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经先秦两汉的漫长发展，到了魏晋六朝，自然山水逐渐进入到文人墨客的笔下，成为兼具物质性和人文性的审美对象，并深刻影响了文士的生活方式。在南朝时期，“山居”成为当时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这不仅与南方不断得到开发有关，也反映了南朝文人亲近自然山水、追求个性独立的审美观念的新变。#每天读国学#

据史料记载，南朝百余年间，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遁世隐逸。如南齐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南齐书·褚伯玉传》）其“山居”生活以离群索居为特点；二是年老之后退隐“山居”。如萧梁时期的王规，晚年“辞疾不拜，于钟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种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选择；三是以“山居”而兼讲学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南史·沈麟士传》）；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南齐书·顾欢传》）。这两人的“山居”生活，实际兼有避世和授徒讲学的双重性质。

《梁书·何胤传》中记载，何胤先后在东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隐居，也是以讲授儒学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陈书·沈德威传》）。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学中也有生动的表现。谢灵运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在谢灵运看来，“山居”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仅细致描绘了自己始宁墅的内外设置，写到了山中的亭台楼榭，山川形胜，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重点表现了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结合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隐逸情怀。

南朝时期另一位深入描绘“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齐梁时代的刘峻，其代表作品有《东阳金华山栖志》《始居山营室诗》等。与谢灵运对“始宁墅”穷形尽相的描摹相比，刘峻则重在表现“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来是安成康王萧秀的幕僚，后来“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东阳金华山栖志》以自己隐居金华山十余年的生活为基础，特别是以所居山舍为中心，采取移步换景式的全景描述，把从山麓抵达自己山居之所的过程完全呈现出来，辅之以介绍金华山的诸多文化景观，可谓是一幅精彩细致的金华山名胜导游图。

另外，此文也可与其《始居山营室诗》一诗对读，更能看出刘峻对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凿户窥嶕峣，开轩望崭崱”，选择了开阔平整之处，既适合建造面积可观的房宇，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广招生徒讲学。可见其生活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山居”类型。

《梁书》刘峻本传曾记载“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追随其问学者有官员、士人、道士和僧侣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刘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释道学术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围则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始居山营室诗》）。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飞禽翔集，幽雅的环境显示出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刘峻作为主人对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栖志》中的描述与此大致相似：“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这种诗情画意的美丽图景与上述之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艺术化。据《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鸡笼山的居所集合如此众多且思想各异的文士，从事图书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荡，造就颇具声律之美的“经呗新声”，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这对“永明体”诗歌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萧子良在《行宅诗》中也写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诗序中说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表现“山居”生活的审美体验，也多见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吴均《山中杂诗》三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中窗里出。”（其一）“绿竹可充食，女萝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树笼青云。”（其二）“具区穷地险，嵇山万里余。奈何梁隐士，一去无还书。”（其三）何逊《答高博士诗》：“北窗凉夏首，幽居多卉木。飞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为宴得快性，安闲聊鼓腹。将子厌嚣尘，就予开耳目。”吴均诗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厌倦尘俗之士归隐山林的恬静之趣，何逊之诗则表现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对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即使没有自然山林的物质条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花草竹木、清流绕径的设计获得脱俗快性之感。这显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娱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南迁之后，经历北方战乱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山川林泽的广大土地，这是南朝文人体验“山居”生活的现在基础。而玄学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文化追求，则推动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寻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加之东汉后期以来隐逸风尚的流行，都促使众多南朝文人自觉选择“山居”生活。不仅体现了重视生活质量、全身养性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审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与西方“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有深层的相通之处，也是我国古代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

时光无声，岁月在痕。那枝头醉了的红枫，染尽岁月的风霜，却绽放得愈发美丽而令人惊艳。缘份的天空里，也一定有一些真挚的情谊，如耀目的红枫，经历风霜雨雪，走过平淡流年，眉间心上，依然镌刻着那些情深意重，馨宁，安暖。
　　穿过弱水三千，隔着山高水远，静守着一份文字中的牵念，一份灵犀的相伴，心若相近，天涯也咫尺，无言也温暖。

不争是不与人相争，无为是什么都不做吗？道家学说的若干误解！#修行必读#

总体上看，儒家倡导进取型的人生，道家则比较超然通达，故而给人以儒家入世、道家出世的印象，其实并不尽然。与“不争”相类似的是老子的“柔弱胜刚强”，常见的误读是将之等同于“以柔克刚”。

总体上看，儒家倡导进取型的人生，道家则比较超然通达，故而给人以儒家入世、道家出世的印象，其实并不尽然。老子和庄子都具有很强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只是他们较多地以批评者的面目出现而有别于孔、孟而已。孔、孟在积极进取追求事功的人生道路上也常怀有超然通达的心态，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对“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人给以很高的评价并心向往之，甚至当自己的理想屡屡得不到实现的时候，还萌发过漂洋过海、远离人世的念头。

孟子也主张：“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孔、孟这种矛盾心态和灵活态度是他们在天下无道、人生常穷而不得志的社会现实中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自我调节和心理准备，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老、庄是一样的。在后来经过历史选择而逐渐稳定的文化格局中，儒家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得到了强化和突出，而孔、孟原有的那种超然与灵活的心态逐渐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乃至被遗忘；相反，道家式的入世情怀则被淡忘，其超然通达的方面却被突出，以至于道家在世人的心目中只是以旁观者的面目出现，道家思想遂主要被用来应付逆境和在人生进取中起调节缓冲的作用。要之，本来面目的孔、孟、老、庄与经过历史塑造的孔、孟、老、庄，都是应该区别对待的。

人们常常认为道家注重天道，轻视人事，实际的情况恐非如此。道家虽然善于思考天道，道家著作虽然以谈论天道和哲理为一大特色，但终归还要落实到政治、社会和人生中来。《老子》五千言中，主要的篇幅还是谈社会、政治与人生的，有的是直接谈社会政治与人生，有的是从天道和哲理中引出社会政治与人生，或从社会政治与人生中提升出天道和哲理；即使是只谈天道和哲理的语句，其宗旨也是要为社会、政治和人生求得天道观方面的依据和哲理方面的指导。正是由于道家对社会、政治和人生问题的关注，并提出了与儒家迥异的看法和解决方式，因而才能在这一广大的领域同儒家学说形成互动和互补。

人们往往将老子看成是隐士的代表，将道家与隐士简单地划上等号，并认为隐士是逃避现实的一批人，这种看法也是不准确的。隐士是指拒不与当政者合作的士人，而老子长期担任周之“守藏史”，当了一辈子的官，是在晚年才“见周之衰，乃遂去”的，因此将老子归为隐士是不妥的。至于说隐士逃避现实，这种常见的说法也是不准确的。隐士的隐居是为了“求志”，他们并没有忘却天下，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观察社会，把天下放在心上。

庄子就是这种隐士的典型，庄子自己就说过：“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根深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这说明，隐士的“隐”不过是“待时”，他们并非是逃避现实，而是对现实的看法和对待现实的态度与众不同而已。抨击时政、反思传统和批判世俗，是隐士关心社会的独特方式，隐居不仕是他们成为社会批判意识的主要承担者之必要条件。

儒家的忧患意识经常为人们所称道，提起古人的忧患意识人们往往归之于儒家，似乎只有儒家才具有忧患意识，其实道家也具有忧患意识。儒道两家的忧患意识各有其关注的方面，两者的价值不可互相替代。儒家式的忧患意识关注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而道家式的忧患意识则是对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的终极关怀。

老、庄思想的最深刻之处，在于他们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就敏锐地看到了文明发展的负面作用，并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对策，那就是用自然主义来矫正和补救人类行为的偏差和失误。老、庄这种基于自然主义价值观的忧患意识是站在全人类乃至整个宇宙的高度上来思考问题，因而便具有了不同于儒家的眼光，他们所提出和思考的问题对于现代人类来说，往往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价值，这也是道家学说受到当今世界各国的学术思想界普遍重视的原因。

对于道家的不争，历来也存在着很深的误解。最常见的是把道家的不争说成是“以不争为争”，如此一来，不争就成了迂回的争，成了一种与人相争的特殊方式。这种看法由来已久，朱熹就曾说过：“老子心最毒，不与人争者，乃所以深争之也。”事实上，老子和庄子从来都没有把不争当作取胜的手段，在他们那里，不争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老子主张“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应该像水那样“善利万物而不争”，而没有把不争作为获胜、获利的策略。

道家为什么主张“为而不争”呢？因为消减物欲、顺任自然、不勉强从事、不与人争，可以缓解自身承受的生存压力，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与他人发生冲突，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使人际关系变得宽松和谐。至于“以不争为争”，则是后人对道家之不争的发挥和实际应用。同这种后起之义相比，老庄的不争属于“道”或价值理性的层面，后者则属于“术”或工具理性的层面，把后来才有的解释和发挥应用加于老子本人或《老子》文本是不妥的。

与“不争”相类似的是老子的“柔弱胜刚强”，常见的误读是将之等同于“以柔克刚”。“柔弱胜刚强”的“胜”字在这里是“优于”、“胜过”的意思，而不是“战胜”、“克服”的意思。柔弱是老子十分推崇的品质和价值，因为在老子看来，任何事物的存在与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从柔弱到刚强的过程，“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而柔弱标志着新生、生命力和发展的前途，而刚强则是衰退、走下坡路、败亡的征兆，所以说“物壮则老”，“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正是由于观察到柔弱的优势，老子才概括出“柔弱胜刚强”的名言，希望人们“守柔”即保持柔弱，推迟乃至避免走向刚强，使自己尽可能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此外，道家推崇柔弱的价值同“不争”一样，亦具有缓解个人生存压力和有利于人们和谐相处的意义和社会功用。至于“以柔克刚”，则是后人对“柔弱胜刚强”的发挥和应用，作为一种克敌制胜的策略和方法。

不过这样一来，就由“道”或价值理性的层面下降到了“术”或工具理性的层面。虽然说“以柔克刚”往往屡试不爽，成为人们经常运用的策略和方法，但这显然不是老子的本意，只能证明道家思想具有极高的智慧和广大的发挥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