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新书 ｜ 豆瓣好书之 《人类群星闪耀时》
这本书的内容正如它的副标题——十四篇历史特写。作者茨威格用诗人和艺术家的笔触，为我们讲述了十四个故事，跨越不同时代和地域，捕捉曾经照耀历史的群星。本周的好书阅读，就让我们从这本群像式的经典之作读起吧！
书中以深厚纯熟的笔力，展现了那些遥远的人物和极富戏剧性的时刻，如在面对凯撒遇刺、局势混乱时，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西塞罗的犹豫不决；又如格鲁希墨守成规，造成拿破仑在滑铁卢的败绩，以致影响了之后的整个欧洲历史……书中充满了对悲剧英雄命运的关注、共情、怜惜，对造物主的敬畏，对人在有限生命中具备的神性、迸发的创造力的肯定，以及对人间正义价值的遵照和捍卫。十四个生死攸关、超越时代的故事，如群星般璀璨而不渝地照耀着暂时的黑夜。
这本书的内容正如它的副标题——十四篇历史特写。作者茨威格用诗人和艺术家的笔触，为我们讲述了十四个故事，跨越不同时代和地域，捕捉曾经照耀历史的群星。本周的好书阅读，就让我们从这本群像式的经典之作读起吧！
书中以深厚纯熟的笔力，展现了那些遥远的人物和极富戏剧性的时刻，如在面对凯撒遇刺、局势混乱时，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西塞罗的犹豫不决；又如格鲁希墨守成规，造成拿破仑在滑铁卢的败绩，以致影响了之后的整个欧洲历史……书中充满了对悲剧英雄命运的关注、共情、怜惜，对造物主的敬畏，对人在有限生命中具备的神性、迸发的创造力的肯定，以及对人间正义价值的遵照和捍卫。十四个生死攸关、超越时代的故事，如群星般璀璨而不渝地照耀着暂时的黑夜。
《九王夺嫡》，郑小悠、橘玄雅、夏天合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小悠乃是北大历史系博士，没想到还能撰写通俗性的畅销书，她的《年羹尧之死》一版再版，获得广泛好评，几年前我们曾经一同到湖南参加“文化下乡”活动，因此知道她对于清史如数家珍。而今她的这部新作谈的仍然是清代有名掌故，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中别开生面，确非易事，非有超强之信心者，绝不敢为。
郑老师也在序言中谈到了这一点。她说，康雍之际争夺皇位的故事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学术研究史，以此话题再创作，很可能是费力不讨好的选择，因为相关研究太多，极难写出新意，她说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导师郭润涛就反复告诉她：“从来没人研究的题目不能选，那很可能是个‘伪问题’；研究成果已经蔚为大观的题目也要慎选，因为所需的阅读量太大，而自我发挥的空间太小。”
正因为导师的告诫，使得郑老师虽然对这个主题一直有兴趣，但也一直没有下决心撰写，后来得到两位挚友加盟赞襄，才让她开始动笔。她介绍橘玄雅对满文档案和爱新觉罗家族史、清代宫廷史都有研究，同时夏天对康雍史很谂熟，这样的三人组合，真可谓强强强联手。
本书的章节不标回次，只列出每节的名称，比如第一节名为“皇位继承是个历史难题”。该节谈到了雍正帝继位伊始，社会就流传小道消息，称其得位不正，由此而引发了曾静案。乾隆帝继位后将其父亲自编撰的辨白奇书《大义觉迷录》毁板禁绝，由此引起了人们无限的猜测。孟森提出的“清初三大疑案”中，其中之一就是“世宗入承大统”，本书谈论的正是康熙的九位皇子争夺储位的故事。
书中谈到了中国古代实行的主要是储子均分遗产制，在民间传统中，继承财产时兄长与弟弟比较起来，并没有什么优势，相反，兄长还要负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供养弟弟读书等等，但帝王之家不同，手足相残、兄弟阋墙的悲剧时有发生。郑老师认为，皇储之争并非是每个皇子都愿意做的事，想躲清闲也绝非易事：“从主观来说，皇子想当富贵闲人，必须要心态好、胆子小，另外还要性格软弱、文不成武不就。心态好而能力强，那是不行的。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正因为如此，“生在权力中心，没有争权的欲望，却有行权的能力，别人也不会放心。”这正如“周公恐惧流言日”，自辨清白何其之难，而郑老师给出的条件不仅这一点，她还列出了另外三条，以此说明人在樊笼中，不争都不行。
那么，郑老师是如何解读九子夺谪之事呢？她把此事的肇始原因归结在康熙皇帝的教子误区，文中提及玄烨共有35个儿子，进入兄弟排行的有24个，皇帝教子的特点可归结为两句话：一是满汉杂糅，首崇满洲；二是重智育、体育，轻德育。玄烨在三藩之乱最危险的时候，一改满洲旧制，册立只有两岁的嫡子为皇太子，以此表明他承当华夏正朔，遵守儒家传统，然在立太子之后，他却没有实行与嫡长子继承制相匹配的皇室子弟管理制度，而是延续关外传统，让他的庶子们在军事政治上各显其能。康熙原本的目的是想打压五旗诸王势力，但他没有想到任用皇子参与军国大事会让这些皇子们野心勃勃。故郑老师总结说：“康熙帝既想利用嫡长子继承制的好处，又试图用满洲传统弥补其不足，这样矛盾的思路和做法必然导致混乱局面的产生。”
在接下来的章节里，郑老师逐一讲述了九王各自的情况和性格特点，接下来讲述玄烨在临终前究竟让哪位皇子来继承大统的谜案。此前我读到过一些史料，但几乎每种史料的真伪性都会遭到不同的质疑。关于玄烨驾崩后的情形，我在马国贤所著《清廷十三年中》看到过大段的细节描写，可以想见当时京城的气氛是何等之紧张。
胤禛继位后的三四年，他先后清理了八阿哥、九阿哥、十四阿哥，这些皇子身边的太监侍从等也被发配到边地，这些人在前往戍所时，沿途讲述宫廷秘闻。因为是被处罚者，想来这些人的所讲都是说胤禛如何弑父夺位，然后再残杀兄弟，当时湖南大山里的一位名叫曾静的读书人，就是通过这个渠道听闻到相关故事，而他原本就有强烈的反清复明思想，于是决定抓住机会推翻清政权。曾静派他的弟子张熙前往西安，劝说岳飞二十一世孙川陕总督岳钟琪举兵反清，然其未成想到，岳钟琪举报了此事。
关于皇帝驾崩前的传位问题，曾静听到的版本是：皇帝下令传位给允禵，同时下令将允禵从甘肃召回，但隆科多隐匿了圣旨，圣祖驾崩后，隆科多矫召宣布由四阿哥胤禛继位。曾静被抓后，胤禛对这类说法一律斥为诽谤诋毁，于是才有了《大义觉迷录》。郑老师在书中详细分析了玄烨病危之时急召胤禛赴园的时间，她引用了《实录》中对这一天的记载，同时说，雍正所修《实录》告成于乾隆六年十二月，此时距离玄烨驾崩已经二十年，郑老师引用了《实录》的记载后指出：“这段记载把康熙《实录》中的胤禛受召和抵达寝宫的两个时间点删去，又把他三次面见康熙帝问安，改为五次。前者或许是行文方便，后者或许是抄写错误，但另有别故也未可知。”
诸多的蛛丝马迹，均可指认胤禛继位确实有问题，当时胤禛抵达畅春园时，皇帝已向其他皇子和隆科多说过了继承人选之事，胤禛并未亲耳听到过，亲耳聆听康熙帝传位谕旨的是三阿哥、七阿哥、八阿哥等七位皇子，同时还有理藩院尚书隆科多，郑老师说：“隆科多作为唯一异姓大臣聆听遗命，还在康熙帝去世后独自向新君传达遗旨，未免太不合理。”
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呢？郑老师以述而不作的方式，列出不同的说法，同时给出合理的猜测，她究竟在文中给没给出相应的结论呢？只能请读者自己去享受发现的快乐。
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小悠乃是北大历史系博士，没想到还能撰写通俗性的畅销书，她的《年羹尧之死》一版再版，获得广泛好评，几年前我们曾经一同到湖南参加“文化下乡”活动，因此知道她对于清史如数家珍。而今她的这部新作谈的仍然是清代有名掌故，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中别开生面，确非易事，非有超强之信心者，绝不敢为。
郑老师也在序言中谈到了这一点。她说，康雍之际争夺皇位的故事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学术研究史，以此话题再创作，很可能是费力不讨好的选择，因为相关研究太多，极难写出新意，她说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导师郭润涛就反复告诉她：“从来没人研究的题目不能选，那很可能是个‘伪问题’；研究成果已经蔚为大观的题目也要慎选，因为所需的阅读量太大，而自我发挥的空间太小。”
正因为导师的告诫，使得郑老师虽然对这个主题一直有兴趣，但也一直没有下决心撰写，后来得到两位挚友加盟赞襄，才让她开始动笔。她介绍橘玄雅对满文档案和爱新觉罗家族史、清代宫廷史都有研究，同时夏天对康雍史很谂熟，这样的三人组合，真可谓强强强联手。
本书的章节不标回次，只列出每节的名称，比如第一节名为“皇位继承是个历史难题”。该节谈到了雍正帝继位伊始，社会就流传小道消息，称其得位不正，由此而引发了曾静案。乾隆帝继位后将其父亲自编撰的辨白奇书《大义觉迷录》毁板禁绝，由此引起了人们无限的猜测。孟森提出的“清初三大疑案”中，其中之一就是“世宗入承大统”，本书谈论的正是康熙的九位皇子争夺储位的故事。
书中谈到了中国古代实行的主要是储子均分遗产制，在民间传统中，继承财产时兄长与弟弟比较起来，并没有什么优势，相反，兄长还要负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供养弟弟读书等等，但帝王之家不同，手足相残、兄弟阋墙的悲剧时有发生。郑老师认为，皇储之争并非是每个皇子都愿意做的事，想躲清闲也绝非易事：“从主观来说，皇子想当富贵闲人，必须要心态好、胆子小，另外还要性格软弱、文不成武不就。心态好而能力强，那是不行的。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正因为如此，“生在权力中心，没有争权的欲望，却有行权的能力，别人也不会放心。”这正如“周公恐惧流言日”，自辨清白何其之难，而郑老师给出的条件不仅这一点，她还列出了另外三条，以此说明人在樊笼中，不争都不行。
那么，郑老师是如何解读九子夺谪之事呢？她把此事的肇始原因归结在康熙皇帝的教子误区，文中提及玄烨共有35个儿子，进入兄弟排行的有24个，皇帝教子的特点可归结为两句话：一是满汉杂糅，首崇满洲；二是重智育、体育，轻德育。玄烨在三藩之乱最危险的时候，一改满洲旧制，册立只有两岁的嫡子为皇太子，以此表明他承当华夏正朔，遵守儒家传统，然在立太子之后，他却没有实行与嫡长子继承制相匹配的皇室子弟管理制度，而是延续关外传统，让他的庶子们在军事政治上各显其能。康熙原本的目的是想打压五旗诸王势力，但他没有想到任用皇子参与军国大事会让这些皇子们野心勃勃。故郑老师总结说：“康熙帝既想利用嫡长子继承制的好处，又试图用满洲传统弥补其不足，这样矛盾的思路和做法必然导致混乱局面的产生。”
在接下来的章节里，郑老师逐一讲述了九王各自的情况和性格特点，接下来讲述玄烨在临终前究竟让哪位皇子来继承大统的谜案。此前我读到过一些史料，但几乎每种史料的真伪性都会遭到不同的质疑。关于玄烨驾崩后的情形，我在马国贤所著《清廷十三年中》看到过大段的细节描写，可以想见当时京城的气氛是何等之紧张。
胤禛继位后的三四年，他先后清理了八阿哥、九阿哥、十四阿哥，这些皇子身边的太监侍从等也被发配到边地，这些人在前往戍所时，沿途讲述宫廷秘闻。因为是被处罚者，想来这些人的所讲都是说胤禛如何弑父夺位，然后再残杀兄弟，当时湖南大山里的一位名叫曾静的读书人，就是通过这个渠道听闻到相关故事，而他原本就有强烈的反清复明思想，于是决定抓住机会推翻清政权。曾静派他的弟子张熙前往西安，劝说岳飞二十一世孙川陕总督岳钟琪举兵反清，然其未成想到，岳钟琪举报了此事。
关于皇帝驾崩前的传位问题，曾静听到的版本是：皇帝下令传位给允禵，同时下令将允禵从甘肃召回，但隆科多隐匿了圣旨，圣祖驾崩后，隆科多矫召宣布由四阿哥胤禛继位。曾静被抓后，胤禛对这类说法一律斥为诽谤诋毁，于是才有了《大义觉迷录》。郑老师在书中详细分析了玄烨病危之时急召胤禛赴园的时间，她引用了《实录》中对这一天的记载，同时说，雍正所修《实录》告成于乾隆六年十二月，此时距离玄烨驾崩已经二十年，郑老师引用了《实录》的记载后指出：“这段记载把康熙《实录》中的胤禛受召和抵达寝宫的两个时间点删去，又把他三次面见康熙帝问安，改为五次。前者或许是行文方便，后者或许是抄写错误，但另有别故也未可知。”
诸多的蛛丝马迹，均可指认胤禛继位确实有问题，当时胤禛抵达畅春园时，皇帝已向其他皇子和隆科多说过了继承人选之事，胤禛并未亲耳听到过，亲耳聆听康熙帝传位谕旨的是三阿哥、七阿哥、八阿哥等七位皇子，同时还有理藩院尚书隆科多，郑老师说：“隆科多作为唯一异姓大臣聆听遗命，还在康熙帝去世后独自向新君传达遗旨，未免太不合理。”
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呢？郑老师以述而不作的方式，列出不同的说法，同时给出合理的猜测，她究竟在文中给没给出相应的结论呢？只能请读者自己去享受发现的快乐。
【#年轻人还应该做理想主义者吗#理想主义者梁卫星，依然没有与现实和解】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概念，其实最早是梁卫星提出来的。”北大教授、学者兼精神界的战士、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钱理群说。当年他用一句“北大的学生大都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整个中国刮起风暴，当头棒喝有之，汹汹反驳有之，然而这个词语最初的来源，其实是来自一个叫梁卫星的中学语文老师的自印书《勉为其难的抒写》。
大概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处于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前景倍感困惑之中的北大教授钱理群，突然收到一个叫梁卫星的人寄来的一本自己私下写的集子。在这封寄到北大中文系的信里，唐突的作者介绍自己是湖北仙桃市下辖彭场镇中学的一名高中语文老师。
看完集子里的内容后，钱理群非常吃惊，“一个中学老师，怎么会想这么大的问题，而且是根本性的问题。”
梁卫星属于这样老师中的一员：他们高喊“不跪着教书”，“不相信来自行政部门的评价就是教师的立身之本”；他们正大光明的宣称，“不读教科书以外的书，就无法长成人”，用自编的读本，开办“青春读书课”，培育未来的“读书种子”；他们带着学生集体旅行，感知对土地、对虫鸟万物的热爱；他们最看重作文，但不是因为分数的重量，不去教授“总分总”的万金油法宝，而是告诉学生，所想即所写，言说己意是每个人的权利；他们所有的所想，都是出于恐惧，恐惧下一代的孩子将被套上不自知的枷锁，期望通过阅读和思考，还学生自由。
他给学生讲索尔贝娄、加缪、卡夫卡，讲文学史，也讲哲学和美学。他让学生自己制定班规，无论好学生坏学生都要轮流当班干部，他声称哪有学生上课不开小差，不看课外书，将全班分成十个读书小组，每周规定读完一本课外书，武侠言情皆可，周末再一起交流讨论。他一厢情愿地觉得学生变得温和、理性、深思了，直到一位学生举报了他，将他的课堂言论满满写了十三页，如冷水浇头。
他被认定既不能带高三，也不能当班主任。那时他觉得一辈子就这样了，唯一的爱好成了打麻将，一到寒暑假，几天几夜不下桌，喷吐的香烟在房间里盘成厚厚的云团。然而新世纪来临，网络兴起，在那个互联网的古早时代，他发现了自己写作的天赋，找到了表达的出口。他写起文学评论、时评、杂感，竟然都薄有微名，后来，朋友们说他还可以写小说。
就这样，梁卫星的小说《成人之美兮》问世了。在这本书里，形态各异的老师纷然登场，有掌握权力的教研组长，玩世不恭的现实主义者，喜欢将“既然不能反抗，那就享受”挂在嘴边，最后身败名裂；有以清高自居的一校名师，刚才还激情批判世道人心，转脸又振振有词收取学生的资料费；有收藏黄段子如机器猫一般的男老师，下了课便插科打诨；还有当了一辈子老师的老实人，最会“五哄”：在家里，哄老婆；在学校，上哄校长，下哄同事；在教室，哄学生；在外面，哄家长。笑意堆积得如同早晨吃的花卷。
小说真正的主角是一位姓海，名无言的中年教师。 海老师是办公室中的另类，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对任何有关教学的讨论不发一言，他奉行“不作为”主义：不参与学校的评优，不当班主任。除了几节课，办公室里的日常敷衍，他独来独往，用消极的方式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一座孤岛。
但这同时是一个矛盾的人，他先是劝年轻的老师们认清现实，宁愿他们随波逐流，但又将关于这份职业最黑暗的部分告诉他们，让年轻人自己选择；他总是说自己只想求一份生活，早就不在乎什么，最后却毅然离开了学校，宁愿去摆路边摊；他还说教育什么也改变不了，不要想得那么天真又浪漫，但在课堂上，他又总想说些多余的话，他说从最基本的语词，也能抵达真实的人生，布置的作业是让学生去思考词语被遮蔽的含义。
书出版后得到了不错的声名，梁卫星在学校的地位原本被以为能得到提升，没想到却适得其反。当时的学校的领导和老师觉得这书是以他们为原型，把他从普通班调去给体育班上课。没有人明确说调动属于惩罚的一种。只是调去体育班的老师，要么临近退休，要么就像另一位老师，调去的时候被传言“精神有点状况”。
“这个书写了后，同事里面，有对号入座的，但没有对号入座里面好老师的，说哎呀，这人写得这么牛逼，那是我，没有。有的是，这人被黑成这样，那是我。
有一个老师，算是我最好的读者，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对这个书绝对是刻骨铭心，他自己对号入座，觉得我是污蔑他诽谤他，他疯到什么地步，每一句话，他觉得我在写谁，一句句找出来，标明这个是写你，那个是写他，然后给学校里这些老师一个个发，给校长也发，标出我写他们的地方。”
后来，体育班也停掉了，不再给他排课，梁卫星只能领基本工资，没事可做。某种程度上，梁卫星获得了他想要的自由，不会再有人通知他去开会，不会再有人给他记考勤，既不会再有家长追着要给他送礼（他将这视为一种侮辱），也不会再有家长去告状，怕他教坏学生。如今，他连学校都不用去了。
梁卫星说自己一生愧疚的事很多，最愧疚的就是对自己的女儿。
“年轻时候不懂事，对孩子的教育全是理想主义，我没让她补过一次课，没有学过任何一种特长，有时间都让她休息。我没条件让她出国，但走国内这条路，我又没按规矩来，怎么可能考得过人家小孩从小学一直补到高中？所以她成绩不好，我怎么开解她都没用，我给她传播很多东西，没用。教室里面自有一套评判机制。
大学以后，我慢慢和她沟通，才知道教育对她伤害太深了，其实就是自卑嘛，自卑之后就彻底对自己没有信心，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彻底没信心的人是很卑怯的。女儿说她怪过我。希望我没有那么特立独行。我非常内疚，我一直觉得对不起家里人，特别是对不起女儿，这辈子我做什么都是失败的。”
这就是梁卫星的故事，许多事上他都失败了，他是老师但不再能上课，他是小说家但不再有小说问世，他有过民间思想者的称号，但当下的公共场域早已遗忘了他，如今，他还说自己是一个失败的父亲，曾经相信的东西似乎都辜负了他。在十年的漫长日子里，梁卫星被生活悬置，动弹不得，他一次次确信曾经的选择，又一次次怀疑曾经的自己，他是怯懦的但并非没有勇气，他是愚蠢的但并非不够天真，他只是失败了。当痛苦降临，一切变得混沌不清，模糊难理，他就逃向玄幻小说。
曾经有一个寂寂的夜晚，梁卫星从床上爬起来，他没有再自欺欺人，沉溺玄幻小说，而是打开灯，细细读起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我坐在窗前》，他喜欢这首：
我忠诚于这二流的时代，
并骄傲的承认，我最好的想法
也属二流，但愿未来将它们视作
我挣脱窒息的纪念。
#洞见计划#阅读梁卫星的完整故事请点击：https://t.cn/A6MpN3KI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概念，其实最早是梁卫星提出来的。”北大教授、学者兼精神界的战士、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钱理群说。当年他用一句“北大的学生大都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整个中国刮起风暴，当头棒喝有之，汹汹反驳有之，然而这个词语最初的来源，其实是来自一个叫梁卫星的中学语文老师的自印书《勉为其难的抒写》。
大概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处于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前景倍感困惑之中的北大教授钱理群，突然收到一个叫梁卫星的人寄来的一本自己私下写的集子。在这封寄到北大中文系的信里，唐突的作者介绍自己是湖北仙桃市下辖彭场镇中学的一名高中语文老师。
看完集子里的内容后，钱理群非常吃惊，“一个中学老师，怎么会想这么大的问题，而且是根本性的问题。”
梁卫星属于这样老师中的一员：他们高喊“不跪着教书”，“不相信来自行政部门的评价就是教师的立身之本”；他们正大光明的宣称，“不读教科书以外的书，就无法长成人”，用自编的读本，开办“青春读书课”，培育未来的“读书种子”；他们带着学生集体旅行，感知对土地、对虫鸟万物的热爱；他们最看重作文，但不是因为分数的重量，不去教授“总分总”的万金油法宝，而是告诉学生，所想即所写，言说己意是每个人的权利；他们所有的所想，都是出于恐惧，恐惧下一代的孩子将被套上不自知的枷锁，期望通过阅读和思考，还学生自由。
他给学生讲索尔贝娄、加缪、卡夫卡，讲文学史，也讲哲学和美学。他让学生自己制定班规，无论好学生坏学生都要轮流当班干部，他声称哪有学生上课不开小差，不看课外书，将全班分成十个读书小组，每周规定读完一本课外书，武侠言情皆可，周末再一起交流讨论。他一厢情愿地觉得学生变得温和、理性、深思了，直到一位学生举报了他，将他的课堂言论满满写了十三页，如冷水浇头。
他被认定既不能带高三，也不能当班主任。那时他觉得一辈子就这样了，唯一的爱好成了打麻将，一到寒暑假，几天几夜不下桌，喷吐的香烟在房间里盘成厚厚的云团。然而新世纪来临，网络兴起，在那个互联网的古早时代，他发现了自己写作的天赋，找到了表达的出口。他写起文学评论、时评、杂感，竟然都薄有微名，后来，朋友们说他还可以写小说。
就这样，梁卫星的小说《成人之美兮》问世了。在这本书里，形态各异的老师纷然登场，有掌握权力的教研组长，玩世不恭的现实主义者，喜欢将“既然不能反抗，那就享受”挂在嘴边，最后身败名裂；有以清高自居的一校名师，刚才还激情批判世道人心，转脸又振振有词收取学生的资料费；有收藏黄段子如机器猫一般的男老师，下了课便插科打诨；还有当了一辈子老师的老实人，最会“五哄”：在家里，哄老婆；在学校，上哄校长，下哄同事；在教室，哄学生；在外面，哄家长。笑意堆积得如同早晨吃的花卷。
小说真正的主角是一位姓海，名无言的中年教师。 海老师是办公室中的另类，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对任何有关教学的讨论不发一言，他奉行“不作为”主义：不参与学校的评优，不当班主任。除了几节课，办公室里的日常敷衍，他独来独往，用消极的方式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一座孤岛。
但这同时是一个矛盾的人，他先是劝年轻的老师们认清现实，宁愿他们随波逐流，但又将关于这份职业最黑暗的部分告诉他们，让年轻人自己选择；他总是说自己只想求一份生活，早就不在乎什么，最后却毅然离开了学校，宁愿去摆路边摊；他还说教育什么也改变不了，不要想得那么天真又浪漫，但在课堂上，他又总想说些多余的话，他说从最基本的语词，也能抵达真实的人生，布置的作业是让学生去思考词语被遮蔽的含义。
书出版后得到了不错的声名，梁卫星在学校的地位原本被以为能得到提升，没想到却适得其反。当时的学校的领导和老师觉得这书是以他们为原型，把他从普通班调去给体育班上课。没有人明确说调动属于惩罚的一种。只是调去体育班的老师，要么临近退休，要么就像另一位老师，调去的时候被传言“精神有点状况”。
“这个书写了后，同事里面，有对号入座的，但没有对号入座里面好老师的，说哎呀，这人写得这么牛逼，那是我，没有。有的是，这人被黑成这样，那是我。
有一个老师，算是我最好的读者，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对这个书绝对是刻骨铭心，他自己对号入座，觉得我是污蔑他诽谤他，他疯到什么地步，每一句话，他觉得我在写谁，一句句找出来，标明这个是写你，那个是写他，然后给学校里这些老师一个个发，给校长也发，标出我写他们的地方。”
后来，体育班也停掉了，不再给他排课，梁卫星只能领基本工资，没事可做。某种程度上，梁卫星获得了他想要的自由，不会再有人通知他去开会，不会再有人给他记考勤，既不会再有家长追着要给他送礼（他将这视为一种侮辱），也不会再有家长去告状，怕他教坏学生。如今，他连学校都不用去了。
梁卫星说自己一生愧疚的事很多，最愧疚的就是对自己的女儿。
“年轻时候不懂事，对孩子的教育全是理想主义，我没让她补过一次课，没有学过任何一种特长，有时间都让她休息。我没条件让她出国，但走国内这条路，我又没按规矩来，怎么可能考得过人家小孩从小学一直补到高中？所以她成绩不好，我怎么开解她都没用，我给她传播很多东西，没用。教室里面自有一套评判机制。
大学以后，我慢慢和她沟通，才知道教育对她伤害太深了，其实就是自卑嘛，自卑之后就彻底对自己没有信心，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彻底没信心的人是很卑怯的。女儿说她怪过我。希望我没有那么特立独行。我非常内疚，我一直觉得对不起家里人，特别是对不起女儿，这辈子我做什么都是失败的。”
这就是梁卫星的故事，许多事上他都失败了，他是老师但不再能上课，他是小说家但不再有小说问世，他有过民间思想者的称号，但当下的公共场域早已遗忘了他，如今，他还说自己是一个失败的父亲，曾经相信的东西似乎都辜负了他。在十年的漫长日子里，梁卫星被生活悬置，动弹不得，他一次次确信曾经的选择，又一次次怀疑曾经的自己，他是怯懦的但并非没有勇气，他是愚蠢的但并非不够天真，他只是失败了。当痛苦降临，一切变得混沌不清，模糊难理，他就逃向玄幻小说。
曾经有一个寂寂的夜晚，梁卫星从床上爬起来，他没有再自欺欺人，沉溺玄幻小说，而是打开灯，细细读起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我坐在窗前》，他喜欢这首：
我忠诚于这二流的时代，
并骄傲的承认，我最好的想法
也属二流，但愿未来将它们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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