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
罗素认为，哲学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哲学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神学是思考无法肯定的事物，科学是解决确切的知识，而哲学则是用理性而不是用权威来思考人类无法用确切知识加以肯定的事物，所以哲学的内容接近于神学，但方法则是科学的。
罗素认为，哲学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哲学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神学是思考无法肯定的事物，科学是解决确切的知识，而哲学则是用理性而不是用权威来思考人类无法用确切知识加以肯定的事物，所以哲学的内容接近于神学，但方法则是科学的。
仰韶文化：孕育华夏文明核心基因
仰韶文化的繁荣与扩张对于推动整个中国史前的文化、文明和人群的传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张海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仰韶文化，因最早发现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
它是中国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一支重要考古学文化，在中国史前社会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且，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
仰韶文化涉及我国多个省区，距今约5000年到7000年。它覆盖范围广，延续时间长。虽然时间久远，但我们仍能从考古学发现中，看见那个时代仰韶文化闪动的光芒。
考古学家说，仰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根主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海说，研究表明，仰韶文化之中孕育了诸多华夏文明的核心基因，仰韶文化在中原地区的发生、发展和繁荣壮大的过程也正是华夏民族从“农业起源”到“城市革命”的早期文明化进程。
粟作农业模式，在仰韶文化中孕育发展
通过考古我们已经知道，仰韶文化以粟作（或称为旱作）农业为基础。
张海介绍，粟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并不简单。
研究表明，自末次冰期以来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生活在我国北方地区的史前人类即已开始广泛利用禾本科植物，这就为粟黍的早期驯化奠定了基础。明确的植物考古证据表明，至少在距今8000年的北方地区普遍出现了栽培的粟黍。从栽培的作物品种来看，黍的比例最突出，粟次之，同时，当时的人类还大量采食栎果、酸枣等野生果实。家畜方面，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已经发现狗的驯化；家猪早期驯化的证据虽然有，但还不断受到学界的质疑。张海说，如此表明，处于早期驯化阶段的以黍为主的粟作农业经济并不成熟，这种情况在进入仰韶文化之后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有证据表明，大致在距今6000年前后，随着仰韶文化的兴起，粟作农业迅速发展成熟。主要表现就是粟的比例大大增加，黍的比例同步下降，与此同时，采集野生果实的数量也大大下降，而大豆的比例开始上升。尽管对仰韶文化时期的大豆是否已经被完全驯化还存在争议，但显然那时的人类已经开始普遍有意识地利用豆类资源。
张海指出，中原地区有一些仰韶文化遗址还存在数量不多的水稻，表明随着稻作农业的北传，仰韶文化的成熟粟作农业经济体系中已经出现了混作的特征。
伴随着仰韶文化成熟的粟、黍、豆、稻的作物品种组合模式，仰韶文化的家畜和动物资源利用模式也基本固定下来。仰韶人还普遍狩猎鹿等野生动物。“上述原始农业经济模式可以看做是成熟的粟作农业模式，它不仅是在仰韶文化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奠定了仰韶文化繁荣大发展的经济基础。”张海表示，粟作农业对中国北方地区的历史影响深远，直到汉代，粟仍然是黄河流域主要的粮食作物。
有“大房子”，有公共生活
说到仰韶人的社会生活，很多人都会提到一个词——“大房子”。
对，你的理解没错，就是面积较大的房址。
仰韶文化的“大房子”，分布范围甚广。河南灵宝西坡、陕西白水下河、山西离石德岗、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都曾报道发现有面积超过200平方米的方形或五边形“大房子”。
张海介绍，学界一般将仰韶文化时期看作是氏族社会的大发展阶段，并从对单个聚落形态和公共墓地的研究来论证仰韶文化的社会结构。
有研究者根据民族志的记录认为仰韶文化的“大房子”并非一般的居住空间，而是社群的公共议事场所，是对整个社群重大事务进行集体商讨和决议的地方。
“大房子”里发生过什么，也令人好奇。近年来，有研究者利用微体植物遗存的鉴定和分析，推测在仰韶文化的“大房子”里还可能发生了集体的宴饮行为。“由此可见，集体权力的行使是仰韶文化社会组织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张海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魏兴涛介绍了河南对灵宝成烟遗址的发掘情况。城烟遗址位于河南省灵宝市川口乡城烟村南，现存面积3万余平方米。2019年和202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其进行发掘。共发现各时期房址40多座，墓葬80座。此外，还发现石雕蚕茧形象、在瓮棺葬中发现可能存在的丝绸遗存等。
仰韶早期房址以半地穴式为主，数座带有墙基的地面式房址面积较大，最大者面积约153平方米，周围带有回廊，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带回廊建筑。魏兴涛表示，在遗址中北部两条壕沟之间发现有两道平行的夯筑墙基，可能为早期城址的雏形。“这一切表明豫西晋西南地区在仰韶早期已有较高的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指出，对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核心地区——河南铸鼎原周围的系统聚落进行的调查显示，最大的北阳平遗址面积近100万平方米，次一级的中心性聚落西坡遗址面积40多万平方米，聚落呈现明显的等级化。西坡遗址核心部位的发掘和对整个遗址的系统钻探表明，遗址中心位置很可能存在一个广场，广场的四角都有大型半地穴房屋。西坡墓地的34座墓葬等级差别明显。“与其他地区相比，庙底沟社会‘质朴执中’、重视宗族和集体事务的发展道路，如黄土般厚重，积蓄了中国式文明型国家构建的重要底蕴。”李新伟说。
彩陶文化，诉说某种信仰与精神
仰韶文化，也被称为彩陶文化。
在博物馆展示的仰韶彩陶上，你常能看到的图案，就是鸟和鱼。
鱼，有典型的，有变体的，还有简洁版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马明志介绍，关于仰韶文化的内涵，学术界有明确的界定。以代表性的陶器为例，陶质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大类，以宽带、鱼类、蛙类、鸟类、人面、獠牙兽面纹为主要题材，典型器类有尖底瓶、蒜头壶、葫芦瓶、尖底罐、夹砂鼓腹罐、瓮、钵、盆等。
他认为，彩陶上的人面形象，指的是有特殊身份的人，即巫祝；鱼、鸟等动物，是联络巫祝和神祇的使者；在现代人看来长得有些狰狞的形象，指的就是神祇。
马明志说，仰韶彩陶以人面、鱼、鸟、獠牙神祇为主体，并且形成稳定、系统的组合主题，这种主题不仅仅是一种陶器装饰图案，它还反映了仰韶文化神祇与巫祝信仰体系。“它是仰韶文化信仰体系和世界秩序的理想构型。”这样的神祇题材还影响了龙山时代到青铜时代的礼器图案题材，应该是青铜时代信仰系统的重要源头。
张海提醒，尽管庙底沟时期彩陶发达，但彩陶在仰韶文化典型陶器组合中所占的比例不足10%，似乎说明彩陶并非简单的日用器类，或许有特殊的用途。
尽管学界对庙底沟彩陶纹样有不同的解读，但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彩陶代表了一种精神层面的共性，是“早期中国文化圈”的核心要素。
近年来，一些新技术手段的研究表明，庙底沟彩陶的传播是与成熟粟作农业和人群的传播同步展开的。比如，西辽河流域的半拉山红山文化遗址即同时出现了彩陶、成熟的粟作农业经济和超过10%的来自中原仰韶文化人群的遗传基因。“仰韶文化的繁荣与扩张对于推动整个中国史前文化、文明和人群的传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张海说。
来源：科技日报
仰韶文化的繁荣与扩张对于推动整个中国史前的文化、文明和人群的传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张海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仰韶文化，因最早发现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
它是中国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一支重要考古学文化，在中国史前社会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且，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
仰韶文化涉及我国多个省区，距今约5000年到7000年。它覆盖范围广，延续时间长。虽然时间久远，但我们仍能从考古学发现中，看见那个时代仰韶文化闪动的光芒。
考古学家说，仰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根主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海说，研究表明，仰韶文化之中孕育了诸多华夏文明的核心基因，仰韶文化在中原地区的发生、发展和繁荣壮大的过程也正是华夏民族从“农业起源”到“城市革命”的早期文明化进程。
粟作农业模式，在仰韶文化中孕育发展
通过考古我们已经知道，仰韶文化以粟作（或称为旱作）农业为基础。
张海介绍，粟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并不简单。
研究表明，自末次冰期以来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生活在我国北方地区的史前人类即已开始广泛利用禾本科植物，这就为粟黍的早期驯化奠定了基础。明确的植物考古证据表明，至少在距今8000年的北方地区普遍出现了栽培的粟黍。从栽培的作物品种来看，黍的比例最突出，粟次之，同时，当时的人类还大量采食栎果、酸枣等野生果实。家畜方面，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已经发现狗的驯化；家猪早期驯化的证据虽然有，但还不断受到学界的质疑。张海说，如此表明，处于早期驯化阶段的以黍为主的粟作农业经济并不成熟，这种情况在进入仰韶文化之后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有证据表明，大致在距今6000年前后，随着仰韶文化的兴起，粟作农业迅速发展成熟。主要表现就是粟的比例大大增加，黍的比例同步下降，与此同时，采集野生果实的数量也大大下降，而大豆的比例开始上升。尽管对仰韶文化时期的大豆是否已经被完全驯化还存在争议，但显然那时的人类已经开始普遍有意识地利用豆类资源。
张海指出，中原地区有一些仰韶文化遗址还存在数量不多的水稻，表明随着稻作农业的北传，仰韶文化的成熟粟作农业经济体系中已经出现了混作的特征。
伴随着仰韶文化成熟的粟、黍、豆、稻的作物品种组合模式，仰韶文化的家畜和动物资源利用模式也基本固定下来。仰韶人还普遍狩猎鹿等野生动物。“上述原始农业经济模式可以看做是成熟的粟作农业模式，它不仅是在仰韶文化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奠定了仰韶文化繁荣大发展的经济基础。”张海表示，粟作农业对中国北方地区的历史影响深远，直到汉代，粟仍然是黄河流域主要的粮食作物。
有“大房子”，有公共生活
说到仰韶人的社会生活，很多人都会提到一个词——“大房子”。
对，你的理解没错，就是面积较大的房址。
仰韶文化的“大房子”，分布范围甚广。河南灵宝西坡、陕西白水下河、山西离石德岗、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都曾报道发现有面积超过200平方米的方形或五边形“大房子”。
张海介绍，学界一般将仰韶文化时期看作是氏族社会的大发展阶段，并从对单个聚落形态和公共墓地的研究来论证仰韶文化的社会结构。
有研究者根据民族志的记录认为仰韶文化的“大房子”并非一般的居住空间，而是社群的公共议事场所，是对整个社群重大事务进行集体商讨和决议的地方。
“大房子”里发生过什么，也令人好奇。近年来，有研究者利用微体植物遗存的鉴定和分析，推测在仰韶文化的“大房子”里还可能发生了集体的宴饮行为。“由此可见，集体权力的行使是仰韶文化社会组织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张海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魏兴涛介绍了河南对灵宝成烟遗址的发掘情况。城烟遗址位于河南省灵宝市川口乡城烟村南，现存面积3万余平方米。2019年和202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其进行发掘。共发现各时期房址40多座，墓葬80座。此外，还发现石雕蚕茧形象、在瓮棺葬中发现可能存在的丝绸遗存等。
仰韶早期房址以半地穴式为主，数座带有墙基的地面式房址面积较大，最大者面积约153平方米，周围带有回廊，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带回廊建筑。魏兴涛表示，在遗址中北部两条壕沟之间发现有两道平行的夯筑墙基，可能为早期城址的雏形。“这一切表明豫西晋西南地区在仰韶早期已有较高的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指出，对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核心地区——河南铸鼎原周围的系统聚落进行的调查显示，最大的北阳平遗址面积近100万平方米，次一级的中心性聚落西坡遗址面积40多万平方米，聚落呈现明显的等级化。西坡遗址核心部位的发掘和对整个遗址的系统钻探表明，遗址中心位置很可能存在一个广场，广场的四角都有大型半地穴房屋。西坡墓地的34座墓葬等级差别明显。“与其他地区相比，庙底沟社会‘质朴执中’、重视宗族和集体事务的发展道路，如黄土般厚重，积蓄了中国式文明型国家构建的重要底蕴。”李新伟说。
彩陶文化，诉说某种信仰与精神
仰韶文化，也被称为彩陶文化。
在博物馆展示的仰韶彩陶上，你常能看到的图案，就是鸟和鱼。
鱼，有典型的，有变体的，还有简洁版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马明志介绍，关于仰韶文化的内涵，学术界有明确的界定。以代表性的陶器为例，陶质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大类，以宽带、鱼类、蛙类、鸟类、人面、獠牙兽面纹为主要题材，典型器类有尖底瓶、蒜头壶、葫芦瓶、尖底罐、夹砂鼓腹罐、瓮、钵、盆等。
他认为，彩陶上的人面形象，指的是有特殊身份的人，即巫祝；鱼、鸟等动物，是联络巫祝和神祇的使者；在现代人看来长得有些狰狞的形象，指的就是神祇。
马明志说，仰韶彩陶以人面、鱼、鸟、獠牙神祇为主体，并且形成稳定、系统的组合主题，这种主题不仅仅是一种陶器装饰图案，它还反映了仰韶文化神祇与巫祝信仰体系。“它是仰韶文化信仰体系和世界秩序的理想构型。”这样的神祇题材还影响了龙山时代到青铜时代的礼器图案题材，应该是青铜时代信仰系统的重要源头。
张海提醒，尽管庙底沟时期彩陶发达，但彩陶在仰韶文化典型陶器组合中所占的比例不足10%，似乎说明彩陶并非简单的日用器类，或许有特殊的用途。
尽管学界对庙底沟彩陶纹样有不同的解读，但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彩陶代表了一种精神层面的共性，是“早期中国文化圈”的核心要素。
近年来，一些新技术手段的研究表明，庙底沟彩陶的传播是与成熟粟作农业和人群的传播同步展开的。比如，西辽河流域的半拉山红山文化遗址即同时出现了彩陶、成熟的粟作农业经济和超过10%的来自中原仰韶文化人群的遗传基因。“仰韶文化的繁荣与扩张对于推动整个中国史前文化、文明和人群的传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张海说。
来源：科技日报
【汉长城:国家文化的血脉——金塔汉长城守护笔记】
严风吹霜海草凋,筋干精坚胡马骄。
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霍嫖姚。
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秋莲光出匣。
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
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
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
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
胡无人,汉道昌。
陛下之寿三千霜。但歌大风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胡无人》
唐代伟大诗人李白一首豪迈慷慨的《胡无人》,勾画出了边关征战的血色图景。为护佑华夏的安宁和强盛,在河西走廊上,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场景:“凿空”西域的使者张骞,北伐匈奴的霍去病,万里取经的唐玄奘……而在他们身后,一条蜿蜒穿行的万里汉长城,随着“列四郡据两关”,像一条巨龙,在瀚海与雪域上崛起。自此,书写在酒泉大地上的中华文明符号,穿越了两千多年的时空,筑起了国家文化的血脉和根基。
酒泉市金塔县位于我国古代内地与西北沟通的主要通道,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历代王朝为固守边防,修障筑城,留下很多长城、城障及烽燧,至今我国境内分布有战国秦、汉、明三代长城。汉长城作为华夏文明的标志、世界文化遗产、国家文化的血脉,守护汉长城,就是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汉长城守护人
2021年10月1日,国庆节。
由历史文化学者、汉长城保护专家和市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组成的汉长城巡查队,从酒泉出发,风驰电掣,驱车直奔金塔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腹地,踏上了第16次巡查之路。
这是一个蓝天白云、阳光晴暖的日子。但是在穿过金塔沙枣园自然保护区、玉门干海子自然保护区之外的无人区后,随风移动的数米高的沙丘,依旧成了越野车“冲浪”的拦路虎。
翻越沙丘,和穿越一片片明沙窝,安全是首要。市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主席李柱作为队长,每穿越一次,都要逐车提醒,每个细节都不敢松懈。这里没有信号,没有安全的饮水地,方圆百十公里,都是亘古荒原。
“今年7月1日,我们组织巡查,车队刚过沙枣园子保护区,忽然狂风大作,黄色的风沙呼啸而至,能见度不到5米,加上沙丘的倾斜角度接近70度,车队每前进1米都很困难。”李柱说。
那一次,他们在风沙中鏖战了一天,才将风沙掩埋的界碑清理出来,将破损的铁丝网修补好。等巡查修复工作结束后,已是第二天上午。
“沙漠中起了沙尘暴,车容易迷失方向,人也站不稳脚跟,就怕车陷进明沙窝,人被风刮倒。这是很危险的。”多次参与巡查的郭占斌说。
尽管巡查环境恶劣,但是每次参与巡查的专家学者和车协成员,不仅要仔细查看界碑、防护网,还要进行艰难的修复工作。尤其是在芦草井段汉长城地段,这里的文物标志碑、警示标志碑,经过3个多月的风沙打磨和日晒雨淋,花岗岩上的阴刻文字,已完全褪色,需要队员们重新描出来。
“每次风沙打磨后,我们都要重新描摹。字迹清楚了,感觉心里也亮堂了!”今年83岁的李辉成是李柱的父亲。自2018年参加首次巡查汉长城工作以来,每次他都要一笔一画描界碑上的字。
芦草井段汉长城是用沙砾、梭梭、红柳等夹杂建筑,2000年的风沙侵蚀和雨雪摧残,大部分长城已经被掩埋,而相对完好的部分,采取了设立钢丝网、草席、麦草网等保护措施。
2018年,市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与金塔县文物局签订了《长城文物保护协议》,成立了酒泉车协长城文物保护与利用支队,对汉长城进行季度巡查,至今已持续4年。
“在酒泉境内,长城绵延800多公里。其中芦草井段汉长城地处沙漠腹地,没有道路通达。酒泉车协作为‘长城保护员’尽职负责,积极履行了巡查和报告责任,是社会组织中保护汉长城最前沿的一部分力量。”市文物局的干部说。
守护汉长城,响应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也成为酒泉文博部门的重要任务。今年4月,为让广大观众一览酒泉长城雄风,市博物馆举办了为期两个月的“丝路要塞·西陲雄风——酒泉长城专题展”。展览分“汉塞关隘亘千里——金塔、烽燧雄峻倚祁连——肃州、饮马长城连乾齐——玉门、大河西流锁胡沙——瓜州、大漠孤烟萦边关——敦煌、壅城关垒铸天堑——肃北、雄踞南塞戍金山——阿克塞”7个章节,共展出图片101幅,沿线出土的汉简、兵器等相关文物134套275件,引起了“保护长城,人人有责”的良好反响。
金塔县文物局在继续加强行政保护和科学保护的基础上,突出文化保护,结合“十三五”时期文物事业发展规划的启动实施,以实施长城文化保护工程为抓手,大力开展长城文化研究、宣传、体验活动。金塔县文物局在落实文物保护管理职责,加强长城保护基础工作上,还成立了长城执法专项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全县长城资源分布情况制定了巡查计划,抽调相关人员组成了专项巡查小组,对杨家井段长城至红口子壕堑、兔儿墩至沙枣墩汉明长城一线、花庄墩至营盘大墩堡及沿线长城、营盘墩至肩水金关西长城、芦草井长城等重点段进行实地巡查。
汉长城的发现与保护
2010年,从金塔县博物馆传出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在第3次文物普查中,金塔县北山一带发现了15段总长26公里、保存较为完好的汉长城遗址和3处烽火台及城障遗址。这一发现使得金塔县成为酒泉境内现存汉长城遗址最多的县,而且是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好的汉长城遗址之一。
金塔县地处丝绸之路中段北侧沙漠边缘,是汉长城走向的必经之路。多年来,由于风沙掩埋,整段整段的汉长城踪迹全无。这次文物考察结果表明,金塔县境内遗存的长城有3道,总长度296公里,沿线尚存城障7座、烽燧73座。解开了不少考古专家和爱好者心中的谜团。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酒泉汉长城最大的发现。
很多长城专家们此前只知道金塔县境内南线汉长城遗址的位置和部分长城遗迹,由于资金、时间等限制,多次考察未能确定北线汉长城的具体走向。
酒泉文物部门和专家也曾多次试图揭开这一谜底。自2009年5月金塔县第3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始,金塔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奔波在戈壁深处,对每寸可能发现长城遗址的戈壁进行梳理,以期找到北线汉长城遗址。普查人员先后5次进山,数十次奔赴戈壁,先后发现并确认了15处北线长城遗址和12处长城烽燧、1座长城城障。此次发现的长城大体上呈东西走向,东起花庄墩烽火台,西至北海子烽火台,在总长约45公里的区域内,发现有墙体遗迹的长城遗址26公里。
金塔县文物局在发现长城遗址的同时,还挖掘出十几件文物,属明显的汉代灰陶,据此,博物馆确认这些长城都是汉代长城。据考证,这些长城应为天仓至花海段汉长城的一部分,建于汉武帝元封二至三年。过去专家们一直认为金塔境内的北线汉长城是在长城线南侧的臭水墩、火烧墩一线穿过,所以一直没被发现。此次发现的长城,东北与营盘墩相接,并与“二普”时发现的沙墩长城遗址、二截长城遗址、沙门长城遗址和马庄西长城遗址绵延相连,一直延伸到西大湾城；西与石营子坞障相接,并与坞障西面的生地湾段长城、沙枣园子段长城浑然一体,向西一直延伸到玉门花海。这些长城遗址和烽火台及城障的发现,填补了文物界的一项空白,对于研究汉代边塞防御体系极具价值。
据史料记载,汉长城金塔段全长306.1千米,分为东线和北线。东线,当地称为“东部塞”,分布于县境东部和东北地区,呈南北走向。北线分为两段,营盘堡以北称“西部塞”,以南称“北部塞”,分布于县境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呈东北—西南—西走向；还有一条起自肩水金关的烽燧线,位于县境北部,呈南北走向。汉长城由墙体、壕堑、关堡、单体建筑及其他与长城相关遗存组成。人工墙体构筑方式主要有石块垒筑、砂石土堆筑、砂石土夹红柳芦苇堆筑、红柳和梭梭叠筑等,以砂石土堆筑为主,亦有少量石块垒筑墙体,材质主要有黄土、沙壤土、砾石及红柳、芦苇、梭梭等。
“长城文化研究是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历史时期,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感召和呼唤下,长城研究成为学术热点,开展长城文化研究必将丝绸之路研究推向新的高度。”2020年11月,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甘肃论坛暨嘉峪关长城峰会”学术研讨会上,西北师范大学教授何玉红说。
汉长城是人类历史上宏伟壮丽的建筑奇迹和无与伦比的人文景观,具有自然状况的天然性和原始性,也具有景观资源的稀缺性和独特性。这种典型性和不可替代性,是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交流互鉴的有效载体,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金塔芦草井汉长城,是2012年向国家文物局申报的长城维修保护项目,2013年批准,2014年实施保护工程。主要是对汉长城实体采取丝网状式拉固和固化覆盖,防止风沙剥蚀；实施围栏工程,分隔断实行中心段加固防护；实施防沙围栏工程,采取草方格来防止沙丘移动；设立文物保护界碑、文物保护标志碑及警示碑,以防人为破坏。该项目总投资700万元,保护距离6930米。这是金塔,甚至是酒泉历史上保护汉长城的一项前所未有的大工程。
“目前还没有针对戈壁沙漠地貌的有效措施。探索出的最好的保护措施,只有对汉长城现存相对完整的段落进行保护,延缓消失的过程,主要防止对历史文物遗产的人为破坏,对自然风沙雨雪的侵蚀进行阻挡。这是最根本的。”多年研究长城文化、《酒泉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究文集》作者杨永生说。
在汉长城内外,印证了我国历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冲突和融合,见证了沿线国家和地区商贸往来、文化互鉴、民族交融、中外交流的历史。而这种交往、交流、交融的本质就是文化融合。汉长城彰显了国家文化。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响应,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河西走廊黄金段建设的推进,汉长城遗产保护,挖掘汉长城文化内涵,向世界讲好长城故事和中国故事,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已迫在眉睫。
“巡查保护协议签订后,每次巡查,我们都把长城保护作为自己的事来做,有人说这是亏本买卖,我说不是,这是能留给子孙后代的财富,是中华文明的遗产。”李柱说。
据了解,市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在李柱的带领下,4年里巡查16次,每次往返400公里左右,耗时费力,但对他们来说,这已成了一种责任。
酒泉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思侠
责任编辑：王晓娇
严风吹霜海草凋,筋干精坚胡马骄。
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霍嫖姚。
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秋莲光出匣。
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
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
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
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
胡无人,汉道昌。
陛下之寿三千霜。但歌大风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胡无人》
唐代伟大诗人李白一首豪迈慷慨的《胡无人》,勾画出了边关征战的血色图景。为护佑华夏的安宁和强盛,在河西走廊上,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场景:“凿空”西域的使者张骞,北伐匈奴的霍去病,万里取经的唐玄奘……而在他们身后,一条蜿蜒穿行的万里汉长城,随着“列四郡据两关”,像一条巨龙,在瀚海与雪域上崛起。自此,书写在酒泉大地上的中华文明符号,穿越了两千多年的时空,筑起了国家文化的血脉和根基。
酒泉市金塔县位于我国古代内地与西北沟通的主要通道,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历代王朝为固守边防,修障筑城,留下很多长城、城障及烽燧,至今我国境内分布有战国秦、汉、明三代长城。汉长城作为华夏文明的标志、世界文化遗产、国家文化的血脉,守护汉长城,就是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汉长城守护人
2021年10月1日,国庆节。
由历史文化学者、汉长城保护专家和市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组成的汉长城巡查队,从酒泉出发,风驰电掣,驱车直奔金塔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腹地,踏上了第16次巡查之路。
这是一个蓝天白云、阳光晴暖的日子。但是在穿过金塔沙枣园自然保护区、玉门干海子自然保护区之外的无人区后,随风移动的数米高的沙丘,依旧成了越野车“冲浪”的拦路虎。
翻越沙丘,和穿越一片片明沙窝,安全是首要。市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主席李柱作为队长,每穿越一次,都要逐车提醒,每个细节都不敢松懈。这里没有信号,没有安全的饮水地,方圆百十公里,都是亘古荒原。
“今年7月1日,我们组织巡查,车队刚过沙枣园子保护区,忽然狂风大作,黄色的风沙呼啸而至,能见度不到5米,加上沙丘的倾斜角度接近70度,车队每前进1米都很困难。”李柱说。
那一次,他们在风沙中鏖战了一天,才将风沙掩埋的界碑清理出来,将破损的铁丝网修补好。等巡查修复工作结束后,已是第二天上午。
“沙漠中起了沙尘暴,车容易迷失方向,人也站不稳脚跟,就怕车陷进明沙窝,人被风刮倒。这是很危险的。”多次参与巡查的郭占斌说。
尽管巡查环境恶劣,但是每次参与巡查的专家学者和车协成员,不仅要仔细查看界碑、防护网,还要进行艰难的修复工作。尤其是在芦草井段汉长城地段,这里的文物标志碑、警示标志碑,经过3个多月的风沙打磨和日晒雨淋,花岗岩上的阴刻文字,已完全褪色,需要队员们重新描出来。
“每次风沙打磨后,我们都要重新描摹。字迹清楚了,感觉心里也亮堂了!”今年83岁的李辉成是李柱的父亲。自2018年参加首次巡查汉长城工作以来,每次他都要一笔一画描界碑上的字。
芦草井段汉长城是用沙砾、梭梭、红柳等夹杂建筑,2000年的风沙侵蚀和雨雪摧残,大部分长城已经被掩埋,而相对完好的部分,采取了设立钢丝网、草席、麦草网等保护措施。
2018年,市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与金塔县文物局签订了《长城文物保护协议》,成立了酒泉车协长城文物保护与利用支队,对汉长城进行季度巡查,至今已持续4年。
“在酒泉境内,长城绵延800多公里。其中芦草井段汉长城地处沙漠腹地,没有道路通达。酒泉车协作为‘长城保护员’尽职负责,积极履行了巡查和报告责任,是社会组织中保护汉长城最前沿的一部分力量。”市文物局的干部说。
守护汉长城,响应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也成为酒泉文博部门的重要任务。今年4月,为让广大观众一览酒泉长城雄风,市博物馆举办了为期两个月的“丝路要塞·西陲雄风——酒泉长城专题展”。展览分“汉塞关隘亘千里——金塔、烽燧雄峻倚祁连——肃州、饮马长城连乾齐——玉门、大河西流锁胡沙——瓜州、大漠孤烟萦边关——敦煌、壅城关垒铸天堑——肃北、雄踞南塞戍金山——阿克塞”7个章节,共展出图片101幅,沿线出土的汉简、兵器等相关文物134套275件,引起了“保护长城,人人有责”的良好反响。
金塔县文物局在继续加强行政保护和科学保护的基础上,突出文化保护,结合“十三五”时期文物事业发展规划的启动实施,以实施长城文化保护工程为抓手,大力开展长城文化研究、宣传、体验活动。金塔县文物局在落实文物保护管理职责,加强长城保护基础工作上,还成立了长城执法专项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全县长城资源分布情况制定了巡查计划,抽调相关人员组成了专项巡查小组,对杨家井段长城至红口子壕堑、兔儿墩至沙枣墩汉明长城一线、花庄墩至营盘大墩堡及沿线长城、营盘墩至肩水金关西长城、芦草井长城等重点段进行实地巡查。
汉长城的发现与保护
2010年,从金塔县博物馆传出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在第3次文物普查中,金塔县北山一带发现了15段总长26公里、保存较为完好的汉长城遗址和3处烽火台及城障遗址。这一发现使得金塔县成为酒泉境内现存汉长城遗址最多的县,而且是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好的汉长城遗址之一。
金塔县地处丝绸之路中段北侧沙漠边缘,是汉长城走向的必经之路。多年来,由于风沙掩埋,整段整段的汉长城踪迹全无。这次文物考察结果表明,金塔县境内遗存的长城有3道,总长度296公里,沿线尚存城障7座、烽燧73座。解开了不少考古专家和爱好者心中的谜团。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酒泉汉长城最大的发现。
很多长城专家们此前只知道金塔县境内南线汉长城遗址的位置和部分长城遗迹,由于资金、时间等限制,多次考察未能确定北线汉长城的具体走向。
酒泉文物部门和专家也曾多次试图揭开这一谜底。自2009年5月金塔县第3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始,金塔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奔波在戈壁深处,对每寸可能发现长城遗址的戈壁进行梳理,以期找到北线汉长城遗址。普查人员先后5次进山,数十次奔赴戈壁,先后发现并确认了15处北线长城遗址和12处长城烽燧、1座长城城障。此次发现的长城大体上呈东西走向,东起花庄墩烽火台,西至北海子烽火台,在总长约45公里的区域内,发现有墙体遗迹的长城遗址26公里。
金塔县文物局在发现长城遗址的同时,还挖掘出十几件文物,属明显的汉代灰陶,据此,博物馆确认这些长城都是汉代长城。据考证,这些长城应为天仓至花海段汉长城的一部分,建于汉武帝元封二至三年。过去专家们一直认为金塔境内的北线汉长城是在长城线南侧的臭水墩、火烧墩一线穿过,所以一直没被发现。此次发现的长城,东北与营盘墩相接,并与“二普”时发现的沙墩长城遗址、二截长城遗址、沙门长城遗址和马庄西长城遗址绵延相连,一直延伸到西大湾城；西与石营子坞障相接,并与坞障西面的生地湾段长城、沙枣园子段长城浑然一体,向西一直延伸到玉门花海。这些长城遗址和烽火台及城障的发现,填补了文物界的一项空白,对于研究汉代边塞防御体系极具价值。
据史料记载,汉长城金塔段全长306.1千米,分为东线和北线。东线,当地称为“东部塞”,分布于县境东部和东北地区,呈南北走向。北线分为两段,营盘堡以北称“西部塞”,以南称“北部塞”,分布于县境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呈东北—西南—西走向；还有一条起自肩水金关的烽燧线,位于县境北部,呈南北走向。汉长城由墙体、壕堑、关堡、单体建筑及其他与长城相关遗存组成。人工墙体构筑方式主要有石块垒筑、砂石土堆筑、砂石土夹红柳芦苇堆筑、红柳和梭梭叠筑等,以砂石土堆筑为主,亦有少量石块垒筑墙体,材质主要有黄土、沙壤土、砾石及红柳、芦苇、梭梭等。
“长城文化研究是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历史时期,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感召和呼唤下,长城研究成为学术热点,开展长城文化研究必将丝绸之路研究推向新的高度。”2020年11月,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甘肃论坛暨嘉峪关长城峰会”学术研讨会上,西北师范大学教授何玉红说。
汉长城是人类历史上宏伟壮丽的建筑奇迹和无与伦比的人文景观,具有自然状况的天然性和原始性,也具有景观资源的稀缺性和独特性。这种典型性和不可替代性,是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交流互鉴的有效载体,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金塔芦草井汉长城,是2012年向国家文物局申报的长城维修保护项目,2013年批准,2014年实施保护工程。主要是对汉长城实体采取丝网状式拉固和固化覆盖,防止风沙剥蚀；实施围栏工程,分隔断实行中心段加固防护；实施防沙围栏工程,采取草方格来防止沙丘移动；设立文物保护界碑、文物保护标志碑及警示碑,以防人为破坏。该项目总投资700万元,保护距离6930米。这是金塔,甚至是酒泉历史上保护汉长城的一项前所未有的大工程。
“目前还没有针对戈壁沙漠地貌的有效措施。探索出的最好的保护措施,只有对汉长城现存相对完整的段落进行保护,延缓消失的过程,主要防止对历史文物遗产的人为破坏,对自然风沙雨雪的侵蚀进行阻挡。这是最根本的。”多年研究长城文化、《酒泉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究文集》作者杨永生说。
在汉长城内外,印证了我国历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冲突和融合,见证了沿线国家和地区商贸往来、文化互鉴、民族交融、中外交流的历史。而这种交往、交流、交融的本质就是文化融合。汉长城彰显了国家文化。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响应,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河西走廊黄金段建设的推进,汉长城遗产保护,挖掘汉长城文化内涵,向世界讲好长城故事和中国故事,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已迫在眉睫。
“巡查保护协议签订后,每次巡查,我们都把长城保护作为自己的事来做,有人说这是亏本买卖,我说不是,这是能留给子孙后代的财富,是中华文明的遗产。”李柱说。
据了解,市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在李柱的带领下,4年里巡查16次,每次往返400公里左右,耗时费力,但对他们来说,这已成了一种责任。
酒泉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思侠
责任编辑：王晓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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