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风刑辩团队是由青年律师组成的一支敢辩，真辩，能辩，善辩，主要专注于刑事法律领域研究和实务的狼性战队，他们既是刑辩领域年轻一代的佼佼者，也是刑辩领域的坚守者，更是泽诚律所的中坚力量。团队律师秉承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执业理念，坚持团队化，专业化，一体化的办案协作模式，始终以诚信，勤勉的工作态度为当事人提供专业，高效的法律服务。

做一些留得下的东西


“做一些留得下的东西”，看了白建军教授的一个访谈，法学研究的实证转向，有些感触。
这六七年来，我也在转向。只不过比白教授转得更远，比实证研究学者走得更远，以至于不少人认为我已经偏离了学术之路。
其实，这涉及何为真正的实证？何为真正的学术？什么才是“留得下的东西”？
法学领域的实证，离真正的实践往往很远，以至于他们的观点不仅经常脱离实际，甚至走在法治的反方向。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任何一个无罪都可以说是血换来的，却有教授在告诫要警惕出罪的错误。刑事案件中的庭审直播是冤案当事人或许唯一的救命稻草，却有学者称不是司法改革的方向，好了，现在几乎所有刑事案件直播全不能回放了，越想直播的案件越不直播了。
我的助理肖之娥曾经感叹：“别人在书斋研究我们正在办理的案件。”深圳鹦鹉案，天津大妈枪案，王成忠案，引发的学术论文岂止百篇？
办任何一个案件，都可以写篇论文。可如果我着手写学术论文，就没有时间来为学术界提供有意思的研究素材了。
取舍之下，我还是专注于我转型的刑事辩护了。在我看来，辩冤白谤，解决问题，比学术论文更重要。同时，我的记录应该可以成为白建军教授所说的“留得下的东西”。
继《无罪辩护：为自由和正义呐喊》之后，我已经完成了《为企业家辩护》的初稿，未来大致以两年一本的速度，撰写刑辩纪实作品。这些故事均以真实的案卷材料、办案经历和媒体报道为基础，希望能为中国法制史留下一批民间性质的刑事辩护档案，作为后世研究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刑事辩护与法制史的历史素材。
在朴实、平静的叙述中，不排除有学术观点、思想的出现，但我已经不愿意浪费时间在学术论文的编织上了。
我并非没有能力从事传统的学术研究，也不排斥，只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分配于此。相反，我希望更多学者关注实践，写出更有份量的学术作品。而且，我建议他们更多地进入实践，而不是浮于表面的调研。还是我常说的那句，“法学家要更多地走向法庭，在现实中接受公检法的侮辱，才能真正了解司法现实”。我也欢迎真正关注实践的学者把我办理的案件作为研究样本，共同，一道，“做一些留得下的东西”。

泽诚朔风刑辩团队是由青年律师组成的一支敢辩，真辩，能辩，善辩，主要专注于刑事法律领域研究和实务的狼性战队，他们既是刑辩领域年轻一代的佼佼者，也是刑辩领域的坚守者，更是泽诚律所的中坚力量。团队律师秉承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执业理念，坚持团队化，专业化，一体化的办案协作模式，始终以诚信，勤勉的工作态度为当事人提供专业，高效的法律服务（还有两位律师，图片待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