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云熙厉择良# lyx#罗云熙罗本# （这条不要饭）好友圈好多人在考古，我也重新翻了下熙哥的微博，想起以前没这个号的时候，只敢拿自己的生活号看，赞都不敢点，生怕别人觉得我追星nc。毕竟生活中我不仅是个辅导员还是个旅行博主，有自己的私人公众号记录旅行经历的那种，曾经还有自己的一小票粉丝。确实是喜欢了很久才入坑，以前追星很简单，就是去现场看演唱会买CD，也从来没有粉过演员，不过罗云熙@罗云熙Leo 确实值得。现在重新再去看他以前的微博，好优质一男的[抱一抱][抱一抱][抱一抱]
企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法律顾问
#法律咨询# #律师# #法律# #电子合同#
“我们的常年法律顾问好像没什么用”、“当我们需要法律顾问帮助的时候，总是不在线”、“我们的常年法律顾问好象不怎么专业，不懂企业”、“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请一个常年法律顾问”这就是一些企业对常年法律顾问最常见的困惑。
同样，我们也听到过常年法律顾问对企业会有一些烦恼，例如“我的顾问单位总是希望我一天24小时只围着它转”、“我的顾问单位总希望我拿10个小时的钱干100个小时的活”。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相互吐槽的情况呢？企业心中最理想的常年法律顾问究竟是什么样子？常年法律顾问服务模式正在发生哪些改变？常年法律顾问业务是否正在走向洗牌？
根据对珠海地区1500家企业问卷调查，并从中随机抽取434份进行分析总结，形成如下关于企业法律顾问调查报告，供大家参考：
一、哪些企业需要聘请常年法律顾问
聘请常年法律顾问比率最高的是国营企业，这是因为国有企业其内控要求高，且《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也是要求这么办的。
其次是外资企业，虽然绝对数量与民营企业无法相比，但其聘请常年法律顾问所占比率超过民营企业，其规范要求比较高，风险防范的意识更强；然而，近几年来，民营企业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相对数量也开始增加，规范治理稳步提升。
人数规模越大、营业额越高的企业需要聘请法律顾问的比率越大；尤其是500人以上或年营业额1500万以上的企业需要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比率均超过75%。
这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是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企业必定会面临更多的法律需求而导致常年法律顾问成为“必需品”，且随着经营步入正轨稳步发展，企业也开始由倾重于开拓业务转向注重规范管理；其二是在这个互相选择的过程中，律师也会更加倾向于规模较大、营业额较高的企业成为自己的顾问单位，因为这样的单位相对来法律需求高，变量业务多。
二、企业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走向如何
我们不妨以珠海为例，全面了解下企业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市场，希望有助于大家参考。
珠海一共有近12万家企业，按正常活跃企业的比例来计算，估计有4到5万家企业是属于经营活跃型的，而目前已经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企业不到2,000家，也就是说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企业不到5%。
这里反映两个问题，其一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企业不聘请法律顾问，其二就是还有这么大的法律服务市场蛋糕该如何获取。
参与调查中目前尚未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企业，有近58%认为需要聘请，而且这些企业没有聘请的最主要原因是经费有限；参与调查中仅有近19%的企业认为没有法律需求而不需要聘请。
没有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企业，当遇到个案法律问题时还是会有35%以上会聘请律师，寻求专业支持；当然排在第一位的选择还是首先依赖内部人员解决。
综合前述分析，大多数企业皆有意聘请常年法律顾问，主要的障碍在于费用，而一旦遇到法律问题，还是会选择聘请律师。这里突出反映两个问题，其一即法律顾问的价值在哪里，只要能让企业认可到法律顾问的价值，他们还是会愿意买单的；其二是突出反映了原来的“问而顾，不问不顾”的传统法律顾问模式现在无法让大多数企业认可律师的真正价值。
相信，以价值为中心的新型法律顾问服务模式正在摸索与兴起。
三、常年法律顾问哪方面的价值最受关注
企业聘请法律顾问最关注的因素中，专业性所占比例超过90%。随着中国社会从小康走向富裕，法律服务市场需求也发生了变化，企业开始更倾向于“专业的事找专业的人做”，而不是仅仅“找熟人做”，原来仅仅依赖人情的模式已经逐渐被淘汰，当然最好的选择是“专业+熟人”。
这意味着，传统的包治百病的律师正在被法律服务市场淘汰出局，而专业精细化的律师正在获得法律服务市场认可与肯定，这势必更加有利于提升法律服务市场的品质。
四、常年法律顾问的当前服务满意度如何
目前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企业对其法律顾问的服务基本满意的占近52%，近29%为非常满意；这反映了现在的法律顾问主要还是以满足企业的基本需求为主，很少能够超出客户的心理预期。换句话说就是，企业对常年法律顾问服务的普遍评价是“及格分”。
在最不满意调查中，吐槽最多的是及时性，高达47%；其次是实用性，占39%；究其原因，问题出在传统单兵作战的个体户服务模式无法及时并有效地给予客户反馈建议与意见。
大部分的常年法律顾问对企业的法律咨询是三天之内，能够做到即时回复的只有20%；而法律文件情况更加严重，能够即时回复的只有不到10%，三天之内回复的比率高达45.49%。
在这个年代，时间在每个人心中都是最昂贵的，三天之内回复对于高速发展下的社会的人群已经不能适应了，更何况以商业运营为中心的企业。这也说明了企业对常年法律顾问的“及时”，够有耐心了。
同时，这也暴露出了传统单兵作战的个体户模式的弊端——单个的律师是很难兼顾到多个常年法律顾问单位的。
有近67%的企业认为常年法律顾问团队人数应为1-3人，仅有7%的企业可接受1个人的法律顾问。这再次说明了法律顾问服务团队化是法律市场需求必然趋势，一个人玩的律师越来越难适应法律服务市场需求。
五、企业对常年法律顾问服务需求是什么
企业对法律顾问服务最基本的需求是法律咨询（占近90%）和法律文件（占近75%），且绝大多数的常年法律顾问提供的法律服务也仅仅是包括这两项，即能满足基本需求。
除了前两项最基本的需求之外，企业开始注重人员的法律意识的培养及法律资讯的更新掌握，在这方面，绝大多数的常年法律顾问欠缺相关的服务。
另外，值得重点提示的是，目前常年法律顾问深度挖掘顾问单位业务（例如非诉专项服务等）也是远远不够的。
企业的法律需求以法律领域划分，前五位从高到低依次为合同纠纷、劳动人事、债权债务、知识产权以及投资并购。
企业以合同交易作为其主要经营活动，法律需求排在第一位，很正常；但值得关注的是，结合广东摩金律师事务所发布的《广东省企业涉诉裁判大数据调查（2015-2016年）》，当前企业转型、产能过剩、订单减少、资金链断裂等也导致合同争议中货款纠纷案件数量明显上升，且从趋势上看，这种现象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其次，除了合同纠纷之外，用工管理成为企业主要的重点工作。结合广东摩金律师事务所发布的《广东省劳动争议案件大数据报告（2015-2016）》，随着企业作为用人单位在用工管理上的进一步规范，未签署劳动合同等明显违法类型的案件数量不断减少，但企业转型、产能过剩等企业经营的相关因素同样也在影响企业在用工裁员、减员等方面的劳动争议数量不断增长。
六、常年法律顾问的当前服务方式是什么
目前常年法律顾问提供法律服务的主要方式仍然是邮件（占近68%）和电话（占近72%），这主要是基于便捷性的考虑。虽然如此，但会面这个模式，目前所占份量仍不少，即44%。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仅有近17%的法律顾问采取网络平台方式提供法律服务，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近91%的企业都可以接受在线法律咨询、法律文件在线生成和在线法律培训等。基于便利性和成本的考虑，未来通过网络平台提供法律服务的模式应该会持续增多。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仍有少部分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希望常年法律顾问定期在企业坐班，频率以每周一次为佳。
七、常年法律顾问费用究竟该是多少
目前常年法律顾问费用大部分集中在1万到5万这个区间，占60%；5万到10万的，占近14%。
可见，打包式的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实际上是法律服务中性价比偏低的服务模式，很多律师愿意做企业常年法律顾问的主要原因在于希望未来能获得企业的变量业务，例如诉讼或非诉专项等性价比较高的业务。
这种态势是不正常的，无法保障常年法律顾问服务的品质，必然导致这个服务生态向两个方向发生改变：要不提高常年法律顾问费，要不常年法律顾问服务标准化与效率化，降低服务成本。
八、企业与常年法律顾问一般合作多久
企业聘请常年法律顾问时，约有49%的企业是一年一签法律顾问合同，其余近50%的企业则是一次性签署1-3年或3-5年甚至5年以上的长期法律顾问合同。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有近76%的企业在近三年内未更换过其法律顾问，可见，企业与法律顾问间具有相对稳定性。
这些数据也提示了我们，企业与常年法律顾问合作在模式上可以探索将年限与费用相挂钩，建立起稳固的合作关系。
九、企业一般如何聘请常年法律顾问
企业获得律师信息最常见的三种途径分别为朋友介绍（占近60%）、线下活动例如讲座（占近27%）以及线上链接例如网络搜索（占近18%）；可见，法律服务行业跟其他行业都一样，决胜的关键还是在于“口碑”。
向企业推荐顾问律师的多为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约48%）和总经理（约39%），不过最终做出决定的则基本上（约71%）都是企业的总经理。
这样，律师就知道了，营销的重点对象是谁了。
十、企业什么时候会换常年法律顾问
当企业对常年法律顾问有更多的需求或要求时，高达62%的企业会选择直接向当前的法律顾问提出来，仅有近4%的企业会考虑直接更换当前的常年法律顾问。
正如前述，企业心中一般都希望与法律顾问建立稳定安全的合作关系，不会轻易更换法律顾问，基本上只有在出现重大问题，例如这个律师在根本上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时，才会考虑更换。
同时，结合企业近三年更换常年法律顾问的原因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企业更关注的是专业性、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和实用性方面的能力，也即只要这两方当常年法律顾问在这两方面出现问题时，企业才会更换法律顾问。
结语
企业对常年法律顾问的服务需求有三个层次，分别是基本面、核心面和加分面。
1.基本面
即指企业最基本的法律需求，也就是法律服务必须满足的基本需求，那就是专业性和及时性，若做不到这两个基本需求，企业是一定不会请你的。
2.核心面
即企业最核心的法律需求，那就是“解决”。同时，“解决”始终是企业聘请法律顾问最具有吸引力层面，也是最痛点的需求。若你能做到，企业一定会请你。
3.加分面
即指企业对法律服务的附加需求，法律服务若能满足此方面的需求更好，若不能，也不会有根本的影响，通常即为法律服务中附加值的内容。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的企业与常年法律顾问间还是能够保持相对长期和稳定的合作关系，只有当常年法律顾问在基本面上出现严重问题时，或另一个律师在核心面上强烈地吸引着企业，企业才会更换常年法律顾问。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到确保法律服务的基本面，同时具有符合企业对核心面的需求呢，即做到“专业、及时和解决”？
这条路将会是：常年法律顾问将会走向集约化经营，即每个地区的企业逐渐集中到该地区的某几家律师事务所整体运营，而不再散于每个个体律师手上作坊式服务。
特别说明：以上报告来源于网络，著作权归原作者广东摩金律师事务所 蒋进、李若讷、杨楚敏所有。
-----------分割线-----------
律大大云端法务为提供更专业、及时、有效、普惠的法律服务而生。
律大大云端法务将互联网、云计算、电子合同和人工智能应用于法律服务，平台上3000+专业律师提供服务，突破时空局限，在更大范围内组织、连接和交付法律服务，构建云端共享法务部，降本增效。做到“30分钟对接，4小时交付”，平台进行专业匹配，对服务过程监理，让用户只用50%的成本，体验200%的服务。
云端法务一端连接律师，一端连接用户，通过标签化的律师画像，推动法律服务专业化、数字化，破解法律服务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大幅降低律师营销交易成本，让律师回归专业和服务本质，开创一种更加专业、便捷和信赖的法律服务。
云端法务解决方案：
1.法律咨询：提供在线、电话、视频和现场会面四种咨询方式，省时省钱更省心。
2.律师约见：提供海量标签化的律师选择，通过个性化选择就能选到合适的律师提供优质的服务。
3.法律顾问：根据不同行业和不同规模的企业常见法律问题，提供多套个性化综合法务解决方案。
4.专项法务：提供合同管理、股权设计、公司章程、劳动人事、法律尽调、知识产权、投资并购等一系列专项法律服务。
5.私人律师：整合涉及企业家私人法律事务的各专业律师，按私人需求订制高端法律服务。
6.自助诉讼：提供专业的律师建议，手把手辅导当事人自助打官司，从此诉讼不再难。
律大大云端法务致力于让每个企业都“找得到，信得过，请得起”律师，开创一种，专业、高效、普惠和信赖的法律服务新体验。
请关注“律大大”微信公众号和“律大大签了电子合同”了解更多
#法律咨询# #律师# #法律# #电子合同#
“我们的常年法律顾问好像没什么用”、“当我们需要法律顾问帮助的时候，总是不在线”、“我们的常年法律顾问好象不怎么专业，不懂企业”、“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请一个常年法律顾问”这就是一些企业对常年法律顾问最常见的困惑。
同样，我们也听到过常年法律顾问对企业会有一些烦恼，例如“我的顾问单位总是希望我一天24小时只围着它转”、“我的顾问单位总希望我拿10个小时的钱干100个小时的活”。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相互吐槽的情况呢？企业心中最理想的常年法律顾问究竟是什么样子？常年法律顾问服务模式正在发生哪些改变？常年法律顾问业务是否正在走向洗牌？
根据对珠海地区1500家企业问卷调查，并从中随机抽取434份进行分析总结，形成如下关于企业法律顾问调查报告，供大家参考：
一、哪些企业需要聘请常年法律顾问
聘请常年法律顾问比率最高的是国营企业，这是因为国有企业其内控要求高，且《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也是要求这么办的。
其次是外资企业，虽然绝对数量与民营企业无法相比，但其聘请常年法律顾问所占比率超过民营企业，其规范要求比较高，风险防范的意识更强；然而，近几年来，民营企业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相对数量也开始增加，规范治理稳步提升。
人数规模越大、营业额越高的企业需要聘请法律顾问的比率越大；尤其是500人以上或年营业额1500万以上的企业需要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比率均超过75%。
这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是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企业必定会面临更多的法律需求而导致常年法律顾问成为“必需品”，且随着经营步入正轨稳步发展，企业也开始由倾重于开拓业务转向注重规范管理；其二是在这个互相选择的过程中，律师也会更加倾向于规模较大、营业额较高的企业成为自己的顾问单位，因为这样的单位相对来法律需求高，变量业务多。
二、企业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走向如何
我们不妨以珠海为例，全面了解下企业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市场，希望有助于大家参考。
珠海一共有近12万家企业，按正常活跃企业的比例来计算，估计有4到5万家企业是属于经营活跃型的，而目前已经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企业不到2,000家，也就是说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企业不到5%。
这里反映两个问题，其一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企业不聘请法律顾问，其二就是还有这么大的法律服务市场蛋糕该如何获取。
参与调查中目前尚未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企业，有近58%认为需要聘请，而且这些企业没有聘请的最主要原因是经费有限；参与调查中仅有近19%的企业认为没有法律需求而不需要聘请。
没有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企业，当遇到个案法律问题时还是会有35%以上会聘请律师，寻求专业支持；当然排在第一位的选择还是首先依赖内部人员解决。
综合前述分析，大多数企业皆有意聘请常年法律顾问，主要的障碍在于费用，而一旦遇到法律问题，还是会选择聘请律师。这里突出反映两个问题，其一即法律顾问的价值在哪里，只要能让企业认可到法律顾问的价值，他们还是会愿意买单的；其二是突出反映了原来的“问而顾，不问不顾”的传统法律顾问模式现在无法让大多数企业认可律师的真正价值。
相信，以价值为中心的新型法律顾问服务模式正在摸索与兴起。
三、常年法律顾问哪方面的价值最受关注
企业聘请法律顾问最关注的因素中，专业性所占比例超过90%。随着中国社会从小康走向富裕，法律服务市场需求也发生了变化，企业开始更倾向于“专业的事找专业的人做”，而不是仅仅“找熟人做”，原来仅仅依赖人情的模式已经逐渐被淘汰，当然最好的选择是“专业+熟人”。
这意味着，传统的包治百病的律师正在被法律服务市场淘汰出局，而专业精细化的律师正在获得法律服务市场认可与肯定，这势必更加有利于提升法律服务市场的品质。
四、常年法律顾问的当前服务满意度如何
目前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企业对其法律顾问的服务基本满意的占近52%，近29%为非常满意；这反映了现在的法律顾问主要还是以满足企业的基本需求为主，很少能够超出客户的心理预期。换句话说就是，企业对常年法律顾问服务的普遍评价是“及格分”。
在最不满意调查中，吐槽最多的是及时性，高达47%；其次是实用性，占39%；究其原因，问题出在传统单兵作战的个体户服务模式无法及时并有效地给予客户反馈建议与意见。
大部分的常年法律顾问对企业的法律咨询是三天之内，能够做到即时回复的只有20%；而法律文件情况更加严重，能够即时回复的只有不到10%，三天之内回复的比率高达45.49%。
在这个年代，时间在每个人心中都是最昂贵的，三天之内回复对于高速发展下的社会的人群已经不能适应了，更何况以商业运营为中心的企业。这也说明了企业对常年法律顾问的“及时”，够有耐心了。
同时，这也暴露出了传统单兵作战的个体户模式的弊端——单个的律师是很难兼顾到多个常年法律顾问单位的。
有近67%的企业认为常年法律顾问团队人数应为1-3人，仅有7%的企业可接受1个人的法律顾问。这再次说明了法律顾问服务团队化是法律市场需求必然趋势，一个人玩的律师越来越难适应法律服务市场需求。
五、企业对常年法律顾问服务需求是什么
企业对法律顾问服务最基本的需求是法律咨询（占近90%）和法律文件（占近75%），且绝大多数的常年法律顾问提供的法律服务也仅仅是包括这两项，即能满足基本需求。
除了前两项最基本的需求之外，企业开始注重人员的法律意识的培养及法律资讯的更新掌握，在这方面，绝大多数的常年法律顾问欠缺相关的服务。
另外，值得重点提示的是，目前常年法律顾问深度挖掘顾问单位业务（例如非诉专项服务等）也是远远不够的。
企业的法律需求以法律领域划分，前五位从高到低依次为合同纠纷、劳动人事、债权债务、知识产权以及投资并购。
企业以合同交易作为其主要经营活动，法律需求排在第一位，很正常；但值得关注的是，结合广东摩金律师事务所发布的《广东省企业涉诉裁判大数据调查（2015-2016年）》，当前企业转型、产能过剩、订单减少、资金链断裂等也导致合同争议中货款纠纷案件数量明显上升，且从趋势上看，这种现象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其次，除了合同纠纷之外，用工管理成为企业主要的重点工作。结合广东摩金律师事务所发布的《广东省劳动争议案件大数据报告（2015-2016）》，随着企业作为用人单位在用工管理上的进一步规范，未签署劳动合同等明显违法类型的案件数量不断减少，但企业转型、产能过剩等企业经营的相关因素同样也在影响企业在用工裁员、减员等方面的劳动争议数量不断增长。
六、常年法律顾问的当前服务方式是什么
目前常年法律顾问提供法律服务的主要方式仍然是邮件（占近68%）和电话（占近72%），这主要是基于便捷性的考虑。虽然如此，但会面这个模式，目前所占份量仍不少，即44%。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仅有近17%的法律顾问采取网络平台方式提供法律服务，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近91%的企业都可以接受在线法律咨询、法律文件在线生成和在线法律培训等。基于便利性和成本的考虑，未来通过网络平台提供法律服务的模式应该会持续增多。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仍有少部分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希望常年法律顾问定期在企业坐班，频率以每周一次为佳。
七、常年法律顾问费用究竟该是多少
目前常年法律顾问费用大部分集中在1万到5万这个区间，占60%；5万到10万的，占近14%。
可见，打包式的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实际上是法律服务中性价比偏低的服务模式，很多律师愿意做企业常年法律顾问的主要原因在于希望未来能获得企业的变量业务，例如诉讼或非诉专项等性价比较高的业务。
这种态势是不正常的，无法保障常年法律顾问服务的品质，必然导致这个服务生态向两个方向发生改变：要不提高常年法律顾问费，要不常年法律顾问服务标准化与效率化，降低服务成本。
八、企业与常年法律顾问一般合作多久
企业聘请常年法律顾问时，约有49%的企业是一年一签法律顾问合同，其余近50%的企业则是一次性签署1-3年或3-5年甚至5年以上的长期法律顾问合同。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有近76%的企业在近三年内未更换过其法律顾问，可见，企业与法律顾问间具有相对稳定性。
这些数据也提示了我们，企业与常年法律顾问合作在模式上可以探索将年限与费用相挂钩，建立起稳固的合作关系。
九、企业一般如何聘请常年法律顾问
企业获得律师信息最常见的三种途径分别为朋友介绍（占近60%）、线下活动例如讲座（占近27%）以及线上链接例如网络搜索（占近18%）；可见，法律服务行业跟其他行业都一样，决胜的关键还是在于“口碑”。
向企业推荐顾问律师的多为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约48%）和总经理（约39%），不过最终做出决定的则基本上（约71%）都是企业的总经理。
这样，律师就知道了，营销的重点对象是谁了。
十、企业什么时候会换常年法律顾问
当企业对常年法律顾问有更多的需求或要求时，高达62%的企业会选择直接向当前的法律顾问提出来，仅有近4%的企业会考虑直接更换当前的常年法律顾问。
正如前述，企业心中一般都希望与法律顾问建立稳定安全的合作关系，不会轻易更换法律顾问，基本上只有在出现重大问题，例如这个律师在根本上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时，才会考虑更换。
同时，结合企业近三年更换常年法律顾问的原因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企业更关注的是专业性、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和实用性方面的能力，也即只要这两方当常年法律顾问在这两方面出现问题时，企业才会更换法律顾问。
结语
企业对常年法律顾问的服务需求有三个层次，分别是基本面、核心面和加分面。
1.基本面
即指企业最基本的法律需求，也就是法律服务必须满足的基本需求，那就是专业性和及时性，若做不到这两个基本需求，企业是一定不会请你的。
2.核心面
即企业最核心的法律需求，那就是“解决”。同时，“解决”始终是企业聘请法律顾问最具有吸引力层面，也是最痛点的需求。若你能做到，企业一定会请你。
3.加分面
即指企业对法律服务的附加需求，法律服务若能满足此方面的需求更好，若不能，也不会有根本的影响，通常即为法律服务中附加值的内容。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的企业与常年法律顾问间还是能够保持相对长期和稳定的合作关系，只有当常年法律顾问在基本面上出现严重问题时，或另一个律师在核心面上强烈地吸引着企业，企业才会更换常年法律顾问。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到确保法律服务的基本面，同时具有符合企业对核心面的需求呢，即做到“专业、及时和解决”？
这条路将会是：常年法律顾问将会走向集约化经营，即每个地区的企业逐渐集中到该地区的某几家律师事务所整体运营，而不再散于每个个体律师手上作坊式服务。
特别说明：以上报告来源于网络，著作权归原作者广东摩金律师事务所 蒋进、李若讷、杨楚敏所有。
-----------分割线-----------
律大大云端法务为提供更专业、及时、有效、普惠的法律服务而生。
律大大云端法务将互联网、云计算、电子合同和人工智能应用于法律服务，平台上3000+专业律师提供服务，突破时空局限，在更大范围内组织、连接和交付法律服务，构建云端共享法务部，降本增效。做到“30分钟对接，4小时交付”，平台进行专业匹配，对服务过程监理，让用户只用50%的成本，体验200%的服务。
云端法务一端连接律师，一端连接用户，通过标签化的律师画像，推动法律服务专业化、数字化，破解法律服务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大幅降低律师营销交易成本，让律师回归专业和服务本质，开创一种更加专业、便捷和信赖的法律服务。
云端法务解决方案：
1.法律咨询：提供在线、电话、视频和现场会面四种咨询方式，省时省钱更省心。
2.律师约见：提供海量标签化的律师选择，通过个性化选择就能选到合适的律师提供优质的服务。
3.法律顾问：根据不同行业和不同规模的企业常见法律问题，提供多套个性化综合法务解决方案。
4.专项法务：提供合同管理、股权设计、公司章程、劳动人事、法律尽调、知识产权、投资并购等一系列专项法律服务。
5.私人律师：整合涉及企业家私人法律事务的各专业律师，按私人需求订制高端法律服务。
6.自助诉讼：提供专业的律师建议，手把手辅导当事人自助打官司，从此诉讼不再难。
律大大云端法务致力于让每个企业都“找得到，信得过，请得起”律师，开创一种，专业、高效、普惠和信赖的法律服务新体验。
请关注“律大大”微信公众号和“律大大签了电子合同”了解更多
国资办医失败样本：负债17亿，首都医疗集团最终破产
——最初估值约25亿，到最后打骨折变为2个多亿，首都医疗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疑问][疑问]
若不是此次出让股权的新闻，很多人可能未曾听说过首都医疗集团（下简称“首都医疗”）的名字。
作为7年前最早一批投资社会办医的“国字军”，首都医疗集团曾被寄予突破体制的厚望，令对手们又爱又恨。
然而，尽管拥有国资身份和良好政府关系、步入妇婴、养老和骨科等吸金赛道，却无法让它走得更远。
因连续亏损多年，总负债17亿，首都医疗不得不以2.6亿的底价卖身。7月中旬，首都医疗73.13%的股权受让方已确定，具体情况暂未对外公布。
“主业不聚焦、投资亏损严重”是官方为首都医疗做出的“诊断”。
但也许从最开始，这条带有实验色彩，既不同于公立医院，也不同于民营医院的“国资办医”道路，就面临着复杂政策系统的重重掣肘。
[星星]医疗“巨塔”仅剩残垣断壁
时间回到2012年。彼时，让民营医院充当“鲶鱼”，倒逼公立医院改制，是一度流行的医改药方。虽然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部鼓励社会办医的文件，但阻力一直存在。
私人资本后继乏力，使实力更雄厚的国有资本也盯上了社会办医这块蛋糕。华润、中信、北大医疗等企业纷纷涌入，开始布局综合医院与公立医疗机构。
与第一梯队的竞争对手不同，首都医疗集团自诞生伊始，就选择了差异化的专科发展之路。
2014年，首医集团由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北京国资）成立，注册资本10亿元。
北京国资曾承接奥运场馆建设。2012年，其踏入高端医疗领域，分别筹建、收购了爱育华妇儿医院和英智康复医院。之后北京国资将此前积累的全部医疗资源“打包”装进首都医疗。
成立的第二年，首都医疗又引入深圳前海光大作为战略投资者，增资5.49亿元，注册资本扩为13.67亿元。
自此，首都医疗在股权结构上确立了市属国企控股、央企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结构。
首都医疗闪闪发光的背景，曾让同行们“又爱又恨”。一位接近首都医疗的业内人士曾表示，“爱的是希望他们真的能推进政策进程，怕的是他们抢走所有人的饭碗。”
短短3年，首都医疗迅速扩张版图。
英智康复医院开始集团化、连锁化发展，在国内建设多家机构。
北京爱育华妇儿医院在亦庄开业，请来原北京儿童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医院所长范茂槐担任院长；原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陈宝英担任副院长。
国内唯一一家中医儿科的北京惠民中医儿童医院也纳入集团。此外，首都医疗还以特许经营方式与海淀妇幼医院签署合作新建新海淀妇幼医院。
首都医疗的迅速扩张与国资背景不无关系。
首都医疗第二任副总裁隋国平曾向《21世纪经济报道》坦言，在与地方政府打交道时，国企性质的社会资本确实存在优势。“特别是魏则西事件以后，民营医院被贴上某种标签，很多民营医疗资本比以前更愿意上国有资本的‘船’了。”
除大举扩张外，首都医疗还可以推动政策发布。2016年4月出台的《北京市公立医院特许经营管理指南》，首都医疗就在背后起了关键作用。
在已有布局基础上，隋国平为首都医疗规划了一张“塔型医疗网络”的蓝图。
（见图1：塔型医疗网络示意图，图源：首都医疗公众号）
塔型网络从底部到顶端，范围依次扩张，分别为：五环内社区医疗、环五环医疗圈、京津冀医疗圈、境外医疗和旗舰综合医院。
之所以划立五环为边界，是因为2015年北京开始疏解非首都功能，不少此前在五环内运营的医院都搬迁至五环外。
北京市医管局也规定，五环内不允许新建医院。竞争对手和公立医院们都在二环三环，而首都医疗只能把医院建到五环以外。
因此，在五环内，首都医疗主打基层康复，五环外则以特许经营、技术合作等方式与海淀妇幼保健院、积水潭国际骨科医院等多家医院合作。
首都医疗还尝试将势力拓展至全国甚至境外，投资了香港最大的门诊连锁服务网络——香港盈健医疗，并试图收购美国某质子治疗中心，进军肿瘤治疗。
（见图2：首都医疗股权架构，图源：每日经济新闻，下同）
令人眼花缭乱的业务线，映射出投资逻辑的混乱。首都医疗在多个赛道的涉足，并没有迎来预想的结果。
以负债占比最高的爱育华医院为例，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该院在开业第一年借款规模就达10亿元，固定资产投入也有10亿元，建筑面积为7.3万平方米，设计床位300张。
首都医疗采用借新还旧的方式，借款规模逐渐攀升，截止2020年，借款16亿元，年度利息折旧规模1.16亿元。
虽然爱育华医院后期营收不断扩大，由2016年的6905万元增长至2019年的1.56亿元，但资不抵债的困境依然严峻，投资人也没有耐心再等待下去。
此外，首都医疗投资的惠民医院、首医优合、骨科医院等项目也因疫情影响、地价提高、拖欠租金等原因烂尾。曾经设想的“医疗巨塔”，如今已只剩断壁残垣。
其中，骨科医院未批先建，收到环保处罚后一直停工，没有做过医院业务。2019年，骨科医院变身“包租公”，将租来的楼层对外转租。无奈疫情突袭，租户未按时缴纳房租，骨科医院也没有及时向物业产权方交租。
最终骨科医院因拖欠租金被起诉，目前转为待处置状态。
（见图3）
（见图4）
2020年11月，北京市委第十轮巡视的反馈意见指出，北京国资公司主责主业不聚焦，健康医疗等行业投资亏损严重，要求加快推进首都医疗集团退出工作。
惠宏医疗管理集团战略业务部总经理、广东省现代医院管理研究所战略管理高级研究员谭如雷告诉“医学界”，除了妇婴、养老和骨科三类业务重心不明显、主业不聚焦外，首都医疗还存在产业协同不强的问题。
“对于医疗集团来说，发挥规模优势和降低交易成本是非常重要的。规模大可以带来各类采购议价压低成本，同时产业间高度协同性也能带来成本降低。
例如，医疗集团内部医疗服务产业和药品、器械产业之间有效协同，或者医疗产业和围绕医疗配套业务之间有效协同。相较于外部合作，在集团内部协作交易成本更低，可以实现边际效益递增。
对于首都医疗集团来说，虽然妇婴、养老和骨科赛道都很吸金，但是很难找到几类业务间有效协同点，集团规模优势未有效发挥。”谭如雷说。
[星星]多次自救无果，国资办医困局何解？
除主业不聚焦等内部因素外，首都医疗还面临外部的多种压力。“一只脚迈进市场经济，另一只脚还留在计划经济”的扭曲制度，也许是其办医失败的根本原因。
首都医疗第一任副总裁张哲曾在2016年对《南方周末》坦承，很多同行觉得首都医疗“背靠大树”，实际上是甘苦自知。
“卫计委有自己的思路，发改委有自己的思路，国务院有它的思路，多部门监管、多部分投入医改，每个部门有它的思路。”张哲说。
从政府角度来看，首都医疗需要承担起缓解北京大城市病的责任，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其还要同时兼顾疏解非首都功能、医改与投资，压力自然不言而喻。
2017年，隋国平曾向《北京商报》表示，从疏解方面来看，不少公立医院搬至五环外之后，还能凭借常年积累的口碑带动患者前往就诊。但社会办医只有走依靠设备、专家、营销等专科化发展，才能赢得更多生存空间，但发展起来各有难点。
另外，即使首都医疗推动了公立医院特许经营政策的出台，但在与公立医院合作时，依然面临市场化与非市场化主体的诉求不同的问题。
“我们觉得非常复杂，甚至不知道交易对手是谁。”隋国平表示：“起初，我们以为交易对手是合作的公立医院，后来发现不是。也不是医管局、卫计委。它们是政府部门，不是法人，更不能提供担保增信。”
此外，土地、物业规划、环评等配套政策落地速度较为缓慢，也限制了首都医疗的发展。
早在2014年，北京相关部门针对国资办医面临的问题曾提出过两套方案：
一是参考上海，将医管局改制，对市级公立医疗机构的国有资产实施监督管理。
二是在国资体系下成立一个法人企业主体，通过PPP等模式进行融资。
两套方案，一个偏向政府监管，另一个趋于市场竞争。虽然首都医疗也曾尝试PPP、托管等模式，但本质上还是走了前者的路，这也为后来的衰落埋下伏笔。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7年内首都医疗曾多次自救，对接包括华润医疗、凤凰医养、同仁堂集团、国药集团等在内的十几家机构，试图走出亏损泥潭，却屡试屡败。
医库软件董事长涂宏钢告诉“医学界”，首都医疗卖不出去是因为要价太高，这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有关。因其要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以增值或者净资产为作价依据，不考虑市场情况。“所以，首都医疗最初估值约25亿，到最后打骨折变为2个多亿，一直没有人敢拍板做决策，直到最后亏损到严重资不抵债，只能以这个价格卖出。”
涂宏钢还认为，首都医疗的结构从一开始就面临问题，它并不是独立的市场运营，其混合制带有一定行政探索的色彩，不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运营原则，会出现流程繁琐、尾大不掉等“大企业病”。在最初基建时敢于重投入，但包括体系、客户引流和品牌塑造等软资产领域却不肯投入。
同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的“保值增值”的责任，和医疗长线投资的逻辑可能存在矛盾。
“一般来讲，投资医院要忍耐五年的亏损，这是很正常的。首都医疗基建全部采用自建，而医教研用地的资产并不会增值，也没有其他用途，所以和一般商业地产项目没法比较。该集团出现了巨额的短债长投，无法应对固定资产投入和经营的现金流。借新还旧导致债券越滚越大，最后资不抵债。”涂宏钢说。
首都医疗面临的种种困境，也是国资办医的缩影。
对于之后的接盘者来说，如何界定清晰的权责利关系、保证资产稳定、做出灵活的市场决策、实现业务聚焦，或许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最初估值约25亿，到最后打骨折变为2个多亿，首都医疗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疑问][疑问]
若不是此次出让股权的新闻，很多人可能未曾听说过首都医疗集团（下简称“首都医疗”）的名字。
作为7年前最早一批投资社会办医的“国字军”，首都医疗集团曾被寄予突破体制的厚望，令对手们又爱又恨。
然而，尽管拥有国资身份和良好政府关系、步入妇婴、养老和骨科等吸金赛道，却无法让它走得更远。
因连续亏损多年，总负债17亿，首都医疗不得不以2.6亿的底价卖身。7月中旬，首都医疗73.13%的股权受让方已确定，具体情况暂未对外公布。
“主业不聚焦、投资亏损严重”是官方为首都医疗做出的“诊断”。
但也许从最开始，这条带有实验色彩，既不同于公立医院，也不同于民营医院的“国资办医”道路，就面临着复杂政策系统的重重掣肘。
[星星]医疗“巨塔”仅剩残垣断壁
时间回到2012年。彼时，让民营医院充当“鲶鱼”，倒逼公立医院改制，是一度流行的医改药方。虽然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部鼓励社会办医的文件，但阻力一直存在。
私人资本后继乏力，使实力更雄厚的国有资本也盯上了社会办医这块蛋糕。华润、中信、北大医疗等企业纷纷涌入，开始布局综合医院与公立医疗机构。
与第一梯队的竞争对手不同，首都医疗集团自诞生伊始，就选择了差异化的专科发展之路。
2014年，首医集团由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北京国资）成立，注册资本10亿元。
北京国资曾承接奥运场馆建设。2012年，其踏入高端医疗领域，分别筹建、收购了爱育华妇儿医院和英智康复医院。之后北京国资将此前积累的全部医疗资源“打包”装进首都医疗。
成立的第二年，首都医疗又引入深圳前海光大作为战略投资者，增资5.49亿元，注册资本扩为13.67亿元。
自此，首都医疗在股权结构上确立了市属国企控股、央企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结构。
首都医疗闪闪发光的背景，曾让同行们“又爱又恨”。一位接近首都医疗的业内人士曾表示，“爱的是希望他们真的能推进政策进程，怕的是他们抢走所有人的饭碗。”
短短3年，首都医疗迅速扩张版图。
英智康复医院开始集团化、连锁化发展，在国内建设多家机构。
北京爱育华妇儿医院在亦庄开业，请来原北京儿童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医院所长范茂槐担任院长；原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陈宝英担任副院长。
国内唯一一家中医儿科的北京惠民中医儿童医院也纳入集团。此外，首都医疗还以特许经营方式与海淀妇幼医院签署合作新建新海淀妇幼医院。
首都医疗的迅速扩张与国资背景不无关系。
首都医疗第二任副总裁隋国平曾向《21世纪经济报道》坦言，在与地方政府打交道时，国企性质的社会资本确实存在优势。“特别是魏则西事件以后，民营医院被贴上某种标签，很多民营医疗资本比以前更愿意上国有资本的‘船’了。”
除大举扩张外，首都医疗还可以推动政策发布。2016年4月出台的《北京市公立医院特许经营管理指南》，首都医疗就在背后起了关键作用。
在已有布局基础上，隋国平为首都医疗规划了一张“塔型医疗网络”的蓝图。
（见图1：塔型医疗网络示意图，图源：首都医疗公众号）
塔型网络从底部到顶端，范围依次扩张，分别为：五环内社区医疗、环五环医疗圈、京津冀医疗圈、境外医疗和旗舰综合医院。
之所以划立五环为边界，是因为2015年北京开始疏解非首都功能，不少此前在五环内运营的医院都搬迁至五环外。
北京市医管局也规定，五环内不允许新建医院。竞争对手和公立医院们都在二环三环，而首都医疗只能把医院建到五环以外。
因此，在五环内，首都医疗主打基层康复，五环外则以特许经营、技术合作等方式与海淀妇幼保健院、积水潭国际骨科医院等多家医院合作。
首都医疗还尝试将势力拓展至全国甚至境外，投资了香港最大的门诊连锁服务网络——香港盈健医疗，并试图收购美国某质子治疗中心，进军肿瘤治疗。
（见图2：首都医疗股权架构，图源：每日经济新闻，下同）
令人眼花缭乱的业务线，映射出投资逻辑的混乱。首都医疗在多个赛道的涉足，并没有迎来预想的结果。
以负债占比最高的爱育华医院为例，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该院在开业第一年借款规模就达10亿元，固定资产投入也有10亿元，建筑面积为7.3万平方米，设计床位300张。
首都医疗采用借新还旧的方式，借款规模逐渐攀升，截止2020年，借款16亿元，年度利息折旧规模1.16亿元。
虽然爱育华医院后期营收不断扩大，由2016年的6905万元增长至2019年的1.56亿元，但资不抵债的困境依然严峻，投资人也没有耐心再等待下去。
此外，首都医疗投资的惠民医院、首医优合、骨科医院等项目也因疫情影响、地价提高、拖欠租金等原因烂尾。曾经设想的“医疗巨塔”，如今已只剩断壁残垣。
其中，骨科医院未批先建，收到环保处罚后一直停工，没有做过医院业务。2019年，骨科医院变身“包租公”，将租来的楼层对外转租。无奈疫情突袭，租户未按时缴纳房租，骨科医院也没有及时向物业产权方交租。
最终骨科医院因拖欠租金被起诉，目前转为待处置状态。
（见图3）
（见图4）
2020年11月，北京市委第十轮巡视的反馈意见指出，北京国资公司主责主业不聚焦，健康医疗等行业投资亏损严重，要求加快推进首都医疗集团退出工作。
惠宏医疗管理集团战略业务部总经理、广东省现代医院管理研究所战略管理高级研究员谭如雷告诉“医学界”，除了妇婴、养老和骨科三类业务重心不明显、主业不聚焦外，首都医疗还存在产业协同不强的问题。
“对于医疗集团来说，发挥规模优势和降低交易成本是非常重要的。规模大可以带来各类采购议价压低成本，同时产业间高度协同性也能带来成本降低。
例如，医疗集团内部医疗服务产业和药品、器械产业之间有效协同，或者医疗产业和围绕医疗配套业务之间有效协同。相较于外部合作，在集团内部协作交易成本更低，可以实现边际效益递增。
对于首都医疗集团来说，虽然妇婴、养老和骨科赛道都很吸金，但是很难找到几类业务间有效协同点，集团规模优势未有效发挥。”谭如雷说。
[星星]多次自救无果，国资办医困局何解？
除主业不聚焦等内部因素外，首都医疗还面临外部的多种压力。“一只脚迈进市场经济，另一只脚还留在计划经济”的扭曲制度，也许是其办医失败的根本原因。
首都医疗第一任副总裁张哲曾在2016年对《南方周末》坦承，很多同行觉得首都医疗“背靠大树”，实际上是甘苦自知。
“卫计委有自己的思路，发改委有自己的思路，国务院有它的思路，多部门监管、多部分投入医改，每个部门有它的思路。”张哲说。
从政府角度来看，首都医疗需要承担起缓解北京大城市病的责任，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其还要同时兼顾疏解非首都功能、医改与投资，压力自然不言而喻。
2017年，隋国平曾向《北京商报》表示，从疏解方面来看，不少公立医院搬至五环外之后，还能凭借常年积累的口碑带动患者前往就诊。但社会办医只有走依靠设备、专家、营销等专科化发展，才能赢得更多生存空间，但发展起来各有难点。
另外，即使首都医疗推动了公立医院特许经营政策的出台，但在与公立医院合作时，依然面临市场化与非市场化主体的诉求不同的问题。
“我们觉得非常复杂，甚至不知道交易对手是谁。”隋国平表示：“起初，我们以为交易对手是合作的公立医院，后来发现不是。也不是医管局、卫计委。它们是政府部门，不是法人，更不能提供担保增信。”
此外，土地、物业规划、环评等配套政策落地速度较为缓慢，也限制了首都医疗的发展。
早在2014年，北京相关部门针对国资办医面临的问题曾提出过两套方案：
一是参考上海，将医管局改制，对市级公立医疗机构的国有资产实施监督管理。
二是在国资体系下成立一个法人企业主体，通过PPP等模式进行融资。
两套方案，一个偏向政府监管，另一个趋于市场竞争。虽然首都医疗也曾尝试PPP、托管等模式，但本质上还是走了前者的路，这也为后来的衰落埋下伏笔。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7年内首都医疗曾多次自救，对接包括华润医疗、凤凰医养、同仁堂集团、国药集团等在内的十几家机构，试图走出亏损泥潭，却屡试屡败。
医库软件董事长涂宏钢告诉“医学界”，首都医疗卖不出去是因为要价太高，这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有关。因其要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以增值或者净资产为作价依据，不考虑市场情况。“所以，首都医疗最初估值约25亿，到最后打骨折变为2个多亿，一直没有人敢拍板做决策，直到最后亏损到严重资不抵债，只能以这个价格卖出。”
涂宏钢还认为，首都医疗的结构从一开始就面临问题，它并不是独立的市场运营，其混合制带有一定行政探索的色彩，不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运营原则，会出现流程繁琐、尾大不掉等“大企业病”。在最初基建时敢于重投入，但包括体系、客户引流和品牌塑造等软资产领域却不肯投入。
同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的“保值增值”的责任，和医疗长线投资的逻辑可能存在矛盾。
“一般来讲，投资医院要忍耐五年的亏损，这是很正常的。首都医疗基建全部采用自建，而医教研用地的资产并不会增值，也没有其他用途，所以和一般商业地产项目没法比较。该集团出现了巨额的短债长投，无法应对固定资产投入和经营的现金流。借新还旧导致债券越滚越大，最后资不抵债。”涂宏钢说。
首都医疗面临的种种困境，也是国资办医的缩影。
对于之后的接盘者来说，如何界定清晰的权责利关系、保证资产稳定、做出灵活的市场决策、实现业务聚焦，或许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