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担粮二锅头的南下步伐。
如何在一个全无根基的市场，做到同类产品的第一梯队？
在一个全无根基的市场，从零开始到进入同类产品第一梯队，需要多长时间？一担粮用市场实操给出了它的答案——四年。
2017年初，一担粮酒庄总经理李嘉阳提出，“我们要在湖北市场实现三年布局、五年超越，并以此为起点开拓南方市场、布局全国”；
2017年3月26日，一担粮正式启动湖北市场的布局打造；
2020年，一担粮顶住了疫情的巨大负面影响，在湖北市场实现了整体销售额同比增长50%，成功跻身当地大众光瓶酒市场的第一梯队。
短短四年时间，一担粮不仅在一个市场实现了从“0”到“1”的巨大成功，并且扎根深入、经受住了突发事件的严峻考验，其是怎么做到的？
为此，微酒记者对负责湖北市场具体落地打造的一担粮南区销售副总袁皓进行了专访，对一担粮的市场打造策略及过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了解。
01起点，荆门与黄冈
“在我们正式启动湖北市场之前，一担粮在这里只有一些零星的销售，是当地经销商从外地拿到的货。”袁皓对2017年3月前的市场情况进行介绍，“可以说，这基本就是一个从零开始的市场，无论是销售量还是品牌影响力。
在正式启动湖北市场打造后，一担粮团队做了三件事情：
一是对当地市场情况进行了调研，包括人口、终端数量、竞争对手、价格带等多个方面。
他们发现在其他品牌的带动下，北京二锅头品类在湖北市场有着很好的市场氛围，“市场氛围源于竞品的深耕和带动，因此走别人正在走的路显然是行不通的，所以基于对品质的自信，我们进行了稍高于竞品的差异化定价，建立‘更高端的二锅头’的品牌形象” 。
这样的定价定位，一方面对于经销商而言有更大的利润空间，另一方面在消费者当中也能逐步打造出“喝一担粮更有面子”的品牌认知。
二是招人，“由于刚刚开始，所以我们的招人策略是少而精，团队的核心成员只有三四个”；
三是选点打造样本市场，经过对比考察，其最终选定了荆门和黄冈两个市场。
“荆门八个人八辆车，黄冈十个人十辆车，我们的市场打造就这样正式开始了。”袁皓回忆道。
02两大策略与三部曲，样板市场打造进行时
据了解，一担粮采用的是以代理商为主导的全面直营模式，即厂家提供产品、费用、运营管理团队，而经销商的职责则是利用自己的资源将这一整套策略进行落地执行。
而在市场打造中采取的则是“先餐饮、后流通，先城区、后郊县”的两大策略。即在单个区域市场的打造中，首先集中于餐饮渠道，当餐饮终端铺市率达到80%以上、返单率30%以上，再顺势切入流通渠道；城区市场成熟后再逐步下沉到郊县、乡镇市场，最终完成全市场布局。
而在具体的落地执行中，则是通过铺市率、生动化、消费者搅动的三部曲——
首先，在建设餐饮渠道时，一担粮的主要策略是赊销进店。据介绍，其进店之前会先让终端店老板进行试饮，首先品质得到认可，“同时赊销进店的策略对于终端来说是没有任何负担的” 。
值得注意的是，在餐饮终端氛围没有达到预期时，一担粮坚决不切入流通渠道。“曾经有流通店老板看到我们的产品在餐饮卖得很多，就在路边看到我们的车后拦车要求供货，但是我们认为当时的餐饮热度还没到达预期时，于是没有达成合作。”
其次，终端生动化建设主要通过陈列实现。对于返单多的餐饮终端，一担粮会针对性地追加陈列费用的投入，通过大面积、有震撼性的陈列，实现终端的生动化建设。
最后，在完成铺市率与终端生动化建设后，就会进入到消费者搅动环节。据悉，一担粮工作人员周末时会在人流聚集处进行试饮、对比品鉴活动，让更多消费者能够接触、认识到一担粮的产品。“我对产品品质有信心，只要他们尝试过一次，以后就都会主动选择一担粮，从而通过消费者口碑传播提升品牌影响力。”
03最后一块拼图，武汉
2017年的荆门、黄冈样板市场打造取得成功后，便有不少其他区域的经销商主动联系一担粮厂家；2018年，一担粮全面启动了其他二级市场的打造，进行样板市场的快速复制；而在2019年时，一担粮从各地市场调遣了精兵强将，誓要拿下最后一个版块——作为湖北中心城市的武汉。
武汉，一个特大城市，用当地经销商的话来讲就是“三环走一圈就有180多公里”。基于这样的特点，以中心城区辐射郊县的策略不再适用，因此一担粮为武汉的市场打造重新制定了总体策略——农村包围城市。
具体来说就是将武汉划分为十个片区，2019年初启动三环以外片区、7月启动二环、年底全面启动城中心片区。在大方向上，市场打造从周围向中心聚拢；但是在小方向上，每个区域的内部市场打造仍然按照先城区、后郊县的前进路线。
本来一切都在有序推进，偏偏遭遇了疫情，更不巧的是，武汉是疫情的重灾区。“2020上半年的时候，我们的餐饮终端建设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尤其是武汉。”
疫情无疑是巨大挑战，但同时也是检验市场打造成效的试金石。
在疫情应对期间，一担粮酒庄总经理李嘉阳曾表示：“虽然疫情对我们到冲击很大，但一担粮全体会在疫情期间贡献坚实的力量，公司高层已经筹备了口罩等防疫物资发往各地。在紧张的局势下，我们会用实际行动加强我们各级人员对于2020年的信心。我们既要通过实际行动重塑产品形象、吸引消费者，也要告诉经销商、终端，我们做市场的力度和热情都没有减退。”
2020下半年疫情缓解后，一担粮迅速反映、重启武汉市场。一方面，厂家额外拿出费用支援经销商进行团队的重新组建，提振信心；另一方面，持续加大力度进攻终端，稳步推进既定的提高铺市率、生动化、消费者搅动工作。
市场运作的成效在销售数据上得到了直观体现，据了解，一担粮湖北市场2020年整体业绩同比增长50%，成功跻身同品类产品第一梯队，而通过2021年第一季度的市场表现推测，其2021年的整体销售将会较2020年翻倍。
04记者手记
在对袁皓的专访过程中，有两点让微酒记者印象十分深刻——
一是他反复表达出对产品品质的自信。
袁皓在与微酒记者的对话中，多次提到“我对我们的产品有信心”、“消费者尝试了我们的产品之后，就会持续选择我们”的观点。
毫无疑问，产品的品质保障正是一担粮市场打造成功的最大基石。据了解，其产品采用独特的5A精酿工艺，即精益配方酒更好、双时发酵酒更香、双轮醇化酒更醇、13道精滤酒更纯、年份组合酒更老，酒体入口轻松、口感清纯、回味温柔。
二是他对于经销商队伍的信任与骄傲。
据悉，不少经销商在成功打造样板市场后，主动请缨去往外地进行市场开拓，“当然我们也没有辜负信任，他们在经济实力上都实现了巨大跃升，代理产品后买车买房的比比皆是，个人的成就感得到了极大满足。”
“大家都清楚，湖北市场不是厂家、也不是某一个经销商的，而是我们大家的，因此同心协力打造起来后，我们也在共同维护市场秩序，价格体系非常稳定。”袁皓的语气中隐隐透露出自豪。
前文提到，在正式进入湖北市场之前定下了“三年布局、五年超越”的目标，今年正是第五年，通过精准选点、样板打造、全面复制的有序推进，一担粮已经基本完成目标。
关于一担粮的未来规划，一担粮酒庄总经理李嘉阳已经制定了明晰的目标：“我们要持续打好市场基础、有效进行市场节奏控制，实现产品全面升级、完成全面超越、引领光瓶未来！”
如何在一个全无根基的市场，做到同类产品的第一梯队？
在一个全无根基的市场，从零开始到进入同类产品第一梯队，需要多长时间？一担粮用市场实操给出了它的答案——四年。
2017年初，一担粮酒庄总经理李嘉阳提出，“我们要在湖北市场实现三年布局、五年超越，并以此为起点开拓南方市场、布局全国”；
2017年3月26日，一担粮正式启动湖北市场的布局打造；
2020年，一担粮顶住了疫情的巨大负面影响，在湖北市场实现了整体销售额同比增长50%，成功跻身当地大众光瓶酒市场的第一梯队。
短短四年时间，一担粮不仅在一个市场实现了从“0”到“1”的巨大成功，并且扎根深入、经受住了突发事件的严峻考验，其是怎么做到的？
为此，微酒记者对负责湖北市场具体落地打造的一担粮南区销售副总袁皓进行了专访，对一担粮的市场打造策略及过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了解。
01起点，荆门与黄冈
“在我们正式启动湖北市场之前，一担粮在这里只有一些零星的销售，是当地经销商从外地拿到的货。”袁皓对2017年3月前的市场情况进行介绍，“可以说，这基本就是一个从零开始的市场，无论是销售量还是品牌影响力。
在正式启动湖北市场打造后，一担粮团队做了三件事情：
一是对当地市场情况进行了调研，包括人口、终端数量、竞争对手、价格带等多个方面。
他们发现在其他品牌的带动下，北京二锅头品类在湖北市场有着很好的市场氛围，“市场氛围源于竞品的深耕和带动，因此走别人正在走的路显然是行不通的，所以基于对品质的自信，我们进行了稍高于竞品的差异化定价，建立‘更高端的二锅头’的品牌形象” 。
这样的定价定位，一方面对于经销商而言有更大的利润空间，另一方面在消费者当中也能逐步打造出“喝一担粮更有面子”的品牌认知。
二是招人，“由于刚刚开始，所以我们的招人策略是少而精，团队的核心成员只有三四个”；
三是选点打造样本市场，经过对比考察，其最终选定了荆门和黄冈两个市场。
“荆门八个人八辆车，黄冈十个人十辆车，我们的市场打造就这样正式开始了。”袁皓回忆道。
02两大策略与三部曲，样板市场打造进行时
据了解，一担粮采用的是以代理商为主导的全面直营模式，即厂家提供产品、费用、运营管理团队，而经销商的职责则是利用自己的资源将这一整套策略进行落地执行。
而在市场打造中采取的则是“先餐饮、后流通，先城区、后郊县”的两大策略。即在单个区域市场的打造中，首先集中于餐饮渠道，当餐饮终端铺市率达到80%以上、返单率30%以上，再顺势切入流通渠道；城区市场成熟后再逐步下沉到郊县、乡镇市场，最终完成全市场布局。
而在具体的落地执行中，则是通过铺市率、生动化、消费者搅动的三部曲——
首先，在建设餐饮渠道时，一担粮的主要策略是赊销进店。据介绍，其进店之前会先让终端店老板进行试饮，首先品质得到认可，“同时赊销进店的策略对于终端来说是没有任何负担的” 。
值得注意的是，在餐饮终端氛围没有达到预期时，一担粮坚决不切入流通渠道。“曾经有流通店老板看到我们的产品在餐饮卖得很多，就在路边看到我们的车后拦车要求供货，但是我们认为当时的餐饮热度还没到达预期时，于是没有达成合作。”
其次，终端生动化建设主要通过陈列实现。对于返单多的餐饮终端，一担粮会针对性地追加陈列费用的投入，通过大面积、有震撼性的陈列，实现终端的生动化建设。
最后，在完成铺市率与终端生动化建设后，就会进入到消费者搅动环节。据悉，一担粮工作人员周末时会在人流聚集处进行试饮、对比品鉴活动，让更多消费者能够接触、认识到一担粮的产品。“我对产品品质有信心，只要他们尝试过一次，以后就都会主动选择一担粮，从而通过消费者口碑传播提升品牌影响力。”
03最后一块拼图，武汉
2017年的荆门、黄冈样板市场打造取得成功后，便有不少其他区域的经销商主动联系一担粮厂家；2018年，一担粮全面启动了其他二级市场的打造，进行样板市场的快速复制；而在2019年时，一担粮从各地市场调遣了精兵强将，誓要拿下最后一个版块——作为湖北中心城市的武汉。
武汉，一个特大城市，用当地经销商的话来讲就是“三环走一圈就有180多公里”。基于这样的特点，以中心城区辐射郊县的策略不再适用，因此一担粮为武汉的市场打造重新制定了总体策略——农村包围城市。
具体来说就是将武汉划分为十个片区，2019年初启动三环以外片区、7月启动二环、年底全面启动城中心片区。在大方向上，市场打造从周围向中心聚拢；但是在小方向上，每个区域的内部市场打造仍然按照先城区、后郊县的前进路线。
本来一切都在有序推进，偏偏遭遇了疫情，更不巧的是，武汉是疫情的重灾区。“2020上半年的时候，我们的餐饮终端建设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尤其是武汉。”
疫情无疑是巨大挑战，但同时也是检验市场打造成效的试金石。
在疫情应对期间，一担粮酒庄总经理李嘉阳曾表示：“虽然疫情对我们到冲击很大，但一担粮全体会在疫情期间贡献坚实的力量，公司高层已经筹备了口罩等防疫物资发往各地。在紧张的局势下，我们会用实际行动加强我们各级人员对于2020年的信心。我们既要通过实际行动重塑产品形象、吸引消费者，也要告诉经销商、终端，我们做市场的力度和热情都没有减退。”
2020下半年疫情缓解后，一担粮迅速反映、重启武汉市场。一方面，厂家额外拿出费用支援经销商进行团队的重新组建，提振信心；另一方面，持续加大力度进攻终端，稳步推进既定的提高铺市率、生动化、消费者搅动工作。
市场运作的成效在销售数据上得到了直观体现，据了解，一担粮湖北市场2020年整体业绩同比增长50%，成功跻身同品类产品第一梯队，而通过2021年第一季度的市场表现推测，其2021年的整体销售将会较2020年翻倍。
04记者手记
在对袁皓的专访过程中，有两点让微酒记者印象十分深刻——
一是他反复表达出对产品品质的自信。
袁皓在与微酒记者的对话中，多次提到“我对我们的产品有信心”、“消费者尝试了我们的产品之后，就会持续选择我们”的观点。
毫无疑问，产品的品质保障正是一担粮市场打造成功的最大基石。据了解，其产品采用独特的5A精酿工艺，即精益配方酒更好、双时发酵酒更香、双轮醇化酒更醇、13道精滤酒更纯、年份组合酒更老，酒体入口轻松、口感清纯、回味温柔。
二是他对于经销商队伍的信任与骄傲。
据悉，不少经销商在成功打造样板市场后，主动请缨去往外地进行市场开拓，“当然我们也没有辜负信任，他们在经济实力上都实现了巨大跃升，代理产品后买车买房的比比皆是，个人的成就感得到了极大满足。”
“大家都清楚，湖北市场不是厂家、也不是某一个经销商的，而是我们大家的，因此同心协力打造起来后，我们也在共同维护市场秩序，价格体系非常稳定。”袁皓的语气中隐隐透露出自豪。
前文提到，在正式进入湖北市场之前定下了“三年布局、五年超越”的目标，今年正是第五年，通过精准选点、样板打造、全面复制的有序推进，一担粮已经基本完成目标。
关于一担粮的未来规划，一担粮酒庄总经理李嘉阳已经制定了明晰的目标：“我们要持续打好市场基础、有效进行市场节奏控制，实现产品全面升级、完成全面超越、引领光瓶未来！”
当下城建违背风水原则的问题及对策
城镇建筑规划设计和施工中违背风水学原则，危及自然生态环境的突出问题及其对策
1、建筑风格全盘西化，丢失了民族建筑之魂。
杨公风水学强调“人天和谐”、“人天合一”，主张因地制宜，主张阳宅与周围环境相互和谐，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自然风貌为基本原则。但是，现在许多城镇在规划建设上违背了风水学的这个原则，在城镇老城区改造中，大范围地将具有民族特色、具有重大文化背景的古代传统建筑拆除，由西方建筑取而代之。在城镇建筑规划上，忽视各个城镇自然环境的差别，千城一貌、千楼一面，建筑风格与西方国家完全雷同，中华民族传统的建筑风格在多数城镇已经不复存在了，这种状况令所有爱国的人都感到痛心！
2、破坏性的建设和建设性的破坏比较严重
自然环境，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可是，在城镇现代化建设中，挖山填海，改造河道，见山就挖，见水就填。原来弯曲有情的自然河道被改成了无情的直水,秀美山体挖得遍体鳞伤、百孔千疮！许多清澈悠扬的流水、秀美的海湾、山水交映的自然风貌就这样从我们的视线中彻底消失了。
在一些地方，非法开采矿山对环境的破坏程度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南方，本来处处山青水秀，可是，在南方也可以看到不少“黄河”。2005年8月3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披露了广东上坝村因为非法采矿污染了水源，造成一个六百多人的村庄三百多人死于癌症的事件。这样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绝对不止此一例。为了近期的经济利益，不惜以破坏自然环境，置老百姓的生命于不顾的做法，与 “建设和谐社会”的主张格格不入，应该引起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的高度重视！
在大多数城市，水体污染的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城市建设中化粪池的大量采用，化粪池的污水直接排入江河，河水高氮化，高磷化，使多数城市中的河流成了污水沟而臭不可闻。现在，城市新区建设规划中仍继续推行化粪池，水体污染问题越演越烈，成了制约城市风水环境的瓶颈之一。
3、建筑立向违背因地制宜的原则。
风水学主张房屋的坐向与布局应该根据来龙以及周围的砂水堂局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应该以人为本。但是，由于对风水的失于重视，在城镇建设中，随意立向情况非常普遍。作为一个区域政治、文化、经济的指挥中心——各地政府，本应该按照风水学的原则，选择在所在地的真穴位置，建筑风格应该端庄稳重。政府大门的立向，应根据当地来龙、水口的情况来确定坐向。不知始于何时，政府的大门变成了基本上是子山午向而千遍一律。因此，有不少政府的大门犯“出卦”，有的无法收纳到生旺的堂气。其结果是影响到政府官员的决策水平，影响到一方经济的发展。例如，广东某市，家具业、纺织业、小五金加工业都很发达，曾经是其主要的三大经济支柱。由于新建市政府的选址立向不符合该市的风水格局，家具业和纺织业迅速衰落，只剩下小五金和电子工业。广东沿海某城市，原来的经济发展曾经为人刮目相看，后来在江河的中上游造了一座破坏风水格局的大桥以后，经济开始走下坡路，到现在尚未摆脱被动局面。这样的实例比比皆是。在居民区，不少楼盘错立坐向，错立门位，对居住其中的居民的身体健康影响极大。广州花都有一个小区环境优雅，富丽堂皇，但居民入住后不到三年，连续发生多起中青年人的意外死亡事件。今天这个家庭请道士作法，明天那个家庭请和尚诵经，搞得人心惶惶。究其主要原因，是小区的总门来路设置在墓库位上，赣南杨公风水术将墓绝二宫称为“黄泉”，《玉尺经》云“少年横尸，必犯黄泉”，这样的来路就叫做“黄泉路”，此二宫开门就叫做“黄泉门”。
4、建筑尺寸脱离了以人为本的宗旨
杨公风水术，除了重视建筑的外部环境、作向、立面和平面造型外，还非常重视建筑尺寸的控制。用门公尺控制门的高宽比，用九五尺控制建筑物的长宽高。虽然古人还没有认识到次声波及其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危害性，但按照传统风水术确定的建筑尺寸，却正好可以避开次声波共振现象。现代建筑确定建筑屋的层高和尺寸比较混乱，不少建筑物的空间尺寸正好落在次声波的共振频段内，变成了“鬼屋”，对居民的身心健康危害极大。有些高楼，为了节省成本，层高不足2. 8米，甚至两米左右，这样的楼房，称其为“鸟笼”，一点也不过分，谁住在里面也不可能感到舒适。
5、新区规划与当地风水大格局相违背
杨公风水术认为，龙穴砂水的实际情况，确定了此地可行发展的有利方位和大致范围。城市新发展区，应该规划在城市的生旺之方，不应该选在死墓绝方，才能达到预期的发展目标。上海开发浦东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上海的大水口在东北方向，属“斗牛纳丁庚之气”的风水格局。丁火长生在酉，冠带在未，临官在午，帝旺在巳。浦东，实际上并不是上海的东方，而是上海的东南方，正好处在帝旺之宫位。《玉尺经》说：“财官必根于官旺”，“贪富贵则弃生朝旺”，认为财与帝旺宫是密切相关的。在形势上看，浦东来龙于西北方向，是养生龙；西南、南方、东南方都是大海，一片旺水环抱，具有发展经济的极佳风水条件。1990年初春，邓同志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提出了开发浦东、打上海这张“王牌”的全局构想。4月18日，国家正式向海内外宣布开发开放浦东。短短14年，浦东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新兴工业化国家30多年才走完的历程。浦东的沧桑巨变令世界为之惊奇。还有，首都以及一些大城市的风水现状，尚有很多值得斟酌之处，但不属于本文的重点探讨内容，在此不作具体阐述。
城镇建筑规划设计和施工中违背风水学原则，危及自然生态环境的突出问题及其对策
1、建筑风格全盘西化，丢失了民族建筑之魂。
杨公风水学强调“人天和谐”、“人天合一”，主张因地制宜，主张阳宅与周围环境相互和谐，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自然风貌为基本原则。但是，现在许多城镇在规划建设上违背了风水学的这个原则，在城镇老城区改造中，大范围地将具有民族特色、具有重大文化背景的古代传统建筑拆除，由西方建筑取而代之。在城镇建筑规划上，忽视各个城镇自然环境的差别，千城一貌、千楼一面，建筑风格与西方国家完全雷同，中华民族传统的建筑风格在多数城镇已经不复存在了，这种状况令所有爱国的人都感到痛心！
2、破坏性的建设和建设性的破坏比较严重
自然环境，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可是，在城镇现代化建设中，挖山填海，改造河道，见山就挖，见水就填。原来弯曲有情的自然河道被改成了无情的直水,秀美山体挖得遍体鳞伤、百孔千疮！许多清澈悠扬的流水、秀美的海湾、山水交映的自然风貌就这样从我们的视线中彻底消失了。
在一些地方，非法开采矿山对环境的破坏程度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南方，本来处处山青水秀，可是，在南方也可以看到不少“黄河”。2005年8月3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披露了广东上坝村因为非法采矿污染了水源，造成一个六百多人的村庄三百多人死于癌症的事件。这样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绝对不止此一例。为了近期的经济利益，不惜以破坏自然环境，置老百姓的生命于不顾的做法，与 “建设和谐社会”的主张格格不入，应该引起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的高度重视！
在大多数城市，水体污染的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城市建设中化粪池的大量采用，化粪池的污水直接排入江河，河水高氮化，高磷化，使多数城市中的河流成了污水沟而臭不可闻。现在，城市新区建设规划中仍继续推行化粪池，水体污染问题越演越烈，成了制约城市风水环境的瓶颈之一。
3、建筑立向违背因地制宜的原则。
风水学主张房屋的坐向与布局应该根据来龙以及周围的砂水堂局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应该以人为本。但是，由于对风水的失于重视，在城镇建设中，随意立向情况非常普遍。作为一个区域政治、文化、经济的指挥中心——各地政府，本应该按照风水学的原则，选择在所在地的真穴位置，建筑风格应该端庄稳重。政府大门的立向，应根据当地来龙、水口的情况来确定坐向。不知始于何时，政府的大门变成了基本上是子山午向而千遍一律。因此，有不少政府的大门犯“出卦”，有的无法收纳到生旺的堂气。其结果是影响到政府官员的决策水平，影响到一方经济的发展。例如，广东某市，家具业、纺织业、小五金加工业都很发达，曾经是其主要的三大经济支柱。由于新建市政府的选址立向不符合该市的风水格局，家具业和纺织业迅速衰落，只剩下小五金和电子工业。广东沿海某城市，原来的经济发展曾经为人刮目相看，后来在江河的中上游造了一座破坏风水格局的大桥以后，经济开始走下坡路，到现在尚未摆脱被动局面。这样的实例比比皆是。在居民区，不少楼盘错立坐向，错立门位，对居住其中的居民的身体健康影响极大。广州花都有一个小区环境优雅，富丽堂皇，但居民入住后不到三年，连续发生多起中青年人的意外死亡事件。今天这个家庭请道士作法，明天那个家庭请和尚诵经，搞得人心惶惶。究其主要原因，是小区的总门来路设置在墓库位上，赣南杨公风水术将墓绝二宫称为“黄泉”，《玉尺经》云“少年横尸，必犯黄泉”，这样的来路就叫做“黄泉路”，此二宫开门就叫做“黄泉门”。
4、建筑尺寸脱离了以人为本的宗旨
杨公风水术，除了重视建筑的外部环境、作向、立面和平面造型外，还非常重视建筑尺寸的控制。用门公尺控制门的高宽比，用九五尺控制建筑物的长宽高。虽然古人还没有认识到次声波及其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危害性，但按照传统风水术确定的建筑尺寸，却正好可以避开次声波共振现象。现代建筑确定建筑屋的层高和尺寸比较混乱，不少建筑物的空间尺寸正好落在次声波的共振频段内，变成了“鬼屋”，对居民的身心健康危害极大。有些高楼，为了节省成本，层高不足2. 8米，甚至两米左右，这样的楼房，称其为“鸟笼”，一点也不过分，谁住在里面也不可能感到舒适。
5、新区规划与当地风水大格局相违背
杨公风水术认为，龙穴砂水的实际情况，确定了此地可行发展的有利方位和大致范围。城市新发展区，应该规划在城市的生旺之方，不应该选在死墓绝方，才能达到预期的发展目标。上海开发浦东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上海的大水口在东北方向，属“斗牛纳丁庚之气”的风水格局。丁火长生在酉，冠带在未，临官在午，帝旺在巳。浦东，实际上并不是上海的东方，而是上海的东南方，正好处在帝旺之宫位。《玉尺经》说：“财官必根于官旺”，“贪富贵则弃生朝旺”，认为财与帝旺宫是密切相关的。在形势上看，浦东来龙于西北方向，是养生龙；西南、南方、东南方都是大海，一片旺水环抱，具有发展经济的极佳风水条件。1990年初春，邓同志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提出了开发浦东、打上海这张“王牌”的全局构想。4月18日，国家正式向海内外宣布开发开放浦东。短短14年，浦东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新兴工业化国家30多年才走完的历程。浦东的沧桑巨变令世界为之惊奇。还有，首都以及一些大城市的风水现状，尚有很多值得斟酌之处，但不属于本文的重点探讨内容，在此不作具体阐述。
【我说文艺】林森：“知青”原点与时间之书 ——论韩少功长篇小说《日夜书》（上篇）
重返原点——韩少功的“知青”情结
韩少功是一个不那么会虚构的作家，即使像《爸爸爸》这样貌似荒诞、架空的作品，里头的主人公丙崽也仍是有着现实原型的。翻看韩少功的作品，无论小说还是散文随笔，都会发现一个特点，韩少功几乎可以称为某种意义上的“青春写作”，他的大多数作品，都绕不过一个词——知青。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知青生涯，犹如一个没法剔除的烙印，频繁在韩少功的作品当中出现。这一段时间的经历太特殊、太刻骨铭心，以至于从下乡的地方返城，后来又到了海南生活，其间已经过去数十年，可后来的生活极难挤进韩少功的心灵，没法成为他的写作素材。知青生涯的重要，让他对后来的生活产生某种免疫和拒绝。无论是讨论到什么话题，韩少功都往往把疑惑置放回知青岁月，让那个当年被历史裹挟的年轻的自己，进行选择和思考。和韩少功同代的“五零后”作家里，几乎很少有人会持续性地不断书写自己的青春的经历，他们的目光往往向前追溯，很多人经常会书写民国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那段历史；或者，不断把当下生活纳入视野。而韩少功几乎是恒定的，一个固定的点——上山下乡、知青——一直在他的作品当作倔强地存在。即使他有某些作品确实涉及了当下的生活，也总会在某个时刻，重返知青岁月，从那里生发出所有的思考。“韩少功在知青经验和知青视角的反复推进书写中，把一代人的生活和成长、衰老印刻进当代历史中去。”
——“知青”可以说是韩少功大部分写作的原点。无论是早期的《西望茅草地》，还是其发表于2018年的长篇《修改过程》，“知青”在韩少功这里，永动机一般，他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思考，都要从这里出发；绕了一大道弯之后，还得回到这里。也很奇怪，即使韩少功书写了那么多关于知青的文字，可他仍然没有被视为所谓的“知青写作”，更不会被看作“青春写作”，这是因为韩少功从来不是那种题材论的作家。孔见就认为韩少功的知青写作“关乎知青一代，也关乎八0后、九0后、00后。将其命名为知青文学，会局限对作品原意和作者初衷的深入理解”。知青背景，只是韩少功思考的生发点，他关注的问题，要大得多，也复杂得多。《马桥词典》当中，由下乡到马桥的“我”作为穿针引线，勾连起马桥的人物和历史；《暗示》中，那些若隐若现的人物，也都是从知青年代走来，走向当下、走出国门，在一种世界性的遭遇下，对被具象笼罩下的知识性危机展开思考。即使是在书写其每年从城市回到乡村“隐居”半年的生活经历的《山南水北》，“知青”的视角也一直都在——他在书写二十一世纪初期乡村现实的同时，下乡时的经历，一直作为回忆、作为参证的文本存在，让他的思考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可即便是有了那么多的回探，《日夜书》重返知青的经历，也不是重复，而是重新认识自己。
《日夜书》发表于《收获》2013年第2期，单行本也在2013年3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值得注意的是，韩少功生于1953年1月1日，进入2013年，恰好六十岁，恰好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在人生刚满六十之际，捧出《日夜书》，对于他个人，显得尤其有意义。可以说，《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和他早期的中短篇以及一系列思想随笔，其实都是一种公共写作，他要思考的，是一些大的、艰深的、有广泛意义的话题，可一个人总是面对这样的“沉重”，是会有倦怠感的，于是，他决定放下这些，面对自己，我们便看到了《日夜书》。他就在《日夜书》的修改版中自言：“这种文字更像是写给自己的，差不多弃权于成功与卓越，只是作者本人必要的释放和解脱。”在自己身满六十的时候，想到了一代人也大多是这个年龄，正在逐渐走出历史的舞台——现实当中的退场，也正是历史记忆的返场——他重新回溯自己文学的原点，书写那代人在当年与当下的遭遇。“在这一刻，在南方山区的僻静一角，向他们表示一份敬意，算是了结我多年来的一桩心愿。”在此时，历史和现实到底是黑白分明的日与夜，还是没法割裂连成一体的日与夜？
关于知青题材的小说并不少见，可有独特思考的，又是那么少见。我们所能见到的，多是一些自哀自怜满纸怨气的“知青故事”——好像历史把本来与他们无关的事强加到了他们身上，他们是受害者，永远那张哭哭啼啼的脸，“知青虐待了历史，因为他们总以为他们被历史所虐待”。韩少功显然不愿讲那类故事，他说：“‘表功会’和‘诉苦会’不是毫无根据，但形成模式以后，会扭曲我们对社会和人的认知。”他讲了后来成为了官员、流亡者、先锋艺术家、民营企业家……的一代人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韩少功随意出入十分自由，你甚至能从字里行间感到他写下某句话时露出的微笑。沉重的题材，被处理得十分易读。
《日夜书》在正式发表前的题目叫《后来》，格非曾建议他这个小说可以叫做《幽明录》，韩少功觉得太“文”了，不如直白些，最后换成了《日夜书》。从题目来看，“时间”无疑是小说的主题，马尔克斯式的小说开场，更是强调了时间性：“多少年后，大甲在我家落下手机，却把我家的电视遥控器揣走……”韩少功的《日夜书》显然走的是另外的路子，作者更愿意让记忆盘根错节，更愿意让语言随意萌发——很多网络语言也进入了他的叙述——这种流畅甚至“搞笑”的语言，和作者的写作心态有很大的关系：历史当然是沉重的，可我们是不是非得要沉重地叙述历史？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貌似轻松”的语调，来述说一个时代的沉重和荒诞？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或许韩少功在面对历史的沉重时，也有个人的柔软和脆弱，所以他需要用一种这么“轻松”的语言来带领自己进入一个不那么轻松的历史时间。
在《马桥词典》和《暗示》里，韩少功投入更多的，是理性、智性的思考，到了《日夜书》，感性开始强势介入，情感成了推动故事发展的一个强劲动力。他甚至也开始塑造人物了，比如说“马涛”，就是中国文学史中极为少见的人物，他身上集中了复杂的信息，他既是对社会思潮有深刻洞察力的人，也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无能无感者；他既是一个在思想方面有着极度骄傲的人，也是一个从未成功过一次的失败者；他既想引领全人类前进，又和家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势同水火……评论家刘复生也注意到了马涛这个人物：“这个当初的启蒙主义的时代英雄在新的时代清晰地暴露出他的喜剧性和悲剧性。”韩少功在《日夜书》里，释放了自己的情感、展示了自己的柔弱，他的思考当然也还在——比如说思考这一代人的历史命运——可却已经不是通过思想的直接阐述，而是通过人物的命运起伏来呈现。《日夜书》是韩少功作品里，少见的“个人化写作”，用韩少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追踪自己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包括各种隐秘的焦虑、惊讶、喜悦、屈辱、感怀，虽也有假托和虚构混迹其中，亲历性的现场记忆却是主要叙事动力。”
何谓“日与夜”？
韩少功的其他作品，在发表之后也曾有过修订，200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推出的“中国作家系列·韩少功系列”的文集一共九本，韩少功就曾在这套文集的自序中谈到他借着整理文集的机会，对自己的作品做了三方面的修订，一是恢复性的；二是解释性的；三是修补性的。但这些都是在旧作发表了多年之后的修订。《日夜书》不同，《日夜书》在《收获》2013年的发表和上海文艺出版社为一个版本，很快地，在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推出了一个繁体字版本，同时也将有韩文版推出。韩少功自言：“考虑到境外读者对中国当代史不是太熟悉，我将这部小说里的情节布局稍作调整，大体上以时间为序，减少一些跨度较大的跳跃和闪回。”这个新版本也曾在《长篇小说选刊》2013年第6期转载。文字上的增删不大，可由于不少段落的前后顺序出现了调整，阅读感受差别极大。2015年，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韩少功作品典藏系列”作品里，精装版的《日夜书》又再次作出增删、调整。多个版本的存在，使得分析《日夜书》变得比较困难，本文分析的内容，以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第一个版本为准。怎么理解题目中的“日”与“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杨庆祥认为：“可以是一个时间性的理解，但也可以看成历史的隐喻。日代表什么，代表历史的清晰理智的层面；夜代表那种非常荒谬的埋在地底的非常深层的东西。”在笔者看来，《日夜书》中，有多组概念都对应着“日”与“夜”，得一一分析。
“日”与“夜”之一：历史与现实
《日夜书》在故事的安排上，被分割成界限分明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历史的，一部分是关于当下现实的。书中人物的生命历程，也被切分成两半，一半呈现着知青时期的经历，一部分则是当下的遭遇，从故事的发展来讲，中间有数十年空白期。虽然也会有零星的字句作为串联，但整体上来讲，历史和现实显得泾渭分明。在《日夜书》里，关于知青的这一段历史，当然是残酷的，十几岁的少年被时代大潮所裹挟，抛弃了一切，就再也没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作为主人公的“我”，不过是一个初中生，甚至都没能形成对世界的完整的看法，就被时代天空上飘荡着的大词所鼓动，毅然奔向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作出决定时，“我”是有着“激情”的，还在日记里写下“你应该”“你必须”“你一定”“你将要”等词。在激情的掩盖下，人变得盲目，对下乡想得太过美好，离开城市时的豪情万丈，很快就迎来痛击——一场最简单的农活“挑泥”就把所有幻想打回原型。下乡之后，韩少功开始了对知青们日常生活的书写，有生活的、情感的、思想的……细节丰盈，“幽默”的语言之中，暗藏着时代的酸楚和悲怆。一个个真实的个体，在时代大潮中，被“命运”一次次抛起又摔下。韩少功以自己书写中极为罕见的耐心，塑造人物和记下时代印痕，有着极为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因为个人亲身经历，他没法对这段历史全然否定，犹豫不决的情绪尤其复杂。那一段历史是无情的，可青春、热血、眼泪都曾抛洒过；对比之下，眼下的生活显然更加平稳、更加应该让人珍惜，可更多的庸常和新的荒谬也出现了。正如杨庆祥在《<日夜书>的写作问题和历史观问题》中所言：“1960年代的政治狂热、知青狂热我们现在看很可笑，那我们看1990年代和当下的这种资本狂热不同样也很可笑吗？”走出当年那段历史时间的人，在数十年之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有人生活往上走，更多人则不断被迎头痛击，在新的生活里面对“永恒不变”的磨难。貌似被韩少功忽略掉中间环节的书写，并没有因为泾渭分明而非此即彼互相抵制，在韩少功眼中，历史时间和现实时间是互相撞击、交融的，从来没有被割裂过，眼下的现实，是历史的呼应和回声。
“割掉”了中间的过渡期，是因为韩少功用这两个时间呈现出的巨大落差，在互相映照中显现出历史和现实这两个形象，就像“日”与“夜”那么分明。
重返原点——韩少功的“知青”情结
韩少功是一个不那么会虚构的作家，即使像《爸爸爸》这样貌似荒诞、架空的作品，里头的主人公丙崽也仍是有着现实原型的。翻看韩少功的作品，无论小说还是散文随笔，都会发现一个特点，韩少功几乎可以称为某种意义上的“青春写作”，他的大多数作品，都绕不过一个词——知青。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知青生涯，犹如一个没法剔除的烙印，频繁在韩少功的作品当中出现。这一段时间的经历太特殊、太刻骨铭心，以至于从下乡的地方返城，后来又到了海南生活，其间已经过去数十年，可后来的生活极难挤进韩少功的心灵，没法成为他的写作素材。知青生涯的重要，让他对后来的生活产生某种免疫和拒绝。无论是讨论到什么话题，韩少功都往往把疑惑置放回知青岁月，让那个当年被历史裹挟的年轻的自己，进行选择和思考。和韩少功同代的“五零后”作家里，几乎很少有人会持续性地不断书写自己的青春的经历，他们的目光往往向前追溯，很多人经常会书写民国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那段历史；或者，不断把当下生活纳入视野。而韩少功几乎是恒定的，一个固定的点——上山下乡、知青——一直在他的作品当作倔强地存在。即使他有某些作品确实涉及了当下的生活，也总会在某个时刻，重返知青岁月，从那里生发出所有的思考。“韩少功在知青经验和知青视角的反复推进书写中，把一代人的生活和成长、衰老印刻进当代历史中去。”
——“知青”可以说是韩少功大部分写作的原点。无论是早期的《西望茅草地》，还是其发表于2018年的长篇《修改过程》，“知青”在韩少功这里，永动机一般，他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思考，都要从这里出发；绕了一大道弯之后，还得回到这里。也很奇怪，即使韩少功书写了那么多关于知青的文字，可他仍然没有被视为所谓的“知青写作”，更不会被看作“青春写作”，这是因为韩少功从来不是那种题材论的作家。孔见就认为韩少功的知青写作“关乎知青一代，也关乎八0后、九0后、00后。将其命名为知青文学，会局限对作品原意和作者初衷的深入理解”。知青背景，只是韩少功思考的生发点，他关注的问题，要大得多，也复杂得多。《马桥词典》当中，由下乡到马桥的“我”作为穿针引线，勾连起马桥的人物和历史；《暗示》中，那些若隐若现的人物，也都是从知青年代走来，走向当下、走出国门，在一种世界性的遭遇下，对被具象笼罩下的知识性危机展开思考。即使是在书写其每年从城市回到乡村“隐居”半年的生活经历的《山南水北》，“知青”的视角也一直都在——他在书写二十一世纪初期乡村现实的同时，下乡时的经历，一直作为回忆、作为参证的文本存在，让他的思考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可即便是有了那么多的回探，《日夜书》重返知青的经历，也不是重复，而是重新认识自己。
《日夜书》发表于《收获》2013年第2期，单行本也在2013年3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值得注意的是，韩少功生于1953年1月1日，进入2013年，恰好六十岁，恰好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在人生刚满六十之际，捧出《日夜书》，对于他个人，显得尤其有意义。可以说，《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和他早期的中短篇以及一系列思想随笔，其实都是一种公共写作，他要思考的，是一些大的、艰深的、有广泛意义的话题，可一个人总是面对这样的“沉重”，是会有倦怠感的，于是，他决定放下这些，面对自己，我们便看到了《日夜书》。他就在《日夜书》的修改版中自言：“这种文字更像是写给自己的，差不多弃权于成功与卓越，只是作者本人必要的释放和解脱。”在自己身满六十的时候，想到了一代人也大多是这个年龄，正在逐渐走出历史的舞台——现实当中的退场，也正是历史记忆的返场——他重新回溯自己文学的原点，书写那代人在当年与当下的遭遇。“在这一刻，在南方山区的僻静一角，向他们表示一份敬意，算是了结我多年来的一桩心愿。”在此时，历史和现实到底是黑白分明的日与夜，还是没法割裂连成一体的日与夜？
关于知青题材的小说并不少见，可有独特思考的，又是那么少见。我们所能见到的，多是一些自哀自怜满纸怨气的“知青故事”——好像历史把本来与他们无关的事强加到了他们身上，他们是受害者，永远那张哭哭啼啼的脸，“知青虐待了历史，因为他们总以为他们被历史所虐待”。韩少功显然不愿讲那类故事，他说：“‘表功会’和‘诉苦会’不是毫无根据，但形成模式以后，会扭曲我们对社会和人的认知。”他讲了后来成为了官员、流亡者、先锋艺术家、民营企业家……的一代人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韩少功随意出入十分自由，你甚至能从字里行间感到他写下某句话时露出的微笑。沉重的题材，被处理得十分易读。
《日夜书》在正式发表前的题目叫《后来》，格非曾建议他这个小说可以叫做《幽明录》，韩少功觉得太“文”了，不如直白些，最后换成了《日夜书》。从题目来看，“时间”无疑是小说的主题，马尔克斯式的小说开场，更是强调了时间性：“多少年后，大甲在我家落下手机，却把我家的电视遥控器揣走……”韩少功的《日夜书》显然走的是另外的路子，作者更愿意让记忆盘根错节，更愿意让语言随意萌发——很多网络语言也进入了他的叙述——这种流畅甚至“搞笑”的语言，和作者的写作心态有很大的关系：历史当然是沉重的，可我们是不是非得要沉重地叙述历史？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貌似轻松”的语调，来述说一个时代的沉重和荒诞？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或许韩少功在面对历史的沉重时，也有个人的柔软和脆弱，所以他需要用一种这么“轻松”的语言来带领自己进入一个不那么轻松的历史时间。
在《马桥词典》和《暗示》里，韩少功投入更多的，是理性、智性的思考，到了《日夜书》，感性开始强势介入，情感成了推动故事发展的一个强劲动力。他甚至也开始塑造人物了，比如说“马涛”，就是中国文学史中极为少见的人物，他身上集中了复杂的信息，他既是对社会思潮有深刻洞察力的人，也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无能无感者；他既是一个在思想方面有着极度骄傲的人，也是一个从未成功过一次的失败者；他既想引领全人类前进，又和家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势同水火……评论家刘复生也注意到了马涛这个人物：“这个当初的启蒙主义的时代英雄在新的时代清晰地暴露出他的喜剧性和悲剧性。”韩少功在《日夜书》里，释放了自己的情感、展示了自己的柔弱，他的思考当然也还在——比如说思考这一代人的历史命运——可却已经不是通过思想的直接阐述，而是通过人物的命运起伏来呈现。《日夜书》是韩少功作品里，少见的“个人化写作”，用韩少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追踪自己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包括各种隐秘的焦虑、惊讶、喜悦、屈辱、感怀，虽也有假托和虚构混迹其中，亲历性的现场记忆却是主要叙事动力。”
何谓“日与夜”？
韩少功的其他作品，在发表之后也曾有过修订，200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推出的“中国作家系列·韩少功系列”的文集一共九本，韩少功就曾在这套文集的自序中谈到他借着整理文集的机会，对自己的作品做了三方面的修订，一是恢复性的；二是解释性的；三是修补性的。但这些都是在旧作发表了多年之后的修订。《日夜书》不同，《日夜书》在《收获》2013年的发表和上海文艺出版社为一个版本，很快地，在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推出了一个繁体字版本，同时也将有韩文版推出。韩少功自言：“考虑到境外读者对中国当代史不是太熟悉，我将这部小说里的情节布局稍作调整，大体上以时间为序，减少一些跨度较大的跳跃和闪回。”这个新版本也曾在《长篇小说选刊》2013年第6期转载。文字上的增删不大，可由于不少段落的前后顺序出现了调整，阅读感受差别极大。2015年，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韩少功作品典藏系列”作品里，精装版的《日夜书》又再次作出增删、调整。多个版本的存在，使得分析《日夜书》变得比较困难，本文分析的内容，以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第一个版本为准。怎么理解题目中的“日”与“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杨庆祥认为：“可以是一个时间性的理解，但也可以看成历史的隐喻。日代表什么，代表历史的清晰理智的层面；夜代表那种非常荒谬的埋在地底的非常深层的东西。”在笔者看来，《日夜书》中，有多组概念都对应着“日”与“夜”，得一一分析。
“日”与“夜”之一：历史与现实
《日夜书》在故事的安排上，被分割成界限分明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历史的，一部分是关于当下现实的。书中人物的生命历程，也被切分成两半，一半呈现着知青时期的经历，一部分则是当下的遭遇，从故事的发展来讲，中间有数十年空白期。虽然也会有零星的字句作为串联，但整体上来讲，历史和现实显得泾渭分明。在《日夜书》里，关于知青的这一段历史，当然是残酷的，十几岁的少年被时代大潮所裹挟，抛弃了一切，就再也没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作为主人公的“我”，不过是一个初中生，甚至都没能形成对世界的完整的看法，就被时代天空上飘荡着的大词所鼓动，毅然奔向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作出决定时，“我”是有着“激情”的，还在日记里写下“你应该”“你必须”“你一定”“你将要”等词。在激情的掩盖下，人变得盲目，对下乡想得太过美好，离开城市时的豪情万丈，很快就迎来痛击——一场最简单的农活“挑泥”就把所有幻想打回原型。下乡之后，韩少功开始了对知青们日常生活的书写，有生活的、情感的、思想的……细节丰盈，“幽默”的语言之中，暗藏着时代的酸楚和悲怆。一个个真实的个体，在时代大潮中，被“命运”一次次抛起又摔下。韩少功以自己书写中极为罕见的耐心，塑造人物和记下时代印痕，有着极为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因为个人亲身经历，他没法对这段历史全然否定，犹豫不决的情绪尤其复杂。那一段历史是无情的，可青春、热血、眼泪都曾抛洒过；对比之下，眼下的生活显然更加平稳、更加应该让人珍惜，可更多的庸常和新的荒谬也出现了。正如杨庆祥在《<日夜书>的写作问题和历史观问题》中所言：“1960年代的政治狂热、知青狂热我们现在看很可笑，那我们看1990年代和当下的这种资本狂热不同样也很可笑吗？”走出当年那段历史时间的人，在数十年之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有人生活往上走，更多人则不断被迎头痛击，在新的生活里面对“永恒不变”的磨难。貌似被韩少功忽略掉中间环节的书写，并没有因为泾渭分明而非此即彼互相抵制，在韩少功眼中，历史时间和现实时间是互相撞击、交融的，从来没有被割裂过，眼下的现实，是历史的呼应和回声。
“割掉”了中间的过渡期，是因为韩少功用这两个时间呈现出的巨大落差，在互相映照中显现出历史和现实这两个形象，就像“日”与“夜”那么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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