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会》
病来自是于春嬾。但别院、笙歌一片。蛛丝网遍玻璃盏,更问舞裙歌扇!
有多少、莺愁蝶怨,甚梦里、春归不管。杨花也笑人情浅,故故沾衣扑面。这阕词邓广铭先生附于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原因说是由于词中“病来自是于春嬾”等语,和是年所作之“病笑春先到,闲知嬾是真”的《南歌子》所述意兴正相合之故。
考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稼轩虽然被废,居在上饶家中,但这时他年纪不过四十六岁,尚在壮年,精神不见颓废。而且从他在带湖经营的新居看,有室百楹。堂前的柱子为楹。百楹,可见其宽广。而且“东冈西阜,北墅南麓,以青径款竹扉,锦路行海棠,集山有楼,婆娑有堂,信步有亭,涤砚有渚。”可见其恢宏,居在这里,纵是贬谪,当亦兴致不浅。传说朱熹听说稼轩的这座庄园甚为宏丽,特地潜入去看,诧为耳目所未睹。则可见稼轩此时意气与此词全不合拍。所以在这时,他不会蜩螗如此词。就《南歌子》而言,除了上阕主要讲的是参玄入《契》,没有多大意味外,下阕虽有感慨也属一般。如“病笑春先到,闲知嬾是真。百般啼鸟苦撩人。除却提壶,此外不堪闻。”这里虽有“病”,最多,较之过去,不过是闲嬾而已。至于撩人的鸟声,不外乎有感于“行不得也哥哥”或是“不如归去”之类罢了,还是属于他一贯的报国无门的思想。与他这阕“杨花也笑人情浅”,连一个过客也没有的自是不伦。而且“蛛丝网遍玻璃盏,更问舞裙歌扇”也不类。所以有人认为不能附于淳熙十三年。
稼轩经过长期闲置以后,始于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再任福建提典刑狱。是年九月,摄帅事。次年秋,兼福建安抚使。到宁宗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冬十月再次落职。只有到了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以后,这时他不仅落职,连他的宫观也罢了,就是说,他的生活来源也断了。加上这时他那大一片家园又毁于一场大火,真个是祸不单行,天灾人祸,接踵而来。以致他这时不得不遣散他的侍姬,就连为他管理文札的爱姬钱钱也不得不遣走。临行作了一阕《临江仙》送她:
一自酒情诗兴嬾,舞裙歌扇阑珊。好天良夜月团团。杜陵真好事,留得一钱看。岁晚人欺陈不识,怎教阿堵留连。杨花榆荚雪漫天。从今花影下,只看绿苔圆。
这阕词在意兴上才是与《杏花天》是相吻合的。这里是“舞裙歌扇阑珊”,那里是“更问舞裙歌扇”。这里正羡慕杜甫虽穷,还能“留得一钱看”,而他一个钱钱还不能不送走;那里恰好是“多少莺啼蝶怨”,盖他的侍姬们都不得各自东西啊。这里是“岁晚人欺程不识”,那里是“杨花也笑人情浅”。措辞虽别,而意境则全同。所以此词应列入这阕之后才对。同时,根据他的“舞裙歌扇阑珊”以及他几乎无法生活来看,则可看他的《好事近》:
医者索酬劳,那得许多钱物?只有一个整整,也和盘托得。下官歌舞转凄凉,剩得几枝笛。觑着这般火色,告妈妈将息。
“歌舞凄惶”,无钱付医药费,当也是此时的作品而不应放在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前后。此词见于周煇的《清波杂志》。是书成于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淳熙过此即为庆元。所以成于这时,与时间也一致。正是因为侍姬都散了,所以这年春天,才有感于“别院笙歌一片,”这才有感于今,没个小鬼上门了。
首句“病来自是于春嬾”。病了,自然是于春事就嬾得管了。这“病”,也许是生理的,穷愁潦倒嘛,病也不新鲜。但古来病字多作忧患贫穷的同义词。人一穷困了,当然于春事也就勤快不了。自己于春事为嬾,然而别院此时的笙歌,正响成一片。两两对照,何等鲜明。这不仅想起昔日的繁华、热闹都衰歇了,更伤心的是,既然主战派落到了如此地步,那个笙歌一片的别院,作为政治对立物,当然就是主和派了。自己这里既然是酒杯尘封,那么昔日的清客此时也都过到那边去了吧。当“下官歌舞转凄惶,剩得几支笛”都不得不作为货币而付作酬劳的时候,就不用谈什么歌舞了。歌妓云散,酒杯尘封,则无人上门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时唯一和以前一样的就只有杨花,对他是依旧是热情地沾衣扑面,没有因他这么穷病而嫌弃得远远地离开他。而且当作者正感到辛酸时,倒感到一如平时的杨花,反而因愤世俗之浇薄,似更故意的亲热了。这亲热,正表现在它“笑人情浅”。这一“笑”字,冷峻极。人们往往以水性杨花比喻薄情,他这里却认为杨花反而比人之情是更为深厚的。对轻薄的杨花,居然有不能承受之重的感慨,则这个世道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软如轻絮的杨花,在他手里却成了沉重的鞭挞。寄慨之深,不止翻案文章写得好而已。 https://t.cn/R2WxlG9
病来自是于春嬾。但别院、笙歌一片。蛛丝网遍玻璃盏,更问舞裙歌扇!
有多少、莺愁蝶怨,甚梦里、春归不管。杨花也笑人情浅,故故沾衣扑面。这阕词邓广铭先生附于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原因说是由于词中“病来自是于春嬾”等语,和是年所作之“病笑春先到,闲知嬾是真”的《南歌子》所述意兴正相合之故。
考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稼轩虽然被废,居在上饶家中,但这时他年纪不过四十六岁,尚在壮年,精神不见颓废。而且从他在带湖经营的新居看,有室百楹。堂前的柱子为楹。百楹,可见其宽广。而且“东冈西阜,北墅南麓,以青径款竹扉,锦路行海棠,集山有楼,婆娑有堂,信步有亭,涤砚有渚。”可见其恢宏,居在这里,纵是贬谪,当亦兴致不浅。传说朱熹听说稼轩的这座庄园甚为宏丽,特地潜入去看,诧为耳目所未睹。则可见稼轩此时意气与此词全不合拍。所以在这时,他不会蜩螗如此词。就《南歌子》而言,除了上阕主要讲的是参玄入《契》,没有多大意味外,下阕虽有感慨也属一般。如“病笑春先到,闲知嬾是真。百般啼鸟苦撩人。除却提壶,此外不堪闻。”这里虽有“病”,最多,较之过去,不过是闲嬾而已。至于撩人的鸟声,不外乎有感于“行不得也哥哥”或是“不如归去”之类罢了,还是属于他一贯的报国无门的思想。与他这阕“杨花也笑人情浅”,连一个过客也没有的自是不伦。而且“蛛丝网遍玻璃盏,更问舞裙歌扇”也不类。所以有人认为不能附于淳熙十三年。
稼轩经过长期闲置以后,始于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再任福建提典刑狱。是年九月,摄帅事。次年秋,兼福建安抚使。到宁宗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冬十月再次落职。只有到了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以后,这时他不仅落职,连他的宫观也罢了,就是说,他的生活来源也断了。加上这时他那大一片家园又毁于一场大火,真个是祸不单行,天灾人祸,接踵而来。以致他这时不得不遣散他的侍姬,就连为他管理文札的爱姬钱钱也不得不遣走。临行作了一阕《临江仙》送她:
一自酒情诗兴嬾,舞裙歌扇阑珊。好天良夜月团团。杜陵真好事,留得一钱看。岁晚人欺陈不识,怎教阿堵留连。杨花榆荚雪漫天。从今花影下,只看绿苔圆。
这阕词在意兴上才是与《杏花天》是相吻合的。这里是“舞裙歌扇阑珊”,那里是“更问舞裙歌扇”。这里正羡慕杜甫虽穷,还能“留得一钱看”,而他一个钱钱还不能不送走;那里恰好是“多少莺啼蝶怨”,盖他的侍姬们都不得各自东西啊。这里是“岁晚人欺程不识”,那里是“杨花也笑人情浅”。措辞虽别,而意境则全同。所以此词应列入这阕之后才对。同时,根据他的“舞裙歌扇阑珊”以及他几乎无法生活来看,则可看他的《好事近》:
医者索酬劳,那得许多钱物?只有一个整整,也和盘托得。下官歌舞转凄凉,剩得几枝笛。觑着这般火色,告妈妈将息。
“歌舞凄惶”,无钱付医药费,当也是此时的作品而不应放在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前后。此词见于周煇的《清波杂志》。是书成于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淳熙过此即为庆元。所以成于这时,与时间也一致。正是因为侍姬都散了,所以这年春天,才有感于“别院笙歌一片,”这才有感于今,没个小鬼上门了。
首句“病来自是于春嬾”。病了,自然是于春事就嬾得管了。这“病”,也许是生理的,穷愁潦倒嘛,病也不新鲜。但古来病字多作忧患贫穷的同义词。人一穷困了,当然于春事也就勤快不了。自己于春事为嬾,然而别院此时的笙歌,正响成一片。两两对照,何等鲜明。这不仅想起昔日的繁华、热闹都衰歇了,更伤心的是,既然主战派落到了如此地步,那个笙歌一片的别院,作为政治对立物,当然就是主和派了。自己这里既然是酒杯尘封,那么昔日的清客此时也都过到那边去了吧。当“下官歌舞转凄惶,剩得几支笛”都不得不作为货币而付作酬劳的时候,就不用谈什么歌舞了。歌妓云散,酒杯尘封,则无人上门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时唯一和以前一样的就只有杨花,对他是依旧是热情地沾衣扑面,没有因他这么穷病而嫌弃得远远地离开他。而且当作者正感到辛酸时,倒感到一如平时的杨花,反而因愤世俗之浇薄,似更故意的亲热了。这亲热,正表现在它“笑人情浅”。这一“笑”字,冷峻极。人们往往以水性杨花比喻薄情,他这里却认为杨花反而比人之情是更为深厚的。对轻薄的杨花,居然有不能承受之重的感慨,则这个世道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软如轻絮的杨花,在他手里却成了沉重的鞭挞。寄慨之深,不止翻案文章写得好而已。 https://t.cn/R2WxlG9
【#抗美援朝老兵回忆啃不动土豆用牙刮# :战场上食物不足时只能吃土豆和雪】没有国,哪有家?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71周年,伴随着电影《长津湖》在国庆期间的热映,大河报记者再次把镜头对准这群“最可爱的人”。
驻马店两位老兵邹玉振、袁国章回国退伍后各自忙于各自的生活,如今生活平静。邹玉振身体相对比较健康,夫妻均在家养老,由儿子照顾,老兵自己也养了一群“扁嘴”(鸭子),平时也会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些轻松的活,偶尔还会有些志愿者来看望,他总是忍不住给大家讲述曾经的烽火岁月。
2020年,记者就曾去采访过邹玉振和袁国章,两家相距不远,两位老兵不在同一个部队,没有一起打过仗,碰了面却用朝鲜语对起话来。说着说着,两位老兵的眼眶湿润了,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今年随着《长津湖》的热映,记者再次与老兵们聊起了战斗岁月,电影里面美军飞机让志愿军吃了不少苦头,老兵们作为机炮连战士,他们经历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河报记者:你在朝鲜战场上吃过土豆没有?
邹玉振:吃过,吃土豆喝盐水,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在战场上不能像美国兵那样吃细米白面,还有啤酒、咖啡喝,咱们只能吃高梁面,供应不上就吃土豆吃雪,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内才能吃饱肚子。
袁国章:吃过,(吃的时候得)再热热,粮食送不过去,冻土豆,啃也啃不动,用牙刮着吃,渴了,抓一把雪填嘴里。后期不吃冻土豆了,后方送去什么就吃什么。吃的什么多?国家那时候很穷,大米很少,有时候送去高粱米,高粱米吃的也不算很多。大河报记者:在雪地里埋伏过没有?
邹玉振:在雪地里趴过两天一夜,身体弱的冻死了,身体好的熬过来了。有冻伤的,有的人脚趾头都截了,有的腿都截了。
袁国章:经常在雪地里趴着,趴那里也不动,经常在战壕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打仗)谁敢动一下?
大河报记者:打落过美军敌机没?
邹玉振:打落过不少,在青双江大桥,打落过敌人的飞机,高炮也多,高射机枪也多。我们当时有20个高炮团,100个高炮营。
袁国章:我的部队打过,打过飞机,也用炮打下来过一架。
邹玉振:指挥战士打落美军飞机
我从小命苦,几岁时因家乡发洪水被冲走,后来被人收留才捡回一条命。
十几岁的时候参加国军,开始和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投降之后,我投诚当了八路。
在1949年的时候,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有时候是后勤做饭,有时候是老百姓做饭,以米饭为主,我们步行到重庆,后来又过江,然后得到消息,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我们部队又坐船三天到武汉休息了一阵子,期间我们在广播上听到领导人多次讲朝鲜战场的重要意义,美国虽然在打朝鲜,但是紧挨着朝鲜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经不起折腾了,必须去支援朝鲜!
我们没休息多久又出发了,这次走了七天到东北凤凰山,然后又倒回来到沈阳歇脚,这一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是1950年,我和我的战友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们最终到了东北海城,休息了一个月,白天跟着部队训练,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朝鲜战场的知识。直到1951年,我们开始坐车出发,这次上战场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让我的战友给我照了张相,寄到我养父养母家里,并且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让他们别再挂念我了。
1952年,我们到军事线待了大概两三个月,我当时所属的部队是十五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一营机炮连,负责防空,主要对付美国人的飞机,我们的武器是高射炮,带着耳机,看到飞机后,等排长下令,我们就开炮,不知道打落了多少架飞机。再后来我的部队去守下惠山打了一天一夜,战争极为惨烈,我们的排长受伤了,临时让班长顶替排长的位置。
当我当上排长职位那一刻,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个时候西南方向飞过来了美国兵的战斗机,我来不及学习了,赶紧去指挥,按照以前我的排长的指挥方式,对着对讲机喊道“西南五百,高度八百,放!”然后炮弹“嘟”“嘟”“嘟”“嘟”的发射了出去,目睹着这架飞机被打落,心中满满的成就感,当时激动地得我全身都在颤抖。
1953年,我们突然接到命令,两个小时以内,200里以内的重武器都得就位,要去守清川江大桥了。我们赶紧坐上汽车,前往清川江大桥,地图上都已经标好了位置,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天空的飞机扔下来了一个汽油桶炸弹,可把我们吓坏了,还好是个哑弹,我们的人赶紧上去把炸弹排除了,至今想起来也是一阵阵的后怕。我的部队都是高射机枪,攻击距离6里地,主要负责保护高射炮。在清川江大桥边上,我们打了7天7夜,打着打着,停战了,我们下了汽车换乘火车,去了师指挥所,守了两年的师指挥所。
虽然我是临时代理排长,但是把我的兵管理的还算可以,起码没有出意外,领导就认命我为12号指挥排长了。
袁国章:长相秀气的老乡战友在眼前牺牲
我被分配在18兵团62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然后我在榆次县学习了六七天的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的知识,又跟着部队一起去解放西北,十一月的时候又去了四川,又从四川坐汽车到贵州,然后步行到长沙,到1950年的时候,我成为了文化教员。
1951年3月,我们这里听到了朝鲜战场的消息,同一时间我被调到了16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我跟随着我的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汉口,河北,吉林,一直到1951年年底我们到了普兰店,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训练了四五个月,然后给我分配了步枪,被子,糯米,然后又坐火车。
一进朝鲜就是战场,那时候的条件苦啊,饱一顿饥一顿的,好在子弹分配的很多,成千成千的发,根本打不完,我们累了就挖个洞,在洞里休息,打一仗就换个地方在那待了多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一直到上甘岭的时候,组织让我当文化教员,从那之后,我从打美国兵的战士,变成了教文化课,教唱歌的文化教员,每天在各个部队里游走,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大家识字唱歌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美国兵捣乱,一直没有机会完完整整的上完一堂课,我们还根据当时的情况,编了一些顺口溜:“小鬼子,美国兵,有三怕,一怕打野战,二怕拼刺刀,三怕手榴弹把他蹦!”这个顺口溜编完,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发现周围的战士们眼角都湿润了,美国兵这三怕,是我们多少个战士的经验啊,美国兵为啥会有这三怕,这是我们的战士擅长的,硬生生给他们打怕的,论装备,美国兵比我们精良,论条件,美国兵比我们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怕啊,我们不能退,我们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亲人!这来之不易的家园,刚把日本鬼子赶走,这又来了美国兵,我们必须寸土必争!
那时候的条件也很苦啊,美国的飞机在天空飞过去的时候,我们都猫在下方,大气不敢喘一下,唯恐被飞机看到,就是做饭,都不敢有太大的炊烟,唯恐暴露位置。我有个关系特别好的战士兄弟,他叫候顺章,也是我们河南的老乡,长得很秀气,放在现在,他的长相绝对是个大明星。那天我们正在山沟里休息,美国的飞机飞过来了,飞机下方紧跟着美国兵,候顺章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给我说枪声很好听,他听愣神了,竟然站了起来,被人家一枪打死了,那场战争很惨烈,我们惨胜,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爬着后撤,边爬边拉着他往后走,等确定安全的时候,我忍不住的留下了眼泪,就地挖个坑给他埋了,没有墓碑,我只给他插了个树枝当他的墓碑,然后匆匆撤退,我一直到下了战场,也没有机会去给他扫扫墓,我甚至都忘了我把他埋在哪里了,至今我还在想,当时是什么枪声,我都没有听清楚,这个侯顺章竟然能听敌人的枪声入迷了。
1952年开始,战争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前线的小摩擦还是不断,听说中国一直在和美国谈,一直到1953年,我们才开始撤军。#洞见计划#(大河报记者 朱长振)
驻马店两位老兵邹玉振、袁国章回国退伍后各自忙于各自的生活,如今生活平静。邹玉振身体相对比较健康,夫妻均在家养老,由儿子照顾,老兵自己也养了一群“扁嘴”(鸭子),平时也会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些轻松的活,偶尔还会有些志愿者来看望,他总是忍不住给大家讲述曾经的烽火岁月。
2020年,记者就曾去采访过邹玉振和袁国章,两家相距不远,两位老兵不在同一个部队,没有一起打过仗,碰了面却用朝鲜语对起话来。说着说着,两位老兵的眼眶湿润了,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今年随着《长津湖》的热映,记者再次与老兵们聊起了战斗岁月,电影里面美军飞机让志愿军吃了不少苦头,老兵们作为机炮连战士,他们经历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河报记者:你在朝鲜战场上吃过土豆没有?
邹玉振:吃过,吃土豆喝盐水,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在战场上不能像美国兵那样吃细米白面,还有啤酒、咖啡喝,咱们只能吃高梁面,供应不上就吃土豆吃雪,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内才能吃饱肚子。
袁国章:吃过,(吃的时候得)再热热,粮食送不过去,冻土豆,啃也啃不动,用牙刮着吃,渴了,抓一把雪填嘴里。后期不吃冻土豆了,后方送去什么就吃什么。吃的什么多?国家那时候很穷,大米很少,有时候送去高粱米,高粱米吃的也不算很多。大河报记者:在雪地里埋伏过没有?
邹玉振:在雪地里趴过两天一夜,身体弱的冻死了,身体好的熬过来了。有冻伤的,有的人脚趾头都截了,有的腿都截了。
袁国章:经常在雪地里趴着,趴那里也不动,经常在战壕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打仗)谁敢动一下?
大河报记者:打落过美军敌机没?
邹玉振:打落过不少,在青双江大桥,打落过敌人的飞机,高炮也多,高射机枪也多。我们当时有20个高炮团,100个高炮营。
袁国章:我的部队打过,打过飞机,也用炮打下来过一架。
邹玉振:指挥战士打落美军飞机
我从小命苦,几岁时因家乡发洪水被冲走,后来被人收留才捡回一条命。
十几岁的时候参加国军,开始和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投降之后,我投诚当了八路。
在1949年的时候,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有时候是后勤做饭,有时候是老百姓做饭,以米饭为主,我们步行到重庆,后来又过江,然后得到消息,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我们部队又坐船三天到武汉休息了一阵子,期间我们在广播上听到领导人多次讲朝鲜战场的重要意义,美国虽然在打朝鲜,但是紧挨着朝鲜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经不起折腾了,必须去支援朝鲜!
我们没休息多久又出发了,这次走了七天到东北凤凰山,然后又倒回来到沈阳歇脚,这一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是1950年,我和我的战友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们最终到了东北海城,休息了一个月,白天跟着部队训练,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朝鲜战场的知识。直到1951年,我们开始坐车出发,这次上战场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让我的战友给我照了张相,寄到我养父养母家里,并且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让他们别再挂念我了。
1952年,我们到军事线待了大概两三个月,我当时所属的部队是十五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一营机炮连,负责防空,主要对付美国人的飞机,我们的武器是高射炮,带着耳机,看到飞机后,等排长下令,我们就开炮,不知道打落了多少架飞机。再后来我的部队去守下惠山打了一天一夜,战争极为惨烈,我们的排长受伤了,临时让班长顶替排长的位置。
当我当上排长职位那一刻,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个时候西南方向飞过来了美国兵的战斗机,我来不及学习了,赶紧去指挥,按照以前我的排长的指挥方式,对着对讲机喊道“西南五百,高度八百,放!”然后炮弹“嘟”“嘟”“嘟”“嘟”的发射了出去,目睹着这架飞机被打落,心中满满的成就感,当时激动地得我全身都在颤抖。
1953年,我们突然接到命令,两个小时以内,200里以内的重武器都得就位,要去守清川江大桥了。我们赶紧坐上汽车,前往清川江大桥,地图上都已经标好了位置,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天空的飞机扔下来了一个汽油桶炸弹,可把我们吓坏了,还好是个哑弹,我们的人赶紧上去把炸弹排除了,至今想起来也是一阵阵的后怕。我的部队都是高射机枪,攻击距离6里地,主要负责保护高射炮。在清川江大桥边上,我们打了7天7夜,打着打着,停战了,我们下了汽车换乘火车,去了师指挥所,守了两年的师指挥所。
虽然我是临时代理排长,但是把我的兵管理的还算可以,起码没有出意外,领导就认命我为12号指挥排长了。
袁国章:长相秀气的老乡战友在眼前牺牲
我被分配在18兵团62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然后我在榆次县学习了六七天的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的知识,又跟着部队一起去解放西北,十一月的时候又去了四川,又从四川坐汽车到贵州,然后步行到长沙,到1950年的时候,我成为了文化教员。
1951年3月,我们这里听到了朝鲜战场的消息,同一时间我被调到了16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我跟随着我的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汉口,河北,吉林,一直到1951年年底我们到了普兰店,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训练了四五个月,然后给我分配了步枪,被子,糯米,然后又坐火车。
一进朝鲜就是战场,那时候的条件苦啊,饱一顿饥一顿的,好在子弹分配的很多,成千成千的发,根本打不完,我们累了就挖个洞,在洞里休息,打一仗就换个地方在那待了多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一直到上甘岭的时候,组织让我当文化教员,从那之后,我从打美国兵的战士,变成了教文化课,教唱歌的文化教员,每天在各个部队里游走,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大家识字唱歌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美国兵捣乱,一直没有机会完完整整的上完一堂课,我们还根据当时的情况,编了一些顺口溜:“小鬼子,美国兵,有三怕,一怕打野战,二怕拼刺刀,三怕手榴弹把他蹦!”这个顺口溜编完,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发现周围的战士们眼角都湿润了,美国兵这三怕,是我们多少个战士的经验啊,美国兵为啥会有这三怕,这是我们的战士擅长的,硬生生给他们打怕的,论装备,美国兵比我们精良,论条件,美国兵比我们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怕啊,我们不能退,我们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亲人!这来之不易的家园,刚把日本鬼子赶走,这又来了美国兵,我们必须寸土必争!
那时候的条件也很苦啊,美国的飞机在天空飞过去的时候,我们都猫在下方,大气不敢喘一下,唯恐被飞机看到,就是做饭,都不敢有太大的炊烟,唯恐暴露位置。我有个关系特别好的战士兄弟,他叫候顺章,也是我们河南的老乡,长得很秀气,放在现在,他的长相绝对是个大明星。那天我们正在山沟里休息,美国的飞机飞过来了,飞机下方紧跟着美国兵,候顺章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给我说枪声很好听,他听愣神了,竟然站了起来,被人家一枪打死了,那场战争很惨烈,我们惨胜,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爬着后撤,边爬边拉着他往后走,等确定安全的时候,我忍不住的留下了眼泪,就地挖个坑给他埋了,没有墓碑,我只给他插了个树枝当他的墓碑,然后匆匆撤退,我一直到下了战场,也没有机会去给他扫扫墓,我甚至都忘了我把他埋在哪里了,至今我还在想,当时是什么枪声,我都没有听清楚,这个侯顺章竟然能听敌人的枪声入迷了。
1952年开始,战争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前线的小摩擦还是不断,听说中国一直在和美国谈,一直到1953年,我们才开始撤军。#洞见计划#(大河报记者 朱长振)
【#抗美援朝老兵回忆啃不动土豆用牙刮# :战场上食物不足时只能吃土豆和雪】没有国,哪有家?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71周年,伴随着电影《长津湖》在国庆期间的热映,大河报记者再次把镜头对准这群“最可爱的人”。
驻马店两位老兵邹玉振、袁国章回国退伍后各自忙于各自的生活,如今生活平静。邹玉振身体相对比较健康,夫妻均在家养老,由儿子照顾,老兵自己也养了一群“扁嘴”(鸭子),平时也会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些轻松的活,偶尔还会有些志愿者来看望,他总是忍不住给大家讲述曾经的烽火岁月。
2020年,记者就曾去采访过邹玉振和袁国章,两家相距不远,两位老兵不在同一个部队,没有一起打过仗,碰了面却用朝鲜语对起话来。说着说着,两位老兵的眼眶湿润了,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今年随着《长津湖》的热映,记者再次与老兵们聊起了战斗岁月,电影里面美军飞机让志愿军吃了不少苦头,老兵们作为机炮连战士,他们经历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河报记者:你在朝鲜战场上吃过土豆没有?
邹玉振:吃过,吃土豆喝盐水,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在战场上不能像美国兵那样吃细米白面,还有啤酒、咖啡喝,咱们只能吃高梁面,供应不上就吃土豆吃雪,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内才能吃饱肚子。
袁国章:吃过,(吃的时候得)再热热,粮食送不过去,冻土豆,啃也啃不动,用牙刮着吃,渴了,抓一把雪填嘴里。后期不吃冻土豆了,后方送去什么就吃什么。吃的什么多?国家那时候很穷,大米很少,有时候送去高粱米,高粱米吃的也不算很多。大河报记者:在雪地里埋伏过没有?
邹玉振:在雪地里趴过两天一夜,身体弱的冻死了,身体好的熬过来了。有冻伤的,有的人脚趾头都截了,有的腿都截了。
袁国章:经常在雪地里趴着,趴那里也不动,经常在战壕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打仗)谁敢动一下?
大河报记者:打落过美军敌机没?
邹玉振:打落过不少,在青双江大桥,打落过敌人的飞机,高炮也多,高射机枪也多。我们当时有20个高炮团,100个高炮营。
袁国章:我的部队打过,打过飞机,也用炮打下来过一架。
邹玉振:指挥战士打落美军飞机
我从小命苦,几岁时因家乡发洪水被冲走,后来被人收留才捡回一条命。
十几岁的时候参加国军,开始和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投降之后,我投诚当了八路。
在1949年的时候,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有时候是后勤做饭,有时候是老百姓做饭,以米饭为主,我们步行到重庆,后来又过江,然后得到消息,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我们部队又坐船三天到武汉休息了一阵子,期间我们在广播上听到领导人多次讲朝鲜战场的重要意义,美国虽然在打朝鲜,但是紧挨着朝鲜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经不起折腾了,必须去支援朝鲜!
我们没休息多久又出发了,这次走了七天到东北凤凰山,然后又倒回来到沈阳歇脚,这一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是1950年,我和我的战友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们最终到了东北海城,休息了一个月,白天跟着部队训练,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朝鲜战场的知识。直到1951年,我们开始坐车出发,这次上战场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让我的战友给我照了张相,寄到我养父养母家里,并且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让他们别再挂念我了。
1952年,我们到军事线待了大概两三个月,我当时所属的部队是十五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一营机炮连,负责防空,主要对付美国人的飞机,我们的武器是高射炮,带着耳机,看到飞机后,等排长下令,我们就开炮,不知道打落了多少架飞机。再后来我的部队去守下惠山打了一天一夜,战争极为惨烈,我们的排长受伤了,临时让班长顶替排长的位置。
当我当上排长职位那一刻,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个时候西南方向飞过来了美国兵的战斗机,我来不及学习了,赶紧去指挥,按照以前我的排长的指挥方式,对着对讲机喊道“西南五百,高度八百,放!”然后炮弹“嘟”“嘟”“嘟”“嘟”的发射了出去,目睹着这架飞机被打落,心中满满的成就感,当时激动地得我全身都在颤抖。
1953年,我们突然接到命令,两个小时以内,200里以内的重武器都得就位,要去守清川江大桥了。我们赶紧坐上汽车,前往清川江大桥,地图上都已经标好了位置,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天空的飞机扔下来了一个汽油桶炸弹,可把我们吓坏了,还好是个哑弹,我们的人赶紧上去把炸弹排除了,至今想起来也是一阵阵的后怕。我的部队都是高射机枪,攻击距离6里地,主要负责保护高射炮。在清川江大桥边上,我们打了7天7夜,打着打着,停战了,我们下了汽车换乘火车,去了师指挥所,守了两年的师指挥所。
虽然我是临时代理排长,但是把我的兵管理的还算可以,起码没有出意外,领导就认命我为12号指挥排长了。
袁国章:长相秀气的老乡战友在眼前牺牲
我被分配在18兵团62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然后我在榆次县学习了六七天的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的知识,又跟着部队一起去解放西北,十一月的时候又去了四川,又从四川坐汽车到贵州,然后步行到长沙,到1950年的时候,我成为了文化教员。
1951年3月,我们这里听到了朝鲜战场的消息,同一时间我被调到了16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我跟随着我的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汉口,河北,吉林,一直到1951年年底我们到了普兰店,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训练了四五个月,然后给我分配了步枪,被子,糯米,然后又坐火车。
一进朝鲜就是战场,那时候的条件苦啊,饱一顿饥一顿的,好在子弹分配的很多,成千成千的发,根本打不完,我们累了就挖个洞,在洞里休息,打一仗就换个地方在那待了多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一直到上甘岭的时候,组织让我当文化教员,从那之后,我从打美国兵的战士,变成了教文化课,教唱歌的文化教员,每天在各个部队里游走,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大家识字唱歌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美国兵捣乱,一直没有机会完完整整的上完一堂课,我们还根据当时的情况,编了一些顺口溜:“小鬼子,美国兵,有三怕,一怕打野战,二怕拼刺刀,三怕手榴弹把他蹦!”这个顺口溜编完,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发现周围的战士们眼角都湿润了,美国兵这三怕,是我们多少个战士的经验啊,美国兵为啥会有这三怕,这是我们的战士擅长的,硬生生给他们打怕的,论装备,美国兵比我们精良,论条件,美国兵比我们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怕啊,我们不能退,我们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亲人!这来之不易的家园,刚把日本鬼子赶走,这又来了美国兵,我们必须寸土必争!
那时候的条件也很苦啊,美国的飞机在天空飞过去的时候,我们都猫在下方,大气不敢喘一下,唯恐被飞机看到,就是做饭,都不敢有太大的炊烟,唯恐暴露位置。我有个关系特别好的战士兄弟,他叫候顺章,也是我们河南的老乡,长得很秀气,放在现在,他的长相绝对是个大明星。那天我们正在山沟里休息,美国的飞机飞过来了,飞机下方紧跟着美国兵,候顺章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给我说枪声很好听,他听愣神了,竟然站了起来,被人家一枪打死了,那场战争很惨烈,我们惨胜,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爬着后撤,边爬边拉着他往后走,等确定安全的时候,我忍不住的留下了眼泪,就地挖个坑给他埋了,没有墓碑,我只给他插了个树枝当他的墓碑,然后匆匆撤退,我一直到下了战场,也没有机会去给他扫扫墓,我甚至都忘了我把他埋在哪里了,至今我还在想,当时是什么枪声,我都没有听清楚,这个侯顺章竟然能听敌人的枪声入迷了。
1952年开始,战争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前线的小摩擦还是不断,听说中国一直在和美国谈,一直到1953年,我们才开始撤军。#洞见计划#(大河报记者 朱长振)
驻马店两位老兵邹玉振、袁国章回国退伍后各自忙于各自的生活,如今生活平静。邹玉振身体相对比较健康,夫妻均在家养老,由儿子照顾,老兵自己也养了一群“扁嘴”(鸭子),平时也会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些轻松的活,偶尔还会有些志愿者来看望,他总是忍不住给大家讲述曾经的烽火岁月。
2020年,记者就曾去采访过邹玉振和袁国章,两家相距不远,两位老兵不在同一个部队,没有一起打过仗,碰了面却用朝鲜语对起话来。说着说着,两位老兵的眼眶湿润了,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今年随着《长津湖》的热映,记者再次与老兵们聊起了战斗岁月,电影里面美军飞机让志愿军吃了不少苦头,老兵们作为机炮连战士,他们经历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河报记者:你在朝鲜战场上吃过土豆没有?
邹玉振:吃过,吃土豆喝盐水,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在战场上不能像美国兵那样吃细米白面,还有啤酒、咖啡喝,咱们只能吃高梁面,供应不上就吃土豆吃雪,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内才能吃饱肚子。
袁国章:吃过,(吃的时候得)再热热,粮食送不过去,冻土豆,啃也啃不动,用牙刮着吃,渴了,抓一把雪填嘴里。后期不吃冻土豆了,后方送去什么就吃什么。吃的什么多?国家那时候很穷,大米很少,有时候送去高粱米,高粱米吃的也不算很多。大河报记者:在雪地里埋伏过没有?
邹玉振:在雪地里趴过两天一夜,身体弱的冻死了,身体好的熬过来了。有冻伤的,有的人脚趾头都截了,有的腿都截了。
袁国章:经常在雪地里趴着,趴那里也不动,经常在战壕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打仗)谁敢动一下?
大河报记者:打落过美军敌机没?
邹玉振:打落过不少,在青双江大桥,打落过敌人的飞机,高炮也多,高射机枪也多。我们当时有20个高炮团,100个高炮营。
袁国章:我的部队打过,打过飞机,也用炮打下来过一架。
邹玉振:指挥战士打落美军飞机
我从小命苦,几岁时因家乡发洪水被冲走,后来被人收留才捡回一条命。
十几岁的时候参加国军,开始和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投降之后,我投诚当了八路。
在1949年的时候,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有时候是后勤做饭,有时候是老百姓做饭,以米饭为主,我们步行到重庆,后来又过江,然后得到消息,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我们部队又坐船三天到武汉休息了一阵子,期间我们在广播上听到领导人多次讲朝鲜战场的重要意义,美国虽然在打朝鲜,但是紧挨着朝鲜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经不起折腾了,必须去支援朝鲜!
我们没休息多久又出发了,这次走了七天到东北凤凰山,然后又倒回来到沈阳歇脚,这一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是1950年,我和我的战友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们最终到了东北海城,休息了一个月,白天跟着部队训练,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朝鲜战场的知识。直到1951年,我们开始坐车出发,这次上战场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让我的战友给我照了张相,寄到我养父养母家里,并且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让他们别再挂念我了。
1952年,我们到军事线待了大概两三个月,我当时所属的部队是十五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一营机炮连,负责防空,主要对付美国人的飞机,我们的武器是高射炮,带着耳机,看到飞机后,等排长下令,我们就开炮,不知道打落了多少架飞机。再后来我的部队去守下惠山打了一天一夜,战争极为惨烈,我们的排长受伤了,临时让班长顶替排长的位置。
当我当上排长职位那一刻,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个时候西南方向飞过来了美国兵的战斗机,我来不及学习了,赶紧去指挥,按照以前我的排长的指挥方式,对着对讲机喊道“西南五百,高度八百,放!”然后炮弹“嘟”“嘟”“嘟”“嘟”的发射了出去,目睹着这架飞机被打落,心中满满的成就感,当时激动地得我全身都在颤抖。
1953年,我们突然接到命令,两个小时以内,200里以内的重武器都得就位,要去守清川江大桥了。我们赶紧坐上汽车,前往清川江大桥,地图上都已经标好了位置,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天空的飞机扔下来了一个汽油桶炸弹,可把我们吓坏了,还好是个哑弹,我们的人赶紧上去把炸弹排除了,至今想起来也是一阵阵的后怕。我的部队都是高射机枪,攻击距离6里地,主要负责保护高射炮。在清川江大桥边上,我们打了7天7夜,打着打着,停战了,我们下了汽车换乘火车,去了师指挥所,守了两年的师指挥所。
虽然我是临时代理排长,但是把我的兵管理的还算可以,起码没有出意外,领导就认命我为12号指挥排长了。
袁国章:长相秀气的老乡战友在眼前牺牲
我被分配在18兵团62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然后我在榆次县学习了六七天的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的知识,又跟着部队一起去解放西北,十一月的时候又去了四川,又从四川坐汽车到贵州,然后步行到长沙,到1950年的时候,我成为了文化教员。
1951年3月,我们这里听到了朝鲜战场的消息,同一时间我被调到了16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我跟随着我的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汉口,河北,吉林,一直到1951年年底我们到了普兰店,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训练了四五个月,然后给我分配了步枪,被子,糯米,然后又坐火车。
一进朝鲜就是战场,那时候的条件苦啊,饱一顿饥一顿的,好在子弹分配的很多,成千成千的发,根本打不完,我们累了就挖个洞,在洞里休息,打一仗就换个地方在那待了多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一直到上甘岭的时候,组织让我当文化教员,从那之后,我从打美国兵的战士,变成了教文化课,教唱歌的文化教员,每天在各个部队里游走,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大家识字唱歌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美国兵捣乱,一直没有机会完完整整的上完一堂课,我们还根据当时的情况,编了一些顺口溜:“小鬼子,美国兵,有三怕,一怕打野战,二怕拼刺刀,三怕手榴弹把他蹦!”这个顺口溜编完,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发现周围的战士们眼角都湿润了,美国兵这三怕,是我们多少个战士的经验啊,美国兵为啥会有这三怕,这是我们的战士擅长的,硬生生给他们打怕的,论装备,美国兵比我们精良,论条件,美国兵比我们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怕啊,我们不能退,我们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亲人!这来之不易的家园,刚把日本鬼子赶走,这又来了美国兵,我们必须寸土必争!
那时候的条件也很苦啊,美国的飞机在天空飞过去的时候,我们都猫在下方,大气不敢喘一下,唯恐被飞机看到,就是做饭,都不敢有太大的炊烟,唯恐暴露位置。我有个关系特别好的战士兄弟,他叫候顺章,也是我们河南的老乡,长得很秀气,放在现在,他的长相绝对是个大明星。那天我们正在山沟里休息,美国的飞机飞过来了,飞机下方紧跟着美国兵,候顺章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给我说枪声很好听,他听愣神了,竟然站了起来,被人家一枪打死了,那场战争很惨烈,我们惨胜,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爬着后撤,边爬边拉着他往后走,等确定安全的时候,我忍不住的留下了眼泪,就地挖个坑给他埋了,没有墓碑,我只给他插了个树枝当他的墓碑,然后匆匆撤退,我一直到下了战场,也没有机会去给他扫扫墓,我甚至都忘了我把他埋在哪里了,至今我还在想,当时是什么枪声,我都没有听清楚,这个侯顺章竟然能听敌人的枪声入迷了。
1952年开始,战争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前线的小摩擦还是不断,听说中国一直在和美国谈,一直到1953年,我们才开始撤军。#洞见计划#(大河报记者 朱长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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