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牛和生肖兔相合还是相冲
在生肖配对中，生肖牛和生肖兔既不相冲，也不相合。生肖牛温厚老实，为人正直，明辨是非，外表虽冷淡，但内心有极强的表现欲。生肖兔心思细腻，个性善变，头脑冷静，喜平静，有独立意识，外表柔弱，但内心坚强。两人婚配属于小吉。属兔之人睿智优雅，易受感动，肯于接受新思想，而生肖牛缺乏浪漫，迟钝麻木，二人性格虽有差异，但生肖兔能给属兔之人提供安逸平稳的生活，而生肖兔体贴包容属牛之人，二人互相弥补不足，相处融洽。#八字# #周易# #周易命理#
在生肖配对中，生肖牛和生肖兔既不相冲，也不相合。生肖牛温厚老实，为人正直，明辨是非，外表虽冷淡，但内心有极强的表现欲。生肖兔心思细腻，个性善变，头脑冷静，喜平静，有独立意识，外表柔弱，但内心坚强。两人婚配属于小吉。属兔之人睿智优雅，易受感动，肯于接受新思想，而生肖牛缺乏浪漫，迟钝麻木，二人性格虽有差异，但生肖兔能给属兔之人提供安逸平稳的生活，而生肖兔体贴包容属牛之人，二人互相弥补不足，相处融洽。#八字# #周易# #周易命理#
〖八字十天干对应的天文天象〗
在八字命理中，十天干既代表物质的形象与规律，又代表露在外部的环境和容易看见的表面物质。同时，也代表宇宙空间中的各种现象，大到月球、太阳、星系，小到风、云、雷、电、霖、露、霜、霞等，古人称之为天象。
甲木为雷：火星、雷、旭日和风。甲木属阳，居震位，取意象为雷，甲木喜欢生在春天，在天上为雷震龙舞，在地上为栋梁之才。甲木有韧劲，味道为酸，声音混浊，体形方长，代表生长萌动，得时为栋梁，失令为废材，性格过于自负。仲春之月，雷声阵阵，甲木旺甚。甲木到申位而绝，因为雷声到申（农历七月）而渐渐收起，所以甲干日主，春天出生比较吉顺，秋天出生则容易被庚金克伐，运程阻碍。
乙木为风：和风丽日、山岚、大气。乙木属阴，居巽位，属风，所以为风木，这是一种山林活木，在地上为花草之木，称为阴木，夏季最为茂盛。乙木虽为风木，若过于茂盛反而招风摧残，故乙木衰败，在于巳（巳为巽地，为风）。所以，乙木日主，生秋天反而大吉。因为秋季金旺，乙木能化能从，正是乙庚化金。乙木本身盘根错节，如不逢金制，难以斩削成材，最怕初冬亥月，叶落归根，生机全无。乙木有润性，有曲性，味道也为酸，声音婉转，体形柔美，得时为繁华，失令为枯朽。性格矫揉造作，依附世情。
丙火为日：阳光、电光、太阳。属阳居离位，有文明之象。丙火长生在寅（农历正月），死于酉（农历秋八月）。丙火，包括天上的闪电、地上炉火（冶炼之火）。凡日干逢六丙日的人，出生在冬夏的命局，不及生于春秋季节的格局高，这是因为春有阳暖万物之功，秋阳可烘烤万物的作用，冬阳阴晦，夏阳炎热皆不宜。丙火心性为烈，味道苦辣，声音苍雄，得时为辉煌，失令为灰槁，性格刚愎自用，喜戴高帽、阿谀奉承。代表发光发热的东西。
丁火为星：直接是天上的繁星、祥云星光。丁火也代表文明之象，在天上为群星，在地为灯火，属于阴火，太阳消逝，星星之火才开始显现，只有到了晚上才会辉煌灿烂。丁火妩媚，娇柔，表现为爽快，声音清亮，体形秀美张扬，得时能销熔暴戾，洞察奸邪，失令为穷愁呻吟，幽人怨妇。投其机则似可狎，当其锐则不可撄，其性柔佞，不可测识。凡丁火日干的人，喜欢夜里和秋天，因为夜里和秋天正是星光当令的时候。丁火日元的人，还喜欢身行弱地，这样才能发挥丁火的更大作用。若命局中丁巳相逢，男命则容易克害父亲、妻子；由于巳中有戊土，女命容易克夫。
戊土为霞：星云、云彩、霞、雾、瘴气。霞是太阳余辉，太阳沉没，晚霞消失，火熄灭了，土也就没有生气了，所以把戊土称为霞。戊土厚重喜静，怕冲，只有静才能平安。戊土在人体代表皮肤肌肉，也代表面部，一旦木旺受克，面部易有伤疤，小时候多有碰伤。八字戊土日干的人，最好四柱带水，这样霞水相映，如年干月干逢见癸水，那就更好了，有雨后见霞的文明之象，多能成就一番事业。
己土为云：星云、乌云、阴天。己土性质类似于天上的云，己土位在酉，为兑方，兑的意象是泽，天上降雨，山泽蒸气为云，所以说己土是云。己土是天的元气，清气上升，冲合天地之气，浊气下降，生育万物，因此为阴土。甲己合化土，它的气上升为云，与雨滋润其土。所以己土日干，最喜地支见酉，逢亥则不能再碰上乙木，乙木为风木，云上升，最怕风来扰乱。
庚金为月：月亮、雷电、秋天、傍晚。庚属天上月亮，庚金原是西方的阳金，为什么会和月亮挂上钩呢？因五行中有庚金，正如四时有月一样。庚金虽刚，然而只有在秋季才旺，月亮也一样，只有到了秋天才会更加明亮。加上金白月明，金能生水，潮能应月，无论是色是气，彼此都有相通的地方。古人也往往把月亮比作镰刀或者白玉盘，称为太白。庚金性刚，太旺则好勇好斗。太弱则虽有情义，却有始无终，难成大事，容易受骗。如果八字中庚金日干，地支见乙巳，则叫“月白风清”，生在秋天最好，冬天差一些，春夏就没什么大格可取了。
辛金为霜：秋霜、雷电、星星、秋天、傍晚。辛金属于秋天的霜，八月为酉月，是辛金旺盛之地，这时白露为霜，天气清肃，草木黄落，五行阴木到此败萎，所以辛金有着霜的肃杀秉性。辛金阴沉，温润秀气，气质佳，重感情，虚荣心强，爱好面子，有强烈的自尊心，所以有悔恨之情，但缺乏坚强的意志力。如果日干为辛金，地支碰上卯未，再有象征风木的乙透出无损，则命主一定大富，碰上亥水，有丙透干也为贵，月份最好出生在冬天。
壬水为露：秋露、雨天、冬天。壬水为秋露，为什么把壬水说成是春露呢？那是因为春露是滋润万物，促进生长的雨露，秋露是挟寒而降，肃杀万物的霜露。壬水长生于申金，水本来能生木，但木碰上申，就会枯萎败落，如同在秋天一样，所以把壬水说成是清肃的秋露。壬水性聪，水旺面黑有神，语言清和，为人深思熟虑，足智多谋，学识过人。太过则喜说是非，放荡贪淫。不及则人物矮小，性情无常，行事反覆。在八字中，壬水日元的人，如果碰上秋月，最好能见到丁火，因为丁火为星星之火，壬为秋露，彼此相逢，那就一洗炎蒸，天象昭然了。
癸水为霖：春霖、雨天、深夜。癸属春霖，癸水长生于卯月，叫做春霖，这是因为阴木得到雨露，就能蓬勃而生，然而卯木见申为死地，是由于农历七、八月为肃杀的秋天，降水量大为减少的缘故。癸水阴柔，怕事，多愁善感，不能自主。癸水喜静，不喜透天、汇地，成“冲奔“之势，见壬则主奔波劳碌，事必亲躬，疲于奔命而未必大成。若癸卯日出生的人，其它三柱中有象征云的己土透出，这叫云行雨施，则有经天纬地之才，出生于春夏吉，秋天不吉。
在八字命理中，十天干既代表物质的形象与规律，又代表露在外部的环境和容易看见的表面物质。同时，也代表宇宙空间中的各种现象，大到月球、太阳、星系，小到风、云、雷、电、霖、露、霜、霞等，古人称之为天象。
甲木为雷：火星、雷、旭日和风。甲木属阳，居震位，取意象为雷，甲木喜欢生在春天，在天上为雷震龙舞，在地上为栋梁之才。甲木有韧劲，味道为酸，声音混浊，体形方长，代表生长萌动，得时为栋梁，失令为废材，性格过于自负。仲春之月，雷声阵阵，甲木旺甚。甲木到申位而绝，因为雷声到申（农历七月）而渐渐收起，所以甲干日主，春天出生比较吉顺，秋天出生则容易被庚金克伐，运程阻碍。
乙木为风：和风丽日、山岚、大气。乙木属阴，居巽位，属风，所以为风木，这是一种山林活木，在地上为花草之木，称为阴木，夏季最为茂盛。乙木虽为风木，若过于茂盛反而招风摧残，故乙木衰败，在于巳（巳为巽地，为风）。所以，乙木日主，生秋天反而大吉。因为秋季金旺，乙木能化能从，正是乙庚化金。乙木本身盘根错节，如不逢金制，难以斩削成材，最怕初冬亥月，叶落归根，生机全无。乙木有润性，有曲性，味道也为酸，声音婉转，体形柔美，得时为繁华，失令为枯朽。性格矫揉造作，依附世情。
丙火为日：阳光、电光、太阳。属阳居离位，有文明之象。丙火长生在寅（农历正月），死于酉（农历秋八月）。丙火，包括天上的闪电、地上炉火（冶炼之火）。凡日干逢六丙日的人，出生在冬夏的命局，不及生于春秋季节的格局高，这是因为春有阳暖万物之功，秋阳可烘烤万物的作用，冬阳阴晦，夏阳炎热皆不宜。丙火心性为烈，味道苦辣，声音苍雄，得时为辉煌，失令为灰槁，性格刚愎自用，喜戴高帽、阿谀奉承。代表发光发热的东西。
丁火为星：直接是天上的繁星、祥云星光。丁火也代表文明之象，在天上为群星，在地为灯火，属于阴火，太阳消逝，星星之火才开始显现，只有到了晚上才会辉煌灿烂。丁火妩媚，娇柔，表现为爽快，声音清亮，体形秀美张扬，得时能销熔暴戾，洞察奸邪，失令为穷愁呻吟，幽人怨妇。投其机则似可狎，当其锐则不可撄，其性柔佞，不可测识。凡丁火日干的人，喜欢夜里和秋天，因为夜里和秋天正是星光当令的时候。丁火日元的人，还喜欢身行弱地，这样才能发挥丁火的更大作用。若命局中丁巳相逢，男命则容易克害父亲、妻子；由于巳中有戊土，女命容易克夫。
戊土为霞：星云、云彩、霞、雾、瘴气。霞是太阳余辉，太阳沉没，晚霞消失，火熄灭了，土也就没有生气了，所以把戊土称为霞。戊土厚重喜静，怕冲，只有静才能平安。戊土在人体代表皮肤肌肉，也代表面部，一旦木旺受克，面部易有伤疤，小时候多有碰伤。八字戊土日干的人，最好四柱带水，这样霞水相映，如年干月干逢见癸水，那就更好了，有雨后见霞的文明之象，多能成就一番事业。
己土为云：星云、乌云、阴天。己土性质类似于天上的云，己土位在酉，为兑方，兑的意象是泽，天上降雨，山泽蒸气为云，所以说己土是云。己土是天的元气，清气上升，冲合天地之气，浊气下降，生育万物，因此为阴土。甲己合化土，它的气上升为云，与雨滋润其土。所以己土日干，最喜地支见酉，逢亥则不能再碰上乙木，乙木为风木，云上升，最怕风来扰乱。
庚金为月：月亮、雷电、秋天、傍晚。庚属天上月亮，庚金原是西方的阳金，为什么会和月亮挂上钩呢？因五行中有庚金，正如四时有月一样。庚金虽刚，然而只有在秋季才旺，月亮也一样，只有到了秋天才会更加明亮。加上金白月明，金能生水，潮能应月，无论是色是气，彼此都有相通的地方。古人也往往把月亮比作镰刀或者白玉盘，称为太白。庚金性刚，太旺则好勇好斗。太弱则虽有情义，却有始无终，难成大事，容易受骗。如果八字中庚金日干，地支见乙巳，则叫“月白风清”，生在秋天最好，冬天差一些，春夏就没什么大格可取了。
辛金为霜：秋霜、雷电、星星、秋天、傍晚。辛金属于秋天的霜，八月为酉月，是辛金旺盛之地，这时白露为霜，天气清肃，草木黄落，五行阴木到此败萎，所以辛金有着霜的肃杀秉性。辛金阴沉，温润秀气，气质佳，重感情，虚荣心强，爱好面子，有强烈的自尊心，所以有悔恨之情，但缺乏坚强的意志力。如果日干为辛金，地支碰上卯未，再有象征风木的乙透出无损，则命主一定大富，碰上亥水，有丙透干也为贵，月份最好出生在冬天。
壬水为露：秋露、雨天、冬天。壬水为秋露，为什么把壬水说成是春露呢？那是因为春露是滋润万物，促进生长的雨露，秋露是挟寒而降，肃杀万物的霜露。壬水长生于申金，水本来能生木，但木碰上申，就会枯萎败落，如同在秋天一样，所以把壬水说成是清肃的秋露。壬水性聪，水旺面黑有神，语言清和，为人深思熟虑，足智多谋，学识过人。太过则喜说是非，放荡贪淫。不及则人物矮小，性情无常，行事反覆。在八字中，壬水日元的人，如果碰上秋月，最好能见到丁火，因为丁火为星星之火，壬为秋露，彼此相逢，那就一洗炎蒸，天象昭然了。
癸水为霖：春霖、雨天、深夜。癸属春霖，癸水长生于卯月，叫做春霖，这是因为阴木得到雨露，就能蓬勃而生，然而卯木见申为死地，是由于农历七、八月为肃杀的秋天，降水量大为减少的缘故。癸水阴柔，怕事，多愁善感，不能自主。癸水喜静，不喜透天、汇地，成“冲奔“之势，见壬则主奔波劳碌，事必亲躬，疲于奔命而未必大成。若癸卯日出生的人，其它三柱中有象征云的己土透出，这叫云行雨施，则有经天纬地之才，出生于春夏吉，秋天不吉。
【义以为质，《论语》中的名利观】《论语》在重道、崇德、尚仁的主旨中，鲜明阐述了君子的名利观。作为一种主张积极入世的理论，儒家通常并不回避常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该遵从仁义道德。并且，儒家认为，名利富贵虽好，但世上还有比名利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仁义。不回避名利，但将仁义置于名利之上，构成了君子的名利观。#每天读国学#
《论语》倡导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且具有高度内在同一性的利益观，强调用行舍藏、重在内求的名位观。两者互为交融、映射形成，反映出君子追求仁义、反求诸己、淡泊名利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属性。
君子之于“利”：义以为质
关于儒家的财富观，一言以蔽之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认为，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对于义利的态度，可以将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小人追求个人利益，也只追求个人利益，因此将利置于义之上；君子亦会追求个人利益，但会先考虑所得是否合于义，“义以为质”，以义为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细读《论语》各章文本，按照从贫到富不同程度，似可将君子之于“利”分为三重维度，即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三者虽贫富程度不同，在名利观上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以三者分析不同人的不同境遇与作为，没有特别的高下之分。
“安贫乐道”是最早由先秦儒家倡导的一种处世态度和人生境界，核心是超越物质的欲望，在理想的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安贫乐道的理念在《论语》各章节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中孔子倡导“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述而》中又进一步表明心志，“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看来，作为一个君子，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食不必追求饱足，住不必追求安逸。君子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贫苦也是乐在其中的。
在孔门诸弟子中，最能安贫乐道者非颜回莫属。《雍也》篇中专门记有孔子对颜回由衷的赞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于是，箪食瓢饮成为后世君子安贫乐道的象征。颜回何以能做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呢？知徒莫如师，孔子一语中的：“其心三月不违仁。”颜回能够长时间不违背仁德的原则。所谓安贫乐道，即胸怀仁德之正道，如此心中便会不断地有充实之感，就不会因身外之物的多寡而烦扰。
“在陈绝粮”一节更具师徒论道的典型性。孔门师徒一行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得爬不起来，于是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师父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面对子路的抱怨与困惑，孔子点明了困顿之际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窘时还能固守正道，小人一困窘就会胡作非为。顺境往往不易检验人的心性，置身困境，就能分辨出人能否有所坚守。在困顿时、不得志时还能贫贱不移、不失节操者，才是合格的真君子。钱穆先生说“仁者之心得自天赋，处常境而疏忽，遭变故而摇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安处一切境遇而不去仁，是故谓之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恪守正道，君子才能够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小人却“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君子哪怕一顿饭的时间也不会离开仁，即便是在最容易与仁背道而驰的两种情形——忙乱、颠沛流离中，也是这样。而小人既不能够长久地安于穷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因为没有仁德的人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都会更加堕落。
以上，正如《中庸》所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守着正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遵循天命，去做应该做的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应该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安于贫苦；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该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该做的事。君子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安然自得的。而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安贫乐道的境界之外，儒家并不否定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服从仁义道德。
在《里仁》篇中，孔子阐述了富贵当“取之有道”的鲜明态度。“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名利富贵，是人正常的欲求，但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君子当持守“仁”，因追名逐利而背离“仁”的准则的，便不能称之为君子。
随后《述而》篇对“取之有道”有进一步的论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财富如果可以合理求得的话，即使是做手拿鞭子的差役，我也愿意。如果不能合理求得，我还是做自己所爱好的事。这里“从吾所好”，就是说要遵循本心，坚守正道，正与安贫乐道相通。
“富而好礼”出自《学而》篇，源于孔门弟子子贡的提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擅长经商获利，并在孔氏四门中以“言语”著称。是时，子贡从自身为人治学经历出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虽贫穷而不巴结奉承别人，富有而不盛气凌人，已经很是难能可贵，可以称为“君子”了，于是就此向老师请教。孔子却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固然难得，然而更高的境界当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恍然大悟，回应说这就需要进一步修炼，像是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一遍遍不断打磨精进，先开料，再糙锉，然后磨光。
朱熹后来注释说，“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表现为贫多求、故易谄，富有恃、故易骄。在此基础上，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乃皆知所自守也，然尚未超脱贫富的窒碍。最高的境界当是乐道则忘其贫，好礼则安于处善。因此，安贫乐道与富而好礼具有同一性，相辅相成。
后来，虽然孔子再次强调“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对于“富而好礼”在后文中却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在后世方志、碑铭中，常见士绅之家“富而好礼”之举：平素对亲邻多有帮助，周济米粮，恤养孤贫，甚至焚烧亲邻借债的契约，遇有灾荒时更是加意如此。在地方社会中，常常不吝银钱积极修桥补路、修缮城墙衙署、设立学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方志还是碑铭的撰写者多是饱受儒家伦理浸润的文人士绅，上述义举本质上体现了儒家“富而好礼”的基本价值导向。
君子之于“名”：求其在我
《学而》开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篇尾复行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即别人不知晓、不了解我，大可不必愠恼、忧忿，君子所虑所急者当在于自己不了解别人。《里仁》篇全面阐述了对名誉地位的态度，“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里，“位”即职位，有官守者各立于其位。意思是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而是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晓自己的本领好了。《宪问》等篇再次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对于名位，儒家强调不要去关注名位本身，而要关注自身是否有本领、德行能配得上这名位。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了解，也不去计较埋怨，因为这种情绪是没必要的，重要的是修炼自身。君子求其在我，是为内求。
对于是否出仕为官，儒家秉持中和立场，既不避位，亦不汲汲以求，整体观点是用行舍藏，被任用就行其道，不被任用就退隐。《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例证。蘧伯玉被孔子赞誉为真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的“怀”即收而藏之，并有秉守本心、固善其身之意。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孔子以兄之子妻之”。因之进退有度，孔子以兄长之女相许。弟子原思（名宪）问耻，孔子答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是《宪问》篇首章首句，“谷”者禄也，国家政治清明时可以做官领俸禄，政治黑暗时仍然这样做就是耻辱了。
又有弟子闵子骞拒绝出任费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闵子骞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为人孝顺、性格正直。当权的鲁国贵族季氏听闻闵子骞的贤名，想请闵子骞出任费宰，以笼络人心。然而季氏平日所为为闵子骞所不齿，闵子骞便婉言拒绝，否则就要逃到齐国去。
蘧伯玉、南宫适、闵子骞的经历，含有鲜明的用行舍藏之意。正如孔子所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用我者则行此道于世，不能有用我者则藏此道在身。用舍在外，行藏在我。诚如前言，君子之道贵在内求。
对于名位，儒家最为推崇赞誉的境界是辞让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赞誉不已：“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最为推崇尧、舜、禹三代圣贤对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境界，“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的“不与”，何晏批注是“不求”的意思。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自己求的。那他们何以有天下？正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崇高，才华能力很强，是德行感召的，所以孔子极其赞叹。不仅如此，他们更以天下之罪为己罪，舜以命禹“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无独有偶，武王克商后大封于庙，亦言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表明不仅不以天下私有，更以百姓之罪为己罪，境界非常高远。
《论语》倡导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且具有高度内在同一性的利益观，强调用行舍藏、重在内求的名位观。两者互为交融、映射形成，反映出君子追求仁义、反求诸己、淡泊名利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属性。
君子之于“利”：义以为质
关于儒家的财富观，一言以蔽之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认为，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对于义利的态度，可以将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小人追求个人利益，也只追求个人利益，因此将利置于义之上；君子亦会追求个人利益，但会先考虑所得是否合于义，“义以为质”，以义为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细读《论语》各章文本，按照从贫到富不同程度，似可将君子之于“利”分为三重维度，即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三者虽贫富程度不同，在名利观上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以三者分析不同人的不同境遇与作为，没有特别的高下之分。
“安贫乐道”是最早由先秦儒家倡导的一种处世态度和人生境界，核心是超越物质的欲望，在理想的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安贫乐道的理念在《论语》各章节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中孔子倡导“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述而》中又进一步表明心志，“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看来，作为一个君子，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食不必追求饱足，住不必追求安逸。君子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贫苦也是乐在其中的。
在孔门诸弟子中，最能安贫乐道者非颜回莫属。《雍也》篇中专门记有孔子对颜回由衷的赞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于是，箪食瓢饮成为后世君子安贫乐道的象征。颜回何以能做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呢？知徒莫如师，孔子一语中的：“其心三月不违仁。”颜回能够长时间不违背仁德的原则。所谓安贫乐道，即胸怀仁德之正道，如此心中便会不断地有充实之感，就不会因身外之物的多寡而烦扰。
“在陈绝粮”一节更具师徒论道的典型性。孔门师徒一行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得爬不起来，于是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师父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面对子路的抱怨与困惑，孔子点明了困顿之际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窘时还能固守正道，小人一困窘就会胡作非为。顺境往往不易检验人的心性，置身困境，就能分辨出人能否有所坚守。在困顿时、不得志时还能贫贱不移、不失节操者，才是合格的真君子。钱穆先生说“仁者之心得自天赋，处常境而疏忽，遭变故而摇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安处一切境遇而不去仁，是故谓之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恪守正道，君子才能够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小人却“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君子哪怕一顿饭的时间也不会离开仁，即便是在最容易与仁背道而驰的两种情形——忙乱、颠沛流离中，也是这样。而小人既不能够长久地安于穷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因为没有仁德的人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都会更加堕落。
以上，正如《中庸》所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守着正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遵循天命，去做应该做的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应该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安于贫苦；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该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该做的事。君子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安然自得的。而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安贫乐道的境界之外，儒家并不否定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服从仁义道德。
在《里仁》篇中，孔子阐述了富贵当“取之有道”的鲜明态度。“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名利富贵，是人正常的欲求，但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君子当持守“仁”，因追名逐利而背离“仁”的准则的，便不能称之为君子。
随后《述而》篇对“取之有道”有进一步的论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财富如果可以合理求得的话，即使是做手拿鞭子的差役，我也愿意。如果不能合理求得，我还是做自己所爱好的事。这里“从吾所好”，就是说要遵循本心，坚守正道，正与安贫乐道相通。
“富而好礼”出自《学而》篇，源于孔门弟子子贡的提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擅长经商获利，并在孔氏四门中以“言语”著称。是时，子贡从自身为人治学经历出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虽贫穷而不巴结奉承别人，富有而不盛气凌人，已经很是难能可贵，可以称为“君子”了，于是就此向老师请教。孔子却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固然难得，然而更高的境界当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恍然大悟，回应说这就需要进一步修炼，像是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一遍遍不断打磨精进，先开料，再糙锉，然后磨光。
朱熹后来注释说，“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表现为贫多求、故易谄，富有恃、故易骄。在此基础上，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乃皆知所自守也，然尚未超脱贫富的窒碍。最高的境界当是乐道则忘其贫，好礼则安于处善。因此，安贫乐道与富而好礼具有同一性，相辅相成。
后来，虽然孔子再次强调“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对于“富而好礼”在后文中却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在后世方志、碑铭中，常见士绅之家“富而好礼”之举：平素对亲邻多有帮助，周济米粮，恤养孤贫，甚至焚烧亲邻借债的契约，遇有灾荒时更是加意如此。在地方社会中，常常不吝银钱积极修桥补路、修缮城墙衙署、设立学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方志还是碑铭的撰写者多是饱受儒家伦理浸润的文人士绅，上述义举本质上体现了儒家“富而好礼”的基本价值导向。
君子之于“名”：求其在我
《学而》开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篇尾复行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即别人不知晓、不了解我，大可不必愠恼、忧忿，君子所虑所急者当在于自己不了解别人。《里仁》篇全面阐述了对名誉地位的态度，“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里，“位”即职位，有官守者各立于其位。意思是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而是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晓自己的本领好了。《宪问》等篇再次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对于名位，儒家强调不要去关注名位本身，而要关注自身是否有本领、德行能配得上这名位。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了解，也不去计较埋怨，因为这种情绪是没必要的，重要的是修炼自身。君子求其在我，是为内求。
对于是否出仕为官，儒家秉持中和立场，既不避位，亦不汲汲以求，整体观点是用行舍藏，被任用就行其道，不被任用就退隐。《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例证。蘧伯玉被孔子赞誉为真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的“怀”即收而藏之，并有秉守本心、固善其身之意。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孔子以兄之子妻之”。因之进退有度，孔子以兄长之女相许。弟子原思（名宪）问耻，孔子答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是《宪问》篇首章首句，“谷”者禄也，国家政治清明时可以做官领俸禄，政治黑暗时仍然这样做就是耻辱了。
又有弟子闵子骞拒绝出任费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闵子骞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为人孝顺、性格正直。当权的鲁国贵族季氏听闻闵子骞的贤名，想请闵子骞出任费宰，以笼络人心。然而季氏平日所为为闵子骞所不齿，闵子骞便婉言拒绝，否则就要逃到齐国去。
蘧伯玉、南宫适、闵子骞的经历，含有鲜明的用行舍藏之意。正如孔子所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用我者则行此道于世，不能有用我者则藏此道在身。用舍在外，行藏在我。诚如前言，君子之道贵在内求。
对于名位，儒家最为推崇赞誉的境界是辞让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赞誉不已：“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最为推崇尧、舜、禹三代圣贤对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境界，“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的“不与”，何晏批注是“不求”的意思。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自己求的。那他们何以有天下？正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崇高，才华能力很强，是德行感召的，所以孔子极其赞叹。不仅如此，他们更以天下之罪为己罪，舜以命禹“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无独有偶，武王克商后大封于庙，亦言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表明不仅不以天下私有，更以百姓之罪为己罪，境界非常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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