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水利史
太湖流域北到长江，南到钱塘江，东至海，西至石臼、固城等湖。隋唐以前多开发湖西塘堰灌溉及湖北边的水运。唐中期以后湖东多水地区的塘浦及围田迅速发展，形成河网化地区；但向江海排水的问题更为突出，成为宋元以后近千年的治水重点。同时海塘、江塘工程也迅速开展（见中国海塘史）。太湖流域的水利发展可分四个时期。
早期开发。先秦及秦汉时期（221年以前）。这一时期各类水利事业文字记载虽少，但水利事业已开始发展，并显示出多雨多水地区的特点。
航运。相传商末吴泰伯曾开泰伯渎。春秋后期修胥溪、胥浦、蠡渎等。吴王夫差时水运已可自钱塘江通长江，太湖向西通长江可能有中江水道等。秦汉时江南运河已初步形成。
塘堰。最早的塘堰是东汉熹平二年(173)余杭县(旧治在今杭州西)县令陈浑于县南修上下二湖，名南湖，蓄苕溪水灌田千顷。唐代重修，后代经常维修，近代逐渐淤废。
第一次大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9)。这时太湖水利发展迅速，重点仍是航运及灌溉。
水道渠化。三国吴开破冈渎，始有堰埭记载。东晋南北朝时，大量修建，渠化河道，堰埭过船常用畜力拖拉。当时河道上公私堰埭都大量修筑，过船收费，形成一种苛捐杂税，梁代曾明令毁废不少。
塘堰灌溉。本时期的塘堰灌溉大量发展。三国吴曾在海昌（今海宁）开发水利屯田。相传赤乌二年(239)还修过句容西南的赤山湖。永安三年（260）曾开丹阳湖田，筑浦里塘，因工程量大未成功。西晋开练湖灌溉。东晋中原人口大量南迁，江南农业和水利加速开发。大兴四年(321)筑新丰塘（在今镇江东南35里）灌田800顷。相传东晋时还修过湖州荻塘，灌田1000顷。刘宋时建湖州吴兴塘，溉田2000顷。长兴西南15里的西湖亦开于南朝时，灌田3000顷。南齐建元三年(481)萧子良曾提出南京以南各县旧塘堰很多，整修后可垦荒熟田8554顷。
排水。刘宋时出现太湖排涝工程。元嘉二十二年(445)吴兴人姚峤因吴兴常闹水灾，经过20年的调查研究，提出由苎溪向东南开渠排水入杭州湾的方案，工程未成功。到梁中大通二年(530)又大致根据原建议施工，收到一定效果。
河网化及围田发展期隋唐至南宋时期(589～1279)。河网围田是太湖最见特色的水利。塘浦河网包围的田块，即形成围田，后又称圩田（见圩垸）。塘浦入江或入海口门常建闸控制。太湖东部多水区及西部丹阳、石臼等湖区河网围田规模最大。
河网的构筑。太湖区的河网由纵浦横塘水道构成。先秦的固城圩，孙吴的浦里塘是否河网形成的圩田或最早的塘浦，只能从名字上猜测，唐中叶才有河网修建及围田的确切记载。广德元年（763）开浙西（太湖流域）屯田水利三处。其中嘉兴一处最大，当时开挖沟渠，修筑塘岸。自太湖至海边曲折一千多里构成能灌、能排、能通船的河网系统，形成纵有浦，横有塘，岸上有路，水内有船，故交通十分便利。
骨干塘浦的开浚。太湖流域排水入海，古有三江之说，但解释不一。有一种说法认为是中有松江(吴淞江)，东南有东江，东北有娄江，最重要的是吴淞江。这些天然水道是塘浦的骨干。人工所开大渠如隋代之江南运河也是骨干，而且纵贯南北，对治理太湖有重要影响。唐中叶以后陆续开了几条塘浦。如元和中（806～820）开：元和塘自苏州至常熟长90里;常州西北的孟渎长41里，引江水南通运河，可以通航并溉田4000顷，后为通江运道之一；无锡的泰伯渎长80里。还有长庆中(821～824)开海盐县古泾约三百条。太和七年(833)开汉塘等。
北宋治水规划。五代吴越政权在苏州设捞浅军七八千人，导河筑堤，经常维修。北宋初曾一度放松，后亦常有兴修，熙宁时(1068～1077)大兴水利。昆山人郏亶提出苏州的水土治理规划，指出太湖下游旧有塘浦遗迹，每五、七里有一纵浦，七里、十里有一横塘，中间形成圩田。他列出塘浦旧迹260多条，其中水田区共四项130多条，旱田区三项130多条。主张先治田：旱田高，要开深浦引江海水入浦，提水溉田，并设斗门控制；水田低，要筑高大圩岸。后治塘浦：水田要高堤岸，宽塘浦，拥高水位，逼水流归江海；旱田因入江海的水位高也有利于提水。他曾主持实施，由于反对的人颇多，中途停工。
元祐四年（1089）宜兴人单锷提出治理水灾的意见，主张上游阻截西面永阳江（青弋江支流）流域东流入太湖的水，即在胥溪恢复旧有五堰；中游开宜兴、常州等地的沟渎，分水北流入江；下游开吴江堤岸（唐元和时所修吴江塘路），改为千座桥梁，疏引塘浦泄水入海。徽宗时郏侨、赵霖等主张开浚塘浦，筑圩裹田，河口建闸控制等三项，是北宋多数人的意见。赵霖等实际兴工的为开塘浦及大修苏州、湖州、秀州（今嘉兴地区）水田圩岸，围湖为田等。
宋以后大量围田。南宋至元继续围湖造田，南宋淳熙十年(1183)已有围田1489处，元延祐四年(1317)苏州路就有9929处。围田一般无全面规划，盲目围垦太多，形成旱时缺蓄水引灌，涝时无排水出路。政府屡次下令禁止新围，但围田仍不断增加，于是有废田还湖及垦湖为田的争议。
以排水为主的治理期元代至民国时期(1279～1949)，太湖地区多雨，农业发达，涝灾较多。自元代至明清疏浚排水工程最为重要，总计大小工程不下三四千次。
疏浚排水。疏浚吴淞江干支次数最多，元代疏浚不下百次，以任仁发在大德、泰定时两次浚吴淞江干支水道规模最大。
明代疏浚工程规模最大的为永乐元年(1403)夏原吉治水，始开黄浦江为主要排水道，代替了吴淞江，并引吴淞江水通浏河。其次有：正统(1436～1449)中、天顺四年(1460)、弘治七年(1494)、正德十六年(1521)、嘉靖二十三年（1544）、隆庆三年(1569)、万历五至八年(1577～1580)等各次修浚。此外小规模的疏导不下千余次。泄水主要走黄浦、白茆、浏河等干支水道，但疏浚吴淞江水道次数仍最多。
清代大小疏浚不下两千多次，吴淞江已不如前代重要。黄浦江比较通畅，吴淞江和白茆、浏河、七鸦浦等水道虽经常修浚，但日益浅狭。较大工程有：康熙中有4次；雍正五至九年(1727～1731)普遍修太湖水利;乾隆中次数最多，以二十八年(1763)工程最大；嘉庆中两次；道光中陶澍、林则徐、陈銮等大修江浙水利。自道光四年（1824）起，连年施工；同治以后至民国也屡次修浚。
治水总结。清人总结宋元以来治理太湖流域办法不外五项：①控制上源及中游，如高淳修五堰、东坝等防堵西水;杭州修长河堰等防南水;苏州修望亭堰等防北水并分引入江。②下游分疏入江通海，如东开吴淞江、黄浦、浏河；北开白茆、七鸦浦等。③修纵浦横塘构成河网，调蓄水流。④修围岸，筑成圩田并设置斗门控制排灌。⑤塘浦通江、通海口门建闸，引拦潮水并防止泥沙，便于排泄。
在太湖流域于清末以后出现较早的新技术有机械疏浚，民国时的机电排灌在全国是最早的。
太湖流域北到长江，南到钱塘江，东至海，西至石臼、固城等湖。隋唐以前多开发湖西塘堰灌溉及湖北边的水运。唐中期以后湖东多水地区的塘浦及围田迅速发展，形成河网化地区；但向江海排水的问题更为突出，成为宋元以后近千年的治水重点。同时海塘、江塘工程也迅速开展（见中国海塘史）。太湖流域的水利发展可分四个时期。
早期开发。先秦及秦汉时期（221年以前）。这一时期各类水利事业文字记载虽少，但水利事业已开始发展，并显示出多雨多水地区的特点。
航运。相传商末吴泰伯曾开泰伯渎。春秋后期修胥溪、胥浦、蠡渎等。吴王夫差时水运已可自钱塘江通长江，太湖向西通长江可能有中江水道等。秦汉时江南运河已初步形成。
塘堰。最早的塘堰是东汉熹平二年(173)余杭县(旧治在今杭州西)县令陈浑于县南修上下二湖，名南湖，蓄苕溪水灌田千顷。唐代重修，后代经常维修，近代逐渐淤废。
第一次大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9)。这时太湖水利发展迅速，重点仍是航运及灌溉。
水道渠化。三国吴开破冈渎，始有堰埭记载。东晋南北朝时，大量修建，渠化河道，堰埭过船常用畜力拖拉。当时河道上公私堰埭都大量修筑，过船收费，形成一种苛捐杂税，梁代曾明令毁废不少。
塘堰灌溉。本时期的塘堰灌溉大量发展。三国吴曾在海昌（今海宁）开发水利屯田。相传赤乌二年(239)还修过句容西南的赤山湖。永安三年（260）曾开丹阳湖田，筑浦里塘，因工程量大未成功。西晋开练湖灌溉。东晋中原人口大量南迁，江南农业和水利加速开发。大兴四年(321)筑新丰塘（在今镇江东南35里）灌田800顷。相传东晋时还修过湖州荻塘，灌田1000顷。刘宋时建湖州吴兴塘，溉田2000顷。长兴西南15里的西湖亦开于南朝时，灌田3000顷。南齐建元三年(481)萧子良曾提出南京以南各县旧塘堰很多，整修后可垦荒熟田8554顷。
排水。刘宋时出现太湖排涝工程。元嘉二十二年(445)吴兴人姚峤因吴兴常闹水灾，经过20年的调查研究，提出由苎溪向东南开渠排水入杭州湾的方案，工程未成功。到梁中大通二年(530)又大致根据原建议施工，收到一定效果。
河网化及围田发展期隋唐至南宋时期(589～1279)。河网围田是太湖最见特色的水利。塘浦河网包围的田块，即形成围田，后又称圩田（见圩垸）。塘浦入江或入海口门常建闸控制。太湖东部多水区及西部丹阳、石臼等湖区河网围田规模最大。
河网的构筑。太湖区的河网由纵浦横塘水道构成。先秦的固城圩，孙吴的浦里塘是否河网形成的圩田或最早的塘浦，只能从名字上猜测，唐中叶才有河网修建及围田的确切记载。广德元年（763）开浙西（太湖流域）屯田水利三处。其中嘉兴一处最大，当时开挖沟渠，修筑塘岸。自太湖至海边曲折一千多里构成能灌、能排、能通船的河网系统，形成纵有浦，横有塘，岸上有路，水内有船，故交通十分便利。
骨干塘浦的开浚。太湖流域排水入海，古有三江之说，但解释不一。有一种说法认为是中有松江(吴淞江)，东南有东江，东北有娄江，最重要的是吴淞江。这些天然水道是塘浦的骨干。人工所开大渠如隋代之江南运河也是骨干，而且纵贯南北，对治理太湖有重要影响。唐中叶以后陆续开了几条塘浦。如元和中（806～820）开：元和塘自苏州至常熟长90里;常州西北的孟渎长41里，引江水南通运河，可以通航并溉田4000顷，后为通江运道之一；无锡的泰伯渎长80里。还有长庆中(821～824)开海盐县古泾约三百条。太和七年(833)开汉塘等。
北宋治水规划。五代吴越政权在苏州设捞浅军七八千人，导河筑堤，经常维修。北宋初曾一度放松，后亦常有兴修，熙宁时(1068～1077)大兴水利。昆山人郏亶提出苏州的水土治理规划，指出太湖下游旧有塘浦遗迹，每五、七里有一纵浦，七里、十里有一横塘，中间形成圩田。他列出塘浦旧迹260多条，其中水田区共四项130多条，旱田区三项130多条。主张先治田：旱田高，要开深浦引江海水入浦，提水溉田，并设斗门控制；水田低，要筑高大圩岸。后治塘浦：水田要高堤岸，宽塘浦，拥高水位，逼水流归江海；旱田因入江海的水位高也有利于提水。他曾主持实施，由于反对的人颇多，中途停工。
元祐四年（1089）宜兴人单锷提出治理水灾的意见，主张上游阻截西面永阳江（青弋江支流）流域东流入太湖的水，即在胥溪恢复旧有五堰；中游开宜兴、常州等地的沟渎，分水北流入江；下游开吴江堤岸（唐元和时所修吴江塘路），改为千座桥梁，疏引塘浦泄水入海。徽宗时郏侨、赵霖等主张开浚塘浦，筑圩裹田，河口建闸控制等三项，是北宋多数人的意见。赵霖等实际兴工的为开塘浦及大修苏州、湖州、秀州（今嘉兴地区）水田圩岸，围湖为田等。
宋以后大量围田。南宋至元继续围湖造田，南宋淳熙十年(1183)已有围田1489处，元延祐四年(1317)苏州路就有9929处。围田一般无全面规划，盲目围垦太多，形成旱时缺蓄水引灌，涝时无排水出路。政府屡次下令禁止新围，但围田仍不断增加，于是有废田还湖及垦湖为田的争议。
以排水为主的治理期元代至民国时期(1279～1949)，太湖地区多雨，农业发达，涝灾较多。自元代至明清疏浚排水工程最为重要，总计大小工程不下三四千次。
疏浚排水。疏浚吴淞江干支次数最多，元代疏浚不下百次，以任仁发在大德、泰定时两次浚吴淞江干支水道规模最大。
明代疏浚工程规模最大的为永乐元年(1403)夏原吉治水，始开黄浦江为主要排水道，代替了吴淞江，并引吴淞江水通浏河。其次有：正统(1436～1449)中、天顺四年(1460)、弘治七年(1494)、正德十六年(1521)、嘉靖二十三年（1544）、隆庆三年(1569)、万历五至八年(1577～1580)等各次修浚。此外小规模的疏导不下千余次。泄水主要走黄浦、白茆、浏河等干支水道，但疏浚吴淞江水道次数仍最多。
清代大小疏浚不下两千多次，吴淞江已不如前代重要。黄浦江比较通畅，吴淞江和白茆、浏河、七鸦浦等水道虽经常修浚，但日益浅狭。较大工程有：康熙中有4次；雍正五至九年(1727～1731)普遍修太湖水利;乾隆中次数最多，以二十八年(1763)工程最大；嘉庆中两次；道光中陶澍、林则徐、陈銮等大修江浙水利。自道光四年（1824）起，连年施工；同治以后至民国也屡次修浚。
治水总结。清人总结宋元以来治理太湖流域办法不外五项：①控制上源及中游，如高淳修五堰、东坝等防堵西水;杭州修长河堰等防南水;苏州修望亭堰等防北水并分引入江。②下游分疏入江通海，如东开吴淞江、黄浦、浏河；北开白茆、七鸦浦等。③修纵浦横塘构成河网，调蓄水流。④修围岸，筑成圩田并设置斗门控制排灌。⑤塘浦通江、通海口门建闸，引拦潮水并防止泥沙，便于排泄。
在太湖流域于清末以后出现较早的新技术有机械疏浚，民国时的机电排灌在全国是最早的。
【张迁碑】
又名《张迁表颂》， 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是东汉晚期佚名书法家书丹，东汉碑刻家孙兴刻石而成的一件隶书书法作品。此碑于东汉中平三年（186年）刻立，明代初年出土，现收藏于山东泰山岱庙碑廊。
《张迁碑》篆额题“汉故毂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12字，额字独呈扁形，书意在篆隶之间；碑阳正文15行，行42字；碑阴3列，上2列19行，下列3行碑文。此碑是谷城故吏韦萌等为追念张迁之功德而立，铭文着重宣扬张迁及其祖先张仲、张良、张释之和张骞的功绩，并涉及到黄巾起义军的有关情节，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张迁碑》是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作品，书法造诣高。此碑自出土以来，为历代金石、书法家所推崇。在众多的汉代碑刻中，此碑以古朴、厚重、典雅取胜，字里行间流露出率真之意，具有民间朴质之风，格调峻实稳重，堪称神品。它起笔方折宽厚，转角方圆兼备，运笔遒劲而曲折有力，落笔稳健，可谓是汉隶方笔系统的代表作。
「译文」
君讳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人也。君之先出自有周，周宣王中兴，有张仲，以孝友为行，披览《诗·雅》，焕知其祖。高帝龙兴，有张良，善用筹策，在帷幕之内，决胜负千里之外，析珪于留。文景之间，有张释之，建忠弼之谟。帝游上林，问禽狩所有。苑令不对，更问啬夫，啬夫事对。于是进啬夫为令，令退为啬夫。释之议为不可：苑令有公卿之才，啬夫喋喋小吏，非社稷之重。上从言。孝武时，有张骞，广通风俗，开定畿寓，南苞八蛮，西羁六戎，北震五秋，东勤九夷。荒远既殡，各贡所有。张是辅汉，世载其德。爰既且于君，盖其繵縺。缵戎鸿绪，牧守相系，不殒高问。孝弟于家，中謇于朝。治京氏易，聪丽权略，艺于从政。少为郡吏，隐练职位，常在股肱。数为从事，声无细闻。征拜郎中，除谷城长。蚕月之务，不闭四门。腊正之祭，休囚归贺。八月筭民，不烦于乡。随就虚落，存恤高年。路无拾遗，犁种宿野。黄巾初起，烧平城市，斯县独全。子贱孔蔑，其道区别。《尚书》五教，君崇其宽；诗云恺悌，君隆其恩；东里润色，君垂其仁。邵伯分陕，君懿子棠。晋阳佩玮，西门带弦。君之体素，能双其勋。流化八基，迁荡阴令。吏民颉颃，随送如云。周公东征，西人怨思。奚斯赞鲁。考父颂殷。前喆遗芳，有功不书，后无述焉。于是刊石竖表，铭勒万载。三代以来，虽远犹近，《诗》云旧国，其命惟新。
于穆我君，既敦既纯。雪白之性，孝友之仁。纪行来本，兰生有芬，克岐有兆，绥御有勋。利器不觌，鱼不出渊。国之良干，垂爱在民。蔽沛棠树，温温恭人。干道不缪，唯淑是亲。既多受祉，永享南山。干禄无疆，子子孙孙。
惟中平三年，岁在摄提，二月震节，纪日上旬。阳气厥析，感思旧君。故吏韦萌等，佥然同声，赁师孙兴，刊石立表，以示后昆。共享天祚，亿载万年。
「创作背景」
此碑石于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立碑于山东东平县，是颂扬张迁执政谷城时多施惠政的政绩；碑阴刻有立碑官吏姓名及捐资钱数。[6]
碑主张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今河南宁陵境内）人。曾任谷城（今河南洛阳市西北）长，迁荡阴（今河南汤阴县）令。碑文系故吏韦萌等为追念其功德而立。碑文书法多别体，未署书者姓名，刻石人为孙兴。清初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疑此碑为后人摹刻，但多数考古学家和金石学家则认为，其书风通篇方笔，古朴拙茂，非汉代人不能为之，碑面剥落的痕迹，也非人为所能做到，因此，当是汉代原碑无疑。
「用笔」
《张迁碑》运笔以方笔为主，用笔逆锋坚实，万毫齐力，方圆兼备，沉着饱满。横画两端都见方，粗重浑厚，有万钧不屈之力，如“言”、“善”等字。书写时万毫齐力，行笔似有反力相阻，右端回锋上提收笔，欲左先右，无往不收。“蚕头雁尾”的横画写法也一样，起笔处重顿后，渐提行笔，正锋而行，笔壮墨饱，收笔时顿笔后迅速上提，挺直凝重而有力。竖画的用笔方法是落笔逆锋向上，提笔调锋起笔处方厚饱满，再调笔锋向下，竖锋运笔，收笔时或轻或重顿后，提笔向上回收笔锋，如“之”、“中”、“尚”等字。折画是在横画收笔处将笔锋上提，换向后在原处入纸行笔，转折处方整斩截又自然，略呈外方内圆，或内外皆方，如“月”、“巾”等字的折画。
特别是此碑的撇画比绝大多数知名的汉碑隶书都要丰富些，如“更”、“令”等字，其写法下笔如同竖画，藏锋逆入，中锋行笔顺势顿驻后逐渐上提后回收。撇画是隶书中具有特色的笔画，由于是向左方运笔，行时阻力大，力量强劲，圆转道健，笔力畅达，如“命”字，部分字的竖钩也可看作撇画的一种，如“孝”字。撇画的妙处在于收笔的变化，因轻重、长短、斜度的不同作相应处理，因此变化多姿。有的收笔回锋圆浑，有的收笔方截，每一撇画皆根据字形差异处理得恰到好处。
捺画也是此碑极为突出的笔画，主要是平捺和斜捺。此碑捺画写得厚重而雄健，落笔取逆势，调锋后提笔行笔，用力匀称至捺脚稍顿后提锋，然后顺势宛转而出，笔锋在空中作收势，给人一种朴拙但不刻板的感觉。如“吏”字的捺逆锋起笔，在行笔过程中，逐渐用力渐行渐按，铺毫向右下行笔，行至捺端，提笔右上轻出，捺脚似方似圆，力含其中“敦”字之捺虽不粗壮，但笔画含力在内，雄强刚劲，深沉有力。捺画落笔常作蚕头状，捺脚作雁尾状，与他碑横画“蚕头雁尾”之状相合。
「结字」
《张迁碑》结字巧中有拙，拙中寓巧，大巧若拙。它完全去掉了雕饰的成分，一任天然，真可谓道法自然，浑然天成。字的各部分关系处理得非常生动，挪让呼应，顾盼有情，憨态可掬。
在整体上虽扁方，整饬划一，又因字立形，顺其自然，险中求正，字体端庄朴茂，笔短意长，有些字突出主笔横画和捺画，以尽其势。全碑各字稳而不呆，动感强烈，动中求稳，稳中求变。神采奕然的体态特征在形体、笔画的避让、空间布白的处理、平正与险绝的错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看似简单，实则妙趣横生，有“险绝”后“复归平正”之感。
「章法」
《张迁碑》章法不拘一格，生动活泼。汉代碑刻多有边框方格，排列整齐，所以大部分汉碑字形大小一致，平均摆放，给人中规中矩的感觉。而《张迁碑》却独树一帜，通篇取茂密之势，但字间和行间都无严格的固定距离，疏与密适当，“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既严谨又空灵，疏处阔绰而不散漫，达到了疏与密的对立统一。同时，字形大小参差，正斜互用，疏密随意，但整体上又相互呼应，左右顾盼，一派天真烂漫的景象。
「名家点评」
明·王世贞《州山人题跋》：“其书不能工，而典雅饶古意，终非永嘉以后所可及也。”[1]
清·孙承泽《庚子消夏记》：“书法方整尔雅，汉石中不多见者。”[1]
清·郭尚先《芳坚馆题跋》：“汉碑严重平硬，是碑为冠。”[1]
清·杨守敬《平碑记》：“（此碑）用笔已开魏晋风气，此源始于《西狭颂》，流为黄初三碑《上尊号奏》《受禅表》《孔羡碑》之折刀头，再变为北魏真书《始平公》等碑。”[1]
现代碑帖鉴定家蒋文光：“《张迁碑》是汉碑中艺术水平很高的一件作品。书法浑厚方折，朴茂端严为汉碑中方整类的主要代表。书法用笔以方为主，兼用圆笔。笔画端正，结体取势平直，饱满严密，笔致朴质古拙遒劲灵动，多有变化。同时，用笔与结体是相互为用的，不同书体，其用笔亦有所侧重。笔致变化多端，往往在均衡的横直线条和方折之中掺以一笔极其熟练而有力的弧线。看去既笔笔挺劲，气势雄浑，却又在拙朴中见秀美，在端重中显生动。全碑字字生动，变化生新，朴实自然，从而达到全局皆活的奇妙效果。”
「后世影响」
《张迁碑》对清代隶书影响极大，直至近代仍有着独特的地位。与东汉时期其他名碑相比，它是对东汉桓灵时期讲究规则整饬的流行汉隶的一种创新，为汉碑带来活泼的意态，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该碑不仅为汉人分书之代表，而且其用笔结体之奇肆跌宕已开魏晋风气，对清代书法艺术的发展起了承启的作用。
「历史传承」
《张迁碑》于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立碑山东东平县。明代初年被掘地发现，最早著录见于明代都穆《金薤琳琅》。明初出土时立于东平儒学明伦堂前，当时铭文尚完好可读。至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东里润色”四字尚完好，仅残缺五字。清乾隆间（1711—1799年），“东里润色”的“东”字泐半，“润”字的“水”旁仅存中点，“色”字与下“君”字皆泐大半。光绪十八年（1892年）碑毁于火，常熟翁氏就原碑重新剔刻，但神气全非，幸碑阴文尚完好如旧。解放后，在东平县府院内建亭，将碑置于亭内。1965年移岱庙炳灵门内，外置玻璃罩保护。1983年9月移于山东泰山岱庙碑廊，后一直陈列收藏于此。现残泐六十八字，其中二十二字全泐。
又名《张迁表颂》， 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是东汉晚期佚名书法家书丹，东汉碑刻家孙兴刻石而成的一件隶书书法作品。此碑于东汉中平三年（186年）刻立，明代初年出土，现收藏于山东泰山岱庙碑廊。
《张迁碑》篆额题“汉故毂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12字，额字独呈扁形，书意在篆隶之间；碑阳正文15行，行42字；碑阴3列，上2列19行，下列3行碑文。此碑是谷城故吏韦萌等为追念张迁之功德而立，铭文着重宣扬张迁及其祖先张仲、张良、张释之和张骞的功绩，并涉及到黄巾起义军的有关情节，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张迁碑》是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作品，书法造诣高。此碑自出土以来，为历代金石、书法家所推崇。在众多的汉代碑刻中，此碑以古朴、厚重、典雅取胜，字里行间流露出率真之意，具有民间朴质之风，格调峻实稳重，堪称神品。它起笔方折宽厚，转角方圆兼备，运笔遒劲而曲折有力，落笔稳健，可谓是汉隶方笔系统的代表作。
「译文」
君讳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人也。君之先出自有周，周宣王中兴，有张仲，以孝友为行，披览《诗·雅》，焕知其祖。高帝龙兴，有张良，善用筹策，在帷幕之内，决胜负千里之外，析珪于留。文景之间，有张释之，建忠弼之谟。帝游上林，问禽狩所有。苑令不对，更问啬夫，啬夫事对。于是进啬夫为令，令退为啬夫。释之议为不可：苑令有公卿之才，啬夫喋喋小吏，非社稷之重。上从言。孝武时，有张骞，广通风俗，开定畿寓，南苞八蛮，西羁六戎，北震五秋，东勤九夷。荒远既殡，各贡所有。张是辅汉，世载其德。爰既且于君，盖其繵縺。缵戎鸿绪，牧守相系，不殒高问。孝弟于家，中謇于朝。治京氏易，聪丽权略，艺于从政。少为郡吏，隐练职位，常在股肱。数为从事，声无细闻。征拜郎中，除谷城长。蚕月之务，不闭四门。腊正之祭，休囚归贺。八月筭民，不烦于乡。随就虚落，存恤高年。路无拾遗，犁种宿野。黄巾初起，烧平城市，斯县独全。子贱孔蔑，其道区别。《尚书》五教，君崇其宽；诗云恺悌，君隆其恩；东里润色，君垂其仁。邵伯分陕，君懿子棠。晋阳佩玮，西门带弦。君之体素，能双其勋。流化八基，迁荡阴令。吏民颉颃，随送如云。周公东征，西人怨思。奚斯赞鲁。考父颂殷。前喆遗芳，有功不书，后无述焉。于是刊石竖表，铭勒万载。三代以来，虽远犹近，《诗》云旧国，其命惟新。
于穆我君，既敦既纯。雪白之性，孝友之仁。纪行来本，兰生有芬，克岐有兆，绥御有勋。利器不觌，鱼不出渊。国之良干，垂爱在民。蔽沛棠树，温温恭人。干道不缪，唯淑是亲。既多受祉，永享南山。干禄无疆，子子孙孙。
惟中平三年，岁在摄提，二月震节，纪日上旬。阳气厥析，感思旧君。故吏韦萌等，佥然同声，赁师孙兴，刊石立表，以示后昆。共享天祚，亿载万年。
「创作背景」
此碑石于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立碑于山东东平县，是颂扬张迁执政谷城时多施惠政的政绩；碑阴刻有立碑官吏姓名及捐资钱数。[6]
碑主张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今河南宁陵境内）人。曾任谷城（今河南洛阳市西北）长，迁荡阴（今河南汤阴县）令。碑文系故吏韦萌等为追念其功德而立。碑文书法多别体，未署书者姓名，刻石人为孙兴。清初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疑此碑为后人摹刻，但多数考古学家和金石学家则认为，其书风通篇方笔，古朴拙茂，非汉代人不能为之，碑面剥落的痕迹，也非人为所能做到，因此，当是汉代原碑无疑。
「用笔」
《张迁碑》运笔以方笔为主，用笔逆锋坚实，万毫齐力，方圆兼备，沉着饱满。横画两端都见方，粗重浑厚，有万钧不屈之力，如“言”、“善”等字。书写时万毫齐力，行笔似有反力相阻，右端回锋上提收笔，欲左先右，无往不收。“蚕头雁尾”的横画写法也一样，起笔处重顿后，渐提行笔，正锋而行，笔壮墨饱，收笔时顿笔后迅速上提，挺直凝重而有力。竖画的用笔方法是落笔逆锋向上，提笔调锋起笔处方厚饱满，再调笔锋向下，竖锋运笔，收笔时或轻或重顿后，提笔向上回收笔锋，如“之”、“中”、“尚”等字。折画是在横画收笔处将笔锋上提，换向后在原处入纸行笔，转折处方整斩截又自然，略呈外方内圆，或内外皆方，如“月”、“巾”等字的折画。
特别是此碑的撇画比绝大多数知名的汉碑隶书都要丰富些，如“更”、“令”等字，其写法下笔如同竖画，藏锋逆入，中锋行笔顺势顿驻后逐渐上提后回收。撇画是隶书中具有特色的笔画，由于是向左方运笔，行时阻力大，力量强劲，圆转道健，笔力畅达，如“命”字，部分字的竖钩也可看作撇画的一种，如“孝”字。撇画的妙处在于收笔的变化，因轻重、长短、斜度的不同作相应处理，因此变化多姿。有的收笔回锋圆浑，有的收笔方截，每一撇画皆根据字形差异处理得恰到好处。
捺画也是此碑极为突出的笔画，主要是平捺和斜捺。此碑捺画写得厚重而雄健，落笔取逆势，调锋后提笔行笔，用力匀称至捺脚稍顿后提锋，然后顺势宛转而出，笔锋在空中作收势，给人一种朴拙但不刻板的感觉。如“吏”字的捺逆锋起笔，在行笔过程中，逐渐用力渐行渐按，铺毫向右下行笔，行至捺端，提笔右上轻出，捺脚似方似圆，力含其中“敦”字之捺虽不粗壮，但笔画含力在内，雄强刚劲，深沉有力。捺画落笔常作蚕头状，捺脚作雁尾状，与他碑横画“蚕头雁尾”之状相合。
「结字」
《张迁碑》结字巧中有拙，拙中寓巧，大巧若拙。它完全去掉了雕饰的成分，一任天然，真可谓道法自然，浑然天成。字的各部分关系处理得非常生动，挪让呼应，顾盼有情，憨态可掬。
在整体上虽扁方，整饬划一，又因字立形，顺其自然，险中求正，字体端庄朴茂，笔短意长，有些字突出主笔横画和捺画，以尽其势。全碑各字稳而不呆，动感强烈，动中求稳，稳中求变。神采奕然的体态特征在形体、笔画的避让、空间布白的处理、平正与险绝的错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看似简单，实则妙趣横生，有“险绝”后“复归平正”之感。
「章法」
《张迁碑》章法不拘一格，生动活泼。汉代碑刻多有边框方格，排列整齐，所以大部分汉碑字形大小一致，平均摆放，给人中规中矩的感觉。而《张迁碑》却独树一帜，通篇取茂密之势，但字间和行间都无严格的固定距离，疏与密适当，“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既严谨又空灵，疏处阔绰而不散漫，达到了疏与密的对立统一。同时，字形大小参差，正斜互用，疏密随意，但整体上又相互呼应，左右顾盼，一派天真烂漫的景象。
「名家点评」
明·王世贞《州山人题跋》：“其书不能工，而典雅饶古意，终非永嘉以后所可及也。”[1]
清·孙承泽《庚子消夏记》：“书法方整尔雅，汉石中不多见者。”[1]
清·郭尚先《芳坚馆题跋》：“汉碑严重平硬，是碑为冠。”[1]
清·杨守敬《平碑记》：“（此碑）用笔已开魏晋风气，此源始于《西狭颂》，流为黄初三碑《上尊号奏》《受禅表》《孔羡碑》之折刀头，再变为北魏真书《始平公》等碑。”[1]
现代碑帖鉴定家蒋文光：“《张迁碑》是汉碑中艺术水平很高的一件作品。书法浑厚方折，朴茂端严为汉碑中方整类的主要代表。书法用笔以方为主，兼用圆笔。笔画端正，结体取势平直，饱满严密，笔致朴质古拙遒劲灵动，多有变化。同时，用笔与结体是相互为用的，不同书体，其用笔亦有所侧重。笔致变化多端，往往在均衡的横直线条和方折之中掺以一笔极其熟练而有力的弧线。看去既笔笔挺劲，气势雄浑，却又在拙朴中见秀美，在端重中显生动。全碑字字生动，变化生新，朴实自然，从而达到全局皆活的奇妙效果。”
「后世影响」
《张迁碑》对清代隶书影响极大，直至近代仍有着独特的地位。与东汉时期其他名碑相比，它是对东汉桓灵时期讲究规则整饬的流行汉隶的一种创新，为汉碑带来活泼的意态，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该碑不仅为汉人分书之代表，而且其用笔结体之奇肆跌宕已开魏晋风气，对清代书法艺术的发展起了承启的作用。
「历史传承」
《张迁碑》于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立碑山东东平县。明代初年被掘地发现，最早著录见于明代都穆《金薤琳琅》。明初出土时立于东平儒学明伦堂前，当时铭文尚完好可读。至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东里润色”四字尚完好，仅残缺五字。清乾隆间（1711—1799年），“东里润色”的“东”字泐半，“润”字的“水”旁仅存中点，“色”字与下“君”字皆泐大半。光绪十八年（1892年）碑毁于火，常熟翁氏就原碑重新剔刻，但神气全非，幸碑阴文尚完好如旧。解放后，在东平县府院内建亭，将碑置于亭内。1965年移岱庙炳灵门内，外置玻璃罩保护。1983年9月移于山东泰山岱庙碑廊，后一直陈列收藏于此。现残泐六十八字，其中二十二字全泐。
#中国纪年#
【1530庚寅明世宗嘉靖九年】
丰坊 草书唐诗长卷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丰坊，生于弘治五年，卒于嘉靖四十二年，字存礼，又字人翁，号南禺外史，晚年更名道生。宁波府鄞县知县。正德十四年己卯科浙江乡试第一名举人，嘉靖二年二甲进士。明代书法家、篆刻家、收藏家。丰坊博学工文，然而个性狂妄怪诞。其父丰熙在大礼议中坚守礼法，遭遣戍福建。丰坊居家贫困，欲效仿张璁、夏言等以片言求得显贵。嘉靖十七年，他诣阙上书，请建明堂，又称宜加献皇帝庙号称宗，以配上帝。世宗大喜，并采纳实行。时人皆恶丰坊违背父志。次年，丰坊又进《卿云雅诗》一章，诏付史馆。然而丰坊待命多时，最终没有得到进擢，只得回乡。晚年穷困潦倒，寄居于寺庙，病逝于僧舍。善于书法理论，“五体并能”，有“书学渊博”之称；亦善于临摹前代书法，几乎可以乱真。书法最擅草书，腕力极健。他还工于篆刻，自成一家。书法代表作有《逍遥游》、《草书七绝》、《自书诗》等。
【1530庚寅明世宗嘉靖九年】
丰坊 草书唐诗长卷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丰坊，生于弘治五年，卒于嘉靖四十二年，字存礼，又字人翁，号南禺外史，晚年更名道生。宁波府鄞县知县。正德十四年己卯科浙江乡试第一名举人，嘉靖二年二甲进士。明代书法家、篆刻家、收藏家。丰坊博学工文，然而个性狂妄怪诞。其父丰熙在大礼议中坚守礼法，遭遣戍福建。丰坊居家贫困，欲效仿张璁、夏言等以片言求得显贵。嘉靖十七年，他诣阙上书，请建明堂，又称宜加献皇帝庙号称宗，以配上帝。世宗大喜，并采纳实行。时人皆恶丰坊违背父志。次年，丰坊又进《卿云雅诗》一章，诏付史馆。然而丰坊待命多时，最终没有得到进擢，只得回乡。晚年穷困潦倒，寄居于寺庙，病逝于僧舍。善于书法理论，“五体并能”，有“书学渊博”之称；亦善于临摹前代书法，几乎可以乱真。书法最擅草书，腕力极健。他还工于篆刻，自成一家。书法代表作有《逍遥游》、《草书七绝》、《自书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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