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图
文 華字慧学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上古伏羲氏时，洛阳东北孟津县境内的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后为《周易》来源。大禹时，洛阳境内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依此治水成功，遂划天下为九州。又依此定九章大法，治理社会，流传下来收入《尚书》中，名《洪范》。
河图、洛书乃上古星图，蕴含了深奥的宇宙星象之理，被誉为"宇宙魔方"，是中华文化、阴阳五行术数之源。
河图1-10数是天地生成数，洛书1-9数是天地变化数。万事万物皆有象数理气四个层面。
最直观的是象，简单而直接。
最精准的是数，事物皆有定数，皆可以数表达。
最深刻的是理，事物俱有自身的逻辑规律，形成自己的轨迹。
最微观的是气，气是事物最细微最隐秘的层级。
这四个层面中，数是连接贯穿四个层面之间的纽带和桥梁。万事万物皆在数理之中。而河图洛书正是数的源头。
一、河图之象
河图用十个黑白圆点表示阴阳、五行、四象，其图为四方形。如下：
北方：一个白点在内，六个黑点在外，表示玄武星象，五行为水。
东方：三个白点在内，八个黑点在外，表示青龙星象，五行为木。
南方：二个黑点在内，七个白点在外，表示朱雀星象，五行为火。
西方：四个黑点在内，九个白点在外，表示白虎星象，五行为金。
中央：五个白点在内，十个黑点在外，表示时空奇点，五行为土。
单数为白点为阳，双数为黑点为阴。四象之中，每象各统领七个星宿，共二十八宿。其中四象，按古人座北朝南的方位为正位就是：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此乃风水象形之源也。
二、河图之数
1. 天地之数：
河图共有10个数，1、2、3、4、5、6、7、8、9、10。其中1、3、5、7、9为阳，2、4、6、8、10为阴。阳数相加为25，阴数相加得30，阴阳相加共为55数。所以古人说：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即天地之数为55，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即万物之数皆由天地之数化生而已。
2. 万物生存之数：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
地二生火，天七成之；
天三生木，地八成之；
地四生金，天九成之；
天五生土，地十成之。
所以一为水之生数，二为火之生数，三为木之生数，四为金之生数，五为土之生数。六为水之成数，七为火之成数，八为木之成数，九为金之成数，十为土之成数。万物有生数，当生之时方能生；万物有成数，能成之时方能成。所以，万物生存皆有其数也。
3. 五行之数：
五行之数即五行之生数，就是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也叫小衍之数。一、三、五、为阳数，其和为九，故九为阳极之数。二、四为阴数，其和为六，故六为阴之极数。阴阳之数合而为15数，故化为洛书则纵横皆15数，乃阴阳五行之数也。
4. 大衍之数：
大衍之数50即五行乘土之成数10；同时也是天地之数的用数。天地之数55，减去小衍之数5得大衍之数50，其中小衍为天地之体数，大衍为天地之用数。所谓「大衍之数50其用49」，就是用大衍之数预测的占筮之法：以一为体，四十九为用，故其用四十又九。
5. 天干交合之数：
河图之数十，乃十天干之数也。交合之数为：一、六共宗，二、七同道，三、八为朋，四、九为友，五、十同德。正是万物生存之数。所以甲己合为一、六共宗，乙庚合为二、七同道，丙辛合为三、八为朋，丁壬合为四、九为友，戊癸合为五、十同德。十天干经交合之后，化为天干交合之五行，将河图五行之体化为天干五行之用。
6. 六甲纳音之数：
天地之数55加上五行之数5，合化为60甲子五行纳音之数。十天干之阴阳五行与万物相交，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各发出12种声音，无声无音不计，按河图北、东、南、西、中成象五位五行共60纳音。乃天地五行声音之数也。
三、河图之理
1. 河图左旋之理：
坐北朝南，左东右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为五行左旋相生。中心不动，一、三、五、七、九、为阳数左旋；二、四、六、八、十、为阴数左旋；皆为顺时针旋转，为五行万物相生之运行。我们知道，银河系等各星系俯视皆右旋，仰视皆左旋。所以，「生气上转，如羊角而升也」。故顺天而行是左旋，逆天而行是右旋。所以顺生逆死，左旋主生也。
2. 河图象形之理：
河图本是星图，其用为地理，故在天为象，在地成形也。在天为象乃三垣二十八宿，在地成形则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明堂。天之象为风为气，地之形为龙为水，故为风水。乃天星之运，地形之气也。所以四象四形乃纳天地五行之气也。
3. 河图五行之理：
河图定五行先天之位，东木西金，南火北水，中间土。五行左旋而生，中土自旋。故河图五行相生，乃万物相生之理也。土为德为中，故五行运动先天有好生之德也。
4. 河图阴阳之理：
土为中为阴，四象在外为阳，此内外阴阳之理；木火相生为阳，金水相生为阴，乃阴阳水火既济之理；五行中各有阴阳相交，生生不息，乃阴阳互根同源之理；中土为静，外四象为动，乃阴阳动静之理。若将河图方形化为圆形，木火为阳，金水为阴，阴土阳土各为黑白鱼眼，就是太极图了。此时水为太阴，火为太阳，木为少阳，金为少阴，乃太极四象也。故河图乃阴阳之用，易象之源也。易卜乃阴阳三才之显也。
5. 河图先天之理：
什么叫先天？人以天为天，天以人为属，人被天制之时，人是天之属，人同一于天，无所谓人，此时之天为先天；人能识天之时，且能逆天而行，人就是天，乃天之天，故为后天。先天之理，五行万物相生相制，以生发为主。后天之理，五行万物相克相制，以灭亡为主。河图之理，土在中间生合万物，左旋动而相生，由于土在中间，相对克受阻，故先天之理，左行螺旋而生也。又，河图之理为方为静，故河图主静也。
六维解字：数字系统
数字是華夏汉字中的基础字，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以六维时空法，按结构的象数理气音依次可解为：
一：混沌旋变有太极。
象：太极初成之象。
数：一数。
理：天地未分阴阳合抱为一。
气：一数之气。
音：徵音，五行属火。
二：太极旋转分阴阳，清升浊降开天地。
象：太极旋转，天地开立之象。
数：二数。
理：乾坤定位，天地开立。
气：二数之气。
音：商音，五行属金。
三 ：三才确立生万物。
象：天地人之象。
数：三数。
理：天地之间现人迹。
气：三数之气。
音：角音，五行属木。
四：阴阳相荡演四象。
象：太极初旋之象。
数：四数。
理：太极旋转，乾坤复生阳阳。
气：四数之气。
音：徵音，五行属火。
五：天地之间力有五，木火土金水共主。
象：天地合力交泰之象。
数：五，七数的周期。
理：天地，阴阳之间的交互作用力。
气：五，七数之气。
音：宫音，五行属土。
六：一八天地阴阳水。
象：横水之象。
数：六，一，八数的周期。
理：天地之数含藏。时间维度之水。
气：六，一，八数之气。
音：徵、宫音，五行属火土。
七：十方地维当下机。
象：地上有物旋生旋灭。
数：十，七数的周期。
理：十方地维生灭的基本周期。
气：十，七数之气。
音：徵音，五行属火。
八：连天接地渐放大，气象万千形如塔。
象：空心宝塔之象。
数：八数的周期。
理：时空的延展与放大。
气：八数之气。
音：角音，五行属木。
九：力地成就。
象：力在地维之象。
数：九，七数的周期。
理：力在地运行的轨迹。
气：九，七数之气。
音：徵，宫音，五行属火土。
十：横一竖一实为面，面面相交呈无限。
象：一一相交之象。
数：一，十数的周期。
理：线线相交成十数，面面交接呈无限。
气：一，十数之气。
音：徵音，五行属火。
1～9九个数字对应天数，阳数，河图之数，是数字的先天用法。
1～10十个数字对应地数，阴数，洛书之数，是数字的后天用法。
文 華字慧学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上古伏羲氏时，洛阳东北孟津县境内的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后为《周易》来源。大禹时，洛阳境内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依此治水成功，遂划天下为九州。又依此定九章大法，治理社会，流传下来收入《尚书》中，名《洪范》。
河图、洛书乃上古星图，蕴含了深奥的宇宙星象之理，被誉为"宇宙魔方"，是中华文化、阴阳五行术数之源。
河图1-10数是天地生成数，洛书1-9数是天地变化数。万事万物皆有象数理气四个层面。
最直观的是象，简单而直接。
最精准的是数，事物皆有定数，皆可以数表达。
最深刻的是理，事物俱有自身的逻辑规律，形成自己的轨迹。
最微观的是气，气是事物最细微最隐秘的层级。
这四个层面中，数是连接贯穿四个层面之间的纽带和桥梁。万事万物皆在数理之中。而河图洛书正是数的源头。
一、河图之象
河图用十个黑白圆点表示阴阳、五行、四象，其图为四方形。如下：
北方：一个白点在内，六个黑点在外，表示玄武星象，五行为水。
东方：三个白点在内，八个黑点在外，表示青龙星象，五行为木。
南方：二个黑点在内，七个白点在外，表示朱雀星象，五行为火。
西方：四个黑点在内，九个白点在外，表示白虎星象，五行为金。
中央：五个白点在内，十个黑点在外，表示时空奇点，五行为土。
单数为白点为阳，双数为黑点为阴。四象之中，每象各统领七个星宿，共二十八宿。其中四象，按古人座北朝南的方位为正位就是：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此乃风水象形之源也。
二、河图之数
1. 天地之数：
河图共有10个数，1、2、3、4、5、6、7、8、9、10。其中1、3、5、7、9为阳，2、4、6、8、10为阴。阳数相加为25，阴数相加得30，阴阳相加共为55数。所以古人说：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即天地之数为55，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即万物之数皆由天地之数化生而已。
2. 万物生存之数：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
地二生火，天七成之；
天三生木，地八成之；
地四生金，天九成之；
天五生土，地十成之。
所以一为水之生数，二为火之生数，三为木之生数，四为金之生数，五为土之生数。六为水之成数，七为火之成数，八为木之成数，九为金之成数，十为土之成数。万物有生数，当生之时方能生；万物有成数，能成之时方能成。所以，万物生存皆有其数也。
3. 五行之数：
五行之数即五行之生数，就是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也叫小衍之数。一、三、五、为阳数，其和为九，故九为阳极之数。二、四为阴数，其和为六，故六为阴之极数。阴阳之数合而为15数，故化为洛书则纵横皆15数，乃阴阳五行之数也。
4. 大衍之数：
大衍之数50即五行乘土之成数10；同时也是天地之数的用数。天地之数55，减去小衍之数5得大衍之数50，其中小衍为天地之体数，大衍为天地之用数。所谓「大衍之数50其用49」，就是用大衍之数预测的占筮之法：以一为体，四十九为用，故其用四十又九。
5. 天干交合之数：
河图之数十，乃十天干之数也。交合之数为：一、六共宗，二、七同道，三、八为朋，四、九为友，五、十同德。正是万物生存之数。所以甲己合为一、六共宗，乙庚合为二、七同道，丙辛合为三、八为朋，丁壬合为四、九为友，戊癸合为五、十同德。十天干经交合之后，化为天干交合之五行，将河图五行之体化为天干五行之用。
6. 六甲纳音之数：
天地之数55加上五行之数5，合化为60甲子五行纳音之数。十天干之阴阳五行与万物相交，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各发出12种声音，无声无音不计，按河图北、东、南、西、中成象五位五行共60纳音。乃天地五行声音之数也。
三、河图之理
1. 河图左旋之理：
坐北朝南，左东右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为五行左旋相生。中心不动，一、三、五、七、九、为阳数左旋；二、四、六、八、十、为阴数左旋；皆为顺时针旋转，为五行万物相生之运行。我们知道，银河系等各星系俯视皆右旋，仰视皆左旋。所以，「生气上转，如羊角而升也」。故顺天而行是左旋，逆天而行是右旋。所以顺生逆死，左旋主生也。
2. 河图象形之理：
河图本是星图，其用为地理，故在天为象，在地成形也。在天为象乃三垣二十八宿，在地成形则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明堂。天之象为风为气，地之形为龙为水，故为风水。乃天星之运，地形之气也。所以四象四形乃纳天地五行之气也。
3. 河图五行之理：
河图定五行先天之位，东木西金，南火北水，中间土。五行左旋而生，中土自旋。故河图五行相生，乃万物相生之理也。土为德为中，故五行运动先天有好生之德也。
4. 河图阴阳之理：
土为中为阴，四象在外为阳，此内外阴阳之理；木火相生为阳，金水相生为阴，乃阴阳水火既济之理；五行中各有阴阳相交，生生不息，乃阴阳互根同源之理；中土为静，外四象为动，乃阴阳动静之理。若将河图方形化为圆形，木火为阳，金水为阴，阴土阳土各为黑白鱼眼，就是太极图了。此时水为太阴，火为太阳，木为少阳，金为少阴，乃太极四象也。故河图乃阴阳之用，易象之源也。易卜乃阴阳三才之显也。
5. 河图先天之理：
什么叫先天？人以天为天，天以人为属，人被天制之时，人是天之属，人同一于天，无所谓人，此时之天为先天；人能识天之时，且能逆天而行，人就是天，乃天之天，故为后天。先天之理，五行万物相生相制，以生发为主。后天之理，五行万物相克相制，以灭亡为主。河图之理，土在中间生合万物，左旋动而相生，由于土在中间，相对克受阻，故先天之理，左行螺旋而生也。又，河图之理为方为静，故河图主静也。
六维解字：数字系统
数字是華夏汉字中的基础字，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以六维时空法，按结构的象数理气音依次可解为：
一：混沌旋变有太极。
象：太极初成之象。
数：一数。
理：天地未分阴阳合抱为一。
气：一数之气。
音：徵音，五行属火。
二：太极旋转分阴阳，清升浊降开天地。
象：太极旋转，天地开立之象。
数：二数。
理：乾坤定位，天地开立。
气：二数之气。
音：商音，五行属金。
三 ：三才确立生万物。
象：天地人之象。
数：三数。
理：天地之间现人迹。
气：三数之气。
音：角音，五行属木。
四：阴阳相荡演四象。
象：太极初旋之象。
数：四数。
理：太极旋转，乾坤复生阳阳。
气：四数之气。
音：徵音，五行属火。
五：天地之间力有五，木火土金水共主。
象：天地合力交泰之象。
数：五，七数的周期。
理：天地，阴阳之间的交互作用力。
气：五，七数之气。
音：宫音，五行属土。
六：一八天地阴阳水。
象：横水之象。
数：六，一，八数的周期。
理：天地之数含藏。时间维度之水。
气：六，一，八数之气。
音：徵、宫音，五行属火土。
七：十方地维当下机。
象：地上有物旋生旋灭。
数：十，七数的周期。
理：十方地维生灭的基本周期。
气：十，七数之气。
音：徵音，五行属火。
八：连天接地渐放大，气象万千形如塔。
象：空心宝塔之象。
数：八数的周期。
理：时空的延展与放大。
气：八数之气。
音：角音，五行属木。
九：力地成就。
象：力在地维之象。
数：九，七数的周期。
理：力在地运行的轨迹。
气：九，七数之气。
音：徵，宫音，五行属火土。
十：横一竖一实为面，面面相交呈无限。
象：一一相交之象。
数：一，十数的周期。
理：线线相交成十数，面面交接呈无限。
气：一，十数之气。
音：徵音，五行属火。
1～9九个数字对应天数，阳数，河图之数，是数字的先天用法。
1～10十个数字对应地数，阴数，洛书之数，是数字的后天用法。
西川：苏轼韩愈都爱的“石鼓”，藏着怎样的千古秘密？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官律所平》铭文青铜器 焦新帅
此物青铜质，横纵各25.8MM，高6.2MM，汉时之物也，整体铸造而就，形体上大下部渐收，略呈复斗状。两侧有对应之圆形穿孔，应为起固定之用。器物外有“官律所平”四字铭文，内有“鼓铸为职”四字铭文，字间有界栏，皆阳文也。凡印皆作反文，此器内外铭文皆是正书，可知不是用以钤盖封泥之用，或执之以通商。《周礼·地官·司市》有载：“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汉郑玄注：“玺节，印章，如今斗检封矣。”贾公彦疏：“汉法，斗检封，其形方，上有封检，其内有书，则周时印章上书其物，识事而已。”《说文解字》载：“检，书署也。”《汉书·百官公卿表》载有治粟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属官有平准令，掌知物贾。此处之“律”即商贾之律，《史记·平准书》载：“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驰商贾之律。”《周礼·地官·质人》载有质人，郑玄注：“质，平也，主平定物贾。”贾公彦疏：“此质人若今市平准。”
容庚所著《秦汉金文录》还收录有“市官所平”铭文器一件，通过字面之意不难断定此物应与度量衡器有关，然此器多零星出土，未见同“所平”之器具一同而出者。无独有偶，1953年在甘肃省古浪县所出“大司农平斛”青铜量器，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外刻有铭文：“大司农平斛，建武十一年正月造。”斛，古量器名，亦容量单位也。《汉书·律历志》：“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此件青铜斛实测容积为19600毫升，换算一升为196毫升，与汉时之制基本一致，可见此器即为当时之标准量器。此青铜斛器身上有凸起之方槽，惜出土时原嵌之物已佚，方槽大小与“官律所平”器一致，被考古学者认定用来嵌入官府检定容积后所作的检封。
因此可知“官律所平”器应为汉代官府检定校验市场标准度量器之封检。那么称此器为“官律所平封检”则更为合适。
《大鸿舻印章》
印章铅质，汉时之物也，印面纵24.3MM，横22.8MM，厚6.2MM。一面有“大鸿舻印章”五字印文，一面光凸无字，印文凿刻而就，此印亦无钮且甚薄，可想见已无实际之用，钤盖封泥亦难以拿捏。视印面之凿刻风格颇率意，且可见因行刀所致线条两则略呈翻卷状，若为日常之实用，印面线条必会经历磨损而变平滑。印章风格与传世之汉代官印也大相径庭，毫无常见汉官印端庄严谨之态。故宫博物院藏有铅质“五原侯印”，与此印大小材质颇类。
此印应为明器也，即殉葬之印。古代人去世之后，由其亲属或与之相关的某一机构附葬入其墓室之印章，又被成为“殉葬印”，最大特点即无使用痕迹，为秦汉之丧葬制度的一种。罗福颐先生在《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中有云：“自来集古官印者，莫不以传世官印均经古人佩用。今据所知，其实传世者皆明器、殉葬物耳。”此言虽略有偏激片面，然对殉葬官印提出了首要论定。因据近年来之出土官印，如古河道、古城、古战场的官印与古封泥风格亦多有相类者，可想见应为古之实用官印也。
大鸿舻，古代官职名，九卿之一，轶为中二千石。《百官公卿表》载：“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舻。······王莽改大鸿舻曰典乐。初，置郡国邸属少府，中属中尉，后属大鸿舻。”颜师古注引应劭曰：“郊庙行礼赞九宾，鸿声胪传之也。”乃秦汉时期朝廷中掌管礼宾事务之官，多与礼仪有关。
秦汉时期，官印亦是权利与政治的合法象征，凡职官迁、死须解印绶，关于官印之传用也多有记载。《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载：“乃脱解印绶，推予张耳。······张耳乃佩其印，收下其麾下。”《汉书·霍光传》又载曰：“乃执其手，解脱其玺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此中记载了废除昌邑王刘贺之皇帝位，将帝印收回，将交予下一任皇帝之手。秦汉时期官员因其升迁或败落甚至死亡，实用之官印必会收缴直至转交下一任使用，此印应为表明墓主人之生前官职所制的殉葬印。
此印虽为殉葬之明器，然其荒率恣肆之意不失为常见端庄典雅的秦汉官印别开生面，为后之篆刻学者提供了鲜活的艺术养分。
《朁恭》
此印西汉风格，青铜质，鼻钮，印面纵17MM，横16.5MM、高12.1MM，印文铸造而就。此印篆法匀美清健，章法均衡雅致，线条自然婉丽，颇可玩味。
因其印面字数所限，两字布篆均分为二，布局使得两字呈现悠美之状。汉印之趣匀称中可见匠心独运方可使人为之动容 ，此印即甚为妙哉。
此印之彩全在“朁”字的篆法安排，“朁”字篆法上下结构，则下半部只占三笔横线位置，上半部分也较疏寡，很显然篆书本形匀称的排列很难独占印面一半，此印则将“口”部分两笔上延”，“兓”部分的四条竖线向下拉长，充分利用了篆书的弹性之美，将本来散淡的字形变成六纵笔，使其与“恭”字平分秋色，整个印章匀称华美之中匠心隐见。在不影响篆法的识读上使其穿插有致，互为包容。此类篆刻技法谷松章先生在其《篆刻章法百讲》之中已有详尽的解读。
这样的苦心营造保证了印面线条的排布匀称，避免了突兀的大块留红，也使得两字更为统一。又如汉玉印之大名誉品“魏嫽”、“膂乡”、等印令人叹服。小小印面平中寓变，不失为一枚精彩超群之作。
此物青铜质，横纵各25.8MM，高6.2MM，汉时之物也，整体铸造而就，形体上大下部渐收，略呈复斗状。两侧有对应之圆形穿孔，应为起固定之用。器物外有“官律所平”四字铭文，内有“鼓铸为职”四字铭文，字间有界栏，皆阳文也。凡印皆作反文，此器内外铭文皆是正书，可知不是用以钤盖封泥之用，或执之以通商。《周礼·地官·司市》有载：“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汉郑玄注：“玺节，印章，如今斗检封矣。”贾公彦疏：“汉法，斗检封，其形方，上有封检，其内有书，则周时印章上书其物，识事而已。”《说文解字》载：“检，书署也。”《汉书·百官公卿表》载有治粟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属官有平准令，掌知物贾。此处之“律”即商贾之律，《史记·平准书》载：“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驰商贾之律。”《周礼·地官·质人》载有质人，郑玄注：“质，平也，主平定物贾。”贾公彦疏：“此质人若今市平准。”
容庚所著《秦汉金文录》还收录有“市官所平”铭文器一件，通过字面之意不难断定此物应与度量衡器有关，然此器多零星出土，未见同“所平”之器具一同而出者。无独有偶，1953年在甘肃省古浪县所出“大司农平斛”青铜量器，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外刻有铭文：“大司农平斛，建武十一年正月造。”斛，古量器名，亦容量单位也。《汉书·律历志》：“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此件青铜斛实测容积为19600毫升，换算一升为196毫升，与汉时之制基本一致，可见此器即为当时之标准量器。此青铜斛器身上有凸起之方槽，惜出土时原嵌之物已佚，方槽大小与“官律所平”器一致，被考古学者认定用来嵌入官府检定容积后所作的检封。
因此可知“官律所平”器应为汉代官府检定校验市场标准度量器之封检。那么称此器为“官律所平封检”则更为合适。
《大鸿舻印章》
印章铅质，汉时之物也，印面纵24.3MM，横22.8MM，厚6.2MM。一面有“大鸿舻印章”五字印文，一面光凸无字，印文凿刻而就，此印亦无钮且甚薄，可想见已无实际之用，钤盖封泥亦难以拿捏。视印面之凿刻风格颇率意，且可见因行刀所致线条两则略呈翻卷状，若为日常之实用，印面线条必会经历磨损而变平滑。印章风格与传世之汉代官印也大相径庭，毫无常见汉官印端庄严谨之态。故宫博物院藏有铅质“五原侯印”，与此印大小材质颇类。
此印应为明器也，即殉葬之印。古代人去世之后，由其亲属或与之相关的某一机构附葬入其墓室之印章，又被成为“殉葬印”，最大特点即无使用痕迹，为秦汉之丧葬制度的一种。罗福颐先生在《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中有云：“自来集古官印者，莫不以传世官印均经古人佩用。今据所知，其实传世者皆明器、殉葬物耳。”此言虽略有偏激片面，然对殉葬官印提出了首要论定。因据近年来之出土官印，如古河道、古城、古战场的官印与古封泥风格亦多有相类者，可想见应为古之实用官印也。
大鸿舻，古代官职名，九卿之一，轶为中二千石。《百官公卿表》载：“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舻。······王莽改大鸿舻曰典乐。初，置郡国邸属少府，中属中尉，后属大鸿舻。”颜师古注引应劭曰：“郊庙行礼赞九宾，鸿声胪传之也。”乃秦汉时期朝廷中掌管礼宾事务之官，多与礼仪有关。
秦汉时期，官印亦是权利与政治的合法象征，凡职官迁、死须解印绶，关于官印之传用也多有记载。《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载：“乃脱解印绶，推予张耳。······张耳乃佩其印，收下其麾下。”《汉书·霍光传》又载曰：“乃执其手，解脱其玺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此中记载了废除昌邑王刘贺之皇帝位，将帝印收回，将交予下一任皇帝之手。秦汉时期官员因其升迁或败落甚至死亡，实用之官印必会收缴直至转交下一任使用，此印应为表明墓主人之生前官职所制的殉葬印。
此印虽为殉葬之明器，然其荒率恣肆之意不失为常见端庄典雅的秦汉官印别开生面，为后之篆刻学者提供了鲜活的艺术养分。
《朁恭》
此印西汉风格，青铜质，鼻钮，印面纵17MM，横16.5MM、高12.1MM，印文铸造而就。此印篆法匀美清健，章法均衡雅致，线条自然婉丽，颇可玩味。
因其印面字数所限，两字布篆均分为二，布局使得两字呈现悠美之状。汉印之趣匀称中可见匠心独运方可使人为之动容 ，此印即甚为妙哉。
此印之彩全在“朁”字的篆法安排，“朁”字篆法上下结构，则下半部只占三笔横线位置，上半部分也较疏寡，很显然篆书本形匀称的排列很难独占印面一半，此印则将“口”部分两笔上延”，“兓”部分的四条竖线向下拉长，充分利用了篆书的弹性之美，将本来散淡的字形变成六纵笔，使其与“恭”字平分秋色，整个印章匀称华美之中匠心隐见。在不影响篆法的识读上使其穿插有致，互为包容。此类篆刻技法谷松章先生在其《篆刻章法百讲》之中已有详尽的解读。
这样的苦心营造保证了印面线条的排布匀称，避免了突兀的大块留红，也使得两字更为统一。又如汉玉印之大名誉品“魏嫽”、“膂乡”、等印令人叹服。小小印面平中寓变，不失为一枚精彩超群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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