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经先秦两汉的漫长发展，到了魏晋六朝，自然山水逐渐进入到文人墨客的笔下，成为兼具物质性和人文性的审美对象，并深刻影响了文士的生活方式。在南朝时期，“山居”成为当时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这不仅与南方不断得到开发有关，也反映了南朝文人亲近自然山水、追求个性独立的审美观念的新变。#每天读国学#
据史料记载，南朝百余年间，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遁世隐逸。如南齐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南齐书·褚伯玉传》）其“山居”生活以离群索居为特点；二是年老之后退隐“山居”。如萧梁时期的王规，晚年“辞疾不拜，于钟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种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选择；三是以“山居”而兼讲学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南史·沈麟士传》）；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南齐书·顾欢传》）。这两人的“山居”生活，实际兼有避世和授徒讲学的双重性质。
《梁书·何胤传》中记载，何胤先后在东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隐居，也是以讲授儒学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陈书·沈德威传》）。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学中也有生动的表现。谢灵运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在谢灵运看来，“山居”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仅细致描绘了自己始宁墅的内外设置，写到了山中的亭台楼榭，山川形胜，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重点表现了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结合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隐逸情怀。
南朝时期另一位深入描绘“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齐梁时代的刘峻，其代表作品有《东阳金华山栖志》《始居山营室诗》等。与谢灵运对“始宁墅”穷形尽相的描摹相比，刘峻则重在表现“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来是安成康王萧秀的幕僚，后来“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东阳金华山栖志》以自己隐居金华山十余年的生活为基础，特别是以所居山舍为中心，采取移步换景式的全景描述，把从山麓抵达自己山居之所的过程完全呈现出来，辅之以介绍金华山的诸多文化景观，可谓是一幅精彩细致的金华山名胜导游图。
另外，此文也可与其《始居山营室诗》一诗对读，更能看出刘峻对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凿户窥嶕峣，开轩望崭崱”，选择了开阔平整之处，既适合建造面积可观的房宇，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广招生徒讲学。可见其生活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山居”类型。
《梁书》刘峻本传曾记载“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追随其问学者有官员、士人、道士和僧侣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刘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释道学术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围则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始居山营室诗》）。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飞禽翔集，幽雅的环境显示出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刘峻作为主人对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栖志》中的描述与此大致相似：“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这种诗情画意的美丽图景与上述之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艺术化。据《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鸡笼山的居所集合如此众多且思想各异的文士，从事图书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荡，造就颇具声律之美的“经呗新声”，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这对“永明体”诗歌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萧子良在《行宅诗》中也写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诗序中说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表现“山居”生活的审美体验，也多见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吴均《山中杂诗》三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中窗里出。”（其一）“绿竹可充食，女萝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树笼青云。”（其二）“具区穷地险，嵇山万里余。奈何梁隐士，一去无还书。”（其三）何逊《答高博士诗》：“北窗凉夏首，幽居多卉木。飞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为宴得快性，安闲聊鼓腹。将子厌嚣尘，就予开耳目。”吴均诗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厌倦尘俗之士归隐山林的恬静之趣，何逊之诗则表现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对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即使没有自然山林的物质条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花草竹木、清流绕径的设计获得脱俗快性之感。这显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娱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南迁之后，经历北方战乱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山川林泽的广大土地，这是南朝文人体验“山居”生活的现在基础。而玄学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文化追求，则推动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寻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加之东汉后期以来隐逸风尚的流行，都促使众多南朝文人自觉选择“山居”生活。不仅体现了重视生活质量、全身养性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审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与西方“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有深层的相通之处，也是我国古代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
据史料记载，南朝百余年间，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遁世隐逸。如南齐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南齐书·褚伯玉传》）其“山居”生活以离群索居为特点；二是年老之后退隐“山居”。如萧梁时期的王规，晚年“辞疾不拜，于钟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种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选择；三是以“山居”而兼讲学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南史·沈麟士传》）；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南齐书·顾欢传》）。这两人的“山居”生活，实际兼有避世和授徒讲学的双重性质。
《梁书·何胤传》中记载，何胤先后在东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隐居，也是以讲授儒学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陈书·沈德威传》）。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学中也有生动的表现。谢灵运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在谢灵运看来，“山居”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仅细致描绘了自己始宁墅的内外设置，写到了山中的亭台楼榭，山川形胜，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重点表现了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结合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隐逸情怀。
南朝时期另一位深入描绘“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齐梁时代的刘峻，其代表作品有《东阳金华山栖志》《始居山营室诗》等。与谢灵运对“始宁墅”穷形尽相的描摹相比，刘峻则重在表现“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来是安成康王萧秀的幕僚，后来“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东阳金华山栖志》以自己隐居金华山十余年的生活为基础，特别是以所居山舍为中心，采取移步换景式的全景描述，把从山麓抵达自己山居之所的过程完全呈现出来，辅之以介绍金华山的诸多文化景观，可谓是一幅精彩细致的金华山名胜导游图。
另外，此文也可与其《始居山营室诗》一诗对读，更能看出刘峻对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凿户窥嶕峣，开轩望崭崱”，选择了开阔平整之处，既适合建造面积可观的房宇，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广招生徒讲学。可见其生活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山居”类型。
《梁书》刘峻本传曾记载“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追随其问学者有官员、士人、道士和僧侣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刘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释道学术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围则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始居山营室诗》）。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飞禽翔集，幽雅的环境显示出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刘峻作为主人对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栖志》中的描述与此大致相似：“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这种诗情画意的美丽图景与上述之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艺术化。据《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鸡笼山的居所集合如此众多且思想各异的文士，从事图书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荡，造就颇具声律之美的“经呗新声”，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这对“永明体”诗歌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萧子良在《行宅诗》中也写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诗序中说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表现“山居”生活的审美体验，也多见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吴均《山中杂诗》三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中窗里出。”（其一）“绿竹可充食，女萝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树笼青云。”（其二）“具区穷地险，嵇山万里余。奈何梁隐士，一去无还书。”（其三）何逊《答高博士诗》：“北窗凉夏首，幽居多卉木。飞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为宴得快性，安闲聊鼓腹。将子厌嚣尘，就予开耳目。”吴均诗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厌倦尘俗之士归隐山林的恬静之趣，何逊之诗则表现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对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即使没有自然山林的物质条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花草竹木、清流绕径的设计获得脱俗快性之感。这显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娱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南迁之后，经历北方战乱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山川林泽的广大土地，这是南朝文人体验“山居”生活的现在基础。而玄学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文化追求，则推动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寻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加之东汉后期以来隐逸风尚的流行，都促使众多南朝文人自觉选择“山居”生活。不仅体现了重视生活质量、全身养性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审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与西方“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有深层的相通之处，也是我国古代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
学会节制，才能活到极致！
王阳明家训：“节饮食，戒游戏”；
《论语》：“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黄帝内经》中：“饮食有节”。
足以体现节制是一种智慧！
现如今，我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对于饮食的要求也多了，偏偏如此导致“富贵病”找上了门。
真正的智者在饮食方面会把握一个“度”，使自己变得更自律。
节饮食，才能身心健康，活得悠然自在。
戒游戏，才能志向高远，从而成大器。
若是一味地沉迷于游戏中无法自拔，久而久之，人的志气就会被消磨殆尽，试问还如何成就大业？
真正的智者能够节制自己的脾气，使自己活得更轻松。
众所周知，王阳明精通兵法，屡立奇功，因此奸人对他怀恨在心。他们用各种言辞来污蔑，想要抹黑王阳明，但王阳明却装聋作哑，不闻不问，丝毫不生气。
“心狭为祸之根，心旷为福之门。”
节制自己的脾气，当有了坏情绪是，及时调节，绝不积攒到心中，使自己郁郁寡欢；
时间长了，人便拥有了疏解了怒气的修养和智慧，人也会慢慢有了平和安静的气质。
王阳明说：“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洒脱，何等简易！”
人生的幸福，源于你在不断减少欲望，物质不需要太多，只要够用就好了。
『所有最好的不过是刚刚好』
节制，是一种智慧，是一种自由，更是一种幸福。
当你懂得节制坚守原则时，人生的智慧、生命的自由、生活的幸福定会如约而至。
人生路漫漫其修远兮……
“知行合一 令行禁止，慎独自伴，修己安人”
来日方长兮～
王阳明家训：“节饮食，戒游戏”；
《论语》：“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黄帝内经》中：“饮食有节”。
足以体现节制是一种智慧！
现如今，我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对于饮食的要求也多了，偏偏如此导致“富贵病”找上了门。
真正的智者在饮食方面会把握一个“度”，使自己变得更自律。
节饮食，才能身心健康，活得悠然自在。
戒游戏，才能志向高远，从而成大器。
若是一味地沉迷于游戏中无法自拔，久而久之，人的志气就会被消磨殆尽，试问还如何成就大业？
真正的智者能够节制自己的脾气，使自己活得更轻松。
众所周知，王阳明精通兵法，屡立奇功，因此奸人对他怀恨在心。他们用各种言辞来污蔑，想要抹黑王阳明，但王阳明却装聋作哑，不闻不问，丝毫不生气。
“心狭为祸之根，心旷为福之门。”
节制自己的脾气，当有了坏情绪是，及时调节，绝不积攒到心中，使自己郁郁寡欢；
时间长了，人便拥有了疏解了怒气的修养和智慧，人也会慢慢有了平和安静的气质。
王阳明说：“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洒脱，何等简易！”
人生的幸福，源于你在不断减少欲望，物质不需要太多，只要够用就好了。
『所有最好的不过是刚刚好』
节制，是一种智慧，是一种自由，更是一种幸福。
当你懂得节制坚守原则时，人生的智慧、生命的自由、生活的幸福定会如约而至。
人生路漫漫其修远兮……
“知行合一 令行禁止，慎独自伴，修己安人”
来日方长兮～
北宋名将曹彬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他的姨妈是后周太祖郭威的贵妃，但他从来不显摆。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不会好意地问曹彬：“以前我常想亲近你，你为什么总疏远我？”
曹彬一听，心想赵匡胤是想报仇啊，但他不怕，因为他足够聪明。曹彬马上叩头谢罪说：“我是周室的近亲，又担任宫内职务，端正做官，害怕有过失，哪里敢妄自交结呢？”
（谓曰：“我畴昔常欲亲汝，汝何故疏我？”彬顿首谢曰：“臣为周室近亲，复忝内职，靖恭守位，犹恐获过，安敢妄有交结？”）
曹彬的回答天衣无缝，既给皇帝表态自己是正臣，说明自己为人、为官的态度，打消皇帝对自己的误会，又赢得了新老板赵匡胤的赞赏和信任，因为已经登基为帝的赵匡胤，正喜欢曹彬这样的臣子。
已经黄袍加身，登基为帝的赵匡胤听了曹彬的回答，十分满意。因为这时的赵匡胤已经不是当初在后周统兵的武将，昔日的赵匡胤，手握兵权，故意攀交其他武将和皇帝的近臣，以获得人心和人脉，为的就是后来的兵变成功。
屁股决定脑袋，位置决定想法，成为皇帝后的赵匡胤深知自己兵变的套路，他也深怕自己的部属，也效仿他来个黄袍加身，把他赶下皇位，所以他才来了个“杯酒释兵权”，收回兵权，将昔日拥戴他为帝的将领们，全都打发回老家养老去了。
即便如此，他仍然不能安心，毕竟皇位的诱惑太大，皇帝也不知道身边的人谁在暗地里打他的主意，所以他要对每个人都提防，这也就是皇帝多疑的原因。
曹彬深知伴君之道，他明白皇帝很忌讳近臣和武将多有来往，所以他“高风亮节”，表现出一副很“高冷”的态度，独善其身，不仅在后周如此，在宋朝也是如此。
曹彬不仅嘴上这么说，行动上也的确如此。《智囊全集·上智部》就记载：宋太祖始事周世宗于澶州，曹彬为世宗亲吏，掌茶酒。太祖尝从求酒，彬曰：“此官酒，不可相与。”自沽酒以饮之。（边批：公私两尽。）及太祖即位，语群臣曰：“世宗吏不欺其主者，独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
就是说，在后周世宗时，曹彬作为皇帝的亲随，掌管茶酒。有日，手握兵权，人人争相攀附的禁军大将赵匡胤向曹彬要酒，曹彬说：“这是公家的酒，不可以给你。”
曹彬是个正臣，但他又是个会来事的人，很会做人，在拒绝了赵匡胤后，他又自己花钱买酒请赵匡胤喝。如此一来，既没有坏了规矩，又不会得罪赵匡胤，真乃为人处世，处理人际关系的典范。
后来赵匡胤称帝，对群臣说：“世宗身边的官吏不欺主瞒上的，只有曹彬一人。”从此把曹彬当做心腹，对他屡屡升官。而曹彬的智慧，远不止在伴君上，在生活中、为官中都有体现。比如，曹彬在徐州地方为官时。有一次，他手下一位年轻的官吏犯了法，案情很快被查实，按律年轻的官吏应该受到挨棍子的刑罚。
但一向执法严明，从不宽纵下属的曹彬，这次好像换了个人，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闻不问，一副想要不了了之的样子。大家都感到好奇，心想这曹大人难道也变得“世故”了，想包庇下属了？日子一天天过去，曹彬也没有惩罚那位犯法的官吏，众人都以为此事过去了，渐渐地忘记了这件事。
谁知，一年以后的一天，曹彬突然下令把之前那个犯法的下属抓起来，打了几十大板，并告知众人，这顿大板子，是对这位下属上年所犯的罪行的惩罚。
众人惊得目瞪口呆，心想曹大人平时机智过人，这反应咋如此缓慢，一年后才想起来要惩罚下属，无法解释呀。众人刨根问底，让曹大人解释解释。
曹彬说道：“ 当初之所以不惩罚他，是因为我了解到当时他刚娶了媳妇，如果那时打他板子，婆家、乡邻乡亲的一定会认为新媳妇克夫，婆家也会打骂新媳妇泄愤， 新媳妇也会觉得自己命不好，无脸见人，搞不好会发生意外之祸。所以，我才故意拖到一年后，对这位下属打板子！”
众人一听，都对曹彬表示佩服，称赞他机智、有智慧，体贴下属，而且用心良苦，而下属对他更加忠心和爱戴。曹彬正是有过人的智慧，深谙伴君之道，所以才被朝臣、百姓所喜爱，成了多朝的宠臣，历经后周、宋朝多位皇帝而不倒，不仅赵匡胤信任他，宋太宗赵光义、宋真宗赵恒三代皇帝都信任他。
再反观那些被屠戮、罢官的将领、功臣，他们则没有曹彬的这等智慧，和人生格局。人的格局不同，做人、做事的风格、方法也就不同，结局自然也不同，曹彬正是有大智慧、大格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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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彬一听，心想赵匡胤是想报仇啊，但他不怕，因为他足够聪明。曹彬马上叩头谢罪说：“我是周室的近亲，又担任宫内职务，端正做官，害怕有过失，哪里敢妄自交结呢？”
（谓曰：“我畴昔常欲亲汝，汝何故疏我？”彬顿首谢曰：“臣为周室近亲，复忝内职，靖恭守位，犹恐获过，安敢妄有交结？”）
曹彬的回答天衣无缝，既给皇帝表态自己是正臣，说明自己为人、为官的态度，打消皇帝对自己的误会，又赢得了新老板赵匡胤的赞赏和信任，因为已经登基为帝的赵匡胤，正喜欢曹彬这样的臣子。
已经黄袍加身，登基为帝的赵匡胤听了曹彬的回答，十分满意。因为这时的赵匡胤已经不是当初在后周统兵的武将，昔日的赵匡胤，手握兵权，故意攀交其他武将和皇帝的近臣，以获得人心和人脉，为的就是后来的兵变成功。
屁股决定脑袋，位置决定想法，成为皇帝后的赵匡胤深知自己兵变的套路，他也深怕自己的部属，也效仿他来个黄袍加身，把他赶下皇位，所以他才来了个“杯酒释兵权”，收回兵权，将昔日拥戴他为帝的将领们，全都打发回老家养老去了。
即便如此，他仍然不能安心，毕竟皇位的诱惑太大，皇帝也不知道身边的人谁在暗地里打他的主意，所以他要对每个人都提防，这也就是皇帝多疑的原因。
曹彬深知伴君之道，他明白皇帝很忌讳近臣和武将多有来往，所以他“高风亮节”，表现出一副很“高冷”的态度，独善其身，不仅在后周如此，在宋朝也是如此。
曹彬不仅嘴上这么说，行动上也的确如此。《智囊全集·上智部》就记载：宋太祖始事周世宗于澶州，曹彬为世宗亲吏，掌茶酒。太祖尝从求酒，彬曰：“此官酒，不可相与。”自沽酒以饮之。（边批：公私两尽。）及太祖即位，语群臣曰：“世宗吏不欺其主者，独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
就是说，在后周世宗时，曹彬作为皇帝的亲随，掌管茶酒。有日，手握兵权，人人争相攀附的禁军大将赵匡胤向曹彬要酒，曹彬说：“这是公家的酒，不可以给你。”
曹彬是个正臣，但他又是个会来事的人，很会做人，在拒绝了赵匡胤后，他又自己花钱买酒请赵匡胤喝。如此一来，既没有坏了规矩，又不会得罪赵匡胤，真乃为人处世，处理人际关系的典范。
后来赵匡胤称帝，对群臣说：“世宗身边的官吏不欺主瞒上的，只有曹彬一人。”从此把曹彬当做心腹，对他屡屡升官。而曹彬的智慧，远不止在伴君上，在生活中、为官中都有体现。比如，曹彬在徐州地方为官时。有一次，他手下一位年轻的官吏犯了法，案情很快被查实，按律年轻的官吏应该受到挨棍子的刑罚。
但一向执法严明，从不宽纵下属的曹彬，这次好像换了个人，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闻不问，一副想要不了了之的样子。大家都感到好奇，心想这曹大人难道也变得“世故”了，想包庇下属了？日子一天天过去，曹彬也没有惩罚那位犯法的官吏，众人都以为此事过去了，渐渐地忘记了这件事。
谁知，一年以后的一天，曹彬突然下令把之前那个犯法的下属抓起来，打了几十大板，并告知众人，这顿大板子，是对这位下属上年所犯的罪行的惩罚。
众人惊得目瞪口呆，心想曹大人平时机智过人，这反应咋如此缓慢，一年后才想起来要惩罚下属，无法解释呀。众人刨根问底，让曹大人解释解释。
曹彬说道：“ 当初之所以不惩罚他，是因为我了解到当时他刚娶了媳妇，如果那时打他板子，婆家、乡邻乡亲的一定会认为新媳妇克夫，婆家也会打骂新媳妇泄愤， 新媳妇也会觉得自己命不好，无脸见人，搞不好会发生意外之祸。所以，我才故意拖到一年后，对这位下属打板子！”
众人一听，都对曹彬表示佩服，称赞他机智、有智慧，体贴下属，而且用心良苦，而下属对他更加忠心和爱戴。曹彬正是有过人的智慧，深谙伴君之道，所以才被朝臣、百姓所喜爱，成了多朝的宠臣，历经后周、宋朝多位皇帝而不倒，不仅赵匡胤信任他，宋太宗赵光义、宋真宗赵恒三代皇帝都信任他。
再反观那些被屠戮、罢官的将领、功臣，他们则没有曹彬的这等智慧，和人生格局。人的格局不同，做人、做事的风格、方法也就不同，结局自然也不同，曹彬正是有大智慧、大格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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