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高瓴资本张磊挥金531亿买下了奄奄一息的“中国鞋王”百丽，百丽两大创始人毫不犹豫地套现130亿离场，邓耀在走之前说:“百丽已经气数已尽，再无回转的可能。” 仅仅过了两年，这两位创始人连肠子都悔青了。
百丽是邓耀一手创办的！邓耀从做学徒开始入行的，后来用了几千块钱收购了一家制鞋厂，然后做女鞋，1992年3月8号成了百丽，ceo是盛百椒。是一个上海人，那会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以他就去乡下了，后来盛百椒下海了，然后在深圳遇到了邓耀，然后两人一拍即合，百丽开始走上壮大之路。
“凡事有女人走过的地方，就有百丽的身影。”这则广告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百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鞋王”。
然而盛极必衰，由于百丽集团没有抓住互联网这个风口，错过了改革转型的好时机，导致电商发展乏力，市场占有率不断地下降，整个市值甚至缩水了80%。
正在邓耀心急如焚，不知所措的时候，高瓴资本的张磊推开了邓耀办公室的大门。他一脸豪气地告诉邓耀，自己准备募资531亿元收购百丽，你可愿意？
邓耀仿佛看到了一束光，脸上充满了憧憬，张磊接手百丽之后，立刻做出了经营性的战略调整。
他将线下的连锁门店进行重新布局，构建数字化服务平台，将线上与线下结合起来。这一举措成功地盘活了百丽。不仅提升客户的购物体验，还能激发店员以及店长的工作热情，增加销售业绩以及使门店更长远的发展。
而后，张磊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将百丽盘活，2019年百丽旗下的一个子品牌滔搏国际在港交所挂牌上市，开盘市值就超600亿港元。
通过百丽的事件让我们知道，世界是瞬息万变的，世界变了，你还没有变，被创新的洪流淘汰是一件必然的事情。像邓耀和盛百椒一样想套现后离场的企业家绝不在少数。我们不应该固守着原本的红利而不做出改变，我们更应该随着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发展而不断进步，打造出属于自己的专属优势。
不论是在企业籍籍无名时的投资，还是投资像百丽这样日薄西山的企业，张磊的投资从来没有失误过，到底是什么让他有如此远见？张磊自己有一套“价值理论”：他始终认为不论是在哪一个行业，哪一个职业，每个人最大的价值是自己，应该不断进行知识的汲取。
并且在投资时我们一定要拥有长远的目标，而不是只是看到短期的利益。在收购百丽时大家都持反对意见，就问张磊为什么要收购一个无力回天的企业？
张磊则说，高瓴资本在很多年前就开始研究国内的的零售市场，收购百丽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在深思熟虑充分了解了零售业的现状和未来后做出的决定。
张磊是高瓴资本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耶鲁大学校董事会董事，中国人民大学校董事会副董事长，耶鲁大学亚洲发展委员会主席，中美交流基金会董事，香港金融发展局委员以及香港金融科技督导小组成员。同时，他曾担任2016年B20中国就业工作组联合主席，并担任2017年B20德国就业和教育工作组联合主席。
此外，张磊先生投入大量的精力在公益教育上。他长期资助的百年农工子弟职业学校是中国最大的为贫困家庭子女提供免费教育的慈善学校。他还捐赠创立了中国人民大学高礼研究院，旨在发扬通识教育在中国大学中的作用。
作为一家专注于长期结构性价值投资的机构，高瓴资本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现已成为亚洲地区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投资基金之一。
2018年12月，张磊入选"中国改革开放海归40年40人"榜单。
2019年胡润百富榜排名第153位，财富值220亿元人民币。
2020年2月26日， 张磊以220亿元人民币财富名列《2020世茂深港国际中心·胡润全球富豪榜》第837位。
张磊曾说：“这个世界不变的只有变化本身。有句话叫‘风物长宜放眼量’，就是让我们从远处、大处着眼，要看未来，看全局。我常常给创业者建议，要学朱元璋‘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这个战略在创业中有效，也同样适用于你我的生活。”
张磊认为，真正的投资，有且只有一条标准，那就是是否在创造真正的价值，这个价值是否有益于社会的整体繁荣。
作为当代中国"价值投资"领域教父级人物，张磊的投资风格受到两位投资大师的深刻影响，一位是沃伦巴菲特，另一位是他的恩师大卫-史文森的影响。
张磊对投资有着自己的理念他认为超长期投资是我的信念和信仰。
总结来讲，第一点是把基金做成超长期结构的基金，第二点是所投公司和投资基金的理念要完全一致。
张磊是具有伟大格局观的企业家，他善于甄别"虚假的护城河"，在关键的时点投资关键的变化。他的投资哲学:"守正用奇"、"弱水三千，但取一瓢"、"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张磊在自己的力作《价值》中，详细地讲述了收购百丽的事情，不仅如此张磊还把自己投资的案例、7大高瓴公式、积累和沉淀了15年的投资智慧。
如果你觉得迷茫找不到方向，或者赚来的钱不知如何投资，不妨读一读这本资本大咖的良心之作，两包烟的钱，指引你做一个聪明的投资人！点击下面链接，就可以拥有！#双11好物节##头条品书团#
【华夏紫金阁】价值 张磊著 国内多名商业大佬推荐！
百丽是邓耀一手创办的！邓耀从做学徒开始入行的，后来用了几千块钱收购了一家制鞋厂，然后做女鞋，1992年3月8号成了百丽，ceo是盛百椒。是一个上海人，那会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以他就去乡下了，后来盛百椒下海了，然后在深圳遇到了邓耀，然后两人一拍即合，百丽开始走上壮大之路。
“凡事有女人走过的地方，就有百丽的身影。”这则广告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百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鞋王”。
然而盛极必衰，由于百丽集团没有抓住互联网这个风口，错过了改革转型的好时机，导致电商发展乏力，市场占有率不断地下降，整个市值甚至缩水了80%。
正在邓耀心急如焚，不知所措的时候，高瓴资本的张磊推开了邓耀办公室的大门。他一脸豪气地告诉邓耀，自己准备募资531亿元收购百丽，你可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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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在企业籍籍无名时的投资，还是投资像百丽这样日薄西山的企业，张磊的投资从来没有失误过，到底是什么让他有如此远见？张磊自己有一套“价值理论”：他始终认为不论是在哪一个行业，哪一个职业，每个人最大的价值是自己，应该不断进行知识的汲取。
并且在投资时我们一定要拥有长远的目标，而不是只是看到短期的利益。在收购百丽时大家都持反对意见，就问张磊为什么要收购一个无力回天的企业？
张磊则说，高瓴资本在很多年前就开始研究国内的的零售市场，收购百丽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在深思熟虑充分了解了零售业的现状和未来后做出的决定。
张磊是高瓴资本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耶鲁大学校董事会董事，中国人民大学校董事会副董事长，耶鲁大学亚洲发展委员会主席，中美交流基金会董事，香港金融发展局委员以及香港金融科技督导小组成员。同时，他曾担任2016年B20中国就业工作组联合主席，并担任2017年B20德国就业和教育工作组联合主席。
此外，张磊先生投入大量的精力在公益教育上。他长期资助的百年农工子弟职业学校是中国最大的为贫困家庭子女提供免费教育的慈善学校。他还捐赠创立了中国人民大学高礼研究院，旨在发扬通识教育在中国大学中的作用。
作为一家专注于长期结构性价值投资的机构，高瓴资本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现已成为亚洲地区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投资基金之一。
2018年12月，张磊入选"中国改革开放海归40年40人"榜单。
2019年胡润百富榜排名第153位，财富值220亿元人民币。
2020年2月26日， 张磊以220亿元人民币财富名列《2020世茂深港国际中心·胡润全球富豪榜》第837位。
张磊曾说：“这个世界不变的只有变化本身。有句话叫‘风物长宜放眼量’，就是让我们从远处、大处着眼，要看未来，看全局。我常常给创业者建议，要学朱元璋‘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这个战略在创业中有效，也同样适用于你我的生活。”
张磊认为，真正的投资，有且只有一条标准，那就是是否在创造真正的价值，这个价值是否有益于社会的整体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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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对投资有着自己的理念他认为超长期投资是我的信念和信仰。
总结来讲，第一点是把基金做成超长期结构的基金，第二点是所投公司和投资基金的理念要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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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在自己的力作《价值》中，详细地讲述了收购百丽的事情，不仅如此张磊还把自己投资的案例、7大高瓴公式、积累和沉淀了15年的投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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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大雨
在从地铁站到学校的路上
n许多公共汽车被困在水中
最深的部分没有人行道到小腿的位置
看到走路是不可能的回头看
我看到一个哥哥骑着小型摩托车
“主
你能带我一会儿吗 前面的水太深了
师父说： “我不知道
他犹豫了一下
向前走说： “来吧！“哈哈哈
也许我给了他勇气！！?昨天下大雨
在从地铁站到学校的路上
n许多公共汽车被困在水中
最深的部分没有人行道到小腿的位置
看到走路是不可能的回头看
我看到一个哥哥骑着小型摩托车
“主
你能带我一会儿吗 前面的水太深了
师父说： “我不知道
他犹豫了一下
向前走说： “来吧！“哈哈哈
也许我给了他勇气！！然后
我用一辆小型摩托车越过了河
还有很多人！经过
一个外卖男孩大喊
“在下雨天不要在家睡觉
出来走走！师父说： “我刚下班！！“
在从地铁站到学校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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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深的部分没有人行道到小腿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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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一个哥哥骑着小型摩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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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父说： “我不知道
他犹豫了一下
向前走说： “来吧！“哈哈哈
也许我给了他勇气！！?昨天下大雨
在从地铁站到学校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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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深的部分没有人行道到小腿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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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一个哥哥骑着小型摩托车
“主
你能带我一会儿吗 前面的水太深了
师父说： “我不知道
他犹豫了一下
向前走说： “来吧！“哈哈哈
也许我给了他勇气！！然后
我用一辆小型摩托车越过了河
还有很多人！经过
一个外卖男孩大喊
“在下雨天不要在家睡觉
出来走走！师父说： “我刚下班！！“
人大教授发声：农村没有李子柒，却是无数孤单老人的家园。
注：以下皆来自教授刘守英文章。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回（湖北洪湖市的老家）去了。一般家里有事我肯定回去，没事很少回。因为，回去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老家的很多事，包括市里的一些难处、镇上的难处、村里的难处、周边老乡的难处，他们自己找不到解法，指望我去解决，实际上很多我也解决不了。
我这次回去，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农民的整个状态，主要是物质状况，比想象的好。
我八十年代初离开我们村的时候，挺悲观的，农民的辛劳程度太高，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是这个状况。那个时候，农民的问题，一是辛苦，二是收入来源少，穷。
现在，第一，老百姓平均寿命变长了。我这次回去看到，老人活到七八十岁很正常。八九十年代，一个村，人能够活到70岁以上，都很稀罕了。老年人的面容也比原来要好，脸上有光，不像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劳累对生命的打击、受压。能看出来，劳累程度降低了。
第二，农民的收入跟原来有很大变化。原来没有现金收入来源、没有活钱，极端的贫困；现在收入还是过得去、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家里有人在外面做工，稍微勤快一点，怎么都能挣到一些收入。
养老是很大的一件事，但对老人，现在也不是钱的事——他的儿子、儿媳妇或者姑娘出去打工，一年怎么都得给他留一点钱；他自己的养老金（一个月几百块）基本不会给子女，都在自己的账户上，一年去取几次（我问过他们）。老人手上有自己可以拽着的钱，他在家就不会那么受歧视。
第三，农民的住房改善明显。这些年，农民出去打工（包括有一些在乡村干活的），他整个资本积累、经济改善的状况基本都体现在他的房子上。八十年代，农村住房很差，你进到一个村，是破败的；现在，一个村一整条路两边都是农民盖的房子。
第四，农村的公共设施比原来明显进步。从县城到我们村，路挺畅通的，而且两边的景观也挺漂亮，显示出乡村摆脱贫困以后的景象。我离开村里的时候，都是土路；现在，大的路都畅通了。村内的路，取决于这个地方的慈善状况——有出去做公务员的，找一些钱，有一些小老板挣钱后捐一些。
第五，乡村的分化很严重。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状况，无非是好一点差一点——有的可能出去干的不错、已经能做企业；出去打工中比较勤快的，尽管比第一类差一点，也还不错。但确实有极少部分农户，状况很不好，有的是因为生病、家庭遇到不测，还有一些是家庭能力问题。
这是我从外表上看到的乡村变化的状况。
所有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农民出村带来的。他的收入来源是出村带来的，住房是出村挣的收入带来的。收入改善导致的农民精神状态变化，也是因为出村带来的。
当然，农民的这些变化，也配合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路、用水、养老。
总之，农民出村带来的变化是本质性的，而政府公共政策、公共品的提供，总体来讲是到位的，对于改变过去乡村没着没落的状况，还是有贡献。
农民出村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农民的出村，乡村的状况跟我八十年代走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到了乡村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收入增加了、钱的来路增加了。那么，问题在哪儿？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哪儿？
对现在的乡村来讲，令人担忧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01
第一个问题：“人”
乡村的老人是“人”的最大的问题。最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拨人是真正搞农业的，爱土地，乡土情结很重，而且也不会离开村庄——他们也有出去的，但回来了，有在外面干的，也会回来。他们是以乡村为归依的，以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这批人现在的问题是绝望。这种绝望，不是因为他没钱，而是整个社会大变革带来的。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家一户、一代一代在一起；现在，老人身边常年没人。
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我问过我们村的老人，他们到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农活。这些人一辈子干农活，当农活停掉以后，依托就没了。他的存在感、价值就没了，他就非常绝望。比如我们村，老人要么是打麻将，要么就是聚在一起，到村部听碟子。
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现在一下子没人了，传统的代际情感纽带断了。所以，他们主要是精神的、心灵的孤单。
我们村十几个老人，我问他们，平常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死。生病的，一是没人管、没人照顾，二是大笔开销，他怕给后人留麻烦，也没有那么大开销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没用了，对儿女也没什么用了。一些老人，当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至于心理的疾病，就更没人知道了。
40、50、60后这些人，基本以乡村为归依。未来，他们的养老会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年轻人一年就回来几天，怎么可能养儿防老？
接着是70、80后。假设他们也跟之前的人一样，归宿也还是回到乡村，但他们没怎么从事过农业，至少参与不多，这些人未来回到村里，他不从事农业，他做什么？
很有可能，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在镇上或县城买个房子，买个门面，开个小卖店——回乡，但不落村，也不落业。为什么这几年县城的房地产那么活跃，是跟这个相关。这样的话，70、80后，会跟乡村、乡土更加疏离或断根，甚至处于一种阻断的状态——阻断的状态就麻烦了。
还有一类人：小孩。上一代人出去打工，孩子丢在家里，老人看着。但这一代人出去打工，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不可能有精力管孩子。所以，农二代的孩子，在城市事故率极高。
再就是孩子的心灵。原来是留守的孤独，但现在他从小在城市看到、接触的是城市对他们的不平等，从而带来心理问题——越是农村的孩子，越在意穿着、收入、是否被人家欺负。
所以，看上去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小孩上初中，家长最起码得有一个人回来陪读。现在很多农二代，实际是被孩子的教育拖回来的。这实际上阻断了这个家庭进入城市的进程，教育本身阻断了他们城市化的进程。
02
第二个问题：“业”、产业
整个乡村，年轻人只会出，不会进。大量的人走了以后，整个乡村就没有什么人了，“业”就起不来。人都走空了，谁来做“业”？乡村振兴，怎么振兴？
现在整个农村，你看到的是产业的凋敝。原来农民都在农村，当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农村，他会在乡村找很多办法：怎么样把农业搞得更精细一些、产量更高一点、卖的钱更多一点；多养几头猪、多养几头牛，增加一点副业收入；再不行，去做点买卖，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我帮你做点事，你帮我做点事……农村是靠这些。但这些东西的寄托，是人在乡村。现在，大家的收入主要是在城市挣来的，已经不指望在农村搞收入。
在农村，找不到“业”的发展出路，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业”就变的越来越单一。家里年轻人出去了，土地就交给年老的人——农民还是不轻易把地荒废掉；隔壁的几家人再走，走到家里老人都没了，这些地就交给邻居、亲戚来种……基本整个农村的“业”，就只是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业了。
这是当前农业的第一个问题：乡村的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
这个“业”的问题在哪儿？当少数人从事的农业扩大规模以后，尽管有机械辅助，但这些人的劳累程度非常之高——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规模扩大以后，规模效益没有出来。比如，规模可能扩大到50亩，但这个农民为了使他经营的土地一年能够多留一些收入，他尽量少雇工、少用机械。这个“业”实际上成了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的内卷。他更密集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更辛勤地去从事耕作、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以使一年下来留在自己口袋里的现金收入多一点。
最后就变成，土地是规模了，农业是机械化了，但留下来的这些农村人因为农业收入低，他付出的辛劳程度更多。二三十亩地，一年收入也就几万块钱，如果全部雇工、机械化，就剩不下来什么钱，所以他就把很多环节自己去辛苦。
现在有些人说，扩大规模，一家经营扩大到200亩，就可以增加多少收入。但是扩到200亩，农业要素组合的匹配度要求更高，产前、产中、产后，机械化的耕种，各个环节成本的节约，需要更好的要素匹配来实现，一般农民做不到。做不到的话，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农民为了节约成本，就更辛劳，也不可能做更大的经营规模。
所以，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产业本身在不断内卷，变成少部分人靠更辛劳的经济活动留下更多现金收入，而不是想象的更加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很多时候，不到农村，就容易想当然。
农业的第三个问题是：期望乡村的产业更加多样化——比如三产融合、乡村旅游等，来支撑乡村更活、更复杂的业态，但问题是，需求在哪儿？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通过城乡互动来实现产业多样化。我们不能把极少数村庄由城乡互动带来的变化，想当然地拓展为大多数农区都能实现这样的。
大多数传统农区乡村产业的多样化，是农工互补、农副互补，是农民靠着农业做点生计，靠一些副业、手工活动，来增加收入，跟现在很多人讲的城乡互动带来的乡村产业的多样化、产业融合，完全是两个概念。大多数村庄是实现不了城乡互动的产业多样化的。
03
第三个问题：住
住房基本反映了农民经济状况的变化，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住房状况的改善——进到乡村以后，农民相互之间比来比去，张家盖了两层楼，李家一定要想办法盖得比他高一点。
住房条件的改善，是改革以来乡村面貌最大的改变。包产到户的时候，农民有钱就盖房子，后来农民出去打工，有钱了，回来还是盖房子。这是农民基本的行为模式。它的好处是，带来整个乡村面貌的改变。问题是，乡村盖的这些房子，利用率极低。
我这次回去，是晚上十点多进的村，整个100多户的村，差不多就只有五六户亮着灯。老人不在的，年轻人出去了，这家就锁着门，常年是黑的。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化以来，农民积累的大量资本，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资本形成，而是积累在他未来落叶归根的这些村落——回到乡村盖房、装修，不断添加房子里的东西，目的是备着他以后回来。但这些资本的利用率非常之低，几近闲置。
04
第四个问题：占地
现在农民盖房子，已经不在原来村落里盖，都盖在公路边。农民的住房从传统村落到路边，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村落改变。传统村落，是依水、依地而形成的，是为了农业经济活动的方便。现在农民为什么整体往公路边盖？这是一个人口迁移社会的表现：交通出行方便。从原来农耕社会村落的布局、空间形态，转变为迁移社会的形态。
现在，我们把去农村看到的景象整个构图起来，你看到的乡村是：第一，人——老人的绝望，农二代的归属不定，留守儿童心灵创伤；第二，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第三，农民的住房明显改善，但占了大量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没有进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变成在乡村闲置的要素；第四，大量耕地的占用——住房的占用。
这样看来，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注：以下皆来自教授刘守英文章。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回（湖北洪湖市的老家）去了。一般家里有事我肯定回去，没事很少回。因为，回去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老家的很多事，包括市里的一些难处、镇上的难处、村里的难处、周边老乡的难处，他们自己找不到解法，指望我去解决，实际上很多我也解决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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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乡村的分化很严重。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状况，无非是好一点差一点——有的可能出去干的不错、已经能做企业；出去打工中比较勤快的，尽管比第一类差一点，也还不错。但确实有极少部分农户，状况很不好，有的是因为生病、家庭遇到不测，还有一些是家庭能力问题。
这是我从外表上看到的乡村变化的状况。
所有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农民出村带来的。他的收入来源是出村带来的，住房是出村挣的收入带来的。收入改善导致的农民精神状态变化，也是因为出村带来的。
当然，农民的这些变化，也配合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路、用水、养老。
总之，农民出村带来的变化是本质性的，而政府公共政策、公共品的提供，总体来讲是到位的，对于改变过去乡村没着没落的状况，还是有贡献。
农民出村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农民的出村，乡村的状况跟我八十年代走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到了乡村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收入增加了、钱的来路增加了。那么，问题在哪儿？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哪儿？
对现在的乡村来讲，令人担忧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01
第一个问题：“人”
乡村的老人是“人”的最大的问题。最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拨人是真正搞农业的，爱土地，乡土情结很重，而且也不会离开村庄——他们也有出去的，但回来了，有在外面干的，也会回来。他们是以乡村为归依的，以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这批人现在的问题是绝望。这种绝望，不是因为他没钱，而是整个社会大变革带来的。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家一户、一代一代在一起；现在，老人身边常年没人。
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我问过我们村的老人，他们到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农活。这些人一辈子干农活，当农活停掉以后，依托就没了。他的存在感、价值就没了，他就非常绝望。比如我们村，老人要么是打麻将，要么就是聚在一起，到村部听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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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十几个老人，我问他们，平常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死。生病的，一是没人管、没人照顾，二是大笔开销，他怕给后人留麻烦，也没有那么大开销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没用了，对儿女也没什么用了。一些老人，当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至于心理的疾病，就更没人知道了。
40、50、60后这些人，基本以乡村为归依。未来，他们的养老会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年轻人一年就回来几天，怎么可能养儿防老？
接着是70、80后。假设他们也跟之前的人一样，归宿也还是回到乡村，但他们没怎么从事过农业，至少参与不多，这些人未来回到村里，他不从事农业，他做什么？
很有可能，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在镇上或县城买个房子，买个门面，开个小卖店——回乡，但不落村，也不落业。为什么这几年县城的房地产那么活跃，是跟这个相关。这样的话，70、80后，会跟乡村、乡土更加疏离或断根，甚至处于一种阻断的状态——阻断的状态就麻烦了。
还有一类人：小孩。上一代人出去打工，孩子丢在家里，老人看着。但这一代人出去打工，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不可能有精力管孩子。所以，农二代的孩子，在城市事故率极高。
再就是孩子的心灵。原来是留守的孤独，但现在他从小在城市看到、接触的是城市对他们的不平等，从而带来心理问题——越是农村的孩子，越在意穿着、收入、是否被人家欺负。
所以，看上去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小孩上初中，家长最起码得有一个人回来陪读。现在很多农二代，实际是被孩子的教育拖回来的。这实际上阻断了这个家庭进入城市的进程，教育本身阻断了他们城市化的进程。
02
第二个问题：“业”、产业
整个乡村，年轻人只会出，不会进。大量的人走了以后，整个乡村就没有什么人了，“业”就起不来。人都走空了，谁来做“业”？乡村振兴，怎么振兴？
现在整个农村，你看到的是产业的凋敝。原来农民都在农村，当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农村，他会在乡村找很多办法：怎么样把农业搞得更精细一些、产量更高一点、卖的钱更多一点；多养几头猪、多养几头牛，增加一点副业收入；再不行，去做点买卖，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我帮你做点事，你帮我做点事……农村是靠这些。但这些东西的寄托，是人在乡村。现在，大家的收入主要是在城市挣来的，已经不指望在农村搞收入。
在农村，找不到“业”的发展出路，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业”就变的越来越单一。家里年轻人出去了，土地就交给年老的人——农民还是不轻易把地荒废掉；隔壁的几家人再走，走到家里老人都没了，这些地就交给邻居、亲戚来种……基本整个农村的“业”，就只是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业了。
这是当前农业的第一个问题：乡村的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
这个“业”的问题在哪儿？当少数人从事的农业扩大规模以后，尽管有机械辅助，但这些人的劳累程度非常之高——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规模扩大以后，规模效益没有出来。比如，规模可能扩大到50亩，但这个农民为了使他经营的土地一年能够多留一些收入，他尽量少雇工、少用机械。这个“业”实际上成了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的内卷。他更密集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更辛勤地去从事耕作、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以使一年下来留在自己口袋里的现金收入多一点。
最后就变成，土地是规模了，农业是机械化了，但留下来的这些农村人因为农业收入低，他付出的辛劳程度更多。二三十亩地，一年收入也就几万块钱，如果全部雇工、机械化，就剩不下来什么钱，所以他就把很多环节自己去辛苦。
现在有些人说，扩大规模，一家经营扩大到200亩，就可以增加多少收入。但是扩到200亩，农业要素组合的匹配度要求更高，产前、产中、产后，机械化的耕种，各个环节成本的节约，需要更好的要素匹配来实现，一般农民做不到。做不到的话，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农民为了节约成本，就更辛劳，也不可能做更大的经营规模。
所以，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产业本身在不断内卷，变成少部分人靠更辛劳的经济活动留下更多现金收入，而不是想象的更加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很多时候，不到农村，就容易想当然。
农业的第三个问题是：期望乡村的产业更加多样化——比如三产融合、乡村旅游等，来支撑乡村更活、更复杂的业态，但问题是，需求在哪儿？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通过城乡互动来实现产业多样化。我们不能把极少数村庄由城乡互动带来的变化，想当然地拓展为大多数农区都能实现这样的。
大多数传统农区乡村产业的多样化，是农工互补、农副互补，是农民靠着农业做点生计，靠一些副业、手工活动，来增加收入，跟现在很多人讲的城乡互动带来的乡村产业的多样化、产业融合，完全是两个概念。大多数村庄是实现不了城乡互动的产业多样化的。
03
第三个问题：住
住房基本反映了农民经济状况的变化，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住房状况的改善——进到乡村以后，农民相互之间比来比去，张家盖了两层楼，李家一定要想办法盖得比他高一点。
住房条件的改善，是改革以来乡村面貌最大的改变。包产到户的时候，农民有钱就盖房子，后来农民出去打工，有钱了，回来还是盖房子。这是农民基本的行为模式。它的好处是，带来整个乡村面貌的改变。问题是，乡村盖的这些房子，利用率极低。
我这次回去，是晚上十点多进的村，整个100多户的村，差不多就只有五六户亮着灯。老人不在的，年轻人出去了，这家就锁着门，常年是黑的。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化以来，农民积累的大量资本，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资本形成，而是积累在他未来落叶归根的这些村落——回到乡村盖房、装修，不断添加房子里的东西，目的是备着他以后回来。但这些资本的利用率非常之低，几近闲置。
04
第四个问题：占地
现在农民盖房子，已经不在原来村落里盖，都盖在公路边。农民的住房从传统村落到路边，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村落改变。传统村落，是依水、依地而形成的，是为了农业经济活动的方便。现在农民为什么整体往公路边盖？这是一个人口迁移社会的表现：交通出行方便。从原来农耕社会村落的布局、空间形态，转变为迁移社会的形态。
现在，我们把去农村看到的景象整个构图起来，你看到的乡村是：第一，人——老人的绝望，农二代的归属不定，留守儿童心灵创伤；第二，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第三，农民的住房明显改善，但占了大量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没有进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变成在乡村闲置的要素；第四，大量耕地的占用——住房的占用。
这样看来，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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