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9月，马承源收到了一份香港的传真，那是一柄剑的照片，他拿起放大镜观看，剑格上刻有四个歪歪扭扭、十分神秘的文字，马承源脸色大变，再也坐不住了。
马承源是著名的青铜器专家，也是当时的上海博物馆馆长。一位香港的朋友在古玩市场发现了一柄青铜剑，一时之间拿不定主意，便专门请教马承源。
马承源反复观看后，觉得这柄剑不寻常，剑格上的神秘文字更是让马承源震惊，一般人会认为这只是一种花纹装饰，马承源却知道，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盛行于南方诸侯国的一种字体，叫作“鸟虫书”。
铭文共四个字：越王越王。很显然，这是某位越王的剑！1965年，湖北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已经成为湖北博物馆icon的镇馆之宝，如今又出现一柄越王剑，马承源怎能不激动？
马承源打电话给自己的好友，时任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的曹锦炎，相约一同前去香港观看。当看到青铜剑的真身后，两位专家当即确定，这柄剑的确就是春秋时期越国icon的宝剑。
这柄剑插在黑漆剑鞘中，宝剑出鞘后，寒光凛凛，剑气逼人，它保存地非常完好，无论剑身还是剑柄都没有任何的缺损，甚至连一丝锈迹都没有。
剑格上“越王越王”四字铭文清晰可见，当马承源将宝剑翻个身后，他顿时愣住了，随即大喜，另一面的剑格上同样刻了四字铭文：“者旨於睗”。
“者旨於睗”应该是一位越王的名字，很多人看到这几个字会一头雾水，春秋战国时期，自第一代越王允常开始，共有十一位越王，没有一位越王叫这个名字。
然而马承源和曹锦炎却知道，“者旨”是“诸稽”的通假字，“於睗”是“与夷”的通假字，所以这柄剑的主人，就是诸稽与夷，也是大名鼎鼎的越王勾践之子。
诸稽与夷是一个爱剑之人，再加上越国盛产名剑，所以诸稽与夷在位虽然只有6年，却留下了多柄名剑，如今已发现9柄，分散在各大博物馆，件件价值连城。
30年前，越王勾践剑的出土震惊考古界，如今勾践儿子的剑问世，恐怕考古界又要热闹了。
历经2000年而不腐，依然削铁如泥，在这柄者旨於睗剑的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者旨於睗剑全长52.4厘米，剑体最宽处有4.1厘米，剑身呈黄白色。在《吕氏春秋·别类》记载过一位相剑师的经验，他认为白色的剑坚固，黄色的剑有韧性，黄白相间的剑则坚固又有韧性，是一柄好剑。
剑柄顶端是一个圆盘形的剑首，直径3.6厘米，上面阴刻五道同心圆，用同心圆来装饰剑首，正是越王剑独有的特征。
剑身和剑柄中间的部分称为剑格，剑格正反两面各有四字铭文，铭文旁边镶嵌有大大小小数百颗薄如蝉翼的绿松石，在绿松石脱落的部分可见红色粘接材料的痕迹。
乌黑的剑鞘虽然是木质，却保存十分完整，它用两块薄木片粘合而成，外用丝线缠缚加固，再髹以黑漆，当剑插入剑鞘时，相当紧凑。
毫不夸张地说，在出土及存世的越王剑中，保存如此完好且集如此多的优点于一体的，仅此一件！
这样一柄价值连城的越王剑为什么会出现在香港呢？马承源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原来这柄剑是几年前一个农民以2万元的价格出手，辗转多次才流入香港文物市场的，至于它的出土地点则早就无从查证了。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将这柄宝剑带回内地，毕竟香港的文物市场还有许多外国买家，万一流入海外，再想找回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可是古董商开价100万港币让马承源和曹锦炎心情沉重，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笔巨款，根本无力支付。
紧接着又传来一个坏消息，一位日本收藏家看上了这柄者旨於睗剑，并开价150万，这可急坏了马承源，他再次找到古董商，并公开自己的身份，希望古董商不要让国宝流入海外。
古董商被马承源的诚心打动，表示可以优先卖给马承源，但是100万的底价不能再少了，毕竟古董商花了大价钱买进。马承源筹集了10万定金，将宝剑带回了内地。
难题依旧摆在眼前，如果无法筹到100万，这柄宝剑还是得还回去。就在马承源发愁的时候，曹锦炎带来了好消息。
浙江省博物馆对此十分重视，因为浙江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所在地，越王者旨於睗剑理应回归它诞生的地方。
可是浙江省博物馆的账上也只有区区几万元，为了不让国宝流入海外，一份呼吁企业参与拯救国宝越王剑的倡议书发到了全省各地，倡议书得到了各界的呼吁和响应，最终杭州钢铁集团出资，将越王者旨於睗剑赎回，并无偿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
杭州钢铁集团的义举弥补了越国故地无上品王剑的遗憾，如今，这柄越王者旨於睗剑就收藏在浙江省博物馆，向人们展示着古越人高超的铸剑技术和那一段惊心动魄的诸侯争霸史。
马承源是著名的青铜器专家，也是当时的上海博物馆馆长。一位香港的朋友在古玩市场发现了一柄青铜剑，一时之间拿不定主意，便专门请教马承源。
马承源反复观看后，觉得这柄剑不寻常，剑格上的神秘文字更是让马承源震惊，一般人会认为这只是一种花纹装饰，马承源却知道，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盛行于南方诸侯国的一种字体，叫作“鸟虫书”。
铭文共四个字：越王越王。很显然，这是某位越王的剑！1965年，湖北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已经成为湖北博物馆icon的镇馆之宝，如今又出现一柄越王剑，马承源怎能不激动？
马承源打电话给自己的好友，时任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的曹锦炎，相约一同前去香港观看。当看到青铜剑的真身后，两位专家当即确定，这柄剑的确就是春秋时期越国icon的宝剑。
这柄剑插在黑漆剑鞘中，宝剑出鞘后，寒光凛凛，剑气逼人，它保存地非常完好，无论剑身还是剑柄都没有任何的缺损，甚至连一丝锈迹都没有。
剑格上“越王越王”四字铭文清晰可见，当马承源将宝剑翻个身后，他顿时愣住了，随即大喜，另一面的剑格上同样刻了四字铭文：“者旨於睗”。
“者旨於睗”应该是一位越王的名字，很多人看到这几个字会一头雾水，春秋战国时期，自第一代越王允常开始，共有十一位越王，没有一位越王叫这个名字。
然而马承源和曹锦炎却知道，“者旨”是“诸稽”的通假字，“於睗”是“与夷”的通假字，所以这柄剑的主人，就是诸稽与夷，也是大名鼎鼎的越王勾践之子。
诸稽与夷是一个爱剑之人，再加上越国盛产名剑，所以诸稽与夷在位虽然只有6年，却留下了多柄名剑，如今已发现9柄，分散在各大博物馆，件件价值连城。
30年前，越王勾践剑的出土震惊考古界，如今勾践儿子的剑问世，恐怕考古界又要热闹了。
历经2000年而不腐，依然削铁如泥，在这柄者旨於睗剑的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者旨於睗剑全长52.4厘米，剑体最宽处有4.1厘米，剑身呈黄白色。在《吕氏春秋·别类》记载过一位相剑师的经验，他认为白色的剑坚固，黄色的剑有韧性，黄白相间的剑则坚固又有韧性，是一柄好剑。
剑柄顶端是一个圆盘形的剑首，直径3.6厘米，上面阴刻五道同心圆，用同心圆来装饰剑首，正是越王剑独有的特征。
剑身和剑柄中间的部分称为剑格，剑格正反两面各有四字铭文，铭文旁边镶嵌有大大小小数百颗薄如蝉翼的绿松石，在绿松石脱落的部分可见红色粘接材料的痕迹。
乌黑的剑鞘虽然是木质，却保存十分完整，它用两块薄木片粘合而成，外用丝线缠缚加固，再髹以黑漆，当剑插入剑鞘时，相当紧凑。
毫不夸张地说，在出土及存世的越王剑中，保存如此完好且集如此多的优点于一体的，仅此一件！
这样一柄价值连城的越王剑为什么会出现在香港呢？马承源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原来这柄剑是几年前一个农民以2万元的价格出手，辗转多次才流入香港文物市场的，至于它的出土地点则早就无从查证了。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将这柄宝剑带回内地，毕竟香港的文物市场还有许多外国买家，万一流入海外，再想找回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可是古董商开价100万港币让马承源和曹锦炎心情沉重，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笔巨款，根本无力支付。
紧接着又传来一个坏消息，一位日本收藏家看上了这柄者旨於睗剑，并开价150万，这可急坏了马承源，他再次找到古董商，并公开自己的身份，希望古董商不要让国宝流入海外。
古董商被马承源的诚心打动，表示可以优先卖给马承源，但是100万的底价不能再少了，毕竟古董商花了大价钱买进。马承源筹集了10万定金，将宝剑带回了内地。
难题依旧摆在眼前，如果无法筹到100万，这柄宝剑还是得还回去。就在马承源发愁的时候，曹锦炎带来了好消息。
浙江省博物馆对此十分重视，因为浙江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所在地，越王者旨於睗剑理应回归它诞生的地方。
可是浙江省博物馆的账上也只有区区几万元，为了不让国宝流入海外，一份呼吁企业参与拯救国宝越王剑的倡议书发到了全省各地，倡议书得到了各界的呼吁和响应，最终杭州钢铁集团出资，将越王者旨於睗剑赎回，并无偿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
杭州钢铁集团的义举弥补了越国故地无上品王剑的遗憾，如今，这柄越王者旨於睗剑就收藏在浙江省博物馆，向人们展示着古越人高超的铸剑技术和那一段惊心动魄的诸侯争霸史。
1995年9月，马承源收到了一份香港的传真，那是一柄剑的照片，他拿起放大镜观看，剑格上刻有四个歪歪扭扭、十分神秘的文字，马承源脸色大变，再也坐不住了。
马承源是著名的青铜器专家，也是当时的上海博物馆馆长。一位香港的朋友在古玩市场发现了一柄青铜剑，一时之间拿不定主意，便专门请教马承源。
马承源反复观看后，觉得这柄剑不寻常，剑格上的神秘文字更是让马承源震惊，一般人会认为这只是一种花纹装饰，马承源却知道，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盛行于南方诸侯国的一种字体，叫作“鸟虫书”。
铭文共四个字：越王越王。很显然，这是某位越王的剑！1965年，湖北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已经成为湖北博物馆icon的镇馆之宝，如今又出现一柄越王剑，马承源怎能不激动？
马承源打电话给自己的好友，时任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的曹锦炎，相约一同前去香港观看。当看到青铜剑的真身后，两位专家当即确定，这柄剑的确就是春秋时期越国icon的宝剑。
这柄剑插在黑漆剑鞘中，宝剑出鞘后，寒光凛凛，剑气逼人，它保存地非常完好，无论剑身还是剑柄都没有任何的缺损，甚至连一丝锈迹都没有。
剑格上“越王越王”四字铭文清晰可见，当马承源将宝剑翻个身后，他顿时愣住了，随即大喜，另一面的剑格上同样刻了四字铭文：“者旨於睗”。
“者旨於睗”应该是一位越王的名字，很多人看到这几个字会一头雾水，春秋战国时期，自第一代越王允常开始，共有十一位越王，没有一位越王叫这个名字。
然而马承源和曹锦炎却知道，“者旨”是“诸稽”的通假字，“於睗”是“与夷”的通假字，所以这柄剑的主人，就是诸稽与夷，也是大名鼎鼎的越王勾践之子。
诸稽与夷是一个爱剑之人，再加上越国盛产名剑，所以诸稽与夷在位虽然只有6年，却留下了多柄名剑，如今已发现9柄，分散在各大博物馆，件件价值连城。
30年前，越王勾践剑的出土震惊考古界，如今勾践儿子的剑问世，恐怕考古界又要热闹了。
历经2000年而不腐，依然削铁如泥，在这柄者旨於睗剑的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者旨於睗剑全长52.4厘米，剑体最宽处有4.1厘米，剑身呈黄白色。在《吕氏春秋·别类》记载过一位相剑师的经验，他认为白色的剑坚固，黄色的剑有韧性，黄白相间的剑则坚固又有韧性，是一柄好剑。
剑柄顶端是一个圆盘形的剑首，直径3.6厘米，上面阴刻五道同心圆，用同心圆来装饰剑首，正是越王剑独有的特征。
剑身和剑柄中间的部分称为剑格，剑格正反两面各有四字铭文，铭文旁边镶嵌有大大小小数百颗薄如蝉翼的绿松石，在绿松石脱落的部分可见红色粘接材料的痕迹。
乌黑的剑鞘虽然是木质，却保存十分完整，它用两块薄木片粘合而成，外用丝线缠缚加固，再髹以黑漆，当剑插入剑鞘时，相当紧凑。
毫不夸张地说，在出土及存世的越王剑中，保存如此完好且集如此多的优点于一体的，仅此一件！
这样一柄价值连城的越王剑为什么会出现在香港呢？马承源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原来这柄剑是几年前一个农民以2万元的价格出手，辗转多次才流入香港文物市场的，至于它的出土地点则早就无从查证了。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将这柄宝剑带回内地，毕竟香港的文物市场还有许多外国买家，万一流入海外，再想找回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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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董商被马承源的诚心打动，表示可以优先卖给马承源，但是100万的底价不能再少了，毕竟古董商花了大价钱买进。马承源筹集了10万定金，将宝剑带回了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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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博物馆对此十分重视，因为浙江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所在地，越王者旨於睗剑理应回归它诞生的地方。
可是浙江省博物馆的账上也只有区区几万元，为了不让国宝流入海外，一份呼吁企业参与拯救国宝越王剑的倡议书发到了全省各地，倡议书得到了各界的呼吁和响应，最终杭州钢铁集团出资，将越王者旨於睗剑赎回，并无偿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
杭州钢铁集团的义举弥补了越国故地无上品王剑的遗憾，如今，这柄越王者旨於睗剑就收藏在浙江省博物馆，向人们展示着古越人高超的铸剑技术和那一段惊心动魄的诸侯争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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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承源是著名的青铜器专家，也是当时的上海博物馆馆长。一位香港的朋友在古玩市场发现了一柄青铜剑，一时之间拿不定主意，便专门请教马承源。
马承源反复观看后，觉得这柄剑不寻常，剑格上的神秘文字更是让马承源震惊，一般人会认为这只是一种花纹装饰，马承源却知道，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盛行于南方诸侯国的一种字体，叫作“鸟虫书”。
铭文共四个字：越王越王。很显然，这是某位越王的剑！1965年，湖北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已经成为湖北博物馆icon的镇馆之宝，如今又出现一柄越王剑，马承源怎能不激动？
马承源打电话给自己的好友，时任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的曹锦炎，相约一同前去香港观看。当看到青铜剑的真身后，两位专家当即确定，这柄剑的确就是春秋时期越国icon的宝剑。
这柄剑插在黑漆剑鞘中，宝剑出鞘后，寒光凛凛，剑气逼人，它保存地非常完好，无论剑身还是剑柄都没有任何的缺损，甚至连一丝锈迹都没有。
剑格上“越王越王”四字铭文清晰可见，当马承源将宝剑翻个身后，他顿时愣住了，随即大喜，另一面的剑格上同样刻了四字铭文：“者旨於睗”。
“者旨於睗”应该是一位越王的名字，很多人看到这几个字会一头雾水，春秋战国时期，自第一代越王允常开始，共有十一位越王，没有一位越王叫这个名字。
然而马承源和曹锦炎却知道，“者旨”是“诸稽”的通假字，“於睗”是“与夷”的通假字，所以这柄剑的主人，就是诸稽与夷，也是大名鼎鼎的越王勾践之子。
诸稽与夷是一个爱剑之人，再加上越国盛产名剑，所以诸稽与夷在位虽然只有6年，却留下了多柄名剑，如今已发现9柄，分散在各大博物馆，件件价值连城。
30年前，越王勾践剑的出土震惊考古界，如今勾践儿子的剑问世，恐怕考古界又要热闹了。
历经2000年而不腐，依然削铁如泥，在这柄者旨於睗剑的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者旨於睗剑全长52.4厘米，剑体最宽处有4.1厘米，剑身呈黄白色。在《吕氏春秋·别类》记载过一位相剑师的经验，他认为白色的剑坚固，黄色的剑有韧性，黄白相间的剑则坚固又有韧性，是一柄好剑。
剑柄顶端是一个圆盘形的剑首，直径3.6厘米，上面阴刻五道同心圆，用同心圆来装饰剑首，正是越王剑独有的特征。
剑身和剑柄中间的部分称为剑格，剑格正反两面各有四字铭文，铭文旁边镶嵌有大大小小数百颗薄如蝉翼的绿松石，在绿松石脱落的部分可见红色粘接材料的痕迹。
乌黑的剑鞘虽然是木质，却保存十分完整，它用两块薄木片粘合而成，外用丝线缠缚加固，再髹以黑漆，当剑插入剑鞘时，相当紧凑。
毫不夸张地说，在出土及存世的越王剑中，保存如此完好且集如此多的优点于一体的，仅此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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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将这柄宝剑带回内地，毕竟香港的文物市场还有许多外国买家，万一流入海外，再想找回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可是古董商开价100万港币让马承源和曹锦炎心情沉重，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笔巨款，根本无力支付。
紧接着又传来一个坏消息，一位日本收藏家看上了这柄者旨於睗剑，并开价150万，这可急坏了马承源，他再次找到古董商，并公开自己的身份，希望古董商不要让国宝流入海外。
古董商被马承源的诚心打动，表示可以优先卖给马承源，但是100万的底价不能再少了，毕竟古董商花了大价钱买进。马承源筹集了10万定金，将宝剑带回了内地。
难题依旧摆在眼前，如果无法筹到100万，这柄宝剑还是得还回去。就在马承源发愁的时候，曹锦炎带来了好消息。
浙江省博物馆对此十分重视，因为浙江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所在地，越王者旨於睗剑理应回归它诞生的地方。
可是浙江省博物馆的账上也只有区区几万元，为了不让国宝流入海外，一份呼吁企业参与拯救国宝越王剑的倡议书发到了全省各地，倡议书得到了各界的呼吁和响应，最终杭州钢铁集团出资，将越王者旨於睗剑赎回，并无偿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
杭州钢铁集团的义举弥补了越国故地无上品王剑的遗憾，如今，这柄越王者旨於睗剑就收藏在浙江省博物馆，向人们展示着古越人高超的铸剑技术和那一段惊心动魄的诸侯争霸史。
#新星v计划##创作力计划#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诚信】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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