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华穿山甲目前没有功能性灭绝#这个事儿，还有个问题请大家注意：
某发会多年来一直在推动海关缴获的马来穿山甲放归中国的野外。他们一方面在为野放造势，一方面还做了一些现实的布局，例如向广西林草局施压要求野放，还声称在广东成立了一个所谓“康复野化中心”。
这个事儿真要做成了，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宣布本土穿山甲功能性灭绝，又试图野放外来穿山甲，这样的腾笼换鸟之举，并不能将唤起的关注引导到中华穿山甲身上，反而可能消耗本来就不多的关注和保护资源，导致我们的中华穿山甲错失最后的保护时机。
外来的马来穿山甲能不能放，这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
▐ 马来甲在中国分布极狭窄
要讨论马来穿山甲在中国能否野放，得先理清中国的穿山甲分布。分布问题需要用经过同行评议的数据来证明，不能随手画一个圈说哪里有就是有。
什么样的数据是能够通过同行评议的数据？举个例子：某保护工作者，在云南边境某地走访，听老乡说他们抓到过一种耳朵小小的喜欢上树的穿山甲，据此判定当地有马来穿山甲，这就肯定无法通过同行评议。这种情况顶多只能算疑似。为了证明或证伪这个疑似，研究者需要在当地的野生生境中寻找穿山甲，如果确实找到了，就可以鉴定物种、测量数据，并公开发表。学界会据其证据强度而选择接受与否。
确认马来穿山甲在中国的分布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2002年，华南师范大学的吴诗宝团队在整理昆明动物研究所标本馆的穿山甲标本时，发现其中一件穿山甲皮与中华穿山甲显著不同。这张皮是1959年的研究团队从西双版纳买来的。经鉴定，这张皮属于马来穿山甲。那么，他们是否就据此论断西双版纳有马来穿山甲呢？并没有，也不能。因为“从猎人手中买到某种动物”这样的证据，只出现一次强度远远不够。猎人也可能是从别人手上获取的呀。
巧的是，2003年昆明动物所在云南西南部靠近中缅边界的区域采集到了5个活体马来穿山甲。经鉴定，它们与中华穿山甲显著不同，但身体特征与典型的马来穿山甲也有一些差异。最终数据发表成论文，为学界接受[1]。这个发现，被当作是马来穿山甲存在于中国的第一次确证。而在其他地区，都没有这样的马来穿山甲存在的报告。
如果各种物种的分布我们都需要一篇篇论文的查，那当然是很累又很麻烦。好在我们有一个很好用的工具：IUCN红色名录。编撰名录的专家，已经帮我们把查询文献确认分布边界的事儿给做了，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查询名录来参考边界。
IUCN红色名录采信的马来穿山甲的分布情况如图1，中华穿山甲的分布如图2。
可见穿山甲在中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南部[2]。结合IUCN红色名录提供的中华穿山甲分布情况，亦可见在云南的三个陆上邻国中，越南、老挝北部仅有中华穿山甲，没有马来穿山甲；马来穿山甲仅分布于缅甸北部[2、3]。由此图还可以引出一个推论：马来穿山甲不可能从越南北方扩散进广西和广东。
将马来穿山甲野放到并非原产的区域，实际上是引入了新的外来物种——引入外来物种应该慎之又慎，这是学界的共识。如果要在中国野放马来穿山甲，那应当在马来穿山甲的原产区域——也就是云南省西南部——划定一片保护区实施野放工作。
然而，划定了这样一片保护区，解决了当地的盗猎问题，什么样的马来穿山甲都能放到那里去吗？答案也是否定的。
▐ 三种不可野放
野化放归是一个科学的工作：它不能带来新的问题，也应当尽可能的保证野放个体的存活率和生活质量。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有三种不可野放马来穿山甲的情况。
第一种不可野放，是没有做来源鉴定。
马来穿山甲分布极广，其分布区域至少就能分成两个区块：东南亚的中南半岛部分和东南亚的海岛部分。目前，尚没有科学家做马来穿山甲的亚种分化研究，但鉴于岛屿带来的地理隔离是新亚种产生的重要因素，这两个区块上的马来穿山甲很可能已经产生了亚种分化，甚至有可能分化成了不止一个亚种。吴诗宝团队就曾发现，从云南西南部采集的马来穿山甲在某些参数上和其他地区的不太一样[1]。
通过非法贸易渠道进入中国的马来穿山甲，即有来自中南半岛的，也有来自苏门答腊、爪哇等海岛区域的，如果我们不做区分，全部野放到云南西南部，就有可能污染当地的马来穿山甲的基因库。在保护生物学当中，保护的基本单位是种群，而不仅仅是物种。在原有种群尚且存在的情况下，我们不应给它们“换血”，否则也会影响马来穿山甲的多样性。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中国各地都有野放大鲵的情况。随着科学的进步，科学家发现大鲵其实不是一个物种，而是至少5个物种。但曾经野放的都是养殖大鲵，和野放区域内原产的很可能不是同一个物种。这就到导致了野生大鲵种群中出现了基因污染，造成了多样性显著下降。
第二种不可野放，是未做隔离检疫。
和我们人类一样，动物当中也有传染病，但动物不会开医院，处理不了传染病。如果经非法渠道引入中国的马来穿山甲身上带有某种中国没有的病原体，我们又把它释放到了野外，那就相当于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受灾的可能不止有穿山甲，还可能会传播给别的动物，甚至人类。
基于这个原因，国家林草局在2016年发布的《陆生野生动物放归野外环境管理办法》中强调，制定放归野外方案时，要考虑疫病风险。
第三种不可野放，是未经过康复救助和野化训练。放生，绝对不能放死，这样就违背了放的初衷。
经非法渠道进入中国的活体穿山甲，大多经历了长时间的运输。甚至有的违法者为了增重，会往穿山甲的上、下消化道内灌注增重物。这都会导致穿山甲的身体受损。因此，在野放之前，必须给它们养好身体。
另外，穿山甲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它们的领域性很强，对环境的要求很高，如果强行放入新的环境，很有可能会死掉。曾有国外科学家研究过南非穿山甲，发现将其带离家域较近的一段距离后，它们的运动量会显著增加，似乎是要不管不顾的赶紧回家；而将它们带到较远区域释放之后，其死亡率显著提升。类似的情况，在亚洲穿山甲的身上也可能存在[4]。
这种情况在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中国的外来马来穿山甲身上可能会更加严重：曾有科学家调查了90年代起就随意放生马来穿山甲的几个区域，发现无一建立了野外种群[4]，这说明这些可怜的家伙即使回到了野外没有死，也都处于苟活的状态。因此，我们不能看着放生的马来穿山甲在野外活了几天，就认为野放没有问题了。
所以，在野放来的马来穿山甲之前，应当确认它们的身体状况足够良好，并进行一些野化训练，甚至辅以一些软放归的技术，让它们足够适应了保护地的环境再彻底野放。
▐ 中国穿山甲的保护重点依旧是中华甲
中国有三种穿山甲：中华穿山甲、马来穿山甲和印度穿山甲。
中国的印度穿山甲分布记录一直有争议。即使真的有，也比马来穿山甲更罕见，分布地区更狭小、偏远。中国的马来穿山甲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南部，那一点点地方，和马来穿山甲在全世界的分布范围比，或者和中华穿山甲的分布范围比，都可以忽略不计。
中华穿山甲的生存状况远没有某会说的那么不可救药，远没有到无法拯救的地步。但它们也处于生存或灭亡的紧要关头，保护工作进一步，就有能保下来；退一步，我们真可能要和它们说再见。而马来穿山甲的现状，远没有中华穿山甲那么危急，在国外，有好几个国家、组织在做马来穿山甲的保护。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中国应当把中华穿山甲保护的重要性放在别的穿山甲之上。
正在看这篇文章的你，请告诉你的朋友：
1 大陆的中华穿山甲没有灭绝！
2 它们需要我们的拯救，就是现在。
参考文献：
1 吴诗宝,王应祥,冯庆;中国兽类一新纪录——爪哇穿山甲[J];动物分类学报;2005年02期。
2 Challender, D., Nguyen Van, T., Shepherd, C., Krishnasamy, K., Wang, A., Lee, B., Panjang, E., Fletcher, L., Heng, S., Seah Han Ming, J., Olsson, A., Nguyen The Truong, A., Nguyen Van, Q. & Chung, Y. 2014. Manis javanica. Th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2014: e.T12763A45222303.
3 Challender, D., Baillie, J., Ades, G., Kaspal, P., Chan, B., Khatiwada, A., Xu, L., Chin, S., KC, R., Nash, H. & Hsieh, H. 2014. Manis pentadactyla. Th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2014: e.T12764A45222544.
4 吴诗宝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穿山甲保护生物学研究。
某发会多年来一直在推动海关缴获的马来穿山甲放归中国的野外。他们一方面在为野放造势，一方面还做了一些现实的布局，例如向广西林草局施压要求野放，还声称在广东成立了一个所谓“康复野化中心”。
这个事儿真要做成了，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宣布本土穿山甲功能性灭绝，又试图野放外来穿山甲，这样的腾笼换鸟之举，并不能将唤起的关注引导到中华穿山甲身上，反而可能消耗本来就不多的关注和保护资源，导致我们的中华穿山甲错失最后的保护时机。
外来的马来穿山甲能不能放，这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
▐ 马来甲在中国分布极狭窄
要讨论马来穿山甲在中国能否野放，得先理清中国的穿山甲分布。分布问题需要用经过同行评议的数据来证明，不能随手画一个圈说哪里有就是有。
什么样的数据是能够通过同行评议的数据？举个例子：某保护工作者，在云南边境某地走访，听老乡说他们抓到过一种耳朵小小的喜欢上树的穿山甲，据此判定当地有马来穿山甲，这就肯定无法通过同行评议。这种情况顶多只能算疑似。为了证明或证伪这个疑似，研究者需要在当地的野生生境中寻找穿山甲，如果确实找到了，就可以鉴定物种、测量数据，并公开发表。学界会据其证据强度而选择接受与否。
确认马来穿山甲在中国的分布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2002年，华南师范大学的吴诗宝团队在整理昆明动物研究所标本馆的穿山甲标本时，发现其中一件穿山甲皮与中华穿山甲显著不同。这张皮是1959年的研究团队从西双版纳买来的。经鉴定，这张皮属于马来穿山甲。那么，他们是否就据此论断西双版纳有马来穿山甲呢？并没有，也不能。因为“从猎人手中买到某种动物”这样的证据，只出现一次强度远远不够。猎人也可能是从别人手上获取的呀。
巧的是，2003年昆明动物所在云南西南部靠近中缅边界的区域采集到了5个活体马来穿山甲。经鉴定，它们与中华穿山甲显著不同，但身体特征与典型的马来穿山甲也有一些差异。最终数据发表成论文，为学界接受[1]。这个发现，被当作是马来穿山甲存在于中国的第一次确证。而在其他地区，都没有这样的马来穿山甲存在的报告。
如果各种物种的分布我们都需要一篇篇论文的查，那当然是很累又很麻烦。好在我们有一个很好用的工具：IUCN红色名录。编撰名录的专家，已经帮我们把查询文献确认分布边界的事儿给做了，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查询名录来参考边界。
IUCN红色名录采信的马来穿山甲的分布情况如图1，中华穿山甲的分布如图2。
可见穿山甲在中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南部[2]。结合IUCN红色名录提供的中华穿山甲分布情况，亦可见在云南的三个陆上邻国中，越南、老挝北部仅有中华穿山甲，没有马来穿山甲；马来穿山甲仅分布于缅甸北部[2、3]。由此图还可以引出一个推论：马来穿山甲不可能从越南北方扩散进广西和广东。
将马来穿山甲野放到并非原产的区域，实际上是引入了新的外来物种——引入外来物种应该慎之又慎，这是学界的共识。如果要在中国野放马来穿山甲，那应当在马来穿山甲的原产区域——也就是云南省西南部——划定一片保护区实施野放工作。
然而，划定了这样一片保护区，解决了当地的盗猎问题，什么样的马来穿山甲都能放到那里去吗？答案也是否定的。
▐ 三种不可野放
野化放归是一个科学的工作：它不能带来新的问题，也应当尽可能的保证野放个体的存活率和生活质量。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有三种不可野放马来穿山甲的情况。
第一种不可野放，是没有做来源鉴定。
马来穿山甲分布极广，其分布区域至少就能分成两个区块：东南亚的中南半岛部分和东南亚的海岛部分。目前，尚没有科学家做马来穿山甲的亚种分化研究，但鉴于岛屿带来的地理隔离是新亚种产生的重要因素，这两个区块上的马来穿山甲很可能已经产生了亚种分化，甚至有可能分化成了不止一个亚种。吴诗宝团队就曾发现，从云南西南部采集的马来穿山甲在某些参数上和其他地区的不太一样[1]。
通过非法贸易渠道进入中国的马来穿山甲，即有来自中南半岛的，也有来自苏门答腊、爪哇等海岛区域的，如果我们不做区分，全部野放到云南西南部，就有可能污染当地的马来穿山甲的基因库。在保护生物学当中，保护的基本单位是种群，而不仅仅是物种。在原有种群尚且存在的情况下，我们不应给它们“换血”，否则也会影响马来穿山甲的多样性。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中国各地都有野放大鲵的情况。随着科学的进步，科学家发现大鲵其实不是一个物种，而是至少5个物种。但曾经野放的都是养殖大鲵，和野放区域内原产的很可能不是同一个物种。这就到导致了野生大鲵种群中出现了基因污染，造成了多样性显著下降。
第二种不可野放，是未做隔离检疫。
和我们人类一样，动物当中也有传染病，但动物不会开医院，处理不了传染病。如果经非法渠道引入中国的马来穿山甲身上带有某种中国没有的病原体，我们又把它释放到了野外，那就相当于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受灾的可能不止有穿山甲，还可能会传播给别的动物，甚至人类。
基于这个原因，国家林草局在2016年发布的《陆生野生动物放归野外环境管理办法》中强调，制定放归野外方案时，要考虑疫病风险。
第三种不可野放，是未经过康复救助和野化训练。放生，绝对不能放死，这样就违背了放的初衷。
经非法渠道进入中国的活体穿山甲，大多经历了长时间的运输。甚至有的违法者为了增重，会往穿山甲的上、下消化道内灌注增重物。这都会导致穿山甲的身体受损。因此，在野放之前，必须给它们养好身体。
另外，穿山甲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它们的领域性很强，对环境的要求很高，如果强行放入新的环境，很有可能会死掉。曾有国外科学家研究过南非穿山甲，发现将其带离家域较近的一段距离后，它们的运动量会显著增加，似乎是要不管不顾的赶紧回家；而将它们带到较远区域释放之后，其死亡率显著提升。类似的情况，在亚洲穿山甲的身上也可能存在[4]。
这种情况在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中国的外来马来穿山甲身上可能会更加严重：曾有科学家调查了90年代起就随意放生马来穿山甲的几个区域，发现无一建立了野外种群[4]，这说明这些可怜的家伙即使回到了野外没有死，也都处于苟活的状态。因此，我们不能看着放生的马来穿山甲在野外活了几天，就认为野放没有问题了。
所以，在野放来的马来穿山甲之前，应当确认它们的身体状况足够良好，并进行一些野化训练，甚至辅以一些软放归的技术，让它们足够适应了保护地的环境再彻底野放。
▐ 中国穿山甲的保护重点依旧是中华甲
中国有三种穿山甲：中华穿山甲、马来穿山甲和印度穿山甲。
中国的印度穿山甲分布记录一直有争议。即使真的有，也比马来穿山甲更罕见，分布地区更狭小、偏远。中国的马来穿山甲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南部，那一点点地方，和马来穿山甲在全世界的分布范围比，或者和中华穿山甲的分布范围比，都可以忽略不计。
中华穿山甲的生存状况远没有某会说的那么不可救药，远没有到无法拯救的地步。但它们也处于生存或灭亡的紧要关头，保护工作进一步，就有能保下来；退一步，我们真可能要和它们说再见。而马来穿山甲的现状，远没有中华穿山甲那么危急，在国外，有好几个国家、组织在做马来穿山甲的保护。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中国应当把中华穿山甲保护的重要性放在别的穿山甲之上。
正在看这篇文章的你，请告诉你的朋友：
1 大陆的中华穿山甲没有灭绝！
2 它们需要我们的拯救，就是现在。
参考文献：
1 吴诗宝,王应祥,冯庆;中国兽类一新纪录——爪哇穿山甲[J];动物分类学报;2005年02期。
2 Challender, D., Nguyen Van, T., Shepherd, C., Krishnasamy, K., Wang, A., Lee, B., Panjang, E., Fletcher, L., Heng, S., Seah Han Ming, J., Olsson, A., Nguyen The Truong, A., Nguyen Van, Q. & Chung, Y. 2014. Manis javanica. Th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2014: e.T12763A45222303.
3 Challender, D., Baillie, J., Ades, G., Kaspal, P., Chan, B., Khatiwada, A., Xu, L., Chin, S., KC, R., Nash, H. & Hsieh, H. 2014. Manis pentadactyla. Th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2014: e.T12764A45222544.
4 吴诗宝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穿山甲保护生物学研究。
【诗画德兴】话说德兴银山银矿遗址的价值#德兴# 话说德兴银山银矿遗址的价值
银山银矿遗址，位于德兴市银城街道天门山居委会南山坞至马脑坞一带。遗址总面积约2.14平方公里。采矿区有矿洞、巷道194处，另有大型露采坑、槽坑和大量废石堆积，地下开采深度达侵蚀基准面100米以下。国内外矿冶考古专家认为，银山采矿盛期为唐宋，它是目前中国开采时间最早、矿山规模最大、采冶技术最为先进的一处大型银矿遗址。采矿区保护范围：东至银城与苗圃山脊分水岭，南至南山坞正湾南面山脊，西至银山矿区北面山脚，北至马脑坞山脚。建设控制地带：遗址保护范围周围外延50米。2008年12月银山银矿遗址载入国家文物局编纂的文物普查专辑《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2013年5月3日，国务院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银山银矿遗址列入。
图片
银山银矿遗址点多面广，矿井形式丰富。有横井、竖井、斜井、盲井等，采矿区与冶炼区齐全，矿渣堆积丰富。保存的矿冶遗迹宏伟壮观，地形地貌原始古朴。银山银矿遗址对研究我国银矿的开采与冶炼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
01
历史价值
银山古银矿是唐宋时期的一座大型银矿山，是唐宋时期中国白银生产的重要基地。银山古银矿在此期间的白银产量史书记载颇多。《文献通考》卷十八记载：“贞观初，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太平寰宇记》卷一○七记载：“总章二年（609），邑人邓远上列取银之利。上元二年（675）因置场监，令百姓任便采取，官司什二税之，其场即以邓公为名。”夏湘蓉、李仲钧、王根元编写的《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一书中评述：“岁产量就有十余万两之多。银山银矿的税率，有百分之七和百分之二十两种不同的记载。如按百分之七计算，元和初岁产银应为十七万两。又如包括德兴银山的十余万两在内，那么，饶州银山的年产量约占当时全国银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九。”《太平广记》卷104《银山老人条》引《报应记》云：“采户逾万，并是草屋，延和中（712年）火发，万室皆尽。”据路甬祥主编的《中国古代金属矿和煤矿开采工程技术史》考证，《太平广记》中的“银山老人”乃饶州银山老人，即德兴一带。这里是唐代银产量最大的银矿区，民间的开采者竟达万户以上，足见当时民间采矿的兴盛和开采大势。《唐六典》卷20记：右藏署，“掌握邦国宝货之事”。列举唐产银地“饶、道、宜、永、安南、邕等州”，以饶州为首，则饶州首推银山。北宋至道三年（997），邓公场课银14.5万两。天禧五年（1021），以银山为主要产地的德兴县产银达88.3万两，为全国之首。北宋初期至天禧五年，银场有三监、三务、五十一场，饶州德兴邓公场位列诸矿之冠。正因为德兴采银业如此兴旺，到太平兴国元年特在德兴设市银院。综上所述，从唐代中期至北宋早期银山银矿一直是中国第一大银矿，引领风骚长达三百余年。
02
科学价值
唐宋时期的德兴银山银矿遗存表明，这是一座大型矿山，其规模和采矿冶炼技术均代表当时国内先进水平，在中国矿冶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银山银矿具有当时的先进采冶水平，矿山开拓规模大，地下开拓系统乃至矿山整体布局科学合理。所谓开拓范围大，包括矿山规模大、露采规模大、地下井深大三个方面。
矿山规模大：《太平广记》载：“饶州银山，采户逾万”，矿山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元和郡县图志》言，银山每岁出银十余万两，收税山银千两。据历史数据统计，银山矿产出的白银相当元和时全国银产量的59%，宣宗时总额的28%。由此可见，银山矿作为唐王朝第一大银矿，其经济和政治地位举足轻重。
露采规模大：民国27年，江西省地质调查所地质学者夏湘蓉、刘辉泗来德兴调查地质和矿产资源，并依据调查所得编撰《德兴县矿产志》（载《江西地质调查所地质汇刊第3号》）。该志载述：“银山山高约130-150公尺，峰岗错出。其间古时之废井，虽历千年仍有遗迹可考，而废石沿山坡堆积，延长约二里，高达百公尺，犹可藉以推想昔日工程之伟大。银井位于县城东约半里，井旁为古时冶银处（昔称邓公场），炼渣堆积如山，遥望之一片黑色，面积约计达一方里以上。”银山采掘之历史，亘四百余年，产量之丰，可以想见。矿产志介绍了古银山银矿的露天开采情况：“银山在西南里许山坝上，有一狭长深沟，沿山坡直上，走向约为东西，因无路可通，未至近前观察，但其为古人沿矿脉露头作露天开掘之遗迹。”夏、刘两位地质学者认为，“银山之银矿，就矿山遗迹及历史记载考之，其藏量丰富，殊无足疑，第因采掘历史悠久，地面易采部分，殊已告罄。”卢本珊在《中国古代金属矿和煤矿开采工程技术史》一书中述及上世纪70年代所见银山古银矿遗存：“江西德兴银山高约130-150米，矿床为低温热液，矿体多呈扁豆体，薄者2米，厚达20米，充填于千枚岩中并交代变质古火山岩，规模大，含银量特富，矿体上部出露地表，因而被古人充分进行露天开采。露采位于银山西南山坡上，沿矿脉由低向高向山坡直上，开凿一狭长的凹陷露天采场，走向为东西。”近年，市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对银山古银矿遗存进行考察调查。考察调查所见，遗存在南山坞的1、2号塌陷区，其上部应是古代二大露采坑，其底部则是古代地下采场，由于地下被采空，故形成大塌陷坑。全封闭的露采坑大多呈椭圆形，长径约500米、短径约300米，这种露采坑矿体处于山脊中部。还有一种是矿体处于山坡，往往形成单壁壑沟式山坡露天矿。在仙人架板、十八脚均有这种垫堑沟式露采探槽，长120-100米，宽9-12米，深5-13米。
地下井深大：银山古银矿的地下开采距地表深达30-40米，采用竖井和平巷、斜巷联合开拓。井巷采场位于矿体内部，采掘方向沿矿体走向。当井巷开拓到纵深处时，往往形成地下主采场，高度一般都有3-8米，采场面积有的达50平方米以上。井巷和采场设计施工都在矿体内。采空区的布局方法采用宝塔形，即几个叠压的采空区，上面比下面大，在平面投影上，由西北往东南方向错位布置，避免完全重叠，形成下层采场的围岩成为上层采场的矿柱，其布局反映了唐宋工匠对于地下管理的认识处于一个很高水平。这样设计，有利于地下开拓规模进一步扩大，使地下回采工艺达到了新的水平。竖井有大中小型之别，大井筒直径达3米，深度达30-40米不等，井底两对壁有巷道延伸至地下深部采矿。
科学布局的地下开拓系统是古银山矿先进技术水平的体现。古银山矿的地下开拓方法灵活多样，适应了矿体地质构造，符合安全开采的要求。地下开拓系统主要是平巷、斜巷沿矿体走向开拓，常常在巷道的尽头开拓采场。为追踪富矿，往往根据矿脉走向，采用树枝状不规则矿洞挖取富矿，扩大采掘面。还有一种方法是当平巷或斜巷向前掘进一段后，开掘大的地下采场，采取留柱空场法，即房柱法采矿，以此最大限度地开采富矿带，并保证采空区的稳定性。
银山矿的布局及其设计思想在当时是先进的。矿山的平面布置结合了地形、地质条件和生产工艺要求，做到有利生产。古代矿山工业场地包括井架、井口棚、筛分场、选矿场、贮矿场、废石场以及工具制造场。当时矿工使用的瓷陶器有罐、壶、碗、灯等，主要是饮食器，大多在矿洞前废石堆内发现。同时还发现兽骨，竹火签头、木炭等，说明当时矿工大多数时间在作业区野外露餐。另外，从采集到的唐代青瓷器残件和宋代青白瓷残件的分布点判断，似乎可以看到唐宋时期矿区分布规律：唐代采区主要在银城洎水河沿的低山处，即南山坞一带；宋代矿区主要分布在路途更远的山腰中段以上。露采坑，唐代选择围岩含砂石土的封闭式椭圆形大坑。宋代则改为剥离比更少，含富矿的全裸露坚硬岩石矿，多采用长达百余米的探槽法。
银井
古代冶银场集中于矿山西北角的铁石山，冶炼场一带分布有水井群。宋太平兴国元年（976）设立的市银院即官府收购银矿石或银锭，核收银山税的专门机构也设于此。从《德兴县志》有关银城的古代城廓图看，旧时的官署机构，以及书院、寺庙、塔等城市地标性的建筑都在铁石山冶炼场一带。虽是明清建筑，但仍是历史传承地。后人为纪念邓公场创办者邓远而兴建的邓公祠在铁石山，北宋江南名楼聚远楼旧址亦在这一带。银山古银矿的开发，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德兴县城以银城为名就是最好的诠释。
03
社会价值
银山古银矿遗存是中国迄今所见保存矿山历史风貌和矿业遗迹最为丰富、规模最大、年代最为久远的银矿业遗存。银山古银矿规模不仅在国内首屈一指，在世界现存的银矿山中也是少见的。
在此，我们不妨将古银山矿及其遗存与欧州、亚州的著名古银矿及其遗存作一比较，看看银山古银矿及其遗存在世界银采冶业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银山矿的始采年代约公元616年，时值盛唐时代。以采矿、冶炼为主，采用民采官收，官方监管制度。矿冶技术为露采和地下开采相结合，灰吹法炼银。生产环境与城镇关联，人文传说丰富，传说有神鹿。银山古银矿为唐代至北宋前期中国最大的银矿。值得一提的是，银山银矿至今还在正常生产。银山银采冶遗址是当今国内历史风貌和采冶遗迹最为丰富完整，规模最大、年代最为久远的古银采业遗存。德国的格拉斯拉尔银矿，始采于德意志王公时代（约公元968年），为御用矿山。今银矿周边存有古城和古今采银遗迹，环境与古城关联，传说有神马。格拉斯拉尔银矿遗址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亚州的日本石见银矿，始采于江户时代（约公元1564年），遗存有古城和开采冶炼遗迹。使用灰吹法炼银，矿山属海岛矿山。石见银矿遗址近年亦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国内其它古银矿遗址，大多为明代遗存，少数为宋代遗存，规模和历史风貌的丰富和完整等方面均不及银山古银矿遗址。综上所述，银山古银矿是目前国内，乃至世界上已知的开采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银矿之一；银山古银矿遗址是国内外罕见的古银采业遗存，是人类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
银山银矿遗址，位于德兴市银城街道天门山居委会南山坞至马脑坞一带。遗址总面积约2.14平方公里。采矿区有矿洞、巷道194处，另有大型露采坑、槽坑和大量废石堆积，地下开采深度达侵蚀基准面100米以下。国内外矿冶考古专家认为，银山采矿盛期为唐宋，它是目前中国开采时间最早、矿山规模最大、采冶技术最为先进的一处大型银矿遗址。采矿区保护范围：东至银城与苗圃山脊分水岭，南至南山坞正湾南面山脊，西至银山矿区北面山脚，北至马脑坞山脚。建设控制地带：遗址保护范围周围外延50米。2008年12月银山银矿遗址载入国家文物局编纂的文物普查专辑《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2013年5月3日，国务院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银山银矿遗址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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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山银矿遗址点多面广，矿井形式丰富。有横井、竖井、斜井、盲井等，采矿区与冶炼区齐全，矿渣堆积丰富。保存的矿冶遗迹宏伟壮观，地形地貌原始古朴。银山银矿遗址对研究我国银矿的开采与冶炼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
01
历史价值
银山古银矿是唐宋时期的一座大型银矿山，是唐宋时期中国白银生产的重要基地。银山古银矿在此期间的白银产量史书记载颇多。《文献通考》卷十八记载：“贞观初，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太平寰宇记》卷一○七记载：“总章二年（609），邑人邓远上列取银之利。上元二年（675）因置场监，令百姓任便采取，官司什二税之，其场即以邓公为名。”夏湘蓉、李仲钧、王根元编写的《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一书中评述：“岁产量就有十余万两之多。银山银矿的税率，有百分之七和百分之二十两种不同的记载。如按百分之七计算，元和初岁产银应为十七万两。又如包括德兴银山的十余万两在内，那么，饶州银山的年产量约占当时全国银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九。”《太平广记》卷104《银山老人条》引《报应记》云：“采户逾万，并是草屋，延和中（712年）火发，万室皆尽。”据路甬祥主编的《中国古代金属矿和煤矿开采工程技术史》考证，《太平广记》中的“银山老人”乃饶州银山老人，即德兴一带。这里是唐代银产量最大的银矿区，民间的开采者竟达万户以上，足见当时民间采矿的兴盛和开采大势。《唐六典》卷20记：右藏署，“掌握邦国宝货之事”。列举唐产银地“饶、道、宜、永、安南、邕等州”，以饶州为首，则饶州首推银山。北宋至道三年（997），邓公场课银14.5万两。天禧五年（1021），以银山为主要产地的德兴县产银达88.3万两，为全国之首。北宋初期至天禧五年，银场有三监、三务、五十一场，饶州德兴邓公场位列诸矿之冠。正因为德兴采银业如此兴旺，到太平兴国元年特在德兴设市银院。综上所述，从唐代中期至北宋早期银山银矿一直是中国第一大银矿，引领风骚长达三百余年。
02
科学价值
唐宋时期的德兴银山银矿遗存表明，这是一座大型矿山，其规模和采矿冶炼技术均代表当时国内先进水平，在中国矿冶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银山银矿具有当时的先进采冶水平，矿山开拓规模大，地下开拓系统乃至矿山整体布局科学合理。所谓开拓范围大，包括矿山规模大、露采规模大、地下井深大三个方面。
矿山规模大：《太平广记》载：“饶州银山，采户逾万”，矿山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元和郡县图志》言，银山每岁出银十余万两，收税山银千两。据历史数据统计，银山矿产出的白银相当元和时全国银产量的59%，宣宗时总额的28%。由此可见，银山矿作为唐王朝第一大银矿，其经济和政治地位举足轻重。
露采规模大：民国27年，江西省地质调查所地质学者夏湘蓉、刘辉泗来德兴调查地质和矿产资源，并依据调查所得编撰《德兴县矿产志》（载《江西地质调查所地质汇刊第3号》）。该志载述：“银山山高约130-150公尺，峰岗错出。其间古时之废井，虽历千年仍有遗迹可考，而废石沿山坡堆积，延长约二里，高达百公尺，犹可藉以推想昔日工程之伟大。银井位于县城东约半里，井旁为古时冶银处（昔称邓公场），炼渣堆积如山，遥望之一片黑色，面积约计达一方里以上。”银山采掘之历史，亘四百余年，产量之丰，可以想见。矿产志介绍了古银山银矿的露天开采情况：“银山在西南里许山坝上，有一狭长深沟，沿山坡直上，走向约为东西，因无路可通，未至近前观察，但其为古人沿矿脉露头作露天开掘之遗迹。”夏、刘两位地质学者认为，“银山之银矿，就矿山遗迹及历史记载考之，其藏量丰富，殊无足疑，第因采掘历史悠久，地面易采部分，殊已告罄。”卢本珊在《中国古代金属矿和煤矿开采工程技术史》一书中述及上世纪70年代所见银山古银矿遗存：“江西德兴银山高约130-150米，矿床为低温热液，矿体多呈扁豆体，薄者2米，厚达20米，充填于千枚岩中并交代变质古火山岩，规模大，含银量特富，矿体上部出露地表，因而被古人充分进行露天开采。露采位于银山西南山坡上，沿矿脉由低向高向山坡直上，开凿一狭长的凹陷露天采场，走向为东西。”近年，市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对银山古银矿遗存进行考察调查。考察调查所见，遗存在南山坞的1、2号塌陷区，其上部应是古代二大露采坑，其底部则是古代地下采场，由于地下被采空，故形成大塌陷坑。全封闭的露采坑大多呈椭圆形，长径约500米、短径约300米，这种露采坑矿体处于山脊中部。还有一种是矿体处于山坡，往往形成单壁壑沟式山坡露天矿。在仙人架板、十八脚均有这种垫堑沟式露采探槽，长120-100米，宽9-12米，深5-13米。
地下井深大：银山古银矿的地下开采距地表深达30-40米，采用竖井和平巷、斜巷联合开拓。井巷采场位于矿体内部，采掘方向沿矿体走向。当井巷开拓到纵深处时，往往形成地下主采场，高度一般都有3-8米，采场面积有的达50平方米以上。井巷和采场设计施工都在矿体内。采空区的布局方法采用宝塔形，即几个叠压的采空区，上面比下面大，在平面投影上，由西北往东南方向错位布置，避免完全重叠，形成下层采场的围岩成为上层采场的矿柱，其布局反映了唐宋工匠对于地下管理的认识处于一个很高水平。这样设计，有利于地下开拓规模进一步扩大，使地下回采工艺达到了新的水平。竖井有大中小型之别，大井筒直径达3米，深度达30-40米不等，井底两对壁有巷道延伸至地下深部采矿。
科学布局的地下开拓系统是古银山矿先进技术水平的体现。古银山矿的地下开拓方法灵活多样，适应了矿体地质构造，符合安全开采的要求。地下开拓系统主要是平巷、斜巷沿矿体走向开拓，常常在巷道的尽头开拓采场。为追踪富矿，往往根据矿脉走向，采用树枝状不规则矿洞挖取富矿，扩大采掘面。还有一种方法是当平巷或斜巷向前掘进一段后，开掘大的地下采场，采取留柱空场法，即房柱法采矿，以此最大限度地开采富矿带，并保证采空区的稳定性。
银山矿的布局及其设计思想在当时是先进的。矿山的平面布置结合了地形、地质条件和生产工艺要求，做到有利生产。古代矿山工业场地包括井架、井口棚、筛分场、选矿场、贮矿场、废石场以及工具制造场。当时矿工使用的瓷陶器有罐、壶、碗、灯等，主要是饮食器，大多在矿洞前废石堆内发现。同时还发现兽骨，竹火签头、木炭等，说明当时矿工大多数时间在作业区野外露餐。另外，从采集到的唐代青瓷器残件和宋代青白瓷残件的分布点判断，似乎可以看到唐宋时期矿区分布规律：唐代采区主要在银城洎水河沿的低山处，即南山坞一带；宋代矿区主要分布在路途更远的山腰中段以上。露采坑，唐代选择围岩含砂石土的封闭式椭圆形大坑。宋代则改为剥离比更少，含富矿的全裸露坚硬岩石矿，多采用长达百余米的探槽法。
银井
古代冶银场集中于矿山西北角的铁石山，冶炼场一带分布有水井群。宋太平兴国元年（976）设立的市银院即官府收购银矿石或银锭，核收银山税的专门机构也设于此。从《德兴县志》有关银城的古代城廓图看，旧时的官署机构，以及书院、寺庙、塔等城市地标性的建筑都在铁石山冶炼场一带。虽是明清建筑，但仍是历史传承地。后人为纪念邓公场创办者邓远而兴建的邓公祠在铁石山，北宋江南名楼聚远楼旧址亦在这一带。银山古银矿的开发，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德兴县城以银城为名就是最好的诠释。
03
社会价值
银山古银矿遗存是中国迄今所见保存矿山历史风貌和矿业遗迹最为丰富、规模最大、年代最为久远的银矿业遗存。银山古银矿规模不仅在国内首屈一指，在世界现存的银矿山中也是少见的。
在此，我们不妨将古银山矿及其遗存与欧州、亚州的著名古银矿及其遗存作一比较，看看银山古银矿及其遗存在世界银采冶业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银山矿的始采年代约公元616年，时值盛唐时代。以采矿、冶炼为主，采用民采官收，官方监管制度。矿冶技术为露采和地下开采相结合，灰吹法炼银。生产环境与城镇关联，人文传说丰富，传说有神鹿。银山古银矿为唐代至北宋前期中国最大的银矿。值得一提的是，银山银矿至今还在正常生产。银山银采冶遗址是当今国内历史风貌和采冶遗迹最为丰富完整，规模最大、年代最为久远的古银采业遗存。德国的格拉斯拉尔银矿，始采于德意志王公时代（约公元968年），为御用矿山。今银矿周边存有古城和古今采银遗迹，环境与古城关联，传说有神马。格拉斯拉尔银矿遗址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亚州的日本石见银矿，始采于江户时代（约公元1564年），遗存有古城和开采冶炼遗迹。使用灰吹法炼银，矿山属海岛矿山。石见银矿遗址近年亦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国内其它古银矿遗址，大多为明代遗存，少数为宋代遗存，规模和历史风貌的丰富和完整等方面均不及银山古银矿遗址。综上所述，银山古银矿是目前国内，乃至世界上已知的开采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银矿之一；银山古银矿遗址是国内外罕见的古银采业遗存，是人类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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