。前两种家长，或者以丰富的名义，随意买一批书即可，或者只考虑自己的意愿，干脆从书架上选出自己喜爱的书，搬到孩子的卧室。而既不愿把孩子的成长交付靠不住的运气，也不想限制他的内心发展的父母，难免对有些书犹豫起来。
幸运的是，不是所有的书都需要再三掂量。多数读物，本身的性质并没有在流传的过程中给埋没、扭曲；或者，一些书自身足够强壮，如同有自我清洗的功能，里面的故事或道理，足以克服简介或序言所代表的先人之见，洗掉一代代读者或研究家设下的装饰。即便（或尤其）对少年来说，丰富生动的细节和显豁晓畅的论述，因其朴素而拥有吸引力，作为父母，正可放心地将书推荐给孩子，而且，这样的书是很多的。
不妨站在今天人类的立场，想象一下我们与两千五百年后人类的关系。我们大约会在两种担忧之间徘徊。第一种担忧，是彼时的人类几乎忘记了我们，尽管他们仍然是我们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直系后代（但愿如此，然而谁能保证不出现其他情况呢？而且这需要进化论在那时仍然有效），但在社会意义上，文化或哲学上，甚至在科学史中，他们对我们的光荣成就弃若敝屣。我们日常念诵的伟大名字，“如泪水消失在雨水中”，只有最显赫的几个，尚保存在历史教材中，却只是在几本最为厚重、只有学者才会光顾的历史书中；我们的连绵战争以及伴随的血汗和歌谣，给缩写为书中的一页，我们引以为豪的科技成就，被形容为粗糙的工具；我们自以为相当成熟的世界观，哲学或物理学的，挤入历史书的首章首节，给漫不经心地贴上“原始”标签；还令我们伤心的，是他们明明继承着我们的经验，却对我们辛辛苦苦总结及传递的生活制度，我们视如瑰宝的格言，我们的教训、禁忌和伦理，以及把一切融合起来的风俗，或者一无所知，或者满不在乎，或者当作猎奇的对象，只留在追求奇异风格的酒吧的墙饰上（假设酒吧这一伟大事物会流传到那个时候）。
第二种担忧与此相反。哪一种未来更可怕，是前面形容的，还是另一种对我们来说亲切然而绝望的景象？设想两千五百年之后的人，在拥有我们无法想象的先进技术的同时，仍然保留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愚蠢和偏见；仍然歧视或仇恨与己不同的人；仍然用火把和石头对付让他们恐惧的先知；仍然同我们一样绞尽脑汁，把珍贵的智力用于如何在队列中占些便宜；仍然头脑薄弱而意志坚决，无视明明可以依赖的知识与教训。这不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我们之前，世界上曾有许多区域，两千年里没有发生什么实际的进步。我们甚至不知道，停滞与进步，哪一种更是人类的常态。
假设我们知道今天某个人的著作，某些规定性的解释，在一千年或两千五百年后，仍被奉为金科玉律，我们是应该欢喜还是应该悲哀？这是个不易回答的问题，因为人类的社会生活，确实有一些是难以（如果不是永不）变化的，那么，在这些方面的经验，将长期有效。不过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方面的智慧，并不是人类智慧中最精华的部分，实际上，任何时代的人都能够独立地产生这样一批经验，在这些地方，我们之所以使用古典的格言，主要的原因不是我们必须经由前人的教导，而是我们乐于采用现成的表述。
自汉代以降的两千年里，中国社会的演化异常缓慢，如果不是佛教的传人，作为读者，我们大概更难感受到明显的精神变迁。孔子的时代问题，便一直给确定为一件不存在的事情，他的形象，超越时代，像每个人的邻家老人。
然而他不是。他生活在两千五百年前，活动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登过的最高的山是泰山，欣赏过的最美音乐是名为“韶”的宫廷乐舞，喜欢精致的食物，讨厌粗野的人。他是一个智者、有德行的人、搜集书籍的人、长寿的人。他是时代的教师、君主的宾客，由于不谙权术，没有成为他想成为的政治家。他关心的中心问题也是春秋时代很多人的共同理想，即建成一种很少纷争、秩序井然的合理社会。他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目标，用伦理语言予以形容，至于如何实现，他也想不出办法（复古主义本身就证明着没有办法）；所以《论语》的精华不是政治，而是合理的个人生活、德行的个人实践，如何与世风对抗又不陷入激烈危险的情绪。
儒家在战国至汉初的胜利，不在于他们在辩论中处于上风（可以参考好辩的孟子对竞争者的批判，那大多是浅薄的），不在于他们的政治理论更深刻完善（特别是相比法家而言），而在于他们比其他派别更广博、包容，善于改造他人的理论，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人多。孔子无意中建立了最大的门派，在政治上，这一派别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清晰的面目和明显的参与。但继承着孔子的风格。也由于他们的出身，他们几乎垄断了对既有的礼乐制度的解释（而另一些激进的派别不屑于此），民间的图书，也大半在他们手中；君主转过头去时，战国的儒者转而向失意的同行传播自己的声音，蛰伏在战火中，等待机会。当天下厌倦了纷争，君主寻求一种有威严的平静时，他们的保守特征便闪闪发光了。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儒家需要孔子来充当精神上的王，没有这样一位教主，儒家不过是图书馆员和保守派官吏的混合体，很难在王朝的频繁更替中维持自己。两千年来，国灭了又兴，人生了又死，唯孔子不朽。孔子的政治目标是乌托邦式的，甚至可以说是非政治的，至于途径，他并没有给出可能会令后世的尊奉者为难的具体建议，作为日常语录的《论语》，因为语境往往不明，更是易于引用，易于解释。这些都使孔子成为友好的工具，孔子的地位高，大家都欢喜。
做一个可怕的假设。假设《论语》这本书，在下个星期的什么时候突然消失了，我们会怎么样？我的猜想是，几无感觉。原因之一，是《论语》已经渗入我们的文化，特别是语言，它的影响早巳不依赖独立的文本；原因之二，是《论语》与现代生活的距离是遥远的，有时我们觉得《论语》中的命题和论断常读常新，如在谈论我们眼前的事，那不过是因为人类生活状态的延续造成了《论语》的这种适用特征，这并不是它的精彩之处，反倒是里面一些平淡无奇的部分。在人类永远不可能解决也不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如对人要不要和气，和气到什么程度），《论语》有一些很好的处理建议，但对一些人类必须解决以获得进步的问题，遥远的孔子没有回答的责任。
我绝不相信一个黄口小儿会打心眼里喜欢哇啦哇啦背诵他所不理解的东西，不然，世上怎么会有糖果与戒尺？
初中生正当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年岁，他的兴趣像藤蔓一样四处爬伸，有时缠绕住一种事物，有时一触便离开。他品尝各种滋味，形成自己的口味；他观看他人的表达，以鼓励或压制自己的情感；他模仿所有，来找成人世界的人口。他像一个贪婪、急切而且不择手段的程序员，四处拷贝别人的代码，以凑成自己的世界版本，而他的个性，正等待发生。有些书令他发展自己的见解或情感，却往往羞于发布，除非是积攒至盛，才被我们视为轻狂的表达；有些书，他想那既然对成人是重要的，想必有大道理在里面，或者有些用处一其实他本来并无兴趣，而在这类勉强的阅读中，谁也无法判断，他收获的是什么，他的接受与抵抗到底是什么比例。
向未成年人推荐读物，本身就是冒险。我们采取哪种方式呢？我们固然可以用保守的姿态，将各种书本不加分别地摊在他面前，有点像抓周，任他采撷，但这样做，未免拋弃了我们的责任。有人反对干涉，我不知道这样的人，一旦为人父母，看到孩子被色彩鲜艳的封面吸引，或者把手伸向他明知其为不像一读的书，会不会暗中着急，会不会另动心思，将他认为有价值的读物，摆在更显著的位置，或使用其他一些伎俩。如果父母把书买到家里，那时已经按自己的喜好过滤一遍；如果带孩子到书店，会不会用价格、版本等理由拒绝孩子的索要呢？在我看来，父母依据自己口味以及对孩子的期望为其选择读物，这本身毫无过错，理由之一是在我们所议论的年龄上，孩子并不会全盘接受父母的塑造，家庭不是监狱，学校和街道也不是。如果因为处处存在的强迫与诱导，有人将所有成长环境比喻为监狱，那也无妨，因为这样的监狱有无数种，其间的歧异足以让少年人拥有发展的自由。如果将来孩子没有成为我们所期望的人，我们用不着为当年诱使他阅读过某一本书而后悔，因为没有一本书有那样的能力，使人不再有自我纠正的机会。我们所要小心的，不是引导孩子的资格，而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或之前，考察一下自己的口味，特别是考察一下自己的口味是否在中年之后变得狭窄了。
我们或许采取激进的办法，毫不掩饰地劝诱甚至强迫孩子读某些书，特别是那些我们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即使怀着厌恨之心，阅读后也将受益的书。这样做时，我们指望有朝一日，孩子会感谢我们，或者即或不然，他也被影响了，按照我们期待的方式。
多数人走中间路线，免于过度控制的风险，也承当应有之责。然而，在这种方针下，为孩子购买、推荐著作，不但没有省心，反而更费思量。前两种家长，或者以丰富的名义，随意买一批书即可，或者只考虑自己的意愿，干脆从书架上选出自己喜爱的书，搬到孩子的卧室。而既不愿把孩子的成长交付靠不住的运气，也不想限制他的内心发展的父母，难免对有些书犹豫起来。
幸运的是，不是所有的书都需要再三掂量。多数读物，本身的性质并没有在流传的过程中给埋没、扭曲；或者，一些书自身足够强壮，如同有自我清洗的功能，里面的故事或道理，足以克服简介或序言所代表的先人之见，洗掉一代代读者或研究家设下的装饰。即便（或尤其）对少年来说，丰富生动的细节和显豁晓畅的论述，因其朴素而拥有吸引力，作为父母，正可放心地将书推荐给孩子，而且，这样的书是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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