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空军司令员回乡探亲，被一位“疯婆子”拦住了路。“疯婆子”见到司令员，仿佛认了出来，喊：“刘司令，你要给我做主啊！”司令员扶起女子，问明缘由后，怒斥当地干部：“你们干的是人事吗？”

空军司令员名叫刘振东，福建武平人，出生在一个赤贫的农民家庭。他家中没有一亩土地，父母一边佃田种植，一边靠砍柴为生。刘振东出生后不久，母亲就病逝了，他的生父无法养活他，于是把他过继给朋友（养父姓刘）。
刘振东就此改姓为刘，在养父母的照顾下，读了书，接触到革命思想。19岁那年，刘振东正式投身革命，后改名为刘亚楼，就此告别了家乡。几十年风雨岁月，刘亚楼从一位普通的红军战士，成长为我国空军的创建者之一。

1949年，他接受组织委派，开始筹备新中国空军成立事宜。他把全部心血投入到空军事业中，担任了首任空军司令员，让我军终于可以“展翅翱翔”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空军的工作很繁重，许多事情都需要刘亚楼操心。
他也是事无巨细，夜以继日地辛苦工作，常常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从参军离开家乡，刘亚楼只有在梦里回到过家乡，见过乡亲们一张张笑脸，他思念家乡和亲人。一次，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请了探亲假，轻车简从回乡探亲。

吉普车朝着家乡的方向疾驰，映入眼帘的一草一木，变得越来越熟悉。刘亚楼心情愉悦，还向警卫员介绍起来，这是哪里？那是哪里？吉普车开到武平县湘店乡，乡亲们已经聚集在乡里，迎接将军荣归故里了。

刘亚楼赶忙让司机停车，他快步走下车来，同欢迎的乡亲们握手，向一些长辈嘘寒问暖。在人群中，一位打扮破烂的女子引人注意，刘亚楼没有认出是谁？只是一位乡亲。正在刘亚楼同一位长辈交谈时，这个女子突然冲出人群，扑到刘亚楼面前。

女子不顾地上满是石头，跪着过来，喊：“刘司令，你要为我做主啊！我丈夫冤枉啊！”刘亚楼脾气耿直，一听女子有冤，赶快把她扶了起来，让她说明缘由。一位当地干部却站了出来，说：“首长，你不要理她，她是当地有名的‘疯婆子’，嘴里全是疯话。”

刘亚楼看着女子眼眶含泪，觉得一定有冤情，让女子细细道来。原来，这位女子的丈夫曾是一位老红军，1931年被错误杀害了，至今一直没有平反。女子为了给丈夫讨一个清白，去往各地找历史材料，渐渐只能靠乞讨为生了，也成了一些干部口中的“疯婆子”。

刘亚楼一听，这位老红军他认识，而且还曾是他的老领导，是一位意志坚定的革命者。看着老领导的夫人成了乞丐，当地干部不管不顾，刘亚楼罕见发了脾气。他把当地干部召集起来，专门召开了一个会议，说：
“牺牲老红军的遗孀，你们就是这样照顾的？这是干的人事吗？如果有疑问，就去调查，不调查就不管不顾，这就是不作为，该砍一些干部的头。”

刘亚楼一番怒斥，干部们纷纷低下头，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刘亚楼对这件事特别重视，这次回乡除了探亲，就是帮助牺牲老红军的遗孀，平反了冤案，还了牺牲老红军的清白。经过组织缜密调查，老红军确实属于冤杀，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的遗孀也应该得到国家的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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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云南1715——新华银器小镇】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有个特色小镇叫“鹤庆·新华银器小镇”，包括银匠村、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新华村、东草海湿地、西草海湿地等区域。来到银匠村，映入眼帘的是一组师徒二人打造银器的雕塑，展现鹤庆传统手工银器制作技艺的传承与发展。雕塑的不远处，有个银牌坊，耗银2.8吨，鹤庆的能工巧匠们历时四年才打造而成。穿过银匠村，再往北走就来到了新华村，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在这里此起彼伏。从新华村出来往东走，就是西草海，傍晚时分可以看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山水画卷。西草海的东北角是五龙河，登上小船顺河而下进入东草海湿地。湖面荡起鱼纹，潭中水质清冽，水鸟翻飞，时隐时现。中国银器看云南，云南银器看新华。走在新华村青石板路上，青砖白瓦的白族小镇充满民族特色。在庭院内，家家有泉眼，户户有小潭，一汪汪清透的水浸透整个时光，不染尘埃；一块块雪白的碎花银，都在诉说着小镇情愫……（来源：鹤庆县融媒体中心） https://t.cn/R2WxrO6

英国有一位历史学者名叫麦克法兰，他写过一本名叫《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的书，在书中，麦克法兰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英国这个国家，从13世纪起，其实就已经没有农民了。
当然，麦克法兰所谓的这个“没有农民”，不是说英国已经没人靠种地谋生了，而是说当时在欧洲大陆和世界其他文明中普遍存在、并作为社会主体的“农民社会”，在当时的英国已经消失了。
“农民社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在麦克法兰的界定中，就是将宗族、村社而非个人视为产权的主体，不承认个人对财产的可支配权，也不对个人产权进行完善的保护，更不承认个人的其他权益与自由，一切以宗族或村社利益作为考虑的出发点。
其实如果你出身农村，或者对农村生活有所了解，会对这种社会结构有非常多的感性认知：时至今日，在很多农村里，一个人去世后，他的财产应该在几个孩子之间怎么分配，即便其本人立有遗嘱，也是不能完全说了算的。几个孩子必须把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辈、亲戚请来，由长辈做主或者做见证，把遗产分了才能“算数”。类似的规矩，也会在兄弟分家、婚丧嫁娶、邻里纠纷中也经常出现。
总之，在一个越典型的传统乡村中生活，你就会越清晰的感觉到这样一个现实：宗族、村社内部个体之间的私产界限其实是很模糊的，想做界定，必须依靠赎买，取得宗族内成员们的共识。
而这种逻辑其实解释了很多现象，比如，为什么直到现在，很多地方的七大姑八大姨会对她们进城的小辈儿“工作怎么样”“一个月挣多少钱”“娶亲了没有”这类事务特别关心？因为在一个典型农民社会里，严格的私产是不存在的，你混的好不好，并不是你自己的事，而是事关宗族利益的。你过的不好了，他们有救济的义务，你过的好了，他们也有分享的权利。
公道的讲，农民社会形成这样产权意识也是有理由的，因为古代农业生产依靠的就是宗族内的集体劳作，私有产权本来就分不清、也没必要分清。生活在农民社会里，你是不属于你自己的，而属于你的“家”，你的宗族。
但这种社会模式，是注定无法孕育出一个现代城市文明的，因为城市经济以工商业为基础的，商业上的交易，工业中的劳动力雇佣，其基准前提，都是必须先承认个体的产权。并用法律和契约去强化和保障这些个体产权，如果私权意识都没有产生、也不被承认，那么“契约精神”等理念当然也就皮之无存、毛将焉附了。
所以不承认绝对私权的“农民社会”，是真正的城市形成，并发生工业革命走向现代社会的一块绊脚石。
而麦克法兰指出，在工业革命以前的5个世纪的时间里，英国在诺曼征服、昂撒传统、黑死病和宗教改革等一系列机缘的促成下，率先消灭掉了社会学意义上“农民社会”，英国乡村中即便最普通的农民，他的私权界限也是明晰的，他与其他的人维系协作的方式，是契约而并非血缘、宗族或人身依附。
当时英国的乡村，其实更像是“经营农业的工厂”或者只有几百人口的“微型城市”。而正是这种欧洲乃至全世界范围内都极为特殊的社会结构，为英国率先形成现代城市文明并爆发工业革命做好了准备。
换而言之，在麦克法兰的论述中，不是伦敦、伯明翰的城市生活和工业革命帮英国人塑造了“城市逻辑”，而是英国人先有了对契约重视、对私权尊重的“城市逻辑”，而后才创造出了符合这种逻辑的城市文明（也就是现代文明），并激发出极度解放生产力的工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