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阳光---诗词
禅密净偈颂及诗词歌赋,以文会友寻觅知心仁。粉丝 5430|关注 5293
九月十九是《观音菩萨出家的日》子。
观音菩萨当年一心求佛,父王却百般阻
挠,最后还把观音赶出了皇宫,观音菩
萨信念不减,精进勤修,观音在南海听
海潮音证入不生不灭的境界而证得菩萨
果。
观世音菩萨,又称观自在菩萨,是《南
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
萨摩诃萨》的尊称。又称《南无观世
音》《师子无畏音等等》尊号。因观世
音菩萨曾经发愿,任何人在遇到无论任
何灾难时,只要一心虔诚念诵《南无观
世音菩萨》圣号时,即会得到观世音菩
萨的救度。
南无大慈大悲观自在菩萨摩诃萨
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摩诃
萨
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南无救苦救难观
世音,天罗神,地罗神,一切灾殃化微
尘,摩诃般若波罗蜜。三称三拜南无阿彌陀佛
转发 早 评论 赞 21-8-29 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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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九是《观音菩萨出家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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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菩萨曾经发愿,任何人在遇到无论任
何灾难时,只要一心虔诚念诵《南无观
世音菩萨》圣号时,即会得到观世音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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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无大慈大悲观自在菩萨摩诃萨
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摩诃
萨
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南无救苦救难观
世音,天罗神,地罗神,一切灾殃化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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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回国半年提交中国导弹奠基之作# 【钱学森:毕生为强国】1956年春天,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王淦昌等600多位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制定“十二年规划”大会。作为火箭技术专家,钱学森与王弼、沈元、任新民等合作,完成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议》,将喷气技术和火箭导弹事业纳入国家长远规划。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全文:https://t.cn/A6MXsZKg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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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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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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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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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安处是吾乡
著名学者祝勇先生对苏东坡情有独钟,他《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一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人生百味,悲欢离合,都去读读苏东坡吧!他会给你快乐,给你鼓励,给你释怀,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与苏东坡相遇。
我就居住在一座苏东坡曾经居住过的城市,虽然时空和境遇不同,但心灵和视觉常常会与苏东坡相遇。每每读到有关苏东坡的文字,我是敬仰的,心也是干净的;走在惠州西湖的苏堤上,总能感受到苏东坡的脉动,体会到他无处不在的温度。苏东坡给我的震撼,不仅仅是文学上,也是人格上,更在灵魂上。
我时常站在白鹤峰上的东坡祠看东江缓缓西逝,仿佛追溯远逝的历史;或是徜徉在惠州西湖苏堤,踩着苏东坡的足迹思考着人生况味,这时苏东坡在惠州的身影和行色就会奔眼而来,历历在目。尤为感动的是,苏东坡的一生大起大落,饱受磨难,但他一以贯之的是悲悯豁达,笑对人生。他悲悯受苦受难的人民,豁达自己屡遭贬谪的人生。虽然他也感人生如梦、世事无常,却并未因此否定人生、怀疑人生,而是力求超脱,始终保持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却能载歌载舞,忧患来临却能一笑置之。真可谓: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东坡是在59岁高龄时贬谪惠州的,到再贬海南儋州,在惠三年七个月。宋时岭南两广一带尚为蛮荒之地,罪臣多被流放至此。苏东坡是一个被严谴的罪臣,是被安置在惠州的。按宋朝法律,贬令中有“安置”两字的贬官,不得签书公务,其行动也是受到监视限制的,用现在的话是受管制,用他自己的话是“垂老投荒再被严谴”,这在他心灵的苦况是可想而知的。
对于有政治抱负的苏东坡来说,贬谪流放无疑是痛苦的,尤其是被贬岭南,几乎彻底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但苏东坡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他有他的活法。他以随缘自适的天性安慰着自己,以淡泊明志的襟怀安享在惠州的人生。一到惠州,惠州的风土民情就出乎他意外。他先是惊艳于惠州的美景,高唱“岭南万户皆春色”,继之为惠州包容的文化及淳朴的民风所感动。他庆幸自己因祸得福,这个蛮荒瘴疠的流放之地,原来是“风物殊不恶”,令他“眠食俱佳”、“有足乐者”,简直是一个人间天堂。贬谪惠州的三年多,苏东坡虽然离开了玉堂金马的富贵生活,但他靠着放达看开和随遇而安的天性来安顿自己,而他对自然风物的喜爱,也一直充实着他的生命。他视野更开阔了,心胸更旷达了。他徜徉在惠州的山水间,把自己融合在惠州的民俗中,使他逐渐靠近了下层人民群众,了解到更多的民间疾苦,使之能够直接为人民群众做一些好事。
古之官场,贬谪是常事。对苏东坡来说一贬再贬,变化的只是职位和环境,而心系民生、造福一方的为官之道,东坡至死不渝。难得的是苏东坡无论境遇如何都能随缘自适、穷达如一,做到了得意时心怀天下、积极有为,不如意时也能旷达乐观、心系百姓。从黄州到惠州,是他从苏轼到苏东坡的精神转向,记载着他从得意到失意的仕途跌落,记载着他从失意而至诗意的精神跃升,记载着他从官场小天地走向民间大境界的踽踽背影。颠沛流离的苦涩人生不仅没有让苏轼意志消沉,相反让他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他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官理念更加真切。他在《苏氏易传》中说:“君子有责于斯世,力能救则救之,力能正则正之……”在《答陈师仲主簿书》中又说:“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这大概是苏东坡不管是身处顺境还是身处逆境,都是那么乐观豁达,都能够为老百姓做一些实事的思想基础吧。
在惠州苏东坡虽然是“垂老投荒”,既没有权,也没有钱,但丝毫不影响他为惠州百姓办好事的热情。谪居期间,他为惠州人民办事,除了依靠投书建议,引亲朋故人资助外,还身先士卒,亲历亲为。他传播文明,推行教育,激活了惠州的文化积淀;他筹资建桥,兴修水利,方便惠州府县百姓往来;他为西湖筑堤建亭,不惜捐了皇帝赏赐的犀带,甚至不惜花甲弱质,亲临工地,日督夜巡;他为了广州市民喝上好水,建议官员引博罗山泉输入广州;还建议有关职司迁造兵营,改善军士居住条件,减轻农民负担等,为百姓做了大量的好事。真是“诗家不幸谪地幸”,苏东坡在惠州的善举,引得后来数以百计的朝廷官员、文人墨客纷纷仿效,来到这里修桥引水,大办书院,使得原本偏塞一隅的惠州,文明初开,人才辈出,成为具有大山水、大人文、大境界、大前程的名城。
苏东坡在惠州的功德,老百姓口口相传了近千年,为惠州人民所尊荣。惠州现仍残存有关苏东坡的不少遗迹,他自建的白鹤峰故居,他曾居住过的合江楼、嘉祐寺,他自挖的水井,以“苏”姓命名的“苏堤”,安葬侍妾的“朝云墓”、“六如亭” ,他钓过鱼、摆过宴席的钓鱼矶。以至后来惠州的一些酒家、酒舫的菜谱,以东坡二字命名的不少,象“东坡酒家”、“东坡扣肉” 、“东坡酒”比比皆是。还有后人兴建纪念他的祠宇、道路“东坡寺”、“丰湖书院”、 “东坡亭” 、“东坡路”等等。甚至和他交往过的大大小小的人物,如湖边西村的樵夫,东江河上的渔夫,万里传书的卓契顺, 敬重苏东坡的地方官詹范、方子容,抱道自守的邻居翟秀才,曾赊酒给他的林行婆等,仍栩栩如生地传说于今天惠州人民群众之中,体现了苏东坡形象的不朽生命力。
可以看出,苏东坡在惠州的这种形象魅力,不仅仅在其文学艺术,而在于他历经磨砺却日益纯净、为国为民的大情怀。古往今来,中国传统文人大都高傲的世俗着,口里喊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真正能做到的未有几人。有几人像他那样,揣着冷飕飕的任职文书,拖家带口,在中国的十几个州疲于奔命?有几人像他那样,怱而如日中天,怱而如坠地狱,阅尽宦海险恶,饱尝性命之危?但苏东坡天生的豁达乐观和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忧国忧民,为民造福的入世情怀,让他个人的不幸,成就了中华文化的大幸,当地人民的大幸。
苏东坡在惠州的经历告诉我们,贬谪,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修炼,生命可以在贬谪中破茧成蝶,完成最后的羽化。贬谪又是一种生活况味,它告诉我们,幸福,来自于心灵的知足;快乐,来自于精神的富有。人生无常,唯一自己能掌控的,只能是豁达和包容。你看他在黄州偏远的乡间,咀嚼几碟素菜,品味出“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淡泊;他在惠州的陋室,隔帘听雨,享受“又得浮生一日凉”的意境;他在密州的丛林,竹杖芒鞋,感悟“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况味。更让人感动的是,苏东坡除了追求失意时内心的旷达与平静外,他还兼济天下,一心为百姓谋事。在惠州被贬期间,身为“罪臣”的他已经难有作为。他不能像在杭州那样建苏公堤,也不能像在密州那样灭蝗救灾。即便如此,苏东坡还是在惠州留下无数善举,受到了百姓的赞颂。即使困顿,也不忘有益于世。这对于我们现世中遇到诸多不顺,乃至挫折的人们应该有借鉴意义。
记得苏东坡曾有一首为受自己牵连而被贬谪的好友王定国所作的《定风波》词,其中有句:“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此心安处是吾乡”,是苏东坡一生的精神写照,他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地,只有让内心泰然自若、安定神闲下来,感受到来自生于斯长于斯故乡般的温馨和真切,才能让自己处于超凡脱俗的状态,才能摆脱名利诱惑,才能关注那些微不足道,但又事关百姓利益的事情,真正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
苏东坡在惠州的经历还告诉我们,人生从容自在就好,日子平淡寡欲就好,无须苛求辉煌荣耀,无须伤感自卑微小,只要重情义、守初心、安居乐业地过好每一天,就能无愧于一生。只要真心为囯为民,无论荣辱卑尊,无论有职无职,都把人民镌刻在心,竭力做好每件事就能无愧于心,就能像苏东坡那样无论困顿与显达,无论寓居还是定居,都能风雅而行,随遇而安,顺其自然,寄情光阴,颐养天年。 https://t.cn/R2Wxnht
著名学者祝勇先生对苏东坡情有独钟,他《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一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人生百味,悲欢离合,都去读读苏东坡吧!他会给你快乐,给你鼓励,给你释怀,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与苏东坡相遇。
我就居住在一座苏东坡曾经居住过的城市,虽然时空和境遇不同,但心灵和视觉常常会与苏东坡相遇。每每读到有关苏东坡的文字,我是敬仰的,心也是干净的;走在惠州西湖的苏堤上,总能感受到苏东坡的脉动,体会到他无处不在的温度。苏东坡给我的震撼,不仅仅是文学上,也是人格上,更在灵魂上。
我时常站在白鹤峰上的东坡祠看东江缓缓西逝,仿佛追溯远逝的历史;或是徜徉在惠州西湖苏堤,踩着苏东坡的足迹思考着人生况味,这时苏东坡在惠州的身影和行色就会奔眼而来,历历在目。尤为感动的是,苏东坡的一生大起大落,饱受磨难,但他一以贯之的是悲悯豁达,笑对人生。他悲悯受苦受难的人民,豁达自己屡遭贬谪的人生。虽然他也感人生如梦、世事无常,却并未因此否定人生、怀疑人生,而是力求超脱,始终保持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却能载歌载舞,忧患来临却能一笑置之。真可谓: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东坡是在59岁高龄时贬谪惠州的,到再贬海南儋州,在惠三年七个月。宋时岭南两广一带尚为蛮荒之地,罪臣多被流放至此。苏东坡是一个被严谴的罪臣,是被安置在惠州的。按宋朝法律,贬令中有“安置”两字的贬官,不得签书公务,其行动也是受到监视限制的,用现在的话是受管制,用他自己的话是“垂老投荒再被严谴”,这在他心灵的苦况是可想而知的。
对于有政治抱负的苏东坡来说,贬谪流放无疑是痛苦的,尤其是被贬岭南,几乎彻底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但苏东坡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他有他的活法。他以随缘自适的天性安慰着自己,以淡泊明志的襟怀安享在惠州的人生。一到惠州,惠州的风土民情就出乎他意外。他先是惊艳于惠州的美景,高唱“岭南万户皆春色”,继之为惠州包容的文化及淳朴的民风所感动。他庆幸自己因祸得福,这个蛮荒瘴疠的流放之地,原来是“风物殊不恶”,令他“眠食俱佳”、“有足乐者”,简直是一个人间天堂。贬谪惠州的三年多,苏东坡虽然离开了玉堂金马的富贵生活,但他靠着放达看开和随遇而安的天性来安顿自己,而他对自然风物的喜爱,也一直充实着他的生命。他视野更开阔了,心胸更旷达了。他徜徉在惠州的山水间,把自己融合在惠州的民俗中,使他逐渐靠近了下层人民群众,了解到更多的民间疾苦,使之能够直接为人民群众做一些好事。
古之官场,贬谪是常事。对苏东坡来说一贬再贬,变化的只是职位和环境,而心系民生、造福一方的为官之道,东坡至死不渝。难得的是苏东坡无论境遇如何都能随缘自适、穷达如一,做到了得意时心怀天下、积极有为,不如意时也能旷达乐观、心系百姓。从黄州到惠州,是他从苏轼到苏东坡的精神转向,记载着他从得意到失意的仕途跌落,记载着他从失意而至诗意的精神跃升,记载着他从官场小天地走向民间大境界的踽踽背影。颠沛流离的苦涩人生不仅没有让苏轼意志消沉,相反让他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他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官理念更加真切。他在《苏氏易传》中说:“君子有责于斯世,力能救则救之,力能正则正之……”在《答陈师仲主簿书》中又说:“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这大概是苏东坡不管是身处顺境还是身处逆境,都是那么乐观豁达,都能够为老百姓做一些实事的思想基础吧。
在惠州苏东坡虽然是“垂老投荒”,既没有权,也没有钱,但丝毫不影响他为惠州百姓办好事的热情。谪居期间,他为惠州人民办事,除了依靠投书建议,引亲朋故人资助外,还身先士卒,亲历亲为。他传播文明,推行教育,激活了惠州的文化积淀;他筹资建桥,兴修水利,方便惠州府县百姓往来;他为西湖筑堤建亭,不惜捐了皇帝赏赐的犀带,甚至不惜花甲弱质,亲临工地,日督夜巡;他为了广州市民喝上好水,建议官员引博罗山泉输入广州;还建议有关职司迁造兵营,改善军士居住条件,减轻农民负担等,为百姓做了大量的好事。真是“诗家不幸谪地幸”,苏东坡在惠州的善举,引得后来数以百计的朝廷官员、文人墨客纷纷仿效,来到这里修桥引水,大办书院,使得原本偏塞一隅的惠州,文明初开,人才辈出,成为具有大山水、大人文、大境界、大前程的名城。
苏东坡在惠州的功德,老百姓口口相传了近千年,为惠州人民所尊荣。惠州现仍残存有关苏东坡的不少遗迹,他自建的白鹤峰故居,他曾居住过的合江楼、嘉祐寺,他自挖的水井,以“苏”姓命名的“苏堤”,安葬侍妾的“朝云墓”、“六如亭” ,他钓过鱼、摆过宴席的钓鱼矶。以至后来惠州的一些酒家、酒舫的菜谱,以东坡二字命名的不少,象“东坡酒家”、“东坡扣肉” 、“东坡酒”比比皆是。还有后人兴建纪念他的祠宇、道路“东坡寺”、“丰湖书院”、 “东坡亭” 、“东坡路”等等。甚至和他交往过的大大小小的人物,如湖边西村的樵夫,东江河上的渔夫,万里传书的卓契顺, 敬重苏东坡的地方官詹范、方子容,抱道自守的邻居翟秀才,曾赊酒给他的林行婆等,仍栩栩如生地传说于今天惠州人民群众之中,体现了苏东坡形象的不朽生命力。
可以看出,苏东坡在惠州的这种形象魅力,不仅仅在其文学艺术,而在于他历经磨砺却日益纯净、为国为民的大情怀。古往今来,中国传统文人大都高傲的世俗着,口里喊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真正能做到的未有几人。有几人像他那样,揣着冷飕飕的任职文书,拖家带口,在中国的十几个州疲于奔命?有几人像他那样,怱而如日中天,怱而如坠地狱,阅尽宦海险恶,饱尝性命之危?但苏东坡天生的豁达乐观和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忧国忧民,为民造福的入世情怀,让他个人的不幸,成就了中华文化的大幸,当地人民的大幸。
苏东坡在惠州的经历告诉我们,贬谪,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修炼,生命可以在贬谪中破茧成蝶,完成最后的羽化。贬谪又是一种生活况味,它告诉我们,幸福,来自于心灵的知足;快乐,来自于精神的富有。人生无常,唯一自己能掌控的,只能是豁达和包容。你看他在黄州偏远的乡间,咀嚼几碟素菜,品味出“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淡泊;他在惠州的陋室,隔帘听雨,享受“又得浮生一日凉”的意境;他在密州的丛林,竹杖芒鞋,感悟“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况味。更让人感动的是,苏东坡除了追求失意时内心的旷达与平静外,他还兼济天下,一心为百姓谋事。在惠州被贬期间,身为“罪臣”的他已经难有作为。他不能像在杭州那样建苏公堤,也不能像在密州那样灭蝗救灾。即便如此,苏东坡还是在惠州留下无数善举,受到了百姓的赞颂。即使困顿,也不忘有益于世。这对于我们现世中遇到诸多不顺,乃至挫折的人们应该有借鉴意义。
记得苏东坡曾有一首为受自己牵连而被贬谪的好友王定国所作的《定风波》词,其中有句:“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此心安处是吾乡”,是苏东坡一生的精神写照,他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地,只有让内心泰然自若、安定神闲下来,感受到来自生于斯长于斯故乡般的温馨和真切,才能让自己处于超凡脱俗的状态,才能摆脱名利诱惑,才能关注那些微不足道,但又事关百姓利益的事情,真正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
苏东坡在惠州的经历还告诉我们,人生从容自在就好,日子平淡寡欲就好,无须苛求辉煌荣耀,无须伤感自卑微小,只要重情义、守初心、安居乐业地过好每一天,就能无愧于一生。只要真心为囯为民,无论荣辱卑尊,无论有职无职,都把人民镌刻在心,竭力做好每件事就能无愧于心,就能像苏东坡那样无论困顿与显达,无论寓居还是定居,都能风雅而行,随遇而安,顺其自然,寄情光阴,颐养天年。 https://t.cn/R2Wxn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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