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在禁令与现实之间 国产模数转换ADC能否自强
被赞誉为芯片皇冠上的明珠，ADC（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模拟数字转换器）的重要性在几十年内从未被动摇。进入AIoT和5G的时代，因为与物理世界交互需求的增加，ADC作为信号链核心的地位还在稳步提升。
对于中国的芯片界来说，ADC以及整个信号链芯片的国产化都是绕不开的话题。特别是华为禁令事件的爆发，更是将ADC的国产替代进程送上快车道。
进步神速
ADC是一大类芯片的统称，经过几十年的演进，已经产生出针对不同应用的多种架构，最为常见的是SAR（逐次逼近）型、∑-Δ型、Pipeline（流水线）型，闪速（Flash）型。按照分辨率和采样速率，可以最直观地分辨这些架构（如下图所示）。
以采样速率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序，最低的是∑-Δ型，最高的是Flash型（目前已经很少用到）；以分辨率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序，则正好反之。
精度和速度是一对矛盾的指标，一方追求极致，则另一方就做出牺牲。但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和数字电路工作速度的提高，以及对于系统灵敏度等要求的不断提高，对于高速、高精度的 ADC需求越来越大。
在美国的出口管控中，对各分辨率范围的ADC都设置了一条采样速率“红线”，只要越雷池一步，就要遭受禁运。举例来说，12位～14位ADC，采样速率不能超过400MSPS；14位～16位，采样速率不能超过250MSPS。
这一红线是国产ADC与进口ADC的指标分水岭，但是进步神速的国内企业，已经开始冲击这道封锁线。比如，商用的国产14位ADC的采样速率已经达到500MSPS，还有初创公司开发的14位、1GSPS的ADC也进入样片测试阶段。
在禁令标准之下的较低分辨率或采样速率的ADC，国内产品更是遍地开花。“举例来说，采用CMOS工艺的低速∑-Δ ADC风起云涌，已经呈红海状了。”业内人士这样表示。
∑-Δ ADC的优势在于分辨率，目前最高可达到32位，主要应用于高精度数据采集，特别是传感器、数字音响系统、多媒体、地震勘探仪器、声纳等领域。国产厂商的高精度∑-Δ ADC完全实现了国产化，且性能不输国际同行。
如果是应用更为广泛的SAR ADC，其因为电路规模中等、功耗低，且能兼顾分辨率和采样速率而很受市场欢迎，国产ADC芯片也是风起云涌。据原子半导体联合创始人袁文章介绍，12位1～3Msps SAR ADC已经成为国产MCU的标配，基本以IP或者die的形式存在，更高精度的单片14位甚至是16位SAR ADC也有厂商开始供货。
原子半导体就是其中之一。该公司是基于港科大袁杰教授在长期的芯片项目研发储备和技术积累，从港科大分离出来的一家混合信号/模拟芯片设计初创企业。2020年9月，原子半导体正式流片16bit SAR ADC系列，最高采样率可达10MSPS。
如此多的国产ADC芯片井喷式涌现，让乐观者感觉国产ADC全面替代为时不远。但袁文章不这样认为，“今年国产ADC芯片还不算完全起势，因为国产替代始终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一步一个脚印，从技术和制造工艺上逐步突破。”
盘根错节的市场
左右ADC替代周期长短的重要因素就是复杂的市场状况。ADC的下游应用非常分散，消费、工业、通信、医疗、交通等无所不包，“要建成罗马”绝非一日之功。
消费电子市场的国产替代最为领先，其规模和活力也是其他市场暂不能企及的。ADI、TI、Maxim等国际巨头当前更为关注工业、通信、医疗等领域，那里利润更加丰厚，客户更为分散，是它们的营收重要来源，
ADC在消费电子领域很少以分立芯片的形式出现，都与MCU内核集成在一起。有实力的国内MCU厂商选择自研ADC，不具备研发能力的则通过专业的ADC公司或其他渠道购买相关IP或者die。晶圆厂和EDA公司也能提供性能不错的ADC IP，使这个赛道竞争激烈。
即使利润较低，国内厂商们也依旧看重这个市场。“原因是消费市场的挣钱很快，影响力也很大。”一位业内人士道出了其中关键。国内的ADC厂商大部分经过消费电子市场洗礼，在与国际巨头的短兵相接中，逐步壮大了技术实力并赢得了市场份额。消费市场如今已难觅进口ADC的身影。
滞留在消费电子市场，国内厂商还有一个苦衷，要进入工业、通信等市场，以往“难如登天”，连获得测试的机会都很稀缺。好在中美贸易战开始以后，情况终于有了改观，行业客户向国产厂商终于打开了大门。
不可否认，这些市场本身对ADC的性能要求也非常严格。核芯互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胡康桥告诉记者，为了满足客户的要求，他们在一个月内对一款芯片连续改版四次。“有一些指标都是平常不会注意的，比如各通道的隔离程度，闭门做设计的时候根本想不到。”
这款产品最终打入了国家电网，实现了对国际大厂同类产品的替代。但是这个过程也让胡康桥和团队认识了工业市场的残酷一面。“芯片先送去客户那里做一两个月的压力测试，然后送去国网测试中心去测试，再进行挂网测试，最快都要半年时间，这么长的周期，小公司真是很难扛。”他感慨道。
回报与付出也是成正比的。产品一旦被工业或通信客户所接纳，就有很长的生命周期，利润也相当可观。再者，因为这些行业的战略重要性，国产替代的热情很高涨，国内厂商已经看到了巨大的商机。
纵然如此，不少厂商还是会望而却步。胡康桥给记者算了笔账：“即使是华为的5G基站，一年以几十万个来计，里面的ADC等模拟器件最多就几百万的用量，根本无法与动辄出货上千万或过亿的消费市场相比。”要真正进入这些市场，国内厂商就要在长期投入和短期收益之间做个取舍。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特定应用市场对国产ADC来说依然是“门难进”，如医疗电子、测试测量仪器仪表等对芯片性能和质量的要求高于对芯片成本的行业，由于没有给予足够的“试错”机会，加之国际巨头也全力提高技术护城河（像ADI、TI都推出了针对医疗领域的256通道ADC模块），使得国内企业短期内很难形成替代之势。
不能马踏平川，要一个一个市场的去争夺，国内企业的前路依然漫长。
天花板
同很多芯片一样，中国企业完成了从0到1的过程，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考验。
因为华为禁令，很多人知道了超高速ADC。5G基站使用的超高速ADC，对国内来说就是一片空白。后来，海思虽然用自研的ADC做了替换（指标不明晰），依然不能掩盖行业的尴尬处境。
5G通信要支持需要100MHz甚至400MHz的RF信道带宽，这是需要超高速ADC的主要驱动因素。因此，最理想的数据转换器采样速率是1～3GSPS的量级，业界一般采用Pipeline型ADC来实现，分辨率为14位，目前尚无国内厂家可以达成。
据业内人士透漏，国内某些研究所可以开发RF微波器件，也包括高速、高精度ADC，只是没有批量成熟的量产工艺，出货还要依靠分筛，仅限于满足小批量不太计成本的应用。
多重因素造成了今日的局面。北京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朱晶认为，禁运是首要原因，再加上技术门槛确实很高，国内的技术积累也不够，最后是系统厂商以前也没有给大量的国产替代机会，使得国内迟迟不能突破高速、高精度ADC的壁垒。
曾任职国外多家模拟芯片公司的技术专家蓝凯（化名）指出，工艺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不要说中国，整个亚洲地区都没有适配高速模拟的工艺制程。”
制造ADC会采用到CMOS、GaAs HBT和SiGe BiCMOS工艺。其中，CMOS的优点是便于与数字电路集成，且截止频率高、功耗低；GaAs HBT的击穿电压高、但功耗较大；SiGe BiCMOS的截止频率高，且具有抗辐射性，缺点也是功耗较高。高速ADC多为BiCMOS工艺制造， 只有ADI、TI这些采用IDM模式的公司才掌握着该工艺的“绝活”。
“ADC精度和分辨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器件内部的电阻网络，在ADI公司内部，如果要使用高性能的薄膜电阻，都需要特批。”蓝凯以这个例子来说明大厂对工艺细节的把控。
此外，工艺上的不断调校，才能让ADC这类模拟器件发挥出最好的性能。蓝凯说：“单从晶圆制造上讲，MPW（多项目晶圆）过后都要改上几版后才能摸到晶圆上的门道。”相比之下，国内的ADC厂商都是Fabless模式，不具备这种反复调校的条件，很难实现设计和工艺的紧耦合。
从设计层面来讲，国际大厂也已形成了严密的专利布局，对后来者层层设防。比如，对高速ADC非常关键的校准，国内厂商想要突破，就很难绕过大厂的专利壁垒。
最后，就是老生常谈的人才问题。设计和工艺的同步研发是模拟的难点，设计师必须有深刻的工艺理解能力才能搞定模拟芯片。但当前的情况，不要说能掌握全局的设计师，即使普通的模拟芯片工程师也非常匮乏。“1年数字、10年模拟”，培养和留住模拟人才已成当务之急。
工艺、专利、人才，要征服高速ADC，还要翻过三座大山。
亡羊补牢
华为禁令敲醒了中国半导体行业，也让人们注意到模拟芯片的重要性。
在资本市场上，先后有圣邦微、思瑞浦、芯海科技登陆成功，还有昆腾微即将IPO。国内的信号链厂家终于赢来了曙光。
创业的路上，不少怀揣着产业报国理想的人也选择了信号链这个赛道，期望改变行业格局。这其中，不乏海归金领，高校精英，以及传统信号链公司的骨干成员。
很多团队以突破高速ADC禁令为口号，也获得了资本的加持，但是真正做出的产品还是少之又少。业内人士将此归结于实验室理想与行业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资深半导体投资人王磊（化名）就认为：“往往有很多团队，虽然高举高打，号称融资多少，专攻高端芯片，但最后还是要做一些中低端的民用产品来养活自己，这就是比较可怜的现实。”
朱晶则指出，这个问题要归结于这个ADC本身，它还是需要一定的技术积累和不断迭代和磨练的，真正从正向做起，并非易事。
凡是做过ADC的人，都坦言ADC并不好做。一枚小小的芯片，蕴含一个复杂的系统，是精雕细琢的产物。国际大厂为了规划好一颗ADC，往往要进行多次调研，认清市场的真正需求后才进行产品定义。这样做出的产品才能真正得到市场的认可，拥有长久的生命周期。
清华大学王志华教授曾经称，中国模拟芯片想要发展，就必须要在存量市场做到性能更好，价格更低，这样才能赢得市场。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坚定的信心和极致的工匠精神。
千里之行 积于跬步。做ADC如此，做模拟芯片莫不如此。
来源：集微网
被赞誉为芯片皇冠上的明珠，ADC（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模拟数字转换器）的重要性在几十年内从未被动摇。进入AIoT和5G的时代，因为与物理世界交互需求的增加，ADC作为信号链核心的地位还在稳步提升。
对于中国的芯片界来说，ADC以及整个信号链芯片的国产化都是绕不开的话题。特别是华为禁令事件的爆发，更是将ADC的国产替代进程送上快车道。
进步神速
ADC是一大类芯片的统称，经过几十年的演进，已经产生出针对不同应用的多种架构，最为常见的是SAR（逐次逼近）型、∑-Δ型、Pipeline（流水线）型，闪速（Flash）型。按照分辨率和采样速率，可以最直观地分辨这些架构（如下图所示）。
以采样速率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序，最低的是∑-Δ型，最高的是Flash型（目前已经很少用到）；以分辨率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序，则正好反之。
精度和速度是一对矛盾的指标，一方追求极致，则另一方就做出牺牲。但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和数字电路工作速度的提高，以及对于系统灵敏度等要求的不断提高，对于高速、高精度的 ADC需求越来越大。
在美国的出口管控中，对各分辨率范围的ADC都设置了一条采样速率“红线”，只要越雷池一步，就要遭受禁运。举例来说，12位～14位ADC，采样速率不能超过400MSPS；14位～16位，采样速率不能超过250MSPS。
这一红线是国产ADC与进口ADC的指标分水岭，但是进步神速的国内企业，已经开始冲击这道封锁线。比如，商用的国产14位ADC的采样速率已经达到500MSPS，还有初创公司开发的14位、1GSPS的ADC也进入样片测试阶段。
在禁令标准之下的较低分辨率或采样速率的ADC，国内产品更是遍地开花。“举例来说，采用CMOS工艺的低速∑-Δ ADC风起云涌，已经呈红海状了。”业内人士这样表示。
∑-Δ ADC的优势在于分辨率，目前最高可达到32位，主要应用于高精度数据采集，特别是传感器、数字音响系统、多媒体、地震勘探仪器、声纳等领域。国产厂商的高精度∑-Δ ADC完全实现了国产化，且性能不输国际同行。
如果是应用更为广泛的SAR ADC，其因为电路规模中等、功耗低，且能兼顾分辨率和采样速率而很受市场欢迎，国产ADC芯片也是风起云涌。据原子半导体联合创始人袁文章介绍，12位1～3Msps SAR ADC已经成为国产MCU的标配，基本以IP或者die的形式存在，更高精度的单片14位甚至是16位SAR ADC也有厂商开始供货。
原子半导体就是其中之一。该公司是基于港科大袁杰教授在长期的芯片项目研发储备和技术积累，从港科大分离出来的一家混合信号/模拟芯片设计初创企业。2020年9月，原子半导体正式流片16bit SAR ADC系列，最高采样率可达10MSPS。
如此多的国产ADC芯片井喷式涌现，让乐观者感觉国产ADC全面替代为时不远。但袁文章不这样认为，“今年国产ADC芯片还不算完全起势，因为国产替代始终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一步一个脚印，从技术和制造工艺上逐步突破。”
盘根错节的市场
左右ADC替代周期长短的重要因素就是复杂的市场状况。ADC的下游应用非常分散，消费、工业、通信、医疗、交通等无所不包，“要建成罗马”绝非一日之功。
消费电子市场的国产替代最为领先，其规模和活力也是其他市场暂不能企及的。ADI、TI、Maxim等国际巨头当前更为关注工业、通信、医疗等领域，那里利润更加丰厚，客户更为分散，是它们的营收重要来源，
ADC在消费电子领域很少以分立芯片的形式出现，都与MCU内核集成在一起。有实力的国内MCU厂商选择自研ADC，不具备研发能力的则通过专业的ADC公司或其他渠道购买相关IP或者die。晶圆厂和EDA公司也能提供性能不错的ADC IP，使这个赛道竞争激烈。
即使利润较低，国内厂商们也依旧看重这个市场。“原因是消费市场的挣钱很快，影响力也很大。”一位业内人士道出了其中关键。国内的ADC厂商大部分经过消费电子市场洗礼，在与国际巨头的短兵相接中，逐步壮大了技术实力并赢得了市场份额。消费市场如今已难觅进口ADC的身影。
滞留在消费电子市场，国内厂商还有一个苦衷，要进入工业、通信等市场，以往“难如登天”，连获得测试的机会都很稀缺。好在中美贸易战开始以后，情况终于有了改观，行业客户向国产厂商终于打开了大门。
不可否认，这些市场本身对ADC的性能要求也非常严格。核芯互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胡康桥告诉记者，为了满足客户的要求，他们在一个月内对一款芯片连续改版四次。“有一些指标都是平常不会注意的，比如各通道的隔离程度，闭门做设计的时候根本想不到。”
这款产品最终打入了国家电网，实现了对国际大厂同类产品的替代。但是这个过程也让胡康桥和团队认识了工业市场的残酷一面。“芯片先送去客户那里做一两个月的压力测试，然后送去国网测试中心去测试，再进行挂网测试，最快都要半年时间，这么长的周期，小公司真是很难扛。”他感慨道。
回报与付出也是成正比的。产品一旦被工业或通信客户所接纳，就有很长的生命周期，利润也相当可观。再者，因为这些行业的战略重要性，国产替代的热情很高涨，国内厂商已经看到了巨大的商机。
纵然如此，不少厂商还是会望而却步。胡康桥给记者算了笔账：“即使是华为的5G基站，一年以几十万个来计，里面的ADC等模拟器件最多就几百万的用量，根本无法与动辄出货上千万或过亿的消费市场相比。”要真正进入这些市场，国内厂商就要在长期投入和短期收益之间做个取舍。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特定应用市场对国产ADC来说依然是“门难进”，如医疗电子、测试测量仪器仪表等对芯片性能和质量的要求高于对芯片成本的行业，由于没有给予足够的“试错”机会，加之国际巨头也全力提高技术护城河（像ADI、TI都推出了针对医疗领域的256通道ADC模块），使得国内企业短期内很难形成替代之势。
不能马踏平川，要一个一个市场的去争夺，国内企业的前路依然漫长。
天花板
同很多芯片一样，中国企业完成了从0到1的过程，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考验。
因为华为禁令，很多人知道了超高速ADC。5G基站使用的超高速ADC，对国内来说就是一片空白。后来，海思虽然用自研的ADC做了替换（指标不明晰），依然不能掩盖行业的尴尬处境。
5G通信要支持需要100MHz甚至400MHz的RF信道带宽，这是需要超高速ADC的主要驱动因素。因此，最理想的数据转换器采样速率是1～3GSPS的量级，业界一般采用Pipeline型ADC来实现，分辨率为14位，目前尚无国内厂家可以达成。
据业内人士透漏，国内某些研究所可以开发RF微波器件，也包括高速、高精度ADC，只是没有批量成熟的量产工艺，出货还要依靠分筛，仅限于满足小批量不太计成本的应用。
多重因素造成了今日的局面。北京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朱晶认为，禁运是首要原因，再加上技术门槛确实很高，国内的技术积累也不够，最后是系统厂商以前也没有给大量的国产替代机会，使得国内迟迟不能突破高速、高精度ADC的壁垒。
曾任职国外多家模拟芯片公司的技术专家蓝凯（化名）指出，工艺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不要说中国，整个亚洲地区都没有适配高速模拟的工艺制程。”
制造ADC会采用到CMOS、GaAs HBT和SiGe BiCMOS工艺。其中，CMOS的优点是便于与数字电路集成，且截止频率高、功耗低；GaAs HBT的击穿电压高、但功耗较大；SiGe BiCMOS的截止频率高，且具有抗辐射性，缺点也是功耗较高。高速ADC多为BiCMOS工艺制造， 只有ADI、TI这些采用IDM模式的公司才掌握着该工艺的“绝活”。
“ADC精度和分辨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器件内部的电阻网络，在ADI公司内部，如果要使用高性能的薄膜电阻，都需要特批。”蓝凯以这个例子来说明大厂对工艺细节的把控。
此外，工艺上的不断调校，才能让ADC这类模拟器件发挥出最好的性能。蓝凯说：“单从晶圆制造上讲，MPW（多项目晶圆）过后都要改上几版后才能摸到晶圆上的门道。”相比之下，国内的ADC厂商都是Fabless模式，不具备这种反复调校的条件，很难实现设计和工艺的紧耦合。
从设计层面来讲，国际大厂也已形成了严密的专利布局，对后来者层层设防。比如，对高速ADC非常关键的校准，国内厂商想要突破，就很难绕过大厂的专利壁垒。
最后，就是老生常谈的人才问题。设计和工艺的同步研发是模拟的难点，设计师必须有深刻的工艺理解能力才能搞定模拟芯片。但当前的情况，不要说能掌握全局的设计师，即使普通的模拟芯片工程师也非常匮乏。“1年数字、10年模拟”，培养和留住模拟人才已成当务之急。
工艺、专利、人才，要征服高速ADC，还要翻过三座大山。
亡羊补牢
华为禁令敲醒了中国半导体行业，也让人们注意到模拟芯片的重要性。
在资本市场上，先后有圣邦微、思瑞浦、芯海科技登陆成功，还有昆腾微即将IPO。国内的信号链厂家终于赢来了曙光。
创业的路上，不少怀揣着产业报国理想的人也选择了信号链这个赛道，期望改变行业格局。这其中，不乏海归金领，高校精英，以及传统信号链公司的骨干成员。
很多团队以突破高速ADC禁令为口号，也获得了资本的加持，但是真正做出的产品还是少之又少。业内人士将此归结于实验室理想与行业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资深半导体投资人王磊（化名）就认为：“往往有很多团队，虽然高举高打，号称融资多少，专攻高端芯片，但最后还是要做一些中低端的民用产品来养活自己，这就是比较可怜的现实。”
朱晶则指出，这个问题要归结于这个ADC本身，它还是需要一定的技术积累和不断迭代和磨练的，真正从正向做起，并非易事。
凡是做过ADC的人，都坦言ADC并不好做。一枚小小的芯片，蕴含一个复杂的系统，是精雕细琢的产物。国际大厂为了规划好一颗ADC，往往要进行多次调研，认清市场的真正需求后才进行产品定义。这样做出的产品才能真正得到市场的认可，拥有长久的生命周期。
清华大学王志华教授曾经称，中国模拟芯片想要发展，就必须要在存量市场做到性能更好，价格更低，这样才能赢得市场。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坚定的信心和极致的工匠精神。
千里之行 积于跬步。做ADC如此，做模拟芯片莫不如此。
来源：集微网
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入选“深圳经济特区40年40人” #深圳特区40年#
10月13日，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鼓舞斗志，进一步激发全市人民干事创业热情，全面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深圳市委和市政府发布关于表彰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创新创业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的决定，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董事长马明哲等40名优秀代表入选。
深圳市委和市政府表示，“40年来，在深圳经济特区建设中，涌现出一大批勇立时代潮头、锐意改革创新、敢于实践探索的先锋模范，他们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拥护改革开放，为推动深圳经济特区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发挥了突出的示范引领作用，是特区建设者的优秀代表。他们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在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方面贡献突出、影响卓著；他们勇于开拓，敢于拼搏，在攻克技术难关、创新经营模式、引领行业发展等方面成效显著；他们带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爱岗敬业、拼搏奉献、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等方面作出了不平凡的事迹。”
马明哲，1955年生，货币银行学博士，中国平安创办人、董事长。自中国平安于1988年在深圳蛇口成立以来，马明哲带领公司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科技型综合金融生活服务集团。中国平安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混合所有制公众上市公司，在香港、上海两地上市，市值和营收均超万亿元、纳税超千亿元、员工数超150万人，名列 《财富》世界500强第21位，“福布斯全球2000强”第7位，五度蝉联全球第一保险品牌。
过去32年，中国平安在保持高速、稳健发展的同时，积极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金融业创新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平安是中国金融保险业中首家引进外资、率先采用国际财务制度、国际保险精算制度及个人寿险营销制度的公司，成功创建出兼具国际标准和中国特色的综合金融“平安模式”，为2.1亿个人客户和5.6亿互联网用户提供金融生活产品及服务。
一直以来，中国平安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努力做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工作，为社会经济发展贡献自身力量。围绕“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国家普惠金融发展等重要战略工作，中国平安发挥自身业务特长和优势，为重大建设项目提供风险保障，为国家重点发展行业优化金融资源，为民营企业、国企和中小微企业增添发展动力，为社会各类群体及欠发达地区提供金融支持。中国平安助力实体经济、支持国家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每年投入逾5万亿元，为1.5万家企业和重点工程项目提供防灾防损服务，企业财产保险累计保险金额超过20万亿元。
在保持金融主业健康发展的同时，中国平安本着“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的理念，积极投入科技研发，深化“金融+生态”战略，在金融科技、医疗科技、人工智能、区块链等许多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截至2020年6月末，平安拥有近11万名科技从业人员、超3000名科学家的一流科技人才队伍，建立起8大研究院和57个实验室，公司科技专利申请数位居国际金融机构前列，累计达26,008项。其中，金融科技专利申请数连续两年位居全球首位，数字医疗科技专利申请位居全球第二位。
在金融科技方面，平安从赋能自身金融业务出发，逐步成为整个行业金融科技的“提供者”、“输出方”，帮助金融行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加强风控，增强了金融服务实体能效和综合竞争力。本着回馈社会的初心，中国平安从参与智慧城市建设入手，输出平安的科技，构建“1+N”智慧城市一体化平台体系，覆盖智慧财政、智慧卫健、智慧交通、智慧司法、智慧企业服务、智慧农业等20多个功能板块，助力各省市克服“城市病”，实现“优政、兴业、惠民”的目标。在医疗科技方面，平安打造医疗健康生态圈，用全球领先医疗科技赋能政府、用户、服务、支付等相关方，不断提升医疗质量和效率，积极助力健康中国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平安好医生已成长为中国领先的互联网医疗服务平台，为3.46亿用户提供超3000种常见疾病的诊疗，日均咨询量达83万，助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
马明哲热心公益民生，带领中国平安及广大员工积极投身各项公共慈善事业。2018年，中国平安启动“三村工程”，面向村官、村医、村教，实施产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截至2020年8月末，“三村工程”已在全国21个省或自治区落地，累计提供产业扶贫资金265.96亿元，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47036人，人均增收2500元，惠及贫困人口73万余人；援建升级乡村卫生所1210所，培训村医11,175名，体检义诊覆盖9万余人；援建升级乡村学校1,054所，培训乡村教师14,037名，受益学生约30万人。今年，平安还积极利用科技互联网平台推动消费扶贫，总投入3.5亿元。他还与其家人成立了明园基金，20余年来，与中国平安共同持续参与妇女儿童、贫困地区教育、健康等公益事业，为老少边穷地区援建希望小学114所，资助师生数万人。
马明哲表示，中国平安诞生于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深圳蛇口，是深圳经济特区40年成就的缩影。平安的快速发展与各项成果，得益于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得益于深圳开放、创新的城市文化，更得益于社会各界和广大客户的信赖和支持。深圳勇于开拓、敢于创新、不断进取的精神已经深深地融入到平安的基因当中，成为平安持续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源泉。深圳的发展正翻开新的一页，平安将继续立足深圳，面向全国，瞄准世界前沿，继续深化“金融+科技”、“金融+生态”战略，发挥综合金融及科技赋能的优势，不断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同时，依托先进的现代科技，加快创新发展步伐，助力深圳进一步增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核心引擎功能，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贡献平安力量。
深圳市委和市政府号召，“全市人民要以受表彰的先进个人为榜样，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忘改革开放初心，继续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坚定不移支持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继续解放思想、真抓实干，改革开放再出发，在新时代走在前列、新征程勇当尖兵，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深圳经济特区40年40人”涵盖了从特区建立之初的老特区人，到新时代各行各业的新特区人，体现出特区精神的传承。老一辈的特区人，招商局集团原常务副董事长、原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袁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主要筹建者、原副总经理（法定代表人）禹国刚。新时代下深圳科技创新领域入选者，“无人机教父”李泽湘，引领5G研发的华为2012实验室导师部高级顾问霍大伟。伴随并见证特区成长的领军企业的企业家群体，“特区三马”——马明哲、马蔚华、马化腾。入选者还包括全国道德模范，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华南大区总工程师陆建新，全国人大代表、富士康科技集团技术工人杨飞飞等。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胡琳 编辑|张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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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鼓舞斗志，进一步激发全市人民干事创业热情，全面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深圳市委和市政府发布关于表彰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创新创业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的决定，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董事长马明哲等40名优秀代表入选。
深圳市委和市政府表示，“40年来，在深圳经济特区建设中，涌现出一大批勇立时代潮头、锐意改革创新、敢于实践探索的先锋模范，他们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拥护改革开放，为推动深圳经济特区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发挥了突出的示范引领作用，是特区建设者的优秀代表。他们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在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方面贡献突出、影响卓著；他们勇于开拓，敢于拼搏，在攻克技术难关、创新经营模式、引领行业发展等方面成效显著；他们带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爱岗敬业、拼搏奉献、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等方面作出了不平凡的事迹。”
马明哲，1955年生，货币银行学博士，中国平安创办人、董事长。自中国平安于1988年在深圳蛇口成立以来，马明哲带领公司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科技型综合金融生活服务集团。中国平安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混合所有制公众上市公司，在香港、上海两地上市，市值和营收均超万亿元、纳税超千亿元、员工数超150万人，名列 《财富》世界500强第21位，“福布斯全球2000强”第7位，五度蝉联全球第一保险品牌。
过去32年，中国平安在保持高速、稳健发展的同时，积极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金融业创新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平安是中国金融保险业中首家引进外资、率先采用国际财务制度、国际保险精算制度及个人寿险营销制度的公司，成功创建出兼具国际标准和中国特色的综合金融“平安模式”，为2.1亿个人客户和5.6亿互联网用户提供金融生活产品及服务。
一直以来，中国平安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努力做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工作，为社会经济发展贡献自身力量。围绕“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国家普惠金融发展等重要战略工作，中国平安发挥自身业务特长和优势，为重大建设项目提供风险保障，为国家重点发展行业优化金融资源，为民营企业、国企和中小微企业增添发展动力，为社会各类群体及欠发达地区提供金融支持。中国平安助力实体经济、支持国家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每年投入逾5万亿元，为1.5万家企业和重点工程项目提供防灾防损服务，企业财产保险累计保险金额超过20万亿元。
在保持金融主业健康发展的同时，中国平安本着“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的理念，积极投入科技研发，深化“金融+生态”战略，在金融科技、医疗科技、人工智能、区块链等许多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截至2020年6月末，平安拥有近11万名科技从业人员、超3000名科学家的一流科技人才队伍，建立起8大研究院和57个实验室，公司科技专利申请数位居国际金融机构前列，累计达26,008项。其中，金融科技专利申请数连续两年位居全球首位，数字医疗科技专利申请位居全球第二位。
在金融科技方面，平安从赋能自身金融业务出发，逐步成为整个行业金融科技的“提供者”、“输出方”，帮助金融行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加强风控，增强了金融服务实体能效和综合竞争力。本着回馈社会的初心，中国平安从参与智慧城市建设入手，输出平安的科技，构建“1+N”智慧城市一体化平台体系，覆盖智慧财政、智慧卫健、智慧交通、智慧司法、智慧企业服务、智慧农业等20多个功能板块，助力各省市克服“城市病”，实现“优政、兴业、惠民”的目标。在医疗科技方面，平安打造医疗健康生态圈，用全球领先医疗科技赋能政府、用户、服务、支付等相关方，不断提升医疗质量和效率，积极助力健康中国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平安好医生已成长为中国领先的互联网医疗服务平台，为3.46亿用户提供超3000种常见疾病的诊疗，日均咨询量达83万，助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
马明哲热心公益民生，带领中国平安及广大员工积极投身各项公共慈善事业。2018年，中国平安启动“三村工程”，面向村官、村医、村教，实施产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截至2020年8月末，“三村工程”已在全国21个省或自治区落地，累计提供产业扶贫资金265.96亿元，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47036人，人均增收2500元，惠及贫困人口73万余人；援建升级乡村卫生所1210所，培训村医11,175名，体检义诊覆盖9万余人；援建升级乡村学校1,054所，培训乡村教师14,037名，受益学生约30万人。今年，平安还积极利用科技互联网平台推动消费扶贫，总投入3.5亿元。他还与其家人成立了明园基金，20余年来，与中国平安共同持续参与妇女儿童、贫困地区教育、健康等公益事业，为老少边穷地区援建希望小学114所，资助师生数万人。
马明哲表示，中国平安诞生于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深圳蛇口，是深圳经济特区40年成就的缩影。平安的快速发展与各项成果，得益于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得益于深圳开放、创新的城市文化，更得益于社会各界和广大客户的信赖和支持。深圳勇于开拓、敢于创新、不断进取的精神已经深深地融入到平安的基因当中，成为平安持续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源泉。深圳的发展正翻开新的一页，平安将继续立足深圳，面向全国，瞄准世界前沿，继续深化“金融+科技”、“金融+生态”战略，发挥综合金融及科技赋能的优势，不断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同时，依托先进的现代科技，加快创新发展步伐，助力深圳进一步增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核心引擎功能，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贡献平安力量。
深圳市委和市政府号召，“全市人民要以受表彰的先进个人为榜样，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忘改革开放初心，继续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坚定不移支持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继续解放思想、真抓实干，改革开放再出发，在新时代走在前列、新征程勇当尖兵，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深圳经济特区40年40人”涵盖了从特区建立之初的老特区人，到新时代各行各业的新特区人，体现出特区精神的传承。老一辈的特区人，招商局集团原常务副董事长、原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袁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主要筹建者、原副总经理（法定代表人）禹国刚。新时代下深圳科技创新领域入选者，“无人机教父”李泽湘，引领5G研发的华为2012实验室导师部高级顾问霍大伟。伴随并见证特区成长的领军企业的企业家群体，“特区三马”——马明哲、马蔚华、马化腾。入选者还包括全国道德模范，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华南大区总工程师陆建新，全国人大代表、富士康科技集团技术工人杨飞飞等。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胡琳 编辑|张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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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酒泉市四届四次会议胜利闭幕】
1月6日上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酒泉市第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经过全体委员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酒泉国际会展中心胜利闭幕。
大会应出席委员282名，请假35名，实到247名，符合政协章程规定。
吴仰东、塞力克、王立奇、杨小丽、王洁岚、李永军、秀荣、杨浩然、贾洁、常亚霖、何春山、杜志学及市政协秘书长赵锋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本次大会的执行常委是：马德敏、杜志学、杨彦军、杨春福、杨浩然、秀荣、何春山、张建平、赵锋、贾洁、顾正年、常亚霖、鲍尔剑。
秀荣主持会议。
应邀参加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座的有：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领导；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领导；酒泉军分区领导；部分离退休老领导。
列席会议的有：在酒省政协委员，市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中央、省属驻酒单位负责人。
大会审议通过了政协酒泉市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杨小丽等同志辞呈的建议；通过了政协酒泉市第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选举办法；通过了政协酒泉市第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选举工作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宣布了政协酒泉市第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选举工作总计票人、计票人名单；补选政协酒泉市第四届委员会主席、常务委员；通过了政协酒泉市第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政治决议；通过了政协酒泉市第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了政协酒泉市第四届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四届四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表彰了政协工作创新项目和优秀政协委员、优秀提案、优秀政协机关工作者、优秀政协工作宣传者。
根据政协章程和本次会议议程，大会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等额选举。大会宣布了选举结果：李永军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酒泉市第四届委员会主席；周福德、段智平、贺建生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酒泉市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新当选的政协酒泉市第四届委员会主席李永军讲话指出，过去的几年，在中共酒泉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市政协四届委员会薪火相传、接续奋斗，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守正创新、提质增效，团结带领全体政协委员有力有效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在促进改革发展、维护稳定和谐、保障改善民生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政协工作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
李永军强调，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十三五”规划目标的收官之年，也是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谱写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新篇章的起步之年。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全体政协委员要在中共酒泉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团结组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双向发力、凝聚共识，找准政协工作与全局工作同频共振的结合点、着力点，做到市委想什么、政协就议什么，政府抓什么、政协就帮什么，党委、政府的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工作就跟进到哪里，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十三五”规划目标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李永军要求，要更加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在市委的统一领导下履行职能，使政协工作始终与市委、市政府保持方向一致、目标一致、行动一致。要更加坚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决策部署，自觉将政协工作置于市委、市政府工作大局中来谋划、部署和推进。要更加着力加强专门协商机构建设，建立健全以政协章程为基础，以协商制度为主干，覆盖政协党的建设、履职工作、组织管理、内部运行等方面的制度，逐步形成责权清晰、程序规范、关系顺畅、运行有效的制度机制体系。要更加重视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积极推动建言资政与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发挥政协“直通车”“连心桥”的优势，在“落实下去”和“凝聚起来”两方面发挥优势、做好工作、体现价值。要更加关注增进民生福祉，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政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多建利民之言，多谋利民之策，多行利民之事，尽心尽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让群众感受到政协很近、政协很亲、政协很暖。要更加注重抓好“两支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切实担负起政协制度参与者、实践者、推动者的政治责任，在政协工作中履职尽责，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在界别群众中示范引领。
李永军号召，让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中共酒泉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以崭新的面貌、奋进的姿态，恪尽职守、砥砺前行，奋力开创新时代全市政协工作新局面，为实现富民兴陇走前列、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目标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秀荣宣布大会胜利闭幕。与会人员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声明：本文转自酒泉日报微信公众号，在此致谢！
1月6日上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酒泉市第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经过全体委员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酒泉国际会展中心胜利闭幕。
大会应出席委员282名，请假35名，实到247名，符合政协章程规定。
吴仰东、塞力克、王立奇、杨小丽、王洁岚、李永军、秀荣、杨浩然、贾洁、常亚霖、何春山、杜志学及市政协秘书长赵锋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本次大会的执行常委是：马德敏、杜志学、杨彦军、杨春福、杨浩然、秀荣、何春山、张建平、赵锋、贾洁、顾正年、常亚霖、鲍尔剑。
秀荣主持会议。
应邀参加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座的有：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领导；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领导；酒泉军分区领导；部分离退休老领导。
列席会议的有：在酒省政协委员，市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中央、省属驻酒单位负责人。
大会审议通过了政协酒泉市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杨小丽等同志辞呈的建议；通过了政协酒泉市第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选举办法；通过了政协酒泉市第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选举工作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宣布了政协酒泉市第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选举工作总计票人、计票人名单；补选政协酒泉市第四届委员会主席、常务委员；通过了政协酒泉市第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政治决议；通过了政协酒泉市第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了政协酒泉市第四届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四届四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表彰了政协工作创新项目和优秀政协委员、优秀提案、优秀政协机关工作者、优秀政协工作宣传者。
根据政协章程和本次会议议程，大会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等额选举。大会宣布了选举结果：李永军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酒泉市第四届委员会主席；周福德、段智平、贺建生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酒泉市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新当选的政协酒泉市第四届委员会主席李永军讲话指出，过去的几年，在中共酒泉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市政协四届委员会薪火相传、接续奋斗，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守正创新、提质增效，团结带领全体政协委员有力有效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在促进改革发展、维护稳定和谐、保障改善民生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政协工作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
李永军强调，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十三五”规划目标的收官之年，也是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谱写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新篇章的起步之年。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全体政协委员要在中共酒泉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团结组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双向发力、凝聚共识，找准政协工作与全局工作同频共振的结合点、着力点，做到市委想什么、政协就议什么，政府抓什么、政协就帮什么，党委、政府的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工作就跟进到哪里，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十三五”规划目标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李永军要求，要更加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在市委的统一领导下履行职能，使政协工作始终与市委、市政府保持方向一致、目标一致、行动一致。要更加坚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决策部署，自觉将政协工作置于市委、市政府工作大局中来谋划、部署和推进。要更加着力加强专门协商机构建设，建立健全以政协章程为基础，以协商制度为主干，覆盖政协党的建设、履职工作、组织管理、内部运行等方面的制度，逐步形成责权清晰、程序规范、关系顺畅、运行有效的制度机制体系。要更加重视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积极推动建言资政与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发挥政协“直通车”“连心桥”的优势，在“落实下去”和“凝聚起来”两方面发挥优势、做好工作、体现价值。要更加关注增进民生福祉，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政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多建利民之言，多谋利民之策，多行利民之事，尽心尽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让群众感受到政协很近、政协很亲、政协很暖。要更加注重抓好“两支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切实担负起政协制度参与者、实践者、推动者的政治责任，在政协工作中履职尽责，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在界别群众中示范引领。
李永军号召，让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中共酒泉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以崭新的面貌、奋进的姿态，恪尽职守、砥砺前行，奋力开创新时代全市政协工作新局面，为实现富民兴陇走前列、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目标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秀荣宣布大会胜利闭幕。与会人员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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