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回国半年提交中国导弹奠基之作# 【钱学森：毕生为强国】1956年春天，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王淦昌等600多位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制定“十二年规划”大会。作为火箭技术专家，钱学森与王弼、沈元、任新民等合作，完成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议》，将喷气技术和火箭导弹事业纳入国家长远规划。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全文：https://t.cn/A6MXsZKg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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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天罡墓穴被揭开，为何1400年无人敢盗？他到底是仙人还是骗子】
长生不老，自古以来不仅是帝王的梦想，更是无数平凡人们的梦想。只不过封建时期的帝王，依靠自己独特的权利与地位，有足够的实力为自己寻找长生不老药，而平凡的人们，只能在日复一日间看时间流逝。
但长生不老终究是个传说，数千年来无数的君王，从未有人实现长生不老这一伟大的梦想。所以一般帝王，都是一手抓长生，一手抓长生，他们让奇人异士去寻求长生不老药的同时，也让深谙易经风水学说的能人为自己修建宏伟安稳的陵墓。
为满足统治者长生不老与修建陵墓的需求，精通阴阳术数、五行八卦的玄学家应运而生。推崇玄学家的人认为他们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既能知晓过去，更能推测未来，是神秘的象征。把玄学家当做江湖骗子的人们则认为，他们只不过是知晓人心、骗术高超，并无真才实学的骗子。
一、袁天罡
袁天罡作为玄学家，是一位在历史中颇有争议的人物，有人把他当做能洞察未来，神机妙算的谪仙人，有人把他当做深谙心理学的江湖骗子。但实际上的袁天罡既不是神机妙算的神仙，也不是所谓的江湖骗子，而是一位精通阴阳八卦，奇门术数，具有真才实学的玄学家与道士。
在我国数千年的文化发展中，与玄学相关的经典《易经》，一直都被奉为透露世间奥秘的书籍，曾经有无数的人，苦心钻研这本经典著作，就只为了一窥天地奥秘。袁天罡作为唐初的玄学家，虽出身贫寒，但从小就对易经玄学与长生不老之术充满兴趣，经其后天苦心研究，颇有所得，以卦象奇准而闻名民间。
随之袁天罡在民间的声名大噪，当时的统治者李世民把他召进宫中，袁天罡以一句“彼不逢时，臣固胜之”，自夸自己的才学超过著名的玄学家严君平，也给李世明安上了知人善用的明君头衔，从而得到了皇帝的信任，被唐太宗收为智囊团。
贞观22年，天出异象，先有彗星临空、金星抢日，后有蜀西地震等不常发生的事情，朝野上下人心惶惶，更有“唐三代之后，有武氏起而灭之”的说法流传。袁天罡与李淳风奉命为唐太宗诊断吉凶。唐太宗曾为保住李氏江山，想伐尽天下武姓之人，后来在袁天罡的劝阻之下，知晓不可贸然违逆天意，而打消了这一念头。
历代的君主都十分注重龙脉一说，认为下一任的君主之所以能够成为天子，是因为在天下的山川之中，属于他的龙脉正在孕育而生，而要保存自己的天子之位，很简单，就是破坏下任君主的龙脉，灭其龙泽。李世民为了保住自己江山，授意袁天罡与李淳风，寻找武氏龙脉。袁天罡与李淳风经过多方寻找，同时来到了蜀西蟠龙山，断定此处为武氏的龙密所在，后来在皇帝的示意之下，蟠龙山被齐腰“锯”断。
李世民作为大唐的君主，十分忧心大唐的未来，单是破坏武氏龙脉，并不足以令他安心。为防患于未然，更好地治理国家，他下令让袁天罡与李淳风共同推演大唐国运。皇命不可违抗，即使袁天罡深知天机不可泄露，还是与李淳风二人共同撰写了《推背图》这一千古奇书，预言了贞观后两千年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
二、推背图
袁天罡与李淳风二人惺惺相惜，在推演大唐国运时，李淳风沉迷于宇宙与天机的奥妙，忽略时间的界限，不断往后推演未来。一旁的袁天罡，则在在好友的后面推了一把，让他切莫沉迷推演未来，尽泄天机。由于袁天罡的这一推，李淳风也猛然醒悟，深知天机不可泄露，就此停止推演。《推背图》作为一本泄露天机的奇书，其著作者给其取此书名，意在劝诫当时的统治者万物自有其运行的规律，不可强求窥见天机。
这本记录了两千多年发展历程的《推背图》，被统治者高度重视，深藏于帝王之家，唯恐被寻常百姓所知道。后来因为战乱，《推背图》的残本在民间流传，演变出了众多的版本。经过时间的推移，现代流传下来的《推背图》大都是明清时期的手抄本，唐朝时期的原本早已不复存在。所以我们也无法判断最初的《推背图》是不是真如现在所传说的那样是一本泄露天机，千年难得一遇的奇书。
我们无法从现在的《推背图》中，一窥袁天罡在易学中的修养。但其预知后世的能力在民间广为流传，不仅因为这本旷世奇书，还因为1400多年来他的墓，一直重兵把守，从未有摸金校尉光临，完好无损。
三、袁天罡墓
中华文化绵延5千多年，在我国的文化中，人们向来相信轮回之说，上至帝王，下至普通百姓一直有厚葬的传统，帝王将相想通过厚葬，延续现代的风光，而普通人家则希望通过厚葬，在另一个世界或让来世的生活过得更好。厚葬之风，也必然导致了盗墓贼这一群体的兴起，所以在古代，各大陵墓都会设置大量的机关，进行防盗。
玄学家陵墓的防盗除了可以与一般的陵墓一样，设置大量机关，还可以通过自己擅长的阴阳之术，推演出某一方土地未来的用途，从而保证自己死后不被打扰。
相传李淳风与袁天罡曾同时为女皇武则天寻求合适的陵址，后来二人相中了同一地点，更巧的是二人后来又都把墓地选在长安东南杜公祠的黄土崖上，直线距离仅数百米而已。
李淳风死前，曾预言自己因为担任丞相，积怨累累，自己虽能寻得一方净土，但只能保百年无忧，而袁天罡作为国师，为天下消灾解难，其墓可保无患。
四、总结
李淳风之墓如今已成为旅游景点，游客可自行出入，而距他数百米处的袁天罡墓则是完好如初，不仅从未有盗墓贼光顾，一般的百姓都不能出入，是历代的军事重地，一向重兵把守。李淳风与袁天罡同样作为唐代的玄学大师，二人墓地距离不过数百米，却有截然不同的结局，再加上李淳风临终前的一番言论，更为这个现象增加了神秘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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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生不老，自古以来不仅是帝王的梦想，更是无数平凡人们的梦想。只不过封建时期的帝王，依靠自己独特的权利与地位，有足够的实力为自己寻找长生不老药，而平凡的人们，只能在日复一日间看时间流逝。
但长生不老终究是个传说，数千年来无数的君王，从未有人实现长生不老这一伟大的梦想。所以一般帝王，都是一手抓长生，一手抓长生，他们让奇人异士去寻求长生不老药的同时，也让深谙易经风水学说的能人为自己修建宏伟安稳的陵墓。
为满足统治者长生不老与修建陵墓的需求，精通阴阳术数、五行八卦的玄学家应运而生。推崇玄学家的人认为他们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既能知晓过去，更能推测未来，是神秘的象征。把玄学家当做江湖骗子的人们则认为，他们只不过是知晓人心、骗术高超，并无真才实学的骗子。
一、袁天罡
袁天罡作为玄学家，是一位在历史中颇有争议的人物，有人把他当做能洞察未来，神机妙算的谪仙人，有人把他当做深谙心理学的江湖骗子。但实际上的袁天罡既不是神机妙算的神仙，也不是所谓的江湖骗子，而是一位精通阴阳八卦，奇门术数，具有真才实学的玄学家与道士。
在我国数千年的文化发展中，与玄学相关的经典《易经》，一直都被奉为透露世间奥秘的书籍，曾经有无数的人，苦心钻研这本经典著作，就只为了一窥天地奥秘。袁天罡作为唐初的玄学家，虽出身贫寒，但从小就对易经玄学与长生不老之术充满兴趣，经其后天苦心研究，颇有所得，以卦象奇准而闻名民间。
随之袁天罡在民间的声名大噪，当时的统治者李世民把他召进宫中，袁天罡以一句“彼不逢时，臣固胜之”，自夸自己的才学超过著名的玄学家严君平，也给李世明安上了知人善用的明君头衔，从而得到了皇帝的信任，被唐太宗收为智囊团。
贞观22年，天出异象，先有彗星临空、金星抢日，后有蜀西地震等不常发生的事情，朝野上下人心惶惶，更有“唐三代之后，有武氏起而灭之”的说法流传。袁天罡与李淳风奉命为唐太宗诊断吉凶。唐太宗曾为保住李氏江山，想伐尽天下武姓之人，后来在袁天罡的劝阻之下，知晓不可贸然违逆天意，而打消了这一念头。
历代的君主都十分注重龙脉一说，认为下一任的君主之所以能够成为天子，是因为在天下的山川之中，属于他的龙脉正在孕育而生，而要保存自己的天子之位，很简单，就是破坏下任君主的龙脉，灭其龙泽。李世民为了保住自己江山，授意袁天罡与李淳风，寻找武氏龙脉。袁天罡与李淳风经过多方寻找，同时来到了蜀西蟠龙山，断定此处为武氏的龙密所在，后来在皇帝的示意之下，蟠龙山被齐腰“锯”断。
李世民作为大唐的君主，十分忧心大唐的未来，单是破坏武氏龙脉，并不足以令他安心。为防患于未然，更好地治理国家，他下令让袁天罡与李淳风共同推演大唐国运。皇命不可违抗，即使袁天罡深知天机不可泄露，还是与李淳风二人共同撰写了《推背图》这一千古奇书，预言了贞观后两千年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
二、推背图
袁天罡与李淳风二人惺惺相惜，在推演大唐国运时，李淳风沉迷于宇宙与天机的奥妙，忽略时间的界限，不断往后推演未来。一旁的袁天罡，则在在好友的后面推了一把，让他切莫沉迷推演未来，尽泄天机。由于袁天罡的这一推，李淳风也猛然醒悟，深知天机不可泄露，就此停止推演。《推背图》作为一本泄露天机的奇书，其著作者给其取此书名，意在劝诫当时的统治者万物自有其运行的规律，不可强求窥见天机。
这本记录了两千多年发展历程的《推背图》，被统治者高度重视，深藏于帝王之家，唯恐被寻常百姓所知道。后来因为战乱，《推背图》的残本在民间流传，演变出了众多的版本。经过时间的推移，现代流传下来的《推背图》大都是明清时期的手抄本，唐朝时期的原本早已不复存在。所以我们也无法判断最初的《推背图》是不是真如现在所传说的那样是一本泄露天机，千年难得一遇的奇书。
我们无法从现在的《推背图》中，一窥袁天罡在易学中的修养。但其预知后世的能力在民间广为流传，不仅因为这本旷世奇书，还因为1400多年来他的墓，一直重兵把守，从未有摸金校尉光临，完好无损。
三、袁天罡墓
中华文化绵延5千多年，在我国的文化中，人们向来相信轮回之说，上至帝王，下至普通百姓一直有厚葬的传统，帝王将相想通过厚葬，延续现代的风光，而普通人家则希望通过厚葬，在另一个世界或让来世的生活过得更好。厚葬之风，也必然导致了盗墓贼这一群体的兴起，所以在古代，各大陵墓都会设置大量的机关，进行防盗。
玄学家陵墓的防盗除了可以与一般的陵墓一样，设置大量机关，还可以通过自己擅长的阴阳之术，推演出某一方土地未来的用途，从而保证自己死后不被打扰。
相传李淳风与袁天罡曾同时为女皇武则天寻求合适的陵址，后来二人相中了同一地点，更巧的是二人后来又都把墓地选在长安东南杜公祠的黄土崖上，直线距离仅数百米而已。
李淳风死前，曾预言自己因为担任丞相，积怨累累，自己虽能寻得一方净土，但只能保百年无忧，而袁天罡作为国师，为天下消灾解难，其墓可保无患。
四、总结
李淳风之墓如今已成为旅游景点，游客可自行出入，而距他数百米处的袁天罡墓则是完好如初，不仅从未有盗墓贼光顾，一般的百姓都不能出入，是历代的军事重地，一向重兵把守。李淳风与袁天罡同样作为唐代的玄学大师，二人墓地距离不过数百米，却有截然不同的结局，再加上李淳风临终前的一番言论，更为这个现象增加了神秘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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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平方公里的创新脉动！东湖科学城重大项目建设加速！
来源：东湖科学城
9月25日，中部首个“双碳”示范产业园区——光谷双碳产业园项目在武汉签约。
武汉高科•双碳产业示范区总体鸟瞰图。
武汉高科·双碳产业示范区由武汉高科集团承建，选址未来二路以东、森林大道以南、武鄂高速公路以西、武九铁路以北，处于东湖科学城规划范围内。园区总用地面积约2700亩，总投资约130亿元，计划打造成中部地区首个双碳产业示范区，预计建成后将带动2万余人就业。
湖北东湖科学城四大创新中心之一的“全球碳中和工程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迈出实质性一步。
立足光谷30多年产业布局和创新优势，东湖科学城从蓝图勾勒之时，便瞄准了向全球四大创新中心攀登：全球光电信息科技创新中心，全球生命健康科技创新中心，全球碳中和工程科技创新中心，全球智能制造产业创新中心。
这座“城”，内核100平方公里，却牵动着18.59万平方公里荆楚大地的创新脉搏。
8月，挂牌短短半年的七大湖北实验室，3.5亿元年度运行经费全部到位。同时，先期安排1.16亿元资金用于科技基础设施预研预制，每年投入约1.7亿元支持自然科学研究。
全省范围内，凡是有利于科技创新的项目用地，克服一切困难优先保障，“应保尽保”。
金秋时节，一个个重大科技项目、大科学设施、国家级创新平台、湖北实验室建设，在东湖科学城的创新热土上，蹄疾步稳。一批批科技领军人才，在这里，为了创建湖北东湖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武汉国家科技创新中心，星夜兼程。
荒烟蔓草中崛起光谷科学岛
光谷东，梨山脚下韩杨路。
武汉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不远处的草地上，一群黄牛在阳光下悠闲地食草。
这里，正在崛起东湖科学城最核心的大设施集聚区，光谷科学岛。
5月底，武汉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建成投运，成为国内首个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从进场施工到正式运营，仅用了5个月。
走进数据机房，一排排机柜里，华为Atlas 900 AI集群正在飞速运算。其算力底座由数千颗昇腾AI处理器组成，每秒计算速度可达10亿亿次。
“投运当天算力负荷便达到了90%。”华为昇腾计算业务总裁许映童介绍，目前武汉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已经为60余家企业、4家高校与科研院所提供算力和产业服务。由于算力需求持续升温，中心即将投入二期100P扩容。
未来，AI算力将像水和电一样，成为城市公共基础资源，以普惠算力赋能科研创新与数字经济发展。
“岛上一天一个样，去年还是一片荒烟蔓草。”武汉未来科技城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一路3.4公里南延线，断面软土路基工程基本都已完成，目前正在进行雨污水管网铺设。光谷科学岛三面环湖，未来一路至湖边的便道路基也已贯通，正忙着做路面结构硬化施工。
“未来，这里将成为科学和科学家的乐土。”在东湖科学城展厅，巨大的沙盘光影璀璨。光谷科学岛有限公司董事长金波介绍，岛上的大设施集聚区，主要围绕物质、信息、生命、材料、地球与环境等领域，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以及前沿交叉研究平台，是东湖科学城的硬核所在。
今年6月，高端生物医学成像设施、中国船舶通信与电子信息技术研发基地等5个重大科技项目，以及项目配套的科学服务中心、周边路网等，在光谷科学岛集中开工，标志着东湖科学城建设全面铺开。
年内，2个大科学装置优化提升、2个大科学装置启动建设、5个大科学装置预研预制、15个以上前沿交叉研究平台，以及湖北实验室建设推进等工作，将在东湖科学城密集展开。
“最强大脑”领兵挂帅科学城
据不完全统计，在东湖科学城所在片区，目前拥有国家级产业创新平台近50个，国家级企业主体研发平台39家，工业技术研究院11家。
仅是东湖科学城核心区域武汉未来科技城，就有21位海内外院士，在光谷生物城从事研发和成果转化的国内外院士项目，也多达30个。
密集的智力资源，为东湖科学城前沿创新打造了“最强大脑”。
在光谷实验室，叶朝辉院士领衔的“超高场（9.4T）动物磁共振成像仪”，已在武汉联影生命科学仪器有限公司落地转化，用于高场动物磁共振成像仪系列产品的研发和行业应用开发。
邵新宇院士的“复杂构件大功率激光三维高速切割关键技术与高端装备”，成果拟在武汉法利莱切焊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转化，推动激光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发展。该成果填补了8米以上超大幅面激光切割机的空白，可满足汽车、航空、航天等行业大型、复杂曲面零件的高品质制造。
在珞珈实验室，龚健雅院士的“遥感广义几何成像模型与精确处理方法/光学遥感影像智能化处理方法”，在武汉云成卫星科技有限公司、武大吉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转化，可用于我国40余颗卫星的地面数据处理。
刘经南院士的“通导一体化北斗高精度芯片关键技术/星地一体化高精度位置服务平台技术/新一代多源融合导航定位技术/亚纳秒级互联网时间同步技术”，在武汉导航与位置服务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转化，实现了北斗高精度定位与控制芯片产品的完全自主可控。
在位于光谷科学岛的国家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创新中心，5位首席科学家，堪称阵容豪华——周济、李培根、柳百成、丁汉和谭建荣，皆为院士。作为工信部批准的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这里主要聚焦数字化设计、分析和制造方面的关键共性技术，形成我国数字化、智能化制造技术的核心竞争力。
逐梦“全球四大创新中心”
武汉东湖高新区科技创新和新经济发展局局长钟复平介绍，从战略定位上，东湖科学城是创建湖北东湖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主体区，也是争创武汉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承载区。
围绕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东湖科学城将主攻物质、信息、生命、材料、地球与环境等领域，打造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和前沿交叉研究平台，为探索未知世界、发现自然规律、实现前沿技术突破和重大技术装备研发与工程化验证，提供物质技术基础。
围绕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将重点构建湖北实验室体系，在东湖科学城形成建制化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组织体系，着力在物质科学技术、新一代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脑科学与类脑、基因与生物技术、临床医学与健康、深空深地深海等科技前沿领域展开攻关。
逐梦“全球四大创新中心”，成为这一战略定位下的远大目标——
充分发挥武汉光电信息领域领先优势，支持建设凝聚态物理、材料、化学等前沿交叉研究平台，打造全球光电信息科技创新中心。
整合武汉生命健康领域科教优势资源，强化生命健康行业科技领军企业主导的创新联合体能力，打造全球生命健康科技创新中心。
统筹武汉工程领域学科和平台优势资源，面向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和重大需求，支持电力、氢能、地热、太阳能、储能、节能、碳捕获技术与工程科技前沿交叉融合研究平台建设，打造全球碳中和工程科技创新中心。
充分发挥武汉制造业基础优势，建立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装备、核心支撑软件、工业互联网、类脑智能等产业技术前沿交叉研究平台，强化行业领军企业主导的创新联合体能力，打造全球智能制造产业创新中心。
今年3月，东湖高新区出台“光谷硬核科技十条”，每年拿出5亿元专项资金，支持“硬核科技”企业人才引进、研发投入、场景示范和产业集群发展等，为东湖科学城及光谷科创大走廊建设提供政策护航。
科学特征凸显、创新要素集聚、策源能力突出、科创活力迸发——建设世界一流科学城，需要几代人，接棒一个又一个十年。这是湖北的使命与征程，也是湖北人民的决心与梦想。
来源：东湖科学城
9月25日，中部首个“双碳”示范产业园区——光谷双碳产业园项目在武汉签约。
武汉高科•双碳产业示范区总体鸟瞰图。
武汉高科·双碳产业示范区由武汉高科集团承建，选址未来二路以东、森林大道以南、武鄂高速公路以西、武九铁路以北，处于东湖科学城规划范围内。园区总用地面积约2700亩，总投资约130亿元，计划打造成中部地区首个双碳产业示范区，预计建成后将带动2万余人就业。
湖北东湖科学城四大创新中心之一的“全球碳中和工程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迈出实质性一步。
立足光谷30多年产业布局和创新优势，东湖科学城从蓝图勾勒之时，便瞄准了向全球四大创新中心攀登：全球光电信息科技创新中心，全球生命健康科技创新中心，全球碳中和工程科技创新中心，全球智能制造产业创新中心。
这座“城”，内核100平方公里，却牵动着18.59万平方公里荆楚大地的创新脉搏。
8月，挂牌短短半年的七大湖北实验室，3.5亿元年度运行经费全部到位。同时，先期安排1.16亿元资金用于科技基础设施预研预制，每年投入约1.7亿元支持自然科学研究。
全省范围内，凡是有利于科技创新的项目用地，克服一切困难优先保障，“应保尽保”。
金秋时节，一个个重大科技项目、大科学设施、国家级创新平台、湖北实验室建设，在东湖科学城的创新热土上，蹄疾步稳。一批批科技领军人才，在这里，为了创建湖北东湖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武汉国家科技创新中心，星夜兼程。
荒烟蔓草中崛起光谷科学岛
光谷东，梨山脚下韩杨路。
武汉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不远处的草地上，一群黄牛在阳光下悠闲地食草。
这里，正在崛起东湖科学城最核心的大设施集聚区，光谷科学岛。
5月底，武汉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建成投运，成为国内首个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从进场施工到正式运营，仅用了5个月。
走进数据机房，一排排机柜里，华为Atlas 900 AI集群正在飞速运算。其算力底座由数千颗昇腾AI处理器组成，每秒计算速度可达10亿亿次。
“投运当天算力负荷便达到了90%。”华为昇腾计算业务总裁许映童介绍，目前武汉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已经为60余家企业、4家高校与科研院所提供算力和产业服务。由于算力需求持续升温，中心即将投入二期100P扩容。
未来，AI算力将像水和电一样，成为城市公共基础资源，以普惠算力赋能科研创新与数字经济发展。
“岛上一天一个样，去年还是一片荒烟蔓草。”武汉未来科技城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一路3.4公里南延线，断面软土路基工程基本都已完成，目前正在进行雨污水管网铺设。光谷科学岛三面环湖，未来一路至湖边的便道路基也已贯通，正忙着做路面结构硬化施工。
“未来，这里将成为科学和科学家的乐土。”在东湖科学城展厅，巨大的沙盘光影璀璨。光谷科学岛有限公司董事长金波介绍，岛上的大设施集聚区，主要围绕物质、信息、生命、材料、地球与环境等领域，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以及前沿交叉研究平台，是东湖科学城的硬核所在。
今年6月，高端生物医学成像设施、中国船舶通信与电子信息技术研发基地等5个重大科技项目，以及项目配套的科学服务中心、周边路网等，在光谷科学岛集中开工，标志着东湖科学城建设全面铺开。
年内，2个大科学装置优化提升、2个大科学装置启动建设、5个大科学装置预研预制、15个以上前沿交叉研究平台，以及湖北实验室建设推进等工作，将在东湖科学城密集展开。
“最强大脑”领兵挂帅科学城
据不完全统计，在东湖科学城所在片区，目前拥有国家级产业创新平台近50个，国家级企业主体研发平台39家，工业技术研究院11家。
仅是东湖科学城核心区域武汉未来科技城，就有21位海内外院士，在光谷生物城从事研发和成果转化的国内外院士项目，也多达30个。
密集的智力资源，为东湖科学城前沿创新打造了“最强大脑”。
在光谷实验室，叶朝辉院士领衔的“超高场（9.4T）动物磁共振成像仪”，已在武汉联影生命科学仪器有限公司落地转化，用于高场动物磁共振成像仪系列产品的研发和行业应用开发。
邵新宇院士的“复杂构件大功率激光三维高速切割关键技术与高端装备”，成果拟在武汉法利莱切焊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转化，推动激光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发展。该成果填补了8米以上超大幅面激光切割机的空白，可满足汽车、航空、航天等行业大型、复杂曲面零件的高品质制造。
在珞珈实验室，龚健雅院士的“遥感广义几何成像模型与精确处理方法/光学遥感影像智能化处理方法”，在武汉云成卫星科技有限公司、武大吉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转化，可用于我国40余颗卫星的地面数据处理。
刘经南院士的“通导一体化北斗高精度芯片关键技术/星地一体化高精度位置服务平台技术/新一代多源融合导航定位技术/亚纳秒级互联网时间同步技术”，在武汉导航与位置服务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转化，实现了北斗高精度定位与控制芯片产品的完全自主可控。
在位于光谷科学岛的国家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创新中心，5位首席科学家，堪称阵容豪华——周济、李培根、柳百成、丁汉和谭建荣，皆为院士。作为工信部批准的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这里主要聚焦数字化设计、分析和制造方面的关键共性技术，形成我国数字化、智能化制造技术的核心竞争力。
逐梦“全球四大创新中心”
武汉东湖高新区科技创新和新经济发展局局长钟复平介绍，从战略定位上，东湖科学城是创建湖北东湖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主体区，也是争创武汉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承载区。
围绕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东湖科学城将主攻物质、信息、生命、材料、地球与环境等领域，打造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和前沿交叉研究平台，为探索未知世界、发现自然规律、实现前沿技术突破和重大技术装备研发与工程化验证，提供物质技术基础。
围绕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将重点构建湖北实验室体系，在东湖科学城形成建制化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组织体系，着力在物质科学技术、新一代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脑科学与类脑、基因与生物技术、临床医学与健康、深空深地深海等科技前沿领域展开攻关。
逐梦“全球四大创新中心”，成为这一战略定位下的远大目标——
充分发挥武汉光电信息领域领先优势，支持建设凝聚态物理、材料、化学等前沿交叉研究平台，打造全球光电信息科技创新中心。
整合武汉生命健康领域科教优势资源，强化生命健康行业科技领军企业主导的创新联合体能力，打造全球生命健康科技创新中心。
统筹武汉工程领域学科和平台优势资源，面向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和重大需求，支持电力、氢能、地热、太阳能、储能、节能、碳捕获技术与工程科技前沿交叉融合研究平台建设，打造全球碳中和工程科技创新中心。
充分发挥武汉制造业基础优势，建立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装备、核心支撑软件、工业互联网、类脑智能等产业技术前沿交叉研究平台，强化行业领军企业主导的创新联合体能力，打造全球智能制造产业创新中心。
今年3月，东湖高新区出台“光谷硬核科技十条”，每年拿出5亿元专项资金，支持“硬核科技”企业人才引进、研发投入、场景示范和产业集群发展等，为东湖科学城及光谷科创大走廊建设提供政策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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