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康国宾向国信证券发律师函：研报有误导性陈述】
11月10日，微信公号爱康国宾发布声明称，2020年11月6日， 微信公众号“GuosenHealthcare”(该微信公众号声称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济研究所运营的唯一订阅号，版权归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有)发布报告《美年健康：大跌事出有因，探寻阿里战略(重大事件快评)》。该报告在正文部分对爱康国宾的经营状况和发展进行了分析评论。
相关报告内容表示爱康国宾受疫情冲击，短期内并非资产注入良机，暗指相关方存在着将爱康国宾作为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美年健康的潜在安排和计划。报告同时阐述了美年健康与爱康国宾合计占据了民营体检市场的较大份额，并认为体检行业处于高速增长期，最终对美年健康维持“买入”评级。
2020年11月6日，微信公众号“中国基金报”发表了记者李迪的署名文章《机构炸了！阿里大动作，近700亿大白马5天暴跌30%!刚刚回应来了》引用了国信医药前述报告部分内容：国信证券发布研报推测阿里减持原因称，“虽然公司并未披露阿里网络减持原因，但是根据我们的分析，我们猜测潜在原因可能在于阿里系规避成为控股股东并被迫启动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和注入爱康国宾的过程。”
针对国信证券的观点，爱康国宾特别声明：国信证券分析师在撰写报告过程中，从未向爱康国宾求证或进行咨询，且爱康国宾与美年健康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并或重组意向，该等误导性陈述会对爱康国宾的正常运营造成不良影响。
2020年11月8日，爱康国宾已向国信证券方面发去了律师函，爱康国宾将根据国信证券的回复决定是否向证监主管部门进行举报。（第一财经）
11月10日，微信公号爱康国宾发布声明称，2020年11月6日， 微信公众号“GuosenHealthcare”(该微信公众号声称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济研究所运营的唯一订阅号，版权归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有)发布报告《美年健康：大跌事出有因，探寻阿里战略(重大事件快评)》。该报告在正文部分对爱康国宾的经营状况和发展进行了分析评论。
相关报告内容表示爱康国宾受疫情冲击，短期内并非资产注入良机，暗指相关方存在着将爱康国宾作为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美年健康的潜在安排和计划。报告同时阐述了美年健康与爱康国宾合计占据了民营体检市场的较大份额，并认为体检行业处于高速增长期，最终对美年健康维持“买入”评级。
2020年11月6日，微信公众号“中国基金报”发表了记者李迪的署名文章《机构炸了！阿里大动作，近700亿大白马5天暴跌30%!刚刚回应来了》引用了国信医药前述报告部分内容：国信证券发布研报推测阿里减持原因称，“虽然公司并未披露阿里网络减持原因，但是根据我们的分析，我们猜测潜在原因可能在于阿里系规避成为控股股东并被迫启动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和注入爱康国宾的过程。”
针对国信证券的观点，爱康国宾特别声明：国信证券分析师在撰写报告过程中，从未向爱康国宾求证或进行咨询，且爱康国宾与美年健康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并或重组意向，该等误导性陈述会对爱康国宾的正常运营造成不良影响。
2020年11月8日，爱康国宾已向国信证券方面发去了律师函，爱康国宾将根据国信证券的回复决定是否向证监主管部门进行举报。（第一财经）
【猛！在上甘岭，他一人歼敌283人……】我的父亲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老战士——胡修道。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父亲和战友奉命坚守上甘岭597．9高地，与敌军恶战数日，单兵歼敌283人，阵地未失，成为举世闻名的传奇人物。
我父亲1931年9月出生在四川金堂县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听父亲讲，少年时他常常受财主家少爷的欺负，吃不饱穿不暖。15岁时美国人在金堂县修飞机场，抓他去做劳工，因年龄小手脚慢，经常受到美国监工的殴打。新中国成立后，贫苦人民翻身得解放，他领着全村的武装队，斗地主、反恶霸。
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年，父亲没和家人商量，就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奶奶知道后很诧异，但奶奶也没说什么。她最明白自己的儿子，什么事一经拿定主意，十头牛也别想拉得动他。临走前，奶奶一边掉眼泪一边叮嘱：“到了朝鲜，要好好的，多写信来，多杀敌立功，别给妈丢脸……”奶奶说一句，父亲点一下头，都记在心里。就这样，父亲辞别了我的奶奶，辞别了送行的乡亲，来到了朝鲜战场。
1952年11月5日，父亲随所在的志愿军第十二军三十一师九十一团五连接防上甘岭。
5日拂晓，敌人步兵在百多架飞机、300多门火炮和30多辆坦克的配合下，向597.9高地发动了一波又一波攻击。志愿军在597.9高地周围的大小山头构筑了12个阵地，其中主峰上最靠前的九号、左边的三号和右边的十号阵地，是敌人攻得最猛烈的阵地，父亲和他的班长李锋、新战士腾土生就负责坚守三号阵地。
阵地上的工事早就被敌人的炮火摧毁了，山头被打得光溜溜的，全是虚土，仅存有一块被削去大半的石头根子，还剩半人多高，对付着能藏3个人。这就成了他们唯一的掩体。
敌人阵阵炮火把高地轰炸了一遍又一遍，他只感到身下的阵地在炮声中战栗。父亲曾经说过，当时敌军的炮火将上甘岭高地全打红了，没有一个角落不挨炮弹，他都没想到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
硝烟散去之后，密密麻麻如同蚁群的敌人越来越近。父亲攥紧了手里的爆破筒，向班长喊道：“敌人上来了！”班长说：“打！”父亲猫着身子，爆破筒、手榴弹、手雷，摸到啥就一个劲儿地往下面猛扔，经过激烈的战斗，他们打退了敌人十余次集团冲锋。
战斗正酣之时，连里来命令要李班长去九号阵地支援坚守，阵地上只剩下我的父亲和滕土生两个新兵了。
但这时，敌人的进攻忽然停了，阵地前一时空旷起来。父亲一看，有点愣了，敌人到哪去了？再一看旁边，成群的敌人正向十号阵地拥去。美军越来越接近十号阵地了，但十号阵地却没什么动静，原来守在那里的只剩下一名负伤的战士躺在猫耳洞里，已经失去战斗力。援兵一时上不来，这时连长在指挥所朝父亲高喊：“快去支援十号阵地！”
倘若十号阵地一丢，敌人居高临下，597．9高地主峰就守不住了。敌人密集的炮火把父亲和另一个战友压制在距离十号阵地不到10米的山梁上。父亲侧身回望，不远处的零号阵地，就是几天前英雄黄继光堵枪眼的地方，一种为英雄复仇的怒火瞬间燃遍了他的全身。趁着敌人射击的空隙，他俩迅速跃进，刚到十号阵地，就看到下方10米处就是蜂拥的敌群。霎时间，父亲和战友手里的冲锋枪急速扫射起来，敌人被打退了。
排长郭三旦从九号阵地过去支援他们，可一发炮弹落在他的身边爆炸，排长受了重伤。后来，郭排长就牺牲在我父亲的怀里。而一起并肩战斗的战友腾士生也身负重伤被送下阵地。最后，阵地上只留下我父亲一个人在坚守。
连里又命令父亲回三号阵地，父亲端着爆破筒弓着腰一路飞奔，又回到了那块大石头下。
敌人又一次向这三个阵地同时拥来。父亲不断变换着位置，一个劲地扔着手榴弹。右臂抡肿了，就用左手。一会儿工夫，白白的拉火绳就落了一地。
战斗正激烈时，十号阵地又没有动静了。父亲急了，喊连长：“十号怎么又不打啦，再不打就没了!”
连长探出身子，命令道：“十号阵地没人了，你去守住！”
父亲刚到十号，敌人的20多辆坦克就开到了山脚下，密集的炮火把阵地上烧成了一片火海。
据我的父亲讲，战后，有人在上甘岭上捧起一把焦土，摊在手心数了数，竟有33个弹片。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的一面战旗上，竞有381个焦煳的弹洞；一截焦黑的树干上，密密麻麻地插着100多个弹头弹片。
日头西斜，阵地上出现了短暂的宁静。这大半天里，父亲一个人在三号和十号阵地上来来回回地打，不知打退了敌人多少次进攻。
黄昏时，敌人又开始进攻了。密集的冲击步兵像一张大网撒开，黑压压一片叫嚷着向上拥来。父亲像灵猴一样，出没在阵地之间，接二连三地扔着手榴弹和手雷。后来，美国通讯社一个叫肯德拉的记者写下了当时的情形，他写道：“联合国军冲上山顶，但见一个中国士兵起来挥舞着手臂向联合国军投掷手榴弹，他几乎独个儿击破了这次进攻。”
阵地上弹药已经不多了，父亲开始收集弹药。他给自己留了一根爆破简，万不得已的时候，他准备像兄弟连队的朱有光、王万成那样，与敌人同归于尽。
由于父亲的顽强坚守，597.9高地终于等来了援军。就是这样，我的父亲创造了一个战争奇迹，1人打退了敌军41次进攻，歼敌283人。这也许是战场上一个空前绝后的单兵歼敌记录。
1953年1月1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决定给我父亲记特等功，同时授予“一级英雄”称号；1953年6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彭德怀以及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杨根思、胡修道、伍先华、杨春增、许家朋、李家发、杨连第、杨育才等12人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授予他们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微信公号“东部战区”）
我父亲1931年9月出生在四川金堂县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听父亲讲，少年时他常常受财主家少爷的欺负，吃不饱穿不暖。15岁时美国人在金堂县修飞机场，抓他去做劳工，因年龄小手脚慢，经常受到美国监工的殴打。新中国成立后，贫苦人民翻身得解放，他领着全村的武装队，斗地主、反恶霸。
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年，父亲没和家人商量，就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奶奶知道后很诧异，但奶奶也没说什么。她最明白自己的儿子，什么事一经拿定主意，十头牛也别想拉得动他。临走前，奶奶一边掉眼泪一边叮嘱：“到了朝鲜，要好好的，多写信来，多杀敌立功，别给妈丢脸……”奶奶说一句，父亲点一下头，都记在心里。就这样，父亲辞别了我的奶奶，辞别了送行的乡亲，来到了朝鲜战场。
1952年11月5日，父亲随所在的志愿军第十二军三十一师九十一团五连接防上甘岭。
5日拂晓，敌人步兵在百多架飞机、300多门火炮和30多辆坦克的配合下，向597.9高地发动了一波又一波攻击。志愿军在597.9高地周围的大小山头构筑了12个阵地，其中主峰上最靠前的九号、左边的三号和右边的十号阵地，是敌人攻得最猛烈的阵地，父亲和他的班长李锋、新战士腾土生就负责坚守三号阵地。
阵地上的工事早就被敌人的炮火摧毁了，山头被打得光溜溜的，全是虚土，仅存有一块被削去大半的石头根子，还剩半人多高，对付着能藏3个人。这就成了他们唯一的掩体。
敌人阵阵炮火把高地轰炸了一遍又一遍，他只感到身下的阵地在炮声中战栗。父亲曾经说过，当时敌军的炮火将上甘岭高地全打红了，没有一个角落不挨炮弹，他都没想到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
硝烟散去之后，密密麻麻如同蚁群的敌人越来越近。父亲攥紧了手里的爆破筒，向班长喊道：“敌人上来了！”班长说：“打！”父亲猫着身子，爆破筒、手榴弹、手雷，摸到啥就一个劲儿地往下面猛扔，经过激烈的战斗，他们打退了敌人十余次集团冲锋。
战斗正酣之时，连里来命令要李班长去九号阵地支援坚守，阵地上只剩下我的父亲和滕土生两个新兵了。
但这时，敌人的进攻忽然停了，阵地前一时空旷起来。父亲一看，有点愣了，敌人到哪去了？再一看旁边，成群的敌人正向十号阵地拥去。美军越来越接近十号阵地了，但十号阵地却没什么动静，原来守在那里的只剩下一名负伤的战士躺在猫耳洞里，已经失去战斗力。援兵一时上不来，这时连长在指挥所朝父亲高喊：“快去支援十号阵地！”
倘若十号阵地一丢，敌人居高临下，597．9高地主峰就守不住了。敌人密集的炮火把父亲和另一个战友压制在距离十号阵地不到10米的山梁上。父亲侧身回望，不远处的零号阵地，就是几天前英雄黄继光堵枪眼的地方，一种为英雄复仇的怒火瞬间燃遍了他的全身。趁着敌人射击的空隙，他俩迅速跃进，刚到十号阵地，就看到下方10米处就是蜂拥的敌群。霎时间，父亲和战友手里的冲锋枪急速扫射起来，敌人被打退了。
排长郭三旦从九号阵地过去支援他们，可一发炮弹落在他的身边爆炸，排长受了重伤。后来，郭排长就牺牲在我父亲的怀里。而一起并肩战斗的战友腾士生也身负重伤被送下阵地。最后，阵地上只留下我父亲一个人在坚守。
连里又命令父亲回三号阵地，父亲端着爆破筒弓着腰一路飞奔，又回到了那块大石头下。
敌人又一次向这三个阵地同时拥来。父亲不断变换着位置，一个劲地扔着手榴弹。右臂抡肿了，就用左手。一会儿工夫，白白的拉火绳就落了一地。
战斗正激烈时，十号阵地又没有动静了。父亲急了，喊连长：“十号怎么又不打啦，再不打就没了!”
连长探出身子，命令道：“十号阵地没人了，你去守住！”
父亲刚到十号，敌人的20多辆坦克就开到了山脚下，密集的炮火把阵地上烧成了一片火海。
据我的父亲讲，战后，有人在上甘岭上捧起一把焦土，摊在手心数了数，竟有33个弹片。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的一面战旗上，竞有381个焦煳的弹洞；一截焦黑的树干上，密密麻麻地插着100多个弹头弹片。
日头西斜，阵地上出现了短暂的宁静。这大半天里，父亲一个人在三号和十号阵地上来来回回地打，不知打退了敌人多少次进攻。
黄昏时，敌人又开始进攻了。密集的冲击步兵像一张大网撒开，黑压压一片叫嚷着向上拥来。父亲像灵猴一样，出没在阵地之间，接二连三地扔着手榴弹和手雷。后来，美国通讯社一个叫肯德拉的记者写下了当时的情形，他写道：“联合国军冲上山顶，但见一个中国士兵起来挥舞着手臂向联合国军投掷手榴弹，他几乎独个儿击破了这次进攻。”
阵地上弹药已经不多了，父亲开始收集弹药。他给自己留了一根爆破简，万不得已的时候，他准备像兄弟连队的朱有光、王万成那样，与敌人同归于尽。
由于父亲的顽强坚守，597.9高地终于等来了援军。就是这样，我的父亲创造了一个战争奇迹，1人打退了敌军41次进攻，歼敌283人。这也许是战场上一个空前绝后的单兵歼敌记录。
1953年1月1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决定给我父亲记特等功，同时授予“一级英雄”称号；1953年6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彭德怀以及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杨根思、胡修道、伍先华、杨春增、许家朋、李家发、杨连第、杨育才等12人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授予他们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微信公号“东部战区”）
【年入几十万，独住150平的千万豪宅…妻子去世后，杭州退休律师下定决心找老伴】经历了人生的悲欢离合，即便知道缘分不易，但还是有数量众多的中老年单身一族到相亲会上寻找“老来伴”。
和大龄青年的相亲之难相比，其实中老年单身一族的成功牵手率更是低而又低。这是因为他们更有牵绊，他们要冲破的传统禁锢更多。由此，他们考虑的因素更趋现实，他们选择的目标更趋功利。
9月12日，杭州的一场相亲会上，一边坐着显然精心打扮过的女性，另一边的男性看起来更随性和松弛，有人架着老花镜，有人戴着鸭舌帽，既显年轻，又能遮盖秃顶。“今天是专门针对上年纪的单身男女的相亲活动。”82岁的钱寿伟说道。
钱寿伟从2009年起，就主动为单身男女牵线搭桥。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2011年，“凯益荟老钱红娘公益服务中心”成立。
老钱发现，在汹涌而至的相亲大军中，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并不少见。他们对伴侣的需求和渴望甚至超过年轻人，可顾虑、负担与盘算往往更多，“过去十年里，我只介绍成功过30对。”
专属于中老年人的相亲会，每周六上午在江干区凯旋街道的凯益荟老钱红娘公益服务中心准时开场。四五百位中老年人在这里，翘首等待理想中的缘分。
找个聊得来的人，说说话
王强，男，73岁
9位男性、12位女性。没有寒暄和客套，老钱单刀直入，“大家要讲清楚自己的年龄、工作、子女和财产情况，比如，养老金多少、有没有房、子女多大、是男孩还是女孩、跟谁生活，这些都影响很大。”
在老钱的引导下，在场男性率先发言，依次做起自我介绍。
“我1947年的，杭州市级机关单位退休，养老金七千多。有两套房，一个女儿35岁，老婆去世了。”73岁的王强是全场年龄最大的一位，他言简意赅地介绍了自己的条件，又不忘补充道，“我还是摄影协会会员，业余时间会做裁缝。”
谈及寻找伴侣的动机，王强感慨说，五年前老婆去世，每天晚上连聊天的人都没有。内心孤独之下，老婆去世的第二年，王强开始尝试相亲，“就想找个聊得来的人，说说话。”
王强介绍的工夫，在场的人已暗暗完成了对王强的打分：身体健康，经济状况不错，这是优势，但在相亲市场，他的年龄太大。
而王强想要的“聊得来”，更不容易。“这些年，我只碰到过一个合适的杭州人。可后来，她家发生变故，儿媳妇有了外遇。她本来就是因为老公有了小三而离婚，担心这会对孙子造成心理创伤，就又回去了。”王强觉得自己通情达理，“毕竟这个年纪的人要考虑的不仅是自己，现在只是偶尔在微信上和她聊几句。”
对面，一群女性传来一阵窃窃私语。王强赶紧改口说，“如果在这里遇到合适的人，不会再和这个人聊天了。”
老婆去世时，她让我再找一个
许明勇，男，67岁
许明勇是为数不多西装革履的男性。“我67岁，杭州本地人，一个儿子38岁，和我一样是律师。有两套房，一套150多平方，一套130多平方，都在杭州市内。退休工资七千多，我还在工作，一年收入几十万不是问题。”
当一连串极具诱惑力的数字脱口而出，在场女性一个个不由自主地挺直身板，目光齐刷刷聚焦许明勇身上。
许明勇用对伴侣的期待回应了这些热切的目光，“老婆生病后，我照顾了七年，她去年去世了。我人生余下的时间也不多了，想出去多看看，就想找个旅游的伴。”
他的话音刚落，老钱立马补充道，“许律师想找个年轻的，希望对方比自己小十岁以上，最好有一定的文化素养。”
可事实上，对于自己理想的伴侣，许明勇有更多没说出口的要求。尽管才相亲两个月，他已深知在中老年相亲市场上，自己算得上优质资源。
发完言没多久，许明勇便悄悄走出了会议室，打算离开。在门口，记者追上他问，“这里没有合适的吗？”他果断摇头。
前妻去世7个月时，他萌生了想找老伴的念头。“一开始，儿子特别反对，怪我无情，说‘我妈去世都不到一年，你怎么就要找老伴？’”许明勇回忆说，“其实，老婆比我更早就想到这件事。她生病卧床的七年里，和我讲过三次。就连最后时刻也说，让我再找一个。”
说着说着，他的左眼突然不受控制地开始抽搐，“她活的时候，我要对得起她；她去世了，我要对得起自己。儿子知道这些之后，也理解了。”
老婆去世后，许明勇独自住在滨江一套150多平方米的房子内。这套价值千万的房产，是让他稳坐相亲市场金字塔顶端的资本，可在更细碎隐蔽的日常中，它放大着他的孤独。
过去两个月内，许明勇已经约见了十多个相亲对象，“找到理想的有点难，特别是瘦一点、好看一点的”。许明勇内心有自己的一把尺，“胖的人容易有‘三高’，她身体一定要好。不然，到时是她照顾我，还是我照顾她？”
只有一位浙一的离异女医生暂时满足他的需求，“朋友介绍来的，昨晚我们刚吃了一顿饭，50多岁，相貌和身材都挺好，长得像小姑娘一样。”
“确实会有人冲着我的经济能力而来。”许明勇坦诚，自己不在意对方的初衷，“只要她是真心陪伴，我愿意付出一部分财产。但如果她是想侵占我的房产，恐怕也无法实现。”
“作为律师，我有能力分配处理好我的财产。”许明勇补充说。
无家可归，有个住的地方就好
张华，女，68岁
“有房的人都举下手，让大家都有个了解。”进行到众人介绍环节，老钱亮起嗓子喊道。
“有房我就不来这里了。”坐在前排的张华，微微侧了一下身体，低下头小声嘀咕了一句。
68岁的张华，是老钱相亲会上的新人，在这之前，她经历过两段婚姻。
她说，第一段婚姻，以丈夫出轨告终，当时她带着2岁的女儿搬回了娘家。对婚姻丧失信心的她，本打算守着父母、女儿过下去，但她52岁那年，父亲得了癌症，为了治病，不得不把他们唯一居住的老房子卖掉。
“后来爸爸还是走了，妈妈第二年也去世了，我也没有地方去了。”在接连打击之下，张华的第二任丈夫出现，“虽然条件一般，但至少有房子，让我有个落脚的地方。”
第二段婚姻，张华格外珍惜，在家包揽了所有家务，还拿出自己的退休工资补贴家用。
但去年，相同的遭遇再次降临在张华身上，“他和一个小10多岁的女人好上了，要和我离婚，赶我走。”
离婚前，张华在小姐妹的带领下去咨询律师，被告知房子是婚前财产，“没法分。”
张华又一次无家可归。当时，女儿已经成家生子，一家三口蜗居在一间老破小里。“两口子经常吵架，女婿还骂我女儿，‘你给我滚好了，你没房子，你妈妈也没房子。’她都不敢还嘴。”
女儿家肯定是住不了，对于退休工资只有3000元出头的张华来说，租房的费用根本吃不消。
她只能回去求前夫，“我给你做了10多年的保姆，你就让我继续住一段时间，等公租房弄好我就搬走。”张华还找来周围朋友做说客，前夫才勉强答应让她暂住一段时间。
寄人篱下的日子并不好过，今年5月张华搬了出来，“房租2000一个月，还要吃饭生活，实在没办法了。”近半年来，张华有些撑不下去，在小姐妹的劝说下，决定再找一个伴。
“我想的是，有个住的地方就好，对对方年纪都没有要求，只要人对我好，我帮他烧烧饭、做做事。房子是他的，我也不会要的，可以写清楚的。”
他也蛮可怜的，当面不好拆穿
俞光，男，71岁
11点左右，相亲会临近散场。在圆桌角落，61岁的张文波和55岁的黄欣却相谈正欢。两人似乎从一进屋就“看对眼”，中途，张文波还特意将座位换到黄欣旁边，窃窃私语。
“这一对应该差不多了。”老钱心里有了数，上前助攻，“老张还在这坐着干嘛，都中午了，带着小黄去吃个便饭啊，慢慢聊。”
张文波心领神会，立马邀约。出门时，还绅士般地为黄欣推开玻璃门。
送走两人，老钱回到屋内，把张华和71岁的俞光拉到了一张小桌前，希望条件匹配的两人能相互进一步了解。
眼看朋友俞光和异性谈笑风生，王强显得落寞了些，甚至有点气愤。“在相亲市场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看不到的。”他把我拉到一角，愤愤不平地大倒苦水，“黄鱼儿（俞光的绰号）刚才说自己从电视台退休，养老金有五千，都是骗人的！我们认识很多年了，他别说五千，连五百元养老金都没有。”
“他找过的老伴就有好多个！”王强振振有词地说起关于俞光的八卦，“他专门找外地人，都是连退休证和工资卡都不看，稀里糊涂就和他在一起了。结果，不到两个月后搞清楚状况就分手了。”
“如果事实是这样，怎么不拆穿他？”王强凑近我耳边，压低了声音，“当面不好拆穿，但我会和工作人员讲。”
“我看他也蛮可怜的。不过他还是有优点的：一是再穷也不问别人借钱；二是也从不发脾气。”王强话锋一转，不无同情。
11点半，随着人群渐渐散去，相亲大厅变得冷清下来。“也没有人找我聊天。”王强叹息一声，端起保温杯准备回家，走了两步，又转回头冲俞光喊，“老俞，散场了，回去吧？”
俞光却意犹未尽，迟迟没动身，仍兴致勃勃地寻找话题和张华聊天。
十多分钟后，原本热情的俞光，突然显得兴致索然，找了个理由，离开了。
张华仍然坐在原处，十多分钟后，她走到外屋回了一通电话，“有两个小姐妹打来问，找好没。哎，哪有这么容易啊！……”
“难的，一上午下来，有初步意向的也就两对。”老钱感叹，中老年人群相亲虽然积极，但真正成功的很少，“即使成了，也大多不会领结婚证，怕牵扯太多。”（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蓉 陈曦 文/摄）
和大龄青年的相亲之难相比，其实中老年单身一族的成功牵手率更是低而又低。这是因为他们更有牵绊，他们要冲破的传统禁锢更多。由此，他们考虑的因素更趋现实，他们选择的目标更趋功利。
9月12日，杭州的一场相亲会上，一边坐着显然精心打扮过的女性，另一边的男性看起来更随性和松弛，有人架着老花镜，有人戴着鸭舌帽，既显年轻，又能遮盖秃顶。“今天是专门针对上年纪的单身男女的相亲活动。”82岁的钱寿伟说道。
钱寿伟从2009年起，就主动为单身男女牵线搭桥。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2011年，“凯益荟老钱红娘公益服务中心”成立。
老钱发现，在汹涌而至的相亲大军中，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并不少见。他们对伴侣的需求和渴望甚至超过年轻人，可顾虑、负担与盘算往往更多，“过去十年里，我只介绍成功过30对。”
专属于中老年人的相亲会，每周六上午在江干区凯旋街道的凯益荟老钱红娘公益服务中心准时开场。四五百位中老年人在这里，翘首等待理想中的缘分。
找个聊得来的人，说说话
王强，男，73岁
9位男性、12位女性。没有寒暄和客套，老钱单刀直入，“大家要讲清楚自己的年龄、工作、子女和财产情况，比如，养老金多少、有没有房、子女多大、是男孩还是女孩、跟谁生活，这些都影响很大。”
在老钱的引导下，在场男性率先发言，依次做起自我介绍。
“我1947年的，杭州市级机关单位退休，养老金七千多。有两套房，一个女儿35岁，老婆去世了。”73岁的王强是全场年龄最大的一位，他言简意赅地介绍了自己的条件，又不忘补充道，“我还是摄影协会会员，业余时间会做裁缝。”
谈及寻找伴侣的动机，王强感慨说，五年前老婆去世，每天晚上连聊天的人都没有。内心孤独之下，老婆去世的第二年，王强开始尝试相亲，“就想找个聊得来的人，说说话。”
王强介绍的工夫，在场的人已暗暗完成了对王强的打分：身体健康，经济状况不错，这是优势，但在相亲市场，他的年龄太大。
而王强想要的“聊得来”，更不容易。“这些年，我只碰到过一个合适的杭州人。可后来，她家发生变故，儿媳妇有了外遇。她本来就是因为老公有了小三而离婚，担心这会对孙子造成心理创伤，就又回去了。”王强觉得自己通情达理，“毕竟这个年纪的人要考虑的不仅是自己，现在只是偶尔在微信上和她聊几句。”
对面，一群女性传来一阵窃窃私语。王强赶紧改口说，“如果在这里遇到合适的人，不会再和这个人聊天了。”
老婆去世时，她让我再找一个
许明勇，男，67岁
许明勇是为数不多西装革履的男性。“我67岁，杭州本地人，一个儿子38岁，和我一样是律师。有两套房，一套150多平方，一套130多平方，都在杭州市内。退休工资七千多，我还在工作，一年收入几十万不是问题。”
当一连串极具诱惑力的数字脱口而出，在场女性一个个不由自主地挺直身板，目光齐刷刷聚焦许明勇身上。
许明勇用对伴侣的期待回应了这些热切的目光，“老婆生病后，我照顾了七年，她去年去世了。我人生余下的时间也不多了，想出去多看看，就想找个旅游的伴。”
他的话音刚落，老钱立马补充道，“许律师想找个年轻的，希望对方比自己小十岁以上，最好有一定的文化素养。”
可事实上，对于自己理想的伴侣，许明勇有更多没说出口的要求。尽管才相亲两个月，他已深知在中老年相亲市场上，自己算得上优质资源。
发完言没多久，许明勇便悄悄走出了会议室，打算离开。在门口，记者追上他问，“这里没有合适的吗？”他果断摇头。
前妻去世7个月时，他萌生了想找老伴的念头。“一开始，儿子特别反对，怪我无情，说‘我妈去世都不到一年，你怎么就要找老伴？’”许明勇回忆说，“其实，老婆比我更早就想到这件事。她生病卧床的七年里，和我讲过三次。就连最后时刻也说，让我再找一个。”
说着说着，他的左眼突然不受控制地开始抽搐，“她活的时候，我要对得起她；她去世了，我要对得起自己。儿子知道这些之后，也理解了。”
老婆去世后，许明勇独自住在滨江一套150多平方米的房子内。这套价值千万的房产，是让他稳坐相亲市场金字塔顶端的资本，可在更细碎隐蔽的日常中，它放大着他的孤独。
过去两个月内，许明勇已经约见了十多个相亲对象，“找到理想的有点难，特别是瘦一点、好看一点的”。许明勇内心有自己的一把尺，“胖的人容易有‘三高’，她身体一定要好。不然，到时是她照顾我，还是我照顾她？”
只有一位浙一的离异女医生暂时满足他的需求，“朋友介绍来的，昨晚我们刚吃了一顿饭，50多岁，相貌和身材都挺好，长得像小姑娘一样。”
“确实会有人冲着我的经济能力而来。”许明勇坦诚，自己不在意对方的初衷，“只要她是真心陪伴，我愿意付出一部分财产。但如果她是想侵占我的房产，恐怕也无法实现。”
“作为律师，我有能力分配处理好我的财产。”许明勇补充说。
无家可归，有个住的地方就好
张华，女，68岁
“有房的人都举下手，让大家都有个了解。”进行到众人介绍环节，老钱亮起嗓子喊道。
“有房我就不来这里了。”坐在前排的张华，微微侧了一下身体，低下头小声嘀咕了一句。
68岁的张华，是老钱相亲会上的新人，在这之前，她经历过两段婚姻。
她说，第一段婚姻，以丈夫出轨告终，当时她带着2岁的女儿搬回了娘家。对婚姻丧失信心的她，本打算守着父母、女儿过下去，但她52岁那年，父亲得了癌症，为了治病，不得不把他们唯一居住的老房子卖掉。
“后来爸爸还是走了，妈妈第二年也去世了，我也没有地方去了。”在接连打击之下，张华的第二任丈夫出现，“虽然条件一般，但至少有房子，让我有个落脚的地方。”
第二段婚姻，张华格外珍惜，在家包揽了所有家务，还拿出自己的退休工资补贴家用。
但去年，相同的遭遇再次降临在张华身上，“他和一个小10多岁的女人好上了，要和我离婚，赶我走。”
离婚前，张华在小姐妹的带领下去咨询律师，被告知房子是婚前财产，“没法分。”
张华又一次无家可归。当时，女儿已经成家生子，一家三口蜗居在一间老破小里。“两口子经常吵架，女婿还骂我女儿，‘你给我滚好了，你没房子，你妈妈也没房子。’她都不敢还嘴。”
女儿家肯定是住不了，对于退休工资只有3000元出头的张华来说，租房的费用根本吃不消。
她只能回去求前夫，“我给你做了10多年的保姆，你就让我继续住一段时间，等公租房弄好我就搬走。”张华还找来周围朋友做说客，前夫才勉强答应让她暂住一段时间。
寄人篱下的日子并不好过，今年5月张华搬了出来，“房租2000一个月，还要吃饭生活，实在没办法了。”近半年来，张华有些撑不下去，在小姐妹的劝说下，决定再找一个伴。
“我想的是，有个住的地方就好，对对方年纪都没有要求，只要人对我好，我帮他烧烧饭、做做事。房子是他的，我也不会要的，可以写清楚的。”
他也蛮可怜的，当面不好拆穿
俞光，男，71岁
11点左右，相亲会临近散场。在圆桌角落，61岁的张文波和55岁的黄欣却相谈正欢。两人似乎从一进屋就“看对眼”，中途，张文波还特意将座位换到黄欣旁边，窃窃私语。
“这一对应该差不多了。”老钱心里有了数，上前助攻，“老张还在这坐着干嘛，都中午了，带着小黄去吃个便饭啊，慢慢聊。”
张文波心领神会，立马邀约。出门时，还绅士般地为黄欣推开玻璃门。
送走两人，老钱回到屋内，把张华和71岁的俞光拉到了一张小桌前，希望条件匹配的两人能相互进一步了解。
眼看朋友俞光和异性谈笑风生，王强显得落寞了些，甚至有点气愤。“在相亲市场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看不到的。”他把我拉到一角，愤愤不平地大倒苦水，“黄鱼儿（俞光的绰号）刚才说自己从电视台退休，养老金有五千，都是骗人的！我们认识很多年了，他别说五千，连五百元养老金都没有。”
“他找过的老伴就有好多个！”王强振振有词地说起关于俞光的八卦，“他专门找外地人，都是连退休证和工资卡都不看，稀里糊涂就和他在一起了。结果，不到两个月后搞清楚状况就分手了。”
“如果事实是这样，怎么不拆穿他？”王强凑近我耳边，压低了声音，“当面不好拆穿，但我会和工作人员讲。”
“我看他也蛮可怜的。不过他还是有优点的：一是再穷也不问别人借钱；二是也从不发脾气。”王强话锋一转，不无同情。
11点半，随着人群渐渐散去，相亲大厅变得冷清下来。“也没有人找我聊天。”王强叹息一声，端起保温杯准备回家，走了两步，又转回头冲俞光喊，“老俞，散场了，回去吧？”
俞光却意犹未尽，迟迟没动身，仍兴致勃勃地寻找话题和张华聊天。
十多分钟后，原本热情的俞光，突然显得兴致索然，找了个理由，离开了。
张华仍然坐在原处，十多分钟后，她走到外屋回了一通电话，“有两个小姐妹打来问，找好没。哎，哪有这么容易啊！……”
“难的，一上午下来，有初步意向的也就两对。”老钱感叹，中老年人群相亲虽然积极，但真正成功的很少，“即使成了，也大多不会领结婚证，怕牵扯太多。”（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蓉 陈曦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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