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月3日，林语堂受邀给寰球中国学生会做演讲，题为“论现代批评的职务”。当时知识界面临重整站队的局面，鲁迅最终被左翼说服，出任“左联”的旗手。林语堂这篇演讲可以说是一份宣言，表明自己的知识分子姿态。

#林语堂# 在文中指出，中华文明产生了众多文人，特别擅长舞文弄墨，而真正的思想家则很少。这是因为，在传统文化中—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我们把思想问题交给了几位圣人，“古代各国的文化是建树在几位圣贤的权威之上”。可是我们现在身处现代文化，已经不能依赖圣贤的权威。在中国，当下的青年时时处于矛盾尴尬的境地，“一方听见人家攻击西洋的机器文明，一方又醉心欧美的文化；一方看见中国政治风俗的腐败，一方又听人家赞扬东方的道德；一方想要谋女子的自由解放，一方又听人家称赞‘新思想旧道德’的女子” 。面对现代性的困境，我们只能依赖批评来梳理我们的问题。现代文化之所以为现代文化，唯批评而已。

如此，我们看到现代文化产生了众多的批评家，如歌德、尼采、罗素、萧伯纳等， “现代的文化，就是批评的文化，与古代信仰思想界权威的文化有别。这个批评的文化是现代各国所共有的，不是哪一方哪一国所独有”。林语堂引用马修·阿诺德的名言“批评是认清对象的真相”，强调批评是现代文明“唯一的促动力”：“批评是应用学术上冷静的态度，来批评我们的文学思想，生活动作，风俗礼教，以及一切社会上的人事。”但批评绝非易事，它必须克服自己的成见，“须有探险家的魄力勇气”，而 “尤其难的，就是对于自己的批评”。

林语堂的跨文化实践正是贯彻了这种学术上冷静的批评，开启了一种合情合理的、超越了西式普适性和中国特性之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方案。林语堂既要西式普适性也要中国特性，但又不是唯全盘西化的世界主义者，也不是一味强调保存中国特性的民族主义者。他的文学文化实践勾勒出一幅跨文化有机融合的景观：既拥抱西式普适性，又不失对其之批评；在阐释中国特性的同时，强调其适用于现代文化的普适性功能。

像个游客去打卡，看看古镇大水车转转四方街，是疫情之下略显萧条的大研古镇。
也像个本地人一样，去逛市场，体验真实的烟火气和生活。
去雪山脚下，用脚步丈量留住探险家洛克的原始纳西族村落，石头堆砌起来的房子是人类的智慧结晶。穿越无人之径，是绝色的雪山秋景，来世想当一棵树。
去过了商业的大研和束河，在相对纯粹的白沙古镇散散步，喝一杯咸鱼咖啡馆的云南铁皮卡，发个呆然后写下这些文字。
当下的快乐是真实的。 https://t.cn/z8Lvv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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