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津彩行大运 | “天津南大门”唐官屯，抢跑赛道大热门】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因水而生，京杭大运河使天津成为南粮北运的水陆码头。大运河静海段自运河入津第一闸——九宣闸开始，在静海境内流经6个乡镇，110余个村庄，境内河道全长48公里。千百年来，运河哺育了两岸人民，繁荣了航运经济。
日前，津云新媒体“津彩行大运”大型主题报道的首站——“沿着运河看静海”在静海启动。津云新媒体将通过丰富的报道形式，反映大运河的人文底蕴和历史变迁，展示天津在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道路上的亮点和成就。首站之后，我们还将陆续深入大运河天津段的西青、武清等区域，探索更多运河文化和乡村振兴背后的故事。
自静海区流入天津的南运河，既是海河水系支流，又是京杭大运河的一段。南运河右岸至今矗立着天津现存最早的水闸——九宣闸。水闸所在的这片土地上，京杭大运河南北横贯全境，马厂减河纵穿东西，两河在此交汇。这里，就是有“天津南大门”之称的唐官屯镇。
运河曾为唐官屯带来水陆枢纽的地位——清末，随着马厂减河开挖，津蒲铁路修建，南运河、“南七北六十三省御道”南北贯通，唐官屯地位凸显，逐渐成为津静地区交通、商业重镇。而今，独特的区位优势仍然让唐官屯活跃在京津冀大地上，在天津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天津市西南方向的津沧高速公路上，运送各色货物的卡车昼夜络绎不绝，它们如同流动的血液，为京津冀乃至全国经济发展运送养料。
津沧高速穿过“天津南大门”唐官屯镇，从这里再往南走，就到了河北省范围。在唐官屯镇，高速公路收费站前的货车尤为密集，不时排起长队，一幅忙碌景象。
仿佛在为这些货车的繁忙写下注脚一般，不远处的唐官屯镇上，一眼望去就可以看见主干道两侧布满“天津市现代建筑产业园”“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等招牌，这些响亮招牌所反映的，是唐官屯镇贯彻落实天津市委市政府、静海区委区政府对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走上的一条因地制宜的发展之路。
沿着唐官屯镇唐王路一直走，映入眼帘的是唐官屯加工物流园区鳞次栉比的大小工厂。占地近500亩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装配式建筑生产基地坐落于此，厂房里，工人在流水线上忙碌不停；室外，业已生产好的预购件正排列成山，等待着拉上货车，运往各地。
图片
工人们正在厂房忙碌工作
这样充满现代化工业气息的景象，彰显着“天津南大门”的蓬勃精气神，也映射着数百年来唐官屯人民对富足生活的盼望，一切仿佛顺理成章。然而，如果和本地老人闲话家常，他一定会道出唐官屯今昔发展的强烈对比。
新中国成立前，唐官屯这片运河水较早孕育的地区虽然享有水陆枢纽的交通地位，但整体上却是贫穷、多灾，老百姓常常肚饿肠饥。唐官屯镇的老话讲“春季白茫茫，秋季水汪汪，春种秋不收，糠菜半年粮”，正是真实写照。
原来，虽然唐官屯地区位于“九河下梢”，但由于地势低洼、土质盐碱等原因，“洪、涝、旱、碱”曾长期为患，加上农业生产水平落后，数百年来，这里的粮食亩产一直维持在几十斤至百十斤之间，人民生活难得温饱。
新中国成立后，唐官屯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1958年后，唐官屯人民掀起兴修水利、改造盐碱地的高潮，加上科学种田和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唐官屯的农业生产开始稳步发展。
工业方面的基础同样不容乐观，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唐官屯小型的手工业作坊屈指可数，更遑论大型的工业厂站。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唐官屯各色企业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虽然农业、工业起步基础均较薄弱，但令唐官屯人民始终为之自豪的，是历史上这里作为津静地区水路枢纽集镇的交通条件。某种程度上，这是大运河给予唐官屯镇的馈赠。民国时期，逢农历四、九的唐官屯集日，涉及的地区遍布黄骅、青县、文安、大城等地，一时间，唐官屯成为冀中地区较大的物资集散地。
静海老话说“静海镇出笔杆子，独流镇出枪杆子，唐官屯镇出称杆子”，这话道出了唐官屯镇交通优势带来的商业繁华，也昭示着唐官屯在新时代发展工商业的巨大潜力。如何用好这样的得天独厚的契机，成了决定唐官屯人民能否奔向小康的关键所在。
要取得经济持续发展，首先要选对发展方向。“十四五”开启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正迎来发展新阶段，天津市委市政府也对高质量发展提出了要求。大至省市、小至县镇，能否选好具有特色、因地制宜的“好赛道”，往往是决定一个地区未来成败的关键。
高质量发展的“好赛道”究竟在哪里？答案其实并不难找。《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下文简称“《纲要》”）已经为未来天津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
《纲要》指出，就“推动绿色发展，加快建设美丽天津”这项目标，要“加快发展绿色建筑、零碳小屋，推进装配式建筑全产业链发展，大力推广预制装配整体式建筑模式和绿色农房建设技术。”这是天津市委市政府对发展装配式建筑提出的要求。
《纲要》宛如一声信号枪，发令枪响，百舸争流。其实，在装配式建筑这条赛道上，静海区、唐官屯镇已是抢先布局、占得先机——唐官屯加工物流园区的建设与发展，唐官屯将装配式作为主导产业的落子布局，正越来越显著地为当地经济激发动能。
静海区唐官屯镇党委副书记翟炳欢介绍了唐官屯镇发展装配式建筑产业的历程。“唐官屯加工物流园区是2009年全市批准的天津市市级示范工业园区之一，2018年，区委区政府大力推动唐官屯镇发展装配式建筑产业。随着这几年的发展，已有七家生产装配式建筑的企业落户唐官屯镇，其中五家已经投产。”翟炳欢表示，装配式建筑企业的入驻，正为唐官屯镇带来强大的活力，“目前，这几家装配式建筑企业能够为整个唐官屯加工物流园区创造约50%的产值和税收，并且预计带来3000-5000个就业岗位。”
翟炳欢介绍道，2020年9月，以唐官屯加工物流园区为主体的天津市现代建筑产业园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批准为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上升为国家级层面园区，“这充分契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推进绿色发展，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的要求。”
企业入驻是个双向选择的过程，最终是否落户，则还要看企业对当地区位条件和未来前景的判断。对此，唐官屯镇有理由充满信心。
在工业生产和运输中，“经济运距”是一个重要概念，指某种运输方式所能发挥最佳经济效益的运输距离。对于公路运输、火车运输为主的装配式建筑行业来说，这个距离大约在200公里以内。
“我们唐官屯距离天津市区50公里、天津港80公里、沧州市48公里、北京市138公里，从公路运输的角度来说，在京津冀地区几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之间取得了较好的平衡。同时，唐官屯也有很好的公铁联运条件。这些对装配式建筑的运输和市场开拓都是有利的，也是企业落户唐官屯镇看重的要素。”翟炳欢介绍道。
两年多以来，按照天津市委市政府、静海区委区政府的部署，唐官屯镇选择装配式建筑这条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俨然已初具成效。
“从目前来看，两年多以来陆续落户、建设、投产的装配式建筑企业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集群效应。很多其他企业看到了唐官屯优越的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以及我们对企业提供的妥善服务后，也在和我们洽谈入驻事宜。”翟炳欢说道，“应该说，选择这条‘赛道’后，不仅为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创造良好机遇，也有助于加快唐官屯镇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助力区域建筑产业发展水平和效益提升，让我们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
装配式建筑在建筑产业中的比重日益增加，证明了唐官屯镇选择它作为发展的“主赛道”确是占得先机。而回过头来看时，人们不禁要问，为何装配式建筑在建筑行业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有哪些优点，又蕴含着哪些发展趋势？
对此，唐官屯加工物流园区内规模最大、同时也是最早投产的装配式建筑生产企业——中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建筑装配科技有限公司给出了答案。
中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建筑装配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洋介绍道：“所谓装配式建筑，是与现浇整体式建筑相对的概念，即在工厂里生产预制构件，然后运到工地上组装拼接，因此与直接在工地上浇筑施工有显著不同。
刘洋表示，装配式建筑的相关技术早已有之，目前在国内正处于持续推广阶段。与工地现场浇筑施工相比，装配式建筑在环保、安全、工期、建筑质量等方面均有长足优势。
“首先是环保优势，相比于闹市区施工现场常见的扬尘，工厂制作预制构件时有专门的过滤、除尘设备，将户外污染降到最小，与敞开式现场引电引水相比，工厂能做到更加节能；其次是安全性，相比于现场施工频繁出现交叉作业的复杂情况，工厂的施工条件更简单，也更安全；三是工期的缩短，相比于受天气影响不得不暂停施工的户外作业，装配式建筑的工厂里最冷时也能保持在10摄氏度以上，也因此保证了一年四季均能运转；四是作业经验更统一，相比于现场施工中人员对工艺掌握可能略有不同，工厂内的装配式建筑能够更加标准化，质量更好把控，生产出的产品一旦出现问题，也更易追责。”刘洋介绍道。
据了解，正因上述诸多原因，我国有关部门自2014年起便出台了多项政策来推广装配式建筑。“目前，大城市都在推广装配式建筑，以北京为例，约占50%-60%面积的新建项目都采用了装配式建筑。也因此，我们对装配式建筑在我国未来发展的前景抱有信心，也有信心在唐官屯镇将项目做大做强。”刘洋说道。
目前，中铁建大桥局装配式项目占地474亩，总投资10亿元，是国内最先进、规模最大的装配式混凝土生产基地之一，全部建成后，年预制构件产能40万立方米，模具加工产能3000吨。
中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建筑装配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质量部部长田有利告诉记者，虽然装配式建筑的主要技术已相对成熟，但针对不同的生产需求，需要随时向更高标准的技术发起攻坚。有时，这个研发的过程还要长于实际生产所需的时间。
“以我们公司最近承建的柬埔寨国家体育馆正门口的雕塑造型为例，要求做到弧形的混凝土结构表面不能出现色差、气孔和磕碰，还要考虑长距离运输后的拼装问题。各项要求对材料的均匀性、强度、纹理等都有很高的要求，企业的技术能力正蕴含其中。”田有利介绍道，“在全国范围来看，我们是极少数有能力制作这批构件的企业。即便如此，我们也做了反复的试验，经过3个月的研发和1个月左右的制作，最终才完成了这批构件。”
“在住宅、商业楼宇、市政建设等方面，装配式建筑都有着很广阔的应用前景。”田有利说道。
落户唐官屯镇后，工人们逐渐融入了这里的生活。中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建筑装配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质量部部员王文彬告诉记者，每逢假期，工人们会到唐官屯或者静海市区休闲放松，平日里公司也会组织趣味运动会、休闲小游戏、中秋节自制月饼等活动。
今年40岁的吴修安是中铁建大桥局装配式建筑生产基地的一名一线工人，负责车间板材的分类、码放、装车等发货工序。近六七年时间里，他一直从事装配式建筑的生产，不过在更早之前，他也经历过各色工程现场的风餐露宿，还曾在国外参与过建设项目。
“几年前我在蒙古国参与一个桥梁建设项目，建设地点在一个峡谷中，各项施工基本都是野外作业。我们住在自建的蒙古包里，日常饮食中蔬菜采购也比较困难。”老吴回忆道，“开工时，时常能遇到巨大的风沙，还遭遇过把脚手架冲坏的洪水。那里冬天冷得早，最冷时有零下20摄氏度左右。受这些条件限制，每年只有7-8个月能够开工，工程也往往延期。”
老吴表示，就他的亲身体验而言，生产装配式建筑的基地比传统工程现场有了很大改善，“装配式建筑大多生产环节都在室内厂房里，基本不受天气影响，不像以前那样有时受冻，有时遇上突发情况。现在，工人每天有固定8小时左右的上班时间，每月有2-3天的休息日，一年四季均有订单，也就有了稳定的工作量和收入。”
对工人来说，装配式建筑的生产经营模式不仅是工作环境的改善，也意味着更稳定的工作状态。这让在老家江苏徐州已有三个孩子的老吴感受到了稳定的工作节奏带来的快乐，“基地的生活区配备了空调、热水和食堂，日常生活完全没问题。休息日时，我会到唐官屯镇的一些河流附近钓鱼，或者和朋友一起到静海城区逛街、唱歌。按月发放的工资，也更有利于做家庭支出的规划。对一线工人来说，这些都带来了真真切切的安心感。”
https://t.cn/A6Mjoi1D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因水而生，京杭大运河使天津成为南粮北运的水陆码头。大运河静海段自运河入津第一闸——九宣闸开始，在静海境内流经6个乡镇，110余个村庄，境内河道全长48公里。千百年来，运河哺育了两岸人民，繁荣了航运经济。
日前，津云新媒体“津彩行大运”大型主题报道的首站——“沿着运河看静海”在静海启动。津云新媒体将通过丰富的报道形式，反映大运河的人文底蕴和历史变迁，展示天津在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道路上的亮点和成就。首站之后，我们还将陆续深入大运河天津段的西青、武清等区域，探索更多运河文化和乡村振兴背后的故事。
自静海区流入天津的南运河，既是海河水系支流，又是京杭大运河的一段。南运河右岸至今矗立着天津现存最早的水闸——九宣闸。水闸所在的这片土地上，京杭大运河南北横贯全境，马厂减河纵穿东西，两河在此交汇。这里，就是有“天津南大门”之称的唐官屯镇。
运河曾为唐官屯带来水陆枢纽的地位——清末，随着马厂减河开挖，津蒲铁路修建，南运河、“南七北六十三省御道”南北贯通，唐官屯地位凸显，逐渐成为津静地区交通、商业重镇。而今，独特的区位优势仍然让唐官屯活跃在京津冀大地上，在天津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天津市西南方向的津沧高速公路上，运送各色货物的卡车昼夜络绎不绝，它们如同流动的血液，为京津冀乃至全国经济发展运送养料。
津沧高速穿过“天津南大门”唐官屯镇，从这里再往南走，就到了河北省范围。在唐官屯镇，高速公路收费站前的货车尤为密集，不时排起长队，一幅忙碌景象。
仿佛在为这些货车的繁忙写下注脚一般，不远处的唐官屯镇上，一眼望去就可以看见主干道两侧布满“天津市现代建筑产业园”“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等招牌，这些响亮招牌所反映的，是唐官屯镇贯彻落实天津市委市政府、静海区委区政府对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走上的一条因地制宜的发展之路。
沿着唐官屯镇唐王路一直走，映入眼帘的是唐官屯加工物流园区鳞次栉比的大小工厂。占地近500亩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装配式建筑生产基地坐落于此，厂房里，工人在流水线上忙碌不停；室外，业已生产好的预购件正排列成山，等待着拉上货车，运往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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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正在厂房忙碌工作
这样充满现代化工业气息的景象，彰显着“天津南大门”的蓬勃精气神，也映射着数百年来唐官屯人民对富足生活的盼望，一切仿佛顺理成章。然而，如果和本地老人闲话家常，他一定会道出唐官屯今昔发展的强烈对比。
新中国成立前，唐官屯这片运河水较早孕育的地区虽然享有水陆枢纽的交通地位，但整体上却是贫穷、多灾，老百姓常常肚饿肠饥。唐官屯镇的老话讲“春季白茫茫，秋季水汪汪，春种秋不收，糠菜半年粮”，正是真实写照。
原来，虽然唐官屯地区位于“九河下梢”，但由于地势低洼、土质盐碱等原因，“洪、涝、旱、碱”曾长期为患，加上农业生产水平落后，数百年来，这里的粮食亩产一直维持在几十斤至百十斤之间，人民生活难得温饱。
新中国成立后，唐官屯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1958年后，唐官屯人民掀起兴修水利、改造盐碱地的高潮，加上科学种田和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唐官屯的农业生产开始稳步发展。
工业方面的基础同样不容乐观，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唐官屯小型的手工业作坊屈指可数，更遑论大型的工业厂站。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唐官屯各色企业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虽然农业、工业起步基础均较薄弱，但令唐官屯人民始终为之自豪的，是历史上这里作为津静地区水路枢纽集镇的交通条件。某种程度上，这是大运河给予唐官屯镇的馈赠。民国时期，逢农历四、九的唐官屯集日，涉及的地区遍布黄骅、青县、文安、大城等地，一时间，唐官屯成为冀中地区较大的物资集散地。
静海老话说“静海镇出笔杆子，独流镇出枪杆子，唐官屯镇出称杆子”，这话道出了唐官屯镇交通优势带来的商业繁华，也昭示着唐官屯在新时代发展工商业的巨大潜力。如何用好这样的得天独厚的契机，成了决定唐官屯人民能否奔向小康的关键所在。
要取得经济持续发展，首先要选对发展方向。“十四五”开启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正迎来发展新阶段，天津市委市政府也对高质量发展提出了要求。大至省市、小至县镇，能否选好具有特色、因地制宜的“好赛道”，往往是决定一个地区未来成败的关键。
高质量发展的“好赛道”究竟在哪里？答案其实并不难找。《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下文简称“《纲要》”）已经为未来天津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
《纲要》指出，就“推动绿色发展，加快建设美丽天津”这项目标，要“加快发展绿色建筑、零碳小屋，推进装配式建筑全产业链发展，大力推广预制装配整体式建筑模式和绿色农房建设技术。”这是天津市委市政府对发展装配式建筑提出的要求。
《纲要》宛如一声信号枪，发令枪响，百舸争流。其实，在装配式建筑这条赛道上，静海区、唐官屯镇已是抢先布局、占得先机——唐官屯加工物流园区的建设与发展，唐官屯将装配式作为主导产业的落子布局，正越来越显著地为当地经济激发动能。
静海区唐官屯镇党委副书记翟炳欢介绍了唐官屯镇发展装配式建筑产业的历程。“唐官屯加工物流园区是2009年全市批准的天津市市级示范工业园区之一，2018年，区委区政府大力推动唐官屯镇发展装配式建筑产业。随着这几年的发展，已有七家生产装配式建筑的企业落户唐官屯镇，其中五家已经投产。”翟炳欢表示，装配式建筑企业的入驻，正为唐官屯镇带来强大的活力，“目前，这几家装配式建筑企业能够为整个唐官屯加工物流园区创造约50%的产值和税收，并且预计带来3000-5000个就业岗位。”
翟炳欢介绍道，2020年9月，以唐官屯加工物流园区为主体的天津市现代建筑产业园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批准为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上升为国家级层面园区，“这充分契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推进绿色发展，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的要求。”
企业入驻是个双向选择的过程，最终是否落户，则还要看企业对当地区位条件和未来前景的判断。对此，唐官屯镇有理由充满信心。
在工业生产和运输中，“经济运距”是一个重要概念，指某种运输方式所能发挥最佳经济效益的运输距离。对于公路运输、火车运输为主的装配式建筑行业来说，这个距离大约在200公里以内。
“我们唐官屯距离天津市区50公里、天津港80公里、沧州市48公里、北京市138公里，从公路运输的角度来说，在京津冀地区几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之间取得了较好的平衡。同时，唐官屯也有很好的公铁联运条件。这些对装配式建筑的运输和市场开拓都是有利的，也是企业落户唐官屯镇看重的要素。”翟炳欢介绍道。
两年多以来，按照天津市委市政府、静海区委区政府的部署，唐官屯镇选择装配式建筑这条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俨然已初具成效。
“从目前来看，两年多以来陆续落户、建设、投产的装配式建筑企业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集群效应。很多其他企业看到了唐官屯优越的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以及我们对企业提供的妥善服务后，也在和我们洽谈入驻事宜。”翟炳欢说道，“应该说，选择这条‘赛道’后，不仅为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创造良好机遇，也有助于加快唐官屯镇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助力区域建筑产业发展水平和效益提升，让我们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
装配式建筑在建筑产业中的比重日益增加，证明了唐官屯镇选择它作为发展的“主赛道”确是占得先机。而回过头来看时，人们不禁要问，为何装配式建筑在建筑行业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有哪些优点，又蕴含着哪些发展趋势？
对此，唐官屯加工物流园区内规模最大、同时也是最早投产的装配式建筑生产企业——中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建筑装配科技有限公司给出了答案。
中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建筑装配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洋介绍道：“所谓装配式建筑，是与现浇整体式建筑相对的概念，即在工厂里生产预制构件，然后运到工地上组装拼接，因此与直接在工地上浇筑施工有显著不同。
刘洋表示，装配式建筑的相关技术早已有之，目前在国内正处于持续推广阶段。与工地现场浇筑施工相比，装配式建筑在环保、安全、工期、建筑质量等方面均有长足优势。
“首先是环保优势，相比于闹市区施工现场常见的扬尘，工厂制作预制构件时有专门的过滤、除尘设备，将户外污染降到最小，与敞开式现场引电引水相比，工厂能做到更加节能；其次是安全性，相比于现场施工频繁出现交叉作业的复杂情况，工厂的施工条件更简单，也更安全；三是工期的缩短，相比于受天气影响不得不暂停施工的户外作业，装配式建筑的工厂里最冷时也能保持在10摄氏度以上，也因此保证了一年四季均能运转；四是作业经验更统一，相比于现场施工中人员对工艺掌握可能略有不同，工厂内的装配式建筑能够更加标准化，质量更好把控，生产出的产品一旦出现问题，也更易追责。”刘洋介绍道。
据了解，正因上述诸多原因，我国有关部门自2014年起便出台了多项政策来推广装配式建筑。“目前，大城市都在推广装配式建筑，以北京为例，约占50%-60%面积的新建项目都采用了装配式建筑。也因此，我们对装配式建筑在我国未来发展的前景抱有信心，也有信心在唐官屯镇将项目做大做强。”刘洋说道。
目前，中铁建大桥局装配式项目占地474亩，总投资10亿元，是国内最先进、规模最大的装配式混凝土生产基地之一，全部建成后，年预制构件产能40万立方米，模具加工产能3000吨。
中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建筑装配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质量部部长田有利告诉记者，虽然装配式建筑的主要技术已相对成熟，但针对不同的生产需求，需要随时向更高标准的技术发起攻坚。有时，这个研发的过程还要长于实际生产所需的时间。
“以我们公司最近承建的柬埔寨国家体育馆正门口的雕塑造型为例，要求做到弧形的混凝土结构表面不能出现色差、气孔和磕碰，还要考虑长距离运输后的拼装问题。各项要求对材料的均匀性、强度、纹理等都有很高的要求，企业的技术能力正蕴含其中。”田有利介绍道，“在全国范围来看，我们是极少数有能力制作这批构件的企业。即便如此，我们也做了反复的试验，经过3个月的研发和1个月左右的制作，最终才完成了这批构件。”
“在住宅、商业楼宇、市政建设等方面，装配式建筑都有着很广阔的应用前景。”田有利说道。
落户唐官屯镇后，工人们逐渐融入了这里的生活。中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建筑装配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质量部部员王文彬告诉记者，每逢假期，工人们会到唐官屯或者静海市区休闲放松，平日里公司也会组织趣味运动会、休闲小游戏、中秋节自制月饼等活动。
今年40岁的吴修安是中铁建大桥局装配式建筑生产基地的一名一线工人，负责车间板材的分类、码放、装车等发货工序。近六七年时间里，他一直从事装配式建筑的生产，不过在更早之前，他也经历过各色工程现场的风餐露宿，还曾在国外参与过建设项目。
“几年前我在蒙古国参与一个桥梁建设项目，建设地点在一个峡谷中，各项施工基本都是野外作业。我们住在自建的蒙古包里，日常饮食中蔬菜采购也比较困难。”老吴回忆道，“开工时，时常能遇到巨大的风沙，还遭遇过把脚手架冲坏的洪水。那里冬天冷得早，最冷时有零下20摄氏度左右。受这些条件限制，每年只有7-8个月能够开工，工程也往往延期。”
老吴表示，就他的亲身体验而言，生产装配式建筑的基地比传统工程现场有了很大改善，“装配式建筑大多生产环节都在室内厂房里，基本不受天气影响，不像以前那样有时受冻，有时遇上突发情况。现在，工人每天有固定8小时左右的上班时间，每月有2-3天的休息日，一年四季均有订单，也就有了稳定的工作量和收入。”
对工人来说，装配式建筑的生产经营模式不仅是工作环境的改善，也意味着更稳定的工作状态。这让在老家江苏徐州已有三个孩子的老吴感受到了稳定的工作节奏带来的快乐，“基地的生活区配备了空调、热水和食堂，日常生活完全没问题。休息日时，我会到唐官屯镇的一些河流附近钓鱼，或者和朋友一起到静海城区逛街、唱歌。按月发放的工资，也更有利于做家庭支出的规划。对一线工人来说，这些都带来了真真切切的安心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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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回国半年提交中国导弹奠基之作# 【钱学森：毕生为强国】1956年春天，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王淦昌等600多位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制定“十二年规划”大会。作为火箭技术专家，钱学森与王弼、沈元、任新民等合作，完成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议》，将喷气技术和火箭导弹事业纳入国家长远规划。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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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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