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到了中晚期，大洋航运开通，中国从国际贸易获得了白银，江南华南地区十分富裕，而明朝政府为何如此穷困？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明朝这样困局，其实对明朝了解的朋友就很好理解，明朝虽然南方比较富裕，但北方却未能分润，因为南方手工艺商品的原料：比如棉帛，陶土、铁材、茶叶，都是有南方供应，南方因为工商业发达，都需要粮食。也是由长江及珠江流域生产；所以北方没有因为南方的经济发展而沾到一点好处。其次，明代的赋税的税基本是农业，而且以田赋为主，为了征税方便，又常常摊丁入亩。而王公贵族以及缙绅，均有免税的特权，就连它们的家丁也常常因为关系而逃税。于是田府及家中的税均由自耕农负担。明朝南方很多富商家里储银和粮的，他们本来可以负担国用的相当部分，却因为明朝的税制，导致税负贫富不均，南北不均。如果你是崇祯，会怎么改革，才能把经济搞上去？由南救北，也就是北方可以免税，南方可以加税。大家觉得这个方法可行吗？#明朝##历史##历史冷知识#

富庶大宋三百年，农民起义439次。怎样做到的？

#超红带你涨知识# 大宋农民不敢有钱。说起这类看上去无比奇葩，细品却发人深思的历史，就得先说说大宋的农民。

地盘少且常挨打的宋朝，一个亮眼的标牌就是“富”。历史票友们就常有“富宋”的叫法，近代一些读史读到深情的“文化名流”们，还发出过“宋朝自耕农相当于欧洲贵族”的神言论。不过倘若叫北宋的农民听到这“神论”，百分百得吓得腿软：别！俺们可不敢有钱。

这“不敢有钱”，可不是大宋的农民谦虚，单在北宋的一个半世纪里，那就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以北宋名相韩琦的叹息说，只要稍微有点钱的北宋农民，为了表示自己“不敢有钱”，那简直各种拼——有的张罗着让孀母改嫁，有的手忙脚乱和亲族分居，就为了把家里的田产分割出去。实在分割不出去的财产，甚至还会白送给亲朋。为啥这么想不开？敢有钱？让你当“衙前”。

衙前，北宋的差役名称，主管仓库以及赋税催征，理论上都由乡下的富户充任。这么个看上去高大上的身份，为何人见人躲？“不遏兼并”的大宋，农村差役空前沉重，物资输送等劳役年年频繁，摊到农村里，基本就由当地“衙前”来操持。相关的费用都是衙前垫付，一旦催不上赋税，或是官物有毁坏，统统都要衙前赔，十足的苦差事。

这么个苦差事，真正有权有势的富人，当然不会干，所以稍有点钱的苦农民，就成了官府眼中的背锅侠，只要你家多种了几亩地，立刻就被官府扣上“衙前”身份，出工出力的苦差役，全甩衙前身上，不折腾个倾家荡产不罢休。如此操作，大宋的农民，谁还敢勤劳致富？就连年轻时的司马光都叹息说：许多衙前干了一年，就扔下家产跑路，好些农村的人口，都只剩了空名，留下来的人，也是不敢“多种一桑，多置一牛”。

了解了这个，也不难理解，为何王安石变法，特别是其中“罢衙前”的免役法，会让老百姓“民皆欣幸”，更会遭到举国士绅的反对——动了奶酪啊。

当然更不难理解，为何“富裕”的大宋，三个世纪里会有439次农民起义，就是被这奇葩的“背锅侠”制度刺激的。#历史老照片#

读书分享：王莽推行王田制是因为自己是“穿越者”？
西汉中后期，豪强地主势力不断膨胀，大量自耕农丧失土地，沦为豪强地主的佃户、部曲、家丁，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日益减少，税收来源也随之而迅速减少。为了遏制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西汉政府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王莽改制应运而生。很久以来，很多哗众取宠的历史学者喜欢将王莽试图推行的土地国有，废除农奴制，禁止奴隶买卖等政策视为“社会主义者”，调侃王莽是从20世纪穿越回了西汉王朝。显然，王莽改制与其说是同情农民，不如说是为了保证西汉政府日益减少的财政收入和劳役来源，这是西汉中央政府与地方豪强的最后一次对决。这场对决的结果是王莽彻底的失败了，也彻底的孤立了，对他充满期待，希望在改制中能改变困境的百姓大失所望，曾经支持他的王公贵族也站到了敌对一方。是“穿越者”的改革太激进？还是“社会主义改革”不适合西汉王朝？玩笑终归是玩笑，千万不要当真。实际上王莽改制的大部分措施都是托古改制，在历史上几乎都可以找到模板和原型，然而已经病入膏肓的西汉王朝注定不会因为这些所谓的改革而有根本的逆转，王莽自身或许是一位很有理想与抱负的政治家与改革家，他所做的努力也不失为改善民生，重整乾坤，然而脱离实际的改革与朝令夕改最终让他成为了民众与贵族的公敌，最终也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