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书生：文化数字化当中有哪些难题待破解？】
10月27、28日，2021中国文化计算大会在北京云南两地连线同步举办。中宣部文改办一级巡视员、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文化大数据产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高书生受邀作大会报告。以下为报告实录。
文化数字化我们10年前已经提了，从“十二五”时期开始推动这项工作，实施文化数字化建设工程，从文化资源到文化生产再到文化传播，最后到文化消费，实现全面数字化。
去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讲到文化的时候讲了两个数字化，一个叫作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一个叫作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这就意味着文化数字化已经从工程项目上升为国家战略。
文化数字化本身就是文化和科技融合的产物，要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一定要依靠科技的支撑。下面我从四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推动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和文化大数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难点问题。
第一个难题是数据关联
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经过10年的努力，宣传文化领域当中数据量非常大，比如说我们的新闻单位有好多图片库，广播电台、电视台有大量的媒资库，还有出版社、文化机构有大量的数据库。数字化之后形成了许多的数据库，随之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数据的孤岛。数据库很多都是各个单位自建自用，量是非常大的，但都是孤岛，使用率很低。
数据关联的本意是要把这些数据连到一起，能够共享，这是我们的出发点。怎么实现这种关联？拆成两个方面：
一个是实现内关联，拥有数据的文化机构能够把这些数据关联起来，我们称之为内关联。内关联主要是三个步骤。一是分类。我们现在就是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9年版的文化统计框架进行分类的，分成6个类别。在这个基础上再做编目，编目主要是依靠我们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专业化知识图谱做编目。在完成这两个工作的基础上，数据的坐标定好了，再对这些数据的特征进行描述，我们叫标注，实际上就是标签化。通过这三个步骤实现内关联。
二是实现外关联。内关联基本上很容易做到，但是最难的就是外关联。我们想到了依托有线电视网络，把所有的文化机构的数据中心贯通，连一起，形成一张生产的互联网。
一说国家文化专网，马上就想到搞重复建设，不是的。我们依托现有的有线电视网络、正在建的广电5G网络和互联互通的平台，就能实现外关联。
国家文化专网有三个功能：一是闭环运行，二是标识解析，三是结算制度。这三个功能我们一定要具备，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的外关联还是实现不了。
为什么闭环运行，是保障数据的安全。
下面我想重点解释一下标识解析，我们的标识解析主要是依托中国主导的一项国际标准，即信息和文献的关联标识国际标准作为依托，在有线电视网络部署标识编码的注册登记和解析系统，这样就完成了第一步标识解析。这样就等于有线电视网络要新开展一项业务，国家文化专网接入服务，就是要把各个文化机构的数据中心贯通，实现互联互通，最终的目的是达到外关联。
外关联最后要达到的是把零散的文化数据和不同领域的文化数据，比如说文化旅游、文物、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网络文化，把这些数据贯通起来。还有一个是不同形态的，比如说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关联起来，还有一些是把文化资源的源和实体关联起来，最后实现内关联和外关联统筹，最终形成关联数据，这是文化数字化重要的成果。而这种关联数据由于凝结了专业工作者的劳动价值，所以说这种关联资产要实现资产化，就可以实现交易，让这种数据能够变现，成为文化机构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大量的技术，不管是内关联技术还是外关联技术，特别是在数据的传输、安全、存储方面，需要大量技术。
第二个难题是数据加工
每一个文化机构先接入国家文化专网，第二步部署一个底层关联集成系统，这也是刚才提到的标识解析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依托我们国家主导的国际标准，在各文化数据中心部署这样一种底层关联的引擎和应用软件，最后实现互联互通。
在两个条件具备以后，每个文化机构或者若干个文化机构结合在一起的形成数字化文化生产线。这个文化生产线当中主要是解决解构这些数据和关联这些数据以及解构数据、重现数据的功能，最后形成两个产品，一个是通过解构形成的文化资源数据，另外一个是通过关联、重构和呈现形成的文化数字内容，这样就进入了数据的分发和内容的分发阶段。最后往下接的实际上就是数据超市，能够把这些数据变现，把生产单位的生产成果能够转化为资产，转化为产品，最后形成共享的东西。
生产线一定要坚持守正。怎么实现守正呢？我们提了四个方面：第一个是数据要保真，第二创作要严谨，第三内容要把关，第四互动要有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守正。如果不能够守正，也就谈不上创新，如果不能够守正，也就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这个产品的生命力就会大打折扣。
数据加工能够关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第二是要改造业务流程，让每一家传统文化机构都能够搭上数字化这辆快车。
第三个难题是全景呈现
现在数据也有了，也有人加工，也有人传输，也有地方交易，最后我们最关注的问题是在消费环节，大家所看到的东西是和过去不一样的，如果说和过去一样，那么这个数字化就没有意义。我们现在，尤其是去年疫情以来，都在推线上的活动，线上内容确实是多但也有问题，就是现在大量的内容都是平移过来的，就是把线下的内容平移到了线上，也有一些博物馆，也有一些云演艺等等，这些活动比过去要多，但是看起来不方便，没有完全体现出数字化以后的那种新体验，这方面差。文化数字化不能止步于网页化，把过去一些东西搬到网页上就万事大吉了。我们能不能改写展陈史，能够让展陈方式发生根本变化，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场景化，有些东西现在已经做到了，但大量的东西还没有。包括戏剧的形式，怎么能在线上看的和在剧场一样，同时又有比剧场更近一步的东西，空间还是很大的，我们把它叫做全景呈现。
下一步要推动数字化的文化文化消费新场景，包括线上和线下，线上关注大屏和小屏，大屏是电视机，小屏就是移动终端。线下关注文化体验园、文化体验馆和文化体验厅，形成了在所有的体验场合都能有文化数字体验产品能够体现，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第四个难题是数据安全
这些年每个单位都有大量的数据，但为什么没有拿出来？经过调研发现大家还是有些担心，担心数据拿出来之后很难识别数据是谁的，结果我们也用了很多技术，比如说区块链等，但是什么东西都依靠打官司，这个社会是没法运转的。
能不能有一些前置和有效的手段来确保数据安全？
我们现在想到的数据安全，主要是三道门：第一道门是建国家文化专网，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依托现有的有线电视网络做这件事，因为互联网和公网是物理隔离，数据没有流失，而且也不可能盗取；第二道门是数据存储的方式，文化机构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把数据拿走，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所有的数据中心即使贯通了，但还是按照物理分布、逻辑关联部署，别人需要你的数据，必须要经过授权才能使用；第三道门是刚才提到的标识解析，所有的数据一出来，就形成了唯一的标识符，可以实现溯源，但这是我们被动的手段，前两道是最关键的。
以上问题中涉及到大量的技术问题，特别是最近几年在和北京邮电大学一起合作的时候，发现还有一些基础学科研究的问题，希望有更多的机构和更多的专家学者能够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破解我们在文化数字化过程中这些难题，共同推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以及文化大数据的建设。
10月27、28日，2021中国文化计算大会在北京云南两地连线同步举办。中宣部文改办一级巡视员、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文化大数据产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高书生受邀作大会报告。以下为报告实录。
文化数字化我们10年前已经提了，从“十二五”时期开始推动这项工作，实施文化数字化建设工程，从文化资源到文化生产再到文化传播，最后到文化消费，实现全面数字化。
去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讲到文化的时候讲了两个数字化，一个叫作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一个叫作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这就意味着文化数字化已经从工程项目上升为国家战略。
文化数字化本身就是文化和科技融合的产物，要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一定要依靠科技的支撑。下面我从四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推动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和文化大数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难点问题。
第一个难题是数据关联
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经过10年的努力，宣传文化领域当中数据量非常大，比如说我们的新闻单位有好多图片库，广播电台、电视台有大量的媒资库，还有出版社、文化机构有大量的数据库。数字化之后形成了许多的数据库，随之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数据的孤岛。数据库很多都是各个单位自建自用，量是非常大的，但都是孤岛，使用率很低。
数据关联的本意是要把这些数据连到一起，能够共享，这是我们的出发点。怎么实现这种关联？拆成两个方面：
一个是实现内关联，拥有数据的文化机构能够把这些数据关联起来，我们称之为内关联。内关联主要是三个步骤。一是分类。我们现在就是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9年版的文化统计框架进行分类的，分成6个类别。在这个基础上再做编目，编目主要是依靠我们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专业化知识图谱做编目。在完成这两个工作的基础上，数据的坐标定好了，再对这些数据的特征进行描述，我们叫标注，实际上就是标签化。通过这三个步骤实现内关联。
二是实现外关联。内关联基本上很容易做到，但是最难的就是外关联。我们想到了依托有线电视网络，把所有的文化机构的数据中心贯通，连一起，形成一张生产的互联网。
一说国家文化专网，马上就想到搞重复建设，不是的。我们依托现有的有线电视网络、正在建的广电5G网络和互联互通的平台，就能实现外关联。
国家文化专网有三个功能：一是闭环运行，二是标识解析，三是结算制度。这三个功能我们一定要具备，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的外关联还是实现不了。
为什么闭环运行，是保障数据的安全。
下面我想重点解释一下标识解析，我们的标识解析主要是依托中国主导的一项国际标准，即信息和文献的关联标识国际标准作为依托，在有线电视网络部署标识编码的注册登记和解析系统，这样就完成了第一步标识解析。这样就等于有线电视网络要新开展一项业务，国家文化专网接入服务，就是要把各个文化机构的数据中心贯通，实现互联互通，最终的目的是达到外关联。
外关联最后要达到的是把零散的文化数据和不同领域的文化数据，比如说文化旅游、文物、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网络文化，把这些数据贯通起来。还有一个是不同形态的，比如说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关联起来，还有一些是把文化资源的源和实体关联起来，最后实现内关联和外关联统筹，最终形成关联数据，这是文化数字化重要的成果。而这种关联数据由于凝结了专业工作者的劳动价值，所以说这种关联资产要实现资产化，就可以实现交易，让这种数据能够变现，成为文化机构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大量的技术，不管是内关联技术还是外关联技术，特别是在数据的传输、安全、存储方面，需要大量技术。
第二个难题是数据加工
每一个文化机构先接入国家文化专网，第二步部署一个底层关联集成系统，这也是刚才提到的标识解析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依托我们国家主导的国际标准，在各文化数据中心部署这样一种底层关联的引擎和应用软件，最后实现互联互通。
在两个条件具备以后，每个文化机构或者若干个文化机构结合在一起的形成数字化文化生产线。这个文化生产线当中主要是解决解构这些数据和关联这些数据以及解构数据、重现数据的功能，最后形成两个产品，一个是通过解构形成的文化资源数据，另外一个是通过关联、重构和呈现形成的文化数字内容，这样就进入了数据的分发和内容的分发阶段。最后往下接的实际上就是数据超市，能够把这些数据变现，把生产单位的生产成果能够转化为资产，转化为产品，最后形成共享的东西。
生产线一定要坚持守正。怎么实现守正呢？我们提了四个方面：第一个是数据要保真，第二创作要严谨，第三内容要把关，第四互动要有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守正。如果不能够守正，也就谈不上创新，如果不能够守正，也就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这个产品的生命力就会大打折扣。
数据加工能够关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第二是要改造业务流程，让每一家传统文化机构都能够搭上数字化这辆快车。
第三个难题是全景呈现
现在数据也有了，也有人加工，也有人传输，也有地方交易，最后我们最关注的问题是在消费环节，大家所看到的东西是和过去不一样的，如果说和过去一样，那么这个数字化就没有意义。我们现在，尤其是去年疫情以来，都在推线上的活动，线上内容确实是多但也有问题，就是现在大量的内容都是平移过来的，就是把线下的内容平移到了线上，也有一些博物馆，也有一些云演艺等等，这些活动比过去要多，但是看起来不方便，没有完全体现出数字化以后的那种新体验，这方面差。文化数字化不能止步于网页化，把过去一些东西搬到网页上就万事大吉了。我们能不能改写展陈史，能够让展陈方式发生根本变化，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场景化，有些东西现在已经做到了，但大量的东西还没有。包括戏剧的形式，怎么能在线上看的和在剧场一样，同时又有比剧场更近一步的东西，空间还是很大的，我们把它叫做全景呈现。
下一步要推动数字化的文化文化消费新场景，包括线上和线下，线上关注大屏和小屏，大屏是电视机，小屏就是移动终端。线下关注文化体验园、文化体验馆和文化体验厅，形成了在所有的体验场合都能有文化数字体验产品能够体现，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第四个难题是数据安全
这些年每个单位都有大量的数据，但为什么没有拿出来？经过调研发现大家还是有些担心，担心数据拿出来之后很难识别数据是谁的，结果我们也用了很多技术，比如说区块链等，但是什么东西都依靠打官司，这个社会是没法运转的。
能不能有一些前置和有效的手段来确保数据安全？
我们现在想到的数据安全，主要是三道门：第一道门是建国家文化专网，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依托现有的有线电视网络做这件事，因为互联网和公网是物理隔离，数据没有流失，而且也不可能盗取；第二道门是数据存储的方式，文化机构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把数据拿走，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所有的数据中心即使贯通了，但还是按照物理分布、逻辑关联部署，别人需要你的数据，必须要经过授权才能使用；第三道门是刚才提到的标识解析，所有的数据一出来，就形成了唯一的标识符，可以实现溯源，但这是我们被动的手段，前两道是最关键的。
以上问题中涉及到大量的技术问题，特别是最近几年在和北京邮电大学一起合作的时候，发现还有一些基础学科研究的问题，希望有更多的机构和更多的专家学者能够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破解我们在文化数字化过程中这些难题，共同推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以及文化大数据的建设。
【青铜器上浮现的神秘微笑，让考古人员还原出一个未被史书记载的神秘古国】
湖北随州安居镇上一处小山丘上，发掘到一座古墓。当考古人员清理出一尊青铜器时，惊讶地发现器皿上的浮雕图案既像兽面又像人脸，隐隐透出一丝微笑。器上的铭文中，竟赫然记有“噩侯”二字……
这是2007年湖北随州羊子山4号墓的发掘现场，此次共出土了27件青铜器，也让在史书上隐去踪迹的神秘古国“噩国”重新进入现代人的视野。2012年河南南阳市新店乡夏饷铺发现的噩侯家族墓地，再次将原以为西周晚期已经灭亡的噩国历史，再延续至春秋早期——这个被史书隐去的神秘古国，逐渐显露出自己的轮廓。
位于上海博物馆四楼一隅的第三临时展厅，是整个上博最小的一个展厅。如今，60件噩国时期的青铜器在此聚集，在蜿蜒回环中静静诉说这个神秘王国的历史，考古学者们也正是从这一件件青铜器上，逐步考证推断出从未被史书记载的噩国历史。
据悉，这场“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展”将持续至2022年1月16日，是全国首次较完整展示噩国历史的青铜文物展。
青铜器上为何浮现“神秘的微笑”？
走进展览现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噩侯方罍。与当年发掘出这件文物的考古人员一样，不少观众目光接触这件青铜器的一刻，总感觉到上面雕刻的纹路似乎在“神秘的微笑”。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副研究馆员韦心滢“揭秘”了这种感觉的来源——青铜器上的纹路，虽然与青铜器上常见的兽面纹构图相似，且有“兽面纹”特征，如耳朵如虎耳，口中长獠牙，头上还有兽角；但整体看则更近似于一张人的脸——眼睑结构近似于人眼，眼皮、眼眶、眼球及瞳孔层次分明；弯弯的眉毛由竖线组成，鼻部隆起，鼻翼圆且宽大，和人的鼻子几乎一致。特别是这样的面庞眉眼弯弯，隐隐含着笑意，看上去并不像兽面纹那样“凶神恶煞”，反而有种“慈眉善目”之感。“这样的纹饰是噩国所独有，因为这样的纹路既有兽面纹特征，又有人面的写实，所以学者们称之为‘神面纹’。”
“神面纹”是噩国青铜器独一无二的特征。与噩侯方罍相对应的兽面纹尊，除了独特的“神面纹”，细看器皿一侧，既显露出青铜本身的金色，又覆盖着泛蓝的锈色，一些区域甚至呈现出独特的紫色。据介绍，这样独特的锈色也是噩国青铜器的特征之一，因制作工艺、掩埋地区水土等因素而形成。
“文物之美，在于艺术价值、科学价值与历史价值的统一。”与噩侯方罍比邻的兽面纹卣一组两件，在“神面纹”基础上，多了华美奇诡的装饰，铸造工艺十分复杂，是噩国青铜器代表之一。目前已有研究者运用先进的扫描技术，探究和还原当年的铸造技艺。
从一句话到一个湮灭的王国
噩侯方罍内的铭文共有七字，正是其中“噩侯”二字，明确了它的主人——此次展览的多件噩国青铜器，前方都有器上铭文的拓本，其中不少是直接从器具上拓印下来的。
噩侯是谁？噩国真的存在过吗？在很长一段时间，关于噩国的记载，只有《史记殷本纪》中的一句话——“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
能与西伯侯姬昌并称“三公”，当时的鄂侯势力应该不小。根据考证，“鄂”即噩，应在湖北境内——“鄂”至今仍是湖北的简称。按照这只言片语的信息，噩国应该与周国一样，同为商王国的附属。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湖北随州安居镇当地居民在羊子山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时，出土过少量青铜器，但并不能佐证噩国的存在。直到2007年，湖北随州安居羊子山发现有一座西周早期墓葬，出土了27件青铜器，其中9件都铸有“噩侯”铭文，应为一代噩侯的墓葬。除噩侯之外，铭文中还有噩叔、噩季与噩侯弟等——一个古老的方国部族，渐渐勾勒出清晰的轮廓。
一个原本强大的国家，为何在传世文献中仅昙花一现，未留下任何可供追索的蛛丝马迹？这次展览上的两件青铜器或许可以一窥缘由。离开展厅第一部分“噩侯家族”，进入展览的第二部分“噩国与周王室的关系”，首先引入眼帘的是一尊青铜噩侯驭方鼎——“驭方”是目前唯一所知的某一代噩侯的名字，他也成为噩国命运的转折点。
“根据目前考证，西周早期噩、曾两国为西周王朝扼守南境、控制金路往来的重要诸侯国，西周晚期噩国还曾与周王室联姻。”韦心滢介绍，这尊噩侯驭方鼎见证了噩国与西周的“岁月静好”。鼎的内壁有铭文 86 字，记录了周王南征后，返程中当时的噩侯驭方设宴招待周王，饮宴之后两人还一起射箭，驭方屡中红心，周王亲赐了许多礼物，驭方为纪念此事专程铸造此鼎。
噩侯驭方鼎对角处矗立着1940年在今陕西省扶风县任家村出土的禹鼎，鼎腹内壁的20行208字铭文，则记叙了周王与噩侯驭方关系的下半场：周厉王晚期，驭方率东夷、南淮夷反叛，周王两次伐噩，最后擒杀驭方、扑灭噩国，甚至“勿遗寿幼”。
噩国因叛周被讨伐后，从此几乎绝迹于正史记载。但后世出现的一些地名却仍带有噩国的痕迹，如战国时期楚国以“鄂”为地名用作封君，汉代在河南南阳设西鄂县等。
多地联手溯源中国历史
噩国是否就此终结？后续的考古发现再次改变了人们的看法。
走进展览第三部分“噩国再现”，展出的是2012年河南南阳市新店乡夏饷铺发现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噩侯家族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不少器具上仍铸有“噩侯”“噩姜”“噩伯”等铭文。
据介绍，考古学家在这一地区发掘清理出80余座墓葬，其中包括四代噩侯的夫妇。夏饷铺噩侯墓地的考古发现，改写了噩国灭亡于驭方叛变之战的看法。
展厅里，一尊曲线圆滑的噩侯壶，铭文中提到这一器具是当时这位噩侯给女儿孟姬的陪嫁品。按照古代姓名的规则，说明此时的噩侯应该姓“姬”——与周王同姓。然而根据藏于台北故宫的另一件噩国青铜器上的铭文记载，驭方之前与周王联姻的噩侯族人姓“姞”。“究竟两个姓其实是同一族人，还是驭方覆灭之后周王重新分封自己的族人为噩国诸侯，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
依靠不同地区出土的文物，逐渐拼贴出一个史书上不曾记载的王国，噩国的重现离不开各地文物工作者的携手合作。据介绍，上海博物馆馆藏的噩国青铜器仅3件，此次展览的60件文物大部分为外借——其中36件来自河南的郑州博物馆和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而2007年出土的27件噩国青铜器中，有19件从随州市博物馆借来上海。此外，禹鼎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还有一件则来自私人藏家。
“这是国内首次通过文物较为全面系统地展示噩国历史。”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表示，期望通过还原历史，给观众带来一次难忘的历史体验与艺术享受，走近几度浮沉的神秘古国，从而认识、热爱我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明。
#遇见艺术##这就是中国风##艺术公开课#
湖北随州安居镇上一处小山丘上，发掘到一座古墓。当考古人员清理出一尊青铜器时，惊讶地发现器皿上的浮雕图案既像兽面又像人脸，隐隐透出一丝微笑。器上的铭文中，竟赫然记有“噩侯”二字……
这是2007年湖北随州羊子山4号墓的发掘现场，此次共出土了27件青铜器，也让在史书上隐去踪迹的神秘古国“噩国”重新进入现代人的视野。2012年河南南阳市新店乡夏饷铺发现的噩侯家族墓地，再次将原以为西周晚期已经灭亡的噩国历史，再延续至春秋早期——这个被史书隐去的神秘古国，逐渐显露出自己的轮廓。
位于上海博物馆四楼一隅的第三临时展厅，是整个上博最小的一个展厅。如今，60件噩国时期的青铜器在此聚集，在蜿蜒回环中静静诉说这个神秘王国的历史，考古学者们也正是从这一件件青铜器上，逐步考证推断出从未被史书记载的噩国历史。
据悉，这场“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展”将持续至2022年1月16日，是全国首次较完整展示噩国历史的青铜文物展。
青铜器上为何浮现“神秘的微笑”？
走进展览现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噩侯方罍。与当年发掘出这件文物的考古人员一样，不少观众目光接触这件青铜器的一刻，总感觉到上面雕刻的纹路似乎在“神秘的微笑”。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副研究馆员韦心滢“揭秘”了这种感觉的来源——青铜器上的纹路，虽然与青铜器上常见的兽面纹构图相似，且有“兽面纹”特征，如耳朵如虎耳，口中长獠牙，头上还有兽角；但整体看则更近似于一张人的脸——眼睑结构近似于人眼，眼皮、眼眶、眼球及瞳孔层次分明；弯弯的眉毛由竖线组成，鼻部隆起，鼻翼圆且宽大，和人的鼻子几乎一致。特别是这样的面庞眉眼弯弯，隐隐含着笑意，看上去并不像兽面纹那样“凶神恶煞”，反而有种“慈眉善目”之感。“这样的纹饰是噩国所独有，因为这样的纹路既有兽面纹特征，又有人面的写实，所以学者们称之为‘神面纹’。”
“神面纹”是噩国青铜器独一无二的特征。与噩侯方罍相对应的兽面纹尊，除了独特的“神面纹”，细看器皿一侧，既显露出青铜本身的金色，又覆盖着泛蓝的锈色，一些区域甚至呈现出独特的紫色。据介绍，这样独特的锈色也是噩国青铜器的特征之一，因制作工艺、掩埋地区水土等因素而形成。
“文物之美，在于艺术价值、科学价值与历史价值的统一。”与噩侯方罍比邻的兽面纹卣一组两件，在“神面纹”基础上，多了华美奇诡的装饰，铸造工艺十分复杂，是噩国青铜器代表之一。目前已有研究者运用先进的扫描技术，探究和还原当年的铸造技艺。
从一句话到一个湮灭的王国
噩侯方罍内的铭文共有七字，正是其中“噩侯”二字，明确了它的主人——此次展览的多件噩国青铜器，前方都有器上铭文的拓本，其中不少是直接从器具上拓印下来的。
噩侯是谁？噩国真的存在过吗？在很长一段时间，关于噩国的记载，只有《史记殷本纪》中的一句话——“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
能与西伯侯姬昌并称“三公”，当时的鄂侯势力应该不小。根据考证，“鄂”即噩，应在湖北境内——“鄂”至今仍是湖北的简称。按照这只言片语的信息，噩国应该与周国一样，同为商王国的附属。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湖北随州安居镇当地居民在羊子山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时，出土过少量青铜器，但并不能佐证噩国的存在。直到2007年，湖北随州安居羊子山发现有一座西周早期墓葬，出土了27件青铜器，其中9件都铸有“噩侯”铭文，应为一代噩侯的墓葬。除噩侯之外，铭文中还有噩叔、噩季与噩侯弟等——一个古老的方国部族，渐渐勾勒出清晰的轮廓。
一个原本强大的国家，为何在传世文献中仅昙花一现，未留下任何可供追索的蛛丝马迹？这次展览上的两件青铜器或许可以一窥缘由。离开展厅第一部分“噩侯家族”，进入展览的第二部分“噩国与周王室的关系”，首先引入眼帘的是一尊青铜噩侯驭方鼎——“驭方”是目前唯一所知的某一代噩侯的名字，他也成为噩国命运的转折点。
“根据目前考证，西周早期噩、曾两国为西周王朝扼守南境、控制金路往来的重要诸侯国，西周晚期噩国还曾与周王室联姻。”韦心滢介绍，这尊噩侯驭方鼎见证了噩国与西周的“岁月静好”。鼎的内壁有铭文 86 字，记录了周王南征后，返程中当时的噩侯驭方设宴招待周王，饮宴之后两人还一起射箭，驭方屡中红心，周王亲赐了许多礼物，驭方为纪念此事专程铸造此鼎。
噩侯驭方鼎对角处矗立着1940年在今陕西省扶风县任家村出土的禹鼎，鼎腹内壁的20行208字铭文，则记叙了周王与噩侯驭方关系的下半场：周厉王晚期，驭方率东夷、南淮夷反叛，周王两次伐噩，最后擒杀驭方、扑灭噩国，甚至“勿遗寿幼”。
噩国因叛周被讨伐后，从此几乎绝迹于正史记载。但后世出现的一些地名却仍带有噩国的痕迹，如战国时期楚国以“鄂”为地名用作封君，汉代在河南南阳设西鄂县等。
多地联手溯源中国历史
噩国是否就此终结？后续的考古发现再次改变了人们的看法。
走进展览第三部分“噩国再现”，展出的是2012年河南南阳市新店乡夏饷铺发现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噩侯家族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不少器具上仍铸有“噩侯”“噩姜”“噩伯”等铭文。
据介绍，考古学家在这一地区发掘清理出80余座墓葬，其中包括四代噩侯的夫妇。夏饷铺噩侯墓地的考古发现，改写了噩国灭亡于驭方叛变之战的看法。
展厅里，一尊曲线圆滑的噩侯壶，铭文中提到这一器具是当时这位噩侯给女儿孟姬的陪嫁品。按照古代姓名的规则，说明此时的噩侯应该姓“姬”——与周王同姓。然而根据藏于台北故宫的另一件噩国青铜器上的铭文记载，驭方之前与周王联姻的噩侯族人姓“姞”。“究竟两个姓其实是同一族人，还是驭方覆灭之后周王重新分封自己的族人为噩国诸侯，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
依靠不同地区出土的文物，逐渐拼贴出一个史书上不曾记载的王国，噩国的重现离不开各地文物工作者的携手合作。据介绍，上海博物馆馆藏的噩国青铜器仅3件，此次展览的60件文物大部分为外借——其中36件来自河南的郑州博物馆和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而2007年出土的27件噩国青铜器中，有19件从随州市博物馆借来上海。此外，禹鼎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还有一件则来自私人藏家。
“这是国内首次通过文物较为全面系统地展示噩国历史。”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表示，期望通过还原历史，给观众带来一次难忘的历史体验与艺术享受，走近几度浮沉的神秘古国，从而认识、热爱我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明。
#遇见艺术##这就是中国风##艺术公开课#
【诗画德兴】话说德兴银山银矿遗址的价值#德兴# 话说德兴银山银矿遗址的价值
银山银矿遗址，位于德兴市银城街道天门山居委会南山坞至马脑坞一带。遗址总面积约2.14平方公里。采矿区有矿洞、巷道194处，另有大型露采坑、槽坑和大量废石堆积，地下开采深度达侵蚀基准面100米以下。国内外矿冶考古专家认为，银山采矿盛期为唐宋，它是目前中国开采时间最早、矿山规模最大、采冶技术最为先进的一处大型银矿遗址。采矿区保护范围：东至银城与苗圃山脊分水岭，南至南山坞正湾南面山脊，西至银山矿区北面山脚，北至马脑坞山脚。建设控制地带：遗址保护范围周围外延50米。2008年12月银山银矿遗址载入国家文物局编纂的文物普查专辑《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2013年5月3日，国务院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银山银矿遗址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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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山银矿遗址点多面广，矿井形式丰富。有横井、竖井、斜井、盲井等，采矿区与冶炼区齐全，矿渣堆积丰富。保存的矿冶遗迹宏伟壮观，地形地貌原始古朴。银山银矿遗址对研究我国银矿的开采与冶炼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
01
历史价值
银山古银矿是唐宋时期的一座大型银矿山，是唐宋时期中国白银生产的重要基地。银山古银矿在此期间的白银产量史书记载颇多。《文献通考》卷十八记载：“贞观初，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太平寰宇记》卷一○七记载：“总章二年（609），邑人邓远上列取银之利。上元二年（675）因置场监，令百姓任便采取，官司什二税之，其场即以邓公为名。”夏湘蓉、李仲钧、王根元编写的《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一书中评述：“岁产量就有十余万两之多。银山银矿的税率，有百分之七和百分之二十两种不同的记载。如按百分之七计算，元和初岁产银应为十七万两。又如包括德兴银山的十余万两在内，那么，饶州银山的年产量约占当时全国银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九。”《太平广记》卷104《银山老人条》引《报应记》云：“采户逾万，并是草屋，延和中（712年）火发，万室皆尽。”据路甬祥主编的《中国古代金属矿和煤矿开采工程技术史》考证，《太平广记》中的“银山老人”乃饶州银山老人，即德兴一带。这里是唐代银产量最大的银矿区，民间的开采者竟达万户以上，足见当时民间采矿的兴盛和开采大势。《唐六典》卷20记：右藏署，“掌握邦国宝货之事”。列举唐产银地“饶、道、宜、永、安南、邕等州”，以饶州为首，则饶州首推银山。北宋至道三年（997），邓公场课银14.5万两。天禧五年（1021），以银山为主要产地的德兴县产银达88.3万两，为全国之首。北宋初期至天禧五年，银场有三监、三务、五十一场，饶州德兴邓公场位列诸矿之冠。正因为德兴采银业如此兴旺，到太平兴国元年特在德兴设市银院。综上所述，从唐代中期至北宋早期银山银矿一直是中国第一大银矿，引领风骚长达三百余年。
02
科学价值
唐宋时期的德兴银山银矿遗存表明，这是一座大型矿山，其规模和采矿冶炼技术均代表当时国内先进水平，在中国矿冶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银山银矿具有当时的先进采冶水平，矿山开拓规模大，地下开拓系统乃至矿山整体布局科学合理。所谓开拓范围大，包括矿山规模大、露采规模大、地下井深大三个方面。
矿山规模大：《太平广记》载：“饶州银山，采户逾万”，矿山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元和郡县图志》言，银山每岁出银十余万两，收税山银千两。据历史数据统计，银山矿产出的白银相当元和时全国银产量的59%，宣宗时总额的28%。由此可见，银山矿作为唐王朝第一大银矿，其经济和政治地位举足轻重。
露采规模大：民国27年，江西省地质调查所地质学者夏湘蓉、刘辉泗来德兴调查地质和矿产资源，并依据调查所得编撰《德兴县矿产志》（载《江西地质调查所地质汇刊第3号》）。该志载述：“银山山高约130-150公尺，峰岗错出。其间古时之废井，虽历千年仍有遗迹可考，而废石沿山坡堆积，延长约二里，高达百公尺，犹可藉以推想昔日工程之伟大。银井位于县城东约半里，井旁为古时冶银处（昔称邓公场），炼渣堆积如山，遥望之一片黑色，面积约计达一方里以上。”银山采掘之历史，亘四百余年，产量之丰，可以想见。矿产志介绍了古银山银矿的露天开采情况：“银山在西南里许山坝上，有一狭长深沟，沿山坡直上，走向约为东西，因无路可通，未至近前观察，但其为古人沿矿脉露头作露天开掘之遗迹。”夏、刘两位地质学者认为，“银山之银矿，就矿山遗迹及历史记载考之，其藏量丰富，殊无足疑，第因采掘历史悠久，地面易采部分，殊已告罄。”卢本珊在《中国古代金属矿和煤矿开采工程技术史》一书中述及上世纪70年代所见银山古银矿遗存：“江西德兴银山高约130-150米，矿床为低温热液，矿体多呈扁豆体，薄者2米，厚达20米，充填于千枚岩中并交代变质古火山岩，规模大，含银量特富，矿体上部出露地表，因而被古人充分进行露天开采。露采位于银山西南山坡上，沿矿脉由低向高向山坡直上，开凿一狭长的凹陷露天采场，走向为东西。”近年，市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对银山古银矿遗存进行考察调查。考察调查所见，遗存在南山坞的1、2号塌陷区，其上部应是古代二大露采坑，其底部则是古代地下采场，由于地下被采空，故形成大塌陷坑。全封闭的露采坑大多呈椭圆形，长径约500米、短径约300米，这种露采坑矿体处于山脊中部。还有一种是矿体处于山坡，往往形成单壁壑沟式山坡露天矿。在仙人架板、十八脚均有这种垫堑沟式露采探槽，长120-100米，宽9-12米，深5-13米。
地下井深大：银山古银矿的地下开采距地表深达30-40米，采用竖井和平巷、斜巷联合开拓。井巷采场位于矿体内部，采掘方向沿矿体走向。当井巷开拓到纵深处时，往往形成地下主采场，高度一般都有3-8米，采场面积有的达50平方米以上。井巷和采场设计施工都在矿体内。采空区的布局方法采用宝塔形，即几个叠压的采空区，上面比下面大，在平面投影上，由西北往东南方向错位布置，避免完全重叠，形成下层采场的围岩成为上层采场的矿柱，其布局反映了唐宋工匠对于地下管理的认识处于一个很高水平。这样设计，有利于地下开拓规模进一步扩大，使地下回采工艺达到了新的水平。竖井有大中小型之别，大井筒直径达3米，深度达30-40米不等，井底两对壁有巷道延伸至地下深部采矿。
科学布局的地下开拓系统是古银山矿先进技术水平的体现。古银山矿的地下开拓方法灵活多样，适应了矿体地质构造，符合安全开采的要求。地下开拓系统主要是平巷、斜巷沿矿体走向开拓，常常在巷道的尽头开拓采场。为追踪富矿，往往根据矿脉走向，采用树枝状不规则矿洞挖取富矿，扩大采掘面。还有一种方法是当平巷或斜巷向前掘进一段后，开掘大的地下采场，采取留柱空场法，即房柱法采矿，以此最大限度地开采富矿带，并保证采空区的稳定性。
银山矿的布局及其设计思想在当时是先进的。矿山的平面布置结合了地形、地质条件和生产工艺要求，做到有利生产。古代矿山工业场地包括井架、井口棚、筛分场、选矿场、贮矿场、废石场以及工具制造场。当时矿工使用的瓷陶器有罐、壶、碗、灯等，主要是饮食器，大多在矿洞前废石堆内发现。同时还发现兽骨，竹火签头、木炭等，说明当时矿工大多数时间在作业区野外露餐。另外，从采集到的唐代青瓷器残件和宋代青白瓷残件的分布点判断，似乎可以看到唐宋时期矿区分布规律：唐代采区主要在银城洎水河沿的低山处，即南山坞一带；宋代矿区主要分布在路途更远的山腰中段以上。露采坑，唐代选择围岩含砂石土的封闭式椭圆形大坑。宋代则改为剥离比更少，含富矿的全裸露坚硬岩石矿，多采用长达百余米的探槽法。
银井
古代冶银场集中于矿山西北角的铁石山，冶炼场一带分布有水井群。宋太平兴国元年（976）设立的市银院即官府收购银矿石或银锭，核收银山税的专门机构也设于此。从《德兴县志》有关银城的古代城廓图看，旧时的官署机构，以及书院、寺庙、塔等城市地标性的建筑都在铁石山冶炼场一带。虽是明清建筑，但仍是历史传承地。后人为纪念邓公场创办者邓远而兴建的邓公祠在铁石山，北宋江南名楼聚远楼旧址亦在这一带。银山古银矿的开发，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德兴县城以银城为名就是最好的诠释。
03
社会价值
银山古银矿遗存是中国迄今所见保存矿山历史风貌和矿业遗迹最为丰富、规模最大、年代最为久远的银矿业遗存。银山古银矿规模不仅在国内首屈一指，在世界现存的银矿山中也是少见的。
在此，我们不妨将古银山矿及其遗存与欧州、亚州的著名古银矿及其遗存作一比较，看看银山古银矿及其遗存在世界银采冶业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银山矿的始采年代约公元616年，时值盛唐时代。以采矿、冶炼为主，采用民采官收，官方监管制度。矿冶技术为露采和地下开采相结合，灰吹法炼银。生产环境与城镇关联，人文传说丰富，传说有神鹿。银山古银矿为唐代至北宋前期中国最大的银矿。值得一提的是，银山银矿至今还在正常生产。银山银采冶遗址是当今国内历史风貌和采冶遗迹最为丰富完整，规模最大、年代最为久远的古银采业遗存。德国的格拉斯拉尔银矿，始采于德意志王公时代（约公元968年），为御用矿山。今银矿周边存有古城和古今采银遗迹，环境与古城关联，传说有神马。格拉斯拉尔银矿遗址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亚州的日本石见银矿，始采于江户时代（约公元1564年），遗存有古城和开采冶炼遗迹。使用灰吹法炼银，矿山属海岛矿山。石见银矿遗址近年亦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国内其它古银矿遗址，大多为明代遗存，少数为宋代遗存，规模和历史风貌的丰富和完整等方面均不及银山古银矿遗址。综上所述，银山古银矿是目前国内，乃至世界上已知的开采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银矿之一；银山古银矿遗址是国内外罕见的古银采业遗存，是人类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
银山银矿遗址，位于德兴市银城街道天门山居委会南山坞至马脑坞一带。遗址总面积约2.14平方公里。采矿区有矿洞、巷道194处，另有大型露采坑、槽坑和大量废石堆积，地下开采深度达侵蚀基准面100米以下。国内外矿冶考古专家认为，银山采矿盛期为唐宋，它是目前中国开采时间最早、矿山规模最大、采冶技术最为先进的一处大型银矿遗址。采矿区保护范围：东至银城与苗圃山脊分水岭，南至南山坞正湾南面山脊，西至银山矿区北面山脚，北至马脑坞山脚。建设控制地带：遗址保护范围周围外延50米。2008年12月银山银矿遗址载入国家文物局编纂的文物普查专辑《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2013年5月3日，国务院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银山银矿遗址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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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山银矿遗址点多面广，矿井形式丰富。有横井、竖井、斜井、盲井等，采矿区与冶炼区齐全，矿渣堆积丰富。保存的矿冶遗迹宏伟壮观，地形地貌原始古朴。银山银矿遗址对研究我国银矿的开采与冶炼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
01
历史价值
银山古银矿是唐宋时期的一座大型银矿山，是唐宋时期中国白银生产的重要基地。银山古银矿在此期间的白银产量史书记载颇多。《文献通考》卷十八记载：“贞观初，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太平寰宇记》卷一○七记载：“总章二年（609），邑人邓远上列取银之利。上元二年（675）因置场监，令百姓任便采取，官司什二税之，其场即以邓公为名。”夏湘蓉、李仲钧、王根元编写的《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一书中评述：“岁产量就有十余万两之多。银山银矿的税率，有百分之七和百分之二十两种不同的记载。如按百分之七计算，元和初岁产银应为十七万两。又如包括德兴银山的十余万两在内，那么，饶州银山的年产量约占当时全国银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九。”《太平广记》卷104《银山老人条》引《报应记》云：“采户逾万，并是草屋，延和中（712年）火发，万室皆尽。”据路甬祥主编的《中国古代金属矿和煤矿开采工程技术史》考证，《太平广记》中的“银山老人”乃饶州银山老人，即德兴一带。这里是唐代银产量最大的银矿区，民间的开采者竟达万户以上，足见当时民间采矿的兴盛和开采大势。《唐六典》卷20记：右藏署，“掌握邦国宝货之事”。列举唐产银地“饶、道、宜、永、安南、邕等州”，以饶州为首，则饶州首推银山。北宋至道三年（997），邓公场课银14.5万两。天禧五年（1021），以银山为主要产地的德兴县产银达88.3万两，为全国之首。北宋初期至天禧五年，银场有三监、三务、五十一场，饶州德兴邓公场位列诸矿之冠。正因为德兴采银业如此兴旺，到太平兴国元年特在德兴设市银院。综上所述，从唐代中期至北宋早期银山银矿一直是中国第一大银矿，引领风骚长达三百余年。
02
科学价值
唐宋时期的德兴银山银矿遗存表明，这是一座大型矿山，其规模和采矿冶炼技术均代表当时国内先进水平，在中国矿冶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银山银矿具有当时的先进采冶水平，矿山开拓规模大，地下开拓系统乃至矿山整体布局科学合理。所谓开拓范围大，包括矿山规模大、露采规模大、地下井深大三个方面。
矿山规模大：《太平广记》载：“饶州银山，采户逾万”，矿山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元和郡县图志》言，银山每岁出银十余万两，收税山银千两。据历史数据统计，银山矿产出的白银相当元和时全国银产量的59%，宣宗时总额的28%。由此可见，银山矿作为唐王朝第一大银矿，其经济和政治地位举足轻重。
露采规模大：民国27年，江西省地质调查所地质学者夏湘蓉、刘辉泗来德兴调查地质和矿产资源，并依据调查所得编撰《德兴县矿产志》（载《江西地质调查所地质汇刊第3号》）。该志载述：“银山山高约130-150公尺，峰岗错出。其间古时之废井，虽历千年仍有遗迹可考，而废石沿山坡堆积，延长约二里，高达百公尺，犹可藉以推想昔日工程之伟大。银井位于县城东约半里，井旁为古时冶银处（昔称邓公场），炼渣堆积如山，遥望之一片黑色，面积约计达一方里以上。”银山采掘之历史，亘四百余年，产量之丰，可以想见。矿产志介绍了古银山银矿的露天开采情况：“银山在西南里许山坝上，有一狭长深沟，沿山坡直上，走向约为东西，因无路可通，未至近前观察，但其为古人沿矿脉露头作露天开掘之遗迹。”夏、刘两位地质学者认为，“银山之银矿，就矿山遗迹及历史记载考之，其藏量丰富，殊无足疑，第因采掘历史悠久，地面易采部分，殊已告罄。”卢本珊在《中国古代金属矿和煤矿开采工程技术史》一书中述及上世纪70年代所见银山古银矿遗存：“江西德兴银山高约130-150米，矿床为低温热液，矿体多呈扁豆体，薄者2米，厚达20米，充填于千枚岩中并交代变质古火山岩，规模大，含银量特富，矿体上部出露地表，因而被古人充分进行露天开采。露采位于银山西南山坡上，沿矿脉由低向高向山坡直上，开凿一狭长的凹陷露天采场，走向为东西。”近年，市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对银山古银矿遗存进行考察调查。考察调查所见，遗存在南山坞的1、2号塌陷区，其上部应是古代二大露采坑，其底部则是古代地下采场，由于地下被采空，故形成大塌陷坑。全封闭的露采坑大多呈椭圆形，长径约500米、短径约300米，这种露采坑矿体处于山脊中部。还有一种是矿体处于山坡，往往形成单壁壑沟式山坡露天矿。在仙人架板、十八脚均有这种垫堑沟式露采探槽，长120-100米，宽9-12米，深5-13米。
地下井深大：银山古银矿的地下开采距地表深达30-40米，采用竖井和平巷、斜巷联合开拓。井巷采场位于矿体内部，采掘方向沿矿体走向。当井巷开拓到纵深处时，往往形成地下主采场，高度一般都有3-8米，采场面积有的达50平方米以上。井巷和采场设计施工都在矿体内。采空区的布局方法采用宝塔形，即几个叠压的采空区，上面比下面大，在平面投影上，由西北往东南方向错位布置，避免完全重叠，形成下层采场的围岩成为上层采场的矿柱，其布局反映了唐宋工匠对于地下管理的认识处于一个很高水平。这样设计，有利于地下开拓规模进一步扩大，使地下回采工艺达到了新的水平。竖井有大中小型之别，大井筒直径达3米，深度达30-40米不等，井底两对壁有巷道延伸至地下深部采矿。
科学布局的地下开拓系统是古银山矿先进技术水平的体现。古银山矿的地下开拓方法灵活多样，适应了矿体地质构造，符合安全开采的要求。地下开拓系统主要是平巷、斜巷沿矿体走向开拓，常常在巷道的尽头开拓采场。为追踪富矿，往往根据矿脉走向，采用树枝状不规则矿洞挖取富矿，扩大采掘面。还有一种方法是当平巷或斜巷向前掘进一段后，开掘大的地下采场，采取留柱空场法，即房柱法采矿，以此最大限度地开采富矿带，并保证采空区的稳定性。
银山矿的布局及其设计思想在当时是先进的。矿山的平面布置结合了地形、地质条件和生产工艺要求，做到有利生产。古代矿山工业场地包括井架、井口棚、筛分场、选矿场、贮矿场、废石场以及工具制造场。当时矿工使用的瓷陶器有罐、壶、碗、灯等，主要是饮食器，大多在矿洞前废石堆内发现。同时还发现兽骨，竹火签头、木炭等，说明当时矿工大多数时间在作业区野外露餐。另外，从采集到的唐代青瓷器残件和宋代青白瓷残件的分布点判断，似乎可以看到唐宋时期矿区分布规律：唐代采区主要在银城洎水河沿的低山处，即南山坞一带；宋代矿区主要分布在路途更远的山腰中段以上。露采坑，唐代选择围岩含砂石土的封闭式椭圆形大坑。宋代则改为剥离比更少，含富矿的全裸露坚硬岩石矿，多采用长达百余米的探槽法。
银井
古代冶银场集中于矿山西北角的铁石山，冶炼场一带分布有水井群。宋太平兴国元年（976）设立的市银院即官府收购银矿石或银锭，核收银山税的专门机构也设于此。从《德兴县志》有关银城的古代城廓图看，旧时的官署机构，以及书院、寺庙、塔等城市地标性的建筑都在铁石山冶炼场一带。虽是明清建筑，但仍是历史传承地。后人为纪念邓公场创办者邓远而兴建的邓公祠在铁石山，北宋江南名楼聚远楼旧址亦在这一带。银山古银矿的开发，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德兴县城以银城为名就是最好的诠释。
03
社会价值
银山古银矿遗存是中国迄今所见保存矿山历史风貌和矿业遗迹最为丰富、规模最大、年代最为久远的银矿业遗存。银山古银矿规模不仅在国内首屈一指，在世界现存的银矿山中也是少见的。
在此，我们不妨将古银山矿及其遗存与欧州、亚州的著名古银矿及其遗存作一比较，看看银山古银矿及其遗存在世界银采冶业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银山矿的始采年代约公元616年，时值盛唐时代。以采矿、冶炼为主，采用民采官收，官方监管制度。矿冶技术为露采和地下开采相结合，灰吹法炼银。生产环境与城镇关联，人文传说丰富，传说有神鹿。银山古银矿为唐代至北宋前期中国最大的银矿。值得一提的是，银山银矿至今还在正常生产。银山银采冶遗址是当今国内历史风貌和采冶遗迹最为丰富完整，规模最大、年代最为久远的古银采业遗存。德国的格拉斯拉尔银矿，始采于德意志王公时代（约公元968年），为御用矿山。今银矿周边存有古城和古今采银遗迹，环境与古城关联，传说有神马。格拉斯拉尔银矿遗址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亚州的日本石见银矿，始采于江户时代（约公元1564年），遗存有古城和开采冶炼遗迹。使用灰吹法炼银，矿山属海岛矿山。石见银矿遗址近年亦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国内其它古银矿遗址，大多为明代遗存，少数为宋代遗存，规模和历史风貌的丰富和完整等方面均不及银山古银矿遗址。综上所述，银山古银矿是目前国内，乃至世界上已知的开采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银矿之一；银山古银矿遗址是国内外罕见的古银采业遗存，是人类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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