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快讯# 继 《当法律遇上经济：明清中国的商业法律》之后，邱澎生教授又一力作《当经济遇上法律：明清中国的市场演化》即将和大家见面啦~
明清中国的一些商业城镇曾经发生经济组织、经济法令乃至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动，进而促成当时的制度变迁。针对苏州商人团体、苏州与松江棉布加工业、云南铜矿业与重庆航运业的种种经济组织，还有重庆债务与合伙诉讼、明清商业书的传播。
邱澎生教授进行了具体的个案分析，借以呈现当时中国在“经济组织、法律体系、文化观念”三者间的密切互动，希望能进而论证这些变化如何共同构成明清中国的“市场演化”。
至于如何比较明清中国与西方商业制度史的异同，邱澎生主张：与其斩钉截铁地简化近代西方种种复杂的发展历程，研究者或许可以保持更开放的心态，来探究包括中国在内的西方以外地区如何进行其各自的市场演化道路。
作者邱澎生，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台湾大学历史学博士，1996—2018年曾先后任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2002—2003年为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研究明清经济法制与物质文化史，并受到制度经济史与经济人类学影响，希望能借由探究明清市场演化与商业法律等课题，更细致地理解近代中国历史变迁及其在全球史的意义。已出版《当法律遇上经济：明清中国的商业法律》《当经济遇上法律：明清中国的市场演化》两书，并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明清中国的一些商业城镇曾经发生经济组织、经济法令乃至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动，进而促成当时的制度变迁。针对苏州商人团体、苏州与松江棉布加工业、云南铜矿业与重庆航运业的种种经济组织，还有重庆债务与合伙诉讼、明清商业书的传播。
邱澎生教授进行了具体的个案分析，借以呈现当时中国在“经济组织、法律体系、文化观念”三者间的密切互动，希望能进而论证这些变化如何共同构成明清中国的“市场演化”。
至于如何比较明清中国与西方商业制度史的异同，邱澎生主张：与其斩钉截铁地简化近代西方种种复杂的发展历程，研究者或许可以保持更开放的心态，来探究包括中国在内的西方以外地区如何进行其各自的市场演化道路。
作者邱澎生，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台湾大学历史学博士，1996—2018年曾先后任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2002—2003年为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研究明清经济法制与物质文化史，并受到制度经济史与经济人类学影响，希望能借由探究明清市场演化与商业法律等课题，更细致地理解近代中国历史变迁及其在全球史的意义。已出版《当法律遇上经济：明清中国的商业法律》《当经济遇上法律：明清中国的市场演化》两书，并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围炉夜话》全221条-160--170
160、有守与有猷有为并重，立言与立功立德并传
有守虽无所展布，而其节不挠，故与有猷有为而并重；立言即未经起行，而于人有益，故与立功立德而并传。
［注释］
不挠：不屈。有猷：有贡献。
【译文】
能谨守道义而不变节，虽然对道义并无推展之功，却有守节不屈之志，所以和有贡献有作为是同等重要的。在文字上宣扬道理，虽然并未以行为动来加以表现，但是已使闻而信者得到裨益，因此和直接建立事业与功德是同样不朽而为人所传颂的。
161、求孝殷殷向善必笃
遇老成人，便肯殷殷求教，则向善必笃也；听切实话，觉得津津有味，则进德可期也。
［注释］
老成人：年长有德的人。殷殷：热心切。笃：深重。切实话：非常实在的言语。
【译文】
遇到年老有德的人，便热心地向他请求教诲，那么这个人向善之心必定十分深重。听到实在的话语，便觉得十分有滋味，那么这个人德业的进步是可以料想得到的。
162、有真涵养才有真性情
有真性情，须有真涵养：有大识见，乃有大文章。
［注释］
真性情：至真无妄的心性情思。真涵养：真正的修养。
【译文】
要有至真无妄的性情，一定先要有真正的修养才能达到；要写出不朽的文章，首先要有不朽的见识。
163、为善要讲让，立身务得敬
为善之端无尽，只讲一让字，便人人可行；立身之道何穷，只得一敬字，便事事皆整。
［注释］
端：方法。
【译文】
行善的方法是无穷尽的，只要能讲一个“让”字，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处世的道理何止千百，只要做到一个“敬”字，就能使所有的事情整顿起来。
164、是非要自知，正人先正己
自己所行之是非，尚不能知，安望知人？古人已往之得失，且不必论，但须记己。
［注释］
安：哪里。
【译文】
自己的行为举止是对是错，还不能确实知道，哪里还能够知道他人的对错呢？过去古人所做的事是得是失，暂且不要讨论，重要的是先要明白自己的得失。
165、仁厚为儒家治术之本，虚浮为今人处世之祸
治术必本儒术者，念念皆仁厚也；今人不及古人者，事事皆虚浮也。
［注释］
治术：治理国家的方法。儒术：儒家的方法。
【译文】
治理国家之所以必定要本于儒家的方法，主要的原因乃在于儒家的治国之道都出于仁家宽厚之心。现代人之所以不如古代人，乃在于现代人所做的事情都十分不实在，不稳定。
166、祸起于须毁臾之不忍
莫之大祸，起于须臾之不忍，不可不谨。
［注释］
须臾：一会儿，暂时。
【译文】
再大的祸事，起因都是由于一时的不能忍耐，所以凡事不可不谨慎。
167、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家之长幼，皆倚赖于我，我亦尝体其情否也？士之衣食，皆取资于人，人亦曾受其益否也？
［注释］
倚赖：依靠。
【译文】
家中的老小都依靠自己生活，自己是否曾经去体会他们心中的情感和需要呢？读书人在衣食上完全凭着他人的生产来维持，是否曾也让他人也由他那里得到些益处呢？
168、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富不肯读书，贵不肯积德，错过可惜也；少不肯事长，愚不肯亲贤，不祥莫大焉！
［注释］
亲贤：亲近贤人。
【译文】
在富有的时候不肯好好读书，在显贵的时候不能积下德业，错过了这富贵可为之时实在可惜。年少的时候不肯敬奉长辈，愚昧却又不肯向贤人请教，这是最不吉的预兆！
169、五伦为教然后有大经，四子成书然后有正学
自虞廷立五伦为教，然后天下有大经；自紫阳集四子成书，然后天下有正学。
［注释］
虞廷：虞舜。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大给：不可变易的礼法。紫阳：北宋理学大家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又号晦庵，徽州婺源人。学者称为紫阳先生。四子成书：朱熹集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称四书。
【译文】
自从舜令契为司徒，教百姓以五伦，天下自此才有不可变易的人伦大道；自从朱熹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四书，天下才确立了足为一切学问奉为圭臬的中正之学。
170、志量远大
意趣清高，利禄不能动也；志量远大，富贵不能淫也。
［注释］
意趣：心意志趣。
【译文】
心意志趣清雅高尚的人，金钱和禄位是无法变易其心志的，志气广阔高远的人，即使身在富贵也不会迷乱心志而隐溺其中。
围炉夜话，清朝作家王永彬的作品，成书于咸丰年间。该书与明朝洪应明《菜根谭》、陆绍珩《醉古堂剑扫》一起并称“处世三大奇书”[1]，此书为明、清清言小品之一种，内容出于作者和家属闲谈时的感悟。[2]主题为“安身立命”，而后从修身养性、为人处事、持身立业、读书立志、安贫乐道、济世助人、持家教子、忠孝节义、为官执政等十多处来细讲人生哲理，作者自号“识字农人”。
全文由221条语录组成，王永彬于清朝咸丰甲寅二月，在一经堂将书籍写出并出版。
160、有守与有猷有为并重，立言与立功立德并传
有守虽无所展布，而其节不挠，故与有猷有为而并重；立言即未经起行，而于人有益，故与立功立德而并传。
［注释］
不挠：不屈。有猷：有贡献。
【译文】
能谨守道义而不变节，虽然对道义并无推展之功，却有守节不屈之志，所以和有贡献有作为是同等重要的。在文字上宣扬道理，虽然并未以行为动来加以表现，但是已使闻而信者得到裨益，因此和直接建立事业与功德是同样不朽而为人所传颂的。
161、求孝殷殷向善必笃
遇老成人，便肯殷殷求教，则向善必笃也；听切实话，觉得津津有味，则进德可期也。
［注释］
老成人：年长有德的人。殷殷：热心切。笃：深重。切实话：非常实在的言语。
【译文】
遇到年老有德的人，便热心地向他请求教诲，那么这个人向善之心必定十分深重。听到实在的话语，便觉得十分有滋味，那么这个人德业的进步是可以料想得到的。
162、有真涵养才有真性情
有真性情，须有真涵养：有大识见，乃有大文章。
［注释］
真性情：至真无妄的心性情思。真涵养：真正的修养。
【译文】
要有至真无妄的性情，一定先要有真正的修养才能达到；要写出不朽的文章，首先要有不朽的见识。
163、为善要讲让，立身务得敬
为善之端无尽，只讲一让字，便人人可行；立身之道何穷，只得一敬字，便事事皆整。
［注释］
端：方法。
【译文】
行善的方法是无穷尽的，只要能讲一个“让”字，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处世的道理何止千百，只要做到一个“敬”字，就能使所有的事情整顿起来。
164、是非要自知，正人先正己
自己所行之是非，尚不能知，安望知人？古人已往之得失，且不必论，但须记己。
［注释］
安：哪里。
【译文】
自己的行为举止是对是错，还不能确实知道，哪里还能够知道他人的对错呢？过去古人所做的事是得是失，暂且不要讨论，重要的是先要明白自己的得失。
165、仁厚为儒家治术之本，虚浮为今人处世之祸
治术必本儒术者，念念皆仁厚也；今人不及古人者，事事皆虚浮也。
［注释］
治术：治理国家的方法。儒术：儒家的方法。
【译文】
治理国家之所以必定要本于儒家的方法，主要的原因乃在于儒家的治国之道都出于仁家宽厚之心。现代人之所以不如古代人，乃在于现代人所做的事情都十分不实在，不稳定。
166、祸起于须毁臾之不忍
莫之大祸，起于须臾之不忍，不可不谨。
［注释］
须臾：一会儿，暂时。
【译文】
再大的祸事，起因都是由于一时的不能忍耐，所以凡事不可不谨慎。
167、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家之长幼，皆倚赖于我，我亦尝体其情否也？士之衣食，皆取资于人，人亦曾受其益否也？
［注释］
倚赖：依靠。
【译文】
家中的老小都依靠自己生活，自己是否曾经去体会他们心中的情感和需要呢？读书人在衣食上完全凭着他人的生产来维持，是否曾也让他人也由他那里得到些益处呢？
168、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富不肯读书，贵不肯积德，错过可惜也；少不肯事长，愚不肯亲贤，不祥莫大焉！
［注释］
亲贤：亲近贤人。
【译文】
在富有的时候不肯好好读书，在显贵的时候不能积下德业，错过了这富贵可为之时实在可惜。年少的时候不肯敬奉长辈，愚昧却又不肯向贤人请教，这是最不吉的预兆！
169、五伦为教然后有大经，四子成书然后有正学
自虞廷立五伦为教，然后天下有大经；自紫阳集四子成书，然后天下有正学。
［注释］
虞廷：虞舜。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大给：不可变易的礼法。紫阳：北宋理学大家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又号晦庵，徽州婺源人。学者称为紫阳先生。四子成书：朱熹集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称四书。
【译文】
自从舜令契为司徒，教百姓以五伦，天下自此才有不可变易的人伦大道；自从朱熹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四书，天下才确立了足为一切学问奉为圭臬的中正之学。
170、志量远大
意趣清高，利禄不能动也；志量远大，富贵不能淫也。
［注释］
意趣：心意志趣。
【译文】
心意志趣清雅高尚的人，金钱和禄位是无法变易其心志的，志气广阔高远的人，即使身在富贵也不会迷乱心志而隐溺其中。
围炉夜话，清朝作家王永彬的作品，成书于咸丰年间。该书与明朝洪应明《菜根谭》、陆绍珩《醉古堂剑扫》一起并称“处世三大奇书”[1]，此书为明、清清言小品之一种，内容出于作者和家属闲谈时的感悟。[2]主题为“安身立命”，而后从修身养性、为人处事、持身立业、读书立志、安贫乐道、济世助人、持家教子、忠孝节义、为官执政等十多处来细讲人生哲理，作者自号“识字农人”。
全文由221条语录组成，王永彬于清朝咸丰甲寅二月，在一经堂将书籍写出并出版。
【“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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