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红楼梦》里的女人们（王西兰）
歌德说过：“不断升华的自然界的最后创造物就是美丽的人。”而在曹雪芹笔下，女人是最美丽的人，是最可爱的人，是最值得我们尊重的人。
刊发于2021年第3期
许多读者读了《红楼梦》，看见的都是些吃酒饮宴作诗赏花，而学术界见仁见智，有说是写阶级斗争的，有说是写作者自传的，还有说是写宫廷秘闻的。众说纷纭。
其实，究竟是写什么的，作者本人就说得明白。他在《红楼梦》的开篇，不过三行，就说到自己——
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为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
《红楼梦》是写女人的，要把“当日所有之女子”都写下来。
要说写女人，哪一本书里没有女人呢？但是，过去看的书，写女人的长相，就说“羞花闭月，沉鱼落雁”；写女人才貌，就说“才比文君，貌若西子”——都是千部一腔，千人一面。而且，看到的女人，是怎样的女人呢？从《水浒传》里，看到的是潘金莲、潘巧云那样放浪的女性，是母大虫、母夜叉那样野蛮的女性，还有扈三娘那样麻木的女性；从《西游记》里，看到的是白骨精那样险恶和嗜血的女性，是蜘蛛精那样下流和无耻的女性；在其他的小说中，我们看到过那么多忍气吞声、逆来顺受、麻木不仁、得过且过的女性。
在《红楼梦》里，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完全不同的女性，被她们一个个不同面貌、不同性格、不同言语、不同做派的形象激动着，有了一种认识和熟悉了那个时代的女性的喜悦。这和以往看到的古代女性不一样，她们是那样的生动、鲜明和可爱。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像《红楼梦》里这么多性格鲜明各具特色的女性。她们聪明、伶俐、美丽、善良，她们精明能干、能诗擅文、能言善辩、温柔体贴，她们豪爽大气、善解人意、勇于任事、处变不惊，她们惜老怜贫，她们疾恶如仇……读过《红楼梦》的人能够看出，这里每一个用词都能找到它对应的女性。
她们都是活生生的人，女人。
她们一个一个都是各具个性的女人，都是区别于别的女人的女人。
比如凤姐
凤姐就非常聪明。凤姐在贾府是管家，是执行总经理。她的聪明，就表现在她深知在贾府里做事，必须要让老祖宗喜欢，让王夫人满意，让贾宝玉高兴。老祖宗是贾府的董事长，这个大家庭谁掌权由她定。她现在就让二房主持家务，王夫人就是实际掌权者，是总经理。但王夫人吃斋念佛，不管具体事，为了平衡关系，让凤姐——大房的媳妇来当执行总经理，但凤姐却是王夫人的娘家侄女，王夫人是她的姑妈，这就是一种名义上的平衡了。而将来家庭的下一代接班人肯定是老祖宗最喜欢的宝玉。这个权力核心和以后发展的走向，凤姐是太明白了。所以她最为在意的就是这三个人，当然重点是让老祖宗喜欢。她聪明伶俐，谈吐诙谐，每每让老祖宗非常欢喜，欢喜得离不开她。
头一次见到林黛玉，凤姐说：哎呀天下竟有这么标致的人儿！我今天才看到了，看这气派不像是老祖宗的外孙女，竟像是嫡亲的孙女呢。怎么我这妹妹这么命苦，姑妈早早就去世了……她就哭起来了，眼泪是非常现成的。老祖宗说：我刚刚哭得停住了，你又来了。凤姐马上就改口了——见到妹妹，一心都在她身上，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真是该打，把老祖宗都忘了。妹妹到了这里，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直接告诉我。丫鬟老婆们不好，也直接告诉我！——黛玉的妈是老祖宗唯一的女儿，又刚刚死了；而黛玉又是一个独苗，这会儿老祖宗最疼的人就是黛玉。王熙凤这一番表演，想老祖宗之所想，疼老祖宗之所疼，和老祖宗心贴心，老祖宗怎么能不喜欢她，不信任她呢？
有一回，老祖宗说起自己小时候也淘气，曾经爬上什么枕霞阁跌了下来，把头上跌破了，到现在还留了个伤疤，是一个指头大的凹儿。凤姐就说，那是老天爷有意给你弄一个凹儿，好盛福寿呢。寿星老儿头上本来也是个凹儿，只是福气装得太满了，倒给凸出来了。说得老祖宗好高兴。
凤姐经常陪老祖宗打牌，虽然不能表现得太明显，但每次都是故意让老祖宗赢的——如今陪领导打麻将也是这样，历史总是惊人地重复，几百年过去了，世事人情还是一样的。凤姐的钱快输完了，平儿刚好就派小丫头又送些钱来。凤姐说，你那钱就不要给我了，直接给了老祖宗吧。老祖宗也不是牌打得多好，只是她那钱盒子里的钱，有勾引同伴的本事。你再拿多少钱，老祖宗钱盒里的钱都把它勾引走了。现在你就把钱直接放进老祖宗的钱盒子里去吧，免得人家盒子里的钱费事。笑得老祖宗手里的牌撒了一地，叫丫鬟把凤姐的嘴撕烂。实际上老祖宗很开心。
凤姐的公公贾赦，想要贾母的贴身丫鬟鸳鸯做小老婆，他的大老婆邢夫人就是凤姐的婆婆，去积极活动。她知道贾母喜欢凤姐，就要凤姐陪着一起去找贾母。凤姐知道贾母不会同意，就借口说自己是儿媳妇说这个不方便，躲开了。邢夫人果然碰了钉子，而且惹得贾母生了气，大大地发了一通脾气，骂了很多人，王夫人也被训了一顿，气氛非常紧张。这时候凤姐说，这都是老祖宗的不是，你却埋怨别人。贾母说，怎么是我的不是？凤姐说，老祖宗太会调教人，把个鸳鸯丫头调教得聪明能干又漂亮，谁不想要呢？可惜我是孙子媳妇，我要是孙子，早就要去了。说得贾母转怒为喜，家里的紧张气氛才云开雾散。
凤姐凭借手里的实权，搞了许多捣鬼的事，以权谋私，挪用公款，放高利贷，巧取豪夺，最后也是败露了，下场很惨。她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歌德说过：“不断升华的自然界的最后创造物就是美丽的人。”而在曹雪芹笔下，女人是最美丽的人，是最可爱的人，是最值得我们尊重的人。
刊发于2021年第3期
许多读者读了《红楼梦》，看见的都是些吃酒饮宴作诗赏花，而学术界见仁见智，有说是写阶级斗争的，有说是写作者自传的，还有说是写宫廷秘闻的。众说纷纭。
其实，究竟是写什么的，作者本人就说得明白。他在《红楼梦》的开篇，不过三行，就说到自己——
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为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
《红楼梦》是写女人的，要把“当日所有之女子”都写下来。
要说写女人，哪一本书里没有女人呢？但是，过去看的书，写女人的长相，就说“羞花闭月，沉鱼落雁”；写女人才貌，就说“才比文君，貌若西子”——都是千部一腔，千人一面。而且，看到的女人，是怎样的女人呢？从《水浒传》里，看到的是潘金莲、潘巧云那样放浪的女性，是母大虫、母夜叉那样野蛮的女性，还有扈三娘那样麻木的女性；从《西游记》里，看到的是白骨精那样险恶和嗜血的女性，是蜘蛛精那样下流和无耻的女性；在其他的小说中，我们看到过那么多忍气吞声、逆来顺受、麻木不仁、得过且过的女性。
在《红楼梦》里，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完全不同的女性，被她们一个个不同面貌、不同性格、不同言语、不同做派的形象激动着，有了一种认识和熟悉了那个时代的女性的喜悦。这和以往看到的古代女性不一样，她们是那样的生动、鲜明和可爱。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像《红楼梦》里这么多性格鲜明各具特色的女性。她们聪明、伶俐、美丽、善良，她们精明能干、能诗擅文、能言善辩、温柔体贴，她们豪爽大气、善解人意、勇于任事、处变不惊，她们惜老怜贫，她们疾恶如仇……读过《红楼梦》的人能够看出，这里每一个用词都能找到它对应的女性。
她们都是活生生的人，女人。
她们一个一个都是各具个性的女人，都是区别于别的女人的女人。
比如凤姐
凤姐就非常聪明。凤姐在贾府是管家，是执行总经理。她的聪明，就表现在她深知在贾府里做事，必须要让老祖宗喜欢，让王夫人满意，让贾宝玉高兴。老祖宗是贾府的董事长，这个大家庭谁掌权由她定。她现在就让二房主持家务，王夫人就是实际掌权者，是总经理。但王夫人吃斋念佛，不管具体事，为了平衡关系，让凤姐——大房的媳妇来当执行总经理，但凤姐却是王夫人的娘家侄女，王夫人是她的姑妈，这就是一种名义上的平衡了。而将来家庭的下一代接班人肯定是老祖宗最喜欢的宝玉。这个权力核心和以后发展的走向，凤姐是太明白了。所以她最为在意的就是这三个人，当然重点是让老祖宗喜欢。她聪明伶俐，谈吐诙谐，每每让老祖宗非常欢喜，欢喜得离不开她。
头一次见到林黛玉，凤姐说：哎呀天下竟有这么标致的人儿！我今天才看到了，看这气派不像是老祖宗的外孙女，竟像是嫡亲的孙女呢。怎么我这妹妹这么命苦，姑妈早早就去世了……她就哭起来了，眼泪是非常现成的。老祖宗说：我刚刚哭得停住了，你又来了。凤姐马上就改口了——见到妹妹，一心都在她身上，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真是该打，把老祖宗都忘了。妹妹到了这里，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直接告诉我。丫鬟老婆们不好，也直接告诉我！——黛玉的妈是老祖宗唯一的女儿，又刚刚死了；而黛玉又是一个独苗，这会儿老祖宗最疼的人就是黛玉。王熙凤这一番表演，想老祖宗之所想，疼老祖宗之所疼，和老祖宗心贴心，老祖宗怎么能不喜欢她，不信任她呢？
有一回，老祖宗说起自己小时候也淘气，曾经爬上什么枕霞阁跌了下来，把头上跌破了，到现在还留了个伤疤，是一个指头大的凹儿。凤姐就说，那是老天爷有意给你弄一个凹儿，好盛福寿呢。寿星老儿头上本来也是个凹儿，只是福气装得太满了，倒给凸出来了。说得老祖宗好高兴。
凤姐经常陪老祖宗打牌，虽然不能表现得太明显，但每次都是故意让老祖宗赢的——如今陪领导打麻将也是这样，历史总是惊人地重复，几百年过去了，世事人情还是一样的。凤姐的钱快输完了，平儿刚好就派小丫头又送些钱来。凤姐说，你那钱就不要给我了，直接给了老祖宗吧。老祖宗也不是牌打得多好，只是她那钱盒子里的钱，有勾引同伴的本事。你再拿多少钱，老祖宗钱盒里的钱都把它勾引走了。现在你就把钱直接放进老祖宗的钱盒子里去吧，免得人家盒子里的钱费事。笑得老祖宗手里的牌撒了一地，叫丫鬟把凤姐的嘴撕烂。实际上老祖宗很开心。
凤姐的公公贾赦，想要贾母的贴身丫鬟鸳鸯做小老婆，他的大老婆邢夫人就是凤姐的婆婆，去积极活动。她知道贾母喜欢凤姐，就要凤姐陪着一起去找贾母。凤姐知道贾母不会同意，就借口说自己是儿媳妇说这个不方便，躲开了。邢夫人果然碰了钉子，而且惹得贾母生了气，大大地发了一通脾气，骂了很多人，王夫人也被训了一顿，气氛非常紧张。这时候凤姐说，这都是老祖宗的不是，你却埋怨别人。贾母说，怎么是我的不是？凤姐说，老祖宗太会调教人，把个鸳鸯丫头调教得聪明能干又漂亮，谁不想要呢？可惜我是孙子媳妇，我要是孙子，早就要去了。说得贾母转怒为喜，家里的紧张气氛才云开雾散。
凤姐凭借手里的实权，搞了许多捣鬼的事，以权谋私，挪用公款，放高利贷，巧取豪夺，最后也是败露了，下场很惨。她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声音】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
近数年来之中国，可谓言论时代也已矣。近数年来中国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凡发言者不可不求其论据于历史，凡实行者愈不可不鉴其因果于历史，吾故为《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欲与举国言论家一商榷焉。
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今之持极端革命论者，惟心醉狭义的革命。故吾今所研究，亦在此狭义的革命。
十九世纪者，全世界革命之时代也，而吾中国亦介立其间，曾为一次之大革命也。
顾革命同而其革命之结果不同。所谓结果者，非成败之云也。欧洲中原之革命军，败者强半，而其所收结果，与成焉者未或异也。胡乃中国而独若此？西哲有言：“历史者，民族性质之缫演物也。”吾缘恶果以溯恶因，吾不得不于此焉诇之。
中国革命史与泰西革命史比较，其特色有七：一曰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泰西之革命，皆团体革命也。英人千六百四十六年之役，冲其锋者为国会军；美人千七百七十六年之役，主其事者为十三省议会；又如法国三度之革命，则皆议员大多数之发起而市民从而附和也；千八百四十八年以后，欧洲中原诸地之革命，莫非由上流团体主持其间也。
综而论之，则自希腊、罗马以迄近世革命之大举百十见，罔非平民团体与贵族团体相阋争也。独吾中国不然，数千年来革命之迹，不绝于史乘，而求其主动之革命团体，无一可见。惟董卓之役，关东州郡会合，推袁绍为盟主以起义，庶几近之，然不旋踵而同盟涣矣。自余若张角之天书，徐鸿儒之白莲教，洪秀全之天主教，虽处心积虑，历有年所，聚众稍夥，然后从事，类皆由一二私人之权术，于团体之义仍无当也。其在现世，若哥老、三合之徒，就外观视之，俨然一团体，然察其实情，无有也。
且其结集已数百年，而革命之实，竟不克一举也。此后或别有枭雄者起，乃走附焉而受其利用，则非吾所敢言；若此团体之必不能以独力革命，则吾所敢言也。故数千年莽莽相寻之革命，其蓄谋焉，戮力焉，喋血焉，奏凯焉者，靡不出于一二私人，此我国革命与泰西革命最相违之点也。
二曰有野心的革命而无自卫的革命。革命之正义，必其起于不得已者也。曷云乎不得已？自从事革命者，未之前闻。
若楚汉间之革命，固云父老苦秦苛法，然陈涉不过曰：“苟富贵，毋相忘”；项羽不过曰：“彼可取而代也”；汉高不过曰：“某业所就，孰与仲多”？其野心自初起时而已然矣。此外若赵氏之南越，窦氏之河西，马氏之湖南，钱氏之吴越，李氏之西夏，其动机颇起于自卫，然于大局固无关矣。
故中国百数十次之革命，自其客观的言之，似皆不得已；自其主观的言之，皆非有所谓不得已者存也。何也？无论若何好名目，皆不过野心家之一手段也。
三曰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泰西革命之主动，大率在中等社会，盖上等社会则其所革者，而下等社会又无革之思想、无革之能力也。今将中国革命史上之事实类表之，则：表例说明：（一）凡在本朝任一方镇，拥土地人民以为凭借者，皆谓之上等社会；（二）凡欺人孤儿寡妇，假名禅让以窃国者，不以入革命之列。
准此以谈，则数千年历史上，求所谓中等社会之革命者，舍周共和时代国人流王于彘之一事，此后盖閔乎未有闻也。
（或疑中等与下等之界线颇难划，同为无所凭借，则中与下等耳，于何辨之？曰：起事者为善良之市民，命之曰中等；其为盗贼，命之曰下等。或由下等而渐进为中等，不能计也，或裹胁善良之市民，亦不能计也。）夫泰西史上之新时代，大率以生计问题为枢纽焉，即胎孕革命者，此亦其重要之一原因也。故中等社会，常以本身利害之关系，遂奋起而立于革命之场。若中国则生计之与政治，向固绝对影响者存也，故彼中革命一最要之机关，而我独阙如也。
四曰革命之地段。吾欲假名泰西之革命曰单纯革命，假名中国之革命（历史上的）曰复杂革命。长期国会时之英国，除克林威尔一派外，无他革命军也；独立时之美国，除华盛顿一派外，无他革命军也。自余各国前事，大都类是（其成者每类是，反之而各地蜂起者每不成。）中国不然。秦末之革命，与项羽、汉高相先后者，则陈涉、吴广也，武臣也，葛婴也，周市也，田儋也，景驹也，韩广也，吴芮也，如是者数十辈。西汉末之革命，与光武相先后者，则樊崇也，徐宣、谢禄、杨音也，刁子都也，王郎也，秦丰也，平原女子迟昭平也，王常、成丹也，王匡、王凤也，朱鲔、张印也。陈牧、廖湛也，李宪也，公孙述也，隗嚣也，窦融也，卢芳也，彭宠也，张步也，刘永、董宪也，如是者数十辈。东汉末之革命，与曹操、刘备、孙权相先后者，则黄巾十余大部也，董卓也，北宫伯玉也，张燕也，李傕、郭汜也，袁绍也，袁术也，吕布也，公孙瓒也，张鲁也，刘璋也，韩遂、马腾也，陶谦也，张绣也，刘表也，公孙渊也，如是者数十辈。隋末之革命，与李唐相先后者，则王薄、孟让也，窦建德也，张金称、高士达也，郝孝德也，杨玄感也，刘元进也，杜伏威、辅公袥也，宇文化及也，李弘芝也，翟让、李密也，徐圆朗也，梁师都也，王世充也，刘武周也，薛举也，李轨也，郭子和也，朱粲也，林士弘也，高开道也，刘黑闼也，如是者数十辈。自余各朝之鼎革大都类是。（以胪列此等人名，干燥无味，故后代阙之。）即如最近洪杨之役，前乎彼者，广西群盗，既已积年；后乎彼者，捻、回、苗、夷，蜂起交迫，犹前代也。由是观之，中国无革命则已，苟其有之，则必百数十之革命军同时并起，原野厌肉，川谷阗血，全国糜烂，靡有孑遗，然后仅获底定。苟不尔者，则如汉之翟义，魏之毋丘俭，唐之徐敬业，并其破坏之目的亦不得达，更无论成立也。故泰西革命，被革命之祸者不过一方面，而食其利者全国；中国革命，则被革命之祸者全国，而食其利者并不得一方面。中国人闻革命而占栗，皆此之由。
五曰革命之时日。泰西之革命，其所敌者在旧政府，旧政府一倒，而革命之潮落矣，所有事者，新政府成立善后之政略而已，其若法兰西之变为恐怖时代者，盖仅见也，故其革命之时日不长。中国不然，非群雄并起，天下鼎沸，则旧政府必不可得倒，如是者有年；既倒之后，新政府思所以削平群雄，绥靖鼎沸，如是者复有年。故吾中国每一度大革命，长者数十年，短者亦十余年。试表列之（表略）
由是观之，中国革命时日之长，真有令人失惊者。且犹有当注意者一事，则旧政府既倒以后，其乱亡之时日，更长于未倒以前是也。（其间惟元明之交，其现象出常例外，则由革命军太无力，久不能倒旧政府耳，其性质非有以异于前代也。）当其初革伊始，未尝不曰，吾之目的，在倒旧政府而已。及其机之既动，则以悬崖转石之势，波波相续，峰峰不断，驯至数十年、百年而未有已。泰西新名词曰“强权强权”，强权之行，殆野蛮交涉之通例，而中国其尤甚者也；中国之革命时代，其尤甚者也。如斗蟀然，百蟀处于笼，越若干日而毙其半，越若干日而毙其六七，越若干日而毙其八九，更越若干若干日，群蟀悉毙，仅余其一，然后斗之事息。中国数千年之革命，殆皆若是。故其人民，襁褓已生金革之里，垂老犹厌鼙鼓之声，朝避猛虎夕长蛇，新鬼烦冤旧鬼哭，此其事影响于社会之进步者，最酷且烈。夫中国通称三十年为一世，谓人类死生递嬗之常期也。
其在平和时代，前人逝而后人直补其缺，社会之能力，始继续而不断；若其间有青黄不接之顷，则进化之功用，或遂中止焉矣。英国博士福亚氏，尝以统计上学理，论人口死亡之率，谓：“英国生产者一百万人中，其十五岁至四十五岁间，以肺痨病死者七万二千三百九十七人。譬如每人以三十年间力作所得，平均可得二百磅，则是肺痨一症，使英国全国之总殖损失千四百四十七万九千四百镑也。”此等语随机指点，已有足令人瞿然惊者。然此犹生计上直接之损害也，若语其间接者，则壮者死亡离散，而生殖力之损耗，有去无来，人道或几乎息。观中国历史上汉末、隋末、唐末之人口，比于前代全盛时，十仅存一，（参观《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篇。）此岂尽由于杀戮耶？亦生殖力之锐减为之原也。坐是之故，其所影响者，若生计上，若学术上，若道德上，若风俗上，前此经若干年之群演，而始达于某级程度者，至是忽一切中绝，混然复还于天造草昧之态状，文明之凝滞不进，皆此之由。泰西革命，蒙革命之害者不过一二年，而食其利者数百岁，故一度革命，而文明之程度进一级。中国革命，蒙革命之害者动百数十岁，而食其利者不得一二年，故一度革命，而所积累以得之文明，与之俱亡。此真东西得失之林哉！
六曰革命家与革命家之交涉。泰西革命家，其所认为公敌者，惟现存之恶政府而已，自他皆非所敌也；若法国革命后，而有各党派之相残，则其例外仅见者也。中国不然，百数十之革命军并起，同道互戕，于旧政府之外，而为敌者各百数十焉，此鼎革时代之通例，无庸枚举者也。
此犹曰异党派者为然也。然其在同党，或有事初起而相屠者，如武臣之于陈涉，陈友谅之于徐寿辉之类是也；或有事将成而相屠者，如刘裕之于刘毅，李密之于翟让之类是也；或有事已成而相屠者，如汉高祖、明太祖之于其宿将功臣皆是也；求其同心戮力、全始全终者，自汉光武以外，殆无一人。夫岂必远征前代，即如最近洪杨之役，革命之进行，尚未及半，而韦昌辉与石达开同杀杨秀清矣，昌辉旋复谋杀达开矣，诸将复共杀昌辉矣。军至金陵，喘卢甫定，而最初歃血聚义之东、西、南、北、翼五王，或死或亡，无复一存矣。其后陈玉成被卖于苗沛霖，而上游始得安枕；谭绍洸被杀于郜云官等，而苏州始下，金陵随之而亡。岂必官军之能强，毋亦革命家之太不济也。吾前进屡言，非有高尚、严正、纯洁之道德心者，不可以行革命，亦谓此而已，亦谓此而已。彼时洪杨等固无力以倒北京政府也，借令有之，试思其后此与张总愚、赖汶洸辈之交涉何如？与苗沛霖辈之交涉何如？即与其部下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辈之交涉何如？此诸党魁之各各互相交涉又何如？其必缫演前代血腥之覆轨，无待蓍蔡矣。此真吾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洗涤之奇辱也。
七曰革命时代外族势力之消长。呜呼！吾观法国大革命后，经过恐怖时代，巴黎全市，血污充塞，而各国联军干涉，犹能以独力抵抗，不移时而出拿破仑，大行复仇主义以震慑欧陆。吾因是以反观中国，吾不自知其汗浃背而泪承睫矣。中国每当国内革命时代，即外族势力侵入之时代也。综观历史上革命与外族之关系，可分为五种：一曰革命军借外族之力以倒旧政府者，如申侯之以犬戎亡周，李世民这以突厥亡隋，石敬瑭之以燕云十六州赂契丹等类是也。
二曰旧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军者，如郭子仪之以吐蕃、回纥讨安史，李鸿章之以戈登灭洪秀全等类是也。
三曰旧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军而彼此两毙者，如吴三桂以满洲亡李闯，而并以亡明是也。
四曰革命军借外族之力以倒政府而彼此两毙者，如成都王颖以刘渊为大单于，同抗王室，卒不能成，而遂以亡晋是也。
五曰革命军败后，引外族以为政府患者，如汉初陈豨、卢绾辈，东汉初卢芳辈之导匈奴，唐初刘黑闼、梁师都辈之导突厥等类是也。
此皆其直接关系也。若语其间接者，则如刘项阋而冒顿坐大，八王乱而十六国势成，安史扰而蕃鹘自强，五代棼而契丹全盛，闯献毒氛遍中原，而满洲遂尽收关外部落，此则未假其力以前，而先有以养其势者矣。呜呼！以汉高之悍鸷，而忍垢于白登之役；以唐太之神武，而遣憾于高丽之师；我国史之污点，其何日之能雪耶？即如最近数十年间西力之东渐，固由帝国主义自然膨胀之力，而常胜军之关系，亦宁浅薄耶？
识者观此，毛发俱栗矣。
（后文看图）
近数年来之中国，可谓言论时代也已矣。近数年来中国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凡发言者不可不求其论据于历史，凡实行者愈不可不鉴其因果于历史，吾故为《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欲与举国言论家一商榷焉。
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今之持极端革命论者，惟心醉狭义的革命。故吾今所研究，亦在此狭义的革命。
十九世纪者，全世界革命之时代也，而吾中国亦介立其间，曾为一次之大革命也。
顾革命同而其革命之结果不同。所谓结果者，非成败之云也。欧洲中原之革命军，败者强半，而其所收结果，与成焉者未或异也。胡乃中国而独若此？西哲有言：“历史者，民族性质之缫演物也。”吾缘恶果以溯恶因，吾不得不于此焉诇之。
中国革命史与泰西革命史比较，其特色有七：一曰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泰西之革命，皆团体革命也。英人千六百四十六年之役，冲其锋者为国会军；美人千七百七十六年之役，主其事者为十三省议会；又如法国三度之革命，则皆议员大多数之发起而市民从而附和也；千八百四十八年以后，欧洲中原诸地之革命，莫非由上流团体主持其间也。
综而论之，则自希腊、罗马以迄近世革命之大举百十见，罔非平民团体与贵族团体相阋争也。独吾中国不然，数千年来革命之迹，不绝于史乘，而求其主动之革命团体，无一可见。惟董卓之役，关东州郡会合，推袁绍为盟主以起义，庶几近之，然不旋踵而同盟涣矣。自余若张角之天书，徐鸿儒之白莲教，洪秀全之天主教，虽处心积虑，历有年所，聚众稍夥，然后从事，类皆由一二私人之权术，于团体之义仍无当也。其在现世，若哥老、三合之徒，就外观视之，俨然一团体，然察其实情，无有也。
且其结集已数百年，而革命之实，竟不克一举也。此后或别有枭雄者起，乃走附焉而受其利用，则非吾所敢言；若此团体之必不能以独力革命，则吾所敢言也。故数千年莽莽相寻之革命，其蓄谋焉，戮力焉，喋血焉，奏凯焉者，靡不出于一二私人，此我国革命与泰西革命最相违之点也。
二曰有野心的革命而无自卫的革命。革命之正义，必其起于不得已者也。曷云乎不得已？自从事革命者，未之前闻。
若楚汉间之革命，固云父老苦秦苛法，然陈涉不过曰：“苟富贵，毋相忘”；项羽不过曰：“彼可取而代也”；汉高不过曰：“某业所就，孰与仲多”？其野心自初起时而已然矣。此外若赵氏之南越，窦氏之河西，马氏之湖南，钱氏之吴越，李氏之西夏，其动机颇起于自卫，然于大局固无关矣。
故中国百数十次之革命，自其客观的言之，似皆不得已；自其主观的言之，皆非有所谓不得已者存也。何也？无论若何好名目，皆不过野心家之一手段也。
三曰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泰西革命之主动，大率在中等社会，盖上等社会则其所革者，而下等社会又无革之思想、无革之能力也。今将中国革命史上之事实类表之，则：表例说明：（一）凡在本朝任一方镇，拥土地人民以为凭借者，皆谓之上等社会；（二）凡欺人孤儿寡妇，假名禅让以窃国者，不以入革命之列。
准此以谈，则数千年历史上，求所谓中等社会之革命者，舍周共和时代国人流王于彘之一事，此后盖閔乎未有闻也。
（或疑中等与下等之界线颇难划，同为无所凭借，则中与下等耳，于何辨之？曰：起事者为善良之市民，命之曰中等；其为盗贼，命之曰下等。或由下等而渐进为中等，不能计也，或裹胁善良之市民，亦不能计也。）夫泰西史上之新时代，大率以生计问题为枢纽焉，即胎孕革命者，此亦其重要之一原因也。故中等社会，常以本身利害之关系，遂奋起而立于革命之场。若中国则生计之与政治，向固绝对影响者存也，故彼中革命一最要之机关，而我独阙如也。
四曰革命之地段。吾欲假名泰西之革命曰单纯革命，假名中国之革命（历史上的）曰复杂革命。长期国会时之英国，除克林威尔一派外，无他革命军也；独立时之美国，除华盛顿一派外，无他革命军也。自余各国前事，大都类是（其成者每类是，反之而各地蜂起者每不成。）中国不然。秦末之革命，与项羽、汉高相先后者，则陈涉、吴广也，武臣也，葛婴也，周市也，田儋也，景驹也，韩广也，吴芮也，如是者数十辈。西汉末之革命，与光武相先后者，则樊崇也，徐宣、谢禄、杨音也，刁子都也，王郎也，秦丰也，平原女子迟昭平也，王常、成丹也，王匡、王凤也，朱鲔、张印也。陈牧、廖湛也，李宪也，公孙述也，隗嚣也，窦融也，卢芳也，彭宠也，张步也，刘永、董宪也，如是者数十辈。东汉末之革命，与曹操、刘备、孙权相先后者，则黄巾十余大部也，董卓也，北宫伯玉也，张燕也，李傕、郭汜也，袁绍也，袁术也，吕布也，公孙瓒也，张鲁也，刘璋也，韩遂、马腾也，陶谦也，张绣也，刘表也，公孙渊也，如是者数十辈。隋末之革命，与李唐相先后者，则王薄、孟让也，窦建德也，张金称、高士达也，郝孝德也，杨玄感也，刘元进也，杜伏威、辅公袥也，宇文化及也，李弘芝也，翟让、李密也，徐圆朗也，梁师都也，王世充也，刘武周也，薛举也，李轨也，郭子和也，朱粲也，林士弘也，高开道也，刘黑闼也，如是者数十辈。自余各朝之鼎革大都类是。（以胪列此等人名，干燥无味，故后代阙之。）即如最近洪杨之役，前乎彼者，广西群盗，既已积年；后乎彼者，捻、回、苗、夷，蜂起交迫，犹前代也。由是观之，中国无革命则已，苟其有之，则必百数十之革命军同时并起，原野厌肉，川谷阗血，全国糜烂，靡有孑遗，然后仅获底定。苟不尔者，则如汉之翟义，魏之毋丘俭，唐之徐敬业，并其破坏之目的亦不得达，更无论成立也。故泰西革命，被革命之祸者不过一方面，而食其利者全国；中国革命，则被革命之祸者全国，而食其利者并不得一方面。中国人闻革命而占栗，皆此之由。
五曰革命之时日。泰西之革命，其所敌者在旧政府，旧政府一倒，而革命之潮落矣，所有事者，新政府成立善后之政略而已，其若法兰西之变为恐怖时代者，盖仅见也，故其革命之时日不长。中国不然，非群雄并起，天下鼎沸，则旧政府必不可得倒，如是者有年；既倒之后，新政府思所以削平群雄，绥靖鼎沸，如是者复有年。故吾中国每一度大革命，长者数十年，短者亦十余年。试表列之（表略）
由是观之，中国革命时日之长，真有令人失惊者。且犹有当注意者一事，则旧政府既倒以后，其乱亡之时日，更长于未倒以前是也。（其间惟元明之交，其现象出常例外，则由革命军太无力，久不能倒旧政府耳，其性质非有以异于前代也。）当其初革伊始，未尝不曰，吾之目的，在倒旧政府而已。及其机之既动，则以悬崖转石之势，波波相续，峰峰不断，驯至数十年、百年而未有已。泰西新名词曰“强权强权”，强权之行，殆野蛮交涉之通例，而中国其尤甚者也；中国之革命时代，其尤甚者也。如斗蟀然，百蟀处于笼，越若干日而毙其半，越若干日而毙其六七，越若干日而毙其八九，更越若干若干日，群蟀悉毙，仅余其一，然后斗之事息。中国数千年之革命，殆皆若是。故其人民，襁褓已生金革之里，垂老犹厌鼙鼓之声，朝避猛虎夕长蛇，新鬼烦冤旧鬼哭，此其事影响于社会之进步者，最酷且烈。夫中国通称三十年为一世，谓人类死生递嬗之常期也。
其在平和时代，前人逝而后人直补其缺，社会之能力，始继续而不断；若其间有青黄不接之顷，则进化之功用，或遂中止焉矣。英国博士福亚氏，尝以统计上学理，论人口死亡之率，谓：“英国生产者一百万人中，其十五岁至四十五岁间，以肺痨病死者七万二千三百九十七人。譬如每人以三十年间力作所得，平均可得二百磅，则是肺痨一症，使英国全国之总殖损失千四百四十七万九千四百镑也。”此等语随机指点，已有足令人瞿然惊者。然此犹生计上直接之损害也，若语其间接者，则壮者死亡离散，而生殖力之损耗，有去无来，人道或几乎息。观中国历史上汉末、隋末、唐末之人口，比于前代全盛时，十仅存一，（参观《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篇。）此岂尽由于杀戮耶？亦生殖力之锐减为之原也。坐是之故，其所影响者，若生计上，若学术上，若道德上，若风俗上，前此经若干年之群演，而始达于某级程度者，至是忽一切中绝，混然复还于天造草昧之态状，文明之凝滞不进，皆此之由。泰西革命，蒙革命之害者不过一二年，而食其利者数百岁，故一度革命，而文明之程度进一级。中国革命，蒙革命之害者动百数十岁，而食其利者不得一二年，故一度革命，而所积累以得之文明，与之俱亡。此真东西得失之林哉！
六曰革命家与革命家之交涉。泰西革命家，其所认为公敌者，惟现存之恶政府而已，自他皆非所敌也；若法国革命后，而有各党派之相残，则其例外仅见者也。中国不然，百数十之革命军并起，同道互戕，于旧政府之外，而为敌者各百数十焉，此鼎革时代之通例，无庸枚举者也。
此犹曰异党派者为然也。然其在同党，或有事初起而相屠者，如武臣之于陈涉，陈友谅之于徐寿辉之类是也；或有事将成而相屠者，如刘裕之于刘毅，李密之于翟让之类是也；或有事已成而相屠者，如汉高祖、明太祖之于其宿将功臣皆是也；求其同心戮力、全始全终者，自汉光武以外，殆无一人。夫岂必远征前代，即如最近洪杨之役，革命之进行，尚未及半，而韦昌辉与石达开同杀杨秀清矣，昌辉旋复谋杀达开矣，诸将复共杀昌辉矣。军至金陵，喘卢甫定，而最初歃血聚义之东、西、南、北、翼五王，或死或亡，无复一存矣。其后陈玉成被卖于苗沛霖，而上游始得安枕；谭绍洸被杀于郜云官等，而苏州始下，金陵随之而亡。岂必官军之能强，毋亦革命家之太不济也。吾前进屡言，非有高尚、严正、纯洁之道德心者，不可以行革命，亦谓此而已，亦谓此而已。彼时洪杨等固无力以倒北京政府也，借令有之，试思其后此与张总愚、赖汶洸辈之交涉何如？与苗沛霖辈之交涉何如？即与其部下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辈之交涉何如？此诸党魁之各各互相交涉又何如？其必缫演前代血腥之覆轨，无待蓍蔡矣。此真吾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洗涤之奇辱也。
七曰革命时代外族势力之消长。呜呼！吾观法国大革命后，经过恐怖时代，巴黎全市，血污充塞，而各国联军干涉，犹能以独力抵抗，不移时而出拿破仑，大行复仇主义以震慑欧陆。吾因是以反观中国，吾不自知其汗浃背而泪承睫矣。中国每当国内革命时代，即外族势力侵入之时代也。综观历史上革命与外族之关系，可分为五种：一曰革命军借外族之力以倒旧政府者，如申侯之以犬戎亡周，李世民这以突厥亡隋，石敬瑭之以燕云十六州赂契丹等类是也。
二曰旧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军者，如郭子仪之以吐蕃、回纥讨安史，李鸿章之以戈登灭洪秀全等类是也。
三曰旧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军而彼此两毙者，如吴三桂以满洲亡李闯，而并以亡明是也。
四曰革命军借外族之力以倒政府而彼此两毙者，如成都王颖以刘渊为大单于，同抗王室，卒不能成，而遂以亡晋是也。
五曰革命军败后，引外族以为政府患者，如汉初陈豨、卢绾辈，东汉初卢芳辈之导匈奴，唐初刘黑闼、梁师都辈之导突厥等类是也。
此皆其直接关系也。若语其间接者，则如刘项阋而冒顿坐大，八王乱而十六国势成，安史扰而蕃鹘自强，五代棼而契丹全盛，闯献毒氛遍中原，而满洲遂尽收关外部落，此则未假其力以前，而先有以养其势者矣。呜呼！以汉高之悍鸷，而忍垢于白登之役；以唐太之神武，而遣憾于高丽之师；我国史之污点，其何日之能雪耶？即如最近数十年间西力之东渐，固由帝国主义自然膨胀之力，而常胜军之关系，亦宁浅薄耶？
识者观此，毛发俱栗矣。
（后文看图）
#两会科教热点# 【王贻芳代表：提高经费占比，加快基础研究步伐】
“我们中国的GDP大概很快会实现世界第一，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在纯科学方面对世界有重大贡献呢？”3月7日，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在江苏代表团上发言说。
在王贻芳看来，我国科技事业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对基础科学重视程度仍然不够，在实际操作层面总是将基础科学放在次要、非紧急的位置。二是科技管理体制过度强调竞争，需要长期研究的重大问题、关键技术与能力的积累不易得到支持，评审专家大都是大同行，专业性不够，小同行没有话语权。三是对基础研究的管理未能关注不同领域的特殊需求, 管理方式一刀切，让科研人员苦不堪言，同时大科学装置的投入占基础科学研究投入比例较少。
他建议，一是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把2025年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例提高到9%，2030年提高到15%；二是“十四五”期间在维持现有项目竞争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10%的基础科学研究经费用于稳定支持；三是在“十四五”期间启动未来发展规划研究，以适应大科学装置需要长期准备的特点。
以下是王贻芳代表在江苏代表团上的部分发言实录：
“十三五”期间，我国的科技事业取得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包括我们高能所，我国科技方面的问题还很多，从整体上看，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相当差距，特别是在成果的质量和国际影响方面。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当然很多，也很复杂。我不在这里做全面分析，只提几点个人认识。
一是我们对基础科学重视不够，都希望尽快看到结果，看到效益，看到对GDP的贡献。有时候光口头重视，在实际操作层面总是将基础科学放在次要、非紧急的位置。比如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20年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的比例首次达到6%，与过去的5%相比，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跟国外发达国家15%左右的平均水平相比，我们差了近2倍。
1883年8月15日，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亨利·罗兰在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年会上做了题为《为纯科学呼吁》的演讲，并将文字发表在1883年8月24日出版的Science杂志上。
文中说，“为了应用科学，科学本身必须存在。假如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中的原理。这些原理就构成了纯科学。中国人知道火药的应用已经若干世纪，如果他们用正确的方法探索其特殊应用的原理，他们就会在获得众多应用的同时发展出化学，甚至物理学。因为只满足于火药能爆炸的事实，而没有寻根问底，中国人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以至于我们现在只将这个所有民族中最古老、人口最多的民族当成野蛮人。然而，我们的国家也正处于同样的状况。不过，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因为我们获得了欧洲世界的科学，并将它们应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就像接受从天空中落下的雨水那样理所应当地接过这些科学知识，既不问它们究竟从哪里来，也没有感激为我们提供这些知识的伟大、无私的人们的恩情。就像天堂之雨一样，纯科学降临到我们的国家，让我们的国家更加伟大、富裕和强壮”。
140年过去了，美国完全变了，变成在纯科学方面的世界领先国家，其贡献远远超过了欧洲，美国也从中得到丰厚的回报。我们中国的GDP大概很快会实现世界第一，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在纯科学方面对世界有重大贡献呢？
显然政府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十四五”规划中都提出要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也提出了要在“十四五”期间将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例提高到8%。这个目标真的很好，让人觉得很振奋。但作为5年发展目标不知道是不是还可以再高一点，能不能把2025年达到9%，2030年达到15%作为目标，通过每年提高这个占比大约10%，我们可以用10年的时间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到2030年中国的GDP大概率会成为世界第一，我们对科技的需求只会更加强烈。对基础科学的投入占比应该尽快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准。
第二，我认为我们的科技管理体制有点过度强调竞争，缺乏稳定支持的匹配。大家的经费几乎100%来自项目竞争，也就是说必须在项目的5年支持周期内完成任务。这就使需要长期研究的重大问题、关键技术与能力的积累不易得到支持，基础软件、基础材料、仪器设备等不够亮眼的工作没有人愿意做，短平快项目甚至表面文章盛行。打个比方，有点像我们的地毯，上面都展现得漂漂亮亮，但地毯下却有点难看。另一方面，这种项目竞争体制的经费由科学家直接向国家申请，评审专家大都是大同行，专业性不够，科研单位、领域内的科学家共同体（小同行）并没有话语权，单位只有保障的义务，没有资源，没有权力，对项目或方向选择的缺失或对错既没有话语权，也没有责任，对领域发展的好坏也没有责任。但事实上单位内部的专家最了解自己的领域，有能力把经费投到最关键的地方，比政府选来的大同行专家要专业得多。所以我们现在某个方向发展不好，或者被人卡了脖子，没有人负责。
因此我建议在“十四五”期间对我国的科研体制做一些改革，在维持现有项目竞争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10%的基础科学研究经费用于稳定支持。具体办法就是依照单位过去获得的竞争经费，直接匹配10%的稳定支持经费。一方面单位获得的竞争经费确实部分反映了其竞争力和优秀程度，对其给予10%的经费奖励也很合理。另一方面这种差异化的支持方式会带来新的效益，可以弥补现有竞争体系的弊端。单位要通过自己掌握的稳定支持的资源，负起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对自己的研究领域守土有责，开展核心能力建设，完成国家赋予的长期和重大任务，获得中国/本单位在本领域的国际地位与影响，获得重大成果，确保不发生“卡脖子”问题等。同时要通过管理，对单位进行约束检查和奖惩，避免大锅饭的弊端。
第三，在基础研究中也要关注不同领域的特殊需求。“数理化天地生”各有其完全不同的研究方式、方法、特点及设备，应当关注各领域发展中的特殊需求，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平衡各领域投入，争取全面均衡发展。目前我们的管理方式一刀切，都是一种管理方式，既影响投入产出效益，也让我们苦不堪言。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关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科技发展中的引领作用，要认识到大科学装置是拓展人类感知能力不可逆转的方向，我们的科学研究设备只会规模越来越大，能力越来越强，而不会反过来，谁走得早、走得快，谁就会领先。“十三五”期间我国的大科学设施有了长足的发展，“十四五”期间也有很好的规划。但也应该看到我们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比如，他们对大科学装置的投入是基础科学研究投入的10%，而我国目前只达到5%。如果与美国相比，GDP差近1倍，基础科学投入与GDP占比差2倍，大科学装置投入对基础科学投入占比差1倍，这样我国对大科学装置的投入比美国就差了超过10倍。确实，一般来说，我国现有的大科学装置，特别是专用装置的规模就只有美欧日的十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取得科学史上有影响的重大成果，超过我们的国际同行是很难的。昨天我看到一个新闻，某地打算用6亿元建一个天文馆，可我国到目前为止从未花过这么多钱建设用于天文研究的光学望远镜，那么吸引孩子们爱好天文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成绩，另一方面也看到差距。希望能规划在未来的15年内，如何能追上或超过美国的总体水平。大科学装置一般都需要长期准备，10年准备、10年建设是非常正常的。现在不准备，2035年就没有好的项目，赶超美国就是一句空话。建议“十四五”期间启动未来发展规划研究，一定要有一些大的作为，要在科学发展史上留下印迹，要对人类有重大贡献，要成为科技大国的旗舰与标志，也要有我们引以为自豪、使各国人民心向往之的科学中心、科学大家和科学成就。#全国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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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的GDP大概很快会实现世界第一，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在纯科学方面对世界有重大贡献呢？”3月7日，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在江苏代表团上发言说。
在王贻芳看来，我国科技事业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对基础科学重视程度仍然不够，在实际操作层面总是将基础科学放在次要、非紧急的位置。二是科技管理体制过度强调竞争，需要长期研究的重大问题、关键技术与能力的积累不易得到支持，评审专家大都是大同行，专业性不够，小同行没有话语权。三是对基础研究的管理未能关注不同领域的特殊需求, 管理方式一刀切，让科研人员苦不堪言，同时大科学装置的投入占基础科学研究投入比例较少。
他建议，一是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把2025年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例提高到9%，2030年提高到15%；二是“十四五”期间在维持现有项目竞争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10%的基础科学研究经费用于稳定支持；三是在“十四五”期间启动未来发展规划研究，以适应大科学装置需要长期准备的特点。
以下是王贻芳代表在江苏代表团上的部分发言实录：
“十三五”期间，我国的科技事业取得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包括我们高能所，我国科技方面的问题还很多，从整体上看，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相当差距，特别是在成果的质量和国际影响方面。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当然很多，也很复杂。我不在这里做全面分析，只提几点个人认识。
一是我们对基础科学重视不够，都希望尽快看到结果，看到效益，看到对GDP的贡献。有时候光口头重视，在实际操作层面总是将基础科学放在次要、非紧急的位置。比如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20年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的比例首次达到6%，与过去的5%相比，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跟国外发达国家15%左右的平均水平相比，我们差了近2倍。
1883年8月15日，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亨利·罗兰在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年会上做了题为《为纯科学呼吁》的演讲，并将文字发表在1883年8月24日出版的Science杂志上。
文中说，“为了应用科学，科学本身必须存在。假如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中的原理。这些原理就构成了纯科学。中国人知道火药的应用已经若干世纪，如果他们用正确的方法探索其特殊应用的原理，他们就会在获得众多应用的同时发展出化学，甚至物理学。因为只满足于火药能爆炸的事实，而没有寻根问底，中国人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以至于我们现在只将这个所有民族中最古老、人口最多的民族当成野蛮人。然而，我们的国家也正处于同样的状况。不过，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因为我们获得了欧洲世界的科学，并将它们应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就像接受从天空中落下的雨水那样理所应当地接过这些科学知识，既不问它们究竟从哪里来，也没有感激为我们提供这些知识的伟大、无私的人们的恩情。就像天堂之雨一样，纯科学降临到我们的国家，让我们的国家更加伟大、富裕和强壮”。
140年过去了，美国完全变了，变成在纯科学方面的世界领先国家，其贡献远远超过了欧洲，美国也从中得到丰厚的回报。我们中国的GDP大概很快会实现世界第一，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在纯科学方面对世界有重大贡献呢？
显然政府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十四五”规划中都提出要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也提出了要在“十四五”期间将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例提高到8%。这个目标真的很好，让人觉得很振奋。但作为5年发展目标不知道是不是还可以再高一点，能不能把2025年达到9%，2030年达到15%作为目标，通过每年提高这个占比大约10%，我们可以用10年的时间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到2030年中国的GDP大概率会成为世界第一，我们对科技的需求只会更加强烈。对基础科学的投入占比应该尽快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准。
第二，我认为我们的科技管理体制有点过度强调竞争，缺乏稳定支持的匹配。大家的经费几乎100%来自项目竞争，也就是说必须在项目的5年支持周期内完成任务。这就使需要长期研究的重大问题、关键技术与能力的积累不易得到支持，基础软件、基础材料、仪器设备等不够亮眼的工作没有人愿意做，短平快项目甚至表面文章盛行。打个比方，有点像我们的地毯，上面都展现得漂漂亮亮，但地毯下却有点难看。另一方面，这种项目竞争体制的经费由科学家直接向国家申请，评审专家大都是大同行，专业性不够，科研单位、领域内的科学家共同体（小同行）并没有话语权，单位只有保障的义务，没有资源，没有权力，对项目或方向选择的缺失或对错既没有话语权，也没有责任，对领域发展的好坏也没有责任。但事实上单位内部的专家最了解自己的领域，有能力把经费投到最关键的地方，比政府选来的大同行专家要专业得多。所以我们现在某个方向发展不好，或者被人卡了脖子，没有人负责。
因此我建议在“十四五”期间对我国的科研体制做一些改革，在维持现有项目竞争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10%的基础科学研究经费用于稳定支持。具体办法就是依照单位过去获得的竞争经费，直接匹配10%的稳定支持经费。一方面单位获得的竞争经费确实部分反映了其竞争力和优秀程度，对其给予10%的经费奖励也很合理。另一方面这种差异化的支持方式会带来新的效益，可以弥补现有竞争体系的弊端。单位要通过自己掌握的稳定支持的资源，负起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对自己的研究领域守土有责，开展核心能力建设，完成国家赋予的长期和重大任务，获得中国/本单位在本领域的国际地位与影响，获得重大成果，确保不发生“卡脖子”问题等。同时要通过管理，对单位进行约束检查和奖惩，避免大锅饭的弊端。
第三，在基础研究中也要关注不同领域的特殊需求。“数理化天地生”各有其完全不同的研究方式、方法、特点及设备，应当关注各领域发展中的特殊需求，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平衡各领域投入，争取全面均衡发展。目前我们的管理方式一刀切，都是一种管理方式，既影响投入产出效益，也让我们苦不堪言。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关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科技发展中的引领作用，要认识到大科学装置是拓展人类感知能力不可逆转的方向，我们的科学研究设备只会规模越来越大，能力越来越强，而不会反过来，谁走得早、走得快，谁就会领先。“十三五”期间我国的大科学设施有了长足的发展，“十四五”期间也有很好的规划。但也应该看到我们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比如，他们对大科学装置的投入是基础科学研究投入的10%，而我国目前只达到5%。如果与美国相比，GDP差近1倍，基础科学投入与GDP占比差2倍，大科学装置投入对基础科学投入占比差1倍，这样我国对大科学装置的投入比美国就差了超过10倍。确实，一般来说，我国现有的大科学装置，特别是专用装置的规模就只有美欧日的十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取得科学史上有影响的重大成果，超过我们的国际同行是很难的。昨天我看到一个新闻，某地打算用6亿元建一个天文馆，可我国到目前为止从未花过这么多钱建设用于天文研究的光学望远镜，那么吸引孩子们爱好天文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成绩，另一方面也看到差距。希望能规划在未来的15年内，如何能追上或超过美国的总体水平。大科学装置一般都需要长期准备，10年准备、10年建设是非常正常的。现在不准备，2035年就没有好的项目，赶超美国就是一句空话。建议“十四五”期间启动未来发展规划研究，一定要有一些大的作为，要在科学发展史上留下印迹，要对人类有重大贡献，要成为科技大国的旗舰与标志，也要有我们引以为自豪、使各国人民心向往之的科学中心、科学大家和科学成就。#全国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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