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通基金邹曦：周期崛起的正确姿势——A股市场展望
2021年前三季度，A股市场表现出周期崛起的态势，钢铁、煤炭、有色金属、化工等行业大幅上涨，表现遥遥领先市场，而周期板块的表现能否持续是市场普遍关心的问题。
我们认为，这些中上游资源品行业在产品价格上涨推动下的强劲表现，其背后的原因既有短期因素又有长期因素。客观来说，异常的短期因素占主导，因此其可持续性有待观察，但是从中长期来说，可能宣示着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为周期板块整体创造了系统性重估的机会。今年以来中上游资源品行业的表现更像是“为王前驱”，周期板块崛起的深入演进，有必要从稳定性和持续性进一步寻找方向，其中房地产基建产业链值得关注。
1、短期扰动因素推动资源品价格上涨
本轮资源品供需关系紧张导致的产品价格上涨，主要受到新冠疫情后全球经济结构失衡等短期因素影响，“双碳、能耗双控”等中长期因素影响有限。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海外经济体尤其是美国，推出了力度史无前例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基本上一年时间走完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6-7年的路。美国本轮刺激偏向于财政政策，导致其居民消费需求尤其是实物消费需求急剧膨胀，已经明显超过疫情前的合理增长水平。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抗疫得力，被动成为全球工业品的主要保供力量，出口份额迅速提升。出口需求快速增长，疫情导致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低迷，同时为清理历史旧账，房地产基建相关投资受到抑制，导致中国经济的需求结构出现一定程度的扭曲。中国经济在2019年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正常的经济生态应该是出口、消费保持合理增长，投资维持低位稳定增长，各种需求的配比关系比较均衡。
但是疫情导致需求结构阶段性紊乱，从而经济体系内在摩擦加剧。一方面，全球短期过度的实物消费需求与中国有限的资源品供应能力不匹配，导致国内能源、金属、化工等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另一方面，服务业就业人口很难无缝平滑地向制造业转换，存在一定程度隐性的摩擦性就业不足，导致居民整体的收入和消费难以回复到疫情前正常的增长水平。
从煤炭产量、火电发电量、电力需求量等数据来看，需求尤其是出口工业品需求过于旺盛，是资源品价格上涨的主因，而市场目前普遍关注的“双碳、能耗双控”等因素，更多的属于情绪影响。
资源品供需关系紧张状况的持续性，主要取决于海外尤其是美国需求的持续。根据历史经验，本轮疫情过程中美国经济的杠杆率尤其是政府杠杆率大幅提高，整体需求的持续性存疑。同时，当疫情逐渐恢复，美国消费需求从实物转向服务，中国出口需求逐步回落应该是大概率。今年4季度，美国财政支出退坡，叠加购债Taper启动，将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至于受到广泛期待的稳定资源品价格的政策干预，中央政府已明确定义为“市场化手段”，同时还在反复强调对“双高”项目的严格控制，更多的纾困政策措施立足于缓解企业的财务、经营成本，维护好市场主体。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忍受经济体系短期的结构性摩擦，不能采取违背长期导向的权宜之计来应对短期的经济问题，最好的做法是等待经济规律自然发挥作用，否则当异常需求脉冲的潮水退去之后，又会留下一堆过剩的高耗能产能。
2、资源品供需关系紧张宣示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从中长期经济结构的视角来看，目前资源品供需关系紧张的状态更类似于2002-2003年。当前市场普遍用2010年4季度国内部分地区的“拉闸限电”来研究类比今年8-9月以来能源供应的紧张，更多地从“能耗双控”政策的角度来考量。
实际上，远至2002-2003年，同样出现过中上游行业供应紧张的状况，当时统称为“煤电油运”。1999年开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国企改革提升了经济运行效率，并加速了市场出清；房地产市场改革，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重化工业化的加速推进，为中国经济增长打开新的空间。直至2002-2003年，以“煤电油运”的供应紧张为典型现象，才确认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黄金十年”，其背后的逻辑在于供给端对于需求的持续增长估计不足。
回过头来看，从2019年开始，中国经济大概率已经再次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制度的角度来看，投融资体制改革提升了经济运行效率，财税体制改革和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的建立，抑制了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行业的无效融资需求的无序扩张，同时加速了低效产能和过剩库存的有效出清，经济内生风险充分释放；从产业的角度来看，中国制造重新崛起，人的城市化加速推进，为中国经济增长打开新的空间。
碳达峰和碳中和，将促进中国占据优势的电动车和光伏产业链的发展，可以归结到中国制造重新崛起的因素之中；共同富裕，将降低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共同富裕最有力的抓手，就是人的城市化。
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将明显提升。我们预计，未来3-5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可以保持5.5%左右的水平，之后5年也不会出现明显的下降。同时，过去二十年，投资阶段性超前产生的供给与当期需求的不匹配，导致中国经济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基建与房地产领域无序的投资冲动行为受到有效制约，相关投资产生的供给与当期需求的匹配程度将大幅提升，中国经济的波动性将大幅降低。
2020-2021年逐渐显现出来的资源品供应紧张状况，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一定程度上可能与2002-2003年有类似之处，体现了供给端对于需求的持续增长估计不足，验证了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持续稳定发展的新阶段。
虽然目前来看，短期异常的海外需求确实是主导因素，但是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当海外需求脉冲的潮水退去之后，中国经济将焕发出新的面貌。
首先，经过疫情考验的坚强的制造业体系，以及新能源相关产业链的优势地位，将确保出口好于疫情前基本陷入零增长的水平，进入合理增长的状态；其次，经过有效出清，得到合理约束的房地产行业和地方融资平台，将确保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维持低位稳定增长；第三，随着人的城市化加速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将以较低的社会成本逐步达成，消费将重新回到合理增长的水平。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能够保证能源和原材料需求的中长期稳定增长，反过来说，资源品供应紧张可能正好验证了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中长期需求的稳定增长并不意味着中长期供需关系的紧张，起点的现象相似并不意味着未来的走向会雷同。首先，美国过度刺激消费需求带来的全球需求超速增长的持续性存疑，全球并未真正进入需求持续扩张的大周期。在未来可见的时期，如果美国的实物消费需求回落至正常水平，中国出口需求的脉冲会随之回落。虽然目前对房地产基建投资需求的严厉抑制届时将有所放松，但是在“不以房地产作为经济刺激手段”的明确政策导向指引下，相关投资需求只是逐步回归正常化，很难想象会进行强力刺激，预计难以完全对冲出口需求的下行。
其次，二十年前的中国，快速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加速城市化，叠加重化工业化的需求释放，因而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持续高速增长。而目前进入的新的发展阶段的特点有所不同，工程师红利推动的制造业升级更强于劳动力红利释放带来的规模扩张，人的城市化的重点落脚在已进城中低收入人群消费需求的升级，因此整体需求的增长在于持续性而非绝对增速水平。
第三，双碳目标的约束，对能耗和环保的要求，决定了非化石能源将逐步成为新增能源供应的主要组成部分，能源转型会进一步制约对资源品需求的快速增长。由此可见，资源品供需关系紧张中长期来看并不成立。
短期需求的脉冲与中长期需求的持续稳定增长，要求政府调控“有形的手”进行合理应对。一方面，不能因为短期供需关系的紧张就紧急大干快上“双高”项目，形成未来2-3年的过剩产能；另一方面，又不能无顾现实需求的稳定增长和风、光等新能源发展的渐进性，“一刀切”地猛烈削减传统能源和原材料的新建产能。否则，就会陷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旧有循环。这可能就是中央政府强调“跨周期调控”的题中应有之义吧！
为什么近期中央政府强调不搞“运动式减碳”，相关部委提出对煤炭、火电产能的合理增长要予以满足，应该都是基于中长期因素的考量。当然，投融资体制改革有效推进，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企业等微观主体的有效约束，也为跨周期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
3、资源品行业股价的强劲表现可能只是周期崛起的序曲
如果中上游资源品价格上涨更多取决于短期的异常需求，而非中长期的“双碳、能耗双控”政策，其持续性是值得怀疑的。依据正常的投资逻辑，相关行业和公司很难赋予较高的估值，或者说估值提升的空间有限。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周期板块的行情就要结束了呢？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周期板块的机会才刚刚开始。如果资源品价格的上涨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持续性和稳定性大幅提升，将有力地支持周期板块的系统性重估。
中国经济的需求结构将逐步回归正常，市场出清接近尾声，房地产基建相关产业链基本面或将改善。可以预计，当出口需求逐渐回落之时，出口一枝独秀，“我花开罢百花杀”的格局将有所改观，需求结构将重新趋向均衡，经济体系的内部摩擦将逐步缓解。
从未来3-6个月的时期来看，房地产基建相关的投资值得重点关注。如果出口尚未回落，现有的摩擦状况短期继续持续，制造业和居民消费将继续受到伤害，需要通过适度放松房地产信贷，加大基建投资来稳定经济和就业；如果出口明显回落，则意味着美国过度刺激占据全球有效供给的局面扭转，为中国发展内需腾出了空间，可以适度放松对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的抑制，通过恢复内需来稳增长。
同时，政策性市场出清阶段性进入尾声，无论是2020年4季度有关国企的严重债务违约，还是2021年3季度逐步显性化的房地产高杠杆企业的困境，都表明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整顿和房地产行业低效产能的清理已见到明显成效。重大事件意味着有效约束的建立，意味着新的运行机制的建立，在中国特定的制度环境下，已经具备放松过度压制，推动房地产融资和基建投资重新回归正常化的条件。就像2004-2005年，在对国有银行体系进行深度整顿之后，其经营行为阶段性得到有效规范，以国有银行在海外资本市场上市为标志，银行体系扩张信用的能力得到全面恢复。
货币信用格局可能根本扭转，市场风格转向低估值。2021年初以来的“紧信用货币宽”或将逐步转向“宽信用货币紧”，导致市场风格从成长转向低估值。从资金需求结构来看，出口和制造业资金周转速度较快，资金需求强度较低；房地产基建相关行业资金周转速度较慢，资金需求强度较高。年初以来出口相关行业高速增长，房地产基建行业受到政策压制，需求结构因素必然导致信用扩张较慢，形成了紧信用的状况。
由于今年以来货币政策维持严格中性，因此剩余流动性自然提升，出现了货币宽的结果。未来如果出口逐渐回落，房地产基建相关行业逐步回升，信用扩张将得以加速，宽信用格局形成，预计货币政策同样将维持严格中性，因此剩余流动性自然下降，货币将会变紧。在这种情况下，市场风格将发生转变，低估值板块在基本面出现改善的情况将会加速上涨。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的背景下，周期板块将可能打破A股市场固有的偏见。在经历了资源品行业充分表现的序曲之后，周期崛起将会持续演化，这也是A股市场整体走出震荡格局，突破向上的前提条件。由于盈利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已成为周期板块重估的主要前提，因此“损有余补不足”的均值回归定律在周期板块或将发挥作用。综合盈利增长预期改善和市场风格转变两方面考虑，我们认为以房地产基建产业链为代表的低估值周期板块或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市场主线。#投资##价值投资日志[超话]#
2021年前三季度，A股市场表现出周期崛起的态势，钢铁、煤炭、有色金属、化工等行业大幅上涨，表现遥遥领先市场，而周期板块的表现能否持续是市场普遍关心的问题。
我们认为，这些中上游资源品行业在产品价格上涨推动下的强劲表现，其背后的原因既有短期因素又有长期因素。客观来说，异常的短期因素占主导，因此其可持续性有待观察，但是从中长期来说，可能宣示着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为周期板块整体创造了系统性重估的机会。今年以来中上游资源品行业的表现更像是“为王前驱”，周期板块崛起的深入演进，有必要从稳定性和持续性进一步寻找方向，其中房地产基建产业链值得关注。
1、短期扰动因素推动资源品价格上涨
本轮资源品供需关系紧张导致的产品价格上涨，主要受到新冠疫情后全球经济结构失衡等短期因素影响，“双碳、能耗双控”等中长期因素影响有限。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海外经济体尤其是美国，推出了力度史无前例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基本上一年时间走完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6-7年的路。美国本轮刺激偏向于财政政策，导致其居民消费需求尤其是实物消费需求急剧膨胀，已经明显超过疫情前的合理增长水平。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抗疫得力，被动成为全球工业品的主要保供力量，出口份额迅速提升。出口需求快速增长，疫情导致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低迷，同时为清理历史旧账，房地产基建相关投资受到抑制，导致中国经济的需求结构出现一定程度的扭曲。中国经济在2019年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正常的经济生态应该是出口、消费保持合理增长，投资维持低位稳定增长，各种需求的配比关系比较均衡。
但是疫情导致需求结构阶段性紊乱，从而经济体系内在摩擦加剧。一方面，全球短期过度的实物消费需求与中国有限的资源品供应能力不匹配，导致国内能源、金属、化工等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另一方面，服务业就业人口很难无缝平滑地向制造业转换，存在一定程度隐性的摩擦性就业不足，导致居民整体的收入和消费难以回复到疫情前正常的增长水平。
从煤炭产量、火电发电量、电力需求量等数据来看，需求尤其是出口工业品需求过于旺盛，是资源品价格上涨的主因，而市场目前普遍关注的“双碳、能耗双控”等因素，更多的属于情绪影响。
资源品供需关系紧张状况的持续性，主要取决于海外尤其是美国需求的持续。根据历史经验，本轮疫情过程中美国经济的杠杆率尤其是政府杠杆率大幅提高，整体需求的持续性存疑。同时，当疫情逐渐恢复，美国消费需求从实物转向服务，中国出口需求逐步回落应该是大概率。今年4季度，美国财政支出退坡，叠加购债Taper启动，将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至于受到广泛期待的稳定资源品价格的政策干预，中央政府已明确定义为“市场化手段”，同时还在反复强调对“双高”项目的严格控制，更多的纾困政策措施立足于缓解企业的财务、经营成本，维护好市场主体。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忍受经济体系短期的结构性摩擦，不能采取违背长期导向的权宜之计来应对短期的经济问题，最好的做法是等待经济规律自然发挥作用，否则当异常需求脉冲的潮水退去之后，又会留下一堆过剩的高耗能产能。
2、资源品供需关系紧张宣示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从中长期经济结构的视角来看，目前资源品供需关系紧张的状态更类似于2002-2003年。当前市场普遍用2010年4季度国内部分地区的“拉闸限电”来研究类比今年8-9月以来能源供应的紧张，更多地从“能耗双控”政策的角度来考量。
实际上，远至2002-2003年，同样出现过中上游行业供应紧张的状况，当时统称为“煤电油运”。1999年开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国企改革提升了经济运行效率，并加速了市场出清；房地产市场改革，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重化工业化的加速推进，为中国经济增长打开新的空间。直至2002-2003年，以“煤电油运”的供应紧张为典型现象，才确认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黄金十年”，其背后的逻辑在于供给端对于需求的持续增长估计不足。
回过头来看，从2019年开始，中国经济大概率已经再次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制度的角度来看，投融资体制改革提升了经济运行效率，财税体制改革和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的建立，抑制了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行业的无效融资需求的无序扩张，同时加速了低效产能和过剩库存的有效出清，经济内生风险充分释放；从产业的角度来看，中国制造重新崛起，人的城市化加速推进，为中国经济增长打开新的空间。
碳达峰和碳中和，将促进中国占据优势的电动车和光伏产业链的发展，可以归结到中国制造重新崛起的因素之中；共同富裕，将降低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共同富裕最有力的抓手，就是人的城市化。
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将明显提升。我们预计，未来3-5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可以保持5.5%左右的水平，之后5年也不会出现明显的下降。同时，过去二十年，投资阶段性超前产生的供给与当期需求的不匹配，导致中国经济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基建与房地产领域无序的投资冲动行为受到有效制约，相关投资产生的供给与当期需求的匹配程度将大幅提升，中国经济的波动性将大幅降低。
2020-2021年逐渐显现出来的资源品供应紧张状况，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一定程度上可能与2002-2003年有类似之处，体现了供给端对于需求的持续增长估计不足，验证了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持续稳定发展的新阶段。
虽然目前来看，短期异常的海外需求确实是主导因素，但是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当海外需求脉冲的潮水退去之后，中国经济将焕发出新的面貌。
首先，经过疫情考验的坚强的制造业体系，以及新能源相关产业链的优势地位，将确保出口好于疫情前基本陷入零增长的水平，进入合理增长的状态；其次，经过有效出清，得到合理约束的房地产行业和地方融资平台，将确保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维持低位稳定增长；第三，随着人的城市化加速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将以较低的社会成本逐步达成，消费将重新回到合理增长的水平。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能够保证能源和原材料需求的中长期稳定增长，反过来说，资源品供应紧张可能正好验证了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中长期需求的稳定增长并不意味着中长期供需关系的紧张，起点的现象相似并不意味着未来的走向会雷同。首先，美国过度刺激消费需求带来的全球需求超速增长的持续性存疑，全球并未真正进入需求持续扩张的大周期。在未来可见的时期，如果美国的实物消费需求回落至正常水平，中国出口需求的脉冲会随之回落。虽然目前对房地产基建投资需求的严厉抑制届时将有所放松，但是在“不以房地产作为经济刺激手段”的明确政策导向指引下，相关投资需求只是逐步回归正常化，很难想象会进行强力刺激，预计难以完全对冲出口需求的下行。
其次，二十年前的中国，快速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加速城市化，叠加重化工业化的需求释放，因而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持续高速增长。而目前进入的新的发展阶段的特点有所不同，工程师红利推动的制造业升级更强于劳动力红利释放带来的规模扩张，人的城市化的重点落脚在已进城中低收入人群消费需求的升级，因此整体需求的增长在于持续性而非绝对增速水平。
第三，双碳目标的约束，对能耗和环保的要求，决定了非化石能源将逐步成为新增能源供应的主要组成部分，能源转型会进一步制约对资源品需求的快速增长。由此可见，资源品供需关系紧张中长期来看并不成立。
短期需求的脉冲与中长期需求的持续稳定增长，要求政府调控“有形的手”进行合理应对。一方面，不能因为短期供需关系的紧张就紧急大干快上“双高”项目，形成未来2-3年的过剩产能；另一方面，又不能无顾现实需求的稳定增长和风、光等新能源发展的渐进性，“一刀切”地猛烈削减传统能源和原材料的新建产能。否则，就会陷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旧有循环。这可能就是中央政府强调“跨周期调控”的题中应有之义吧！
为什么近期中央政府强调不搞“运动式减碳”，相关部委提出对煤炭、火电产能的合理增长要予以满足，应该都是基于中长期因素的考量。当然，投融资体制改革有效推进，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企业等微观主体的有效约束，也为跨周期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
3、资源品行业股价的强劲表现可能只是周期崛起的序曲
如果中上游资源品价格上涨更多取决于短期的异常需求，而非中长期的“双碳、能耗双控”政策，其持续性是值得怀疑的。依据正常的投资逻辑，相关行业和公司很难赋予较高的估值，或者说估值提升的空间有限。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周期板块的行情就要结束了呢？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周期板块的机会才刚刚开始。如果资源品价格的上涨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持续性和稳定性大幅提升，将有力地支持周期板块的系统性重估。
中国经济的需求结构将逐步回归正常，市场出清接近尾声，房地产基建相关产业链基本面或将改善。可以预计，当出口需求逐渐回落之时，出口一枝独秀，“我花开罢百花杀”的格局将有所改观，需求结构将重新趋向均衡，经济体系的内部摩擦将逐步缓解。
从未来3-6个月的时期来看，房地产基建相关的投资值得重点关注。如果出口尚未回落，现有的摩擦状况短期继续持续，制造业和居民消费将继续受到伤害，需要通过适度放松房地产信贷，加大基建投资来稳定经济和就业；如果出口明显回落，则意味着美国过度刺激占据全球有效供给的局面扭转，为中国发展内需腾出了空间，可以适度放松对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的抑制，通过恢复内需来稳增长。
同时，政策性市场出清阶段性进入尾声，无论是2020年4季度有关国企的严重债务违约，还是2021年3季度逐步显性化的房地产高杠杆企业的困境，都表明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整顿和房地产行业低效产能的清理已见到明显成效。重大事件意味着有效约束的建立，意味着新的运行机制的建立，在中国特定的制度环境下，已经具备放松过度压制，推动房地产融资和基建投资重新回归正常化的条件。就像2004-2005年，在对国有银行体系进行深度整顿之后，其经营行为阶段性得到有效规范，以国有银行在海外资本市场上市为标志，银行体系扩张信用的能力得到全面恢复。
货币信用格局可能根本扭转，市场风格转向低估值。2021年初以来的“紧信用货币宽”或将逐步转向“宽信用货币紧”，导致市场风格从成长转向低估值。从资金需求结构来看，出口和制造业资金周转速度较快，资金需求强度较低；房地产基建相关行业资金周转速度较慢，资金需求强度较高。年初以来出口相关行业高速增长，房地产基建行业受到政策压制，需求结构因素必然导致信用扩张较慢，形成了紧信用的状况。
由于今年以来货币政策维持严格中性，因此剩余流动性自然提升，出现了货币宽的结果。未来如果出口逐渐回落，房地产基建相关行业逐步回升，信用扩张将得以加速，宽信用格局形成，预计货币政策同样将维持严格中性，因此剩余流动性自然下降，货币将会变紧。在这种情况下，市场风格将发生转变，低估值板块在基本面出现改善的情况将会加速上涨。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的背景下，周期板块将可能打破A股市场固有的偏见。在经历了资源品行业充分表现的序曲之后，周期崛起将会持续演化，这也是A股市场整体走出震荡格局，突破向上的前提条件。由于盈利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已成为周期板块重估的主要前提，因此“损有余补不足”的均值回归定律在周期板块或将发挥作用。综合盈利增长预期改善和市场风格转变两方面考虑，我们认为以房地产基建产业链为代表的低估值周期板块或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市场主线。#投资##价值投资日志[超话]#
【#同仁堂告了同仁堂# ？都是“老字号”到底谁在侵权】日前，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向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这让外界再次关注同仁堂老字号的历史问题。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我市出台《关于进一步强化招商引资工作机制的意见》】本报讯（记者马志辉）为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健全招商引资机制，日前，市委办、市政府办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强化招商引资工作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聚焦加强招商队伍建设、强化招商重点方向、拓宽招商引资路径、优化招商引资环境、完善督导考核机制五方面工作，精准施策、全力攻坚，切实构建招商“大沧州”格局，形成规范、精准、高效的招商引资工作体系，努力营造“全民寻线索、产业求突破、环境优支撑、多措形合力”的招商氛围，推动全市招商引资工作高质量发展。
加强招商队伍建设。发挥招商领导小组作用，强化决策事项的督查督办，协调解决重大招商项目推进中的问题；强化领导干部带头招商，保证足够的时间、更多的精力“走出去、引进来”；充实各级专业招商人员，建立长效培训机制，做强专业化招商队伍；激励推动公职人员招商，对工作成绩突出、符合干部任用条件的项目引荐人、线索信息提供并参与项目招商者，直接晋级或推荐提拔；整合多方资源助力招商，鼓励社会各界人士助力全市招商引资事业，形成全社会关心招商、支持招商、服务招商、参与招商的强大合力。
强化招商重点方向。瞄准重点区域，以北京、天津、雄安为产业转移区，以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经济圈为招商重点，以中国—中东欧（沧州）中小企业合作区为载体，着力引进一批符合我市产业发展方向的关联度高、辐射力大、带动力强的大企业和大集团；突出重点产业，围绕“6+5”市域主导产业和“18+7”县域主导产业，确定汽车及零部件、绿色化工、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和新材料、再制造等未来产业为招商重点，制定产业链精准招商顶层设计, 绘制招商地图。
拓宽招商引资路径。用好展会招商，积极参加“5·18”廊坊国际经贸洽谈会等国际会议和国内外品牌展会，重点发挥我市中国—中东欧中小企业合作论坛等展会平台作用，打造品牌化国际专业经贸合作平台；开展“点对点”招商，按照招商地图，深挖一切可用资源，重点吸引大型企业来我市设立区域总部等功能性机构，社会资本设立创业投资、风险投资等各类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科研机构建设研究中心、实验室、制造业创新中心等研发机构；抓好以商招商，建立重点企业联系服务机制，重点依托国内外外部河北、沧州商协会、行业商协会组织，大力实施沧商总部回归、产业回归、资本回归、人才回归、科技回归；探索市场化委托招商，建立和完善“政府专业团队招商+市场化委托招商”的招商机制，组建面向重点地区、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的专业化招商团队，探索大数据赋能精准招商。
优化招商引资环境。加强项目承接载体，把18家省级以上开发区及中国—中东欧（沧州）中小企业合作区、沧州中日韩产业园、北京·沧州渤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沧州明珠国际服装生态新城等产业承接平台打造成企业集聚、要素集约、产业集群的招商载体，推动黄骅港综合保税区申报工作，优化整合形成1至2个超百平方公里园区，打造主题鲜明、优势突出的园区招商格局；加大招商政策支持，强化顶层设计，拿出更多灵活多样、务实管用、便于操作的政策举措，打造成本洼地、构筑投资高地；强化项目要素保障，优化审批服务，实施“一会三书一证”制度，工业用地“拿地即开工”，项目落地“拎包入驻”等，深入推进“标准地+承诺制”改革，探索改革现有产业基金支持制度，创新产业基金支持政策，试行市县财政产业基金使用贴息办法，以金融“软实力”打造招商“硬支撑”。
为进一步完善督导考核机制，《意见》还从落实容错纠错机制、健全领导包联机制、确保招商项目质量、晾晒招商进展清单、实行“月通报、月竞赛”制度、严格考评奖惩机制六个方面提出明确要求，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此外，为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我市招商引资工作，加速形成全民招商的热潮，我市同步还出台了《沧州市招商引资激励措施》。在激励公职人员招商方面，《激励措施》明确，积极调动各类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人员的积极性，在符合《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发〔2019〕8号）的有关要求基础上，公职人员引进落地固投亿元以上项目的，直接晋升职级；引进落地固投10亿元以上项目的，直接晋升职务；引进落地重大项目的，按“一事一议”原则予以任用。
针对群众引进重大项目，《激励措施》提出，对引进总投资1亿元(含)以上、5亿元以下产业项目，按照投资方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的1.5‰奖励；总投资5亿元(含)以上、10亿元以下产业项目，按照投资方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的2‰奖励；总投资10亿元(含)以上产业项目，按照投资方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的2.5‰奖励；新引进外资项目，按照投资方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的2.5‰奖励。项目在开工建设后，可根据实到注册资本金1‰预付奖励。单个项目奖励总额不超过300万元。奖励资金由项目所在县（市、区）财政安排，对于完成指标优秀且排名靠前的单位市财政将给予50%的补贴。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总部等项目可采取“一事一议”。
加强招商队伍建设。发挥招商领导小组作用，强化决策事项的督查督办，协调解决重大招商项目推进中的问题；强化领导干部带头招商，保证足够的时间、更多的精力“走出去、引进来”；充实各级专业招商人员，建立长效培训机制，做强专业化招商队伍；激励推动公职人员招商，对工作成绩突出、符合干部任用条件的项目引荐人、线索信息提供并参与项目招商者，直接晋级或推荐提拔；整合多方资源助力招商，鼓励社会各界人士助力全市招商引资事业，形成全社会关心招商、支持招商、服务招商、参与招商的强大合力。
强化招商重点方向。瞄准重点区域，以北京、天津、雄安为产业转移区，以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经济圈为招商重点，以中国—中东欧（沧州）中小企业合作区为载体，着力引进一批符合我市产业发展方向的关联度高、辐射力大、带动力强的大企业和大集团；突出重点产业，围绕“6+5”市域主导产业和“18+7”县域主导产业，确定汽车及零部件、绿色化工、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和新材料、再制造等未来产业为招商重点，制定产业链精准招商顶层设计, 绘制招商地图。
拓宽招商引资路径。用好展会招商，积极参加“5·18”廊坊国际经贸洽谈会等国际会议和国内外品牌展会，重点发挥我市中国—中东欧中小企业合作论坛等展会平台作用，打造品牌化国际专业经贸合作平台；开展“点对点”招商，按照招商地图，深挖一切可用资源，重点吸引大型企业来我市设立区域总部等功能性机构，社会资本设立创业投资、风险投资等各类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科研机构建设研究中心、实验室、制造业创新中心等研发机构；抓好以商招商，建立重点企业联系服务机制，重点依托国内外外部河北、沧州商协会、行业商协会组织，大力实施沧商总部回归、产业回归、资本回归、人才回归、科技回归；探索市场化委托招商，建立和完善“政府专业团队招商+市场化委托招商”的招商机制，组建面向重点地区、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的专业化招商团队，探索大数据赋能精准招商。
优化招商引资环境。加强项目承接载体，把18家省级以上开发区及中国—中东欧（沧州）中小企业合作区、沧州中日韩产业园、北京·沧州渤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沧州明珠国际服装生态新城等产业承接平台打造成企业集聚、要素集约、产业集群的招商载体，推动黄骅港综合保税区申报工作，优化整合形成1至2个超百平方公里园区，打造主题鲜明、优势突出的园区招商格局；加大招商政策支持，强化顶层设计，拿出更多灵活多样、务实管用、便于操作的政策举措，打造成本洼地、构筑投资高地；强化项目要素保障，优化审批服务，实施“一会三书一证”制度，工业用地“拿地即开工”，项目落地“拎包入驻”等，深入推进“标准地+承诺制”改革，探索改革现有产业基金支持制度，创新产业基金支持政策，试行市县财政产业基金使用贴息办法，以金融“软实力”打造招商“硬支撑”。
为进一步完善督导考核机制，《意见》还从落实容错纠错机制、健全领导包联机制、确保招商项目质量、晾晒招商进展清单、实行“月通报、月竞赛”制度、严格考评奖惩机制六个方面提出明确要求，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此外，为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我市招商引资工作，加速形成全民招商的热潮，我市同步还出台了《沧州市招商引资激励措施》。在激励公职人员招商方面，《激励措施》明确，积极调动各类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人员的积极性，在符合《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发〔2019〕8号）的有关要求基础上，公职人员引进落地固投亿元以上项目的，直接晋升职级；引进落地固投10亿元以上项目的，直接晋升职务；引进落地重大项目的，按“一事一议”原则予以任用。
针对群众引进重大项目，《激励措施》提出，对引进总投资1亿元(含)以上、5亿元以下产业项目，按照投资方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的1.5‰奖励；总投资5亿元(含)以上、10亿元以下产业项目，按照投资方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的2‰奖励；总投资10亿元(含)以上产业项目，按照投资方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的2.5‰奖励；新引进外资项目，按照投资方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的2.5‰奖励。项目在开工建设后，可根据实到注册资本金1‰预付奖励。单个项目奖励总额不超过300万元。奖励资金由项目所在县（市、区）财政安排，对于完成指标优秀且排名靠前的单位市财政将给予50%的补贴。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总部等项目可采取“一事一议”。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