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粉丝问我的问题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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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八月高温假开始，2周，完成这幅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拼图[加油]。头不晕，眼不花，腰不疼。是我这半年康复收获的一份证明。
感谢老公，给我吃给我喝，让我心无旁骛地拼拼拼，哈哈！感谢吴浩，康复中没有他精准鼎力相助，我是不敢想自己还能碰拼图这事的。
最后提前预支感谢一下店家，希望能完成承诺帮我补片成功。不得不说，从发现多片，缺片，错片的过程中，我的心路历程是优质的[哈哈]，我能“中奖错片”后坦然预设开放式的结局，是自己从内到外的一份通达，一种情绪满足的外现。
已经粗略刷胶，加强“安保”措施，别移来搬去散伙[太开心]，明天买画框。店家说要1-2月找片快递来，希望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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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英文中国思想史授课纲要遗稿》整理本 胡适著，吴浩主编，王汎森导读
六月初南京十竹斋画院的卫江梅院长来京与中国书店商讨业务，我是中间人，故一并前往中国书店参与此会。之前的一天，卫院长说，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吴浩先生是她的朋友，故约来一起见面，由此而了解到吴先生乃是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暨丝绸之路研究院执行院长，这天的见面，吴先生并没有过多的言语，而是赠送在座者每人一本他主编的该书。我当场翻阅此书，发现这是英文本，而吴先生则告诉我，此书与胡适的那部《中国哲学史大纲》有重要关联。
关于胡适的那部重要著作，因为只出版了上卷的原因，为此被人戏称为“半部书先生”，但以胡适做事之专注，他没有写该书的中卷和下卷，定然另有原因所在，因为我视角之狭窄，在此前并未读到过相关的解释文章，而本书中有王汎森所写导读，恰恰解读了这个问题，故这篇文章终于解了我多年之惑。
王汎森先生的导读题目为《从哲学史到思想史――胡适的英文〈中国思想史大纲〉草稿》，该书首先谈到了台湾“中研院”胡适纪念馆收藏有一份胡适用英文写就的《中国思想史大纲》，这个大纲并不是一部书稿，而是1554张小纸片，是胡适于1944年底到1945年间在哈佛讲课的大纲，王汎森强调：“这份《中国思想史大纲》与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有很大的不同。”两者之间有着怎样的不同呢？王汎森说，这份英文大纲反应了胡适两个重要转变，第一是去哲学化的转变，第二则是从《中国哲学史大纲》到《中国思想史大纲》的转变。
从导读中得知，胡适的这个转变跟傅斯年有一定的关系。1926年8月，傅斯年给胡适写了封长信，傅在信中跟胡适说，您写的哲学史大纲不是第一流的著作，反到是您的小说史考证才是第一流的作品。傅同时又称，哲学史著作已经被西方汉学家写过了，同时您用哲学来讲中国的思想，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因为中国古代并不存在哲学这个东西，中国只有方术。傅斯年同时跟胡适说，陈寅恪也持这样的看法。
其实，傅斯年的所言只是催化剂，胡适本人已经意识到了一些问题，王汎森在导读中写道：“傅斯年在北大学生时期的文字，原来也有很多是牵涉到哲学的，可是慢慢到1926、1927年，受到当时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大概与逻辑实证论有一定的关系，他便开始疏远哲学了。”而胡适给傅斯年的回信中，完全同意傅的所言。当时的胡适正在巴黎，他教授的就是中国哲学史，而今他要砸掉自己的饭碗，所以1927年5月，胡适访欧归来后，他将自己研究中古哲学的文章定名为《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此后他就很少再谈哲学和哲学史，之后他开的课，也都名为思想史。后来胡适在一些演讲中也会提到“哲学的根本取消”，“科学不能解决的，哲学也休想解决。即便提出解决，也不过是一个侍证的假设，不足以取信于现代的人”。他甚至说出了“将来只有思想家，而无哲学家”的观念。
从1929年起，胡适废弃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卷，改写为《中古思想史长编》，而1931年，商务印书馆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收入《万有文库》中，书名已经改为《中国古代哲学史》。
二十世纪30年代，胡适曾提出要取消哲学系，同时宣扬哲学破产，钱穆在《师友杂忆》中提及，胡适是北大第一个西洋哲学史教授，这样身份的人竟然提倡取消哲学系，这在当时引起了较大震动。1934年至1938年北大哲学系学生任继愈在晚年接受采访时提及：“胡适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中国哲学不成体系。他贬得太低，所以北大的课叫中国思想史，不叫中国哲学史。”为此王汎森在导读中说：“似乎有意无意之间有这么一个分别。‘哲学史’与‘思想史’是有分别的，前者是成系统的，后者是历史上出现过的，代表一个时代的思想。”
在此后的段落里，王汎森还讲到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乃是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改写而成的，同时也提到了此书的鲜明主轴即进化论的问题，还谈到了胡适对理学态度的转变，以及他跟梅光迪的争论等等。可见一个人的思想在不同的时段，会有着不同的态度，而本书讲述的正是胡适早期的哲学观。此书虽然是用英文写就，但里面很多的重要观念及名词均为汉字，由此也可看到胡适对一些专用词语的翻译方式，而吴浩主编的该书还在书后附上了“引得”，以便读者能够检索到胡适在文中所谈到的各种词句。
六月初南京十竹斋画院的卫江梅院长来京与中国书店商讨业务，我是中间人，故一并前往中国书店参与此会。之前的一天，卫院长说，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吴浩先生是她的朋友，故约来一起见面，由此而了解到吴先生乃是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暨丝绸之路研究院执行院长，这天的见面，吴先生并没有过多的言语，而是赠送在座者每人一本他主编的该书。我当场翻阅此书，发现这是英文本，而吴先生则告诉我，此书与胡适的那部《中国哲学史大纲》有重要关联。
关于胡适的那部重要著作，因为只出版了上卷的原因，为此被人戏称为“半部书先生”，但以胡适做事之专注，他没有写该书的中卷和下卷，定然另有原因所在，因为我视角之狭窄，在此前并未读到过相关的解释文章，而本书中有王汎森所写导读，恰恰解读了这个问题，故这篇文章终于解了我多年之惑。
王汎森先生的导读题目为《从哲学史到思想史――胡适的英文〈中国思想史大纲〉草稿》，该书首先谈到了台湾“中研院”胡适纪念馆收藏有一份胡适用英文写就的《中国思想史大纲》，这个大纲并不是一部书稿，而是1554张小纸片，是胡适于1944年底到1945年间在哈佛讲课的大纲，王汎森强调：“这份《中国思想史大纲》与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有很大的不同。”两者之间有着怎样的不同呢？王汎森说，这份英文大纲反应了胡适两个重要转变，第一是去哲学化的转变，第二则是从《中国哲学史大纲》到《中国思想史大纲》的转变。
从导读中得知，胡适的这个转变跟傅斯年有一定的关系。1926年8月，傅斯年给胡适写了封长信，傅在信中跟胡适说，您写的哲学史大纲不是第一流的著作，反到是您的小说史考证才是第一流的作品。傅同时又称，哲学史著作已经被西方汉学家写过了，同时您用哲学来讲中国的思想，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因为中国古代并不存在哲学这个东西，中国只有方术。傅斯年同时跟胡适说，陈寅恪也持这样的看法。
其实，傅斯年的所言只是催化剂，胡适本人已经意识到了一些问题，王汎森在导读中写道：“傅斯年在北大学生时期的文字，原来也有很多是牵涉到哲学的，可是慢慢到1926、1927年，受到当时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大概与逻辑实证论有一定的关系，他便开始疏远哲学了。”而胡适给傅斯年的回信中，完全同意傅的所言。当时的胡适正在巴黎，他教授的就是中国哲学史，而今他要砸掉自己的饭碗，所以1927年5月，胡适访欧归来后，他将自己研究中古哲学的文章定名为《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此后他就很少再谈哲学和哲学史，之后他开的课，也都名为思想史。后来胡适在一些演讲中也会提到“哲学的根本取消”，“科学不能解决的，哲学也休想解决。即便提出解决，也不过是一个侍证的假设，不足以取信于现代的人”。他甚至说出了“将来只有思想家，而无哲学家”的观念。
从1929年起，胡适废弃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卷，改写为《中古思想史长编》，而1931年，商务印书馆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收入《万有文库》中，书名已经改为《中国古代哲学史》。
二十世纪30年代，胡适曾提出要取消哲学系，同时宣扬哲学破产，钱穆在《师友杂忆》中提及，胡适是北大第一个西洋哲学史教授，这样身份的人竟然提倡取消哲学系，这在当时引起了较大震动。1934年至1938年北大哲学系学生任继愈在晚年接受采访时提及：“胡适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中国哲学不成体系。他贬得太低，所以北大的课叫中国思想史，不叫中国哲学史。”为此王汎森在导读中说：“似乎有意无意之间有这么一个分别。‘哲学史’与‘思想史’是有分别的，前者是成系统的，后者是历史上出现过的，代表一个时代的思想。”
在此后的段落里，王汎森还讲到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乃是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改写而成的，同时也提到了此书的鲜明主轴即进化论的问题，还谈到了胡适对理学态度的转变，以及他跟梅光迪的争论等等。可见一个人的思想在不同的时段，会有着不同的态度，而本书讲述的正是胡适早期的哲学观。此书虽然是用英文写就，但里面很多的重要观念及名词均为汉字，由此也可看到胡适对一些专用词语的翻译方式，而吴浩主编的该书还在书后附上了“引得”，以便读者能够检索到胡适在文中所谈到的各种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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