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教授发声：农村没有李子柒，却是无数孤单老人的家园。
注：以下皆来自教授刘守英文章。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回（湖北洪湖市的老家）去了。一般家里有事我肯定回去，没事很少回。因为，回去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老家的很多事，包括市里的一些难处、镇上的难处、村里的难处、周边老乡的难处，他们自己找不到解法，指望我去解决，实际上很多我也解决不了。
我这次回去，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农民的整个状态，主要是物质状况，比想象的好。
我八十年代初离开我们村的时候，挺悲观的，农民的辛劳程度太高，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是这个状况。那个时候，农民的问题，一是辛苦，二是收入来源少，穷。
现在，第一，老百姓平均寿命变长了。我这次回去看到，老人活到七八十岁很正常。八九十年代，一个村，人能够活到70岁以上，都很稀罕了。老年人的面容也比原来要好，脸上有光，不像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劳累对生命的打击、受压。能看出来，劳累程度降低了。
第二，农民的收入跟原来有很大变化。原来没有现金收入来源、没有活钱，极端的贫困；现在收入还是过得去、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家里有人在外面做工，稍微勤快一点，怎么都能挣到一些收入。
养老是很大的一件事，但对老人，现在也不是钱的事——他的儿子、儿媳妇或者姑娘出去打工，一年怎么都得给他留一点钱；他自己的养老金（一个月几百块）基本不会给子女，都在自己的账户上，一年去取几次（我问过他们）。老人手上有自己可以拽着的钱，他在家就不会那么受歧视。
第三，农民的住房改善明显。这些年，农民出去打工（包括有一些在乡村干活的），他整个资本积累、经济改善的状况基本都体现在他的房子上。八十年代，农村住房很差，你进到一个村，是破败的；现在，一个村一整条路两边都是农民盖的房子。
第四，农村的公共设施比原来明显进步。从县城到我们村，路挺畅通的，而且两边的景观也挺漂亮，显示出乡村摆脱贫困以后的景象。我离开村里的时候，都是土路；现在，大的路都畅通了。村内的路，取决于这个地方的慈善状况——有出去做公务员的，找一些钱，有一些小老板挣钱后捐一些。
第五，乡村的分化很严重。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状况，无非是好一点差一点——有的可能出去干的不错、已经能做企业；出去打工中比较勤快的，尽管比第一类差一点，也还不错。但确实有极少部分农户，状况很不好，有的是因为生病、家庭遇到不测，还有一些是家庭能力问题。
这是我从外表上看到的乡村变化的状况。
所有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农民出村带来的。他的收入来源是出村带来的，住房是出村挣的收入带来的。收入改善导致的农民精神状态变化，也是因为出村带来的。
当然，农民的这些变化，也配合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路、用水、养老。
总之，农民出村带来的变化是本质性的，而政府公共政策、公共品的提供，总体来讲是到位的，对于改变过去乡村没着没落的状况，还是有贡献。
农民出村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农民的出村，乡村的状况跟我八十年代走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到了乡村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收入增加了、钱的来路增加了。那么，问题在哪儿？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哪儿？
对现在的乡村来讲，令人担忧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01
第一个问题：“人”
乡村的老人是“人”的最大的问题。最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拨人是真正搞农业的，爱土地，乡土情结很重，而且也不会离开村庄——他们也有出去的，但回来了，有在外面干的，也会回来。他们是以乡村为归依的，以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这批人现在的问题是绝望。这种绝望，不是因为他没钱，而是整个社会大变革带来的。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家一户、一代一代在一起；现在，老人身边常年没人。
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我问过我们村的老人，他们到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农活。这些人一辈子干农活，当农活停掉以后，依托就没了。他的存在感、价值就没了，他就非常绝望。比如我们村，老人要么是打麻将，要么就是聚在一起，到村部听碟子。
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现在一下子没人了，传统的代际情感纽带断了。所以，他们主要是精神的、心灵的孤单。
我们村十几个老人，我问他们，平常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死。生病的，一是没人管、没人照顾，二是大笔开销，他怕给后人留麻烦，也没有那么大开销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没用了，对儿女也没什么用了。一些老人，当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至于心理的疾病，就更没人知道了。
40、50、60后这些人，基本以乡村为归依。未来，他们的养老会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年轻人一年就回来几天，怎么可能养儿防老？
接着是70、80后。假设他们也跟之前的人一样，归宿也还是回到乡村，但他们没怎么从事过农业，至少参与不多，这些人未来回到村里，他不从事农业，他做什么？
很有可能，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在镇上或县城买个房子，买个门面，开个小卖店——回乡，但不落村，也不落业。为什么这几年县城的房地产那么活跃，是跟这个相关。这样的话，70、80后，会跟乡村、乡土更加疏离或断根，甚至处于一种阻断的状态——阻断的状态就麻烦了。
还有一类人：小孩。上一代人出去打工，孩子丢在家里，老人看着。但这一代人出去打工，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不可能有精力管孩子。所以，农二代的孩子，在城市事故率极高。
再就是孩子的心灵。原来是留守的孤独，但现在他从小在城市看到、接触的是城市对他们的不平等，从而带来心理问题——越是农村的孩子，越在意穿着、收入、是否被人家欺负。
所以，看上去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小孩上初中，家长最起码得有一个人回来陪读。现在很多农二代，实际是被孩子的教育拖回来的。这实际上阻断了这个家庭进入城市的进程，教育本身阻断了他们城市化的进程。
02
第二个问题：“业”、产业
整个乡村，年轻人只会出，不会进。大量的人走了以后，整个乡村就没有什么人了，“业”就起不来。人都走空了，谁来做“业”？乡村振兴，怎么振兴？
现在整个农村，你看到的是产业的凋敝。原来农民都在农村，当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农村，他会在乡村找很多办法：怎么样把农业搞得更精细一些、产量更高一点、卖的钱更多一点；多养几头猪、多养几头牛，增加一点副业收入；再不行，去做点买卖，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我帮你做点事，你帮我做点事……农村是靠这些。但这些东西的寄托，是人在乡村。现在，大家的收入主要是在城市挣来的，已经不指望在农村搞收入。
在农村，找不到“业”的发展出路，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业”就变的越来越单一。家里年轻人出去了，土地就交给年老的人——农民还是不轻易把地荒废掉；隔壁的几家人再走，走到家里老人都没了，这些地就交给邻居、亲戚来种……基本整个农村的“业”，就只是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业了。
这是当前农业的第一个问题：乡村的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
这个“业”的问题在哪儿？当少数人从事的农业扩大规模以后，尽管有机械辅助，但这些人的劳累程度非常之高——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规模扩大以后，规模效益没有出来。比如，规模可能扩大到50亩，但这个农民为了使他经营的土地一年能够多留一些收入，他尽量少雇工、少用机械。这个“业”实际上成了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的内卷。他更密集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更辛勤地去从事耕作、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以使一年下来留在自己口袋里的现金收入多一点。
最后就变成，土地是规模了，农业是机械化了，但留下来的这些农村人因为农业收入低，他付出的辛劳程度更多。二三十亩地，一年收入也就几万块钱，如果全部雇工、机械化，就剩不下来什么钱，所以他就把很多环节自己去辛苦。
现在有些人说，扩大规模，一家经营扩大到200亩，就可以增加多少收入。但是扩到200亩，农业要素组合的匹配度要求更高，产前、产中、产后，机械化的耕种，各个环节成本的节约，需要更好的要素匹配来实现，一般农民做不到。做不到的话，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农民为了节约成本，就更辛劳，也不可能做更大的经营规模。
所以，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产业本身在不断内卷，变成少部分人靠更辛劳的经济活动留下更多现金收入，而不是想象的更加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很多时候，不到农村，就容易想当然。
农业的第三个问题是：期望乡村的产业更加多样化——比如三产融合、乡村旅游等，来支撑乡村更活、更复杂的业态，但问题是，需求在哪儿？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通过城乡互动来实现产业多样化。我们不能把极少数村庄由城乡互动带来的变化，想当然地拓展为大多数农区都能实现这样的。
大多数传统农区乡村产业的多样化，是农工互补、农副互补，是农民靠着农业做点生计，靠一些副业、手工活动，来增加收入，跟现在很多人讲的城乡互动带来的乡村产业的多样化、产业融合，完全是两个概念。大多数村庄是实现不了城乡互动的产业多样化的。
03
第三个问题：住
住房基本反映了农民经济状况的变化，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住房状况的改善——进到乡村以后，农民相互之间比来比去，张家盖了两层楼，李家一定要想办法盖得比他高一点。
住房条件的改善，是改革以来乡村面貌最大的改变。包产到户的时候，农民有钱就盖房子，后来农民出去打工，有钱了，回来还是盖房子。这是农民基本的行为模式。它的好处是，带来整个乡村面貌的改变。问题是，乡村盖的这些房子，利用率极低。
我这次回去，是晚上十点多进的村，整个100多户的村，差不多就只有五六户亮着灯。老人不在的，年轻人出去了，这家就锁着门，常年是黑的。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化以来，农民积累的大量资本，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资本形成，而是积累在他未来落叶归根的这些村落——回到乡村盖房、装修，不断添加房子里的东西，目的是备着他以后回来。但这些资本的利用率非常之低，几近闲置。
04
第四个问题：占地
现在农民盖房子，已经不在原来村落里盖，都盖在公路边。农民的住房从传统村落到路边，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村落改变。传统村落，是依水、依地而形成的，是为了农业经济活动的方便。现在农民为什么整体往公路边盖？这是一个人口迁移社会的表现：交通出行方便。从原来农耕社会村落的布局、空间形态，转变为迁移社会的形态。
现在，我们把去农村看到的景象整个构图起来，你看到的乡村是：第一，人——老人的绝望，农二代的归属不定，留守儿童心灵创伤；第二，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第三，农民的住房明显改善，但占了大量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没有进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变成在乡村闲置的要素；第四，大量耕地的占用——住房的占用。
这样看来，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注：以下皆来自教授刘守英文章。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回（湖北洪湖市的老家）去了。一般家里有事我肯定回去，没事很少回。因为，回去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老家的很多事，包括市里的一些难处、镇上的难处、村里的难处、周边老乡的难处，他们自己找不到解法，指望我去解决，实际上很多我也解决不了。
我这次回去，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农民的整个状态，主要是物质状况，比想象的好。
我八十年代初离开我们村的时候，挺悲观的，农民的辛劳程度太高，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是这个状况。那个时候，农民的问题，一是辛苦，二是收入来源少，穷。
现在，第一，老百姓平均寿命变长了。我这次回去看到，老人活到七八十岁很正常。八九十年代，一个村，人能够活到70岁以上，都很稀罕了。老年人的面容也比原来要好，脸上有光，不像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劳累对生命的打击、受压。能看出来，劳累程度降低了。
第二，农民的收入跟原来有很大变化。原来没有现金收入来源、没有活钱，极端的贫困；现在收入还是过得去、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家里有人在外面做工，稍微勤快一点，怎么都能挣到一些收入。
养老是很大的一件事，但对老人，现在也不是钱的事——他的儿子、儿媳妇或者姑娘出去打工，一年怎么都得给他留一点钱；他自己的养老金（一个月几百块）基本不会给子女，都在自己的账户上，一年去取几次（我问过他们）。老人手上有自己可以拽着的钱，他在家就不会那么受歧视。
第三，农民的住房改善明显。这些年，农民出去打工（包括有一些在乡村干活的），他整个资本积累、经济改善的状况基本都体现在他的房子上。八十年代，农村住房很差，你进到一个村，是破败的；现在，一个村一整条路两边都是农民盖的房子。
第四，农村的公共设施比原来明显进步。从县城到我们村，路挺畅通的，而且两边的景观也挺漂亮，显示出乡村摆脱贫困以后的景象。我离开村里的时候，都是土路；现在，大的路都畅通了。村内的路，取决于这个地方的慈善状况——有出去做公务员的，找一些钱，有一些小老板挣钱后捐一些。
第五，乡村的分化很严重。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状况，无非是好一点差一点——有的可能出去干的不错、已经能做企业；出去打工中比较勤快的，尽管比第一类差一点，也还不错。但确实有极少部分农户，状况很不好，有的是因为生病、家庭遇到不测，还有一些是家庭能力问题。
这是我从外表上看到的乡村变化的状况。
所有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农民出村带来的。他的收入来源是出村带来的，住房是出村挣的收入带来的。收入改善导致的农民精神状态变化，也是因为出村带来的。
当然，农民的这些变化，也配合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路、用水、养老。
总之，农民出村带来的变化是本质性的，而政府公共政策、公共品的提供，总体来讲是到位的，对于改变过去乡村没着没落的状况，还是有贡献。
农民出村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农民的出村，乡村的状况跟我八十年代走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到了乡村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收入增加了、钱的来路增加了。那么，问题在哪儿？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哪儿？
对现在的乡村来讲，令人担忧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01
第一个问题：“人”
乡村的老人是“人”的最大的问题。最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拨人是真正搞农业的，爱土地，乡土情结很重，而且也不会离开村庄——他们也有出去的，但回来了，有在外面干的，也会回来。他们是以乡村为归依的，以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这批人现在的问题是绝望。这种绝望，不是因为他没钱，而是整个社会大变革带来的。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家一户、一代一代在一起；现在，老人身边常年没人。
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我问过我们村的老人，他们到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农活。这些人一辈子干农活，当农活停掉以后，依托就没了。他的存在感、价值就没了，他就非常绝望。比如我们村，老人要么是打麻将，要么就是聚在一起，到村部听碟子。
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现在一下子没人了，传统的代际情感纽带断了。所以，他们主要是精神的、心灵的孤单。
我们村十几个老人，我问他们，平常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死。生病的，一是没人管、没人照顾，二是大笔开销，他怕给后人留麻烦，也没有那么大开销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没用了，对儿女也没什么用了。一些老人，当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至于心理的疾病，就更没人知道了。
40、50、60后这些人，基本以乡村为归依。未来，他们的养老会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年轻人一年就回来几天，怎么可能养儿防老？
接着是70、80后。假设他们也跟之前的人一样，归宿也还是回到乡村，但他们没怎么从事过农业，至少参与不多，这些人未来回到村里，他不从事农业，他做什么？
很有可能，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在镇上或县城买个房子，买个门面，开个小卖店——回乡，但不落村，也不落业。为什么这几年县城的房地产那么活跃，是跟这个相关。这样的话，70、80后，会跟乡村、乡土更加疏离或断根，甚至处于一种阻断的状态——阻断的状态就麻烦了。
还有一类人：小孩。上一代人出去打工，孩子丢在家里，老人看着。但这一代人出去打工，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不可能有精力管孩子。所以，农二代的孩子，在城市事故率极高。
再就是孩子的心灵。原来是留守的孤独，但现在他从小在城市看到、接触的是城市对他们的不平等，从而带来心理问题——越是农村的孩子，越在意穿着、收入、是否被人家欺负。
所以，看上去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小孩上初中，家长最起码得有一个人回来陪读。现在很多农二代，实际是被孩子的教育拖回来的。这实际上阻断了这个家庭进入城市的进程，教育本身阻断了他们城市化的进程。
02
第二个问题：“业”、产业
整个乡村，年轻人只会出，不会进。大量的人走了以后，整个乡村就没有什么人了，“业”就起不来。人都走空了，谁来做“业”？乡村振兴，怎么振兴？
现在整个农村，你看到的是产业的凋敝。原来农民都在农村，当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农村，他会在乡村找很多办法：怎么样把农业搞得更精细一些、产量更高一点、卖的钱更多一点；多养几头猪、多养几头牛，增加一点副业收入；再不行，去做点买卖，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我帮你做点事，你帮我做点事……农村是靠这些。但这些东西的寄托，是人在乡村。现在，大家的收入主要是在城市挣来的，已经不指望在农村搞收入。
在农村，找不到“业”的发展出路，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业”就变的越来越单一。家里年轻人出去了，土地就交给年老的人——农民还是不轻易把地荒废掉；隔壁的几家人再走，走到家里老人都没了，这些地就交给邻居、亲戚来种……基本整个农村的“业”，就只是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业了。
这是当前农业的第一个问题：乡村的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
这个“业”的问题在哪儿？当少数人从事的农业扩大规模以后，尽管有机械辅助，但这些人的劳累程度非常之高——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规模扩大以后，规模效益没有出来。比如，规模可能扩大到50亩，但这个农民为了使他经营的土地一年能够多留一些收入，他尽量少雇工、少用机械。这个“业”实际上成了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的内卷。他更密集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更辛勤地去从事耕作、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以使一年下来留在自己口袋里的现金收入多一点。
最后就变成，土地是规模了，农业是机械化了，但留下来的这些农村人因为农业收入低，他付出的辛劳程度更多。二三十亩地，一年收入也就几万块钱，如果全部雇工、机械化，就剩不下来什么钱，所以他就把很多环节自己去辛苦。
现在有些人说，扩大规模，一家经营扩大到200亩，就可以增加多少收入。但是扩到200亩，农业要素组合的匹配度要求更高，产前、产中、产后，机械化的耕种，各个环节成本的节约，需要更好的要素匹配来实现，一般农民做不到。做不到的话，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农民为了节约成本，就更辛劳，也不可能做更大的经营规模。
所以，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产业本身在不断内卷，变成少部分人靠更辛劳的经济活动留下更多现金收入，而不是想象的更加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很多时候，不到农村，就容易想当然。
农业的第三个问题是：期望乡村的产业更加多样化——比如三产融合、乡村旅游等，来支撑乡村更活、更复杂的业态，但问题是，需求在哪儿？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通过城乡互动来实现产业多样化。我们不能把极少数村庄由城乡互动带来的变化，想当然地拓展为大多数农区都能实现这样的。
大多数传统农区乡村产业的多样化，是农工互补、农副互补，是农民靠着农业做点生计，靠一些副业、手工活动，来增加收入，跟现在很多人讲的城乡互动带来的乡村产业的多样化、产业融合，完全是两个概念。大多数村庄是实现不了城乡互动的产业多样化的。
03
第三个问题：住
住房基本反映了农民经济状况的变化，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住房状况的改善——进到乡村以后，农民相互之间比来比去，张家盖了两层楼，李家一定要想办法盖得比他高一点。
住房条件的改善，是改革以来乡村面貌最大的改变。包产到户的时候，农民有钱就盖房子，后来农民出去打工，有钱了，回来还是盖房子。这是农民基本的行为模式。它的好处是，带来整个乡村面貌的改变。问题是，乡村盖的这些房子，利用率极低。
我这次回去，是晚上十点多进的村，整个100多户的村，差不多就只有五六户亮着灯。老人不在的，年轻人出去了，这家就锁着门，常年是黑的。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化以来，农民积累的大量资本，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资本形成，而是积累在他未来落叶归根的这些村落——回到乡村盖房、装修，不断添加房子里的东西，目的是备着他以后回来。但这些资本的利用率非常之低，几近闲置。
04
第四个问题：占地
现在农民盖房子，已经不在原来村落里盖，都盖在公路边。农民的住房从传统村落到路边，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村落改变。传统村落，是依水、依地而形成的，是为了农业经济活动的方便。现在农民为什么整体往公路边盖？这是一个人口迁移社会的表现：交通出行方便。从原来农耕社会村落的布局、空间形态，转变为迁移社会的形态。
现在，我们把去农村看到的景象整个构图起来，你看到的乡村是：第一，人——老人的绝望，农二代的归属不定，留守儿童心灵创伤；第二，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第三，农民的住房明显改善，但占了大量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没有进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变成在乡村闲置的要素；第四，大量耕地的占用——住房的占用。
这样看来，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2.9999亿公益金，一起来“薅”】2021年度关爱留守儿童“希望微心愿”公益活动
为广泛动员社会各界爱心力量支持“希望工程”公益事业，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服务经济困难家庭青少年健康成长方面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省青基会决定联合中国青基会，依托腾讯公益平台开展2021年度关爱留守儿童“希望微心愿”公益活动。
9月7日至9日，腾讯公益将提供2.9999亿元作为公益项目配捐资金，支持所有在筹的公益项目。
湖北省青基会2021年腾讯“99公益日”募捐项目邀您参与！！！
活动简介
湖北希望工程关爱留守儿童“希望微心愿”公益活动，是响应《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精神，由团省委、省希望办、省青基会于2018年发起实施的公益项目，项目旨在为湖北省内近4万名困难家庭留守儿童每年捐助1个微心愿，并组织志愿者与所结对的留守青少年定期开展交流互动活动，帮助他们健康快乐成长。项目开展以来，已累计为留守儿童圆梦“希望微心愿”11万余个。
活动时间
2021年9月—11月
受益对象
本次众筹活动受益对象为前一年度开展“希望微心愿”公益活动资助的经济困难家庭留守儿童（各地受助对象人数以省青基会与团省委青发部核定的数量为准）；各地众筹资金有盈余时，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适当扩大受益范围。
众筹规则
（一）三重配捐
腾讯公益在“99公益日”期间（9月7日至9月9日）为每笔不低于1元的捐款提供随机配捐，捐赠人邀请好友助力成功可获得额外随机配捐，每人每天可获配捐总额最高为999元；中国青基会在“99公益日”期间对本项目提供10万元定向配捐，配完即止；根据活动期间各地线上筹款资金（各地发动自筹募捐资金及中国青基会、腾讯公益“99公益日”两重配捐资金总和），省青基会将在各地筹款目标金额范围内按照1∶1的比例配捐（配捐金额上限为各地筹款目标金额的50%）。
（二）主体一致
原则上各地通过本次公益众筹活动发起的“一起捐”所筹款项，定向在本地实施“希望微心愿”公益项目；特殊情况下征得“一起捐”团队同意后，可以跨地统筹使用。
“一起捐”发起者要填写清楚市县、单位以便统计核对（**市**县**单位或组织），凡不能明确发起“一起捐”主体的资金将由省青基会统筹使用。
活动步骤
划重点啦！！！ https://t.cn/A6IB8w5Q ，给你一个薅羊毛的机会
举个栗子（例子），10块，分10次捐！100块，分100次捐！小额、多笔！少量、多次！
！薅 ！
每天早上9点开始，用户每次不低于1元的捐赠，将获得腾讯公益基金会随机基础配捐，邀请好友助力成功可获额外随机配捐，使爱心放大，帮助更多小朋友点亮“微心愿”！
共青团黄冈市委爱心团队已成功组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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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简介
湖北希望工程关爱留守儿童“希望微心愿”公益活动，是响应《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精神，由团省委、省希望办、省青基会于2018年发起实施的公益项目，项目旨在为湖北省内近4万名困难家庭留守儿童每年捐助1个微心愿，并组织志愿者与所结对的留守青少年定期开展交流互动活动，帮助他们健康快乐成长。项目开展以来，已累计为留守儿童圆梦“希望微心愿”11万余个。
活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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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对象
本次众筹活动受益对象为前一年度开展“希望微心愿”公益活动资助的经济困难家庭留守儿童（各地受助对象人数以省青基会与团省委青发部核定的数量为准）；各地众筹资金有盈余时，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适当扩大受益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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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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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身边事# 【决胜时刻｜一张照片背后的帮扶故事】 在甘肃省庆阳市宁县湘乐镇，有个村子叫“任劳村”。因为村民互信互助，大家任劳任怨、相互扶持得名。
“爸妈都到地里干活儿去了，人家孩子都去上学了，就剩我一个。父母年岁都大了，我什么忙也帮不上，他们还得惦记我。”身患残疾的计怀春满是愧疚。
在任劳村，像计怀春这样的贫困村民还有不少。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谁能帮上一把？
这里，因是农耕文化之源，而闻名遐迩；这里，也曾因山高路远、信息闭塞，而贫瘠困顿；这里，村民们即便任劳任怨、辛勤劳作，依然力不从心。
2017年对口帮扶甘肃省庆阳市宁县以来，天津市河东区在“联”字上做文章、“帮”字上下功夫，形成了联品牌增后劲、联产业促增收、联人才增内力、联关键解困难的“四联四帮”扶贫协作新模式。有机肥生产、金银花种植、苹果种植……一批批产业帮扶项目先后落户宁县；一个个扶贫田间、扶贫车间落地而起，让在外常年打工的人家在家门口实现了务农打工两不误。 因残因病致贫成重点
今年31岁的计怀春，肢体一级残疾。12岁上学回家的路上，一次意外给身体落下终身残疾。花季少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一蹶不振，每天窝在家里不与人交流。父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老伴儿有胃窦炎，每年都要住一次院，儿子还残疾，再过些日子，我两眼一闭，娃到谁家吃饭去，谁照顾他们嘛。”53岁的杨雪萍抹着眼泪说，“想到这些我就伤心得不得了。”
贫穷与不幸的阴云笼罩在这家人头上。53岁的杨雪萍成了家里主要劳力，靠务农或打零工维持生计。“农活就我一个人干，最困难的时候几百块钱都没有。”
与计怀春家庭同村的庞志杰，日子也不好过。66岁的庞志杰，2009年以来先后两次脑溢血复发，沉重的药费负担和孩子的学费让他欠下了几万元的外债。为了供养两个孩子上学，庞志杰一家人只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每天起早贪黑，舍不得吃穿，甚至连有些农具都不敢买新的。三个月五个月不敢花十几二十块钱。每次孩子打电话回家，我真是既盼又怕。”说着，眼泪在庞志杰眼睛里打转。
在宁县，像计怀春、庞志杰这样，尝试用双手改变命运，但力不从心的困难家庭不在少数。
六盘山特困片带、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贫困人口多，经济落后，解决宁县的现状成为天津援甘干部心头的首要问题。
精准帮扶，产业先行。2017年3月与宁县签署结对帮扶协议以来，天津市河东区根据任劳村合作社的实际情况，帮助建起了扶贫车间，还针对部分村民无致富技能，又无法外出务工等问题，相继建立刺绣和中药材两个扶贫车间，教授绳编和刺绣技能，既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又实现了贫困户在家门口务工增收的愿望。留守的中老年妇女，也可以坐在家里做针线活挣钱，实现务农打工两不误。
走了近一个小时的山路，来到任劳村的惠宁药材农民专业合作社扶贫田间。四个蔬菜大棚内辣椒、甜瓜等蔬果以及芍药、生地等中药材已快成熟，成片的苹果树苗和西瓜正在茁壮成长，55亩合作种植田一眼望不到边。
正午时分，庞志杰正在精心打理自己的果园。“这两年，跟着村委会主任郭会宁种起了西瓜和药材，平时还在合作社打零工，每天还有70多元的收入呢。”现在，庞志杰的小日子蒸蒸日上，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两个孩子能够成才。
来到刺绣扶贫车间，计怀春正跟着一帮姐姐妹妹们做着刺绣手工。“我主要负责剪线头，因为有修鞋经验，速度比其他人快得多，挣得也相对多一些。每月从扶贫车间能领1500元至1800元的工资，再加上逢集修鞋的收入，日子有盼头，爸妈也不用那么辛苦了！”现在的计怀春，不仅能自食其力，性格也变得开朗了许多。
庞志杰、计怀春的脱贫路正是天津市河东区对口帮扶宁县的缩影。
从2017年至2020年底，河东区已累计为宁县投入市区两级财政帮扶资金1.0776亿元，全部用在产业、就业、健康、教育等最需要的地方，累计受益贫困户5.65万人，参与共建扶贫车间32个、果蔬保鲜库12座，扶持10434户脱贫户巩固提升产业发展成效。
产业有了，如何拓宽产品销路？河东区实施“宁货进津”行动，利用10家线下、2家线上消费扶贫销售网点推介销售宁县多种特色农产品，实现宁县农产品和天津消费扶贫企业及消费市场的精准对接，天津市民足不出户吃上了来自宁县的绿色食品。
“下一步，河东区将全面加大对宁县和迭部县的产业协作、消费协作、劳务协作、人才支持、教育卫生支援等各方面的支持协作力度，不断增强结对县的内生动力。同时，利用3至5年的时间，为宁县、迭部县分别打造2个乡村振兴示范村，帮助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河东区合作交流办副主任胡金莹表示。精准扶贫，关键在于精准，精准在于用心！ https://t.cn/A6cB3j43
（来源：中国小康网）
“爸妈都到地里干活儿去了，人家孩子都去上学了，就剩我一个。父母年岁都大了，我什么忙也帮不上，他们还得惦记我。”身患残疾的计怀春满是愧疚。
在任劳村，像计怀春这样的贫困村民还有不少。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谁能帮上一把？
这里，因是农耕文化之源，而闻名遐迩；这里，也曾因山高路远、信息闭塞，而贫瘠困顿；这里，村民们即便任劳任怨、辛勤劳作，依然力不从心。
2017年对口帮扶甘肃省庆阳市宁县以来，天津市河东区在“联”字上做文章、“帮”字上下功夫，形成了联品牌增后劲、联产业促增收、联人才增内力、联关键解困难的“四联四帮”扶贫协作新模式。有机肥生产、金银花种植、苹果种植……一批批产业帮扶项目先后落户宁县；一个个扶贫田间、扶贫车间落地而起，让在外常年打工的人家在家门口实现了务农打工两不误。 因残因病致贫成重点
今年31岁的计怀春，肢体一级残疾。12岁上学回家的路上，一次意外给身体落下终身残疾。花季少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一蹶不振，每天窝在家里不与人交流。父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老伴儿有胃窦炎，每年都要住一次院，儿子还残疾，再过些日子，我两眼一闭，娃到谁家吃饭去，谁照顾他们嘛。”53岁的杨雪萍抹着眼泪说，“想到这些我就伤心得不得了。”
贫穷与不幸的阴云笼罩在这家人头上。53岁的杨雪萍成了家里主要劳力，靠务农或打零工维持生计。“农活就我一个人干，最困难的时候几百块钱都没有。”
与计怀春家庭同村的庞志杰，日子也不好过。66岁的庞志杰，2009年以来先后两次脑溢血复发，沉重的药费负担和孩子的学费让他欠下了几万元的外债。为了供养两个孩子上学，庞志杰一家人只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每天起早贪黑，舍不得吃穿，甚至连有些农具都不敢买新的。三个月五个月不敢花十几二十块钱。每次孩子打电话回家，我真是既盼又怕。”说着，眼泪在庞志杰眼睛里打转。
在宁县，像计怀春、庞志杰这样，尝试用双手改变命运，但力不从心的困难家庭不在少数。
六盘山特困片带、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贫困人口多，经济落后，解决宁县的现状成为天津援甘干部心头的首要问题。
精准帮扶，产业先行。2017年3月与宁县签署结对帮扶协议以来，天津市河东区根据任劳村合作社的实际情况，帮助建起了扶贫车间，还针对部分村民无致富技能，又无法外出务工等问题，相继建立刺绣和中药材两个扶贫车间，教授绳编和刺绣技能，既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又实现了贫困户在家门口务工增收的愿望。留守的中老年妇女，也可以坐在家里做针线活挣钱，实现务农打工两不误。
走了近一个小时的山路，来到任劳村的惠宁药材农民专业合作社扶贫田间。四个蔬菜大棚内辣椒、甜瓜等蔬果以及芍药、生地等中药材已快成熟，成片的苹果树苗和西瓜正在茁壮成长，55亩合作种植田一眼望不到边。
正午时分，庞志杰正在精心打理自己的果园。“这两年，跟着村委会主任郭会宁种起了西瓜和药材，平时还在合作社打零工，每天还有70多元的收入呢。”现在，庞志杰的小日子蒸蒸日上，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两个孩子能够成才。
来到刺绣扶贫车间，计怀春正跟着一帮姐姐妹妹们做着刺绣手工。“我主要负责剪线头，因为有修鞋经验，速度比其他人快得多，挣得也相对多一些。每月从扶贫车间能领1500元至1800元的工资，再加上逢集修鞋的收入，日子有盼头，爸妈也不用那么辛苦了！”现在的计怀春，不仅能自食其力，性格也变得开朗了许多。
庞志杰、计怀春的脱贫路正是天津市河东区对口帮扶宁县的缩影。
从2017年至2020年底，河东区已累计为宁县投入市区两级财政帮扶资金1.0776亿元，全部用在产业、就业、健康、教育等最需要的地方，累计受益贫困户5.65万人，参与共建扶贫车间32个、果蔬保鲜库12座，扶持10434户脱贫户巩固提升产业发展成效。
产业有了，如何拓宽产品销路？河东区实施“宁货进津”行动，利用10家线下、2家线上消费扶贫销售网点推介销售宁县多种特色农产品，实现宁县农产品和天津消费扶贫企业及消费市场的精准对接，天津市民足不出户吃上了来自宁县的绿色食品。
“下一步，河东区将全面加大对宁县和迭部县的产业协作、消费协作、劳务协作、人才支持、教育卫生支援等各方面的支持协作力度，不断增强结对县的内生动力。同时，利用3至5年的时间，为宁县、迭部县分别打造2个乡村振兴示范村，帮助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河东区合作交流办副主任胡金莹表示。精准扶贫，关键在于精准，精准在于用心！ https://t.cn/A6cB3j43
（来源：中国小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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