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买保险,读懂新规避免“掉坑”!

“首月0元”“零首付”“免费保障”……这些互联网页链接、推荐的保险到底“香不香”?

老话说得好: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不少消费者通过互联网上弹出的广告买保险,投保后就再也找不到退保页面、投诉入口,叫苦不迭。

针对这一问题,近日,银保监会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保险机构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进一步细化完善了互联网人身险的专属规范,网络渠道投保的这些问题有望从源头得到治理。

从经营门槛、产品范围、监管机制等多方面细化互联网人身险的管理规范

近年来,互联网保险发展较快,已成为保险销售的重要渠道之一。但由于部分保险机构违规经营、不当创新、竞争无序,互联网渠道投诉激增,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引起监管部门高度关注。

今年2月1日,银保监会修订实施了《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其中第五十二条提出“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在满足相关条件的基础上,可在全国范围内通过互联网经营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具体由中国银保监会另行规定”。此次《通知》印发,就是将“另行规定”具体化,将监管抓手落细落地。

新规完善了哪些内容,股王先给您捋一捋。

哪些保险公司可以网上卖保险?

保险公司(不包括互联网保险公司)开展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应具备以下条件:连续四个季度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达到120%,核心偿付能力不低于75%;连续四个季度风险综合评级在B类及以上;连续四个季度责任准备金覆盖率高于100%;保险公司公司治理评估为C级(合格)及以上;银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此外,保险公司申请审批或者使用新备案的保险期间十年以上的普通型人寿保险(除定期寿险)和保险期间十年以上的普通型年金保险产品,还须符合“连续四个季度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超过150%,核心偿付能力不低于100%”“上年度未因互联网保险业务经营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等条件。

这些规定读起来比较拗口,总结起来,其核心要义就是——偿付能力充足、综合评级良好、准备金提取充分、公司治理合乎相关要求的保险公司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当然这只是基本门槛,大部分保险公司都能达到要求。

如果是销售重疾险、医疗险等健康险,除了上面的硬性标准,保险公司上一年度还不能因互联网保险业务违规经营受到重大行政处罚。如果是卖增额终身寿险和10年以上的普通年金产品,各项条件标准都“水涨船高”。

哪些保险产品可以网上叫卖?

《通知》规定,“限于意外险、健康险(除护理险)、定期寿险、保险期间十年以上的普通型人寿保险(除定期寿险)和保险期间十年以上的普通型年金保险,以及银保监会规定的其他人身保险产品。”

这意味着,最受消费者欢迎的重疾险、百万医疗险、定期寿险、意外险,以后仍然可以上网买。但创新型产品,如分红险、万能险等,并不在相关产品之列。

《通知》还明确取消投保区域限制。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可在全国范围内不设分支机构开展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

根据《保险法》《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保险公司应在设有分支机构的省(市)开展保险业务。银保监会各级派出机构,对辖内保险机构、保险业务实行属地化管理。而根据《通知》要求,符合规定可开展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的公司,可以在不设立分支机构的全国范围内经营,也就是说消费者今后能够在网上买到的人身险产品,都可以不用再纠结销售区域或者异地投保的问题。

实施专属管理有利于解决互联网渠道存在的突出问题,也有利于厘清监管政策边界

业内人士指出,《通知》对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实施更加细化的专属管理,还厘清了保险公司互联网渠道业务、多渠道融合业务的监管制度。比如,《通知》明确规定:线上、线下融合开展人身保险业务的,不得使用互联网人身保险产品,不得将经营区域扩展至未设立分支机构的地区。这一规定能够规范银保、个险和中介业务假借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之名、规避地域限制等线下监管制度规定的问题。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线上、线下人身保险业务在产品、运用和风险方面存在明显不同,对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实施专属管理十分必要。比如产品方面,数字化经营使得线上产品呈现定价精细化、形态碎片化、缴费灵活化等特征,暴露出逆选择集中、产品定价不足、销售费用大幅超支等风险;运营方面,互联网渠道上线即可全国经营、非面对面销售、无间断交易等特性,引发首月“0”元、无感投(续)保、服务投诉无门等问题;风控方面,互联网渠道具有辐射面广、传播速度快的特征,加剧了业务管理、风险管控的难度。

“对互联网人身险业务实施专属管理,有利于解决互联网渠道存在的突出风险和问题,弥补监管制度短板,也有利于厘清监管政策边界,防范监管套利。”该负责人说。

新规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消费者提供更实惠的产品、更便捷的服务

新规对消费者有什么影响?可以说,新规所体现出的监管思路,都是以消费者为出发点考虑的。

一是丰富互联网保险产品供给。比如互联网人身保险让更多的中小公司不需要设立分支机构、可通过互联网销售保险产品。同时,风险保障类业务基本都开放互联网销售,服务第三支柱建设的普通型长期寿险和年金险也适度开放,这也鼓励了保险公司通过互联网渠道进一步丰富风险保障和长期储蓄产品供给。

二是解决消费者投诉集中的问题。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通知》重点解决了消费者反映突出的找不到退保页面、找不到投诉入口、退市产品查不到保单、买的快退的慢等服务问题,并从源头上规范了首月“0”元、长险短做等销售误导问题,以及退保高扣费、健康告知晦涩难懂等投诉集中问题。

三是强化经营主体管理。依据偿付能力、综合评级、准备金覆盖率、公司治理评级等风险指标对经营互联网业务的保险公司分级管理,支持经营稳定、发展稳健的保险公司提升互联网人身险产品供给能力。同时对保险公司的技术能力、运营能力和服务能力提出明确要求,以适应互联网消费者差异化服务需求。

四是加大信息披露、引入社会监督。新规中首次提出实施分渠道定价回溯监管。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基于互联网渠道特征,《通知》在产品定名、精算定价、备案管理、财务核算等方面提出了更精细、具体的标准和要求。同时,还建立了登记披露机制,“在互联网渠道定价回溯机制下,如保险公司相关业务经营结果与产品定价假设之间偏离度大,消费者将从产品销售页面上看到保险公司对此作出公告。”该负责人说。

当然,新规推动互联网保险更广泛惠及消费者的同时,也夯实了互联网保险持续健康发展的新轨道。“统一创新渠道经营和服务标准,旨在支持有实力、有能力、重合规、重服务的保险公司,应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科技手段,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便捷的保险服务。”该负责人表示。 #今日看盘# #投资# #新浪财经#

人大教授发声:农村没有李子柒,却是无数孤单老人的家园。
注:以下皆来自教授刘守英文章。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回(湖北洪湖市的老家)去了。一般家里有事我肯定回去,没事很少回。因为,回去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老家的很多事,包括市里的一些难处、镇上的难处、村里的难处、周边老乡的难处,他们自己找不到解法,指望我去解决,实际上很多我也解决不了。

我这次回去,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农民的整个状态,主要是物质状况,比想象的好。

我八十年代初离开我们村的时候,挺悲观的,农民的辛劳程度太高,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是这个状况。那个时候,农民的问题,一是辛苦,二是收入来源少,穷。

现在,第一,老百姓平均寿命变长了。我这次回去看到,老人活到七八十岁很正常。八九十年代,一个村,人能够活到70岁以上,都很稀罕了。老年人的面容也比原来要好,脸上有光,不像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劳累对生命的打击、受压。能看出来,劳累程度降低了。

第二,农民的收入跟原来有很大变化。原来没有现金收入来源、没有活钱,极端的贫困;现在收入还是过得去、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家里有人在外面做工,稍微勤快一点,怎么都能挣到一些收入。

养老是很大的一件事,但对老人,现在也不是钱的事——他的儿子、儿媳妇或者姑娘出去打工,一年怎么都得给他留一点钱;他自己的养老金(一个月几百块)基本不会给子女,都在自己的账户上,一年去取几次(我问过他们)。老人手上有自己可以拽着的钱,他在家就不会那么受歧视。

第三,农民的住房改善明显。这些年,农民出去打工(包括有一些在乡村干活的),他整个资本积累、经济改善的状况基本都体现在他的房子上。八十年代,农村住房很差,你进到一个村,是破败的;现在,一个村一整条路两边都是农民盖的房子。

第四,农村的公共设施比原来明显进步。从县城到我们村,路挺畅通的,而且两边的景观也挺漂亮,显示出乡村摆脱贫困以后的景象。我离开村里的时候,都是土路;现在,大的路都畅通了。村内的路,取决于这个地方的慈善状况——有出去做公务员的,找一些钱,有一些小老板挣钱后捐一些。

第五,乡村的分化很严重。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状况,无非是好一点差一点——有的可能出去干的不错、已经能做企业;出去打工中比较勤快的,尽管比第一类差一点,也还不错。但确实有极少部分农户,状况很不好,有的是因为生病、家庭遇到不测,还有一些是家庭能力问题。

这是我从外表上看到的乡村变化的状况。

所有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农民出村带来的。他的收入来源是出村带来的,住房是出村挣的收入带来的。收入改善导致的农民精神状态变化,也是因为出村带来的。

 

当然,农民的这些变化,也配合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路、用水、养老。

 

总之,农民出村带来的变化是本质性的,而政府公共政策、公共品的提供,总体来讲是到位的,对于改变过去乡村没着没落的状况,还是有贡献。

 
农民出村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农民的出村,乡村的状况跟我八十年代走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到了乡村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收入增加了、钱的来路增加了。那么,问题在哪儿?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哪儿?

对现在的乡村来讲,令人担忧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01

第一个问题:“人”

乡村的老人是“人”的最大的问题。最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拨人是真正搞农业的,爱土地,乡土情结很重,而且也不会离开村庄——他们也有出去的,但回来了,有在外面干的,也会回来。他们是以乡村为归依的,以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这批人现在的问题是绝望。这种绝望,不是因为他没钱,而是整个社会大变革带来的。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家一户、一代一代在一起;现在,老人身边常年没人。

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我问过我们村的老人,他们到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农活。这些人一辈子干农活,当农活停掉以后,依托就没了。他的存在感、价值就没了,他就非常绝望。比如我们村,老人要么是打麻将,要么就是聚在一起,到村部听碟子。

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现在一下子没人了,传统的代际情感纽带断了。所以,他们主要是精神的、心灵的孤单。

我们村十几个老人,我问他们,平常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死。生病的,一是没人管、没人照顾,二是大笔开销,他怕给后人留麻烦,也没有那么大开销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没用了,对儿女也没什么用了。一些老人,当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至于心理的疾病,就更没人知道了。

40、50、60后这些人,基本以乡村为归依。未来,他们的养老会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年轻人一年就回来几天,怎么可能养儿防老?

接着是70、80后。假设他们也跟之前的人一样,归宿也还是回到乡村,但他们没怎么从事过农业,至少参与不多,这些人未来回到村里,他不从事农业,他做什么?

很有可能,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在镇上或县城买个房子,买个门面,开个小卖店——回乡,但不落村,也不落业。为什么这几年县城的房地产那么活跃,是跟这个相关。这样的话,70、80后,会跟乡村、乡土更加疏离或断根,甚至处于一种阻断的状态——阻断的状态就麻烦了。

还有一类人:小孩。上一代人出去打工,孩子丢在家里,老人看着。但这一代人出去打工,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不可能有精力管孩子。所以,农二代的孩子,在城市事故率极高。

再就是孩子的心灵。原来是留守的孤独,但现在他从小在城市看到、接触的是城市对他们的不平等,从而带来心理问题——越是农村的孩子,越在意穿着、收入、是否被人家欺负。

所以,看上去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小孩上初中,家长最起码得有一个人回来陪读。现在很多农二代,实际是被孩子的教育拖回来的。这实际上阻断了这个家庭进入城市的进程,教育本身阻断了他们城市化的进程。

02

第二个问题:“业”、产业

整个乡村,年轻人只会出,不会进。大量的人走了以后,整个乡村就没有什么人了,“业”就起不来。人都走空了,谁来做“业”?乡村振兴,怎么振兴?

现在整个农村,你看到的是产业的凋敝。原来农民都在农村,当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农村,他会在乡村找很多办法:怎么样把农业搞得更精细一些、产量更高一点、卖的钱更多一点;多养几头猪、多养几头牛,增加一点副业收入;再不行,去做点买卖,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我帮你做点事,你帮我做点事……农村是靠这些。但这些东西的寄托,是人在乡村。现在,大家的收入主要是在城市挣来的,已经不指望在农村搞收入。

在农村,找不到“业”的发展出路,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业”就变的越来越单一。家里年轻人出去了,土地就交给年老的人——农民还是不轻易把地荒废掉;隔壁的几家人再走,走到家里老人都没了,这些地就交给邻居、亲戚来种……基本整个农村的“业”,就只是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业了。

这是当前农业的第一个问题:乡村的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

这个“业”的问题在哪儿?当少数人从事的农业扩大规模以后,尽管有机械辅助,但这些人的劳累程度非常之高——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规模扩大以后,规模效益没有出来。比如,规模可能扩大到50亩,但这个农民为了使他经营的土地一年能够多留一些收入,他尽量少雇工、少用机械。这个“业”实际上成了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的内卷。他更密集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更辛勤地去从事耕作、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以使一年下来留在自己口袋里的现金收入多一点。

最后就变成,土地是规模了,农业是机械化了,但留下来的这些农村人因为农业收入低,他付出的辛劳程度更多。二三十亩地,一年收入也就几万块钱,如果全部雇工、机械化,就剩不下来什么钱,所以他就把很多环节自己去辛苦。

现在有些人说,扩大规模,一家经营扩大到200亩,就可以增加多少收入。但是扩到200亩,农业要素组合的匹配度要求更高,产前、产中、产后,机械化的耕种,各个环节成本的节约,需要更好的要素匹配来实现,一般农民做不到。做不到的话,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农民为了节约成本,就更辛劳,也不可能做更大的经营规模。

所以,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产业本身在不断内卷,变成少部分人靠更辛劳的经济活动留下更多现金收入,而不是想象的更加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很多时候,不到农村,就容易想当然。

农业的第三个问题是:期望乡村的产业更加多样化——比如三产融合、乡村旅游等,来支撑乡村更活、更复杂的业态,但问题是,需求在哪儿?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通过城乡互动来实现产业多样化。我们不能把极少数村庄由城乡互动带来的变化,想当然地拓展为大多数农区都能实现这样的。

大多数传统农区乡村产业的多样化,是农工互补、农副互补,是农民靠着农业做点生计,靠一些副业、手工活动,来增加收入,跟现在很多人讲的城乡互动带来的乡村产业的多样化、产业融合,完全是两个概念。大多数村庄是实现不了城乡互动的产业多样化的。

03

第三个问题:住

住房基本反映了农民经济状况的变化,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住房状况的改善——进到乡村以后,农民相互之间比来比去,张家盖了两层楼,李家一定要想办法盖得比他高一点。

住房条件的改善,是改革以来乡村面貌最大的改变。包产到户的时候,农民有钱就盖房子,后来农民出去打工,有钱了,回来还是盖房子。这是农民基本的行为模式。它的好处是,带来整个乡村面貌的改变。问题是,乡村盖的这些房子,利用率极低。

我这次回去,是晚上十点多进的村,整个100多户的村,差不多就只有五六户亮着灯。老人不在的,年轻人出去了,这家就锁着门,常年是黑的。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化以来,农民积累的大量资本,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资本形成,而是积累在他未来落叶归根的这些村落——回到乡村盖房、装修,不断添加房子里的东西,目的是备着他以后回来。但这些资本的利用率非常之低,几近闲置。

04

第四个问题:占地

现在农民盖房子,已经不在原来村落里盖,都盖在公路边。农民的住房从传统村落到路边,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村落改变。传统村落,是依水、依地而形成的,是为了农业经济活动的方便。现在农民为什么整体往公路边盖?这是一个人口迁移社会的表现:交通出行方便。从原来农耕社会村落的布局、空间形态,转变为迁移社会的形态。

现在,我们把去农村看到的景象整个构图起来,你看到的乡村是:第一,人——老人的绝望,农二代的归属不定,留守儿童心灵创伤;第二,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第三,农民的住房明显改善,但占了大量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没有进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变成在乡村闲置的要素;第四,大量耕地的占用——住房的占用。

这样看来,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人大教授刘守英:农村没有李子柒,有的是无数孤单老人的家园!】
(转自公众号思想潮 |作者:刘守英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回(“注:湖北洪湖市的老家)去了。一般家里有事我肯定回去,没事很少回。因为,回去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老家的很多事,包括市里的一些难处、镇上的难处、村里的难处、周边老乡的难处,他们自己找不到解法,指望我去解决,实际上很多我也解决不了。县以下的很多问题,乡村本身解决不了。

我这次回去,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农民的整个状态,主要是物质状况,比想象的好。
 
我八十年代初离开我们村的时候,挺悲观的,农民的辛劳程度太高,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是这个状况。那个时候,农民的问题,一是辛苦,二是收入来源少,穷。

现在,第一,老百姓平均寿命变长了。我这次回去看到,老人活到七八十岁很正常。八九十年代,一个村,人能够活到70岁以上,都很稀罕了。老年人的面容也比原来要好,脸上有光,不像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劳累对生命的打击、受压。能看出来,劳累程度降低了。
 
第二,农民的收入跟原来有很大变化。原来没有现金收入来源、没有活钱,极端的贫困;现在收入还是过得去、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家里有人在外面做工,稍微勤快一点,怎么都能挣到一些收入。
 
养老是很大的一件事,但对老人,现在也不是钱的事——他的儿子、儿媳妇或者姑娘出去打工,一年怎么都得给他留一点钱;他自己的养老金(一个月几百块)基本不会给子女,都在自己的账户上,一年去取几次(我问过他们)。老人手上有自己可以拽着的钱,他在家就不会那么受歧视。
 
第三,农民的住房改善明显。这些年,农民出去打工(包括有一些在乡村干活的),他整个资本积累、经济改善的状况基本都体现在他的房子上。八十年代,农村住房很差,你进到一个村,是破败的;现在,一个村一整条路两边都是农民盖的房子。
 
第四,农村的公共设施比原来明显进步。从县城到我们村,路挺畅通的,而且两边的景观也挺漂亮,显示出乡村摆脱贫困以后的景象。我离开村里的时候,都是土路;现在,大的路都畅通了。村内的路,取决于这个地方的慈善状况——有出去做公务员的,找一些钱,有一些小老板挣钱后捐一些。
 
第五,乡村的分化很严重。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状况,无非是好一点差一点——有的可能出去干的不错、已经能做企业;出去打工中比较勤快的,尽管比第一类差一点,也还不错。但确实有极少部分农户,状况很不好,有的是因为生病、家庭遇到不测,还有一些是家庭能力问题。
 
这是我从外表上看到的乡村变化的状况。
 
所有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农民出村带来的。他的收入来源是出村带来的,住房是出村挣的收入带来的。收入改善导致的农民精神状态变化,也是因为出村带来的。
 
当然,农民的这些变化,也配合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路、用水、养老。
 
总之,农民出村带来的变化是本质性的,而政府公共政策、公共品的提供,总体来讲是到位的,对于改变过去乡村没着没落的状况,还是有贡献。
 
农民出村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农民的出村,乡村的状况跟我八十年代走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到了乡村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收入增加了、钱的来路增加了。那么,问题在哪儿?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哪儿?

对现在的乡村来讲,令人担忧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人”。

乡村的老人是“人”的最大的问题。最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拨人是真正搞农业的,爱土地,乡土情结很重,而且也不会离开村庄——他们也有出去的,但回来了,有在外面干的,也会回来。他们是以乡村为归依的,以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这批人现在的问题是绝望。这种绝望,不是因为他没钱,而是整个社会大变革带来的。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家一户、一代一代在一起;现在,老人身边常年没人。

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我问过我们村的老人,他们到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农活。这些人一辈子干农活,当农活停掉以后,依托就没了。他的存在感、价值就没了,他就非常绝望。比如我们村,老人要么是打麻将,要么就是聚在一起,到村部听碟子。

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现在一下子没人了,传统的代际情感纽带断了。所以,他们主要是精神的、心灵的孤单。

我们村十几个老人,我问他们,平常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死。生病的,一是没人管、没人照顾,二是大笔开销,他怕给后人留麻烦,也没有那么大开销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没用了,对儿女也没什么用了。一些老人,当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至于心理的疾病,就更没人知道了。

40、50、60后这些人,基本以乡村为归依。未来,他们的养老会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年轻人一年就回来几天,怎么可能养儿防老?

接着是70、80后。假设他们也跟之前的人一样,归宿也还是回到乡村,但他们没怎么从事过农业,至少参与不多,这些人未来回到村里,他不从事农业,他做什么?

很有可能,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在镇上或县城买个房子,买个门面,开个小卖店——回乡,但不落村,也不落业。为什么这几年县城的房地产那么活跃,是跟这个相关。这样的话,70、80后,会跟乡村、乡土更加疏离或断根,甚至处于一种阻断的状态——阻断的状态就麻烦了。

还有一类人:小孩。上一代人出去打工,孩子丢在家里,老人看着。但这一代人出去打工,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不可能有精力管孩子。所以,农二代的孩子,在城市事故率极高。

再就是孩子的心灵。原来是留守的孤独,但现在他从小在城市看到、接触的是城市对他们的不平等,从而带来心理问题——越是农村的孩子,越在意穿着、收入、是否被人家欺负。

所以,看上去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小孩上初中,家长最起码得有一个人回来陪读。现在很多农二代,实际是被孩子的教育拖回来的。这实际上阻断了这个家庭进入城市的进程,教育本身阻断了他们城市化的进程。

▍第二个问题:“业”、产业。

整个乡村,年轻人只会出,不会进。大量的人走了以后,整个乡村就没有什么人了,“业”就起不来。人都走空了,谁来做“业”?乡村振兴,怎么振兴?

现在整个农村,你看到的是产业的凋敝。原来农民都在农村,当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农村,他会在乡村找很多办法:怎么样把农业搞得更精细一些、产量更高一点、卖的钱更多一点;多养几头猪、多养几头牛,增加一点副业收入;再不行,去做点买卖,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我帮你做点事,你帮我做点事⋯⋯农村是靠这些。但这些东西的寄托,是人在乡村。现在,大家的收入主要是在城市挣来的,已经不指望在农村搞收入。

在农村,找不到“业”的发展出路,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业”就变的越来越单一。家里年轻人出去了,土地就交给年老的人——农民还是不轻易把地荒废掉;隔壁的几家人再走,走到家里老人都没了,这些地就交给邻居、亲戚来种⋯⋯基本整个农村的“业”,就只是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业了。

这是当前农业的第一个问题:乡村的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

这个“业”的问题在哪儿?当少数人从事的农业扩大规模以后,尽管有机械辅助,但这些人的劳累程度非常之高——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规模扩大以后,规模效益没有出来。比如,规模可能扩大到50亩,但这个农民为了使他经营的土地一年能够多留一些收入,他尽量少雇工、少用机械。这个“业”实际上成了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的内卷。他更密集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更辛勤地去从事耕作、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以使一年下来留在自己口袋里的现金收入多一点。

最后就变成,土地是规模了,农业是机械化了,但留下来的这些农村人因为农业收入低,他付出的辛劳程度更多。二三十亩地,一年收入也就几万块钱,如果全部雇工、机械化,就剩不下来什么钱,所以他就把很多环节自己去辛苦。

现在有些人说,扩大规模,一家经营扩大到200亩,就可以增加多少收入。但是扩到200亩,农业要素组合的匹配度要求更高,产前、产中、产后,机械化的耕种,各个环节成本的节约,需要更好的要素匹配来实现,一般农民做不到。做不到的话,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农民为了节约成本,就更辛劳,也不可能做更大的经营规模。

所以,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产业本身在不断内卷,变成少部分人靠更辛劳的经济活动留下更多现金收入,而不是想象的更加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很多时候,不到农村,就容易想当然。

农业的第三个问题是:期望乡村的产业更加多样化——比如三产融合、乡村旅游等,来支撑乡村更活、更复杂的业态,但问题是,需求在哪儿?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通过城乡互动来实现产业多样化。我们不能把极少数村庄由城乡互动带来的变化,想当然地拓展为大多数农区都能实现这样的。

大多数传统农区乡村产业的多样化,是农工互补、农副互补,是农民靠着农业做点生计,靠一些副业、手工活动,来增加收入,跟现在很多人讲的城乡互动带来的乡村产业的多样化、产业融合,完全是两个概念。大多数村庄是实现不了城乡互动的产业多样化的。

▍第三个问题:住。

住房基本反映了农民经济状况的变化,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住房状况的改善——进到乡村以后,农民相互之间比来比去,张家盖了两层楼,李家一定要想办法盖得比他高一点。

住房条件的改善,是改革以来乡村面貌最大的改变。包产到户的时候,农民有钱就盖房子,后来农民出去打工,有钱了,回来还是盖房子。这是农民基本的行为模式。它的好处是,带来整个乡村面貌的改变。问题是,乡村盖的这些房子,利用率极低。

我这次回去,是晚上十点多进的村,整个100多户的村,差不多就只有五六户亮着灯。老人不在的,年轻人出去了,这家就锁着门,常年是黑的。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化以来,农民积累的大量资本,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资本形成,而是积累在他未来落叶归根的这些村落——回到乡村盖房、装修,不断添加房子里的东西,目的是备着他以后回来。但这些资本的利用率非常之低,几近闲置。

▍第四个问题:占地。

现在农民盖房子,已经不在原来村落里盖,都盖在公路边。农民的住房从传统村落到路边,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村落改变。传统村落,是依水、依地而形成的,是为了农业经济活动的方便。现在农民为什么整体往公路边盖?这是一个人口迁移社会的表现:交通出行方便。从原来农耕社会村落的布局、空间形态,转变为迁移社会的形态。

现在,我们把去农村看到的景象整个构图起来,你看到的乡村是:第一,人——老人的绝望,农二代的归属不定,留守儿童心灵创伤;第二,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第三,农民的住房明显改善,但占了大量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没有进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变成在乡村闲置的要素;第四,大量耕地的占用——住房的占用。

这样看来,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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