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书《乐毅论》
——旧拓本 美国安思远藏
《乐毅论》是三国时期魏夏侯玄（泰初）撰写的一篇文章，文中论述的是战国时代燕国名将乐毅及其征讨各国之事。传王羲之抄写这篇文章，是书付其子宫奴的。有人考证说，官奴是王献之。这一书迹，早在去东晋未远的南朝曾被论及。梁武帝在与陶宏景讨论内府所藏的这篇书迹时说：“逸少迹无甚极细书，《乐毅论》乃微粗健，恐非真迹”，陶宏景表示赞同，曰：“《乐毅论》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轻言，今旨以为非真，窃自信颇涉有悟。”那么，梁朝内府的藏本，宜是摹本而非真迹。
尽管如此，陈、隋之际释智永却视《乐毅论》为王羲之正书第一。据他说：“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萧、阮之流，莫不临学。陈天嘉（650——565）中，人得以献文帝，帝赐始兴王，王作牧境中，即以见示。吾昔闻其妙，今睹其真，阅玩良久，匪朝伊夕。始兴薨後，仍属废帝。废帝既殁，又属余杭公主，公主以帝王所重，恒加宝爱，陈世诸王，皆求不得。及天下一统，四海同文，处处追寻，累载方得。”
唐朝初年，《乐毅论》入於内府，曾经褚遂良检校鉴定，认定为真迹。褚氏著录内府所收王羲之书迹，为《右军书目》，列《乐毅论》为王氏正书第一，并注明“四十四行，书付官奴”。唐太宗最为宝重的书迹是《兰亭序》与《乐毅论》。唐内府收藏的《乐毅论》，最初摹拓分赐大臣是在贞观年间。褚遂良《榻本（乐毅论）记》曰：贞观十三年（639）四月九日，命直弘文馆冯承素摹榻，分赐长孙无忌、房玄龄、高士廉、侯君集、魏徵、杨师道六人，“於是在外乃有六本。”武平一《徐氏法书记》载：“至高宗又敕冯承素、诸葛贞榻《乐毅论》及杂帖数本，赐长孙无忌等六人，在外方有。”摹本的传布范围，限於皇亲国戚或近侍大臣而已，世人罕见其貌。
《乐毅论》墨迹本今已不传，真迹则更不待言了。据唐韦述《叙书录》称，内府所藏的《乐毅论》，“长安、神龙之际，太平安乐公主奏借出外榻写”，“因此遂失所在”。徐浩《古迹记》记载得更为具体一些，曰：後归武则天女太平公主，其後为一咸阳老妪窃去，县吏寻觉,老妪投之竈下，真迹遂永绝於世。宋朝程大昌肯定了这一说法，其所著《考古编》卷八谓：“开元五年（717）裒大王真迹为百五十八卷，以《黄庭经》为正书第一，无《兰亭》、《乐毅》，则开元时真本不存明矣。今世传本，必是摹榻，又未必正是当时传本。按，褚遂良、武平一皆言贞观中尝敕冯承素等榻本赐长孙无忌等六人，人间遂有六本，其内本之经褚河南叙录者，凡接缝及卷首、卷尾皆印‘贞观二年’以识。今传本又皆无之，知是榻非原榻不疑也。”《宣和书谱》著录的《乐毅论》，恐怕就是程大昌所指的非原榻的再榻本。
另外，宋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七中还提出一新说，他认为“王羲之书，旧传惟《乐毅论》乃羲之亲书於石，其他皆纸素所传。唐太宗裒聚二王墨迹，惟《乐毅论》石本在。其後随太宗人昭陵。朱梁时，耀州节度使温韬发昭陵得之，复传人间。或曰‘公主以伪本易之，元石曾入旷」。本朝高绅学士家，皇佑中绅之子高安世为钱塘主簿，《乐毅论》在其家，予尝见之。时石已破缺，末后独有一 ‘海’字者是也。其後十余年，安世在苏州，石已破为数片，以铁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苏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复见。今传《乐毅论》，皆摹本也。笔画无复昔之清劲。羲之小楷字於此殆绝，《遗教经》之类，皆非其比也。”沈括此说实际上是把传世的石刻榻本追认到王羲之那里，以他所见的刻石为原石。权作一说存之。
《越州石氏本》榻本，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传为宋高绅任湖北转运使时得《乐毅论》刻本残石於秣陵，石存前半段二十余行。沈括尝亲见，并认为是王羲之亲书於石的刻石。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四亦有类似沈括之说的记载：“右《乐毅论》石，在故高绅学士家。绅死，人初不知惜，好事者往往就阅，或模传其本，其家遂秘密之，渐为难得。後其子弟以其石质钱於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今无复有本矣。”现在传世的《乐毅论》，皆摹刻本。著名者，南宋有越州石邦哲《越州石氏帖》本，明朝有文氏《停云馆帖》本、陈巗《玉烟堂帖》本、吴廷《余清斋帖》本、王肯堂《郁冈斋帖》本，清朝有冯铨《快雪堂帖》本。《越州石氏帖》本，仅存二十九行，帖首第一至五行下方缺一角，第一行“初”字，第二行“为劣是以叙而”六字，第四行“必迂回”三字，第五行“其”字。第二十九行仅剩行末“海”字，亦称“海字本”，与沈括所记相符，当是据高绅所藏残石旧本摹刻。
《余清斋帖本》榻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余清斋帖》乃吴廷摹刻於明朝万 历二十四年（1596），摹刻皆精善，可惜刻於木板。但仍然是明朝丛帖名刻，杨守敬认为“出明代诸集帖之上。”今初榻本，比之《停云馆帖》等，尤为难得。其中《乐毅论》帖，未有“异僧权”三字，其下又增刻“永和四年十二月廿四日书付官奴”一行。《珊瑚网》卷一录董其昌跋“梁摹《乐毅论》真迹”云：“余所见《乐毅论》宋榻本，及唐贞观摹真迹，二本皆无'付官奴'三字，独此有之。”董氏所见，可能是吴廷收刻《乐毅论》所据的原本。又，“异”为隋朝朱异的押署，“僧权”为梁朝徐僧权的押署，见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自古跋尾押署”条。
唐 乐毅论 褚遂良临本#北京書法培訓# #笔法研究#
晋·王羲之《乐毅论》褚遂良摹本 西安碑林藏拓本
《乐毅论》是三国时期魏夏侯玄（泰初）撰写的一篇文章，文中论述的是战国时代燕国名将乐毅及其征讨各国之事。传王羲之抄写这篇文章，是书付其子宫奴的。有人考证说，官奴是王献之。这一书迹，早在去东晋未远的南朝曾被论及。梁武帝在与陶宏景讨论内府所藏的这篇书迹时说：“逸少迹无甚极细书，《乐毅论》乃微粗健，恐非真迹”，陶宏景表示赞同，曰：“《乐毅论》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轻言，今旨以为非真，窃自信颇涉有悟。”那么，梁朝内府的藏本，宜是摹本而非真迹。
尽管如此，陈、隋之际释智永却视《乐毅论》为王羲之正书第一。据他说：“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萧、阮之流，莫不临学。陈天嘉（650——565）中，人得以献文帝，帝赐始兴王，王作牧境中，即以见示。吾昔闻其妙，今睹其真，阅玩良久，匪朝伊夕。始兴薨後，仍属废帝。废帝既殁，又属余杭公主，公主以帝王所重，恒加宝爱，陈世诸王，皆求不得。及天下一统，四海同文，处处追寻，累载方得。”
唐朝初年，《乐毅论》入於内府，曾经褚遂良检校鉴定，认定为真迹。褚氏著录内府所收王羲之书迹，为《右军书目》，列《乐毅论》为王氏正书第一，并注明“四十四行，书付官奴”。唐太宗最为宝重的书迹是《兰亭序》与《乐毅论》。唐内府收藏的《乐毅论》，最初摹拓分赐大臣是在贞观年间。褚遂良《榻本（乐毅论）记》曰：贞观十三年（639）四月九日，命直弘文馆冯承素摹榻，分赐长孙无忌、房玄龄、高士廉、侯君集、魏徵、杨师道六人，“於是在外乃有六本。”武平一《徐氏法书记》载：“至高宗又敕冯承素、诸葛贞榻《乐毅论》及杂帖数本，赐长孙无忌等六人，在外方有。”摹本的传布范围，限於皇亲国戚或近侍大臣而已，世人罕见其貌。
《乐毅论》墨迹本今已不传，真迹则更不待言了。据唐韦述《叙书录》称，内府所藏的《乐毅论》，“长安、神龙之际，太平安乐公主奏借出外榻写”，“因此遂失所在”。徐浩《古迹记》记载得更为具体一些，曰：後归武则天女太平公主，其後为一咸阳老妪窃去，县吏寻觉,老妪投之竈下，真迹遂永绝於世。宋朝程大昌肯定了这一说法，其所著《考古编》卷八谓：“开元五年（717）裒大王真迹为百五十八卷，以《黄庭经》为正书第一，无《兰亭》、《乐毅》，则开元时真本不存明矣。今世传本，必是摹榻，又未必正是当时传本。按，褚遂良、武平一皆言贞观中尝敕冯承素等榻本赐长孙无忌等六人，人间遂有六本，其内本之经褚河南叙录者，凡接缝及卷首、卷尾皆印‘贞观二年’以识。今传本又皆无之，知是榻非原榻不疑也。”《宣和书谱》著录的《乐毅论》，恐怕就是程大昌所指的非原榻的再榻本。
另外，宋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七中还提出一新说，他认为“王羲之书，旧传惟《乐毅论》乃羲之亲书於石，其他皆纸素所传。唐太宗裒聚二王墨迹，惟《乐毅论》石本在。其後随太宗人昭陵。朱梁时，耀州节度使温韬发昭陵得之，复传人间。或曰‘公主以伪本易之，元石曾入旷」。本朝高绅学士家，皇佑中绅之子高安世为钱塘主簿，《乐毅论》在其家，予尝见之。时石已破缺，末后独有一 ‘海’字者是也。其後十余年，安世在苏州，石已破为数片，以铁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苏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复见。今传《乐毅论》，皆摹本也。笔画无复昔之清劲。羲之小楷字於此殆绝，《遗教经》之类，皆非其比也。”沈括此说实际上是把传世的石刻榻本追认到王羲之那里，以他所见的刻石为原石。权作一说存之。
《越州石氏本》榻本，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余清斋帖本》榻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余清斋帖》乃吴廷摹刻於明朝万 历二十四年（1596），摹刻皆精善，可惜刻於木板。但仍然是明朝丛帖名刻，杨守敬认为“出明代诸集帖之上。”今初榻本，比之《停云馆帖》等，尤为难得。其中《乐毅论》帖，未有“异僧权”三字，其下又增刻“永和四年十二月廿四日书付官奴”一行。《珊瑚网》卷一录董其昌跋“梁摹《乐毅论》真迹”云：“余所见《乐毅论》宋榻本，及唐贞观摹真迹，二本皆无'付官奴'三字，独此有之。”董氏所见，可能是吴廷收刻《乐毅论》所据的原本。又，“异”为隋朝朱异的押署，“僧权”为梁朝徐僧权的押署，见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自古跋尾押署”条。
晋·王羲之《乐毅论》褚遂良摹本 西安碑林藏拓本
《乐毅论》是三国时期魏夏侯玄（泰初）撰写的一篇文章，文中论述的是战国时代燕国名将乐毅及其征讨各国之事。传王羲之抄写这篇文章，是书付其子宫奴的。有人考证说，官奴是王献之。这一书迹，早在去东晋未远的南朝曾被论及。梁武帝在与陶宏景讨论内府所藏的这篇书迹时说：“逸少迹无甚极细书，《乐毅论》乃微粗健，恐非真迹”，陶宏景表示赞同，曰：“《乐毅论》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轻言，今旨以为非真，窃自信颇涉有悟。”那么，梁朝内府的藏本，宜是摹本而非真迹。
尽管如此，陈、隋之际释智永却视《乐毅论》为王羲之正书第一。据他说：“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萧、阮之流，莫不临学。陈天嘉（650——565）中，人得以献文帝，帝赐始兴王，王作牧境中，即以见示。吾昔闻其妙，今睹其真，阅玩良久，匪朝伊夕。始兴薨後，仍属废帝。废帝既殁，又属余杭公主，公主以帝王所重，恒加宝爱，陈世诸王，皆求不得。及天下一统，四海同文，处处追寻，累载方得。”
唐朝初年，《乐毅论》入於内府，曾经褚遂良检校鉴定，认定为真迹。褚氏著录内府所收王羲之书迹，为《右军书目》，列《乐毅论》为王氏正书第一，并注明“四十四行，书付官奴”。唐太宗最为宝重的书迹是《兰亭序》与《乐毅论》。唐内府收藏的《乐毅论》，最初摹拓分赐大臣是在贞观年间。褚遂良《榻本（乐毅论）记》曰：贞观十三年（639）四月九日，命直弘文馆冯承素摹榻，分赐长孙无忌、房玄龄、高士廉、侯君集、魏徵、杨师道六人，“於是在外乃有六本。”武平一《徐氏法书记》载：“至高宗又敕冯承素、诸葛贞榻《乐毅论》及杂帖数本，赐长孙无忌等六人，在外方有。”摹本的传布范围，限於皇亲国戚或近侍大臣而已，世人罕见其貌。
《乐毅论》墨迹本今已不传，真迹则更不待言了。据唐韦述《叙书录》称，内府所藏的《乐毅论》，“长安、神龙之际，太平安乐公主奏借出外榻写”，“因此遂失所在”。徐浩《古迹记》记载得更为具体一些，曰：後归武则天女太平公主，其後为一咸阳老妪窃去，县吏寻觉,老妪投之竈下，真迹遂永绝於世。宋朝程大昌肯定了这一说法，其所著《考古编》卷八谓：“开元五年（717）裒大王真迹为百五十八卷，以《黄庭经》为正书第一，无《兰亭》、《乐毅》，则开元时真本不存明矣。今世传本，必是摹榻，又未必正是当时传本。按，褚遂良、武平一皆言贞观中尝敕冯承素等榻本赐长孙无忌等六人，人间遂有六本，其内本之经褚河南叙录者，凡接缝及卷首、卷尾皆印‘贞观二年’以识。今传本又皆无之，知是榻非原榻不疑也。”《宣和书谱》著录的《乐毅论》，恐怕就是程大昌所指的非原榻的再榻本。
另外，宋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七中还提出一新说，他认为“王羲之书，旧传惟《乐毅论》乃羲之亲书於石，其他皆纸素所传。唐太宗裒聚二王墨迹，惟《乐毅论》石本在。其後随太宗人昭陵。朱梁时，耀州节度使温韬发昭陵得之，复传人间。或曰‘公主以伪本易之，元石曾入旷」。本朝高绅学士家，皇佑中绅之子高安世为钱塘主簿，《乐毅论》在其家，予尝见之。时石已破缺，末后独有一 ‘海’字者是也。其後十余年，安世在苏州，石已破为数片，以铁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苏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复见。今传《乐毅论》，皆摹本也。笔画无复昔之清劲。羲之小楷字於此殆绝，《遗教经》之类，皆非其比也。”沈括此说实际上是把传世的石刻榻本追认到王羲之那里，以他所见的刻石为原石。权作一说存之。
《越州石氏本》榻本，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余清斋帖本》榻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余清斋帖》乃吴廷摹刻於明朝万 历二十四年（1596），摹刻皆精善，可惜刻於木板。但仍然是明朝丛帖名刻，杨守敬认为“出明代诸集帖之上。”今初榻本，比之《停云馆帖》等，尤为难得。其中《乐毅论》帖，未有“异僧权”三字，其下又增刻“永和四年十二月廿四日书付官奴”一行。《珊瑚网》卷一录董其昌跋“梁摹《乐毅论》真迹”云：“余所见《乐毅论》宋榻本，及唐贞观摹真迹，二本皆无'付官奴'三字，独此有之。”董氏所见，可能是吴廷收刻《乐毅论》所据的原本。又，“异”为隋朝朱异的押署，“僧权”为梁朝徐僧权的押署，见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自古跋尾押署”条。
河西走廊指什么？[鲜花][鲜花][鲜花][鲜花][鲜花][鲜花][鲜花]
河西走廊（Hexi Corridor），简称河西、雍凉，古称雍州、凉州，简称“河西”，晋朝的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大凉在此建都。是中国内地通往西域的要道，又称雍凉之地，是古凉州、雍州的属地，治所所在地，西北首府所在地。河西曾是佛教东传的要道与第一站、丝路西去的咽喉；这里汉时即设四郡，戍兵屯田，是汉朝经略西北的军事重镇，后来又因诸多山脉的天然阻隔，成为中原名士躲避北方战火的栖息场所。
东周春秋时为被西戎占领，战国先秦时被月氏人占，后被匈奴攻破，占领建城池。在公元前1年已经有了经贸和宗教往来的古道，后汉武帝刘彻初设二郡武威郡、酒泉郡，而后武威郡分张掖郡、酒泉郡分敦煌郡，其并入华夏版图对中国乃至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河西是甘肃西北部狭长堆积平原，位于祁连山以北，合黎山以南，乌鞘岭以西，甘肃新疆边界以东，长约1000公里，宽数公里至近二百公里，为西北东南走向的长条堆积平原，自古以来就是富足之地，兵家极其重视的地方，因位于黄河以西，为两山夹峙，故名。
河西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其辉煌从西汉开始一直延续到民国。先秦时期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尤其是佛教，西域高僧、大师云集，大小乘佛教通过河西传入洛阳，古代四大译经家有三位与河西有着深厚渊源，足见河西在中国佛教的地位。
如今多指甘肃14个市州中的河西五市。
[微风][微风]名称由来
河西走廊都夹在祁连山与合黎山、龙首山等山脉之间，狭长且直，形如走廊，又因地处黄河之西，被称为“河西走廊”。
[微风][微风]地形地势
河西走廊又称甘肃走廊，其南为海拔四、五千米的祁连山脉。由一系列北西走向的高山和谷地组成，西宽东窄，由柴达木盆地至酒泉之间为最宽，约300公里。祁连山山峰海拔多在4,000米以上，最高峰疏勒南山团结1峰海拔为6,305米，这基本上接近了青藏高原大多数山峰的高度。祁连山北侧和南侧分别以大起大落的明显断裂由高山一下降至平原，北坡与河西走廊的相对高度在2,000米以上，而南坡与柴达木盆地间仅1,000多米。在祁连山4,500米以上的高山上，有着丰厚的永久积雪和史前冰川覆盖，这些积雪和冰川在每年特定的季节融化，为这一地区大量的绿洲和耕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
北侧则为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北山），绝大多数山峰海拔在2,000-2,500米之间，个别高峰达到了3,600米。这里山地地形起伏，逐渐趋于平缓，可以算准平原。河西走廊介于祁连山与马鬃山（北山）之间的狭长平地，因其位于黄河以西，故得名。
河西走廊属于祁连山地槽边缘拗陷带。喜马拉雅运动时，祁连山大幅度隆升,走廊接受了大量新生代以来的洪积、冲积物。自南而北，依次出现南山北麓坡积带、洪积带、洪积冲积带、冲积带和北山南麓坡积带。走廊地势平坦，一般海拔1500米左右。沿河冲积平原形成武威、张掖、酒泉等大片绿洲。其余广大地区以风力作用和干燥剥蚀作用为主，戈壁和沙漠广泛分布，尤以嘉峪关以西戈壁面积广大，绿洲面积更小，在河西走廊山地的周围，由山区河流搬运下来的物质堆积于山前，形成相互毗连的山前倾斜平原。在较大的河流下游，还分布着冲积平原。这些地区地势平坦、土质肥沃、引水灌溉条件好，便于开发利用，是河西走廊绿洲主要的分布地区。
[微风][微风]丝绸之路
张骞通西域
匈奴冒顿单于在统一我国统一游牧区的过程中，使原来游牧于甘肃河西地区的乌孙族被迫西迁至巴尔喀什湖一带游牧，摆脱了原来附属于匈奴的地位，但是仍然经常受到匈奴的威胁。当时天山以北是游牧区，在这里从事游牧生活的诸“行国”，均受匈奴贵族的统治。天山以南是农业区，在绿洲上从事定居的农业生产的诸”居国”，也受匈奴贵族的统治。《汉书·西域传》中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憧仆都尉，使领西域，访居焉香。危须、尉犁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
汉武帝为打击匈奴，计划联络西域诸国与汉朝东西夹击匈奴，于是派张骞出使此前被冒顿单于逐出故土的大月氏。
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带一百多随从从长安出发，日夜兼程西行。张骞一行在途中被匈奴俘虏，遭到长达10余年的软禁。他们逃脱后历尽艰辛又继续西行，先后到达大宛国、大月氏、大夏。在大夏国的市场上，张骞看到了大月氏的毛毡、大秦国的海西布，甚至还有汉朝四川地区生产的邛竹杖和蜀布。他由此推知从蜀地有陆路可通身毒、大夏。
前126年张骞几经周折返回长安，出发时的一百多人仅剩张骞和随从堂邑父了。史书上把张骞的首次西行誉为“凿空”，即空前的探险。这是历史上中国政府派往西域的第一个使团。
前119年，张骞时任中郎将，又第二次出使西域，这次行走比较顺利。因为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两次鏖战河西走廊，驱逐了匈奴势力，咽喉之道得以畅通无阻。经四年时间，张骞和他的副使先后到达乌孙国、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自从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国，向汉武帝报告关于西域的详细形势后，汉朝对控制西域的目的，由最早的制御匈奴，上升为“广地万里，重九译，威德遍于四海”的强烈愿望。
为了促进西域与长安的交流，汉武帝招募了大量身份低微的商人，利用政府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国经商。这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商人中大部分成为富商巨贾，从而吸引了更多人从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同时汉朝在收取关税方面取得了巨大利润。出于对匈奴不断骚扰与丝路上强盗横行的状况考虑，加强对西域的控制，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设立了汉朝对西域的直接管辖机构——西域都护府。以汉朝在西域设立官员为标志，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交流之路开始进入繁荣的时代。
河西走廊（Hexi Corridor），简称河西、雍凉，古称雍州、凉州，简称“河西”，晋朝的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大凉在此建都。是中国内地通往西域的要道，又称雍凉之地，是古凉州、雍州的属地，治所所在地，西北首府所在地。河西曾是佛教东传的要道与第一站、丝路西去的咽喉；这里汉时即设四郡，戍兵屯田，是汉朝经略西北的军事重镇，后来又因诸多山脉的天然阻隔，成为中原名士躲避北方战火的栖息场所。
东周春秋时为被西戎占领，战国先秦时被月氏人占，后被匈奴攻破，占领建城池。在公元前1年已经有了经贸和宗教往来的古道，后汉武帝刘彻初设二郡武威郡、酒泉郡，而后武威郡分张掖郡、酒泉郡分敦煌郡，其并入华夏版图对中国乃至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河西是甘肃西北部狭长堆积平原，位于祁连山以北，合黎山以南，乌鞘岭以西，甘肃新疆边界以东，长约1000公里，宽数公里至近二百公里，为西北东南走向的长条堆积平原，自古以来就是富足之地，兵家极其重视的地方，因位于黄河以西，为两山夹峙，故名。
河西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其辉煌从西汉开始一直延续到民国。先秦时期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尤其是佛教，西域高僧、大师云集，大小乘佛教通过河西传入洛阳，古代四大译经家有三位与河西有着深厚渊源，足见河西在中国佛教的地位。
如今多指甘肃14个市州中的河西五市。
[微风][微风]名称由来
河西走廊都夹在祁连山与合黎山、龙首山等山脉之间，狭长且直，形如走廊，又因地处黄河之西，被称为“河西走廊”。
[微风][微风]地形地势
河西走廊又称甘肃走廊，其南为海拔四、五千米的祁连山脉。由一系列北西走向的高山和谷地组成，西宽东窄，由柴达木盆地至酒泉之间为最宽，约300公里。祁连山山峰海拔多在4,000米以上，最高峰疏勒南山团结1峰海拔为6,305米，这基本上接近了青藏高原大多数山峰的高度。祁连山北侧和南侧分别以大起大落的明显断裂由高山一下降至平原，北坡与河西走廊的相对高度在2,000米以上，而南坡与柴达木盆地间仅1,000多米。在祁连山4,500米以上的高山上，有着丰厚的永久积雪和史前冰川覆盖，这些积雪和冰川在每年特定的季节融化，为这一地区大量的绿洲和耕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
北侧则为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北山），绝大多数山峰海拔在2,000-2,500米之间，个别高峰达到了3,600米。这里山地地形起伏，逐渐趋于平缓，可以算准平原。河西走廊介于祁连山与马鬃山（北山）之间的狭长平地，因其位于黄河以西，故得名。
河西走廊属于祁连山地槽边缘拗陷带。喜马拉雅运动时，祁连山大幅度隆升,走廊接受了大量新生代以来的洪积、冲积物。自南而北，依次出现南山北麓坡积带、洪积带、洪积冲积带、冲积带和北山南麓坡积带。走廊地势平坦，一般海拔1500米左右。沿河冲积平原形成武威、张掖、酒泉等大片绿洲。其余广大地区以风力作用和干燥剥蚀作用为主，戈壁和沙漠广泛分布，尤以嘉峪关以西戈壁面积广大，绿洲面积更小，在河西走廊山地的周围，由山区河流搬运下来的物质堆积于山前，形成相互毗连的山前倾斜平原。在较大的河流下游，还分布着冲积平原。这些地区地势平坦、土质肥沃、引水灌溉条件好，便于开发利用，是河西走廊绿洲主要的分布地区。
[微风][微风]丝绸之路
张骞通西域
匈奴冒顿单于在统一我国统一游牧区的过程中，使原来游牧于甘肃河西地区的乌孙族被迫西迁至巴尔喀什湖一带游牧，摆脱了原来附属于匈奴的地位，但是仍然经常受到匈奴的威胁。当时天山以北是游牧区，在这里从事游牧生活的诸“行国”，均受匈奴贵族的统治。天山以南是农业区，在绿洲上从事定居的农业生产的诸”居国”，也受匈奴贵族的统治。《汉书·西域传》中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憧仆都尉，使领西域，访居焉香。危须、尉犁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
汉武帝为打击匈奴，计划联络西域诸国与汉朝东西夹击匈奴，于是派张骞出使此前被冒顿单于逐出故土的大月氏。
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带一百多随从从长安出发，日夜兼程西行。张骞一行在途中被匈奴俘虏，遭到长达10余年的软禁。他们逃脱后历尽艰辛又继续西行，先后到达大宛国、大月氏、大夏。在大夏国的市场上，张骞看到了大月氏的毛毡、大秦国的海西布，甚至还有汉朝四川地区生产的邛竹杖和蜀布。他由此推知从蜀地有陆路可通身毒、大夏。
前126年张骞几经周折返回长安，出发时的一百多人仅剩张骞和随从堂邑父了。史书上把张骞的首次西行誉为“凿空”，即空前的探险。这是历史上中国政府派往西域的第一个使团。
前119年，张骞时任中郎将，又第二次出使西域，这次行走比较顺利。因为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两次鏖战河西走廊，驱逐了匈奴势力，咽喉之道得以畅通无阻。经四年时间，张骞和他的副使先后到达乌孙国、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自从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国，向汉武帝报告关于西域的详细形势后，汉朝对控制西域的目的，由最早的制御匈奴，上升为“广地万里，重九译，威德遍于四海”的强烈愿望。
为了促进西域与长安的交流，汉武帝招募了大量身份低微的商人，利用政府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国经商。这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商人中大部分成为富商巨贾，从而吸引了更多人从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同时汉朝在收取关税方面取得了巨大利润。出于对匈奴不断骚扰与丝路上强盗横行的状况考虑，加强对西域的控制，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设立了汉朝对西域的直接管辖机构——西域都护府。以汉朝在西域设立官员为标志，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交流之路开始进入繁荣的时代。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