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超话]# 昔有一道人，坐久神现。见顶上放光，五彩鲜明，如霞如锦。其光之中，山河大地，万物总见。道人心喜，以为得上帝之大无碍光也。日夜端坐，思想有光，其光不复再有。道人不悟幻境非真，用意观想，万念皆忘，唯思光明。存思日久，如愚如痴，形骸土木，诸人以为得入至道。道人坐存六载，神凝形变，而不知觉。一日，气粗息急，同伴相守，唯望其人开静以便求道，其间唯有一修行人，知其着魔。至夜半，其入定之人，忽然手张如飞之状。众以灯烛香花，供养礼拜。其人即气绝，口中飞也一蛾，扑灯烛火光而死。修行人取之，而告道们大众曰：“此存想光明之道人身也，爱缘光明，即与蛾同，缘至形化转入异类。爱缘不除，皆同此类。可不哀哉，可不断哉！”大众，心有所爱，即是缘也，缘从爱起，爱逐缘生，缘爱相缠，永无了澈。转父为子，转祖为孙，转男为女，换面改形，移名换姓，颠倒凡夫，认为真实，可怕可怜！大众知之。 大众，迷着则爱缘生，醒悟则爱缘灭，须要时时觉悟，刻刻承当，心上着一毫所爱之事物，俱要即刻舍绝，不许复因缘起。爱喜睡者即当坐，爱喜坐者即当行，爱喜舍者，心神自然活泼；爱喜无者，灵性自然空虚。寸丝不挂，万缘不生。
不可逆结构——论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进化（上卷）（176）
三十三、诸子百家（3）
杨朱——利己主义者
杨朱学派在战国时代独树一帜，与儒墨相抗衡。杨朱主张“贵己重生”、“全性保真”、“人人不损一毫”的思想。人这短促的一生，应当万分贵重，要乐生，一切以存我为贵，不要使他受到损害，去则不复再来。全性即顺应自然之性，不要贪得无厌，不要为外物伤生。保真即保持自然所赋予我身之真性，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杨朱反对法先王，主张建立新的社会。人人都不拔一毛而利天下，也不贪天下大利而拔自己一毛；人人都各自为自己，而不侵犯别人；这样天下就太平无事了。杨朱认为生命比一切都重要，而生命对人只有一次而已。因此，他强调的只是个人的利益，而不重视国家的利益，从而导致了无君论。杨朱认为治理这个社会的人要有谦虚的美德，行为贤德而不自以为贤德。杨朱主张建立人人为自己而又不侵犯别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的成员，既要“为我”，又不“侵物”。但要做到这两方面并不容易，在生活中每一步都要认真考虑才行。差不多和墨子在同一时期的哲学家杨朱，和墨子的思想极为对立，他反对墨子的“兼爱”，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他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自己对他人的侵夺。正如孟子所总结的那样，杨子主张的是“为我”，即使拔他身上一根汗毛，能使天下人得利，他也是不干的；而墨子主张“兼爱”，只要对天下人有利，即使自己磨光了头顶，走破了脚板，他也是甘心情愿的。
显然，杨朱和墨子一样都提倡一种极端主义的思想，因而他们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对立。这种过于偏激的思想既不会被统治者所接纳，也不是社会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观点。杨朱和墨子的观点都因为其激烈和夸张的表述，短时间吸引了社会的注意力。杨朱的“贵己重生”、“全性保真”的观点是尊重人性的，因为人生不能重来，要珍惜仅有的一次生命历程。他重视人的私心，认为要顺应自然、保真自我，不贪心，也不为外物所伤。这符合生命的特征，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当把杨朱的思想应用到社会中时，就漏洞百出了。“人人自保而人人不损一毫”的想法是一种静态的思维，这等于把人假想为社会中一个个不会相互碰撞的分子，只要谨慎言行、自我克制，就可以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互不侵犯，直到老死。而社会恰恰是一个一刻都不会停止运转的“机器”，而这部机器时时刻刻都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协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利益永远都不可能被隔绝，在社会体系中个人或组织之间物质财富的流动、思想意识的交流一刻也不会停止，而大家自我保全、互不侵犯的做法只会让社会停止运转。杨朱认为道德只是那些聪明人愚弄他人的把戏，声誉中看不中用，坏人比好人更懂得享受。杨朱这些看法在当时的确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在一个不尊重人性的、混乱的社会中人性恶的一面都涌现出来，让道德伦理失去了约束力。杨朱宣扬这种思想实属无奈，他是对当前道德败坏、但无力扭转的社会现象的反动。杨朱重视个人私利，而忽视了国家或社会的整体利益。如果国家或社会的安全没有保障，个人利益也就无法保全。人类社会是一个不可逆结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联系是紧密的，人们必须通过持续地合作和竞争创造着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和适宜的生存空间。在此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摩擦、碰撞甚至伤害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为了维护社会整体的利益，人与人之间又不得不相互合作，并在追求个人利益时有所克制。这就是客观而真实的社会状态。人们生活在一个相互关联的等级结构中，既要相互竞争，又要相互协作；既要强调“人人为我”，也要宣扬“我为人人”；既要重视平等，也无法回避等级差异。面对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社会必须要保持动态的平衡，只有在相对平衡的状态中社会才能够获得更多发展的机会，而社会的动荡和混乱必然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三十三、诸子百家（3）
杨朱——利己主义者
杨朱学派在战国时代独树一帜，与儒墨相抗衡。杨朱主张“贵己重生”、“全性保真”、“人人不损一毫”的思想。人这短促的一生，应当万分贵重，要乐生，一切以存我为贵，不要使他受到损害，去则不复再来。全性即顺应自然之性，不要贪得无厌，不要为外物伤生。保真即保持自然所赋予我身之真性，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杨朱反对法先王，主张建立新的社会。人人都不拔一毛而利天下，也不贪天下大利而拔自己一毛；人人都各自为自己，而不侵犯别人；这样天下就太平无事了。杨朱认为生命比一切都重要，而生命对人只有一次而已。因此，他强调的只是个人的利益，而不重视国家的利益，从而导致了无君论。杨朱认为治理这个社会的人要有谦虚的美德，行为贤德而不自以为贤德。杨朱主张建立人人为自己而又不侵犯别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的成员，既要“为我”，又不“侵物”。但要做到这两方面并不容易，在生活中每一步都要认真考虑才行。差不多和墨子在同一时期的哲学家杨朱，和墨子的思想极为对立，他反对墨子的“兼爱”，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他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自己对他人的侵夺。正如孟子所总结的那样，杨子主张的是“为我”，即使拔他身上一根汗毛，能使天下人得利，他也是不干的；而墨子主张“兼爱”，只要对天下人有利，即使自己磨光了头顶，走破了脚板，他也是甘心情愿的。
显然，杨朱和墨子一样都提倡一种极端主义的思想，因而他们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对立。这种过于偏激的思想既不会被统治者所接纳，也不是社会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观点。杨朱和墨子的观点都因为其激烈和夸张的表述，短时间吸引了社会的注意力。杨朱的“贵己重生”、“全性保真”的观点是尊重人性的，因为人生不能重来，要珍惜仅有的一次生命历程。他重视人的私心，认为要顺应自然、保真自我，不贪心，也不为外物所伤。这符合生命的特征，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当把杨朱的思想应用到社会中时，就漏洞百出了。“人人自保而人人不损一毫”的想法是一种静态的思维，这等于把人假想为社会中一个个不会相互碰撞的分子，只要谨慎言行、自我克制，就可以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互不侵犯，直到老死。而社会恰恰是一个一刻都不会停止运转的“机器”，而这部机器时时刻刻都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协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利益永远都不可能被隔绝，在社会体系中个人或组织之间物质财富的流动、思想意识的交流一刻也不会停止，而大家自我保全、互不侵犯的做法只会让社会停止运转。杨朱认为道德只是那些聪明人愚弄他人的把戏，声誉中看不中用，坏人比好人更懂得享受。杨朱这些看法在当时的确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在一个不尊重人性的、混乱的社会中人性恶的一面都涌现出来，让道德伦理失去了约束力。杨朱宣扬这种思想实属无奈，他是对当前道德败坏、但无力扭转的社会现象的反动。杨朱重视个人私利，而忽视了国家或社会的整体利益。如果国家或社会的安全没有保障，个人利益也就无法保全。人类社会是一个不可逆结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联系是紧密的，人们必须通过持续地合作和竞争创造着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和适宜的生存空间。在此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摩擦、碰撞甚至伤害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为了维护社会整体的利益，人与人之间又不得不相互合作，并在追求个人利益时有所克制。这就是客观而真实的社会状态。人们生活在一个相互关联的等级结构中，既要相互竞争，又要相互协作；既要强调“人人为我”，也要宣扬“我为人人”；既要重视平等，也无法回避等级差异。面对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社会必须要保持动态的平衡，只有在相对平衡的状态中社会才能够获得更多发展的机会，而社会的动荡和混乱必然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人为什么会做恶梦？当心魂魄外游中鬼邪！(附道教辟恶梦法）#道教知识# 【一】
做梦是一个重要的日常生活现象,数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我国虽然从上个世纪中期才正式开始产生专门的梦学,但实际上,在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中,无论是儒、释、道,还是中医学,都已形成了以“占梦”、“攘梦”等为主要内容的一整套系统的梦的理论。
道教对于恶梦形成机制的认识以及“辟恶梦”之法的运用,有其独到之处,而且对我国传统医学的发展也产生过较为积极的影响。因此,研究道教的辟恶梦之法,既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传统梦学理论的认识。
中国古代对于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当时,人们为了占梦而分“六梦”:
“一曰正梦,二曰噩梦,三日思梦,四日痞梦,五曰喜梦,六曰惧梦。”
汉郑玄注“正梦”曰:“无所感动,平安自梦’;
注“噩梦”曰:“惊愕而梦’;
注“思梦”日:“觉时所思念之而梦’;
注“痞梦”曰:“觉时道之而梦”;
注“喜梦”曰:“喜悦而梦”;
注“惧梦”曰:“恐惧而梦”。
“六梦”的划分在中国传统梦文化中影响深远,而郑玄的注解则明确地解说了梦的形成机制。
《周礼》之后,汉代王符在“六梦”的基础上又将梦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指出:“凡梦,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时,有反,有病,有性。”后来,隋唐时期名医杨上善从临床的角度,删繁就简.将梦归纳为“征梦”、“想梦”、“病梦”三种,指出:“凡梦有三种:人有吉凶,先见于梦,此征梦也;思想情深,因之见梦,此为想梦也;因其所病,见之于梦,此为病梦也。”
这些有关梦的不同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对于梦的研究的不断深入。“梦想”一词,往往与浪漫和美好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梦并不全是美梦,正如古人所分析的那样,日常之梦除了“正梦”、“喜梦”之外,还有“噩梦”、“惧梦”等令人惊恐的梦,这就是人们通常所指的恶梦。因此,人们在享受美梦所带来的快乐之余,时常也会受到恶梦的惊吓,很多人的正常生活甚至还会因而受到不小的困扰。
恶梦又称作“噩梦”、“梦魔”,古人也有“卒魔”、“魔不痞”等说法。现代医学将恶梦又名为“梦中焦虑发作”,因为做恶梦的人在梦中及惊醒之后常常会伴有严重焦虑和恐惧。
中国历史上关于恶梦的这类记载较多,最早的记载如《左传》: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坏大户及寝门而人。公惧,人于室。又坏户。公觉。”
所谓“大厉”就是指通常所说的鬼怪。晋侯梦见被一个披头散发,捶着胸脯跳跃而人的厉鬼追打,在他惊醒之后不由得恐惧万分,竟在几个月后因此而命丧黄泉。
此外,《周礼》等其他古籍中也有不少关于恶梦的记载。这说明古人对于恶梦已经有了较为深人的观察。关于恶梦的起因,如前所引,郑玄认为,恶梦是由于白日里突然受到惊吓或因心怀恐惧所引起的。对此,先秦道家以及后来的道教则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观点。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列子》,在借鉴和吸收《周礼》“六梦”思想的基础上,对于恶梦的成因重新做了解释。他说: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识感变之所起者,事至则惑其所由然;识感变之所起者,事至则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则无所但。一体之盈虚消息,皆通于天地,应于物类。故阴气壮,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壮,则梦涉大火而烙炳;阴阳俱壮,则梦生杀。甚饱则梦与,甚饥则梦取。是以以浮虚为疾者,则梦扬;以沈实为疾者,则梦溺。籍带而寝则梦蛇,飞鸟街发则梦飞。
在《列子》看来,人做怎样的梦,与人的身体状况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际遇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人体内阴阳之气不协调、不适度,就有可能梦到恐怖的水火之灾或者生杀之难等,从而形成恶梦。我国现存最早的医书《黄帝内经》中也有相似的说法:“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又如:“肺气虚则使人梦见白物,见人斩血籍籍”。
到了晋代，葛洪则用所谓“魂魄”之说来解释恶梦的产生,认为恶梦的产生是由于魂魄外游被邪物所拘执,想要回归人体而不得所造成的。他说:“魔卧寐不痞者,皆魂魄外游为邪所执录,欲还未得所。忌火照,火照遂不复人,而有灯光中魔者,是本由明出,但不反身中故耳。”葛洪不仅以道教的方式解释了恶梦的形成机制,同时也指出了防范恶梦的一些禁忌。这对后世道教形成完整的辟恶梦之法具有重要的影响。
道教较为系统的辟恶梦之法大致形成于东晋、南北朝时期,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
其一,东晋上清派道书《洞真高上玉帝大洞雌一玉检五老宝经》中载有“太素真人教始学者辟恶梦法”:
若数遇恶梦者,一曰魄妖,二曰心试,三曰尸贼,此有厌消之方也。若梦觉,便起坐,以左手第二指捻人中三七过,啄齿三七通,而微祝曰:“大洞真玄,长炼三魂,常守七魄,第一魂速守七魄,第二魂速守泥丸,第三魂守心节度,速启太素三元君。某向遇不祥之梦,是七魄游尸来协万邪之源,急召桃康护命,上告帝君。五老九真,皆守体门。黄阔神师,紫户将军,把钱握铃,消灭恶津,反凶成吉,生死无缘。”
毕,又卧,必获善应,向造为恶梦之悉,则受闭于三关之下也。三年之后,帷感应而有梦也。梦皆如见将来之明审也,略无复恶梦,仍无不祥之想也。若夜遇善梦者,吉。应好梦而心中自以为佳,则吉感也。卧觉,当摩目二七遍,急闭目以两手掌从内向外摩之,叩齿二七,而微祝曰:“太上高精,三五丹灵,蜂宫明彻,吉感告情,三元守魄,天皇授经,所向谐合,飞仙上清,常与玉真,俱会紫庭。”毕,此大洞秘诀,以传于始涉津流者也。
这段“辟恶梦法”首先说明了造成恶梦的三个主要原因：魄妖、心试或尸贼,并认为,“遇不祥之梦,是七魄游尸来协万邪之源”,也就是说,恶梦是由于人的心以及魂魄中了鬼邪而造成的。这一关于恶梦形成原因的解释,与葛洪的说法如出一辙。
重要的是,这里还阐述了辟恶梦的具体做法:按摩有关穴位或身体部位,“以左手第二指捻人中三七过,啄齿三七通”,“摩目二七遍,急闭目以两手掌从内向外摩之,叩齿二七”;同时,默念祝词,祈求神灵,驱邪还魂。此外,这段“辟恶梦法”还阐述了求得善梦的做法。
其二,南朝宋灵宝派道书《洞玄灵宝道学科仪》中载有“解恶梦品”:
凡是道学,当知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炼心未精,六识缘境,日以心斗,招得恶梦。若道士、女官及外众男女,遇恶梦时,当长跪,向北方启太上大道君,言其状,乞得返凶为吉,返祸成福,密呢曰:“太真玉女,侍真卫魂,三宫金童,来守生门,化恶返善,上书三光,使我长生,乘景驾云。”呢毕,咽唾七过,“尸齿七通,返枕更卧,凶邪消化,返祸为福。梦忏所见非常,懊无语人,不言则吉,论之则凶,不论不言,万代无患也。
这段“解恶梦品”认为,养生的最高境界其实是无梦,而恶梦的发生则是缘于心性修炼不精、平日里受到了鬼邪的侵扰而招致。显然,灵宝派的这一有关恶梦形成机制的解释,与上清派有着一定的区别。但是,在辟恶梦之法方面,两派则大同小异,或是默念咒语,祈求神灵,或是“咽唾七过,叩齿七通”。需要指出的是,“解恶梦品”还认为,恶梦醒来之后必须“慎无语人”,不得告诉他人,否则就会有凶险。
其三,南朝梁道士陶弘景在治疗恶梦方面,总结了以往道教的辟恶梦之法。
他的《真浩》记录了上述“太素真人教始学者辟恶梦法”,并且发挥了《洞玄灵宝道学科仪》“解恶梦品”中所谓恶梦“不言则吉,论之则凶”的思想,指出:“善梦可说,恶梦默之,则养性延年也。”
与此同时,陶弘景还十分重视用药物治疗恶梦。《真浩》记载:“枕察香一具于颈间,辟水注之来,绝恶梦矣。常存三关佳也。”应当说,陶弘景是较早提出应用赓香治疗恶梦的道教医学家。除此之外,由葛洪所撰、经陶弘景增补而成的现存的《肘后备急方》中还有用其他药物治疗恶梦的诸多药方,如:“带雄黄,男左女右’;“以虎头枕’;“取雄黄如枣核,系左腋下”;“作犀角枕”;“以青木香内枕中,并带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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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梦是一个重要的日常生活现象,数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我国虽然从上个世纪中期才正式开始产生专门的梦学,但实际上,在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中,无论是儒、释、道,还是中医学,都已形成了以“占梦”、“攘梦”等为主要内容的一整套系统的梦的理论。
道教对于恶梦形成机制的认识以及“辟恶梦”之法的运用,有其独到之处,而且对我国传统医学的发展也产生过较为积极的影响。因此,研究道教的辟恶梦之法,既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传统梦学理论的认识。
中国古代对于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当时,人们为了占梦而分“六梦”:
“一曰正梦,二曰噩梦,三日思梦,四日痞梦,五曰喜梦,六曰惧梦。”
汉郑玄注“正梦”曰:“无所感动,平安自梦’;
注“噩梦”曰:“惊愕而梦’;
注“思梦”日:“觉时所思念之而梦’;
注“痞梦”曰:“觉时道之而梦”;
注“喜梦”曰:“喜悦而梦”;
注“惧梦”曰:“恐惧而梦”。
“六梦”的划分在中国传统梦文化中影响深远,而郑玄的注解则明确地解说了梦的形成机制。
《周礼》之后,汉代王符在“六梦”的基础上又将梦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指出:“凡梦,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时,有反,有病,有性。”后来,隋唐时期名医杨上善从临床的角度,删繁就简.将梦归纳为“征梦”、“想梦”、“病梦”三种,指出:“凡梦有三种:人有吉凶,先见于梦,此征梦也;思想情深,因之见梦,此为想梦也;因其所病,见之于梦,此为病梦也。”
这些有关梦的不同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对于梦的研究的不断深入。“梦想”一词,往往与浪漫和美好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梦并不全是美梦,正如古人所分析的那样,日常之梦除了“正梦”、“喜梦”之外,还有“噩梦”、“惧梦”等令人惊恐的梦,这就是人们通常所指的恶梦。因此,人们在享受美梦所带来的快乐之余,时常也会受到恶梦的惊吓,很多人的正常生活甚至还会因而受到不小的困扰。
恶梦又称作“噩梦”、“梦魔”,古人也有“卒魔”、“魔不痞”等说法。现代医学将恶梦又名为“梦中焦虑发作”,因为做恶梦的人在梦中及惊醒之后常常会伴有严重焦虑和恐惧。
中国历史上关于恶梦的这类记载较多,最早的记载如《左传》: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坏大户及寝门而人。公惧,人于室。又坏户。公觉。”
所谓“大厉”就是指通常所说的鬼怪。晋侯梦见被一个披头散发,捶着胸脯跳跃而人的厉鬼追打,在他惊醒之后不由得恐惧万分,竟在几个月后因此而命丧黄泉。
此外,《周礼》等其他古籍中也有不少关于恶梦的记载。这说明古人对于恶梦已经有了较为深人的观察。关于恶梦的起因,如前所引,郑玄认为,恶梦是由于白日里突然受到惊吓或因心怀恐惧所引起的。对此,先秦道家以及后来的道教则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观点。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列子》,在借鉴和吸收《周礼》“六梦”思想的基础上,对于恶梦的成因重新做了解释。他说: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识感变之所起者,事至则惑其所由然;识感变之所起者,事至则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则无所但。一体之盈虚消息,皆通于天地,应于物类。故阴气壮,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壮,则梦涉大火而烙炳;阴阳俱壮,则梦生杀。甚饱则梦与,甚饥则梦取。是以以浮虚为疾者,则梦扬;以沈实为疾者,则梦溺。籍带而寝则梦蛇,飞鸟街发则梦飞。
在《列子》看来,人做怎样的梦,与人的身体状况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际遇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人体内阴阳之气不协调、不适度,就有可能梦到恐怖的水火之灾或者生杀之难等,从而形成恶梦。我国现存最早的医书《黄帝内经》中也有相似的说法:“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又如:“肺气虚则使人梦见白物,见人斩血籍籍”。
到了晋代，葛洪则用所谓“魂魄”之说来解释恶梦的产生,认为恶梦的产生是由于魂魄外游被邪物所拘执,想要回归人体而不得所造成的。他说:“魔卧寐不痞者,皆魂魄外游为邪所执录,欲还未得所。忌火照,火照遂不复人,而有灯光中魔者,是本由明出,但不反身中故耳。”葛洪不仅以道教的方式解释了恶梦的形成机制,同时也指出了防范恶梦的一些禁忌。这对后世道教形成完整的辟恶梦之法具有重要的影响。
道教较为系统的辟恶梦之法大致形成于东晋、南北朝时期,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
其一,东晋上清派道书《洞真高上玉帝大洞雌一玉检五老宝经》中载有“太素真人教始学者辟恶梦法”:
若数遇恶梦者,一曰魄妖,二曰心试,三曰尸贼,此有厌消之方也。若梦觉,便起坐,以左手第二指捻人中三七过,啄齿三七通,而微祝曰:“大洞真玄,长炼三魂,常守七魄,第一魂速守七魄,第二魂速守泥丸,第三魂守心节度,速启太素三元君。某向遇不祥之梦,是七魄游尸来协万邪之源,急召桃康护命,上告帝君。五老九真,皆守体门。黄阔神师,紫户将军,把钱握铃,消灭恶津,反凶成吉,生死无缘。”
毕,又卧,必获善应,向造为恶梦之悉,则受闭于三关之下也。三年之后,帷感应而有梦也。梦皆如见将来之明审也,略无复恶梦,仍无不祥之想也。若夜遇善梦者,吉。应好梦而心中自以为佳,则吉感也。卧觉,当摩目二七遍,急闭目以两手掌从内向外摩之,叩齿二七,而微祝曰:“太上高精,三五丹灵,蜂宫明彻,吉感告情,三元守魄,天皇授经,所向谐合,飞仙上清,常与玉真,俱会紫庭。”毕,此大洞秘诀,以传于始涉津流者也。
这段“辟恶梦法”首先说明了造成恶梦的三个主要原因：魄妖、心试或尸贼,并认为,“遇不祥之梦,是七魄游尸来协万邪之源”,也就是说,恶梦是由于人的心以及魂魄中了鬼邪而造成的。这一关于恶梦形成原因的解释,与葛洪的说法如出一辙。
重要的是,这里还阐述了辟恶梦的具体做法:按摩有关穴位或身体部位,“以左手第二指捻人中三七过,啄齿三七通”,“摩目二七遍,急闭目以两手掌从内向外摩之,叩齿二七”;同时,默念祝词,祈求神灵,驱邪还魂。此外,这段“辟恶梦法”还阐述了求得善梦的做法。
其二,南朝宋灵宝派道书《洞玄灵宝道学科仪》中载有“解恶梦品”:
凡是道学,当知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炼心未精,六识缘境,日以心斗,招得恶梦。若道士、女官及外众男女,遇恶梦时,当长跪,向北方启太上大道君,言其状,乞得返凶为吉,返祸成福,密呢曰:“太真玉女,侍真卫魂,三宫金童,来守生门,化恶返善,上书三光,使我长生,乘景驾云。”呢毕,咽唾七过,“尸齿七通,返枕更卧,凶邪消化,返祸为福。梦忏所见非常,懊无语人,不言则吉,论之则凶,不论不言,万代无患也。
这段“解恶梦品”认为,养生的最高境界其实是无梦,而恶梦的发生则是缘于心性修炼不精、平日里受到了鬼邪的侵扰而招致。显然,灵宝派的这一有关恶梦形成机制的解释,与上清派有着一定的区别。但是,在辟恶梦之法方面,两派则大同小异,或是默念咒语,祈求神灵,或是“咽唾七过,叩齿七通”。需要指出的是,“解恶梦品”还认为,恶梦醒来之后必须“慎无语人”,不得告诉他人,否则就会有凶险。
其三,南朝梁道士陶弘景在治疗恶梦方面,总结了以往道教的辟恶梦之法。
他的《真浩》记录了上述“太素真人教始学者辟恶梦法”,并且发挥了《洞玄灵宝道学科仪》“解恶梦品”中所谓恶梦“不言则吉,论之则凶”的思想,指出:“善梦可说,恶梦默之,则养性延年也。”
与此同时,陶弘景还十分重视用药物治疗恶梦。《真浩》记载:“枕察香一具于颈间,辟水注之来,绝恶梦矣。常存三关佳也。”应当说,陶弘景是较早提出应用赓香治疗恶梦的道教医学家。除此之外,由葛洪所撰、经陶弘景增补而成的现存的《肘后备急方》中还有用其他药物治疗恶梦的诸多药方,如:“带雄黄,男左女右’;“以虎头枕’;“取雄黄如枣核,系左腋下”;“作犀角枕”;“以青木香内枕中,并带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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