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二房东”跑路，阿里、华为等大厂员工受骗，有人凌晨被恐吓退房
在望京的房子已经租了两年，下个月即将到期时，两个事实摆在了杨宇(化名)面前：房子并非房东直租，而是自如房源;此前自称“房东”的张某，已经失联了。
受骗的远不止杨宇一人，他加入了一个近两百人的维权群，受骗者大多是互联网公司员工，从公司内网或者公司好友处认识张某并租房。和他一样租了两三年的，或是房源来自中介平台的，都不在少数。直到陆续有租客遭遇上门清退，甚至有人凌晨被恐吓，大家才意识到自己被骗，而张某已经失联。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调查发现，张某以不同身份或公司名义批量从中介平台租房，而后冒充房东低价转租，要求年付租金，不少互联网大厂员工踩坑。涉事房源涉及多家房产租赁中介平台和民宿租赁平台。涉嫌诈骗的张某失联并被立案后，不少受害者提出疑问：房产中介平台该担责吗?有律师认为，转租已经形成事实，中介平台未尽监管责任。
望京“冒牌房东”突然失联
互联网大厂员工受骗
望京，是北京互联网公司聚集地之一，汇聚了阿里、美团、360、58同城、雪球等一众互联网企业。这也意味着，数量不小的互联网人同样聚集在这里工作、居住，除了通过中介平台租房，还有人通过内网或同事介绍房东，张某就借此获得了许多租客的信任。
向张某租了近两年房，杨宇才知道自己的房子并非房东直租，而是通过“业主交给自如，自如租给徐某，徐某租给张某”几个环节，最终租给自己，但实际上自己支付的租金还比自如平台的租金低了近两千元。而在被骗的近两百人中，同样由徐某承租再转给张某的受骗者至少还有5人。
杨宇从2019年11月起就向张某租下了目前居住的房子，实地看房并查看了张某出示的房产证后，与张某签下了租赁合同，并一年一签续约至今。
张某提供的房产证扫描件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但这中间并非没有插曲。
杨宇和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4月5日当天，一名自称是业主的女士带着自如管家上门称要看房，在张某称和对方通了电话后，杨宇开门。随后，同行的自称自如管家的人向杨宇出示了自己的工牌。
在对方看房过程中，杨宇告诉对方，自己与张某签订了租赁合同，而对方却同样出示了一份房产证扫描件，称自己才是业主。
杨宇开始起了疑心，但房租交了一年尚未到期，杨宇认为，自己与张某签订了租赁合同，如果张某与自如有租赁纠纷，应当他们双方去解决。
2020年9月，张某称4月曾来看房的女士要用房子做资产抵押，提醒杨宇在家等，随后自如管家带着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的人上门拍照。杨宇认为，这件事能看出，自如管家与张某并非没有联系。
杨宇回忆，到2020年11月，小区门禁升级，杨宇去物业换门禁卡时报了具体住址后，物业问业主是否姓崔，他确定4月份上门看房的崔女士应该是业主。
也就是说，张某在此前租房时出示的房产证是假的。但由于房租已交到2021年11月，杨宇选择继续住了下来。
这之后，自称业主的女士和自如管家再没来过，杨宇又在这套房子里住了一年。这期间，杨宇虽然怀疑张某与自如有纠纷，但自己没遇到问题，也就没选择搬家。直到今年10月19日、10月20日，杨宇租赁房子的密码锁两度失效，都是张某叫来开锁师傅解决。杨宇表示，张某的电话从来打不通，微信也很少接，只会偶尔回复消息。20日下午联系上了张某，这也是群里大多数受害者能联系上张某的最后时间，在这之后就联系不上了。
20日晚，一名徐姓女士上门，称自己才是房子的承租人，张某从自己手中租了房，现在欠了10多万元房租，已经失联，于是她要求杨宇在23日前搬走。杨宇拒绝后，22日凌晨，徐某和一名男性在00:20、00:50、1:30在杨宇门口砸门，尽管杨宇已经报警，但徐某仍在随后几天晚间上门断掉电表箱电闸后暴力砸门、言语辱骂;25日，徐某在门锁中塞入泡泡糖和树枝，杨宇不得已换锁并再度前往派出所报案。后来，杨宇得知，和他同样受到徐某清退的，至少还有5人。
从自如一名内部员工处，杨宇得知，徐某以季付7830元/月的方式，在自如租下这套房源，而杨宇支付的房租则为5300元/月。不止一名受骗者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确认，自己每月房租比同小区同户型房子要低一、两千元，张某正是以“低房租”“年付更便宜”的方式吸引了大批租客。
在徐某突然上门的同时，张某的其他租客们也陆续遭遇中介上门，大家开始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据受骗者王力(化名)介绍，这次的受骗者中，至少包括了美团、阿里、字节跳动、华为、360、京东等诸多互联网大厂员工。今年五月，王力在公司内网通过同事发布的房源转租信息租下了房，该同事称自己已经在该房源中住了一年。通过这名同事，王力联系上了自称房东的张某。“当时我们以为他是房东，因为我们内网上面很多人都替他发他的房子，然后写了什么房东直租，基本上都是年付，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认识的张某。”
在正式签订合同前，王力要求查看张某的房产证，对方发来一张房产证的扫描图片，张某等两人同为房屋的房主。随后，双方签下了租房合同，王力付给张某两年共13万元房租。
另一名受骗者刘迪(化名)也在今年1月同样通过公司好友介绍的方式认识张某。通过张某，刘迪身边的公司好友中有近十个人租了房，已经有好友租房住了两、三年。签约前，刘迪同样要求查看了房产证，房产证上并非张某的名字。后来，刘迪向一位也向张某租房的同事求证，当时张某对她同事解释称，这是亲戚的房子，而自己则是自家家族企业的财务顾问。张某自称家里专门投资房产，在北京有一、两百套房，长辈年纪大了，然后他来帮长辈去打点房产做租赁。
看到身边有好友居住了几年没问题，刘迪也没再怀疑。
自如的房源一般都有统一风格的家具，但刘迪房子里的都是旧家具。直到自如管家上门，他才得知自己租住过的两套“张某的房子”实际是自如的房源。第二套房的自如管家告诉刘迪，张某签了两年的租赁合同，房租季付，目前张某支付的房租仅到11月初。目前，刘迪正在与自如协商续租事宜。
有受骗者行李被强行打包
自如称正与租客积极沟通
受骗者自发建立的微信群已经有接近200人。“我们统计了一下，之前统计到150人左右的时候，(受骗金额)大概都有600多万，现在接近200人的话估计有近千万了。”
杨宇推测，中介平台之所以尚未和他沟通清退的事宜，是因为当前仍处在徐某支付的房租区间内。而另一些租客则直接被中介平台要求清退。
10月12日、10月13日，王涵(化名)连续两天在门口看到自如的告知函，被要求其在10月20日前搬走。察觉不对后，她立刻联系张某要求退房。
自如张贴的告知函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但直到20日，王涵仍没有收到退款，再度联系张某，对方已经失联。21日上午，同样向张某租房的同事告诉王涵，自己被中介找上门。意识到张某可能已经跑路，王涵赶回家打算取证据报警，却发现自家房门已经无法打开。警察赶到后进入家中，王涵发现自己所有的行李已经被打包，并贴上了“北京自如生活企业管理有些公司封存”的字样。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对于有受骗者行李被强行上门打包，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宋竟一律师认为，住建部《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提到住房租赁合同期满或者解除，出租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其他非法方式迫使承租人腾退。承租人拒不腾退的，出租人可以依法要求承租人腾退租赁住房，也就是到法院起诉要求腾房。
宋竟一认为，在本次租房风波中，实际使用人其实是弱势被骗一方，中介平台即使要解除合同要求腾房，也应该到法院诉讼走合法渠道。没有经过住户允许强行进入、换锁芯，被要求退出房屋仍不退出甚至暴力清退涉嫌违法。
据了解，此次事件涉及多家房产租赁中介平台和民宿租赁平台。
自如回应《每日经济新闻》称，目前排查到涉及房源约20余套，已组成专门团队与租客积极沟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推进事件有序解决。而斯维登则表示，正在积极协调并促成业主与现租客达成续租协议，并积极配合警方进行取证工作。但从维权微信群中租客们的发言来看，大多数租客对自如的回应并不认可。有租客表示：“(自如)没有任何积极沟通和帮助。”
一名房产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这种高进低出、年付收款的方式，尽管整体赔钱，但实际钱可能已经被转出。
易居研究院智库研究中心总监严跃进认为，张某的套现模式是个人行为，涉及不到这个行业。但站在中介角度，这是一个行业的问题，当前房源怎么管理、能否转租、如何识别以及出现跑路以后如何保障租客权益，这些是需要中介公司思考的。他认为，张某的行为带有很明显的诈骗属性，中介公司也缺少审核，租客本身是无辜的，出事后中介把责任推给租客肯定也不合规。中介公司自身在业务方面缺少审核，才使得这种不正当转租和跑路情况出现。
有租客表示，目前已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花家地派出所报警，警方已立案。10月26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致电朝阳区花家地派出所询问案件进展，对方表示自己不掌握情况。而据《红星新闻》报道，该派出所一位民警表示，目前已经接到多位租客的报警，警方正在收集租客信息，着手调查。
律师：转租形成事实，
平台未尽监管责任
不少律师认为，张某的行为或已涉嫌诈骗，而中介平台在这次事件中也负有责任。
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付建律师认为，该事件中张某作为房屋中介，套取下游租客租金，并虚构将租金交付房东事实，卷钱跑路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已经违反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涉嫌构成诈骗罪。同时，付建认为，中介平台将房屋批量出租于同一人时，就应当对可能存在的转租行为进行审慎审查，在明知租客转租时，就应当履行监管义务，否则应当承担监管不力等责任。
而关于转租行为，以自如的租房合同为例，在合同中，自如明确规定“不同意承租人转租房屋”。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姚志斗表示，首先，既然诸如自如等平台的合同中有关于“业主不同意租户再次转租”的条款，那么，当张某从该平台大批量租赁房屋时，其更应尽提醒义务。其次，平台作为专业的大型租赁平台，更应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审慎核实张某批量租房的用途，并尽到监管责任，防止不必要的纠纷产生。
有租户表示“在自如知情的情况下，租户在房子里继续租住超过六个月未提出异议，视为同意转租”，付建律师认为这具有一定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其以承租人未经同意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认定转租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同时姚志斗律师也提示，在司法实践中，对“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一点，举证较难。原则上，只有获得出租人书面同意转租和房主口头同意转租并收取次承租人租金两种情形可以认定出租人对转租事宜知情。
付建律师则认为，该事件中不仅上游中介是受害者，租客们也是受害者，且上游中介对房屋具有直接监管责任，其对张某转租本身就应当承担责任，更何况部分上游中介在明知情况下默许转租，甚至已经形成了合法转租的事实情况。所以，上游中介无权暴力清退租客，双方应当对目前情况进行协商处理。
姚志斗表示，本案中，租户将租金支付给张某就应该视为支付给该平台，同时该平台也应按照该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实际上租户是受害者，在其已付房租的情况下，有权继续居住。平台未取得租金造成的损失不该由租户承担，其应向张某主张。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在望京的房子已经租了两年，下个月即将到期时，两个事实摆在了杨宇(化名)面前：房子并非房东直租，而是自如房源;此前自称“房东”的张某，已经失联了。
受骗的远不止杨宇一人，他加入了一个近两百人的维权群，受骗者大多是互联网公司员工，从公司内网或者公司好友处认识张某并租房。和他一样租了两三年的，或是房源来自中介平台的，都不在少数。直到陆续有租客遭遇上门清退，甚至有人凌晨被恐吓，大家才意识到自己被骗，而张某已经失联。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调查发现，张某以不同身份或公司名义批量从中介平台租房，而后冒充房东低价转租，要求年付租金，不少互联网大厂员工踩坑。涉事房源涉及多家房产租赁中介平台和民宿租赁平台。涉嫌诈骗的张某失联并被立案后，不少受害者提出疑问：房产中介平台该担责吗?有律师认为，转租已经形成事实，中介平台未尽监管责任。
望京“冒牌房东”突然失联
互联网大厂员工受骗
望京，是北京互联网公司聚集地之一，汇聚了阿里、美团、360、58同城、雪球等一众互联网企业。这也意味着，数量不小的互联网人同样聚集在这里工作、居住，除了通过中介平台租房，还有人通过内网或同事介绍房东，张某就借此获得了许多租客的信任。
向张某租了近两年房，杨宇才知道自己的房子并非房东直租，而是通过“业主交给自如，自如租给徐某，徐某租给张某”几个环节，最终租给自己，但实际上自己支付的租金还比自如平台的租金低了近两千元。而在被骗的近两百人中，同样由徐某承租再转给张某的受骗者至少还有5人。
杨宇从2019年11月起就向张某租下了目前居住的房子，实地看房并查看了张某出示的房产证后，与张某签下了租赁合同，并一年一签续约至今。
张某提供的房产证扫描件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但这中间并非没有插曲。
杨宇和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4月5日当天，一名自称是业主的女士带着自如管家上门称要看房，在张某称和对方通了电话后，杨宇开门。随后，同行的自称自如管家的人向杨宇出示了自己的工牌。
在对方看房过程中，杨宇告诉对方，自己与张某签订了租赁合同，而对方却同样出示了一份房产证扫描件，称自己才是业主。
杨宇开始起了疑心，但房租交了一年尚未到期，杨宇认为，自己与张某签订了租赁合同，如果张某与自如有租赁纠纷，应当他们双方去解决。
2020年9月，张某称4月曾来看房的女士要用房子做资产抵押，提醒杨宇在家等，随后自如管家带着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的人上门拍照。杨宇认为，这件事能看出，自如管家与张某并非没有联系。
杨宇回忆，到2020年11月，小区门禁升级，杨宇去物业换门禁卡时报了具体住址后，物业问业主是否姓崔，他确定4月份上门看房的崔女士应该是业主。
也就是说，张某在此前租房时出示的房产证是假的。但由于房租已交到2021年11月，杨宇选择继续住了下来。
这之后，自称业主的女士和自如管家再没来过，杨宇又在这套房子里住了一年。这期间，杨宇虽然怀疑张某与自如有纠纷，但自己没遇到问题，也就没选择搬家。直到今年10月19日、10月20日，杨宇租赁房子的密码锁两度失效，都是张某叫来开锁师傅解决。杨宇表示，张某的电话从来打不通，微信也很少接，只会偶尔回复消息。20日下午联系上了张某，这也是群里大多数受害者能联系上张某的最后时间，在这之后就联系不上了。
20日晚，一名徐姓女士上门，称自己才是房子的承租人，张某从自己手中租了房，现在欠了10多万元房租，已经失联，于是她要求杨宇在23日前搬走。杨宇拒绝后，22日凌晨，徐某和一名男性在00:20、00:50、1:30在杨宇门口砸门，尽管杨宇已经报警，但徐某仍在随后几天晚间上门断掉电表箱电闸后暴力砸门、言语辱骂;25日，徐某在门锁中塞入泡泡糖和树枝，杨宇不得已换锁并再度前往派出所报案。后来，杨宇得知，和他同样受到徐某清退的，至少还有5人。
从自如一名内部员工处，杨宇得知，徐某以季付7830元/月的方式，在自如租下这套房源，而杨宇支付的房租则为5300元/月。不止一名受骗者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确认，自己每月房租比同小区同户型房子要低一、两千元，张某正是以“低房租”“年付更便宜”的方式吸引了大批租客。
在徐某突然上门的同时，张某的其他租客们也陆续遭遇中介上门，大家开始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据受骗者王力(化名)介绍，这次的受骗者中，至少包括了美团、阿里、字节跳动、华为、360、京东等诸多互联网大厂员工。今年五月，王力在公司内网通过同事发布的房源转租信息租下了房，该同事称自己已经在该房源中住了一年。通过这名同事，王力联系上了自称房东的张某。“当时我们以为他是房东，因为我们内网上面很多人都替他发他的房子，然后写了什么房东直租，基本上都是年付，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认识的张某。”
在正式签订合同前，王力要求查看张某的房产证，对方发来一张房产证的扫描图片，张某等两人同为房屋的房主。随后，双方签下了租房合同，王力付给张某两年共13万元房租。
另一名受骗者刘迪(化名)也在今年1月同样通过公司好友介绍的方式认识张某。通过张某，刘迪身边的公司好友中有近十个人租了房，已经有好友租房住了两、三年。签约前，刘迪同样要求查看了房产证，房产证上并非张某的名字。后来，刘迪向一位也向张某租房的同事求证，当时张某对她同事解释称，这是亲戚的房子，而自己则是自家家族企业的财务顾问。张某自称家里专门投资房产，在北京有一、两百套房，长辈年纪大了，然后他来帮长辈去打点房产做租赁。
看到身边有好友居住了几年没问题，刘迪也没再怀疑。
自如的房源一般都有统一风格的家具，但刘迪房子里的都是旧家具。直到自如管家上门，他才得知自己租住过的两套“张某的房子”实际是自如的房源。第二套房的自如管家告诉刘迪，张某签了两年的租赁合同，房租季付，目前张某支付的房租仅到11月初。目前，刘迪正在与自如协商续租事宜。
有受骗者行李被强行打包
自如称正与租客积极沟通
受骗者自发建立的微信群已经有接近200人。“我们统计了一下，之前统计到150人左右的时候，(受骗金额)大概都有600多万，现在接近200人的话估计有近千万了。”
杨宇推测，中介平台之所以尚未和他沟通清退的事宜，是因为当前仍处在徐某支付的房租区间内。而另一些租客则直接被中介平台要求清退。
10月12日、10月13日，王涵(化名)连续两天在门口看到自如的告知函，被要求其在10月20日前搬走。察觉不对后，她立刻联系张某要求退房。
自如张贴的告知函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但直到20日，王涵仍没有收到退款，再度联系张某，对方已经失联。21日上午，同样向张某租房的同事告诉王涵，自己被中介找上门。意识到张某可能已经跑路，王涵赶回家打算取证据报警，却发现自家房门已经无法打开。警察赶到后进入家中，王涵发现自己所有的行李已经被打包，并贴上了“北京自如生活企业管理有些公司封存”的字样。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对于有受骗者行李被强行上门打包，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宋竟一律师认为，住建部《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提到住房租赁合同期满或者解除，出租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其他非法方式迫使承租人腾退。承租人拒不腾退的，出租人可以依法要求承租人腾退租赁住房，也就是到法院起诉要求腾房。
宋竟一认为，在本次租房风波中，实际使用人其实是弱势被骗一方，中介平台即使要解除合同要求腾房，也应该到法院诉讼走合法渠道。没有经过住户允许强行进入、换锁芯，被要求退出房屋仍不退出甚至暴力清退涉嫌违法。
据了解，此次事件涉及多家房产租赁中介平台和民宿租赁平台。
自如回应《每日经济新闻》称，目前排查到涉及房源约20余套，已组成专门团队与租客积极沟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推进事件有序解决。而斯维登则表示，正在积极协调并促成业主与现租客达成续租协议，并积极配合警方进行取证工作。但从维权微信群中租客们的发言来看，大多数租客对自如的回应并不认可。有租客表示：“(自如)没有任何积极沟通和帮助。”
一名房产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这种高进低出、年付收款的方式，尽管整体赔钱，但实际钱可能已经被转出。
易居研究院智库研究中心总监严跃进认为，张某的套现模式是个人行为，涉及不到这个行业。但站在中介角度，这是一个行业的问题，当前房源怎么管理、能否转租、如何识别以及出现跑路以后如何保障租客权益，这些是需要中介公司思考的。他认为，张某的行为带有很明显的诈骗属性，中介公司也缺少审核，租客本身是无辜的，出事后中介把责任推给租客肯定也不合规。中介公司自身在业务方面缺少审核，才使得这种不正当转租和跑路情况出现。
有租客表示，目前已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花家地派出所报警，警方已立案。10月26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致电朝阳区花家地派出所询问案件进展，对方表示自己不掌握情况。而据《红星新闻》报道，该派出所一位民警表示，目前已经接到多位租客的报警，警方正在收集租客信息，着手调查。
律师：转租形成事实，
平台未尽监管责任
不少律师认为，张某的行为或已涉嫌诈骗，而中介平台在这次事件中也负有责任。
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付建律师认为，该事件中张某作为房屋中介，套取下游租客租金，并虚构将租金交付房东事实，卷钱跑路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已经违反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涉嫌构成诈骗罪。同时，付建认为，中介平台将房屋批量出租于同一人时，就应当对可能存在的转租行为进行审慎审查，在明知租客转租时，就应当履行监管义务，否则应当承担监管不力等责任。
而关于转租行为，以自如的租房合同为例，在合同中，自如明确规定“不同意承租人转租房屋”。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姚志斗表示，首先，既然诸如自如等平台的合同中有关于“业主不同意租户再次转租”的条款，那么，当张某从该平台大批量租赁房屋时，其更应尽提醒义务。其次，平台作为专业的大型租赁平台，更应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审慎核实张某批量租房的用途，并尽到监管责任，防止不必要的纠纷产生。
有租户表示“在自如知情的情况下，租户在房子里继续租住超过六个月未提出异议，视为同意转租”，付建律师认为这具有一定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其以承租人未经同意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认定转租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同时姚志斗律师也提示，在司法实践中，对“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一点，举证较难。原则上，只有获得出租人书面同意转租和房主口头同意转租并收取次承租人租金两种情形可以认定出租人对转租事宜知情。
付建律师则认为，该事件中不仅上游中介是受害者，租客们也是受害者，且上游中介对房屋具有直接监管责任，其对张某转租本身就应当承担责任，更何况部分上游中介在明知情况下默许转租，甚至已经形成了合法转租的事实情况。所以，上游中介无权暴力清退租客，双方应当对目前情况进行协商处理。
姚志斗表示，本案中，租户将租金支付给张某就应该视为支付给该平台，同时该平台也应按照该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实际上租户是受害者，在其已付房租的情况下，有权继续居住。平台未取得租金造成的损失不该由租户承担，其应向张某主张。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官方回应四川不能自家杀年猪#】“就这样吧。”近日，巴中市通江县泥溪镇大柏树村屠宰户杨波，封存了自家的杀猪刀。
数百公里之外，等不到屠宰生猪定点屠宰许可证的徐忠云，也开始遣返员工。徐忠云的身份，是凉山州金阳县生猪屠宰场法人。
8月，新修订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也被认为是史上“最严”的生猪屠宰条例：明确了建立生猪定点屠宰厂（场）信用档案，并明确进入市场流通的猪肉必须在证件齐全的定点屠宰场点完成屠宰。而杨波和徐中云的屠宰场点，均未能取得全部证件。
业内人士看来，这无疑是对小型屠宰场点命运的“最后裁决”。实际上，结合疫情防控和环保要求等，目前四川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仅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如此大规模的压缩，不仅对生猪第一大省——四川的屠宰产业格局影响深远，也可能对群众的饮食习惯产生影响。
压减小型屠宰场点的背景是什么？“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条例》实施后，2个多月来，不少网友通过四川日报全媒体问政四川平台和民情热线（028-86968696）发出疑问，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2020年1月18日，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镇董允坝蔬式生活广场举办的一场年猪宴。（资料图 摄影：刘学懿）
年猪还能不能杀？
“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年猪宴还能搞吗？”……这是《条例》实施后，“前屠户”们和一些群众最大的疑惑。
“前屠户”杨波说，离自家村庄最近的定点屠宰场，远在上百公里外的通江县城。只有在那里，养殖户们才能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也正是因为距离远，不少周边村社的乡亲在遇到红白喜事杀猪或者杀年猪时，仍然请杨波操刀——他自小跟着父亲杀猪，练就了一身手艺，“往年杀的年猪吃不完，还能在周边去卖。”
2015年1月，位于丹棱县杨场镇狮子村4组定点屠宰场的彭师傅在忙着“开边”。（资料图 摄影 视觉四川 刘敬宗）
年猪宴还能继续办吗？
同样困惑的，还有苍溪县农家乐业主赵元。往年，杀年猪和举办年猪宴、年猪节，是他家农家乐创收来源之一。赵元说，自己在2018年和2017年的春节，最多时候一天杀过五头年猪，能置办上百桌宴席。眼下《条例》的实施，让这项创收活动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那么，杀年猪、年猪宴等还能继续吗？
“这的确是灰色地带。”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根据《条例》，群众或养殖户的自养自食不受限制。
四川省畜牧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坦言，从《条例》来看，杀年猪用于自己食用合乎相关规定。但如要上市销售的猪肉或相关制品（含菜肴），销售方必须到定点屠宰场点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才能进入流通环节。照此规定，年猪宴举行之前，农家乐等业主应将生猪送至指定屠宰场点检验检疫或完成屠宰。
2014年8月29日17点，在雷波县天缘定点屠宰场，穿着工作服的检疫员手脚麻利地进行检疫。（资料图 摄影 吴梦琳）
卖猪杀猪吃肉成本提升怎么办？
不过，相较于杀年猪面临着取消，村民们卖猪杀猪吃肉成本增加所波及的范围更广。
“太远了，我们不想去（收）。”近日，达州万源市猪贩刘立本谢绝了几位养殖户和肉贩子的邀请。在国庆节前后的消费旺季，刘立本不愿意“接单”的原因很简单：对方所在的乡镇距离有资质的屠宰点太远，往返的成本太高，“跑一趟好几个小时，挣得还不多，不如就做县城这一块的生意。”
有多高？
杨波给出的数据更为直白：此前，运到场镇上屠宰便可就地销售，两头猪的运费最多50元。但眼下运到县城附近的定点屠宰场，运费则要300元，“到最后，还是要买肉的老百姓自己分摊。”杨波介绍，眼下附近场镇的肉价，每斤高于县城及县城临近场镇1-2元。
很多乡镇的小型屠宰点被取消了，谁来填补这个空白？提升的屠宰成本如何控制？记者采访中，不少基层群众和业内人士都有这样的疑惑。
重建新的农村屠宰网点，能否引导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
“这其实是一次行业转型，希望和出路应该在规模企业上。”谈到眼下群众所反映出的困惑，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并非无的放矢——今年以来，在越发严格的管理制度下，小型屠宰场点不断退出之际，大型企业开始大举进场。
江油市华丰肉联厂机械化屠宰生产车间内屠宰现场（资料图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供图）
今年，四川德康农牧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宜宾市、眉山市分别计划布局年屠宰能力300万头、200万头。而另一家上市公司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公司与成都佳享食品有限公司携手，在成都蒲江县布局生猪屠宰产能。
实力相对雄厚的大型屠宰企业，成了重建乡镇生猪和猪肉屠宰销售网点的希望。
业内看来，除开拥有“不受限制”的运营资质外，大企业可以通过布局连锁销售、下沉冷藏库点等形式，附带配套生猪收储、屠宰网点。而与传统的小屠宰场比，这些网点最大的特征将是标准化运行。“当然，也要精心选址，以降低运行维护的成本。”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介绍，只要区域内的潜在消费者能够达到一定数量，大企业自然就有布局的动力。只是，这还需要跨越规划缺位、驱动政策不足等门槛。
“我们是想把触角向下延伸，但不知道布局在哪里好。”川内某大型屠宰企业负责人呼吁，业务主管部门应尽快依据养殖产能和居民点分布，合理规划生猪收储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为企业布局提供依据。
此外，不少企业则提到：与大中城市相比，布局乡镇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利润空间不大。在没有对应的奖补政策前提下，大型企业向乡镇（特别是偏远乡镇）进军的意愿并不高。
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
对此，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力求尽可能找出屠宰点位覆盖的盲区和边远区域，进而编制解决方案。而至于是否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前述负责人表示，将会根据相关情况演变而定，政策还在拟定中。
新闻多一点
四川屠宰点大规模压减的背后故事
“其实大家心里应该有准备，因为整个过程持续七年多了。”四川省畜牧兽医局副调研员朱磊介绍，过去多年，从中央到省上，一直在压减小型屠宰点的数量。
从2014年起，四川开始对屠宰点清理整顿、整合重组。根据相关统计分析，这一年，四川尚有在册生猪定点屠宰场点2816家。
“主要出发点是保障卫生水平和猪肉产品安全。”巴中市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师苟斌才回忆，村镇一级的屠宰场点规模普遍偏小、卫生和检验检疫等设施投入有限，因此整改的方向就是对小型定点屠宰场点和私自宰杀场点的取缔退出。
2016年起，这样的清理整顿和整合重组，并先后加入了环保和疫情防控两个元素。
“过去杀了猪，都是拿着自来水管冲一遍地。”资阳市安岳县屠宰户周大杰回忆，2016年前后的省级和中央环保督察中，自家的屠宰点因为无法解决污水处理问题而关门。2016年，全省累计取缔关闭不合格屠宰点1160个，取缔关闭率达39%。
非洲猪瘟疫情传入，则给了剩下一部分小型屠宰场点最后一击。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李宗林说，感染非洲猪瘟后，生猪的致死率为100%，应对当年的非洲猪瘟疫情，强化生猪屠宰点的管控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将四川列为全国压减小型生猪屠宰场点的15个重点省（直辖市、自治区）之一，并派出专家组来川逐县开展复核小型屠宰场点退出情况。
结合疫情防控要求等，四川于去年再压减小型屠宰点180余个，目前全省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还有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
相关链接
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体现“最严格的监管”要求
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7月23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公布，此次条例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施行以后能更有效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条例此次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在五大制度方面有所体现：一是生猪进厂查验制度；二是屠宰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制度；三是生猪产品的出厂记录制度；四是问题生猪产品的召回制度；五是风险监测制度。
你家杀年猪吗？（四川日报微信公众号）
数百公里之外，等不到屠宰生猪定点屠宰许可证的徐忠云，也开始遣返员工。徐忠云的身份，是凉山州金阳县生猪屠宰场法人。
8月，新修订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也被认为是史上“最严”的生猪屠宰条例：明确了建立生猪定点屠宰厂（场）信用档案，并明确进入市场流通的猪肉必须在证件齐全的定点屠宰场点完成屠宰。而杨波和徐中云的屠宰场点，均未能取得全部证件。
业内人士看来，这无疑是对小型屠宰场点命运的“最后裁决”。实际上，结合疫情防控和环保要求等，目前四川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仅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如此大规模的压缩，不仅对生猪第一大省——四川的屠宰产业格局影响深远，也可能对群众的饮食习惯产生影响。
压减小型屠宰场点的背景是什么？“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条例》实施后，2个多月来，不少网友通过四川日报全媒体问政四川平台和民情热线（028-86968696）发出疑问，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2020年1月18日，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镇董允坝蔬式生活广场举办的一场年猪宴。（资料图 摄影：刘学懿）
年猪还能不能杀？
“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年猪宴还能搞吗？”……这是《条例》实施后，“前屠户”们和一些群众最大的疑惑。
“前屠户”杨波说，离自家村庄最近的定点屠宰场，远在上百公里外的通江县城。只有在那里，养殖户们才能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也正是因为距离远，不少周边村社的乡亲在遇到红白喜事杀猪或者杀年猪时，仍然请杨波操刀——他自小跟着父亲杀猪，练就了一身手艺，“往年杀的年猪吃不完，还能在周边去卖。”
2015年1月，位于丹棱县杨场镇狮子村4组定点屠宰场的彭师傅在忙着“开边”。（资料图 摄影 视觉四川 刘敬宗）
年猪宴还能继续办吗？
同样困惑的，还有苍溪县农家乐业主赵元。往年，杀年猪和举办年猪宴、年猪节，是他家农家乐创收来源之一。赵元说，自己在2018年和2017年的春节，最多时候一天杀过五头年猪，能置办上百桌宴席。眼下《条例》的实施，让这项创收活动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那么，杀年猪、年猪宴等还能继续吗？
“这的确是灰色地带。”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根据《条例》，群众或养殖户的自养自食不受限制。
四川省畜牧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坦言，从《条例》来看，杀年猪用于自己食用合乎相关规定。但如要上市销售的猪肉或相关制品（含菜肴），销售方必须到定点屠宰场点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才能进入流通环节。照此规定，年猪宴举行之前，农家乐等业主应将生猪送至指定屠宰场点检验检疫或完成屠宰。
2014年8月29日17点，在雷波县天缘定点屠宰场，穿着工作服的检疫员手脚麻利地进行检疫。（资料图 摄影 吴梦琳）
卖猪杀猪吃肉成本提升怎么办？
不过，相较于杀年猪面临着取消，村民们卖猪杀猪吃肉成本增加所波及的范围更广。
“太远了，我们不想去（收）。”近日，达州万源市猪贩刘立本谢绝了几位养殖户和肉贩子的邀请。在国庆节前后的消费旺季，刘立本不愿意“接单”的原因很简单：对方所在的乡镇距离有资质的屠宰点太远，往返的成本太高，“跑一趟好几个小时，挣得还不多，不如就做县城这一块的生意。”
有多高？
杨波给出的数据更为直白：此前，运到场镇上屠宰便可就地销售，两头猪的运费最多50元。但眼下运到县城附近的定点屠宰场，运费则要300元，“到最后，还是要买肉的老百姓自己分摊。”杨波介绍，眼下附近场镇的肉价，每斤高于县城及县城临近场镇1-2元。
很多乡镇的小型屠宰点被取消了，谁来填补这个空白？提升的屠宰成本如何控制？记者采访中，不少基层群众和业内人士都有这样的疑惑。
重建新的农村屠宰网点，能否引导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
“这其实是一次行业转型，希望和出路应该在规模企业上。”谈到眼下群众所反映出的困惑，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并非无的放矢——今年以来，在越发严格的管理制度下，小型屠宰场点不断退出之际，大型企业开始大举进场。
江油市华丰肉联厂机械化屠宰生产车间内屠宰现场（资料图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供图）
今年，四川德康农牧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宜宾市、眉山市分别计划布局年屠宰能力300万头、200万头。而另一家上市公司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公司与成都佳享食品有限公司携手，在成都蒲江县布局生猪屠宰产能。
实力相对雄厚的大型屠宰企业，成了重建乡镇生猪和猪肉屠宰销售网点的希望。
业内看来，除开拥有“不受限制”的运营资质外，大企业可以通过布局连锁销售、下沉冷藏库点等形式，附带配套生猪收储、屠宰网点。而与传统的小屠宰场比，这些网点最大的特征将是标准化运行。“当然，也要精心选址，以降低运行维护的成本。”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介绍，只要区域内的潜在消费者能够达到一定数量，大企业自然就有布局的动力。只是，这还需要跨越规划缺位、驱动政策不足等门槛。
“我们是想把触角向下延伸，但不知道布局在哪里好。”川内某大型屠宰企业负责人呼吁，业务主管部门应尽快依据养殖产能和居民点分布，合理规划生猪收储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为企业布局提供依据。
此外，不少企业则提到：与大中城市相比，布局乡镇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利润空间不大。在没有对应的奖补政策前提下，大型企业向乡镇（特别是偏远乡镇）进军的意愿并不高。
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
对此，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力求尽可能找出屠宰点位覆盖的盲区和边远区域，进而编制解决方案。而至于是否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前述负责人表示，将会根据相关情况演变而定，政策还在拟定中。
新闻多一点
四川屠宰点大规模压减的背后故事
“其实大家心里应该有准备，因为整个过程持续七年多了。”四川省畜牧兽医局副调研员朱磊介绍，过去多年，从中央到省上，一直在压减小型屠宰点的数量。
从2014年起，四川开始对屠宰点清理整顿、整合重组。根据相关统计分析，这一年，四川尚有在册生猪定点屠宰场点2816家。
“主要出发点是保障卫生水平和猪肉产品安全。”巴中市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师苟斌才回忆，村镇一级的屠宰场点规模普遍偏小、卫生和检验检疫等设施投入有限，因此整改的方向就是对小型定点屠宰场点和私自宰杀场点的取缔退出。
2016年起，这样的清理整顿和整合重组，并先后加入了环保和疫情防控两个元素。
“过去杀了猪，都是拿着自来水管冲一遍地。”资阳市安岳县屠宰户周大杰回忆，2016年前后的省级和中央环保督察中，自家的屠宰点因为无法解决污水处理问题而关门。2016年，全省累计取缔关闭不合格屠宰点1160个，取缔关闭率达39%。
非洲猪瘟疫情传入，则给了剩下一部分小型屠宰场点最后一击。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李宗林说，感染非洲猪瘟后，生猪的致死率为100%，应对当年的非洲猪瘟疫情，强化生猪屠宰点的管控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将四川列为全国压减小型生猪屠宰场点的15个重点省（直辖市、自治区）之一，并派出专家组来川逐县开展复核小型屠宰场点退出情况。
结合疫情防控要求等，四川于去年再压减小型屠宰点180余个，目前全省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还有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
相关链接
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体现“最严格的监管”要求
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7月23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公布，此次条例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施行以后能更有效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条例此次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在五大制度方面有所体现：一是生猪进厂查验制度；二是屠宰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制度；三是生猪产品的出厂记录制度；四是问题生猪产品的召回制度；五是风险监测制度。
你家杀年猪吗？（四川日报微信公众号）
当太阳风吹过地球磁层竟然形成了静止不动的表面波
任何超音速的流体碰到障碍物时，都会形成冲击波；而超音速的太阳风撞击地球磁层时，会在磁层边缘外形成冲击波，太阳风由此减速成亚音速。特定情形下，这些亚音速的太阳风会变成湍流，这些随机无序的湍流就是袭击磁层、并产生静止不动表面波的“不速之客”。
走在小溪边，我们常常会看见冲击石头的水流，会在冲击后从石头的两侧绕流。实际上，当太阳风撞击地球磁层时，产生的表面波也是沿着两者之间的边界随太阳风一起向后传递，并在边界上产生涟漪。
日前，一项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最新研究表明，有些“波浪”恰恰相反：来自太阳风的能量与地球周围的磁层“气泡”相互作用，产生了似乎静止不动的表面波。这些波与随太阳风传播的波相比持续时间更长，这就意味着它们有更长的时间去加速空间中的带电粒子，从而有可能会对地球辐射带、极光、电离层等区域产生潜在的影响。
太阳风与地球磁层之间究竟是怎样“互动”的？科学家又是如何发现这些静止不动的波的？它们真的会对地球造成影响吗？
“不速之客”撞出静止不动的表面波
我们知道，太阳是一个温度很高的大气团，它的主要组成元素是氢和氦。而太阳喷射出的带电粒子，被形象地称为太阳风。
“我们所在的地球，有一个‘保护罩’，就是磁层。它能阻挡太阳风对地球的冲击，如果没有磁层的话，太阳风这种高温气体可以直接到达地球表面，对地球造成不小的伤害。”西南交通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粒子天体物理团队负责人刘四明教授介绍道。
刘四明表示，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地球的中间有一块非常大的磁铁，它有南北两极，磁铁的磁场在地球附近空间形成磁层。要知道，太阳风时时刻刻都在和地球磁层碰撞，如果太阳风是中性的，磁层是无法挡住这些高速高温的粒子的；但实际上，太阳风中的绝大部分粒子都带有电荷，因此磁层就把这些太阳风里的带电粒子都挡在了地球外面。
对于太阳风和磁层的相互作用，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副研究员李文亚作了个形象的比喻：地球磁层就像是一条大船，航行在超音速的太阳风里。一般情形下，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遇”，会在磁层的边缘产生表面波，犹如船行驶时两侧的波纹，这些表面波会随太阳风往磁层的尾侧传播。
而在此次最新研究中，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空间物理学家马丁·阿彻及其团队发现，当太阳风脉冲袭击磁层时，形成的波不仅在地球两个磁极间“弹跳”，还逆向太阳风的方向传播，脉冲袭击处的波似乎是静止的。
对此，李文亚解释说，当船在水中航行时，这些波光粼粼的涟漪肯定是往船尾传播的。“此次研究指的是，突然有个‘不速之客’撞了船一下，形成一个大窟窿，对于船而言，这个窟窿就像是‘静止’在那。”
那么，这个“不速之客”到底是谁？实际上，任何超音速的流体碰到障碍物时，都会形成冲击波；而超音速的太阳风撞击地球磁层时，会在磁层边缘外形成冲击波，太阳风由此减速成亚音速。特定情形下，这些亚音速的太阳风会变成湍流，这些随机无序的湍流就是袭击磁层、并产生静止不动表面波的“不速之客”。
利用模型模拟磁层和太阳风的相互作用
那么，科学家是如何发现这些静止不动的波的？“研究团队根据数值模拟手段，建立了磁流体模型，基于相关的物理知识和对磁场以及太阳风的理解，用计算机模拟了太阳风和磁层的相互作用。”刘四明说。
据介绍，地球空间由于时变、多成分、多自由度的关联相互作用，使得传统的理论分析变得非常困难。作为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的研究手段，数值模拟对地球空间理论和应用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计算能力的不断提升，数值模拟手段不断扩大研究和应用的范围，极大缩短了研究和应用的周期。
“数值模拟有助于加深对观测现象的认识，开拓对探测区域以外空间的了解。任何探测卫星和地基设备所探测的区域相对于广袤的地球空间而言都是非常有限的，如何利用有限的区域数据来了解整个空间全貌？建立在基本物理过程基础上的空间模型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刘四明表示，模型具有真正意义的可检验性，可与观察数据直接比较，并为局地模型提供宏观启示。
在该研究中，研究人员就是考虑了在整个磁层表面形成的波，利用基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空间探测卫星的观测数据创建模型，发现当太阳风脉冲击中磁层时，形成的波在地球两个磁极之间来回“弹跳”，并形成逆向太阳风方向移动的波，研究人员还利用模型解释了来自太阳风的能量和磁层产生的波浪是如何相互抵消的。
在刘四明看来，研究论文之所以能够认证这种波的存在，实际上依赖于三个方面。一方面是由多颗卫星在不同地方的同时观测，另外一方面就是通过相关理论模型来模拟磁层和太阳风的相互作用，最后结合相关的理论分析，理解这些模拟结果和观测结果。“研究人员正是把这三方面结合之后，才能够确认卫星探测到的一些信号确实是来自于太阳风和磁层正对面的一个比较稳定的点。”他说。
“加热”后的带电粒子或会损伤航天器
如果这些静止不动的波真的存在，它真的有可能会对地球辐射带、极光、电离层等区域产生潜在的影响吗？
“日常生活中，我们拿微波炉加热食物，设定的时间越长，食物也就越热。同理，静止的表面波也会对周围的带电粒子持续、高效地加热。”李文亚解释说，如果这些波确实存在，对于研究地球附近空间有重要的价值，因为“加热”后的带电粒子会对在轨的各类航天器造成一定的危害。
此外，研究人员认为这些波也可能产生于宇宙的其他地方。对此，李文亚认为这是有可能的，但如果要了解波的形成、发展和它后续的影响，地球空间是最好的“试验田”，因为围绕着地球空间环境的探测器非常多，发射运行成本也相对较低。
当前，中国科学院与欧洲航天局联合研制中的“微笑”卫星，创新性地利用太阳风与磁层碰撞产生的X射线，对磁层“拍照”。借此，我们将有望首次看到磁层边缘的复杂波动。
来源：科技日报
任何超音速的流体碰到障碍物时，都会形成冲击波；而超音速的太阳风撞击地球磁层时，会在磁层边缘外形成冲击波，太阳风由此减速成亚音速。特定情形下，这些亚音速的太阳风会变成湍流，这些随机无序的湍流就是袭击磁层、并产生静止不动表面波的“不速之客”。
走在小溪边，我们常常会看见冲击石头的水流，会在冲击后从石头的两侧绕流。实际上，当太阳风撞击地球磁层时，产生的表面波也是沿着两者之间的边界随太阳风一起向后传递，并在边界上产生涟漪。
日前，一项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最新研究表明，有些“波浪”恰恰相反：来自太阳风的能量与地球周围的磁层“气泡”相互作用，产生了似乎静止不动的表面波。这些波与随太阳风传播的波相比持续时间更长，这就意味着它们有更长的时间去加速空间中的带电粒子，从而有可能会对地球辐射带、极光、电离层等区域产生潜在的影响。
太阳风与地球磁层之间究竟是怎样“互动”的？科学家又是如何发现这些静止不动的波的？它们真的会对地球造成影响吗？
“不速之客”撞出静止不动的表面波
我们知道，太阳是一个温度很高的大气团，它的主要组成元素是氢和氦。而太阳喷射出的带电粒子，被形象地称为太阳风。
“我们所在的地球，有一个‘保护罩’，就是磁层。它能阻挡太阳风对地球的冲击，如果没有磁层的话，太阳风这种高温气体可以直接到达地球表面，对地球造成不小的伤害。”西南交通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粒子天体物理团队负责人刘四明教授介绍道。
刘四明表示，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地球的中间有一块非常大的磁铁，它有南北两极，磁铁的磁场在地球附近空间形成磁层。要知道，太阳风时时刻刻都在和地球磁层碰撞，如果太阳风是中性的，磁层是无法挡住这些高速高温的粒子的；但实际上，太阳风中的绝大部分粒子都带有电荷，因此磁层就把这些太阳风里的带电粒子都挡在了地球外面。
对于太阳风和磁层的相互作用，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副研究员李文亚作了个形象的比喻：地球磁层就像是一条大船，航行在超音速的太阳风里。一般情形下，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遇”，会在磁层的边缘产生表面波，犹如船行驶时两侧的波纹，这些表面波会随太阳风往磁层的尾侧传播。
而在此次最新研究中，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空间物理学家马丁·阿彻及其团队发现，当太阳风脉冲袭击磁层时，形成的波不仅在地球两个磁极间“弹跳”，还逆向太阳风的方向传播，脉冲袭击处的波似乎是静止的。
对此，李文亚解释说，当船在水中航行时，这些波光粼粼的涟漪肯定是往船尾传播的。“此次研究指的是，突然有个‘不速之客’撞了船一下，形成一个大窟窿，对于船而言，这个窟窿就像是‘静止’在那。”
那么，这个“不速之客”到底是谁？实际上，任何超音速的流体碰到障碍物时，都会形成冲击波；而超音速的太阳风撞击地球磁层时，会在磁层边缘外形成冲击波，太阳风由此减速成亚音速。特定情形下，这些亚音速的太阳风会变成湍流，这些随机无序的湍流就是袭击磁层、并产生静止不动表面波的“不速之客”。
利用模型模拟磁层和太阳风的相互作用
那么，科学家是如何发现这些静止不动的波的？“研究团队根据数值模拟手段，建立了磁流体模型，基于相关的物理知识和对磁场以及太阳风的理解，用计算机模拟了太阳风和磁层的相互作用。”刘四明说。
据介绍，地球空间由于时变、多成分、多自由度的关联相互作用，使得传统的理论分析变得非常困难。作为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的研究手段，数值模拟对地球空间理论和应用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计算能力的不断提升，数值模拟手段不断扩大研究和应用的范围，极大缩短了研究和应用的周期。
“数值模拟有助于加深对观测现象的认识，开拓对探测区域以外空间的了解。任何探测卫星和地基设备所探测的区域相对于广袤的地球空间而言都是非常有限的，如何利用有限的区域数据来了解整个空间全貌？建立在基本物理过程基础上的空间模型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刘四明表示，模型具有真正意义的可检验性，可与观察数据直接比较，并为局地模型提供宏观启示。
在该研究中，研究人员就是考虑了在整个磁层表面形成的波，利用基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空间探测卫星的观测数据创建模型，发现当太阳风脉冲击中磁层时，形成的波在地球两个磁极之间来回“弹跳”，并形成逆向太阳风方向移动的波，研究人员还利用模型解释了来自太阳风的能量和磁层产生的波浪是如何相互抵消的。
在刘四明看来，研究论文之所以能够认证这种波的存在，实际上依赖于三个方面。一方面是由多颗卫星在不同地方的同时观测，另外一方面就是通过相关理论模型来模拟磁层和太阳风的相互作用，最后结合相关的理论分析，理解这些模拟结果和观测结果。“研究人员正是把这三方面结合之后，才能够确认卫星探测到的一些信号确实是来自于太阳风和磁层正对面的一个比较稳定的点。”他说。
“加热”后的带电粒子或会损伤航天器
如果这些静止不动的波真的存在，它真的有可能会对地球辐射带、极光、电离层等区域产生潜在的影响吗？
“日常生活中，我们拿微波炉加热食物，设定的时间越长，食物也就越热。同理，静止的表面波也会对周围的带电粒子持续、高效地加热。”李文亚解释说，如果这些波确实存在，对于研究地球附近空间有重要的价值，因为“加热”后的带电粒子会对在轨的各类航天器造成一定的危害。
此外，研究人员认为这些波也可能产生于宇宙的其他地方。对此，李文亚认为这是有可能的，但如果要了解波的形成、发展和它后续的影响，地球空间是最好的“试验田”，因为围绕着地球空间环境的探测器非常多，发射运行成本也相对较低。
当前，中国科学院与欧洲航天局联合研制中的“微笑”卫星，创新性地利用太阳风与磁层碰撞产生的X射线，对磁层“拍照”。借此，我们将有望首次看到磁层边缘的复杂波动。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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