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后很少失眠了
今夜突然不寐
翻开相册便想起了亲爱的可爱的朋友们
毕业后大家各奔东西 天南海北闯荡
对话寥寥 已然自顾不暇
繁重的工作 琐事 慢慢磨掉热情和憧憬
原地只留下沉重的喘息
好在朋友记录下往昔点滴
让我记得过去自己的模样
虽然不顺心的日子颇多
但回望过去的这些瞬间
生活突然就闪闪发亮了
好日子不常有
碰上了就要快乐的奔跑起来呀
今夜突然不寐
翻开相册便想起了亲爱的可爱的朋友们
毕业后大家各奔东西 天南海北闯荡
对话寥寥 已然自顾不暇
繁重的工作 琐事 慢慢磨掉热情和憧憬
原地只留下沉重的喘息
好在朋友记录下往昔点滴
让我记得过去自己的模样
虽然不顺心的日子颇多
但回望过去的这些瞬间
生活突然就闪闪发亮了
好日子不常有
碰上了就要快乐的奔跑起来呀
老北京人的 火筷子、通条、支炉和“汆”
老北京人在北京城的活法，全部都是北京人自己的方式，有自己的一套。我为什么要强调在北京城呢？因为，这套活法非北京人不成。外省人想不出、做不到也消受不了。这一套活法都是与北京人的性格密切联系的。比如，家里做饭取暖用的火炉子，全北京城人家用的基本都一个模样。炉子有三种，一种是普通人家用的，制作简单，也就是说，炉子外面包裹着的是白口铁皮，四条腿除了在炉底支柱外，四面还要用四根铁棍固定。夏天经常看到一些放在院子里的炉子，因为使用时间长了，四个腿颤颤巍巍的，似乎随时都会散架。炉子里面是用黄土和煤灰和成泥把炉膛搪好，炉底是个箅子，可以在炉底推拉，以便于把烧尽的炉灰倒出。第二种是铸铁铸出来的，个头比那种白口铁炉子高一些，也结实多了，规格也正规点，炉膛阔绰些，采暖面积也大一些。这种炉子生产得比较晚，大概是在上个世纪50 年代后，基本上是家庭条件比较好一点的市民阶层用。再一种是大户人家用的，号称洋炉子。炉膛大，里面煤球盛得多，个头很高，大约有一米左右高，炉子是用铸铁铸出来的，炉子外周围和炉面上都铸有各种花型，很洋气，采暖面积更大，更省事的是它不用“搪炉膛”。北京的三九天里，像四合院的正北正西上房有一个这样的炉子，屋里就暖洋洋让人出汗。
为什么要嘚啵嘚啵说那么多关于火炉子的事呢。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这些火炉子早就随着北京城许多平房的消失而退出视野。再一个最主要的是，我们要说的那几样东西都跟老北京人用的这些火炉子有关。
第一个是火筷子。火筷子，顾名思义就是火炉子用于夹煤球的。火筷子，像我们吃饭的筷子，不过是铁的。用一个细铁链子在筷子头上连起来，使用的时候两只筷子协调、好用，不用的时候也好挂在火炉旁的铁丝挂钩上，随时可用。火筷子不长，大概跟餐馆厨师们用来炸货的筷子长短差不多，夹起煤球来顺手，也不至于因为火旺而烫手。当年，火筷子使用很普遍，凡是生火取暖做饭的家庭都有。
但火通条就不是哪家都有的了。别看它非常简单好做，随便用一根直径一厘米左右的铁棍儿，把前面磨出稍微有点尖头就可。北京人一般不称呼它火通条，直接就叫通条。因为约定俗成，这样叫简单上口，省事。
北京人的生活和性格里，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凡事都愿意简单化，直来直去，省事儿。不管遇到多大的事，怎么省事怎么来。不愿意也不喜欢肉了吧唧磨磨叽叽的人和事由。这个特点可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各个阶层和各种事、各色人头里感受到，这也许就是北京人活得潇脱痛快好交往的原因之一。
通条长约半米，它就是来伺候那种大火炉子的。当添煤封火和调旺火苗的时候，通条就显出本事了，从火炉上面只需上下擞几下，立马就可以完活。20 世纪60 年代以后，北京城里开始推广蜂窝煤，通条又有了新的任务，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擞”了，通条就必须按照蜂窝煤的火眼，一个一个火眼地杵动，而拢火和封火也不再上下地“擞”，只能用适应蜂窝煤取装的火夹子。通条虽然简单，但它的作用可不小。在寒冬腊月，一旦哪个院子的自来水管子冻了，并且冻瓷实了，开水浇不开。那就得拧下地面上的水管，直接用烧红的通条往下杵，直到管子里冒出水来为止。下水道堵了，通条也是主要的疏通工具。有时候做煤礓儿，就得用它“吧唧吧唧”地摔打煤泥。反正，通条虽小又简单，但它在北京人生活中的作用不可替代。
北京人，爱吃饼。甭管普通的家常饼、千层饼还是发面饼，烙饼总是不能少的。烙饼用饼铛，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北京人烙发面饼用的可不是饼铛，他们发明了一种可以把发面饼烙出花点的工具，这个工具叫支炉。
支炉跟砂锅一样，是用陶土和沙子烧制而成。有发青的颜色，也有浅土色的。它的形状是圆形，直径大约20 厘米左右，高有10 厘米左右。上面稍有些弧度，烙饼的时候，就直接把支炉放在火炉上，把发面揉好和好碱，擀成支炉大小的面饼放在支炉上烘烤。这样烙出的发面饼，成熟快，火眼均匀，貌似比饼铛烙的饼要香要脆。支炉不仅仅可以烙饼，还可以烤馒头片或窝头片。那个时代，生活条件困苦，孩子们早晨上学，家长一般都会早早起来，把窝头馒头切成薄片，放支炉上烘烤。用支炉烤，不仅快而且烤出来的食物焦黄香脆，还有些甜。
但因为是类似砂锅的材料，支炉有点娇嫩，容易碎。平时稍有不慎碰在什么地方或者用劲大一点放，可能就会出裂纹。所以，经常看到一些家庭的支炉的腰都被粗细不一的铁丝捆绑着，延续着它的寿命。
北京人的语言丰富，其词典里有无数非常有趣的“京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字就是“汆”，这个字有许多的意思和代表物。比如，汆丸子的汆，浇面用“羊肉汆”的“汆”，这个人急了“汆了”，还有就是我们要说的“汆”。“汆”准确地说应该叫“水汆”，顾名思义，就是放水的物件。老北京人爱喝茶，喝“高碎”，也叫“高末”，茉莉花茶的一种。每天早晨起来，火炉上都会坐上一个“水汆”，把水烧开好沏上一壶高末，坐在八仙桌旁喝茶。一般家庭都有水壶，为什么偏要用水汆烧水呢？当然是水汆烧水开得快呀。
“汆”，都是用洋铁打出来的，打“汆”跟打烟囱的方法一样，剪出一块长方形的白口铁，围在木楦子上敲出圆形，两边窝出相咬的口，然后把它们咬合砸死。汆的底也是照此办理，剪一块圆形白口铁与汆的底四周边咬合上，敲瓷实了。这样，一个可以在火炉上烧水的“水汆”就做好了。
因为汆是铁皮做的，它的底和四周很薄，受热快，用不了三两分钟就能烧开一汆水。而水壶则不成，水壶的底要相对厚，再加上用的时间长，水壶底会有很厚的水碱，用旺火烧一壶开水，至少得十多分钟，供不上北京茶婆们早晨喝的。“水汆”在老北京人的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物件，简单好使且用途广泛。
北京人聪明，尤其爱琢磨点新鲜事。这也与北京人的性格相关，因为他们生来就有一些优越感，干的营生，把玩的玩意儿，干活用的家什都得有点意思才行，都得讲究，都得比别人高一头心里才消停。这点讲究遍于他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和点点滴滴的事由里。就拿火炉子这点事说，它的家什还不仅仅是这几样东西。除了通条、火筷子、支炉、“汆”外，专门伺候火炉子的就有十几种，有煤铲、火钩子、火夹子、煤夹子、拔火罐、火炉围子、小通条、火炉箅子、挡火、烟囱，等等。就跟老北京掏耳朵工具似的，那么小的家什居然可以各式各样一串一串的。
老北京的生活方式跟老北京人的性格和活法有关，也跟他们的为人处事有关。举一例说明。过去，穷苦的北京人爱捡煤核。为什么呢？一个是家境贫困，买不起煤球，煤核可以做煤球用；一个是大户人家烧煤一般都不把煤球烧透。有人说，因为有钱。其实不是。据老人们说，不烧透就是为了济贫，让捡煤核的穷人捡去继续用。从这一小事看，乐善好施，也是北京人的传统之一。
老北京人的火筷子、通条、支炉和“汆”以及那些火炉子的家什，都只是老北京人活法的侧面，但这些小的琐事仍不失为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剪影。
老北京人在北京城的活法，全部都是北京人自己的方式，有自己的一套。我为什么要强调在北京城呢？因为，这套活法非北京人不成。外省人想不出、做不到也消受不了。这一套活法都是与北京人的性格密切联系的。比如，家里做饭取暖用的火炉子，全北京城人家用的基本都一个模样。炉子有三种，一种是普通人家用的，制作简单，也就是说，炉子外面包裹着的是白口铁皮，四条腿除了在炉底支柱外，四面还要用四根铁棍固定。夏天经常看到一些放在院子里的炉子，因为使用时间长了，四个腿颤颤巍巍的，似乎随时都会散架。炉子里面是用黄土和煤灰和成泥把炉膛搪好，炉底是个箅子，可以在炉底推拉，以便于把烧尽的炉灰倒出。第二种是铸铁铸出来的，个头比那种白口铁炉子高一些，也结实多了，规格也正规点，炉膛阔绰些，采暖面积也大一些。这种炉子生产得比较晚，大概是在上个世纪50 年代后，基本上是家庭条件比较好一点的市民阶层用。再一种是大户人家用的，号称洋炉子。炉膛大，里面煤球盛得多，个头很高，大约有一米左右高，炉子是用铸铁铸出来的，炉子外周围和炉面上都铸有各种花型，很洋气，采暖面积更大，更省事的是它不用“搪炉膛”。北京的三九天里，像四合院的正北正西上房有一个这样的炉子，屋里就暖洋洋让人出汗。
为什么要嘚啵嘚啵说那么多关于火炉子的事呢。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这些火炉子早就随着北京城许多平房的消失而退出视野。再一个最主要的是，我们要说的那几样东西都跟老北京人用的这些火炉子有关。
第一个是火筷子。火筷子，顾名思义就是火炉子用于夹煤球的。火筷子，像我们吃饭的筷子，不过是铁的。用一个细铁链子在筷子头上连起来，使用的时候两只筷子协调、好用，不用的时候也好挂在火炉旁的铁丝挂钩上，随时可用。火筷子不长，大概跟餐馆厨师们用来炸货的筷子长短差不多，夹起煤球来顺手，也不至于因为火旺而烫手。当年，火筷子使用很普遍，凡是生火取暖做饭的家庭都有。
但火通条就不是哪家都有的了。别看它非常简单好做，随便用一根直径一厘米左右的铁棍儿，把前面磨出稍微有点尖头就可。北京人一般不称呼它火通条，直接就叫通条。因为约定俗成，这样叫简单上口，省事。
北京人的生活和性格里，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凡事都愿意简单化，直来直去，省事儿。不管遇到多大的事，怎么省事怎么来。不愿意也不喜欢肉了吧唧磨磨叽叽的人和事由。这个特点可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各个阶层和各种事、各色人头里感受到，这也许就是北京人活得潇脱痛快好交往的原因之一。
通条长约半米，它就是来伺候那种大火炉子的。当添煤封火和调旺火苗的时候，通条就显出本事了，从火炉上面只需上下擞几下，立马就可以完活。20 世纪60 年代以后，北京城里开始推广蜂窝煤，通条又有了新的任务，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擞”了，通条就必须按照蜂窝煤的火眼，一个一个火眼地杵动，而拢火和封火也不再上下地“擞”，只能用适应蜂窝煤取装的火夹子。通条虽然简单，但它的作用可不小。在寒冬腊月，一旦哪个院子的自来水管子冻了，并且冻瓷实了，开水浇不开。那就得拧下地面上的水管，直接用烧红的通条往下杵，直到管子里冒出水来为止。下水道堵了，通条也是主要的疏通工具。有时候做煤礓儿，就得用它“吧唧吧唧”地摔打煤泥。反正，通条虽小又简单，但它在北京人生活中的作用不可替代。
北京人，爱吃饼。甭管普通的家常饼、千层饼还是发面饼，烙饼总是不能少的。烙饼用饼铛，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北京人烙发面饼用的可不是饼铛，他们发明了一种可以把发面饼烙出花点的工具，这个工具叫支炉。
支炉跟砂锅一样，是用陶土和沙子烧制而成。有发青的颜色，也有浅土色的。它的形状是圆形，直径大约20 厘米左右，高有10 厘米左右。上面稍有些弧度，烙饼的时候，就直接把支炉放在火炉上，把发面揉好和好碱，擀成支炉大小的面饼放在支炉上烘烤。这样烙出的发面饼，成熟快，火眼均匀，貌似比饼铛烙的饼要香要脆。支炉不仅仅可以烙饼，还可以烤馒头片或窝头片。那个时代，生活条件困苦，孩子们早晨上学，家长一般都会早早起来，把窝头馒头切成薄片，放支炉上烘烤。用支炉烤，不仅快而且烤出来的食物焦黄香脆，还有些甜。
但因为是类似砂锅的材料，支炉有点娇嫩，容易碎。平时稍有不慎碰在什么地方或者用劲大一点放，可能就会出裂纹。所以，经常看到一些家庭的支炉的腰都被粗细不一的铁丝捆绑着，延续着它的寿命。
北京人的语言丰富，其词典里有无数非常有趣的“京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字就是“汆”，这个字有许多的意思和代表物。比如，汆丸子的汆，浇面用“羊肉汆”的“汆”，这个人急了“汆了”，还有就是我们要说的“汆”。“汆”准确地说应该叫“水汆”，顾名思义，就是放水的物件。老北京人爱喝茶，喝“高碎”，也叫“高末”，茉莉花茶的一种。每天早晨起来，火炉上都会坐上一个“水汆”，把水烧开好沏上一壶高末，坐在八仙桌旁喝茶。一般家庭都有水壶，为什么偏要用水汆烧水呢？当然是水汆烧水开得快呀。
“汆”，都是用洋铁打出来的，打“汆”跟打烟囱的方法一样，剪出一块长方形的白口铁，围在木楦子上敲出圆形，两边窝出相咬的口，然后把它们咬合砸死。汆的底也是照此办理，剪一块圆形白口铁与汆的底四周边咬合上，敲瓷实了。这样，一个可以在火炉上烧水的“水汆”就做好了。
因为汆是铁皮做的，它的底和四周很薄，受热快，用不了三两分钟就能烧开一汆水。而水壶则不成，水壶的底要相对厚，再加上用的时间长，水壶底会有很厚的水碱，用旺火烧一壶开水，至少得十多分钟，供不上北京茶婆们早晨喝的。“水汆”在老北京人的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物件，简单好使且用途广泛。
北京人聪明，尤其爱琢磨点新鲜事。这也与北京人的性格相关，因为他们生来就有一些优越感，干的营生，把玩的玩意儿，干活用的家什都得有点意思才行，都得讲究，都得比别人高一头心里才消停。这点讲究遍于他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和点点滴滴的事由里。就拿火炉子这点事说，它的家什还不仅仅是这几样东西。除了通条、火筷子、支炉、“汆”外，专门伺候火炉子的就有十几种，有煤铲、火钩子、火夹子、煤夹子、拔火罐、火炉围子、小通条、火炉箅子、挡火、烟囱，等等。就跟老北京掏耳朵工具似的，那么小的家什居然可以各式各样一串一串的。
老北京的生活方式跟老北京人的性格和活法有关，也跟他们的为人处事有关。举一例说明。过去，穷苦的北京人爱捡煤核。为什么呢？一个是家境贫困，买不起煤球，煤核可以做煤球用；一个是大户人家烧煤一般都不把煤球烧透。有人说，因为有钱。其实不是。据老人们说，不烧透就是为了济贫，让捡煤核的穷人捡去继续用。从这一小事看，乐善好施，也是北京人的传统之一。
老北京人的火筷子、通条、支炉和“汆”以及那些火炉子的家什，都只是老北京人活法的侧面，但这些小的琐事仍不失为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剪影。
从煤球炉子、大柴锅到天然气
文◎ 李强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日常说的语言也会发生变化。我说几个词您可能就听不懂了。比如说，笼火；再比如说，倒脏土。我敢说大多数人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其实，这都是我们三四十年前每天必干的家务活儿。先说笼火吧，那时候每家做饭都用煤球炉子，铁皮做的，大肚子小口，最底下是铁条排列的箅子。每天早上天刚刚亮的时候，我妈起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笼火，先把昨天烧过的炉灰倒出来，再往箅子上放一些细小的木条，然后再把粗一些的木柴放在上面。拿一张旧报纸在炉子下面点着火，一会儿的工夫，炉子里的木柴就着起了大火苗，这时我妈会把一簸箕煤球倒进炉膛，在上面放上一个铁皮做成的拔火罐。瞬间，一股黑烟顺着拔火罐腾空而起，当这股黑烟消失的时候，拿下拔火罐就看见炉子里的煤球发出耀眼的火光，一股热气扑面而来。这样就算笼火成功。我妈在炉子上放一个水壶烧水，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笼火、烧煤球炉子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真干起来就没有这么容易了。我们院子新搬来一对小夫妻，男人工作忙早出晚归的，家里的一切生活琐事都是女人操持，谁知道，刚搬来第一天就栽在笼火上了。她穿着一身新衣裳，把新买来的炉子放在院子中间，把几根又粗又长的木头塞在炉膛里，上面倒进了一簸箕煤球，拿了一张纸点着了，放在炉箅子下面。粗粗的木柴着了一个小边，没有火苗，全是灰色的烟。这女人先是用嘴吹，然后又拿出一把扇子使劲地扇风。灰色的烟气在院子里蔓延，又从窗子里门缝中溜进各家的房间里。
张大妈李大婶都被灰烟赶了出来，看到新媳妇还在用一把扇子猛扇呢。木灰炉灰飞旋在她的身边，黝黑的头发上都是炉灰。我妈说：“怎么了这是？”新媳妇抬起头，大家都乐了，您再看挺俊俏的女人改扮相成李逵了，脸上头发上全是灰，灰土眯眼睛后拿手一抹，全是黑道道。我妈热心肠，走上前去说：“丫头，一看你就没干过粗活，来，我教你。”我妈麻利地把炉子放倒，煤球滚了出来，堆在一起，又把没烧着的木头抽出来，找出一把干树枝放在最底下，上面再放些粗一点的劈柴。半张报纸一点，立刻引燃了树枝，树枝把劈柴烧着了，看着腾起的火苗，我妈把地上的煤球倒在炉膛里，放上拔火罐，不一会儿煤球都烧红了。新媳妇上的第一课竟然是笼火，您说多有意思吧。她不好意思地谢了我妈，赶紧回屋里洗头洗脸换衣服。
那时候，一般家庭都是自己摇煤球，只有家境富裕的才买煤球。我们家就经常买些煤末自己摇煤球。拉一车煤末再掺上点黄土，用水和成泥状。找一块平整的土地把和好的煤泥铺在地上，拿抹子抹成两三厘米厚的一片，再划成三厘米的方格。等半个小时，每一个方格都凝结住了就可以摇煤球了。
摇煤球用一个直径一米的扁筐，筐底下放一个花盆，将煤茧放在筐内，双手握住扁筐的两侧，双臂加上身体的摇动，扁筐就顺着时针的方向，以花盆为支点摇动起来了。扁筐里的煤茧也随着在里面滚动起来，不一会儿，切成方块的煤茧在扁筐中不停地滚动着，磨去棱角就成了煤球，把煤球晒干后就可以使用了。那时候家里穷，很多家庭都摇过煤球，如果只有妇女在家，就只能雇人摇煤球了。
20世纪70年代，政府开始推广蜂窝煤，我家住在北新仓胡同，北新仓二巷就是一个轧制蜂窝煤的煤厂。每天都能听到咣当咣当的声音，每咣当一下就生产出了一块蜂窝煤。我们家里人多，夏天做饭、冬天取暖，一个月就得拉个二三百块蜂窝煤。烧蜂窝煤省去了摇煤球的辛苦，干净又整齐。每次买回二三百块蜂窝煤，都得一块一块地码放在窗户前，迎着阳光晒得又干又透，放在炉子里马上就起火苗。可就是不能赶上雨，要是下雨没盖好，有可能就成为一摊烂泥了。
有一段时间，蜂窝煤限量供应，我家人口多，都在家吃饭，蜂窝煤不够用的。怎么办？看着我妈为难的样子，大哥说：“咱们不如买个大柴锅，垒个灶台，又能省煤还能吃上纯正的柴锅贴饼子。”听完后大家齐声叫好。我家院子大，光枣树就有4棵，还有槐树杏树，那些树枝就足以当柴火使用。说干就干，没过几天，我大哥就从通州的供销社买回来一口大铁锅。邻居谢大叔是瓦匠，最会垒灶台，在我家门道旁边的一个夹道里，用砖和白灰垒了一个农村用的灶台，灶台的表面还用白灰抹得十分光整，靠近墙角的地方竖起了一节烟筒。当天晚上我妈妈就用它蒸了一锅贴饼子，棒子面连蒸带烤的香味，飘飘忽忽地就飞到了邻居家，不少老街坊都过来尝新鲜，一人掰一块，都说好吃。自从这以后我们家做饭多数是用大柴锅，好吃又省煤。就连街坊邻居也常用我家大柴锅贴个花卷，熬一锅粥。果木香味加上粮食的香味，就是现在想起来都流口水。前几天到怀柔吃农家饭，要了一锅玉米饼，都吃不出原来的味道，为什么？用的是天然气了，果木的香味早没有了。
后来我们家住进了楼房，做饭用上了干净好用的天然气，彻底告别了煤球和蜂窝煤，也不用再烧柴锅了。当然也不用为买煤的指标着急了，更不用每天都掏炉灰倒脏土了。我妈伸着双手让我们看，说道：“这双手操持这个家几十年，从来就没有这么细过，那时候，不是和煤打交道就是和脏土打交道，手又粗又糙，还老裂口子，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凉水一激疼得钻心。”听着我妈的话，想起来那时候最想让妈妈胡噜我的后背，粗糙的手在后背上一胡噜可解痒痒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这些年。用我妈妈的话说，生活在现在真是好啊。
文◎ 李强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日常说的语言也会发生变化。我说几个词您可能就听不懂了。比如说，笼火；再比如说，倒脏土。我敢说大多数人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其实，这都是我们三四十年前每天必干的家务活儿。先说笼火吧，那时候每家做饭都用煤球炉子，铁皮做的，大肚子小口，最底下是铁条排列的箅子。每天早上天刚刚亮的时候，我妈起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笼火，先把昨天烧过的炉灰倒出来，再往箅子上放一些细小的木条，然后再把粗一些的木柴放在上面。拿一张旧报纸在炉子下面点着火，一会儿的工夫，炉子里的木柴就着起了大火苗，这时我妈会把一簸箕煤球倒进炉膛，在上面放上一个铁皮做成的拔火罐。瞬间，一股黑烟顺着拔火罐腾空而起，当这股黑烟消失的时候，拿下拔火罐就看见炉子里的煤球发出耀眼的火光，一股热气扑面而来。这样就算笼火成功。我妈在炉子上放一个水壶烧水，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笼火、烧煤球炉子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真干起来就没有这么容易了。我们院子新搬来一对小夫妻，男人工作忙早出晚归的，家里的一切生活琐事都是女人操持，谁知道，刚搬来第一天就栽在笼火上了。她穿着一身新衣裳，把新买来的炉子放在院子中间，把几根又粗又长的木头塞在炉膛里，上面倒进了一簸箕煤球，拿了一张纸点着了，放在炉箅子下面。粗粗的木柴着了一个小边，没有火苗，全是灰色的烟。这女人先是用嘴吹，然后又拿出一把扇子使劲地扇风。灰色的烟气在院子里蔓延，又从窗子里门缝中溜进各家的房间里。
张大妈李大婶都被灰烟赶了出来，看到新媳妇还在用一把扇子猛扇呢。木灰炉灰飞旋在她的身边，黝黑的头发上都是炉灰。我妈说：“怎么了这是？”新媳妇抬起头，大家都乐了，您再看挺俊俏的女人改扮相成李逵了，脸上头发上全是灰，灰土眯眼睛后拿手一抹，全是黑道道。我妈热心肠，走上前去说：“丫头，一看你就没干过粗活，来，我教你。”我妈麻利地把炉子放倒，煤球滚了出来，堆在一起，又把没烧着的木头抽出来，找出一把干树枝放在最底下，上面再放些粗一点的劈柴。半张报纸一点，立刻引燃了树枝，树枝把劈柴烧着了，看着腾起的火苗，我妈把地上的煤球倒在炉膛里，放上拔火罐，不一会儿煤球都烧红了。新媳妇上的第一课竟然是笼火，您说多有意思吧。她不好意思地谢了我妈，赶紧回屋里洗头洗脸换衣服。
那时候，一般家庭都是自己摇煤球，只有家境富裕的才买煤球。我们家就经常买些煤末自己摇煤球。拉一车煤末再掺上点黄土，用水和成泥状。找一块平整的土地把和好的煤泥铺在地上，拿抹子抹成两三厘米厚的一片，再划成三厘米的方格。等半个小时，每一个方格都凝结住了就可以摇煤球了。
摇煤球用一个直径一米的扁筐，筐底下放一个花盆，将煤茧放在筐内，双手握住扁筐的两侧，双臂加上身体的摇动，扁筐就顺着时针的方向，以花盆为支点摇动起来了。扁筐里的煤茧也随着在里面滚动起来，不一会儿，切成方块的煤茧在扁筐中不停地滚动着，磨去棱角就成了煤球，把煤球晒干后就可以使用了。那时候家里穷，很多家庭都摇过煤球，如果只有妇女在家，就只能雇人摇煤球了。
20世纪70年代，政府开始推广蜂窝煤，我家住在北新仓胡同，北新仓二巷就是一个轧制蜂窝煤的煤厂。每天都能听到咣当咣当的声音，每咣当一下就生产出了一块蜂窝煤。我们家里人多，夏天做饭、冬天取暖，一个月就得拉个二三百块蜂窝煤。烧蜂窝煤省去了摇煤球的辛苦，干净又整齐。每次买回二三百块蜂窝煤，都得一块一块地码放在窗户前，迎着阳光晒得又干又透，放在炉子里马上就起火苗。可就是不能赶上雨，要是下雨没盖好，有可能就成为一摊烂泥了。
有一段时间，蜂窝煤限量供应，我家人口多，都在家吃饭，蜂窝煤不够用的。怎么办？看着我妈为难的样子，大哥说：“咱们不如买个大柴锅，垒个灶台，又能省煤还能吃上纯正的柴锅贴饼子。”听完后大家齐声叫好。我家院子大，光枣树就有4棵，还有槐树杏树，那些树枝就足以当柴火使用。说干就干，没过几天，我大哥就从通州的供销社买回来一口大铁锅。邻居谢大叔是瓦匠，最会垒灶台，在我家门道旁边的一个夹道里，用砖和白灰垒了一个农村用的灶台，灶台的表面还用白灰抹得十分光整，靠近墙角的地方竖起了一节烟筒。当天晚上我妈妈就用它蒸了一锅贴饼子，棒子面连蒸带烤的香味，飘飘忽忽地就飞到了邻居家，不少老街坊都过来尝新鲜，一人掰一块，都说好吃。自从这以后我们家做饭多数是用大柴锅，好吃又省煤。就连街坊邻居也常用我家大柴锅贴个花卷，熬一锅粥。果木香味加上粮食的香味，就是现在想起来都流口水。前几天到怀柔吃农家饭，要了一锅玉米饼，都吃不出原来的味道，为什么？用的是天然气了，果木的香味早没有了。
后来我们家住进了楼房，做饭用上了干净好用的天然气，彻底告别了煤球和蜂窝煤，也不用再烧柴锅了。当然也不用为买煤的指标着急了，更不用每天都掏炉灰倒脏土了。我妈伸着双手让我们看，说道：“这双手操持这个家几十年，从来就没有这么细过，那时候，不是和煤打交道就是和脏土打交道，手又粗又糙，还老裂口子，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凉水一激疼得钻心。”听着我妈的话，想起来那时候最想让妈妈胡噜我的后背，粗糙的手在后背上一胡噜可解痒痒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这些年。用我妈妈的话说，生活在现在真是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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