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灵丹妙药”背后的中日商战 #】小时候，在我的老家江苏如皋县（今如皋市）城小镇上，家家都备有一种药物——人丹，这几乎是一个能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大凡肚子疼，头痛，腹泻，中暑，浑身乏力，晕车晕船，都服人丹。
我记忆中的人丹是纸袋装的，与现在医院的药袋差不多大，纸袋上印绿色的字，写着“龙虎商标”和各种主治适应症，还画着一只老虎和一个龙的头，龙虎相对。里面装着30粒左右的红色小丸。那时人丹在各种店里都有卖，不仅药店有买，连杂货店、百货店、车站、码头，甚至小摊上都有出售。
有一次我肚子疼，正好家中的人丹没有了，我的祖母就到邻居家找，找了半天，找来了一个上面写着“仁丹”的纸袋，已经发黄了，上面画着一个翘着八字胡子的武士，那些字我不全认识，有些好像不是中国字，与人丹不一样。邻居大娘说，这是白仁丹，里面的小丸是白色的。我吃下去，感到有点霉味，后来祖母用手搓揉了几下，原来是很厚的白色霉斑，搓去霉斑后，也是红色小丸。邻居大娘有些尴尬，赶紧扔掉了，但我的肚子疼竟渐渐好了。后来邻居大爷回来，说这是日本货，上面的外国字是日语，这仁丹还是抗战时期的，已存了10多年。
人丹和仁丹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读音相同，但一个是国货，一个是日货，这里面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争斗。人丹和仁丹之争不仅是国货和日货之争，还是一桩民国史上的公案。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侵占中国台湾省。一个叫森下博文的日本军人，看到台湾人用砂仁等中药制造清凉解暑药很有效，就从当地居民那儿学到了这种制作方法。回日本后，他求教于药剂师及汉方专家，通过不断实验和改进，制成了仁丹。
仁丹的处方成分为甘草、桂皮、茴香、生姜、丁香、益智仁、砂仁、木香、薄荷等，再配以芳香精油，制成小红丸。由于服用方便，有一定疗效，到1905年仁丹逐渐在日本成为畅销药和家庭常备药，并开始向中国出口，一时间中国各大城市都有仁丹广告。
梁实秋有一段文字颇能说明当时北京宣传仁丹的盛况：“在前门大街信昌洋行楼上竖起‘仁丹’大广告牌，好像那翘胡子的人头还不够惹人厌，再加上夸大其词的‘起死回生’的标语。犹嫌招摇不够尽兴，再补上一个由一群叫花子组成的乐队，吹吹打打，穿行市街。”就这样，仁丹渐渐在中国畅销起来。即使在20世纪初抵制日货运动中，仁丹销量也未受到影响。
再说人丹，发明人是黄楚九。1888年，16岁的中医世家出身的黄楚九从浙江余姚随母亲来到上海，从卖药小贩做起，赚了第一桶金，几年后开设了中法大药房。辛亥革命前夕，黄楚九看到抵制日货带来的机遇，仿中国古方“诸葛行军散”，参考自家祖传的“七十二证方”，反复筛选，自拟了一张处方，以薄荷脑、冰片、丁香、砂仁、麝香、桔梗、樟脑、小茴香等为主料，自制出红色小药丸，取名“人丹”，寓意以人为本。黄楚九为此创设了一家龙虎公司，人丹商标用龙虎为图案，称为龙虎人丹。龙虎人丹除有清凉解暑，和中止呕外，还有芳香开窍，健脾开胃之功效，比仁丹的处方更为合理。
人丹上市后，黄楚九不惜重金大做广告，凡是贴着仁丹广告的地方，都贴上醒目的人丹广告，产品包装上还印有“中华出产”“完全国货”，以与日货仁丹区别，实际上是利用了国人当时抵制日货的心理。黄楚九散发传单，上书“中国国民请服用中国人丹，家居旅行毋忘中国人丹”，还编出顺口溜：“此人丹，怀中宝，治百病，有奇效，宜四时，宜老少，旅行备，最灵妙”，雇人到处宣传。
人丹在经营上也比较灵活，价格上比仁丹便宜，还可以赊售。于是人丹的销路火爆，大有取代仁丹之势。
日本人也不甘示弱，想出鬼点子，在仁丹广告及说明书上用中文、英文、蒙文、满文、藏文、回文等6种文字，以显示其世界畅销，但是怎么折腾，仁丹还是不敌人丹，渐渐落败。
日本人眼看人丹要将仁丹打败，便耍起霸权，加上人丹与仁丹在包装和主治上相似，日商屡次控告人丹是“冒牌”“侵权”，要挟中国政府勒令停产。黄楚九也不甘示弱，聘请上海著名律师，与日商打起官司。黄楚九的理由是人丹和仁丹仅是谐音而已，此人丹非彼仁丹，且1923年根据当时北洋政府《商标法》，已获商标注册。官司从上海一直打到北京最高法院，法院经调查取证，反复权衡，1927年做出终审裁决，判定人丹与仁丹各不相干，可同时在市场上销售。诉讼让黄楚九损失10万余元，但“人丹”名声大振，销量倍增。
这场官司的胜诉，不仅使黄楚九的人丹免遭灭顶之灾，也给中国人出了一口恶气。1930年，龙虎人丹因质优价廉，受到国民政府工商部门的表彰。从此人丹在中国人心目中不仅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家喻户晓，而且各商家争抢销售，经久不衰。
黄楚九其人，在上海滩不仅经营龙虎人丹，同时经营各种中西药物，还先后推出艾罗补脑汁，百龄机（人造血）等保健药品，赚得盆满钵满。以后他还不断扩大产业，涉足银行业、房地产业、烟厂、浴室和娱乐业，如著名的上海大世界即是其创办。后来，由于青帮杜月笙等的打击和暗算，加上摊子铺得太大，不久即负债累累，1931年黄楚九因病去世。
黄楚九死后产业易人，但龙虎人丹生产一直没有中断。抗战胜利后，公司改进生产处方，从国外进口制丸机，改手工生产为流水线生产，效率大增。开工时，庆祝场面热烈，当时冯玉祥亲自到场，并手书了一副对联：腐旧终淘汰，维新必适存。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人丹仍然是中国人家庭的必备药品，由上海医药公司生产销售，以后不少中药厂也生产销售。改革开放后，随着医学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丹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日货仁丹早已不见踪影。（文/陈正言）
我记忆中的人丹是纸袋装的，与现在医院的药袋差不多大，纸袋上印绿色的字，写着“龙虎商标”和各种主治适应症，还画着一只老虎和一个龙的头，龙虎相对。里面装着30粒左右的红色小丸。那时人丹在各种店里都有卖，不仅药店有买，连杂货店、百货店、车站、码头，甚至小摊上都有出售。
有一次我肚子疼，正好家中的人丹没有了，我的祖母就到邻居家找，找了半天，找来了一个上面写着“仁丹”的纸袋，已经发黄了，上面画着一个翘着八字胡子的武士，那些字我不全认识，有些好像不是中国字，与人丹不一样。邻居大娘说，这是白仁丹，里面的小丸是白色的。我吃下去，感到有点霉味，后来祖母用手搓揉了几下，原来是很厚的白色霉斑，搓去霉斑后，也是红色小丸。邻居大娘有些尴尬，赶紧扔掉了，但我的肚子疼竟渐渐好了。后来邻居大爷回来，说这是日本货，上面的外国字是日语，这仁丹还是抗战时期的，已存了10多年。
人丹和仁丹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读音相同，但一个是国货，一个是日货，这里面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争斗。人丹和仁丹之争不仅是国货和日货之争，还是一桩民国史上的公案。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侵占中国台湾省。一个叫森下博文的日本军人，看到台湾人用砂仁等中药制造清凉解暑药很有效，就从当地居民那儿学到了这种制作方法。回日本后，他求教于药剂师及汉方专家，通过不断实验和改进，制成了仁丹。
仁丹的处方成分为甘草、桂皮、茴香、生姜、丁香、益智仁、砂仁、木香、薄荷等，再配以芳香精油，制成小红丸。由于服用方便，有一定疗效，到1905年仁丹逐渐在日本成为畅销药和家庭常备药，并开始向中国出口，一时间中国各大城市都有仁丹广告。
梁实秋有一段文字颇能说明当时北京宣传仁丹的盛况：“在前门大街信昌洋行楼上竖起‘仁丹’大广告牌，好像那翘胡子的人头还不够惹人厌，再加上夸大其词的‘起死回生’的标语。犹嫌招摇不够尽兴，再补上一个由一群叫花子组成的乐队，吹吹打打，穿行市街。”就这样，仁丹渐渐在中国畅销起来。即使在20世纪初抵制日货运动中，仁丹销量也未受到影响。
再说人丹，发明人是黄楚九。1888年，16岁的中医世家出身的黄楚九从浙江余姚随母亲来到上海，从卖药小贩做起，赚了第一桶金，几年后开设了中法大药房。辛亥革命前夕，黄楚九看到抵制日货带来的机遇，仿中国古方“诸葛行军散”，参考自家祖传的“七十二证方”，反复筛选，自拟了一张处方，以薄荷脑、冰片、丁香、砂仁、麝香、桔梗、樟脑、小茴香等为主料，自制出红色小药丸，取名“人丹”，寓意以人为本。黄楚九为此创设了一家龙虎公司，人丹商标用龙虎为图案，称为龙虎人丹。龙虎人丹除有清凉解暑，和中止呕外，还有芳香开窍，健脾开胃之功效，比仁丹的处方更为合理。
人丹上市后，黄楚九不惜重金大做广告，凡是贴着仁丹广告的地方，都贴上醒目的人丹广告，产品包装上还印有“中华出产”“完全国货”，以与日货仁丹区别，实际上是利用了国人当时抵制日货的心理。黄楚九散发传单，上书“中国国民请服用中国人丹，家居旅行毋忘中国人丹”，还编出顺口溜：“此人丹，怀中宝，治百病，有奇效，宜四时，宜老少，旅行备，最灵妙”，雇人到处宣传。
人丹在经营上也比较灵活，价格上比仁丹便宜，还可以赊售。于是人丹的销路火爆，大有取代仁丹之势。
日本人也不甘示弱，想出鬼点子，在仁丹广告及说明书上用中文、英文、蒙文、满文、藏文、回文等6种文字，以显示其世界畅销，但是怎么折腾，仁丹还是不敌人丹，渐渐落败。
日本人眼看人丹要将仁丹打败，便耍起霸权，加上人丹与仁丹在包装和主治上相似，日商屡次控告人丹是“冒牌”“侵权”，要挟中国政府勒令停产。黄楚九也不甘示弱，聘请上海著名律师，与日商打起官司。黄楚九的理由是人丹和仁丹仅是谐音而已，此人丹非彼仁丹，且1923年根据当时北洋政府《商标法》，已获商标注册。官司从上海一直打到北京最高法院，法院经调查取证，反复权衡，1927年做出终审裁决，判定人丹与仁丹各不相干，可同时在市场上销售。诉讼让黄楚九损失10万余元，但“人丹”名声大振，销量倍增。
这场官司的胜诉，不仅使黄楚九的人丹免遭灭顶之灾，也给中国人出了一口恶气。1930年，龙虎人丹因质优价廉，受到国民政府工商部门的表彰。从此人丹在中国人心目中不仅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家喻户晓，而且各商家争抢销售，经久不衰。
黄楚九其人，在上海滩不仅经营龙虎人丹，同时经营各种中西药物，还先后推出艾罗补脑汁，百龄机（人造血）等保健药品，赚得盆满钵满。以后他还不断扩大产业，涉足银行业、房地产业、烟厂、浴室和娱乐业，如著名的上海大世界即是其创办。后来，由于青帮杜月笙等的打击和暗算，加上摊子铺得太大，不久即负债累累，1931年黄楚九因病去世。
黄楚九死后产业易人，但龙虎人丹生产一直没有中断。抗战胜利后，公司改进生产处方，从国外进口制丸机，改手工生产为流水线生产，效率大增。开工时，庆祝场面热烈，当时冯玉祥亲自到场，并手书了一副对联：腐旧终淘汰，维新必适存。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人丹仍然是中国人家庭的必备药品，由上海医药公司生产销售，以后不少中药厂也生产销售。改革开放后，随着医学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丹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日货仁丹早已不见踪影。（文/陈正言）
自动驾驶“研发热”下 技术纠纷案频发
自动驾驶正逐渐成为技术纠纷案的高发地。据不完全统计，从2017年到现在自动驾驶领域至少已经发生了近十起影响相对较大的技术纠纷案。分析这些案件背后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相较于硬件盗窃，自动驾驶软件算法由于复制门槛低，更容易被抄袭，且后期还面临取证难、侵权行为判定难等问题，易打“擦边球”。另外自动驾驶相关人才和技术的紧缺，让企业对相关技术侵权行为的包容度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技术盗窃歪风。
今日（4月27日），小鹏汽车旗下第二款产品小鹏P7正式上市，这原本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然而小鹏汽车却因另一件事上了热搜——小鹏汽车与特斯拉的诉讼案。
这件事要从2019年3月特斯拉在美国起诉前工程师曹光植开始说起。当时特斯拉指控曹光植在离开公司之前，将与Autopilot有关的源代码上传到了他的苹果iCloud账户，涉及超过30万个独立文件与目录。随后在当年7月份的答辩状中，曹光植承认了特斯拉的部分指控，但否认了窃取技术机密的指控，他表示自己并没有将与特斯拉自动驾驶相关的任何商业机密转移至小鹏汽车，也并未使用这些数据为新雇主牟利。
本以为此事会就此告一段落，却不想值此小鹏P7上市的关键时刻，彭博社突然报道称特斯拉要求法庭对小鹏汽车美国自动驾驶部门XMotors施压，试图迫其披露2018年11月以来所有与自动驾驶及辅助驾驶相关的源代码，除此之外，特斯拉还提出了近30条要求调查的项目，内容很是严苛。
或是忍无可忍，小鹏汽车随后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年里小鹏汽车一直努力协助该案调查，但至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小鹏汽车有滥用商业机密或其他不当行为。小鹏汽车坚决依法抗辩，对特斯拉提出的诸多无理要求例如要求小鹏汽车提供全部源代码等表示严词拒绝。同时，小鹏汽车还表示自诉讼至今为期一年的时间里遭到了特斯拉“霸凌”。此回应一出，再次将小鹏汽车与特斯拉推向舆论关注的焦点。
小鹏汽车与特斯拉之间的纠纷其实只是近两年自动驾驶领域发生的众多纠纷案中的一例。据盖世汽车整理，自2017年Waymo对Uber发起诉讼到现在，全球自动驾驶领域发生了近十起影响相对较大的侵权案，包括2017年12月百度起诉前高级副总裁和自动驾驶事业部创立者王劲，及其所经营的景驰科技，该案历时两年多最终以百度撤诉结束。
2018年11月，文远知行一纸诉状将中智行（王劲控股公司）、王劲和黄坤（文远知行美国公司前硬件负责人，2018年年中离职后入职中智行）三方悉数告上法庭，认为三者窃取了文远知行在自动驾驶上的商业机密，并于2019年1月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与前次相同诉讼。2020年2月王劲反诉文远知行，要求清盘公司。
2019 年 3 月，特斯拉将 Zoox 及其 4 名员工告上法庭，称这些员工窃取了公司WARP系统相关信息，随后Zoox承认其招聘的一些前特斯拉员工在加盟公司时持有特斯拉一些机密文件。2020年4月，Zoox表示已就此事与特斯拉达成和解，同时Zoox要向特斯拉支付一笔赔偿金，具体金额不详。
2019年8月，美国激光雷达公司Velodyne起诉速腾聚创、禾赛科技两家中国初创企业侵犯其专利，原因是这两家中国公司侵犯了Velodyne拥有的美国专利NO. 7969558。
还有两例分别是苹果公司对前员工张小浪和陈继中的控告，其中前者于2018年7月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以窃取商业机密罪逮捕，当时张小浪入职小鹏汽车刚刚两个月。后者于2019年1月在准备登上一架前往中国的航班途中被逮捕，罪名是在他的电脑中私藏数千个苹果公司商业机密文件，并且被曝出他计划及将这些数据转给其他竞争对手——据说是小鹏汽车，但随后小鹏汽车回应称公司从未收到此人的求职申请，也没有与该人士进行任何有关招聘或业务方面的接触。
自动驾驶人才流动频繁 为技术违规流动提供便利
仔细分析上面几起自动驾驶纠纷案，可以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相关员工在离职后被前东家起诉。这也从侧面表明当前自动驾驶领域人才变动频繁，一定程度上为相关专利及技术的违规流动提供了便利。
近两年，随着自动驾驶的快速发展，各大玩家为抢占商业化制高点，都在加大相关的技术和人才储备，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雇员带着上一家公司的核心技术离职。因为自动驾驶作为一项基于大量软件算法研发的技术，很多代码写过之后可能就被程序员记在脑海中了，当员工离职后，碰上专利或者法律意识淡薄的人，很容易会再度拿出来使用。如果重复使用的内容非专利技术倒也没什么，但若涉及相关公司的专利或者商业机密，哪怕记在脑子里再写出来也是违规违法的。
按照常理推断，很多员工在离职后，都会凭经验再选择与上一家公司同领域的企业就职，如此一来必定会牵涉到新公司，例如小鹏汽车就是因为这样被牵涉到上面几起案例中的。正因为如此，当前有很多企业在员工就职时，都会让员工签署竞业协议，以保证员工在离职后1~2年内不会从事同业的工作，否则需向公司支付大笔赔偿金。但相较于员工通过偷窃核心技术获取的利益，此类协议最终能起到多大的约束作用，其实也还有待商榷。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员工是故意而为之，为了更大的利益铤而走险。例如Waymo与Uber纠纷案中的关键人物Anthony Levandowski，此前多个与该纠纷案相关的报道均暗示Anthony Levandowski在从Waymo离职之前，就计划着成立新的自动驾驶公司，“借”Waymo的技术大干一场。
“2016年夏天，谷歌终于从Levandowski如今看起来有些愚蠢的‘计谋’中醒过味儿来，展开了内部调查，发现其离职前陆陆续续从谷歌内部下载了约10TB的机密文件，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关于激光雷达技术的。12月，一位Waymo 员工错手转发的供应商邮件暴露了一切：邮件附带了一张Otto电路板的图片，其设计与Waymo的激光雷达惊人地相似。”其中一篇报道中是这样描述的。
最终此案经过近3年的审理，在2020年3月Anthony Levandowski正式承认窃取谷歌商业机密。他表示，“我下载这些文件的目的是为了个人利益，我知道我没有被授权出于这种目的拿走这些文件。” 毕竟无论自动驾驶还是激光雷达，都是极其复杂的技术，Anthony Levandowski如果自己创办公司从头开始做起，不仅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关键还不一定能成功，比较之下利用在Waymo工作时的职务之便，直接盗取相关专利，来得更快、更简单一些，虽然违法。
而且就算未来Anthony Levandowski不自己创业，凭借手中的这些“筹码”，相信也能换取一份不错的工作。因为在自动驾驶商业化大潮日趋逼近的压力下，想尽快拥有自动驾驶核心技术，进入规模化运营几乎是每个玩家的心愿。在此前提下，不排除少数急功近利的企业为走捷径选择不劳而获，恶意窃取其他公司的核心技术成果，或者在挖其他公司墙角时，连人带技术一起挖。
2017年时，百度一名高管就曾透露一批受雇佣黑客曾试图偷窃其自动驾驶汽车技术。时任百度网络安全事业部负责人的马杰表示，“目前很难查出幕后指使者，但是能确定的是有人试图雇佣黑客盗取我们的技术。”为此百度不得不进一步强化网络安全防护。
另外，部分企业对这类违规行为的包容也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手握核心技术的员工带机密“出走”的侥幸心理。如对于Waymo与Uber的纠纷案中的另一位关键人物Lior Ron，Uber在明知其存在违规行为的情况下，还是于2020年2月代Ron 向Waymo赔偿了 970 万美元以了结官司，并让Lior Ron继续留在公司。在特斯拉与Zoox的纠纷案中，涉及到的赔款，也是由Zoox支付。
再者由于软件侵权行为很难界定，在实际案例中其实经常存在打“擦边球”的行为。例如有些员工在到一家新的公司后，将在上一家公司工作时复制的或存在脑海中的机密文件拿出来用，或者稍加修改，避开关键点，这种情况下很难判定是否侵权的。比对源代码或许是一种方式，但究竟重复率在多少才能界定为侵权？这又是个问题，所以可以看到几个大的诉讼案都持续了几年的时间，最后要么和解，要么不了了之。
由上可见，对于自动驾驶专利侵权，从企业自身来讲很重要的一点是做好员工管理，比如对核心技术进行员工精细化访问控制，做到非法用户进不去，进去了改动或者复制、截屏不了，以防止技术外泄，或者通过对核心技术及时申请专利、与员工签订竞业协议、组建相关安全团队等来防止自己研发的技术被窃取。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则在于做好自主创新，不断提升自动驾驶技术硬实力，这才是保证企业长效竞争力、更好地享受自动驾驶技术带来的市场红利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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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沐睿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创新型的汽车工程技术服务公司，具备Reach、VOC、ELV环保法规评估一站式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从初步想法到最终产品的全程支持，包括：项目的确定、设计、开发，直到材料、组件和系统的测试。此外，还包括项目管理和人员调配等服务。近十年来，整合汽车行业咨询，从车身、底盘、电子电器、智能化、动力系统、内外饰、环保法规等多方面纵向数据积累，并成功通过以品质创新，加强技术合作，孵化多家二方及三方实验室能力提升，与学术界和政府多方面协作的创新中心，促进自主创新和开放合作。
自动驾驶正逐渐成为技术纠纷案的高发地。据不完全统计，从2017年到现在自动驾驶领域至少已经发生了近十起影响相对较大的技术纠纷案。分析这些案件背后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相较于硬件盗窃，自动驾驶软件算法由于复制门槛低，更容易被抄袭，且后期还面临取证难、侵权行为判定难等问题，易打“擦边球”。另外自动驾驶相关人才和技术的紧缺，让企业对相关技术侵权行为的包容度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技术盗窃歪风。
今日（4月27日），小鹏汽车旗下第二款产品小鹏P7正式上市，这原本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然而小鹏汽车却因另一件事上了热搜——小鹏汽车与特斯拉的诉讼案。
这件事要从2019年3月特斯拉在美国起诉前工程师曹光植开始说起。当时特斯拉指控曹光植在离开公司之前，将与Autopilot有关的源代码上传到了他的苹果iCloud账户，涉及超过30万个独立文件与目录。随后在当年7月份的答辩状中，曹光植承认了特斯拉的部分指控，但否认了窃取技术机密的指控，他表示自己并没有将与特斯拉自动驾驶相关的任何商业机密转移至小鹏汽车，也并未使用这些数据为新雇主牟利。
本以为此事会就此告一段落，却不想值此小鹏P7上市的关键时刻，彭博社突然报道称特斯拉要求法庭对小鹏汽车美国自动驾驶部门XMotors施压，试图迫其披露2018年11月以来所有与自动驾驶及辅助驾驶相关的源代码，除此之外，特斯拉还提出了近30条要求调查的项目，内容很是严苛。
或是忍无可忍，小鹏汽车随后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年里小鹏汽车一直努力协助该案调查，但至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小鹏汽车有滥用商业机密或其他不当行为。小鹏汽车坚决依法抗辩，对特斯拉提出的诸多无理要求例如要求小鹏汽车提供全部源代码等表示严词拒绝。同时，小鹏汽车还表示自诉讼至今为期一年的时间里遭到了特斯拉“霸凌”。此回应一出，再次将小鹏汽车与特斯拉推向舆论关注的焦点。
小鹏汽车与特斯拉之间的纠纷其实只是近两年自动驾驶领域发生的众多纠纷案中的一例。据盖世汽车整理，自2017年Waymo对Uber发起诉讼到现在，全球自动驾驶领域发生了近十起影响相对较大的侵权案，包括2017年12月百度起诉前高级副总裁和自动驾驶事业部创立者王劲，及其所经营的景驰科技，该案历时两年多最终以百度撤诉结束。
2018年11月，文远知行一纸诉状将中智行（王劲控股公司）、王劲和黄坤（文远知行美国公司前硬件负责人，2018年年中离职后入职中智行）三方悉数告上法庭，认为三者窃取了文远知行在自动驾驶上的商业机密，并于2019年1月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与前次相同诉讼。2020年2月王劲反诉文远知行，要求清盘公司。
2019 年 3 月，特斯拉将 Zoox 及其 4 名员工告上法庭，称这些员工窃取了公司WARP系统相关信息，随后Zoox承认其招聘的一些前特斯拉员工在加盟公司时持有特斯拉一些机密文件。2020年4月，Zoox表示已就此事与特斯拉达成和解，同时Zoox要向特斯拉支付一笔赔偿金，具体金额不详。
2019年8月，美国激光雷达公司Velodyne起诉速腾聚创、禾赛科技两家中国初创企业侵犯其专利，原因是这两家中国公司侵犯了Velodyne拥有的美国专利NO. 7969558。
还有两例分别是苹果公司对前员工张小浪和陈继中的控告，其中前者于2018年7月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以窃取商业机密罪逮捕，当时张小浪入职小鹏汽车刚刚两个月。后者于2019年1月在准备登上一架前往中国的航班途中被逮捕，罪名是在他的电脑中私藏数千个苹果公司商业机密文件，并且被曝出他计划及将这些数据转给其他竞争对手——据说是小鹏汽车，但随后小鹏汽车回应称公司从未收到此人的求职申请，也没有与该人士进行任何有关招聘或业务方面的接触。
自动驾驶人才流动频繁 为技术违规流动提供便利
仔细分析上面几起自动驾驶纠纷案，可以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相关员工在离职后被前东家起诉。这也从侧面表明当前自动驾驶领域人才变动频繁，一定程度上为相关专利及技术的违规流动提供了便利。
近两年，随着自动驾驶的快速发展，各大玩家为抢占商业化制高点，都在加大相关的技术和人才储备，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雇员带着上一家公司的核心技术离职。因为自动驾驶作为一项基于大量软件算法研发的技术，很多代码写过之后可能就被程序员记在脑海中了，当员工离职后，碰上专利或者法律意识淡薄的人，很容易会再度拿出来使用。如果重复使用的内容非专利技术倒也没什么，但若涉及相关公司的专利或者商业机密，哪怕记在脑子里再写出来也是违规违法的。
按照常理推断，很多员工在离职后，都会凭经验再选择与上一家公司同领域的企业就职，如此一来必定会牵涉到新公司，例如小鹏汽车就是因为这样被牵涉到上面几起案例中的。正因为如此，当前有很多企业在员工就职时，都会让员工签署竞业协议，以保证员工在离职后1~2年内不会从事同业的工作，否则需向公司支付大笔赔偿金。但相较于员工通过偷窃核心技术获取的利益，此类协议最终能起到多大的约束作用，其实也还有待商榷。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员工是故意而为之，为了更大的利益铤而走险。例如Waymo与Uber纠纷案中的关键人物Anthony Levandowski，此前多个与该纠纷案相关的报道均暗示Anthony Levandowski在从Waymo离职之前，就计划着成立新的自动驾驶公司，“借”Waymo的技术大干一场。
“2016年夏天，谷歌终于从Levandowski如今看起来有些愚蠢的‘计谋’中醒过味儿来，展开了内部调查，发现其离职前陆陆续续从谷歌内部下载了约10TB的机密文件，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关于激光雷达技术的。12月，一位Waymo 员工错手转发的供应商邮件暴露了一切：邮件附带了一张Otto电路板的图片，其设计与Waymo的激光雷达惊人地相似。”其中一篇报道中是这样描述的。
最终此案经过近3年的审理，在2020年3月Anthony Levandowski正式承认窃取谷歌商业机密。他表示，“我下载这些文件的目的是为了个人利益，我知道我没有被授权出于这种目的拿走这些文件。” 毕竟无论自动驾驶还是激光雷达，都是极其复杂的技术，Anthony Levandowski如果自己创办公司从头开始做起，不仅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关键还不一定能成功，比较之下利用在Waymo工作时的职务之便，直接盗取相关专利，来得更快、更简单一些，虽然违法。
而且就算未来Anthony Levandowski不自己创业，凭借手中的这些“筹码”，相信也能换取一份不错的工作。因为在自动驾驶商业化大潮日趋逼近的压力下，想尽快拥有自动驾驶核心技术，进入规模化运营几乎是每个玩家的心愿。在此前提下，不排除少数急功近利的企业为走捷径选择不劳而获，恶意窃取其他公司的核心技术成果，或者在挖其他公司墙角时，连人带技术一起挖。
2017年时，百度一名高管就曾透露一批受雇佣黑客曾试图偷窃其自动驾驶汽车技术。时任百度网络安全事业部负责人的马杰表示，“目前很难查出幕后指使者，但是能确定的是有人试图雇佣黑客盗取我们的技术。”为此百度不得不进一步强化网络安全防护。
另外，部分企业对这类违规行为的包容也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手握核心技术的员工带机密“出走”的侥幸心理。如对于Waymo与Uber的纠纷案中的另一位关键人物Lior Ron，Uber在明知其存在违规行为的情况下，还是于2020年2月代Ron 向Waymo赔偿了 970 万美元以了结官司，并让Lior Ron继续留在公司。在特斯拉与Zoox的纠纷案中，涉及到的赔款，也是由Zoox支付。
再者由于软件侵权行为很难界定，在实际案例中其实经常存在打“擦边球”的行为。例如有些员工在到一家新的公司后，将在上一家公司工作时复制的或存在脑海中的机密文件拿出来用，或者稍加修改，避开关键点，这种情况下很难判定是否侵权的。比对源代码或许是一种方式，但究竟重复率在多少才能界定为侵权？这又是个问题，所以可以看到几个大的诉讼案都持续了几年的时间，最后要么和解，要么不了了之。
由上可见，对于自动驾驶专利侵权，从企业自身来讲很重要的一点是做好员工管理，比如对核心技术进行员工精细化访问控制，做到非法用户进不去，进去了改动或者复制、截屏不了，以防止技术外泄，或者通过对核心技术及时申请专利、与员工签订竞业协议、组建相关安全团队等来防止自己研发的技术被窃取。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则在于做好自主创新，不断提升自动驾驶技术硬实力，这才是保证企业长效竞争力、更好地享受自动驾驶技术带来的市场红利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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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沐睿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创新型的汽车工程技术服务公司，具备Reach、VOC、ELV环保法规评估一站式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从初步想法到最终产品的全程支持，包括：项目的确定、设计、开发，直到材料、组件和系统的测试。此外，还包括项目管理和人员调配等服务。近十年来，整合汽车行业咨询，从车身、底盘、电子电器、智能化、动力系统、内外饰、环保法规等多方面纵向数据积累，并成功通过以品质创新，加强技术合作，孵化多家二方及三方实验室能力提升，与学术界和政府多方面协作的创新中心，促进自主创新和开放合作。
#新邯郸# #邯郸新闻网# 【注意！外省一境外输入性病例，曾坐火车经过邯郸】河南郑州一人确诊新冠肺炎，系输入性病例。此人曾乘坐K267次列车经过河北，该列车在我省停靠4站，急寻同乘者。
据郑州市委宣传部官方微博消息，3月11日12时40分，郑州市确诊1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病例，系郑州首例境外输入性确诊病例。
据悉，患者郭某鹏近期存在出入境情况，经向其核实，郭某鹏拒不承认。民警经调查核实了其出入境轨迹，立即将信息上报，并积极联系社区工作人员，将郭某鹏送至二七区集中隔离点进行观察，期间郭某鹏出现发热症状被送至医院，随后确诊。
警方表示，郭某鹏违反《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二十一号通告》，故意隐瞒出境史，未严格落实“隔离观察”措施，未严格落实“如实申报”措施，期间多次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入办公场所，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传播危险，其行为已违反《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目前，郑州市公安局大学路分局已依法对其立案侦查，该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据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报，患者郭某鹏，男，30岁，现住二七区，职业为：浩昶劳务派遣公司派遣到郑州市交通运输局执法支队某执法大队劳务人员。
长城新媒体
3月1日，郭某鹏由北京首都机场乘EY889航班飞往阿联酋阿布扎比；3月2日，由阿布扎比乘EY81航班飞往意大利米兰；3月6日，由米兰乘EY88航班飞往阿布扎比，转乘EY888航班于北京时间3月7日8时50分抵达北京首都机场，经测体温正常出航站楼后，乘坐机场大巴于10时30分许至北京西站。
3月7日13时，经测体温正常，由北京西站乘K267列车（17车厢63号）于21时50分到达郑州站西广场，后步行到家。
3月10日8时，经大数据比对，发现其有境外旅居史，公安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赶至居住地，由120救护车将郭某鹏转运至二七区集中隔离点；15时30分，因发热由120救护车转运至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17时，由120救护车转运至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3月11日确诊。
截至3月11日12时，经流调初步判定密切接触者24人，均已采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措施。
郭某鹏返回郑州后隐瞒境外旅居史，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
此人曾乘坐K267次列车经过河北
据郑州市委宣传部官方微博消息，3月11日12时40分，郑州市确诊1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病例，系郑州首例境外输入性确诊病例。
据悉，患者郭某鹏近期存在出入境情况，经向其核实，郭某鹏拒不承认。民警经调查核实了其出入境轨迹，立即将信息上报，并积极联系社区工作人员，将郭某鹏送至二七区集中隔离点进行观察，期间郭某鹏出现发热症状被送至医院，随后确诊。
警方表示，郭某鹏违反《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二十一号通告》，故意隐瞒出境史，未严格落实“隔离观察”措施，未严格落实“如实申报”措施，期间多次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入办公场所，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传播危险，其行为已违反《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目前，郑州市公安局大学路分局已依法对其立案侦查，该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据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报，患者郭某鹏，男，30岁，现住二七区，职业为：浩昶劳务派遣公司派遣到郑州市交通运输局执法支队某执法大队劳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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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郭某鹏由北京首都机场乘EY889航班飞往阿联酋阿布扎比；3月2日，由阿布扎比乘EY81航班飞往意大利米兰；3月6日，由米兰乘EY88航班飞往阿布扎比，转乘EY888航班于北京时间3月7日8时50分抵达北京首都机场，经测体温正常出航站楼后，乘坐机场大巴于10时30分许至北京西站。
3月7日13时，经测体温正常，由北京西站乘K267列车（17车厢63号）于21时50分到达郑州站西广场，后步行到家。
3月10日8时，经大数据比对，发现其有境外旅居史，公安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赶至居住地，由120救护车将郭某鹏转运至二七区集中隔离点；15时30分，因发热由120救护车转运至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17时，由120救护车转运至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3月11日确诊。
截至3月11日12时，经流调初步判定密切接触者24人，均已采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措施。
郭某鹏返回郑州后隐瞒境外旅居史，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
此人曾乘坐K267次列车经过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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