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利簋，为西周做过哪些贡献？】
“现在，利簋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利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将赏赐的青铜制成簋，并刻下铭文留存的小小举动，为后世带来了非凡的意义。通过这件簋，今人破解了牧野之战的时间之迷，并推演出夏商周断代的时间。利簋还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为铜器断代提供了实物见证。”
提到国之重器的青铜器，不知大家脑海中首先想到什么，我想到的是“司母戊鼎”，现在叫“后母戊鼎”。这件上了中学历史课本的青铜器高133厘米、鼎口长110厘米、宽79厘米，重832.84公斤，绝对是国之重器。当然了，评价一件青铜器的重要程度还与它的铭文数量，历史价值等等因素有关。我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件青铜器，叫“利簋”，它体型不大、重量很轻，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铭文也不多，内底铸铭文4行33字。但是也被称之为国之重器。
“利簋”
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地位，拥有如此重大的价值呢？这还要从它的铭文说起。这四行33个字，经专家辩论，全文如下：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著名学者张政烺先生用现代话翻译一下铭文，就是：周武王征伐商纣王。一夜之间就将商灭亡，在岁星当空的甲子日早晨，占领了朝歌。在第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阑师论功行赏，赐给右史利许多铜、锡等金属，右史利用其为祖先檀公作此祭器，以纪念先祖檀公 。
这段话很好理解，记载了一件重大历史事件：武王伐商的“牧野之战”。在利簋发现之前，有文献记载“‘牧野之战’发生在甲子日清晨。”如《尚书·牧誓》中说：“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效牧野”；《逸周书·世俘》中写：“甲子朝，至接于商。”但不少人仍有疑惑。利簋及其铭文“武王征商，唯甲子朝”，不仅澄清了大家的疑虑，还让专家结合《国语·周语下》的记载，最终确定这一天就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利簋上短短的33个字，破解了一个历史学的著名悬案，这实在是太重要了。于是，它又被称为“武王征商簋”。
牧野之战
簋在西周时期是另外一种比较重要的食器/礼器，常与鼎成套出现，往往代表了主人的身份等级，如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簋里面一般装的是黍稷稻粱等粮食，类似的还有簠，其中簋为圆口，簠为方口。这和中国古代封建制度是紧密结合的。
2012年，《国家人文历史》独邀九位考古以及文博专家，在国宝中做取舍之间的思量、权衡，盘点出中国文物中的九大“镇国之宝”。分别是：金银器“太阳神鸟金饰”、青铜器“西周利簋”、石刻壁画“秦石鼓文”、文献书简：《孙子兵法》竹简书法：《平复帖》、绘画：《五牛图》、工艺品“真珠舍利宝幢”、陶瓷“定窑孩儿枕”和玉器“渎山大玉海”。其中利簋是1976年3月，陕西省临潼县零口镇西段村村民在打井时发掘的。村民们发现的是一个西周窖藏，一共出土了151件青铜器。
所谓西周窖藏，就是西周中晚期，由于不断受到西方犬戎的威胁，不少王公贵族被迫迁徙，而家中一些贵重的物品，特别是青铜器无法带走，就挖坑埋掉，期待有朝一日能回来，再把它们挖出来，但这一离开就再也没有回来。这个簋叫“利簋”的原因是制作者叫“利”，这在铭文中已有说明，他铸这个簋是为了纪念先祖檀公。那么，利是什么人呢？
据学者唐兰分析：利就是周初名臣檀伯达，达可能是字、利是名，名字相应。利簋的造型也很优美。深腹，双耳有珥，作兽首口衔鸟头状，圈足下有方座。腹部和方座座壁的纹饰是以饕餮纹为主题；两侧加饰倒夔纹，圈足饰夔纹，呈二方连续图案绕簋一周；方座面四隅加饰蝉纹，方座上的兽面造型与利簋腹部的主体兽纹相仿，都用云雷纹为底来衬托主题。兽面巨目凝视，森严恐怖。兽面纹、夔龙纹和云雷纹三种纹饰，线条流畅清晰，共同给这个肃穆庄严的西周铜簋平添了几分凝重和神秘。
利簋
现在，利簋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利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将赏赐的青铜制成簋，并刻下铭文留存的小小举动，为后世带来了非凡的意义。通过这件簋，今人破解了牧野之战的时间之迷，并推演出夏商周断代的时间。利簋还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为铜器断代提供了实物见证。
西周中期开始，铭文体例出现了变化，记载的内容除了和王有关活动之外，还包括其他很多社会事件，例如大篇幅的册命金文，例如裘卫器上的土地交易、五年琱生鼎上的土地交易、散氏盘上的土地争端等等，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不为专门事件而作的铭文也出现了，如史墙盘，超长篇幅的铭文讲述了微氏史官家族史上列位先祖的丰功伟绩。
史墙盘
这和之前的铭文形成了鲜明的区别，西周早中期的铭文记录是讲给先祖们听的，而西周中晚期的这些和早期迥异的铭文实际上是给大家看的——封官赐土、土地交易、契约给所有人看到，让所有人作见证；先祖的丰功伟绩让所有人看到，炫耀自己家族的高贵。
换句话说，铭文记录在西周中晚期已经逐渐褪去了其宗教功能，转向一种向世俗社会开放的公开历史记录的性质，这个时候被后世称为“史料”的记录才开始符合一般历史研究的逻辑。从商到西周晚期，随着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演变，历史纪录经历了从鬼神领域走向人间的过程，所以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个进程基本完成，并随着列国政府的成熟化，历史记录开始爆发，形成我们熟悉的中国历史记录体例。看来利簋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利簋历史上也有这样的记载，乙亥，王又（有）大丰（礼）。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衣（殷）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喜（傣）上帝。文王德在上，丕显王作省，丕肆王作赓。丕克乞（迄）衣（殷）王祀。丁丑，王飨大宜。王降。亡得爵复觵。唯朕又（有）蔑，每（敏）扬王休于尊簋。
利簋
所以这时候，周人交流历史的对象就是死去的祖先，变成了人和人之间的沟通，这个时候才会出现大篇幅、较为客观的历史记录。周人通过铭刻在青铜彝器上的铭文和祖先交流，向他们讲述自己获得的荣耀，而这些青铜器也被保存下来，作为这些作器者后代们重温祖先光荣的最好物证。虽然这些历史人物会随着时间的变迁逐渐被抹淡，但是这些历史文物却永久的保留了下来，成为了永远的经典。
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去国家博物馆亲自参观一下西周利簋的真实面貌。相信大家一定会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和感受，这种代代相传的中华文化是中国人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也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切实体现。西周利簋记录着西周时期的风雨，像我们娓娓道来那个时代的故事和沧桑，他仿佛就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历史的使者！
#千年前的兵马俑是什么颜色##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
“现在，利簋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利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将赏赐的青铜制成簋，并刻下铭文留存的小小举动，为后世带来了非凡的意义。通过这件簋，今人破解了牧野之战的时间之迷，并推演出夏商周断代的时间。利簋还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为铜器断代提供了实物见证。”
提到国之重器的青铜器，不知大家脑海中首先想到什么，我想到的是“司母戊鼎”，现在叫“后母戊鼎”。这件上了中学历史课本的青铜器高133厘米、鼎口长110厘米、宽79厘米，重832.84公斤，绝对是国之重器。当然了，评价一件青铜器的重要程度还与它的铭文数量，历史价值等等因素有关。我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件青铜器，叫“利簋”，它体型不大、重量很轻，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铭文也不多，内底铸铭文4行33字。但是也被称之为国之重器。
“利簋”
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地位，拥有如此重大的价值呢？这还要从它的铭文说起。这四行33个字，经专家辩论，全文如下：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著名学者张政烺先生用现代话翻译一下铭文，就是：周武王征伐商纣王。一夜之间就将商灭亡，在岁星当空的甲子日早晨，占领了朝歌。在第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阑师论功行赏，赐给右史利许多铜、锡等金属，右史利用其为祖先檀公作此祭器，以纪念先祖檀公 。
这段话很好理解，记载了一件重大历史事件：武王伐商的“牧野之战”。在利簋发现之前，有文献记载“‘牧野之战’发生在甲子日清晨。”如《尚书·牧誓》中说：“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效牧野”；《逸周书·世俘》中写：“甲子朝，至接于商。”但不少人仍有疑惑。利簋及其铭文“武王征商，唯甲子朝”，不仅澄清了大家的疑虑，还让专家结合《国语·周语下》的记载，最终确定这一天就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利簋上短短的33个字，破解了一个历史学的著名悬案，这实在是太重要了。于是，它又被称为“武王征商簋”。
牧野之战
簋在西周时期是另外一种比较重要的食器/礼器，常与鼎成套出现，往往代表了主人的身份等级，如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簋里面一般装的是黍稷稻粱等粮食，类似的还有簠，其中簋为圆口，簠为方口。这和中国古代封建制度是紧密结合的。
2012年，《国家人文历史》独邀九位考古以及文博专家，在国宝中做取舍之间的思量、权衡，盘点出中国文物中的九大“镇国之宝”。分别是：金银器“太阳神鸟金饰”、青铜器“西周利簋”、石刻壁画“秦石鼓文”、文献书简：《孙子兵法》竹简书法：《平复帖》、绘画：《五牛图》、工艺品“真珠舍利宝幢”、陶瓷“定窑孩儿枕”和玉器“渎山大玉海”。其中利簋是1976年3月，陕西省临潼县零口镇西段村村民在打井时发掘的。村民们发现的是一个西周窖藏，一共出土了151件青铜器。
所谓西周窖藏，就是西周中晚期，由于不断受到西方犬戎的威胁，不少王公贵族被迫迁徙，而家中一些贵重的物品，特别是青铜器无法带走，就挖坑埋掉，期待有朝一日能回来，再把它们挖出来，但这一离开就再也没有回来。这个簋叫“利簋”的原因是制作者叫“利”，这在铭文中已有说明，他铸这个簋是为了纪念先祖檀公。那么，利是什么人呢？
据学者唐兰分析：利就是周初名臣檀伯达，达可能是字、利是名，名字相应。利簋的造型也很优美。深腹，双耳有珥，作兽首口衔鸟头状，圈足下有方座。腹部和方座座壁的纹饰是以饕餮纹为主题；两侧加饰倒夔纹，圈足饰夔纹，呈二方连续图案绕簋一周；方座面四隅加饰蝉纹，方座上的兽面造型与利簋腹部的主体兽纹相仿，都用云雷纹为底来衬托主题。兽面巨目凝视，森严恐怖。兽面纹、夔龙纹和云雷纹三种纹饰，线条流畅清晰，共同给这个肃穆庄严的西周铜簋平添了几分凝重和神秘。
利簋
现在，利簋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利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将赏赐的青铜制成簋，并刻下铭文留存的小小举动，为后世带来了非凡的意义。通过这件簋，今人破解了牧野之战的时间之迷，并推演出夏商周断代的时间。利簋还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为铜器断代提供了实物见证。
西周中期开始，铭文体例出现了变化，记载的内容除了和王有关活动之外，还包括其他很多社会事件，例如大篇幅的册命金文，例如裘卫器上的土地交易、五年琱生鼎上的土地交易、散氏盘上的土地争端等等，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不为专门事件而作的铭文也出现了，如史墙盘，超长篇幅的铭文讲述了微氏史官家族史上列位先祖的丰功伟绩。
史墙盘
这和之前的铭文形成了鲜明的区别，西周早中期的铭文记录是讲给先祖们听的，而西周中晚期的这些和早期迥异的铭文实际上是给大家看的——封官赐土、土地交易、契约给所有人看到，让所有人作见证；先祖的丰功伟绩让所有人看到，炫耀自己家族的高贵。
换句话说，铭文记录在西周中晚期已经逐渐褪去了其宗教功能，转向一种向世俗社会开放的公开历史记录的性质，这个时候被后世称为“史料”的记录才开始符合一般历史研究的逻辑。从商到西周晚期，随着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演变，历史纪录经历了从鬼神领域走向人间的过程，所以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个进程基本完成，并随着列国政府的成熟化，历史记录开始爆发，形成我们熟悉的中国历史记录体例。看来利簋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利簋历史上也有这样的记载，乙亥，王又（有）大丰（礼）。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衣（殷）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喜（傣）上帝。文王德在上，丕显王作省，丕肆王作赓。丕克乞（迄）衣（殷）王祀。丁丑，王飨大宜。王降。亡得爵复觵。唯朕又（有）蔑，每（敏）扬王休于尊簋。
利簋
所以这时候，周人交流历史的对象就是死去的祖先，变成了人和人之间的沟通，这个时候才会出现大篇幅、较为客观的历史记录。周人通过铭刻在青铜彝器上的铭文和祖先交流，向他们讲述自己获得的荣耀，而这些青铜器也被保存下来，作为这些作器者后代们重温祖先光荣的最好物证。虽然这些历史人物会随着时间的变迁逐渐被抹淡，但是这些历史文物却永久的保留了下来，成为了永远的经典。
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去国家博物馆亲自参观一下西周利簋的真实面貌。相信大家一定会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和感受，这种代代相传的中华文化是中国人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也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切实体现。西周利簋记录着西周时期的风雨，像我们娓娓道来那个时代的故事和沧桑，他仿佛就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历史的使者！
#千年前的兵马俑是什么颜色##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
【高书生：文化数字化当中有哪些难题待破解？】
10月27、28日，2021中国文化计算大会在北京云南两地连线同步举办。中宣部文改办一级巡视员、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文化大数据产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高书生受邀作大会报告。以下为报告实录。
文化数字化我们10年前已经提了，从“十二五”时期开始推动这项工作，实施文化数字化建设工程，从文化资源到文化生产再到文化传播，最后到文化消费，实现全面数字化。
去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讲到文化的时候讲了两个数字化，一个叫作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一个叫作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这就意味着文化数字化已经从工程项目上升为国家战略。
文化数字化本身就是文化和科技融合的产物，要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一定要依靠科技的支撑。下面我从四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推动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和文化大数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难点问题。
第一个难题是数据关联
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经过10年的努力，宣传文化领域当中数据量非常大，比如说我们的新闻单位有好多图片库，广播电台、电视台有大量的媒资库，还有出版社、文化机构有大量的数据库。数字化之后形成了许多的数据库，随之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数据的孤岛。数据库很多都是各个单位自建自用，量是非常大的，但都是孤岛，使用率很低。
数据关联的本意是要把这些数据连到一起，能够共享，这是我们的出发点。怎么实现这种关联？拆成两个方面：
一个是实现内关联，拥有数据的文化机构能够把这些数据关联起来，我们称之为内关联。内关联主要是三个步骤。一是分类。我们现在就是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9年版的文化统计框架进行分类的，分成6个类别。在这个基础上再做编目，编目主要是依靠我们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专业化知识图谱做编目。在完成这两个工作的基础上，数据的坐标定好了，再对这些数据的特征进行描述，我们叫标注，实际上就是标签化。通过这三个步骤实现内关联。
二是实现外关联。内关联基本上很容易做到，但是最难的就是外关联。我们想到了依托有线电视网络，把所有的文化机构的数据中心贯通，连一起，形成一张生产的互联网。
一说国家文化专网，马上就想到搞重复建设，不是的。我们依托现有的有线电视网络、正在建的广电5G网络和互联互通的平台，就能实现外关联。
国家文化专网有三个功能：一是闭环运行，二是标识解析，三是结算制度。这三个功能我们一定要具备，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的外关联还是实现不了。
为什么闭环运行，是保障数据的安全。
下面我想重点解释一下标识解析，我们的标识解析主要是依托中国主导的一项国际标准，即信息和文献的关联标识国际标准作为依托，在有线电视网络部署标识编码的注册登记和解析系统，这样就完成了第一步标识解析。这样就等于有线电视网络要新开展一项业务，国家文化专网接入服务，就是要把各个文化机构的数据中心贯通，实现互联互通，最终的目的是达到外关联。
外关联最后要达到的是把零散的文化数据和不同领域的文化数据，比如说文化旅游、文物、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网络文化，把这些数据贯通起来。还有一个是不同形态的，比如说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关联起来，还有一些是把文化资源的源和实体关联起来，最后实现内关联和外关联统筹，最终形成关联数据，这是文化数字化重要的成果。而这种关联数据由于凝结了专业工作者的劳动价值，所以说这种关联资产要实现资产化，就可以实现交易，让这种数据能够变现，成为文化机构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大量的技术，不管是内关联技术还是外关联技术，特别是在数据的传输、安全、存储方面，需要大量技术。
第二个难题是数据加工
每一个文化机构先接入国家文化专网，第二步部署一个底层关联集成系统，这也是刚才提到的标识解析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依托我们国家主导的国际标准，在各文化数据中心部署这样一种底层关联的引擎和应用软件，最后实现互联互通。
在两个条件具备以后，每个文化机构或者若干个文化机构结合在一起的形成数字化文化生产线。这个文化生产线当中主要是解决解构这些数据和关联这些数据以及解构数据、重现数据的功能，最后形成两个产品，一个是通过解构形成的文化资源数据，另外一个是通过关联、重构和呈现形成的文化数字内容，这样就进入了数据的分发和内容的分发阶段。最后往下接的实际上就是数据超市，能够把这些数据变现，把生产单位的生产成果能够转化为资产，转化为产品，最后形成共享的东西。
生产线一定要坚持守正。怎么实现守正呢？我们提了四个方面：第一个是数据要保真，第二创作要严谨，第三内容要把关，第四互动要有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守正。如果不能够守正，也就谈不上创新，如果不能够守正，也就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这个产品的生命力就会大打折扣。
数据加工能够关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第二是要改造业务流程，让每一家传统文化机构都能够搭上数字化这辆快车。
第三个难题是全景呈现
现在数据也有了，也有人加工，也有人传输，也有地方交易，最后我们最关注的问题是在消费环节，大家所看到的东西是和过去不一样的，如果说和过去一样，那么这个数字化就没有意义。我们现在，尤其是去年疫情以来，都在推线上的活动，线上内容确实是多但也有问题，就是现在大量的内容都是平移过来的，就是把线下的内容平移到了线上，也有一些博物馆，也有一些云演艺等等，这些活动比过去要多，但是看起来不方便，没有完全体现出数字化以后的那种新体验，这方面差。文化数字化不能止步于网页化，把过去一些东西搬到网页上就万事大吉了。我们能不能改写展陈史，能够让展陈方式发生根本变化，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场景化，有些东西现在已经做到了，但大量的东西还没有。包括戏剧的形式，怎么能在线上看的和在剧场一样，同时又有比剧场更近一步的东西，空间还是很大的，我们把它叫做全景呈现。
下一步要推动数字化的文化文化消费新场景，包括线上和线下，线上关注大屏和小屏，大屏是电视机，小屏就是移动终端。线下关注文化体验园、文化体验馆和文化体验厅，形成了在所有的体验场合都能有文化数字体验产品能够体现，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第四个难题是数据安全
这些年每个单位都有大量的数据，但为什么没有拿出来？经过调研发现大家还是有些担心，担心数据拿出来之后很难识别数据是谁的，结果我们也用了很多技术，比如说区块链等，但是什么东西都依靠打官司，这个社会是没法运转的。
能不能有一些前置和有效的手段来确保数据安全？
我们现在想到的数据安全，主要是三道门：第一道门是建国家文化专网，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依托现有的有线电视网络做这件事，因为互联网和公网是物理隔离，数据没有流失，而且也不可能盗取；第二道门是数据存储的方式，文化机构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把数据拿走，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所有的数据中心即使贯通了，但还是按照物理分布、逻辑关联部署，别人需要你的数据，必须要经过授权才能使用；第三道门是刚才提到的标识解析，所有的数据一出来，就形成了唯一的标识符，可以实现溯源，但这是我们被动的手段，前两道是最关键的。
以上问题中涉及到大量的技术问题，特别是最近几年在和北京邮电大学一起合作的时候，发现还有一些基础学科研究的问题，希望有更多的机构和更多的专家学者能够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破解我们在文化数字化过程中这些难题，共同推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以及文化大数据的建设。
10月27、28日，2021中国文化计算大会在北京云南两地连线同步举办。中宣部文改办一级巡视员、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文化大数据产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高书生受邀作大会报告。以下为报告实录。
文化数字化我们10年前已经提了，从“十二五”时期开始推动这项工作，实施文化数字化建设工程，从文化资源到文化生产再到文化传播，最后到文化消费，实现全面数字化。
去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讲到文化的时候讲了两个数字化，一个叫作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一个叫作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这就意味着文化数字化已经从工程项目上升为国家战略。
文化数字化本身就是文化和科技融合的产物，要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一定要依靠科技的支撑。下面我从四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推动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和文化大数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难点问题。
第一个难题是数据关联
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经过10年的努力，宣传文化领域当中数据量非常大，比如说我们的新闻单位有好多图片库，广播电台、电视台有大量的媒资库，还有出版社、文化机构有大量的数据库。数字化之后形成了许多的数据库，随之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数据的孤岛。数据库很多都是各个单位自建自用，量是非常大的，但都是孤岛，使用率很低。
数据关联的本意是要把这些数据连到一起，能够共享，这是我们的出发点。怎么实现这种关联？拆成两个方面：
一个是实现内关联，拥有数据的文化机构能够把这些数据关联起来，我们称之为内关联。内关联主要是三个步骤。一是分类。我们现在就是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9年版的文化统计框架进行分类的，分成6个类别。在这个基础上再做编目，编目主要是依靠我们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专业化知识图谱做编目。在完成这两个工作的基础上，数据的坐标定好了，再对这些数据的特征进行描述，我们叫标注，实际上就是标签化。通过这三个步骤实现内关联。
二是实现外关联。内关联基本上很容易做到，但是最难的就是外关联。我们想到了依托有线电视网络，把所有的文化机构的数据中心贯通，连一起，形成一张生产的互联网。
一说国家文化专网，马上就想到搞重复建设，不是的。我们依托现有的有线电视网络、正在建的广电5G网络和互联互通的平台，就能实现外关联。
国家文化专网有三个功能：一是闭环运行，二是标识解析，三是结算制度。这三个功能我们一定要具备，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的外关联还是实现不了。
为什么闭环运行，是保障数据的安全。
下面我想重点解释一下标识解析，我们的标识解析主要是依托中国主导的一项国际标准，即信息和文献的关联标识国际标准作为依托，在有线电视网络部署标识编码的注册登记和解析系统，这样就完成了第一步标识解析。这样就等于有线电视网络要新开展一项业务，国家文化专网接入服务，就是要把各个文化机构的数据中心贯通，实现互联互通，最终的目的是达到外关联。
外关联最后要达到的是把零散的文化数据和不同领域的文化数据，比如说文化旅游、文物、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网络文化，把这些数据贯通起来。还有一个是不同形态的，比如说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关联起来，还有一些是把文化资源的源和实体关联起来，最后实现内关联和外关联统筹，最终形成关联数据，这是文化数字化重要的成果。而这种关联数据由于凝结了专业工作者的劳动价值，所以说这种关联资产要实现资产化，就可以实现交易，让这种数据能够变现，成为文化机构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大量的技术，不管是内关联技术还是外关联技术，特别是在数据的传输、安全、存储方面，需要大量技术。
第二个难题是数据加工
每一个文化机构先接入国家文化专网，第二步部署一个底层关联集成系统，这也是刚才提到的标识解析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依托我们国家主导的国际标准，在各文化数据中心部署这样一种底层关联的引擎和应用软件，最后实现互联互通。
在两个条件具备以后，每个文化机构或者若干个文化机构结合在一起的形成数字化文化生产线。这个文化生产线当中主要是解决解构这些数据和关联这些数据以及解构数据、重现数据的功能，最后形成两个产品，一个是通过解构形成的文化资源数据，另外一个是通过关联、重构和呈现形成的文化数字内容，这样就进入了数据的分发和内容的分发阶段。最后往下接的实际上就是数据超市，能够把这些数据变现，把生产单位的生产成果能够转化为资产，转化为产品，最后形成共享的东西。
生产线一定要坚持守正。怎么实现守正呢？我们提了四个方面：第一个是数据要保真，第二创作要严谨，第三内容要把关，第四互动要有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守正。如果不能够守正，也就谈不上创新，如果不能够守正，也就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这个产品的生命力就会大打折扣。
数据加工能够关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第二是要改造业务流程，让每一家传统文化机构都能够搭上数字化这辆快车。
第三个难题是全景呈现
现在数据也有了，也有人加工，也有人传输，也有地方交易，最后我们最关注的问题是在消费环节，大家所看到的东西是和过去不一样的，如果说和过去一样，那么这个数字化就没有意义。我们现在，尤其是去年疫情以来，都在推线上的活动，线上内容确实是多但也有问题，就是现在大量的内容都是平移过来的，就是把线下的内容平移到了线上，也有一些博物馆，也有一些云演艺等等，这些活动比过去要多，但是看起来不方便，没有完全体现出数字化以后的那种新体验，这方面差。文化数字化不能止步于网页化，把过去一些东西搬到网页上就万事大吉了。我们能不能改写展陈史，能够让展陈方式发生根本变化，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场景化，有些东西现在已经做到了，但大量的东西还没有。包括戏剧的形式，怎么能在线上看的和在剧场一样，同时又有比剧场更近一步的东西，空间还是很大的，我们把它叫做全景呈现。
下一步要推动数字化的文化文化消费新场景，包括线上和线下，线上关注大屏和小屏，大屏是电视机，小屏就是移动终端。线下关注文化体验园、文化体验馆和文化体验厅，形成了在所有的体验场合都能有文化数字体验产品能够体现，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第四个难题是数据安全
这些年每个单位都有大量的数据，但为什么没有拿出来？经过调研发现大家还是有些担心，担心数据拿出来之后很难识别数据是谁的，结果我们也用了很多技术，比如说区块链等，但是什么东西都依靠打官司，这个社会是没法运转的。
能不能有一些前置和有效的手段来确保数据安全？
我们现在想到的数据安全，主要是三道门：第一道门是建国家文化专网，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依托现有的有线电视网络做这件事，因为互联网和公网是物理隔离，数据没有流失，而且也不可能盗取；第二道门是数据存储的方式，文化机构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把数据拿走，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所有的数据中心即使贯通了，但还是按照物理分布、逻辑关联部署，别人需要你的数据，必须要经过授权才能使用；第三道门是刚才提到的标识解析，所有的数据一出来，就形成了唯一的标识符，可以实现溯源，但这是我们被动的手段，前两道是最关键的。
以上问题中涉及到大量的技术问题，特别是最近几年在和北京邮电大学一起合作的时候，发现还有一些基础学科研究的问题，希望有更多的机构和更多的专家学者能够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破解我们在文化数字化过程中这些难题，共同推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以及文化大数据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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