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高新区教育“长红”背后的秘密
年度史诗级灾难大片《开学》还有两周就要陆陆续续在全国各地“上映”。
小学生边哭边写暑假作业，初高中生挑灯夜战一天当48小时用。
最近这几天，“教育”又开始闪回并高频的出现在每一个有“神兽”的家庭里。在西安，高新区教育一直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
事实上，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展现出了高新区“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形象。
高新区教育为什么能够实现全面开花？这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寻的问题。
2021年，西安高新区可谓快马加鞭，在均衡教育方面，交出一份优异的“成绩单”。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学有所教”到“学有优教”。
如此下大力气的规划和投入，以及创新的教育理念，老百姓怎么能不青睐，如何不追捧？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西安乃至全国，整体教育的水平和思维也都在提升，都在“换脑子”，不仅仅是高新区，其他区域的教育也可圈可点。
那么，高新区为何能独树一帜，并且硕果累累呢？
在我们看来，高新区至少有如下几个优势：
创新产业人才吸纳，催生良好的家庭教育
我们常说，家庭是孩子的一个教育环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父母，就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因为一切基础都在这里奠定。
图片
我们先看一下与此有关联的报道和信息，高新区在2020年出台的三份政策材料——《打造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行动方案》、《特色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提升方案》以及《“硬科技创新人才”支持政策》。在这三份文件中，有几个重要的关键词，值得我们反复玩味和思考：
1、在创新创业、子女教育、住房安居等方面，给予人才全方位的支持，多层次保障，努力打造“四优”全链条人才创新创业生态。
2、结合产业布局和发展实际，在《特色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提升方案》，提出实施“硬科技创新人才”引育工程。围绕“5561”现代产业体系布局，提名叫响“科创人才”品牌。
3、坚持“高精尖缺”和柔性引才理念，面向全球招引与主导产业契合的产业领军、企业经营、高端金融等领域人才10000名以上，全力锻造一支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支撑发展的强大人才队伍，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人才保证。
从以上政策中可以看出，由于高新区技术产业密集，吸引了大批高知人才纷纷入驻。而高新区对创新型人才的吸纳，以及配套生活保障，都做了科学而严谨的规划。
高知人才汇集在高新区，在这里工作和生活，所引发的一个积极效应是：形成了一个个高知家庭。家庭中父母的学历、眼界、素质都相对较高。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对子女的培养，一般情况下，相对而言，会优于其他家庭。
这就是高新区教育之所以强的“基本盘”。
高新区的教育够“硬”
在公开的报道中，我们看到，高新区着力打造“建设教育强市先行示范区”，这是一个目标和方向，同时，在教育领域，高新区也有自己的方法论，分别是：改革创新、内涵发展、高效治理。
图片
下面，我们逐条分析。
1、从幼儿到中职，全面发展
首先是转变发展方式，不断完善高质量教育体系。确保公办园及在园幼儿占比达50%，普惠园覆盖率达到95%，优质学前教育资源覆盖率达65%；
实施“新校成名校培育工程”，促进新建学校快速发展；实施“五大特色课程”，推进特色高中创建。
开展中等职业学校达标提质工作，完成中职招生任务；推进“15分钟社区教育圈”建设工作，建立社区教学点30个；
2、优质均衡，坚持改革创新
比如在2021年，高新区将优先保障3所幼儿园、1所中等职业学校、1所特教学校及2所融合性幼儿园建设；创建2所教育信息化示范校、4所智慧校园及20个创客教育实践室；实施市级“新优质学校成长计划”项目，重点提升16所公办义务教育学校质量；加大资源整合力度，推进教育一体化试点。
其次，坚持改革创新，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名校+”组建模式，挂牌成立13个“名校+”教育集团；深化实施“三名+”工程，落实“名校+”校长、教师交流支援制度，推进交流轮岗常态化；推进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实现育人方式变革；健全教育督导管理体制，建立督学和校长的双向转换模式；推行校长职级制工作，实施绩效奖励制度改革。
3、高新区师资力量雄厚
在大多数人们的印象中，总是觉得，“高新区学校的老师好”。这背后所传达的信息是，高新区教育的师资力量雄厚。
好的师资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高新培训了一批潜心研究教学、专心进行教改、诚心爱护学生的高精尖师资团队。他们大都毕业于各个名校，且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
高新拥有这么强大的师资力量，能不吸引广大莘莘学子吗？能不让教学质量保持西安一流吗？能不成为西安教育的骄傲吗？
事实证明：好的师资一定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
四是，高新经济发达财政雄厚，舍得投入
2019年高新区投资约135亿，正式启动50所新建、87所维修提升学校建设项目。
经过一年的紧张施工，50所新建学校、87所维修提升校在2020年秋季开学正式投用，为区内群众增添学位7万余个，无数家庭的期盼和热切得到了最好的回响。
高新高质量的教育和生源、管理的关系
区域经济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资源优势的竞争，是教育竞争。
1，经济发展带动生源。
高新经济发展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高新经济能够实现长期、稳定的增长，就能够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积极创造条件，为高新教育的发展与完善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对高新水平的提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高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使得它能够得到较为充足的教育投资，吸引到优秀的师资和生源，形成高等教育方面的优势。
2.教育发展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
从一个学校建校起起，将土地给校园使用，基本建设资金和教学经费、就业、招生等一些列的举措将迅速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增长。
从1995年高新的第一座学校建起，26年间无数拔地而起的学校对提升高新经济发展的质量，培育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力至关重要。
3，高新区政府管理为教育服务，形成良性循环。
高新区利用区域资源为高等教育发展服务，形成良性循环和互补互促的运作机制。
一是高新区制定明确、可操作的优惠政策，统筹协调区域内各类资源直接参与或配合高等教育的发展，为高新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二是由高新区、企业、学校等各方代表组成资源配置管理委员会，汇集各方智慧，提升管理水平，在制度建设方面保障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三是依托“互联网+”构建高效的信息服务平台，消除信息孤岛，实互联互通、即时响应，实现信息、知识、人才、成果、技术、管理、利益共享，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升区域经济核心竞争力。
搭好平台，引凤来
有了以上几个因素，让高新区成为了教育高地。
自古至今，读书改变命运是一个不变的真理。纵观整个学生生涯，如今的高中阶段成为关键时期，特别是高考，则可能成为一个人的人生转折点。
各大高中学校都在积极地创造优越的条件，让更多的学子能够考取理想的大学，同时也有很多高等院校开始在地方设置“生源基地”，为的也是招收到优秀的生源，为国家输送更多有用的人才。
高新教育牛掰的是它的整个教育体系、教学模式和20多年形成的教育氛围。
高新教育起步于1995年。从那时起，一批批高质量的中、小学校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助燃了高新区的经济繁荣。由此，新区的教育资源的繁华序幕正式拉开。
高新区在教育办学上，不仅包容多种模式，还屡有创新，且具有极强的市场敏感度，有相当的前瞻性。
26年间，高新区教育的发展速度，从无到有、新旧更迭、与国际接轨。
现今，高新区已由最初的4所学校发展至各级各类学校287所、学生13.47万人、教职工1.19万人的教育大区。
教育的目的是开花结果，教育发展的目的是资源均衡。如今的高新的教育已经实现全覆盖。
换句话说，高新区的教育无论从基础平台、还是创新理念，以及生源方面，都遥遥领先。
而这也是高新区教育能够全面开花，屡次摘得“金牌”的秘密所在。
从前，高新区是投资商眼里的高新区，诸多世界名企在高新区聚集，吸引了其配套或合作厂商，良好的口碑和业绩，也坚定了企业在这里发展的决心和信心。
而今，高新区不仅是创新之都，还是教育的圣地，是西安人才的摇篮。从科技、金融、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全面发展，在此过程中，产业链得以不断完善和攀升，并面向全球配置资源，寻求合作，提升全球竞争力。
千秋基业，人才为先。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信西安高新区将抢抓硬科技创新示范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等战略机遇，加快完善人才发展生态体系，全方位打造区域人才聚集高地，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年度史诗级灾难大片《开学》还有两周就要陆陆续续在全国各地“上映”。
小学生边哭边写暑假作业，初高中生挑灯夜战一天当48小时用。
最近这几天，“教育”又开始闪回并高频的出现在每一个有“神兽”的家庭里。在西安，高新区教育一直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
事实上，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展现出了高新区“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形象。
高新区教育为什么能够实现全面开花？这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寻的问题。
2021年，西安高新区可谓快马加鞭，在均衡教育方面，交出一份优异的“成绩单”。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学有所教”到“学有优教”。
如此下大力气的规划和投入，以及创新的教育理念，老百姓怎么能不青睐，如何不追捧？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西安乃至全国，整体教育的水平和思维也都在提升，都在“换脑子”，不仅仅是高新区，其他区域的教育也可圈可点。
那么，高新区为何能独树一帜，并且硕果累累呢？
在我们看来，高新区至少有如下几个优势：
创新产业人才吸纳，催生良好的家庭教育
我们常说，家庭是孩子的一个教育环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父母，就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因为一切基础都在这里奠定。
图片
我们先看一下与此有关联的报道和信息，高新区在2020年出台的三份政策材料——《打造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行动方案》、《特色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提升方案》以及《“硬科技创新人才”支持政策》。在这三份文件中，有几个重要的关键词，值得我们反复玩味和思考：
1、在创新创业、子女教育、住房安居等方面，给予人才全方位的支持，多层次保障，努力打造“四优”全链条人才创新创业生态。
2、结合产业布局和发展实际，在《特色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提升方案》，提出实施“硬科技创新人才”引育工程。围绕“5561”现代产业体系布局，提名叫响“科创人才”品牌。
3、坚持“高精尖缺”和柔性引才理念，面向全球招引与主导产业契合的产业领军、企业经营、高端金融等领域人才10000名以上，全力锻造一支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支撑发展的强大人才队伍，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人才保证。
从以上政策中可以看出，由于高新区技术产业密集，吸引了大批高知人才纷纷入驻。而高新区对创新型人才的吸纳，以及配套生活保障，都做了科学而严谨的规划。
高知人才汇集在高新区，在这里工作和生活，所引发的一个积极效应是：形成了一个个高知家庭。家庭中父母的学历、眼界、素质都相对较高。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对子女的培养，一般情况下，相对而言，会优于其他家庭。
这就是高新区教育之所以强的“基本盘”。
高新区的教育够“硬”
在公开的报道中，我们看到，高新区着力打造“建设教育强市先行示范区”，这是一个目标和方向，同时，在教育领域，高新区也有自己的方法论，分别是：改革创新、内涵发展、高效治理。
图片
下面，我们逐条分析。
1、从幼儿到中职，全面发展
首先是转变发展方式，不断完善高质量教育体系。确保公办园及在园幼儿占比达50%，普惠园覆盖率达到95%，优质学前教育资源覆盖率达65%；
实施“新校成名校培育工程”，促进新建学校快速发展；实施“五大特色课程”，推进特色高中创建。
开展中等职业学校达标提质工作，完成中职招生任务；推进“15分钟社区教育圈”建设工作，建立社区教学点30个；
2、优质均衡，坚持改革创新
比如在2021年，高新区将优先保障3所幼儿园、1所中等职业学校、1所特教学校及2所融合性幼儿园建设；创建2所教育信息化示范校、4所智慧校园及20个创客教育实践室；实施市级“新优质学校成长计划”项目，重点提升16所公办义务教育学校质量；加大资源整合力度，推进教育一体化试点。
其次，坚持改革创新，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名校+”组建模式，挂牌成立13个“名校+”教育集团；深化实施“三名+”工程，落实“名校+”校长、教师交流支援制度，推进交流轮岗常态化；推进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实现育人方式变革；健全教育督导管理体制，建立督学和校长的双向转换模式；推行校长职级制工作，实施绩效奖励制度改革。
3、高新区师资力量雄厚
在大多数人们的印象中，总是觉得，“高新区学校的老师好”。这背后所传达的信息是，高新区教育的师资力量雄厚。
好的师资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高新培训了一批潜心研究教学、专心进行教改、诚心爱护学生的高精尖师资团队。他们大都毕业于各个名校，且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
高新拥有这么强大的师资力量，能不吸引广大莘莘学子吗？能不让教学质量保持西安一流吗？能不成为西安教育的骄傲吗？
事实证明：好的师资一定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
四是，高新经济发达财政雄厚，舍得投入
2019年高新区投资约135亿，正式启动50所新建、87所维修提升学校建设项目。
经过一年的紧张施工，50所新建学校、87所维修提升校在2020年秋季开学正式投用，为区内群众增添学位7万余个，无数家庭的期盼和热切得到了最好的回响。
高新高质量的教育和生源、管理的关系
区域经济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资源优势的竞争，是教育竞争。
1，经济发展带动生源。
高新经济发展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高新经济能够实现长期、稳定的增长，就能够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积极创造条件，为高新教育的发展与完善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对高新水平的提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高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使得它能够得到较为充足的教育投资，吸引到优秀的师资和生源，形成高等教育方面的优势。
2.教育发展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
从一个学校建校起起，将土地给校园使用，基本建设资金和教学经费、就业、招生等一些列的举措将迅速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增长。
从1995年高新的第一座学校建起，26年间无数拔地而起的学校对提升高新经济发展的质量，培育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力至关重要。
3，高新区政府管理为教育服务，形成良性循环。
高新区利用区域资源为高等教育发展服务，形成良性循环和互补互促的运作机制。
一是高新区制定明确、可操作的优惠政策，统筹协调区域内各类资源直接参与或配合高等教育的发展，为高新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二是由高新区、企业、学校等各方代表组成资源配置管理委员会，汇集各方智慧，提升管理水平，在制度建设方面保障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三是依托“互联网+”构建高效的信息服务平台，消除信息孤岛，实互联互通、即时响应，实现信息、知识、人才、成果、技术、管理、利益共享，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升区域经济核心竞争力。
搭好平台，引凤来
有了以上几个因素，让高新区成为了教育高地。
自古至今，读书改变命运是一个不变的真理。纵观整个学生生涯，如今的高中阶段成为关键时期，特别是高考，则可能成为一个人的人生转折点。
各大高中学校都在积极地创造优越的条件，让更多的学子能够考取理想的大学，同时也有很多高等院校开始在地方设置“生源基地”，为的也是招收到优秀的生源，为国家输送更多有用的人才。
高新教育牛掰的是它的整个教育体系、教学模式和20多年形成的教育氛围。
高新教育起步于1995年。从那时起，一批批高质量的中、小学校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助燃了高新区的经济繁荣。由此，新区的教育资源的繁华序幕正式拉开。
高新区在教育办学上，不仅包容多种模式，还屡有创新，且具有极强的市场敏感度，有相当的前瞻性。
26年间，高新区教育的发展速度，从无到有、新旧更迭、与国际接轨。
现今，高新区已由最初的4所学校发展至各级各类学校287所、学生13.47万人、教职工1.19万人的教育大区。
教育的目的是开花结果，教育发展的目的是资源均衡。如今的高新的教育已经实现全覆盖。
换句话说，高新区的教育无论从基础平台、还是创新理念，以及生源方面，都遥遥领先。
而这也是高新区教育能够全面开花，屡次摘得“金牌”的秘密所在。
从前，高新区是投资商眼里的高新区，诸多世界名企在高新区聚集，吸引了其配套或合作厂商，良好的口碑和业绩，也坚定了企业在这里发展的决心和信心。
而今，高新区不仅是创新之都，还是教育的圣地，是西安人才的摇篮。从科技、金融、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全面发展，在此过程中，产业链得以不断完善和攀升，并面向全球配置资源，寻求合作，提升全球竞争力。
千秋基业，人才为先。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信西安高新区将抢抓硬科技创新示范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等战略机遇，加快完善人才发展生态体系，全方位打造区域人才聚集高地，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专访巫鸿：执着于东西方对立，会把我们拖回前现代想象】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康梁这一代改良派到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一般都是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很多西方理论被引进中国以后，产生了新的中国式的现代领域，我不认为它完全是西方的领域。执着地把“东、西”或“中、西”对立起来，我自己是不太同意这个角度的，因为它限制了我们的思维，它并不鼓励我们去创造新的价值，而往往是把我们拖回到一种历史的想象——一种前现代的想象，恰恰把中国文化的非常宝贵的容纳性和吸收性给否认了。
三联生活周刊：贝格利的一些观点——比如他认为青铜纹样，特别是兽面等动物纹和人物形象，其形状和风格是由艺术发展的自身逻辑决定的，不必非要跟宗教、文化等联系在一起。如果从纯学术的观点来看，这种观念有多大的价值？
巫鸿：其实这种认为青铜器装饰“无意义”的理论是曾经流行过的一种观点。贝格利是罗樾的学生；从罗樾再往上追，又是奥地利的美术史大师沃尔夫林（Heinich Wolfflin），他属于形式主义美术史学派。罗樾和贝格利都认为美术史必须排除对形式以外因素的探索，否则就会失去这个学科的纯粹性和必要性。平心而论，形式主义学派也有很多贡献。比如，他们从形式的角度研究一个花纹是怎么变化的，往往能够看出一些很细致的东西。我也会让学生们去看他们写的文章，因为他们既然要研究形式，就会描述得非常仔细，而不是粗线条的，这对学生是有帮助的。但如果认为形式是唯一的研究对象，不能谈形式以外的人、社会和思想，那就错了。一个艺术品，从形式来解读它怎么美或者怎么发展过来的，这没什么错误。但是如果走到极端，把形式孤立化，认为谈意义、谈功能、谈宗教、谈社会就都是错误的，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读到班宗华先生的一篇文章《亚历山大在中国？》，他认为秦始皇皇陵里面的兵马俑，是受亚历山大、马其顿或者希腊的那些文化的影响。我后来在BBC一部关于兵马俑的纪录片里也看到维也纳大学的一个艺术系教授也持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兵马俑等身大小、面部写实等等特点，完全是受希腊化的这些雕像的影响。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巫鸿：我们在学术中常用“假说”这个词：假说和结论不一样，结论需要足够的直接证据，是真正能够证明的；假说需要一定的证据，但没有达到最后结论的程度。假说不能是胡思乱想，不是瞎说，需要有一定的逻辑上的和实物的间接证据。我觉得这两位学者，班宗华还有一位叫卢卡斯（Lukas Nickel）的学者，提出的就是这样一种假说。卢卡斯原来在英国教书后来转到维也纳。他提出了一些证据，比如说亚历山大东征一直到今天的阿富汗——在那里也做了一些希腊式的人形雕塑。阿富汗离中国当然比希腊近得多，而且秦朝本身的发源地也偏西北。但是它们其实还是隔着挺远，还隔着一个喜马拉雅山，这一段距离里还没出现什么考古材料。所以我觉得他提出的是一个假设，当然他们还有一些通过风格和形式比较得到的证据，比如说写实性，但这些都不能作为绝对证据。
学术要允许假说，各种各样的假说都可以，只要有一定根据，反映了认真思考的都可以。现在他们提出了这么一个假说，是值得重视的。学者一般都承认秦始皇兵马俑是突兀地出现的，后面没有，前面也没有。关键是前头没有——春秋战国的塑像都是小小的，没有这么大、这么高度写实的俑，然后就突然出现了兵马俑。如果我们不同意班宗华和卢卡斯的假说的话，那么我们有没有一个另外的假说来解释这种雕塑是如何出现的？我觉得我们这边还没有。不同意他们可以，那你自己提出一个假说：比如兵马俑这种艺术形式是怎么发展出来的？那些“杂技俑”的人体解剖那么精确是怎么来的？能够一夜之间悟出来吗？这些问题都需要考虑和回答。另外我们也需要有耐心，等待新的考古证据。西安的考古学家们最近又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如金骆驼等。可能未来的发现会使大家非常吃惊，我们可以等待。
【作为西方学科的中国美术史】
三联生活周刊：我看过你在某个研讨会上提过的观点，你说“作为学科的中国美术史，从创建开始就是一个全球性的学科”，这句话怎么理解？
巫鸿：“学科”是一个现代观念，作为现代学科的美术史和原来中国古代对美术的研究和写作是不一样的。当然中国很早就有关于艺术的写作和讨论，特别是从六朝、唐代到宋代，但是这种讨论和现代的学科意义上的美术史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它的范围很狭隘，主要是书画，别的都不算作艺术。比如雕塑就不算艺术：雕塑家很少被提及，没有“雕塑家”的历史概念，也没有人把雕塑作为艺术形式来讨论。比如云冈是谁刻的？敦煌是哪些人设计的？我们都不知道或知道得很少，原因在于这些了不起的艺术作品在古代并不被作为“艺术”⋯⋯再比如建筑还有工艺，现在我们认为是艺术，但在当时也不作为艺术品。青铜器等器物在很长时间内是作为历史资料或者是金石学的研究对象，也未被列入艺术的范畴。
现代艺术史不一样，作为一个学科它对很多视觉的门类进行研究。这种概念基本上是20世纪才开始的：我们引进了西方艺术史的概念，也包括一些从日本来的概念，形成中国美术史的写作，把中国美术作为一个完整的、包括很多门类的体系去研究，还加上考古材料、艺术教育、美术馆学等等，就形成了一个学科。这种艺术史是全世界共享的，它不光是属于中国的。这个学科源于欧洲，但在20世纪形成了一个世界化的现象，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
三联生活周刊：一方面我们要警惕或者反对艺术史当中的西方主义话语，但另一方面，这个学科本身就是西方生发出来的一个概念，而中国的美术史就置于这样的话语体系之下，这是不是一个悖论？
巫鸿：我个人觉得不是，因为这种绝对的中西对立本身也是一个建构，也有很复杂的原因。包括我们今天还不断地谈西方东方的对立，本身也可能有自己的原因。中国已经发展到这么一个程度，为什么对“中西”还那么执着？它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康梁这一代改良派到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一般都是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很多西方理论被引进中国以后，产生了新的中国式的现代领域，我不认为它完全是西方的领域。执着地把“东、西”或“中、西”对立起来，我自己是不太同意这个角度的，因为它限制了我们的思维，它并不鼓励我们去创造新的价值，而往往是把我们拖回到一种历史的想象——一种前现代的想象，恰恰把中国文化的非常宝贵的容纳性和吸收性给否认了。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几年后现代、解构主义盛行，反对宏大叙事，反对一个连续的家国叙事。有一些观点比较极端，甚至认为没有一个延续不断的艺术史或者其他史。而你个人的写作其实还是要贯穿一个艺术史的思路和风格，在解构主义者看来，这种所谓的宏大叙事式话语体系会不会已经过时了？另外一方面，解构主义盛行之后，作为普通的读者，会觉得专家研究的领域越来越窄，越来越专，只是在学术界里面自说自话，跟大众的联系越来越少，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巫鸿：解构主义、后现代的一些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很流行。我当时的态度是：也读也看也了解，但不完全跟随着理论的风向。“大故事”肯定是要讲的，不能不讲，因为大的历史是存在的。其实这也是为什么《纪念碑性》一书当时被贝格利批评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不同意讲关于“中国美术”的大故事。我的观点是一方面要讲大故事，另一方面不能像原来那样讲，不能把历史发展想象成一个单线的进化论的形式。
原本的一些“大故事”并没有触及中国美术史中的一些关键环节，比如说中国古代青铜器那么发达，成为美术史上的一个重点，但在汉代就变成画像石了，这又是一个重点。怎么变的？这两个重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大故事怎么讲？要讲新的大故事就得把这些连起来。《纪念碑性》那本书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宗教礼仪、祭祀祖先的方式变了，宗教中心从庙宇转到墓葬，随着这个转变，艺术创作和展示的中心也在变化。所以这还是讲大故事，只是希望和原来的大故事不太一样。但是我同时也鼓励学生做个案研究——这种研究非常重要，甚至是教育和整体研究的基础。做了很多个案之后才可以讲大故事。不做个案上来就讲大故事，往往讲的跟以前的也差不多，因为你的知识基础没有变化。所以我觉得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比较好。
文｜李菁
三联生活周刊 2020年第26期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康梁这一代改良派到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一般都是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很多西方理论被引进中国以后，产生了新的中国式的现代领域，我不认为它完全是西方的领域。执着地把“东、西”或“中、西”对立起来，我自己是不太同意这个角度的，因为它限制了我们的思维，它并不鼓励我们去创造新的价值，而往往是把我们拖回到一种历史的想象——一种前现代的想象，恰恰把中国文化的非常宝贵的容纳性和吸收性给否认了。
三联生活周刊：贝格利的一些观点——比如他认为青铜纹样，特别是兽面等动物纹和人物形象，其形状和风格是由艺术发展的自身逻辑决定的，不必非要跟宗教、文化等联系在一起。如果从纯学术的观点来看，这种观念有多大的价值？
巫鸿：其实这种认为青铜器装饰“无意义”的理论是曾经流行过的一种观点。贝格利是罗樾的学生；从罗樾再往上追，又是奥地利的美术史大师沃尔夫林（Heinich Wolfflin），他属于形式主义美术史学派。罗樾和贝格利都认为美术史必须排除对形式以外因素的探索，否则就会失去这个学科的纯粹性和必要性。平心而论，形式主义学派也有很多贡献。比如，他们从形式的角度研究一个花纹是怎么变化的，往往能够看出一些很细致的东西。我也会让学生们去看他们写的文章，因为他们既然要研究形式，就会描述得非常仔细，而不是粗线条的，这对学生是有帮助的。但如果认为形式是唯一的研究对象，不能谈形式以外的人、社会和思想，那就错了。一个艺术品，从形式来解读它怎么美或者怎么发展过来的，这没什么错误。但是如果走到极端，把形式孤立化，认为谈意义、谈功能、谈宗教、谈社会就都是错误的，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读到班宗华先生的一篇文章《亚历山大在中国？》，他认为秦始皇皇陵里面的兵马俑，是受亚历山大、马其顿或者希腊的那些文化的影响。我后来在BBC一部关于兵马俑的纪录片里也看到维也纳大学的一个艺术系教授也持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兵马俑等身大小、面部写实等等特点，完全是受希腊化的这些雕像的影响。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巫鸿：我们在学术中常用“假说”这个词：假说和结论不一样，结论需要足够的直接证据，是真正能够证明的；假说需要一定的证据，但没有达到最后结论的程度。假说不能是胡思乱想，不是瞎说，需要有一定的逻辑上的和实物的间接证据。我觉得这两位学者，班宗华还有一位叫卢卡斯（Lukas Nickel）的学者，提出的就是这样一种假说。卢卡斯原来在英国教书后来转到维也纳。他提出了一些证据，比如说亚历山大东征一直到今天的阿富汗——在那里也做了一些希腊式的人形雕塑。阿富汗离中国当然比希腊近得多，而且秦朝本身的发源地也偏西北。但是它们其实还是隔着挺远，还隔着一个喜马拉雅山，这一段距离里还没出现什么考古材料。所以我觉得他提出的是一个假设，当然他们还有一些通过风格和形式比较得到的证据，比如说写实性，但这些都不能作为绝对证据。
学术要允许假说，各种各样的假说都可以，只要有一定根据，反映了认真思考的都可以。现在他们提出了这么一个假说，是值得重视的。学者一般都承认秦始皇兵马俑是突兀地出现的，后面没有，前面也没有。关键是前头没有——春秋战国的塑像都是小小的，没有这么大、这么高度写实的俑，然后就突然出现了兵马俑。如果我们不同意班宗华和卢卡斯的假说的话，那么我们有没有一个另外的假说来解释这种雕塑是如何出现的？我觉得我们这边还没有。不同意他们可以，那你自己提出一个假说：比如兵马俑这种艺术形式是怎么发展出来的？那些“杂技俑”的人体解剖那么精确是怎么来的？能够一夜之间悟出来吗？这些问题都需要考虑和回答。另外我们也需要有耐心，等待新的考古证据。西安的考古学家们最近又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如金骆驼等。可能未来的发现会使大家非常吃惊，我们可以等待。
【作为西方学科的中国美术史】
三联生活周刊：我看过你在某个研讨会上提过的观点，你说“作为学科的中国美术史，从创建开始就是一个全球性的学科”，这句话怎么理解？
巫鸿：“学科”是一个现代观念，作为现代学科的美术史和原来中国古代对美术的研究和写作是不一样的。当然中国很早就有关于艺术的写作和讨论，特别是从六朝、唐代到宋代，但是这种讨论和现代的学科意义上的美术史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它的范围很狭隘，主要是书画，别的都不算作艺术。比如雕塑就不算艺术：雕塑家很少被提及，没有“雕塑家”的历史概念，也没有人把雕塑作为艺术形式来讨论。比如云冈是谁刻的？敦煌是哪些人设计的？我们都不知道或知道得很少，原因在于这些了不起的艺术作品在古代并不被作为“艺术”⋯⋯再比如建筑还有工艺，现在我们认为是艺术，但在当时也不作为艺术品。青铜器等器物在很长时间内是作为历史资料或者是金石学的研究对象，也未被列入艺术的范畴。
现代艺术史不一样，作为一个学科它对很多视觉的门类进行研究。这种概念基本上是20世纪才开始的：我们引进了西方艺术史的概念，也包括一些从日本来的概念，形成中国美术史的写作，把中国美术作为一个完整的、包括很多门类的体系去研究，还加上考古材料、艺术教育、美术馆学等等，就形成了一个学科。这种艺术史是全世界共享的，它不光是属于中国的。这个学科源于欧洲，但在20世纪形成了一个世界化的现象，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
三联生活周刊：一方面我们要警惕或者反对艺术史当中的西方主义话语，但另一方面，这个学科本身就是西方生发出来的一个概念，而中国的美术史就置于这样的话语体系之下，这是不是一个悖论？
巫鸿：我个人觉得不是，因为这种绝对的中西对立本身也是一个建构，也有很复杂的原因。包括我们今天还不断地谈西方东方的对立，本身也可能有自己的原因。中国已经发展到这么一个程度，为什么对“中西”还那么执着？它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康梁这一代改良派到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一般都是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很多西方理论被引进中国以后，产生了新的中国式的现代领域，我不认为它完全是西方的领域。执着地把“东、西”或“中、西”对立起来，我自己是不太同意这个角度的，因为它限制了我们的思维，它并不鼓励我们去创造新的价值，而往往是把我们拖回到一种历史的想象——一种前现代的想象，恰恰把中国文化的非常宝贵的容纳性和吸收性给否认了。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几年后现代、解构主义盛行，反对宏大叙事，反对一个连续的家国叙事。有一些观点比较极端，甚至认为没有一个延续不断的艺术史或者其他史。而你个人的写作其实还是要贯穿一个艺术史的思路和风格，在解构主义者看来，这种所谓的宏大叙事式话语体系会不会已经过时了？另外一方面，解构主义盛行之后，作为普通的读者，会觉得专家研究的领域越来越窄，越来越专，只是在学术界里面自说自话，跟大众的联系越来越少，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巫鸿：解构主义、后现代的一些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很流行。我当时的态度是：也读也看也了解，但不完全跟随着理论的风向。“大故事”肯定是要讲的，不能不讲，因为大的历史是存在的。其实这也是为什么《纪念碑性》一书当时被贝格利批评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不同意讲关于“中国美术”的大故事。我的观点是一方面要讲大故事，另一方面不能像原来那样讲，不能把历史发展想象成一个单线的进化论的形式。
原本的一些“大故事”并没有触及中国美术史中的一些关键环节，比如说中国古代青铜器那么发达，成为美术史上的一个重点，但在汉代就变成画像石了，这又是一个重点。怎么变的？这两个重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大故事怎么讲？要讲新的大故事就得把这些连起来。《纪念碑性》那本书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宗教礼仪、祭祀祖先的方式变了，宗教中心从庙宇转到墓葬，随着这个转变，艺术创作和展示的中心也在变化。所以这还是讲大故事，只是希望和原来的大故事不太一样。但是我同时也鼓励学生做个案研究——这种研究非常重要，甚至是教育和整体研究的基础。做了很多个案之后才可以讲大故事。不做个案上来就讲大故事，往往讲的跟以前的也差不多，因为你的知识基础没有变化。所以我觉得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比较好。
文｜李菁
三联生活周刊 2020年第26期
【加快新时代学术评价“破”与“立”的进程】#中教君评论# 教师是高校学术研究的主体，科学开展学术评价，客观公正判定学术成果的质量、水平、效用和贡献，关系到激发学术活力、净化学术风气、涵养学术生态、确立科研导向、推进学术创新。学术成果是学术贡献和科研能力的共有载体，学术评价具有质量判断和价值导向双重功能。“评”就是评审学术成果的学术质量、创新水平、实际效用和社会贡献；“价”就是判定学术成果的学术价值、社会价值。评价的根本目的在于遴选学术精品，树立学术榜样，促进科研人才健康成长、引领学术研究持续深入。
建设科技强国、教育强国、文化强国，需要从“破”当前学术评价中的各种“唯”之乱象开始，为“立”符合科学发展规律、契合科研产出规律、促进学术发展、体现学术本质的学术评价体系扫清障碍、奠定基础。既要破除数量、效率崇拜，又要破除人才帽子、学术头衔崇拜，还要破除SCI、核心期刊崇拜。此外，还要警惕学术评价行政化的危害，避免学术评价失却学术味和价值导向错位等。
进入新时代，高校学术发展需要从追求规模增长向提升质量转变，应确立坚持学术研究规律、坚持成果质量至上、坚持促进学术发展为初心和本质的学术评价体系。
坚持学术研究规律。知识生产、学术研究、教育教学、人才成长各有特殊规律，学术评价应该遵循科学发展规律、学术研究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坚持科学标准、学术思维、专业要求、系统理念，尊重学科领域、专业门类、岗位序列、成果形式差别，推动学术评价回归培育学术精品、培养学术人才、推动学术良性发展的本质追求。一要实施分类评价，提高评价精准度。针对高校的不同层次、类型、办学定位，针对教师的不同岗位、序列、层次，针对不同学科领域、专业门类、研究类型、成果形式，分门别类科学设定评价标准，杜绝“一刀切”标准、“无差别”评价。二要完善“小同行”评价，确保评价专业性。尊重学术研究的专业性、成果评价的学术性，利用大数据平台，精准识别、遴选学术声望高、学术造诣深、学术活跃度高、学术自律性强、精于特定领域的“小同行”组成评审专家。坚持学术标准，尊重专家意见，让真正的学者评价学术成果，以学术的标准评选出真正的学术精品。三要探索多元评价，提升评价贴近度。破除学术成果载体和形式限制，杜绝唯期刊、唯论文现象。期刊论文、高水平学术会议论文、学术专著、教材、媒体理论文章、网络优秀成果、发明专利、决策咨询报告，包括直接服务行业企业生产管理问题的技术路线、解决方案等都属于学术成果，均应列为评价对象，一视同仁予以学术评价，确保学术评价贴近学术研究实际、贴近学术成果实际。四要统筹效率与质量。尊重科学发展、科研产出和人才成长规律，科学设定评价周期，既鼓励教师潜心治学、静心科研，也确保科研成果经得起实践检验、时间检验，避免一味追求产出效率、制造学术垃圾的短视、短期行为。
坚持成果质量至上。学术研究的至高追求是探寻真理，学术评价的唯一标准是成果质量，质量标准的核心要素是创新水平与科学价值，应该纠正重数量轻质量、重理论轻应用、重引用轻效用、重论文轻其他成果等错误倾向。一是基础研究强调创新导向，注重创新水平和科学价值，重点评审其学术创新的有无、类型、性质和程度，重点评审其在推动学术、学科、专业发展以及服务育人方面的作用和价值，不应以人才称号、项目来源级别或被引次数、影响因子等指标作为直接判定依据，对国内和国外期刊论文同等对待。二是应用研究突出效用导向，注重应用价值和社会贡献，重点评审其是否提出有意义的问题以及对所提问题是否给出科学的答案或有效的方法，是否为化解社会热点难点痛点焦点问题提出效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的解决方案，是否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实际贡献，是否转化为政府决策，杜绝简单以是否发表论文或所发论文的被引率作为单一评价依据。三是应用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评价遵循市场规律，注重转化绩效和市场价值，重点评审其是否提供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及其工程化、产业化、市场化应用的实际效果、能否帮助产业行业企业解决技术上的“卡脖子”问题以及实际创造的市场绩效，杜绝简单以项目来源、经费数量作为判断标准。
坚持促进学术发展。检验学术评价成功与否，根本在于是否促进了学术的真正发展，而不是助推学术的虚假繁荣；是否发展了真正的学术，而不是制造学术垃圾。改革学术评价制度体系，应该以促进学术发展为根本遵循。一要完善考核奖励制度。学术评价、考核、奖励重在褒扬学术贡献、调动科研热情、激励学术发展，切实减少、弱化乃至切断学术评价、考核奖励与职称、岗位、人才称号、薪酬、资源分配等的直接联系，坚决扭转功利化倾向，让学术评价、学术奖励回归学术的本质、回归荣誉的本质、回归精神激励为主的本质。二要推行代表性成果评价。在设定最低准入门槛的基础上，大力推行代表作评价，由专业同行专家重点对代表性成果学术质量、贡献和影响进行评价，纠正以论文数量判定学术水平的倾向，让优秀学者不为量化考核所缚，跳脱对成果数量和产出速度的追逐，多出对科学发展、社会进步、文化传承、人才培养有价值的学术精品。三要充分尊重学术自主。行政机构集中精力抓战略、规划、政策和服务，减少对具体学术事务的参与，弱化行政权力的干扰，降低非学术性因素的影响，尊重同行学术专家的评价意见，尊重成果持有人的话语权、申诉权，尊重学者在技术路线、资金使用、团队组建等方面的自主权。探索建立符合高校实际的高水平期刊目录和学术会议目录，推行科研经费后补助制度，激励广大教师真正成为学术创新的“生力军”乃至“主力军”。四要改革作品署名制度。科研实践证明，单打独斗难出大成果，握指成拳方是成功之道，团队建设是提升高校科研水平和教师科研能力的有效手段，应该推进成果署名制度改革，让团队成员都有按实际贡献大小据实署名机会，所作贡献得到尊重和认可。不同署名作者按实际贡献大小判定其学术成就、列入考核业绩，有效推动学术团队建设。
坚持科学客观公正透明。学术评价科学才有影响力、客观才有公信力、公正才有说服力、透明才方便监督。一要创新评价方式。通讯评审、会议评审行之有效，应予继续坚持，同时可探索面谈评审以方便评审双方当面沟通、深入交流、充分陈述，倡导视频评审以简化流程、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并可发挥双向音频、单向视频等技术优势，杜绝人情干扰，确保公平公正。二要健全学术诚信和惩戒机制。严格评审专家事前公示、定期汰换、随机抽取、冲突回避、责任追究等制度，严格规范评审行为，防止评审权力寻租、杜绝形成学术“小圈子”。定期评估评价专家履职尽责、评价质量、职业操守情况，设立评审专家红黑名单，失信情节严重的要限制其申报财政资助项目和各类政府奖励并记入社会诚信档案。三要发挥学术机构作用。健全校内自律、公正的学术共同体，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等作用，充分参与学术评价、职称评审、奖项评定、科研资源分配等学术事宜，确保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四要从严落实阳光评价。全面建立并严格落实评价专家公示、信息公开、过程透明、结果反馈、记录保全和申诉、复议制度，确保评价工作全程留痕，确保评价过程有记录、可回溯。
学术评价与学术研究相伴而生，也必须相伴而新、与时俱进，学术评价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永远在路上。我们以怎样的虔诚之心对待学术，就必须以怎样的敬畏之心对待学术评价体系的创新和完善，以学术评价体系的日日新推动中国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作者刘立军系三江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王开田系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博士生导师）
建设科技强国、教育强国、文化强国，需要从“破”当前学术评价中的各种“唯”之乱象开始，为“立”符合科学发展规律、契合科研产出规律、促进学术发展、体现学术本质的学术评价体系扫清障碍、奠定基础。既要破除数量、效率崇拜，又要破除人才帽子、学术头衔崇拜，还要破除SCI、核心期刊崇拜。此外，还要警惕学术评价行政化的危害，避免学术评价失却学术味和价值导向错位等。
进入新时代，高校学术发展需要从追求规模增长向提升质量转变，应确立坚持学术研究规律、坚持成果质量至上、坚持促进学术发展为初心和本质的学术评价体系。
坚持学术研究规律。知识生产、学术研究、教育教学、人才成长各有特殊规律，学术评价应该遵循科学发展规律、学术研究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坚持科学标准、学术思维、专业要求、系统理念，尊重学科领域、专业门类、岗位序列、成果形式差别，推动学术评价回归培育学术精品、培养学术人才、推动学术良性发展的本质追求。一要实施分类评价，提高评价精准度。针对高校的不同层次、类型、办学定位，针对教师的不同岗位、序列、层次，针对不同学科领域、专业门类、研究类型、成果形式，分门别类科学设定评价标准，杜绝“一刀切”标准、“无差别”评价。二要完善“小同行”评价，确保评价专业性。尊重学术研究的专业性、成果评价的学术性，利用大数据平台，精准识别、遴选学术声望高、学术造诣深、学术活跃度高、学术自律性强、精于特定领域的“小同行”组成评审专家。坚持学术标准，尊重专家意见，让真正的学者评价学术成果，以学术的标准评选出真正的学术精品。三要探索多元评价，提升评价贴近度。破除学术成果载体和形式限制，杜绝唯期刊、唯论文现象。期刊论文、高水平学术会议论文、学术专著、教材、媒体理论文章、网络优秀成果、发明专利、决策咨询报告，包括直接服务行业企业生产管理问题的技术路线、解决方案等都属于学术成果，均应列为评价对象，一视同仁予以学术评价，确保学术评价贴近学术研究实际、贴近学术成果实际。四要统筹效率与质量。尊重科学发展、科研产出和人才成长规律，科学设定评价周期，既鼓励教师潜心治学、静心科研，也确保科研成果经得起实践检验、时间检验，避免一味追求产出效率、制造学术垃圾的短视、短期行为。
坚持成果质量至上。学术研究的至高追求是探寻真理，学术评价的唯一标准是成果质量，质量标准的核心要素是创新水平与科学价值，应该纠正重数量轻质量、重理论轻应用、重引用轻效用、重论文轻其他成果等错误倾向。一是基础研究强调创新导向，注重创新水平和科学价值，重点评审其学术创新的有无、类型、性质和程度，重点评审其在推动学术、学科、专业发展以及服务育人方面的作用和价值，不应以人才称号、项目来源级别或被引次数、影响因子等指标作为直接判定依据，对国内和国外期刊论文同等对待。二是应用研究突出效用导向，注重应用价值和社会贡献，重点评审其是否提出有意义的问题以及对所提问题是否给出科学的答案或有效的方法，是否为化解社会热点难点痛点焦点问题提出效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的解决方案，是否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实际贡献，是否转化为政府决策，杜绝简单以是否发表论文或所发论文的被引率作为单一评价依据。三是应用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评价遵循市场规律，注重转化绩效和市场价值，重点评审其是否提供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及其工程化、产业化、市场化应用的实际效果、能否帮助产业行业企业解决技术上的“卡脖子”问题以及实际创造的市场绩效，杜绝简单以项目来源、经费数量作为判断标准。
坚持促进学术发展。检验学术评价成功与否，根本在于是否促进了学术的真正发展，而不是助推学术的虚假繁荣；是否发展了真正的学术，而不是制造学术垃圾。改革学术评价制度体系，应该以促进学术发展为根本遵循。一要完善考核奖励制度。学术评价、考核、奖励重在褒扬学术贡献、调动科研热情、激励学术发展，切实减少、弱化乃至切断学术评价、考核奖励与职称、岗位、人才称号、薪酬、资源分配等的直接联系，坚决扭转功利化倾向，让学术评价、学术奖励回归学术的本质、回归荣誉的本质、回归精神激励为主的本质。二要推行代表性成果评价。在设定最低准入门槛的基础上，大力推行代表作评价，由专业同行专家重点对代表性成果学术质量、贡献和影响进行评价，纠正以论文数量判定学术水平的倾向，让优秀学者不为量化考核所缚，跳脱对成果数量和产出速度的追逐，多出对科学发展、社会进步、文化传承、人才培养有价值的学术精品。三要充分尊重学术自主。行政机构集中精力抓战略、规划、政策和服务，减少对具体学术事务的参与，弱化行政权力的干扰，降低非学术性因素的影响，尊重同行学术专家的评价意见，尊重成果持有人的话语权、申诉权，尊重学者在技术路线、资金使用、团队组建等方面的自主权。探索建立符合高校实际的高水平期刊目录和学术会议目录，推行科研经费后补助制度，激励广大教师真正成为学术创新的“生力军”乃至“主力军”。四要改革作品署名制度。科研实践证明，单打独斗难出大成果，握指成拳方是成功之道，团队建设是提升高校科研水平和教师科研能力的有效手段，应该推进成果署名制度改革，让团队成员都有按实际贡献大小据实署名机会，所作贡献得到尊重和认可。不同署名作者按实际贡献大小判定其学术成就、列入考核业绩，有效推动学术团队建设。
坚持科学客观公正透明。学术评价科学才有影响力、客观才有公信力、公正才有说服力、透明才方便监督。一要创新评价方式。通讯评审、会议评审行之有效，应予继续坚持，同时可探索面谈评审以方便评审双方当面沟通、深入交流、充分陈述，倡导视频评审以简化流程、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并可发挥双向音频、单向视频等技术优势，杜绝人情干扰，确保公平公正。二要健全学术诚信和惩戒机制。严格评审专家事前公示、定期汰换、随机抽取、冲突回避、责任追究等制度，严格规范评审行为，防止评审权力寻租、杜绝形成学术“小圈子”。定期评估评价专家履职尽责、评价质量、职业操守情况，设立评审专家红黑名单，失信情节严重的要限制其申报财政资助项目和各类政府奖励并记入社会诚信档案。三要发挥学术机构作用。健全校内自律、公正的学术共同体，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等作用，充分参与学术评价、职称评审、奖项评定、科研资源分配等学术事宜，确保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四要从严落实阳光评价。全面建立并严格落实评价专家公示、信息公开、过程透明、结果反馈、记录保全和申诉、复议制度，确保评价工作全程留痕，确保评价过程有记录、可回溯。
学术评价与学术研究相伴而生，也必须相伴而新、与时俱进，学术评价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永远在路上。我们以怎样的虔诚之心对待学术，就必须以怎样的敬畏之心对待学术评价体系的创新和完善，以学术评价体系的日日新推动中国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作者刘立军系三江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王开田系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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