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被扭曲，是现代中国一桩超级公案。 鲁迅身上一向背负着各种高大上的形容词，提起他言必称伟大的斗士、文学的天才、不朽的丰碑......对于这些词，鲁迅先生未必高兴，他早就说过，当一个人只剩下伟大时，他早已成了傀儡。因此，历史书上的鲁迅，从来都不是真实的鲁迅，我们其实从未真正亲近过鲁迅。鲁迅是中国近代文学第一人，也是近100年少有的看清中国命运的思想家，他一直对时代和精神的问题，发出呐喊。他的价值是照亮我们，但我们愿意被照亮吗？鲁迅作品之重要，毫无争议；但鲁迅作品版本之多、选择之难，也有目共睹。迄今为止，能同时满足重读鲁迅、品读鲁迅、致敬鲁迅、收藏鲁迅的版本，唯有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38年版的《鲁迅全集》拥有中国出版史上空前绝后的“出版阵容”，——蔡元培、宋庆龄亲自挂帅，担任正、副主席，胡适、茅盾、周作人任编辑委员，柳亚子、唐弢收集摘录，郑振铎标点，王任叔编辑，朱础成校对等等，近百名顶级学者、作家、出版人不计报酬的参与贡献，他们不但是最懂鲁迅思想，也是少有的在出版时摒弃个人偏好，忠于鲁迅文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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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人被社会淘汰的过程》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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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各大城市用户口抢人才，和互联网平台烧钱抢用户的本质是一样的。
在利益面前，有些人不择手段，有些守规矩的老实人，反而被淘汰，剩下的都是投机取巧者。
同样，那些投机的炒房客，积累的财富，往往也远远超过那些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实干主义者。
再想想平时常见的例子——
我们平时乘公交或地铁，规矩排队者总是被挤得东倒西歪，而不守秩序的人倒常常能够捷足先登，能抢到一个座位；
而当我们在一群人里打车，站在路边规规矩矩等车的人，总是被强行站到马路中间的人抢去机会。
也因此我们就明白了下面的现象：
做真货的，比不过卖假货的；
做科研的，比不过做金融的；
做文艺的，比不过做娱乐的；
……
在一个社会里，当有一小撮人因为投机取巧而先获得利益，此时如果社会的惩罚和价值体系不能使他们付出代价，那么剩下的大部人必然也不会再坚守自己原则：
“聪明人会把才华用在利益的争夺上，平庸的人为了争取利益则会铤而走险。”
经济上叫：“劣币驱逐良币”，社会上就是：“坏人淘汰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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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好人被淘汰的结果是什么呢？
还是拿上面两件事为例，为先登上车，大家都不去排队，结果车辆一来，众人就争先恐后，所以上车的效率就低了，最后谁也都没有占到便宜。
为了先打到车，大家都站到马路中间去伸手拦车，结果马路上的人越来越多，占据大半个车道，导致道路越发拥堵，大家打车的效率也都变慢了。
这就是最终结果：每个人都互不相让，不再迁就别人，也不再相信公理，然后互相提防、人人自危。
僵持在一种互相制衡的尴尬状态，然后大眼瞪小眼。
此时社会的运作效率大大降低，经济效率大打折扣。
所以现在我们都觉得生意越来越难做、项目越来越难做，创业越来越艰难，根本原因就是在于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
无论你说什么，无论你承诺什么，别人都不信了，每个人都紧紧捂着自己的一亩三分田，生怕一松手就被别人抢去了。
为什么房价还在升高？就是因为其他实业和创业都很难赚到钱了，结果大家发现还是那帮炒房的人最聪明，于是大家都去买房了。
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我们在探讨高房价对经济的伤害，我们都对高房价深恶痛觉，但聊完之后他第二天就去排队买房了。
其实道理很简单，每一个人面对不公平都有情感上的愤怒，但当大家发现只有跟随那一小撮人后面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只能跟着他们后面行动。
社会上的大部分人都有公德心、公理心，但是社会上的全部人都是坚守自己利益的，所以我们明明知道盲从购房对经济有伤害，但是还都往这个大泡沫里吹气，为这种野蛮的行径添砖加瓦。
最后的结果就是，每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把房价捧的越来越高，有房的人看着自己的纸面财富而心安理得，没房的人对社会愤愤不平。
归根结底，只要先不遵守秩序的人没有遭受应有惩罚，就会带动大家一起不遵守秩序。
03
我们都知道，数学上的乘法有一个基本法则：
正负得负、负负得正。
即：一个负数乘以一个正数的结果是负数，而一个负数乘以一个负数的结果却是正数。
所以，在一个出错的大多数里，我们往往被逼着去犯错，去变坏。
这也负负反而得正了。
一个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坏的？从他觉的不公平的那一刻起。
一个有才的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变俗的？从他看透芸芸众生的那一刻起。
芸芸众生的错在哪里？在于平庸之恶。
窦娥含冤被押赴法场，行刑之前问窦娥还有何话讲？窦娥说：
“如果我是冤的，人头落地大雪纷飞。如果我是冤的，我死后三年大旱。”
窦娥人头落地之时，竟真的忽然大雪飘起。
而且她死后果真大旱三年，当地百姓颗粒无收。
多年后，窦娥的父亲金榜得中做了高官。回乡重审窦娥案，杀了那个贪官。
这时乡亲们纷纷来看望窦父，说：“我们当时知道窦娥是冤枉的，怎奈畏惧贪官的权势，敢怒不敢言。可是我们又没加害窦娥，为什么要受这三年大旱之苦呢？”
窦父说：“你们明知窦娥是冤的，却不敢说句公道话，是谓不义。更有人相信贪官，认为窦娥真的杀了人，而诬蔑忠良，是谓不仁。老天有眼，没有无妄之灾，天灾人祸就是在惩治不仁不义之徒哪！”
什么是作恶？
并不是杀人放火才是作恶，面对大多数人的恶行，如果为了自保而选择沉默，或者为了利益最大化，而选择做一个盲从的帮凶，你就已经站在了恶人一边。
如今在高房价面前，我们就像着了魔：早就没有了“大是大非”，只会权衡自己的利弊。然后奋不顾身的做一个投机者，都是在增加行恶的机会。
只是什么时候能有一种制度，使恶人永远受到惩罚？
04
对于社会上大多数人来说：
当我们埋怨社会太不公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自己在利益面前就那么轻而易举的放弃了原则？
当我们埋怨网上假货太多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自己那么喜欢占便宜？
当我们埋怨小鲜肉赚的太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自己如此迷恋娱乐、选秀节目、和韩剧？
反而，有什么样的消费者就有什么样的产品，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节目，有什么样读者就有什么样的作品，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社会。
所以，很多有才华的人往往选择放弃原则，继续坚守的意义是什么呢？
难道是为了守卫那些剩余的大多数平庸者吗？
人体内有两种细胞，一种是正常细胞，一种是癌细胞。
正常情况下，人体内的“癌细胞”总会被“正常细胞”吞噬清理，而一旦“癌细胞”的繁殖速度过快，并且压过“正常细胞”时，人体就开始变质，这就是癌症。
社会上也有两种人，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
正常情况下好人远比坏人多，坏人成不了气候，而一旦坏人越来越多，社会风气“正不压邪”的时候，社会也开始变质。
哪有什么经济危机，一切危机都是人性的危机，是社会得了癌症而已。

闲时翻鲁迅散文，有一篇关于小鸭的写得特别可爱。

说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君到北京后不久向他诉苦言寂寞：在缅甸时遍地是音乐，房里，草间，树上，都有昆虫吟叫，各种声音，成为合奏，很神奇…在北京连蛙鸣都没有。

“蛙鸣是有的！”这叹息，却使我勇猛起来了，于是抗议说，“到夏天，大雨之后，你便能听到许多虾蟆叫，那是都在沟里面的，因为北京到处都有沟。”

后来这位诗人就养了几只小鸭：

小鸭也诚然是可爱，遍身松花黄，放在地上，便蹒跚的走，互相招呼，总是在一处。大家都说好，明天去买泥鳅来喂他们罢…

待到四处蛙鸣的时候，小鸭也已经长成，两个白的，两个花的，而且不复咻咻地叫，都是“鸭鸭”地叫了。荷花池也早已容不下他们盘桓了，幸而仲密的住家的地势是很低的，夏雨一降，院子里满积了水，他们便欣欣然，游水，钻水，拍翅子，“鸭鸭”地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