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华穿山甲目前没有功能性灭绝#这个事儿，还有个问题请大家注意：
某发会多年来一直在推动海关缴获的马来穿山甲放归中国的野外。他们一方面在为野放造势，一方面还做了一些现实的布局，例如向广西林草局施压要求野放，还声称在广东成立了一个所谓“康复野化中心”。
这个事儿真要做成了，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宣布本土穿山甲功能性灭绝，又试图野放外来穿山甲，这样的腾笼换鸟之举，并不能将唤起的关注引导到中华穿山甲身上，反而可能消耗本来就不多的关注和保护资源，导致我们的中华穿山甲错失最后的保护时机。
外来的马来穿山甲能不能放，这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
▐ 马来甲在中国分布极狭窄
要讨论马来穿山甲在中国能否野放，得先理清中国的穿山甲分布。分布问题需要用经过同行评议的数据来证明，不能随手画一个圈说哪里有就是有。
什么样的数据是能够通过同行评议的数据？举个例子：某保护工作者，在云南边境某地走访，听老乡说他们抓到过一种耳朵小小的喜欢上树的穿山甲，据此判定当地有马来穿山甲，这就肯定无法通过同行评议。这种情况顶多只能算疑似。为了证明或证伪这个疑似，研究者需要在当地的野生生境中寻找穿山甲，如果确实找到了，就可以鉴定物种、测量数据，并公开发表。学界会据其证据强度而选择接受与否。
确认马来穿山甲在中国的分布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2002年，华南师范大学的吴诗宝团队在整理昆明动物研究所标本馆的穿山甲标本时，发现其中一件穿山甲皮与中华穿山甲显著不同。这张皮是1959年的研究团队从西双版纳买来的。经鉴定，这张皮属于马来穿山甲。那么，他们是否就据此论断西双版纳有马来穿山甲呢？并没有，也不能。因为“从猎人手中买到某种动物”这样的证据，只出现一次强度远远不够。猎人也可能是从别人手上获取的呀。
巧的是，2003年昆明动物所在云南西南部靠近中缅边界的区域采集到了5个活体马来穿山甲。经鉴定，它们与中华穿山甲显著不同，但身体特征与典型的马来穿山甲也有一些差异。最终数据发表成论文，为学界接受[1]。这个发现，被当作是马来穿山甲存在于中国的第一次确证。而在其他地区，都没有这样的马来穿山甲存在的报告。
如果各种物种的分布我们都需要一篇篇论文的查，那当然是很累又很麻烦。好在我们有一个很好用的工具：IUCN红色名录。编撰名录的专家，已经帮我们把查询文献确认分布边界的事儿给做了，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查询名录来参考边界。
IUCN红色名录采信的马来穿山甲的分布情况如图1，中华穿山甲的分布如图2。
可见穿山甲在中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南部[2]。结合IUCN红色名录提供的中华穿山甲分布情况，亦可见在云南的三个陆上邻国中，越南、老挝北部仅有中华穿山甲，没有马来穿山甲；马来穿山甲仅分布于缅甸北部[2、3]。由此图还可以引出一个推论：马来穿山甲不可能从越南北方扩散进广西和广东。
将马来穿山甲野放到并非原产的区域，实际上是引入了新的外来物种——引入外来物种应该慎之又慎，这是学界的共识。如果要在中国野放马来穿山甲，那应当在马来穿山甲的原产区域——也就是云南省西南部——划定一片保护区实施野放工作。
然而，划定了这样一片保护区，解决了当地的盗猎问题，什么样的马来穿山甲都能放到那里去吗？答案也是否定的。
▐ 三种不可野放
野化放归是一个科学的工作：它不能带来新的问题，也应当尽可能的保证野放个体的存活率和生活质量。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有三种不可野放马来穿山甲的情况。
第一种不可野放，是没有做来源鉴定。
马来穿山甲分布极广，其分布区域至少就能分成两个区块：东南亚的中南半岛部分和东南亚的海岛部分。目前，尚没有科学家做马来穿山甲的亚种分化研究，但鉴于岛屿带来的地理隔离是新亚种产生的重要因素，这两个区块上的马来穿山甲很可能已经产生了亚种分化，甚至有可能分化成了不止一个亚种。吴诗宝团队就曾发现，从云南西南部采集的马来穿山甲在某些参数上和其他地区的不太一样[1]。
通过非法贸易渠道进入中国的马来穿山甲，即有来自中南半岛的，也有来自苏门答腊、爪哇等海岛区域的，如果我们不做区分，全部野放到云南西南部，就有可能污染当地的马来穿山甲的基因库。在保护生物学当中，保护的基本单位是种群，而不仅仅是物种。在原有种群尚且存在的情况下，我们不应给它们“换血”，否则也会影响马来穿山甲的多样性。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中国各地都有野放大鲵的情况。随着科学的进步，科学家发现大鲵其实不是一个物种，而是至少5个物种。但曾经野放的都是养殖大鲵，和野放区域内原产的很可能不是同一个物种。这就到导致了野生大鲵种群中出现了基因污染，造成了多样性显著下降。
第二种不可野放，是未做隔离检疫。
和我们人类一样，动物当中也有传染病，但动物不会开医院，处理不了传染病。如果经非法渠道引入中国的马来穿山甲身上带有某种中国没有的病原体，我们又把它释放到了野外，那就相当于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受灾的可能不止有穿山甲，还可能会传播给别的动物，甚至人类。
基于这个原因，国家林草局在2016年发布的《陆生野生动物放归野外环境管理办法》中强调，制定放归野外方案时，要考虑疫病风险。
第三种不可野放，是未经过康复救助和野化训练。放生，绝对不能放死，这样就违背了放的初衷。
经非法渠道进入中国的活体穿山甲，大多经历了长时间的运输。甚至有的违法者为了增重，会往穿山甲的上、下消化道内灌注增重物。这都会导致穿山甲的身体受损。因此，在野放之前，必须给它们养好身体。
另外，穿山甲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它们的领域性很强，对环境的要求很高，如果强行放入新的环境，很有可能会死掉。曾有国外科学家研究过南非穿山甲，发现将其带离家域较近的一段距离后，它们的运动量会显著增加，似乎是要不管不顾的赶紧回家；而将它们带到较远区域释放之后，其死亡率显著提升。类似的情况，在亚洲穿山甲的身上也可能存在[4]。
这种情况在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中国的外来马来穿山甲身上可能会更加严重：曾有科学家调查了90年代起就随意放生马来穿山甲的几个区域，发现无一建立了野外种群[4]，这说明这些可怜的家伙即使回到了野外没有死，也都处于苟活的状态。因此，我们不能看着放生的马来穿山甲在野外活了几天，就认为野放没有问题了。
所以，在野放来的马来穿山甲之前，应当确认它们的身体状况足够良好，并进行一些野化训练，甚至辅以一些软放归的技术，让它们足够适应了保护地的环境再彻底野放。
▐ 中国穿山甲的保护重点依旧是中华甲
中国有三种穿山甲：中华穿山甲、马来穿山甲和印度穿山甲。
中国的印度穿山甲分布记录一直有争议。即使真的有，也比马来穿山甲更罕见，分布地区更狭小、偏远。中国的马来穿山甲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南部，那一点点地方，和马来穿山甲在全世界的分布范围比，或者和中华穿山甲的分布范围比，都可以忽略不计。
中华穿山甲的生存状况远没有某会说的那么不可救药，远没有到无法拯救的地步。但它们也处于生存或灭亡的紧要关头，保护工作进一步，就有能保下来；退一步，我们真可能要和它们说再见。而马来穿山甲的现状，远没有中华穿山甲那么危急，在国外，有好几个国家、组织在做马来穿山甲的保护。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中国应当把中华穿山甲保护的重要性放在别的穿山甲之上。
正在看这篇文章的你，请告诉你的朋友：
1 大陆的中华穿山甲没有灭绝！
2 它们需要我们的拯救，就是现在。
参考文献：
1 吴诗宝,王应祥,冯庆;中国兽类一新纪录——爪哇穿山甲[J];动物分类学报;2005年02期。
2 Challender, D., Nguyen Van, T., Shepherd, C., Krishnasamy, K., Wang, A., Lee, B., Panjang, E., Fletcher, L., Heng, S., Seah Han Ming, J., Olsson, A., Nguyen The Truong, A., Nguyen Van, Q. & Chung, Y. 2014. Manis javanica. Th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2014: e.T12763A45222303.
3 Challender, D., Baillie, J., Ades, G., Kaspal, P., Chan, B., Khatiwada, A., Xu, L., Chin, S., KC, R., Nash, H. & Hsieh, H. 2014. Manis pentadactyla. Th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2014: e.T12764A45222544.
4 吴诗宝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穿山甲保护生物学研究。
某发会多年来一直在推动海关缴获的马来穿山甲放归中国的野外。他们一方面在为野放造势，一方面还做了一些现实的布局，例如向广西林草局施压要求野放，还声称在广东成立了一个所谓“康复野化中心”。
这个事儿真要做成了，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宣布本土穿山甲功能性灭绝，又试图野放外来穿山甲，这样的腾笼换鸟之举，并不能将唤起的关注引导到中华穿山甲身上，反而可能消耗本来就不多的关注和保护资源，导致我们的中华穿山甲错失最后的保护时机。
外来的马来穿山甲能不能放，这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
▐ 马来甲在中国分布极狭窄
要讨论马来穿山甲在中国能否野放，得先理清中国的穿山甲分布。分布问题需要用经过同行评议的数据来证明，不能随手画一个圈说哪里有就是有。
什么样的数据是能够通过同行评议的数据？举个例子：某保护工作者，在云南边境某地走访，听老乡说他们抓到过一种耳朵小小的喜欢上树的穿山甲，据此判定当地有马来穿山甲，这就肯定无法通过同行评议。这种情况顶多只能算疑似。为了证明或证伪这个疑似，研究者需要在当地的野生生境中寻找穿山甲，如果确实找到了，就可以鉴定物种、测量数据，并公开发表。学界会据其证据强度而选择接受与否。
确认马来穿山甲在中国的分布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2002年，华南师范大学的吴诗宝团队在整理昆明动物研究所标本馆的穿山甲标本时，发现其中一件穿山甲皮与中华穿山甲显著不同。这张皮是1959年的研究团队从西双版纳买来的。经鉴定，这张皮属于马来穿山甲。那么，他们是否就据此论断西双版纳有马来穿山甲呢？并没有，也不能。因为“从猎人手中买到某种动物”这样的证据，只出现一次强度远远不够。猎人也可能是从别人手上获取的呀。
巧的是，2003年昆明动物所在云南西南部靠近中缅边界的区域采集到了5个活体马来穿山甲。经鉴定，它们与中华穿山甲显著不同，但身体特征与典型的马来穿山甲也有一些差异。最终数据发表成论文，为学界接受[1]。这个发现，被当作是马来穿山甲存在于中国的第一次确证。而在其他地区，都没有这样的马来穿山甲存在的报告。
如果各种物种的分布我们都需要一篇篇论文的查，那当然是很累又很麻烦。好在我们有一个很好用的工具：IUCN红色名录。编撰名录的专家，已经帮我们把查询文献确认分布边界的事儿给做了，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查询名录来参考边界。
IUCN红色名录采信的马来穿山甲的分布情况如图1，中华穿山甲的分布如图2。
可见穿山甲在中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南部[2]。结合IUCN红色名录提供的中华穿山甲分布情况，亦可见在云南的三个陆上邻国中，越南、老挝北部仅有中华穿山甲，没有马来穿山甲；马来穿山甲仅分布于缅甸北部[2、3]。由此图还可以引出一个推论：马来穿山甲不可能从越南北方扩散进广西和广东。
将马来穿山甲野放到并非原产的区域，实际上是引入了新的外来物种——引入外来物种应该慎之又慎，这是学界的共识。如果要在中国野放马来穿山甲，那应当在马来穿山甲的原产区域——也就是云南省西南部——划定一片保护区实施野放工作。
然而，划定了这样一片保护区，解决了当地的盗猎问题，什么样的马来穿山甲都能放到那里去吗？答案也是否定的。
▐ 三种不可野放
野化放归是一个科学的工作：它不能带来新的问题，也应当尽可能的保证野放个体的存活率和生活质量。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有三种不可野放马来穿山甲的情况。
第一种不可野放，是没有做来源鉴定。
马来穿山甲分布极广，其分布区域至少就能分成两个区块：东南亚的中南半岛部分和东南亚的海岛部分。目前，尚没有科学家做马来穿山甲的亚种分化研究，但鉴于岛屿带来的地理隔离是新亚种产生的重要因素，这两个区块上的马来穿山甲很可能已经产生了亚种分化，甚至有可能分化成了不止一个亚种。吴诗宝团队就曾发现，从云南西南部采集的马来穿山甲在某些参数上和其他地区的不太一样[1]。
通过非法贸易渠道进入中国的马来穿山甲，即有来自中南半岛的，也有来自苏门答腊、爪哇等海岛区域的，如果我们不做区分，全部野放到云南西南部，就有可能污染当地的马来穿山甲的基因库。在保护生物学当中，保护的基本单位是种群，而不仅仅是物种。在原有种群尚且存在的情况下，我们不应给它们“换血”，否则也会影响马来穿山甲的多样性。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中国各地都有野放大鲵的情况。随着科学的进步，科学家发现大鲵其实不是一个物种，而是至少5个物种。但曾经野放的都是养殖大鲵，和野放区域内原产的很可能不是同一个物种。这就到导致了野生大鲵种群中出现了基因污染，造成了多样性显著下降。
第二种不可野放，是未做隔离检疫。
和我们人类一样，动物当中也有传染病，但动物不会开医院，处理不了传染病。如果经非法渠道引入中国的马来穿山甲身上带有某种中国没有的病原体，我们又把它释放到了野外，那就相当于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受灾的可能不止有穿山甲，还可能会传播给别的动物，甚至人类。
基于这个原因，国家林草局在2016年发布的《陆生野生动物放归野外环境管理办法》中强调，制定放归野外方案时，要考虑疫病风险。
第三种不可野放，是未经过康复救助和野化训练。放生，绝对不能放死，这样就违背了放的初衷。
经非法渠道进入中国的活体穿山甲，大多经历了长时间的运输。甚至有的违法者为了增重，会往穿山甲的上、下消化道内灌注增重物。这都会导致穿山甲的身体受损。因此，在野放之前，必须给它们养好身体。
另外，穿山甲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它们的领域性很强，对环境的要求很高，如果强行放入新的环境，很有可能会死掉。曾有国外科学家研究过南非穿山甲，发现将其带离家域较近的一段距离后，它们的运动量会显著增加，似乎是要不管不顾的赶紧回家；而将它们带到较远区域释放之后，其死亡率显著提升。类似的情况，在亚洲穿山甲的身上也可能存在[4]。
这种情况在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中国的外来马来穿山甲身上可能会更加严重：曾有科学家调查了90年代起就随意放生马来穿山甲的几个区域，发现无一建立了野外种群[4]，这说明这些可怜的家伙即使回到了野外没有死，也都处于苟活的状态。因此，我们不能看着放生的马来穿山甲在野外活了几天，就认为野放没有问题了。
所以，在野放来的马来穿山甲之前，应当确认它们的身体状况足够良好，并进行一些野化训练，甚至辅以一些软放归的技术，让它们足够适应了保护地的环境再彻底野放。
▐ 中国穿山甲的保护重点依旧是中华甲
中国有三种穿山甲：中华穿山甲、马来穿山甲和印度穿山甲。
中国的印度穿山甲分布记录一直有争议。即使真的有，也比马来穿山甲更罕见，分布地区更狭小、偏远。中国的马来穿山甲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南部，那一点点地方，和马来穿山甲在全世界的分布范围比，或者和中华穿山甲的分布范围比，都可以忽略不计。
中华穿山甲的生存状况远没有某会说的那么不可救药，远没有到无法拯救的地步。但它们也处于生存或灭亡的紧要关头，保护工作进一步，就有能保下来；退一步，我们真可能要和它们说再见。而马来穿山甲的现状，远没有中华穿山甲那么危急，在国外，有好几个国家、组织在做马来穿山甲的保护。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中国应当把中华穿山甲保护的重要性放在别的穿山甲之上。
正在看这篇文章的你，请告诉你的朋友：
1 大陆的中华穿山甲没有灭绝！
2 它们需要我们的拯救，就是现在。
参考文献：
1 吴诗宝,王应祥,冯庆;中国兽类一新纪录——爪哇穿山甲[J];动物分类学报;2005年02期。
2 Challender, D., Nguyen Van, T., Shepherd, C., Krishnasamy, K., Wang, A., Lee, B., Panjang, E., Fletcher, L., Heng, S., Seah Han Ming, J., Olsson, A., Nguyen The Truong, A., Nguyen Van, Q. & Chung, Y. 2014. Manis javanica. Th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2014: e.T12763A45222303.
3 Challender, D., Baillie, J., Ades, G., Kaspal, P., Chan, B., Khatiwada, A., Xu, L., Chin, S., KC, R., Nash, H. & Hsieh, H. 2014. Manis pentadactyla. Th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2014: e.T12764A45222544.
4 吴诗宝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穿山甲保护生物学研究。
【挖到文物拒绝上交，几经劝说文物回归博物馆，结局皆大欢喜】
在我国历史上北魏和北齐虽然是两个“短命”的朝代，但是这两个朝代佛教兴盛，当时的佛造像达到了中国石刻造像的美学巅峰。梁思成曾经总结过北魏和北齐佛像的特点：北魏的佛像“上小下大”，北齐的佛像“上大下小”。在徐州博物馆里有两尊鎏金铜佛像正好符合梁思成所总结的北齐佛像特点，因此，这两尊北齐佛像成为了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说起这两尊佛像的来历，还有一段坎坷的曲折的故事：1985年，徐州两个小伙子在修池塘的时候无意间挖到了两尊佛像，为了弄清这两尊佛像的价值，后来他们带着佛像到徐州博物馆去咨询专家，经鉴定这是两尊北齐的佛像，是非常珍贵的文物。专家建议两人将文物上交给国家，但是两个人的家人不同意。后来专家们三番五次地上门劝说协商，最终说服了他们，将这两尊佛像上交给了国家。当然，国家也没有亏待他们，不仅给了他们丰厚的现金奖励，博物馆还为他们所在的村子安装了变压器，接上了电，可谓皆大欢喜。
1985年，徐州两个小伙子小李和小张在修池塘的时候无意间挖到了两只金光闪闪的佛像。挖到佛像后，直觉告诉他们，这两尊佛像应该是“宝贝”。两个人一合计，白天人多，如果就这样把佛像拿走，肯定会被人发现，于是他们两个人又把佛像埋进了土里，继续若无其事地干活。当天晚上天黑以后，他们两个再次来到池塘边，从白天埋佛像的地方挖出了那两尊佛像，然后一人一个，将佛像拿回了各自的家里。
小李将佛像拿回家后将佛像清洗干净，摆在了自家的桌子上当成了一个摆件。一年之后的一天，有一位收废品的小贩上门收废品，小李把自家的废铜烂铁都过完称之后，收废品的小贩进屋付钱。那个小贩看到小李家摆在桌子上的那尊佛像，立刻来了兴趣。那位收废品的小贩平时除了收废品之外，还回收民间的古玩，也算是一个文物贩子，他对文物有一定的鉴赏能力，他一眼就看出小李家摆放的那尊佛像是一件珍贵的文物。在征得小李同意之后，小贩拿起那尊佛像翻来覆去地观看，然后他对小李说：“这尊佛像卖给我吧，我给你100块钱”。在1986年，100块钱可以顶得上一位工人两个月的工资了。小李虽然很心动，但是他留了个心眼，他觉得既然一个收废品的小贩都能给出100元的价格，那么这尊佛像肯定不止这个价，于是他拒绝了小贩的收购请求。
第二天小李找到了和他一起挖到铜佛像的小张，向小张说了这件事。小张一听这尊佛像竟然有人愿意出100元收购，当时很激动。两个人觉得应该找一个明白人鉴定一下，看看这两件“宝贝”到底值多少钱。两个人思来想去想到了离家不远的徐州博物馆，他们觉得博物馆的专家都很专业，肯定能鉴定出来。于是两个人带着两尊佛像去到了徐州博物馆，在说明来意之后，徐州博物馆的专家接待了他们。
小李和小张将两尊鎏金铜佛像递给了专家，专家在仔细鉴定之后告诉两人，这是两尊北齐的佛像，是珍贵的文物。
那么，这到底是两尊什么样的佛像？让专家确认他们是珍贵的文物呢。
小李手中的那尊佛像是一佛两菩萨造型的铜鎏金佛像，主体的铜佛高13厘米，佛像的头顶散发着光芒，铜佛的身后是一座莲花座，莲花座的两边分别是菩提树和莲瓣，在莲花座的四周有生动的火焰纹，这尊佛像给人以肃穆的感觉。在主体佛像的两侧还分别站立着两尊小菩萨，这两尊小菩萨高10厘米，他们的头上戴着高冠，面部表情肃穆，恭敬地站在莲台边上，给人以安详之感。
佛像的背面有一组用楷书阴刻的铭文：“天保三年正月二十三日，盖家破上愿家口聚集，造像一躯”。这段话的意思是：北齐天保三年的正月二十三日，一户姓盖的人家为了还之前许下的愿而铸造了这尊佛像。
小张手上的那尊佛像要比小李的这尊佛像小一些，但是造型上基本一致。这也是一尊立佛，佛像头上竖着发髻，身着长衫，身子露出一部分，手执印礼，赤脚站在莲花台上。这尊佛像的背景也是莲花，佛身与莲花紧密相连，莲花的四周也是火焰纹图案。
这尊佛像的背后同样有用楷书阴刻的铭文：“开皇十八年二月八日，佛弟子为佛婢，为父母造像一躯”。这段话的意思是：开皇十八年二月八日，一位佛教信徒为了祈求父母和家人的平安而铸造了这尊佛像。
从这两尊佛像背后的铭文可以得知，他们的铸造年代都为北齐。北齐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短命”而动荡的朝代，虽然这个朝代仅存在了28年，但是北齐时期从王室大臣到平民百姓都信奉佛教，因此北齐时期凿刻了许多佛像。专家认为，北齐的佛造像已经达到了中国石刻造像的美学巅峰。著名的建筑大师梁思成曾专门研究过北魏和北齐时期的佛像，他总结北魏和北齐时期的佛像特点：北魏佛像是“上小下大”，北齐的则是“上大下小”。而这两尊佛像正好是“上大下小”结构，对应了梁思成所说的北齐佛造像的特征。
为了防止两尊佛像流落到文物贩子手中，徐州博物馆的专家给小李和小张做起思想工作。专家告诉小李和小张，这两尊佛像是他们从池塘里挖出来的，按法律规定：所有地下的和地面的文物其归属权都属于国家，因此，他们应该将这两尊佛像上交给相关文物部门保管。听了专家的话，小李二话不说就同意了上交佛像。而小张则不同意上交，他对专家说家里老人特别喜欢这尊佛像，想先回家和家人商量一下。
博物馆的专家当时也没难为两个小伙子，同意他们将佛像带回家与家人商量之后再上交。然而，专家等了半个月也没有等到两个人的消息。博物馆的专家坐不住了，他们担心这两尊佛像流落到文物贩子手中，于是专家和相关部门的领导一同去到小张和小李家做工作，耐心地向他们和他们的家人讲解国家在文物方面的法律和法规，劝导他们主动将文物上交给相关部门保管。
起初，小张家里的老人说什么都不同意上交，但是专家们并没有气馁，他们连续跑了三个多月，到两个家庭去做工作。经过无数次的沟通和协商，最终博物馆以每尊佛像1500元的价格，将这两尊佛像征收了。另外，博物馆和相关文物部门的领导在去小李和小张家沟通交流的过程中，看到他们居住的村子还没有通电，博物馆专门为他们送去了变压器，并协调相关单位给村子接上了电，让村民们使用上了明亮的电灯。至此，这两件文物的去留问题完美解决，小张和小李得到了奖励，村民们也借光安上了电灯，可谓一举两得，皆大欢喜。
徐州两尊北齐鎏金铜佛像的发现为专家们研究徐州当地佛教的传播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目前这佛像被收藏于徐州博物馆，是该馆的“镇馆之宝”。
#这就是中国风##遇见艺术##艺术公开课#
在我国历史上北魏和北齐虽然是两个“短命”的朝代，但是这两个朝代佛教兴盛，当时的佛造像达到了中国石刻造像的美学巅峰。梁思成曾经总结过北魏和北齐佛像的特点：北魏的佛像“上小下大”，北齐的佛像“上大下小”。在徐州博物馆里有两尊鎏金铜佛像正好符合梁思成所总结的北齐佛像特点，因此，这两尊北齐佛像成为了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说起这两尊佛像的来历，还有一段坎坷的曲折的故事：1985年，徐州两个小伙子在修池塘的时候无意间挖到了两尊佛像，为了弄清这两尊佛像的价值，后来他们带着佛像到徐州博物馆去咨询专家，经鉴定这是两尊北齐的佛像，是非常珍贵的文物。专家建议两人将文物上交给国家，但是两个人的家人不同意。后来专家们三番五次地上门劝说协商，最终说服了他们，将这两尊佛像上交给了国家。当然，国家也没有亏待他们，不仅给了他们丰厚的现金奖励，博物馆还为他们所在的村子安装了变压器，接上了电，可谓皆大欢喜。
1985年，徐州两个小伙子小李和小张在修池塘的时候无意间挖到了两只金光闪闪的佛像。挖到佛像后，直觉告诉他们，这两尊佛像应该是“宝贝”。两个人一合计，白天人多，如果就这样把佛像拿走，肯定会被人发现，于是他们两个人又把佛像埋进了土里，继续若无其事地干活。当天晚上天黑以后，他们两个再次来到池塘边，从白天埋佛像的地方挖出了那两尊佛像，然后一人一个，将佛像拿回了各自的家里。
小李将佛像拿回家后将佛像清洗干净，摆在了自家的桌子上当成了一个摆件。一年之后的一天，有一位收废品的小贩上门收废品，小李把自家的废铜烂铁都过完称之后，收废品的小贩进屋付钱。那个小贩看到小李家摆在桌子上的那尊佛像，立刻来了兴趣。那位收废品的小贩平时除了收废品之外，还回收民间的古玩，也算是一个文物贩子，他对文物有一定的鉴赏能力，他一眼就看出小李家摆放的那尊佛像是一件珍贵的文物。在征得小李同意之后，小贩拿起那尊佛像翻来覆去地观看，然后他对小李说：“这尊佛像卖给我吧，我给你100块钱”。在1986年，100块钱可以顶得上一位工人两个月的工资了。小李虽然很心动，但是他留了个心眼，他觉得既然一个收废品的小贩都能给出100元的价格，那么这尊佛像肯定不止这个价，于是他拒绝了小贩的收购请求。
第二天小李找到了和他一起挖到铜佛像的小张，向小张说了这件事。小张一听这尊佛像竟然有人愿意出100元收购，当时很激动。两个人觉得应该找一个明白人鉴定一下，看看这两件“宝贝”到底值多少钱。两个人思来想去想到了离家不远的徐州博物馆，他们觉得博物馆的专家都很专业，肯定能鉴定出来。于是两个人带着两尊佛像去到了徐州博物馆，在说明来意之后，徐州博物馆的专家接待了他们。
小李和小张将两尊鎏金铜佛像递给了专家，专家在仔细鉴定之后告诉两人，这是两尊北齐的佛像，是珍贵的文物。
那么，这到底是两尊什么样的佛像？让专家确认他们是珍贵的文物呢。
小李手中的那尊佛像是一佛两菩萨造型的铜鎏金佛像，主体的铜佛高13厘米，佛像的头顶散发着光芒，铜佛的身后是一座莲花座，莲花座的两边分别是菩提树和莲瓣，在莲花座的四周有生动的火焰纹，这尊佛像给人以肃穆的感觉。在主体佛像的两侧还分别站立着两尊小菩萨，这两尊小菩萨高10厘米，他们的头上戴着高冠，面部表情肃穆，恭敬地站在莲台边上，给人以安详之感。
佛像的背面有一组用楷书阴刻的铭文：“天保三年正月二十三日，盖家破上愿家口聚集，造像一躯”。这段话的意思是：北齐天保三年的正月二十三日，一户姓盖的人家为了还之前许下的愿而铸造了这尊佛像。
小张手上的那尊佛像要比小李的这尊佛像小一些，但是造型上基本一致。这也是一尊立佛，佛像头上竖着发髻，身着长衫，身子露出一部分，手执印礼，赤脚站在莲花台上。这尊佛像的背景也是莲花，佛身与莲花紧密相连，莲花的四周也是火焰纹图案。
这尊佛像的背后同样有用楷书阴刻的铭文：“开皇十八年二月八日，佛弟子为佛婢，为父母造像一躯”。这段话的意思是：开皇十八年二月八日，一位佛教信徒为了祈求父母和家人的平安而铸造了这尊佛像。
从这两尊佛像背后的铭文可以得知，他们的铸造年代都为北齐。北齐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短命”而动荡的朝代，虽然这个朝代仅存在了28年，但是北齐时期从王室大臣到平民百姓都信奉佛教，因此北齐时期凿刻了许多佛像。专家认为，北齐的佛造像已经达到了中国石刻造像的美学巅峰。著名的建筑大师梁思成曾专门研究过北魏和北齐时期的佛像，他总结北魏和北齐时期的佛像特点：北魏佛像是“上小下大”，北齐的则是“上大下小”。而这两尊佛像正好是“上大下小”结构，对应了梁思成所说的北齐佛造像的特征。
为了防止两尊佛像流落到文物贩子手中，徐州博物馆的专家给小李和小张做起思想工作。专家告诉小李和小张，这两尊佛像是他们从池塘里挖出来的，按法律规定：所有地下的和地面的文物其归属权都属于国家，因此，他们应该将这两尊佛像上交给相关文物部门保管。听了专家的话，小李二话不说就同意了上交佛像。而小张则不同意上交，他对专家说家里老人特别喜欢这尊佛像，想先回家和家人商量一下。
博物馆的专家当时也没难为两个小伙子，同意他们将佛像带回家与家人商量之后再上交。然而，专家等了半个月也没有等到两个人的消息。博物馆的专家坐不住了，他们担心这两尊佛像流落到文物贩子手中，于是专家和相关部门的领导一同去到小张和小李家做工作，耐心地向他们和他们的家人讲解国家在文物方面的法律和法规，劝导他们主动将文物上交给相关部门保管。
起初，小张家里的老人说什么都不同意上交，但是专家们并没有气馁，他们连续跑了三个多月，到两个家庭去做工作。经过无数次的沟通和协商，最终博物馆以每尊佛像1500元的价格，将这两尊佛像征收了。另外，博物馆和相关文物部门的领导在去小李和小张家沟通交流的过程中，看到他们居住的村子还没有通电，博物馆专门为他们送去了变压器，并协调相关单位给村子接上了电，让村民们使用上了明亮的电灯。至此，这两件文物的去留问题完美解决，小张和小李得到了奖励，村民们也借光安上了电灯，可谓一举两得，皆大欢喜。
徐州两尊北齐鎏金铜佛像的发现为专家们研究徐州当地佛教的传播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目前这佛像被收藏于徐州博物馆，是该馆的“镇馆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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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条旅行团传播链指向额济纳旗#，一饭店关联病例已超20例，病毒是游客带入还是边境传入有待调查】#旅行团疫情113人关系图# 本周，“旅行团”引发的疫情持续发酵，这些旅行团的途经地，大多是陕西、宁夏、内蒙古、甘肃这四省的著名旅游地，疫情的发生，让正值旺季的“深秋西北游”戛然而止，许多外地游客被迫滞留旅游地。
本周，额济纳旗防控形势步步升级，多条旅行团传播链的行程共同指向额济纳旗。尤其是一家名叫桐楠阁的餐厅成为焦点，不仅最早通报的上海旅行团曾多次在这里就餐，出现确诊病例的兰州旅行团和浙江湖州旅行团，也曾在这里就餐，这家餐厅的5名服务员也已确诊感染，这家餐厅关联的病例已超过20名。本周四，餐厅所在的达来呼布镇镇区成为高风险地区。
本周五，北京市昌平区新增4例京外关联本地确诊病例，四人也曾赴内蒙古额济纳旗、宁夏等地旅行。尽管多条线索指向额济纳旗，但传播链条到底如何，本次疫情源头在哪，仍然有待调查，由于旅行传播呈现出关联人数多、流动性大、波及范围较广的特点，流调和溯源的难度很大。
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 吴凡：我们分析几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全国各地的人去额济纳旗旅行，把疫情带进去了。第二种可能性，额济纳旗这个地方有和蒙古国一个口岸，口岸地区我们就特别担心，像边境的输入，尤其是通过食物的这种方式，我们这次注意到一个餐馆成了一个似乎是关键的传播的节点，是不是会有一些物品来源于境外，这个我们要等待最后国家的调查之后再公布。#本轮疫情已波及全国11省份# #本轮疫情病例排毒量大#（央视新闻周刊）
本周，额济纳旗防控形势步步升级，多条旅行团传播链的行程共同指向额济纳旗。尤其是一家名叫桐楠阁的餐厅成为焦点，不仅最早通报的上海旅行团曾多次在这里就餐，出现确诊病例的兰州旅行团和浙江湖州旅行团，也曾在这里就餐，这家餐厅的5名服务员也已确诊感染，这家餐厅关联的病例已超过20名。本周四，餐厅所在的达来呼布镇镇区成为高风险地区。
本周五，北京市昌平区新增4例京外关联本地确诊病例，四人也曾赴内蒙古额济纳旗、宁夏等地旅行。尽管多条线索指向额济纳旗，但传播链条到底如何，本次疫情源头在哪，仍然有待调查，由于旅行传播呈现出关联人数多、流动性大、波及范围较广的特点，流调和溯源的难度很大。
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 吴凡：我们分析几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全国各地的人去额济纳旗旅行，把疫情带进去了。第二种可能性，额济纳旗这个地方有和蒙古国一个口岸，口岸地区我们就特别担心，像边境的输入，尤其是通过食物的这种方式，我们这次注意到一个餐馆成了一个似乎是关键的传播的节点，是不是会有一些物品来源于境外，这个我们要等待最后国家的调查之后再公布。#本轮疫情已波及全国11省份# #本轮疫情病例排毒量大#（央视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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