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诚信】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10月19日，李诚儒老师的《戏儒人生》第六期下集正式上线。在这一期的内容当中，李诚儒老师以《甄嬛传》、《延禧攻略》等戏说式的宫斗剧为例子，提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这批娱乐至死的戏说剧真的可以解压吗？而我们那些秉持严肃创作态度的历史正剧作品，就不能解压吗？寓教于乐的文艺里边，就这么被抛弃了吗？
其实，像某些宫斗剧作品，已经不再是各大卫视平台的新宠。而这类宫斗剧内容，虽然在某些正版视频平台上播出数据非常不错，但是，它们因为宫斗内容的胡编乱造，也已经被各大正版视频平台给予了一定量的抵制。甚至于，某些打着宫斗旗号的胡编乱造的历史戏说剧，已经被不少正版视频平台下线了。这类历史戏说题材的宫斗剧，基本上没有市场了。
在节目当中，李诚儒老师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且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些胡编乱造的电视剧才解压，而那些严肃认真的历史正剧，就不解压了吗？李诚儒老师更是用自己经历的一件事情，证明了曾经的“遭遇”。李诚儒老师说，自己曾经创作过一部非常严肃的历史剧，但拿到各台负责电视剧收购的人员那里，被告知，这部剧太“正”了，所以不好收。李诚儒老师感慨，反倒是那些“歪”的剧有市场，正剧被排斥了。
李诚儒老师在节目当中提出，排斥正剧，给“歪剧”导流的问题，其实不过是打着观众的旗号罢了。李老认为，电视剧市场一直具备导向作用，观众们尤其是具备导向作用，我们的影视剧市场向观众导向什么，观众就会更多的喜欢什么。历史戏说类的电视剧之所以被“吹捧”，有某些影视资本故意鼓吹的嫌疑在里边。影视剧市场，应该给观众导向一些正剧作品。
尤其是部分打着观众旗号的观点：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够累了，真的不想看电视剧的时候还这么累了。用这种所谓的观众观点，去给胡编乱造的电视剧导流，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状态。李诚儒老师质问，娱乐至死的那些电视剧作品，真的可以解压吗？而真正优质的电视剧作品，就无法解压了吗？《戏儒人生》的节目当中，并未沿着这个思路继续分析。我姑且拾起这个论点，往下讲一讲我个人的看法，抛砖引玉。
娱乐至死的电视剧，解压吗？严肃认真的电视剧，不解压吗？这似乎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老问题了，苏格拉底和猪的问题。苏格拉底喜欢更为深入的思考，因此会陷入到思考的痛苦当中，而这种痛苦本身，也已经形成苏格拉底生活的一部分，并且让他成为一个“人”。另一个相对的层面上，“猪”是不需要思考的，因此，它可以获得不必思考的快乐感，而这种快乐感却让“猪”丧失了成为人的真正意义。因此，是做思考的苏格拉底，还是做不思考的猪，一直是一个哲学问题。
娱乐至死的影视剧作品，提供给它的特定观众潦草而简单的爽快感。而这种潦草与简单背后，则是不需要动脑子，不需要思考。部分并不追求苏格拉底式生活方式的观众，当然可以满足于这种毫无营养的简单当中。这其实也便是部分观众所言的，看这类没脑子的作品，是解压的。然而，我们必然要问，所谓的解压，到底解的是什么压呢？是混沌与迷糊当中的萎靡快乐罢了。这种快乐，又有何作用呢？
那么，严肃认真的电视剧作品，又为何不解压，反倒是会给部分观众形成压力呢？这是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严肃的电视剧作品，需要遵从现实主义的原则，不仅从现实当中索取素材，而且从现实当中提取生存矛盾与生存真相。这样创作出来的剧情，能够让观众重新审视现实，审视生活、生命本身。这种“审视感”，容易让部分观众造成压力。为何呢？还是部分观众审美停留在戏说的层面上，没有获得基础性地升级。这就好比用小内存条去运行大程序一样。
而对于已经审美有了一定境界的观众而言，反倒是这种严肃的正剧，最容易解压，最容易让观众在剧情当中发现生存之真相，继而升起更多的生命信仰与生活意志。我们经常讲影视创作要坚守寓教于乐的理念，所谓的“教”，其实就是哲学层面上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我们对于“现实主义内容”的审视与打量。把这些好东西，或者说有哲学味道的东西加入到正剧作品当中，作品本身便是有力量感的。这种力量感，才是最大的解压。
其实，不光影视剧创作当中，在很多传统艺术形式当中，都有过娱乐至死还是寓教于乐的讨论。我们很多喜剧艺术的从业者们，甚至于是已经一把岁数的喜剧工作者们，竟然也有在舞台上嚷嚷“寓教于乐”多么不可取的，认为自己的喜剧段子不承担这份责任的等等。这是非常错误的观点。这种观点大面积传播，其实就是给娱乐至死的内容导流。最终会出现这种劣币反倒是驱逐了良币的问题。
基于目前这种状态，我认可李诚儒老师所言的观点，文艺工作者应该有自己的责任意识，不能娱乐至死，而应该坚持寓教于乐的创作理念。当然，作为观众，我们也应该以有更为高级的审美能力为荣，反之，则是需要尽快进步的。
其实，像某些宫斗剧作品，已经不再是各大卫视平台的新宠。而这类宫斗剧内容，虽然在某些正版视频平台上播出数据非常不错，但是，它们因为宫斗内容的胡编乱造，也已经被各大正版视频平台给予了一定量的抵制。甚至于，某些打着宫斗旗号的胡编乱造的历史戏说剧，已经被不少正版视频平台下线了。这类历史戏说题材的宫斗剧，基本上没有市场了。
在节目当中，李诚儒老师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且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些胡编乱造的电视剧才解压，而那些严肃认真的历史正剧，就不解压了吗？李诚儒老师更是用自己经历的一件事情，证明了曾经的“遭遇”。李诚儒老师说，自己曾经创作过一部非常严肃的历史剧，但拿到各台负责电视剧收购的人员那里，被告知，这部剧太“正”了，所以不好收。李诚儒老师感慨，反倒是那些“歪”的剧有市场，正剧被排斥了。
李诚儒老师在节目当中提出，排斥正剧，给“歪剧”导流的问题，其实不过是打着观众的旗号罢了。李老认为，电视剧市场一直具备导向作用，观众们尤其是具备导向作用，我们的影视剧市场向观众导向什么，观众就会更多的喜欢什么。历史戏说类的电视剧之所以被“吹捧”，有某些影视资本故意鼓吹的嫌疑在里边。影视剧市场，应该给观众导向一些正剧作品。
尤其是部分打着观众旗号的观点：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够累了，真的不想看电视剧的时候还这么累了。用这种所谓的观众观点，去给胡编乱造的电视剧导流，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状态。李诚儒老师质问，娱乐至死的那些电视剧作品，真的可以解压吗？而真正优质的电视剧作品，就无法解压了吗？《戏儒人生》的节目当中，并未沿着这个思路继续分析。我姑且拾起这个论点，往下讲一讲我个人的看法，抛砖引玉。
娱乐至死的电视剧，解压吗？严肃认真的电视剧，不解压吗？这似乎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老问题了，苏格拉底和猪的问题。苏格拉底喜欢更为深入的思考，因此会陷入到思考的痛苦当中，而这种痛苦本身，也已经形成苏格拉底生活的一部分，并且让他成为一个“人”。另一个相对的层面上，“猪”是不需要思考的，因此，它可以获得不必思考的快乐感，而这种快乐感却让“猪”丧失了成为人的真正意义。因此，是做思考的苏格拉底，还是做不思考的猪，一直是一个哲学问题。
娱乐至死的影视剧作品，提供给它的特定观众潦草而简单的爽快感。而这种潦草与简单背后，则是不需要动脑子，不需要思考。部分并不追求苏格拉底式生活方式的观众，当然可以满足于这种毫无营养的简单当中。这其实也便是部分观众所言的，看这类没脑子的作品，是解压的。然而，我们必然要问，所谓的解压，到底解的是什么压呢？是混沌与迷糊当中的萎靡快乐罢了。这种快乐，又有何作用呢？
那么，严肃认真的电视剧作品，又为何不解压，反倒是会给部分观众形成压力呢？这是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严肃的电视剧作品，需要遵从现实主义的原则，不仅从现实当中索取素材，而且从现实当中提取生存矛盾与生存真相。这样创作出来的剧情，能够让观众重新审视现实，审视生活、生命本身。这种“审视感”，容易让部分观众造成压力。为何呢？还是部分观众审美停留在戏说的层面上，没有获得基础性地升级。这就好比用小内存条去运行大程序一样。
而对于已经审美有了一定境界的观众而言，反倒是这种严肃的正剧，最容易解压，最容易让观众在剧情当中发现生存之真相，继而升起更多的生命信仰与生活意志。我们经常讲影视创作要坚守寓教于乐的理念，所谓的“教”，其实就是哲学层面上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我们对于“现实主义内容”的审视与打量。把这些好东西，或者说有哲学味道的东西加入到正剧作品当中，作品本身便是有力量感的。这种力量感，才是最大的解压。
其实，不光影视剧创作当中，在很多传统艺术形式当中，都有过娱乐至死还是寓教于乐的讨论。我们很多喜剧艺术的从业者们，甚至于是已经一把岁数的喜剧工作者们，竟然也有在舞台上嚷嚷“寓教于乐”多么不可取的，认为自己的喜剧段子不承担这份责任的等等。这是非常错误的观点。这种观点大面积传播，其实就是给娱乐至死的内容导流。最终会出现这种劣币反倒是驱逐了良币的问题。
基于目前这种状态，我认可李诚儒老师所言的观点，文艺工作者应该有自己的责任意识，不能娱乐至死，而应该坚持寓教于乐的创作理念。当然，作为观众，我们也应该以有更为高级的审美能力为荣，反之，则是需要尽快进步的。
#军事新闻# 逃离南海的美军核潜艇有麻烦！美媒：最忠诚的水兵都可能怀疑人生
美国《福布斯》网站报道，热带岛屿关岛，在美国太平洋最靠西的本土前哨基地，美国海狼级潜艇“康涅狄格”号（SSN-22）在遭遇了从南海逃离的闹剧后，正在接受两项严厉的调查。
对于任何一艘军舰来说，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次停靠港口从来都不是一次有趣的经历。美国攻击型潜艇已经经历了很多这种场景，随着调查人员和维修人员蜂拥而至，“康涅狄格”的船员仍可能在处理10月初的事件，当时潜艇显然在水下撞到了什么东西。
由于潜艇乘员已经被社交隔离，并且可能受到禁言令的约束，海军可以做更多的工作，以减少事故后对受影响潜艇和军种声望的破坏。
海军还没有透露“康涅狄格”号的损坏程度，但可以肯定的是，这起事件至少让船上的每个人都感到不安。在水下碰撞之后，潜艇浮出水面，然后进行了1300到2500英里的长距离水面航行。用了大约一周的时间才回到相对安全的关岛。
但在最初的事故中幸存下来，仅仅是“康涅狄格”号麻烦的开始。据报道，这艘潜艇在南海发生碰撞。从这样一个敏感的区域撤退，潜艇受到了破坏，而且很可能无法安全潜入水中，所以绝非易事。根据损害程度的不同，“康涅狄格”号这次出海可能是一次相当痛苦的经历。
“康涅狄格”的船员们在这场事故中幸免于难，不过这很可能是短暂的。核潜艇船员们通常要部署六个月，“康涅狄格”已经部署了五个月后，不过他们的航程会延长了。船员们的朋友和家人都可能需要再等待数月才能看到他们，因为潜艇将接受调查、临时维修和缓慢的回家之旅。
关岛不是“康涅狄格”号人员的安全港。虽然潜艇可能是安全的，但船员们将依次面对一系列不好相处的调查人员、损害评估人员，还可能面对高级官员，他们都希望得到答案。
按照通常的事故后协议，海军已经召集了安全和指挥调查。
随着事情的发展，海军调查人员正在抓取关键记录，讯问船员，并调查可能与事故有关的每一个行动。每一个错误和失误，无论多么微小和可原谅，都会被外界揭露和评判。船上的船员被甄别他们对海军的忠诚，以及他们对军官和其他船员的忠诚。
这不好玩，事故调查会产生一个极为不适的环境，为已经被置于封闭钢筒中大约五个月的船员提供了无数机会，来解决各种琐碎的事情和表达无关的不满。而且，经历了这一切后，他们不能休息。有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让受损的潜艇做好回家的准备。
对于“康涅狄格”号这样的精英潜艇来说，任何事故都是一次真正的打击。一场无可回避的、引人注目的事故已经够糟糕了，但如果调查结论表明，这次事故是可以避免的，是因为乘员或艇长失误而导致的，就更难忍受了。但是，因为调查人员在船上，军官和船员们无法简单地方法来重现经过，吸取教训，继续前进。为了维护各项调查的完整性，海军调查部门可能已告知船员，不要讨论事件或导致事件的原因。
更糟糕的是，“康涅狄格”号的舰长和军官正处于一种特别可怕的境地，他们的疑虑、悲伤和遗憾都与严峻的港口维修工作交织在一起。到目前为止，他们正在等待严厉惩罚的来临，或者突然接到一份解职通知，然后独自一人屈辱地飞回家。
目前美国海军倾向于让犯了倒霉的军官和出过问题的战舰接收越来越长时间的调查，这可能是不健康的。2001年，“格林维尔”号攻击潜艇（SSN-772）撞沉了日本“爱媛丸”号（Ehime Maru），一天之内更换了潜艇船长。11年后，“蒙彼利埃”号潜艇（SSN-765）与“圣哈辛托”号巡洋舰（CG-56）相撞，海军让这艘潜艇等待了三个月，才把艇长撤职。
这足以让即使是最忠诚的美国水手质疑他们的人生选择。
船上的每个人都知道，“康涅狄格”号是一件战略资产，他们也知道，无论是什么原因，他们的倒霉事儿都给美国、美国海军和其潜艇部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更糟糕的是，在美国潜艇部队和关岛四艘潜艇组成的小社会中，没有人会特别渴望与来访的受损潜艇有关联。社交距离是不可避免的。
2021年8月1日，“康涅狄格”号刚刚意气风发地接待了美国第七舰队司令卡尔·托马斯中将，然后就发生了这种事。对于“康涅狄格”号来说，像一群麻风病患者一样被对待的前景，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此外，美国海军高层的沉默和指挥瘫痪令人大为震惊。从新任命的海军部长卡洛斯·德尔托罗（Carlos Del Toro）到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吉尔迪（Michael Gilday）上将、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C·阿奎利诺（John C.Aquilino）上将，没有人发表公开言论直接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
就好像“康涅狄格”号不存在一样。
美国海军把“康涅狄格”号藏在关岛，并将潜艇置于公众视线之外，这只是在阻止美国公众了解事件的范围。
美国分析家认为，美国海军的媒体封锁弊大于利。过去，潜艇在事故发生后，经过长时间修理，还是可以继续用的。如果这是事实，那么为什么要浪费一个机会来建立对美国潜艇质量和潜艇工业的信心呢？还有美国分析家指出，如果“康涅狄格”号遭到严重损坏，那么就应该承认返航过程是英雄主义的，同时也要让美国公众和决策者知道，明年海军的潜艇采购和次级维修预算可能需要增加。
美国分析家们提出，太平洋舰队和美国印太司令部在过去几年中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水面舰艇事故后，需要面对船舶处理、危机管理和指挥风气的挑战，而不是回避它们。简言之，阿奎利诺上将和其他人需要有勇气在舰队陷入混乱时挺身而出。
面对广泛的公众利益，海军的不作为只会延长“康涅狄格”号的瘫痪期。将倒霉的舰长和军官们长期留在船上，对美国海军没有好处。在重大事故中，要么美国海军加快行动，永久更换出事战舰的舰长；要么在调查完成之前，迅速给予舰长同情和安慰；要么冷酷无情地让其他中队指挥官、青年军官或前任官员加快行动，帮助出事战舰上的人员减轻负担。
美国《福布斯》网站报道，热带岛屿关岛，在美国太平洋最靠西的本土前哨基地，美国海狼级潜艇“康涅狄格”号（SSN-22）在遭遇了从南海逃离的闹剧后，正在接受两项严厉的调查。
对于任何一艘军舰来说，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次停靠港口从来都不是一次有趣的经历。美国攻击型潜艇已经经历了很多这种场景，随着调查人员和维修人员蜂拥而至，“康涅狄格”的船员仍可能在处理10月初的事件，当时潜艇显然在水下撞到了什么东西。
由于潜艇乘员已经被社交隔离，并且可能受到禁言令的约束，海军可以做更多的工作，以减少事故后对受影响潜艇和军种声望的破坏。
海军还没有透露“康涅狄格”号的损坏程度，但可以肯定的是，这起事件至少让船上的每个人都感到不安。在水下碰撞之后，潜艇浮出水面，然后进行了1300到2500英里的长距离水面航行。用了大约一周的时间才回到相对安全的关岛。
但在最初的事故中幸存下来，仅仅是“康涅狄格”号麻烦的开始。据报道，这艘潜艇在南海发生碰撞。从这样一个敏感的区域撤退，潜艇受到了破坏，而且很可能无法安全潜入水中，所以绝非易事。根据损害程度的不同，“康涅狄格”号这次出海可能是一次相当痛苦的经历。
“康涅狄格”的船员们在这场事故中幸免于难，不过这很可能是短暂的。核潜艇船员们通常要部署六个月，“康涅狄格”已经部署了五个月后，不过他们的航程会延长了。船员们的朋友和家人都可能需要再等待数月才能看到他们，因为潜艇将接受调查、临时维修和缓慢的回家之旅。
关岛不是“康涅狄格”号人员的安全港。虽然潜艇可能是安全的，但船员们将依次面对一系列不好相处的调查人员、损害评估人员，还可能面对高级官员，他们都希望得到答案。
按照通常的事故后协议，海军已经召集了安全和指挥调查。
随着事情的发展，海军调查人员正在抓取关键记录，讯问船员，并调查可能与事故有关的每一个行动。每一个错误和失误，无论多么微小和可原谅，都会被外界揭露和评判。船上的船员被甄别他们对海军的忠诚，以及他们对军官和其他船员的忠诚。
这不好玩，事故调查会产生一个极为不适的环境，为已经被置于封闭钢筒中大约五个月的船员提供了无数机会，来解决各种琐碎的事情和表达无关的不满。而且，经历了这一切后，他们不能休息。有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让受损的潜艇做好回家的准备。
对于“康涅狄格”号这样的精英潜艇来说，任何事故都是一次真正的打击。一场无可回避的、引人注目的事故已经够糟糕了，但如果调查结论表明，这次事故是可以避免的，是因为乘员或艇长失误而导致的，就更难忍受了。但是，因为调查人员在船上，军官和船员们无法简单地方法来重现经过，吸取教训，继续前进。为了维护各项调查的完整性，海军调查部门可能已告知船员，不要讨论事件或导致事件的原因。
更糟糕的是，“康涅狄格”号的舰长和军官正处于一种特别可怕的境地，他们的疑虑、悲伤和遗憾都与严峻的港口维修工作交织在一起。到目前为止，他们正在等待严厉惩罚的来临，或者突然接到一份解职通知，然后独自一人屈辱地飞回家。
目前美国海军倾向于让犯了倒霉的军官和出过问题的战舰接收越来越长时间的调查，这可能是不健康的。2001年，“格林维尔”号攻击潜艇（SSN-772）撞沉了日本“爱媛丸”号（Ehime Maru），一天之内更换了潜艇船长。11年后，“蒙彼利埃”号潜艇（SSN-765）与“圣哈辛托”号巡洋舰（CG-56）相撞，海军让这艘潜艇等待了三个月，才把艇长撤职。
这足以让即使是最忠诚的美国水手质疑他们的人生选择。
船上的每个人都知道，“康涅狄格”号是一件战略资产，他们也知道，无论是什么原因，他们的倒霉事儿都给美国、美国海军和其潜艇部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更糟糕的是，在美国潜艇部队和关岛四艘潜艇组成的小社会中，没有人会特别渴望与来访的受损潜艇有关联。社交距离是不可避免的。
2021年8月1日，“康涅狄格”号刚刚意气风发地接待了美国第七舰队司令卡尔·托马斯中将，然后就发生了这种事。对于“康涅狄格”号来说，像一群麻风病患者一样被对待的前景，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此外，美国海军高层的沉默和指挥瘫痪令人大为震惊。从新任命的海军部长卡洛斯·德尔托罗（Carlos Del Toro）到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吉尔迪（Michael Gilday）上将、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C·阿奎利诺（John C.Aquilino）上将，没有人发表公开言论直接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
就好像“康涅狄格”号不存在一样。
美国海军把“康涅狄格”号藏在关岛，并将潜艇置于公众视线之外，这只是在阻止美国公众了解事件的范围。
美国分析家认为，美国海军的媒体封锁弊大于利。过去，潜艇在事故发生后，经过长时间修理，还是可以继续用的。如果这是事实，那么为什么要浪费一个机会来建立对美国潜艇质量和潜艇工业的信心呢？还有美国分析家指出，如果“康涅狄格”号遭到严重损坏，那么就应该承认返航过程是英雄主义的，同时也要让美国公众和决策者知道，明年海军的潜艇采购和次级维修预算可能需要增加。
美国分析家们提出，太平洋舰队和美国印太司令部在过去几年中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水面舰艇事故后，需要面对船舶处理、危机管理和指挥风气的挑战，而不是回避它们。简言之，阿奎利诺上将和其他人需要有勇气在舰队陷入混乱时挺身而出。
面对广泛的公众利益，海军的不作为只会延长“康涅狄格”号的瘫痪期。将倒霉的舰长和军官们长期留在船上，对美国海军没有好处。在重大事故中，要么美国海军加快行动，永久更换出事战舰的舰长；要么在调查完成之前，迅速给予舰长同情和安慰；要么冷酷无情地让其他中队指挥官、青年军官或前任官员加快行动，帮助出事战舰上的人员减轻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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