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日历#
若白霜揪住你的帐篷，夜消逝时你应当感谢。
埃兹拉·庞德,美国诗人、文学评论家、意象派诗歌代表人物，1885年10月30日出生。庞德和艾略特同为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领军人物。他从中国古典诗歌、日本俳句中生发出“诗歌意象”的理论，为东西方诗歌的互相借鉴做出了卓越贡献。
《比萨诗章》收录二十世纪英美诗坛巨匠伊兹拉·庞德的代表作品“比萨诗章”和代表性短诗。篇目组成和译本质量是目前庞德诗歌阅读的第一选择。二十世纪英美诗坛巨匠，经典性代表作品结集出版。
把这本书推荐给喜欢意象诗歌的人。
馆藏链接：https://t.cn/A6MgnkOl
若白霜揪住你的帐篷，夜消逝时你应当感谢。
埃兹拉·庞德,美国诗人、文学评论家、意象派诗歌代表人物，1885年10月30日出生。庞德和艾略特同为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领军人物。他从中国古典诗歌、日本俳句中生发出“诗歌意象”的理论，为东西方诗歌的互相借鉴做出了卓越贡献。
《比萨诗章》收录二十世纪英美诗坛巨匠伊兹拉·庞德的代表作品“比萨诗章”和代表性短诗。篇目组成和译本质量是目前庞德诗歌阅读的第一选择。二十世纪英美诗坛巨匠，经典性代表作品结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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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宇 陈达飞 | 创新：现代经济增长不竭的源泉
作者：邵宇 陈达飞 陈燃萍（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注：原文首发澎湃
写在前面的话：
近期写了一篇关于创新的专题，将陆续为读者推送，本文为第一篇。
我们对创新问题的关注是从中美关系问题延伸出来的。这是个长期的问题，也必然要从长周期去讨论。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宏观研究者，都要避免一个误区：拿着显微镜看月亮，或拿着天文望远镜看细菌。所以，周期的选择取决于研究对象。
莫德尔斯基提出了一个“世界政治长周期”的概念，大约100-120年，大约两个康波的长度，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外围”结构会出现一次大的调整，即中心国被外围国替代（当然，样本量较小）。我们从康波周期视角去看国际政经问题也发现，后发国家能只能借由新一轮技术浪潮实现赶超，很少有例外，没有任何国家可以通过模仿实现持久赶超。（创新的范式：康波、世界体系与大国兴衰——何为中美长期博弈的关键词）从康波演绎的规律看，当前确实处在新一轮康波的上升期，部分核心赛道已经进入加速扩散的轨道，如机器人、新能源等。当前受资本市场追捧的标的，短期可能会出现高估回调的风险，但这是一个几十年的生意，来日方长。
后续专题我们还希望能够在几个核心的赛道做详细梳理，这对于什么是真正的核心资产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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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如果不再关心自己的既往进步，不久之后将会失去自己能够在未来进步的信念。[1]两百多年来，史学家们始终在追问：现代经济增长是如何开始的？[2]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分流”，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如何解释？后发国家如何才能向发达国家靠拢？答案是：自主创新和创新的扩散（及其引发的产业革命）。
创新[3]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野[4]，是社会“富裕的杠杆”[5]，也是导致东西方“大分流”[6]的驱动力量。在库茨涅兹（Simon Kuznets）定义的“现代经济增长（Modern EconomicGrowth）中，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必要条件之一[7]。创新理论的集大成者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创新驱动的经济演化——“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而企业家的职能就是推动创新。所以，创新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18世纪中叶以前，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停滞期，经济平均增速约为零。截止到1700年，全球总人口约6亿，从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1700年，年均增速仅为0.04%[8]（图1）。直到英国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社会才摆脱李嘉图“土地报酬递减论”和“马尔萨斯人口论”幽灵，打破规模报酬递减与人口指数增长的恶性循环。全球人口年增长率在二战后婴儿潮高峰期时（1963年）达到了2.2%，目前仍维持在1%以上。联合国预测，至2100年，全球人口增长率会下降到0.1%。然而，这是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结果，与前现代社会中的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得到的低增长率有显著差别。被称之为“人类社会总决算”[9]的平均寿命和寿命的基尼系数均显示（Peltzman，2009），现代经济增长带动了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图2）。
图1：世界人口数量的变化（公元前1万年-2100年）
图2：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
从千年历史长河中观察，人口、经济产出和创新的增长几乎是同步的，创新的累积略早于产出和人口。15世纪中叶谷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印刷成本下降，书籍发行数量陡增，人类的识字率快速提升，加速了知识的扩散和思想的解放，致使工业革命之前的两百年出现了一波创新的小高潮（图3）。归根结底，创新在本质上是属于认识论的。技术变革只能通过新思想的涌现而产生（莫基尔，2008）。没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欧洲能否成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是值得怀疑的。
图3：创新的指数增长（BC1000-2000年）
在《富裕的杠杆》一书中，莫基尔将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1）资本存量的增加，可被定义为“索洛增长”；（2）商业扩张，如贸易的全球化，其对应着劳动分工的扩展，故被定义为“斯密增长”；（3）规模效应，可被定义为“诺斯增长”[10]；（4）知识积累，包括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故被定义为“熊彼特增长”。不同类型的驱动力是相辅相成的，如商业扩张有助于实现规模效应，资本积累是技术进步的实现方式。标准宏观经济学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开始定量归因经济发展的来源——劳动投入、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TFP是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加权平均，代表了“创新”。
不同的驱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有不同的含义。人口和资本的投入有数量和效率的双重约束，故TFP是决定任何经济体长期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唯一要素。“尽管一些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可能拥有更高的生产率水平，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取得比技术进步速度更快的生产率增长速度。”（菲尔普斯等，2021,p.6）在教科书版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长期经济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索洛（Solow，1957)的计算结果显示，美国人均产出的增长中约有80%要归功于技术进步。在标准回归模型中，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由“索洛残差”代表TFP平均贡献了经济增长的40%-60%（菲尔普斯等，2021，p.48）。
详情链接：https://t.cn/A6MkZnPm
作者：邵宇 陈达飞 陈燃萍（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注：原文首发澎湃
写在前面的话：
近期写了一篇关于创新的专题，将陆续为读者推送，本文为第一篇。
我们对创新问题的关注是从中美关系问题延伸出来的。这是个长期的问题，也必然要从长周期去讨论。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宏观研究者，都要避免一个误区：拿着显微镜看月亮，或拿着天文望远镜看细菌。所以，周期的选择取决于研究对象。
莫德尔斯基提出了一个“世界政治长周期”的概念，大约100-120年，大约两个康波的长度，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外围”结构会出现一次大的调整，即中心国被外围国替代（当然，样本量较小）。我们从康波周期视角去看国际政经问题也发现，后发国家能只能借由新一轮技术浪潮实现赶超，很少有例外，没有任何国家可以通过模仿实现持久赶超。（创新的范式：康波、世界体系与大国兴衰——何为中美长期博弈的关键词）从康波演绎的规律看，当前确实处在新一轮康波的上升期，部分核心赛道已经进入加速扩散的轨道，如机器人、新能源等。当前受资本市场追捧的标的，短期可能会出现高估回调的风险，但这是一个几十年的生意，来日方长。
后续专题我们还希望能够在几个核心的赛道做详细梳理，这对于什么是真正的核心资产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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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如果不再关心自己的既往进步，不久之后将会失去自己能够在未来进步的信念。[1]两百多年来，史学家们始终在追问：现代经济增长是如何开始的？[2]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分流”，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如何解释？后发国家如何才能向发达国家靠拢？答案是：自主创新和创新的扩散（及其引发的产业革命）。
创新[3]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野[4]，是社会“富裕的杠杆”[5]，也是导致东西方“大分流”[6]的驱动力量。在库茨涅兹（Simon Kuznets）定义的“现代经济增长（Modern EconomicGrowth）中，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必要条件之一[7]。创新理论的集大成者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创新驱动的经济演化——“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而企业家的职能就是推动创新。所以，创新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18世纪中叶以前，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停滞期，经济平均增速约为零。截止到1700年，全球总人口约6亿，从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1700年，年均增速仅为0.04%[8]（图1）。直到英国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社会才摆脱李嘉图“土地报酬递减论”和“马尔萨斯人口论”幽灵，打破规模报酬递减与人口指数增长的恶性循环。全球人口年增长率在二战后婴儿潮高峰期时（1963年）达到了2.2%，目前仍维持在1%以上。联合国预测，至2100年，全球人口增长率会下降到0.1%。然而，这是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结果，与前现代社会中的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得到的低增长率有显著差别。被称之为“人类社会总决算”[9]的平均寿命和寿命的基尼系数均显示（Peltzman，2009），现代经济增长带动了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图2）。
图1：世界人口数量的变化（公元前1万年-2100年）
图2：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
从千年历史长河中观察，人口、经济产出和创新的增长几乎是同步的，创新的累积略早于产出和人口。15世纪中叶谷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印刷成本下降，书籍发行数量陡增，人类的识字率快速提升，加速了知识的扩散和思想的解放，致使工业革命之前的两百年出现了一波创新的小高潮（图3）。归根结底，创新在本质上是属于认识论的。技术变革只能通过新思想的涌现而产生（莫基尔，2008）。没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欧洲能否成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是值得怀疑的。
图3：创新的指数增长（BC1000-2000年）
在《富裕的杠杆》一书中，莫基尔将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1）资本存量的增加，可被定义为“索洛增长”；（2）商业扩张，如贸易的全球化，其对应着劳动分工的扩展，故被定义为“斯密增长”；（3）规模效应，可被定义为“诺斯增长”[10]；（4）知识积累，包括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故被定义为“熊彼特增长”。不同类型的驱动力是相辅相成的，如商业扩张有助于实现规模效应，资本积累是技术进步的实现方式。标准宏观经济学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开始定量归因经济发展的来源——劳动投入、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TFP是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加权平均，代表了“创新”。
不同的驱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有不同的含义。人口和资本的投入有数量和效率的双重约束，故TFP是决定任何经济体长期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唯一要素。“尽管一些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可能拥有更高的生产率水平，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取得比技术进步速度更快的生产率增长速度。”（菲尔普斯等，2021,p.6）在教科书版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长期经济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索洛（Solow，1957)的计算结果显示，美国人均产出的增长中约有80%要归功于技术进步。在标准回归模型中，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由“索洛残差”代表TFP平均贡献了经济增长的40%-60%（菲尔普斯等，2021，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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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作用是什么# 我们的时代正面临着种种变化，传统的文学批评也需要寻求一个新的拓展，才能够千古常新。在现代西方文论的光照之中，对于中国的词学加以反思和说明，是我对于中国词学一点特殊的学术贡献。
中西文化的交流、结合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东西方的思维模式不同，也各有所长。但总的来说，西方之现代文论与中国传统批评的许多概念与说法，有诸多不可思议的暗合之处。这也就是“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同”。
叶嘉莹 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获奖感言摘录
中西文化的交流、结合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东西方的思维模式不同，也各有所长。但总的来说，西方之现代文论与中国传统批评的许多概念与说法，有诸多不可思议的暗合之处。这也就是“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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