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被刑事立案并被羁押将近一年了，河南郑州的张雪蓁和郭红雨一直坚定的认为，他们的丈夫都是冤枉的。而两个男人之所以摊上官司身陷囹圄，与几年前的公司股权转让后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纠葛案件有关。
双赢的合作最终却对簿公堂
张雪蓁的丈夫叫钟盛，郭红雨的丈夫叫宋颖标，早在2016年以前，二人曾是河南同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生公司)的股东，两人各持公司50%股份，而当时的同生公司经营状况优秀，前途无限，也正因为这，被多家公司看中，相关的合作收购意向一直在洽谈。而为了公司更好的发展，钟、宋二人也在一定前提下为公司和个人的前途谋划着。
“说是经济纠纷，其实事实很清楚，法院也已经最终认定并判决了。”张雪蓁说，当时向同生公司伸出橄榄枝的还有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水源公司)，“作为民营环保企业，同生当时的业务几乎做到了极致，需要一个更大的平台，而当时的清水源也有业绩的需求，所以双方很快达成一致。”张雪蓁说，2016年4月，钟、宋二人同清水源公司签订了《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钟盛、宋颖标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购买资产协议》)及《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钟盛、宋颖标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下简称《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就清水源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钟盛和宋颖标持有的同生公司100%股权事宜进行了约定。“当时是把同生公司估价4.9亿，其中30%是清水源以现金形式支付，剩下的70%用清水源公司的股票代替，但分批对这些股票的解禁时间进行了具体的安排。”张雪蓁说，如此一来，钟、宋二人成了清水源公司的股东，两人加起来的股份成为清水源仅次于实际控制人王志清的第二大股东。随后，为了保障钟、宋利益，钟盛和宋颖标与王志清之间又签了一份《价值保障协议》，该协议承诺，当钟盛和宋颖标认购股份解除限售时，二人所持清水源股票市场价格按照不低于本次股份认购价格年化10%的收益予以保障，即保障价格本次股份认购价格×(1+10%×锁定年限)。2016年7月19日，钟、宋二人将其持有的同生公司100%股份按约定转让给清水源公司，履行了合同约定。
用张雪蓁的话讲，但接下来的合同履行就开始出现问题。2017年8月，钟盛按协议认购的清水源公司700万股股票中的30%，也就是210万股依约解除限售，但当时清水源公司股票市场价格低于保障价格，按照保价协议约定，清水源公司应按约定支付钟盛补偿款1470万元；2018年8月，钟某持有的第二个210万股股票解除限售时，清水源公司股票市场价格依然低于保障价格，王志清按约定应支付钟盛补偿款2803.5万元，然而，王志清却并未按约定向钟某支付。为了挽回损失，钟盛将王志清告到清水源公司所在地的河南省济源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对方依约偿还其补偿款及利息共计4600多万元的损失。
谁是孰非双方各执一词
然而在不久后，郑州警方即展开了对钟盛、宋颖标涉嫌刑事犯罪的立案调查。
王志清辩称，钟盛的诉讼是基于清水源公司与钟盛、宋颖标签订的《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及钟盛、王志清签订的《价值保障协议》产生的，现在由于钟盛及宋颖标涉及刑事犯罪，已经被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立案侦查，在庭审前，其已向法庭出示了2019年8月12日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郑公郑东(经)立字(2019)11769号立案决定书，在该刑事案件的侦查中，发现在资产收购过程中，存在违法犯罪行为，该刑事案件的查处结果影响到《购买资产协议》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效力，因此其庭前已经向法庭提交了中止审理申请，恳请合议庭能够采纳申请。而关于《价值保障协议》，王志清称从未签署过该协议，为此还在庭前向法庭提交了关于对《价值保障协议》中王志清签字的真实性鉴定的中请。王志清称，即使三份协议均真实存在，合法有效，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已经立案的职务侵占犯罪行为或许直接影响了同生公司实现的利润，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钟盛及宋颖标对收购后是有盈利承诺的，收购后利润的数量将直接影响钟盛应当持有的股票数量，现在在该案职务侵占犯罪侦查过程中，发现利润存在问题。钟盛所应当持有的股票数量在钟盛、宋颖标盈利预测期间，利润不确定的情况下，股票数量仍处于不确定状态，该股票数量的确定也应等到刑事案件侦查结束后再确定。再者，假如钟盛、王志清确实签订了《价值保障协议》，该《价值保障协议》要求王志清对股票价格进行保障，这也不符合证券法以及证券行业的相关规定，王志清认为自己是没有能力也不应当对股票的价格进行保障的。
宋颖标的股票依约未到解除限售时间，但作为第三人参与了该诉讼。判决书中，他陈述称，《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是钟盛、宋颖标与清水源公司之间的协议,《价值保障协议》是王志清与钟盛、宋颖标签订的，属于个人之间的协议。他与钟盛两人在三年承诺期内已实现《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承诺的利润，每年按照协议约定由清水源公司委派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并公告，均达到双方合同约定，并超额完成，清水源公司在自己的网站与深交所备案，所以王志清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宋颖标认为，王志清提出的资产购买期间有违法行为不存在。因为在资产购买期间，所有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财务顾问均由清水源公司委派，对同生公司进行审计、评估，经清水源公司确认上交证监会，最后经证监会审核通过，所以王志清提出的理由不能成立。
保价协议成关键，笔迹鉴定报告确认被告曾签署该协议
尽管清水源实际控制人王志清作为被告提出了多条申辩事由，但案件的关键点似乎最终落在了《价值保障协议》的签订与否。王志清称其本人从未签署过《价值保障协议》，2016年4月6日，王志清提出申请对《价值保障协议》中自己签字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法院判决显示，法院准许王志清的鉴定申请，委托上海润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对2016年4月6日的《价值保障协议》第3页中“王志清”的签名是否系其本人所进行鉴定。后上海润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作出沪润司鉴[2019]技鉴字第31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检材《价值保障协议》第3页落款“甲方”处的“王志清”签名字迹与样本字迹是同一人所写。另济源市中院查明，2019年8月12日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曾对郑州市郑东新区郑东分局河南同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被职务侵占案立案侦查，但之后该案于2020年4月20日被公安机关以无犯罪事实撤案。2020年3月20日济源市公安局对宋颖标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一案立案调查。
法院认为，王志清所述的同生公司被职务侵占一案，现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以没有犯罪事实，撤销该案，王志清以该案正在立案侦查为由要求中止本案审理的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济源市公安局立案侦查的宋某标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一案，根据法律相关规定，该刑事案件与本案的处理结果缺乏关联性，本案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中止的情形王志清申请中止审理本案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原告一审胜诉，被告被判赔上诉遭高院驳回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关于本案，济源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王志清和钟盛、宋颖标签订的《价值保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对该协议予以认定。该《价值保障协议》第二条约定“1、王志清承诺：当钟盛、宋颖标本次认购股份解除限售时，清水源股票市场价格按照不低于本次股份认购价格年化10%的收益予以保障，即保障价格=本次股份认购价格×(1+10%×锁定年限)。如清水源股票市场价格低于所保障价格时，王志清对差额进行补足，具体金额为：(结算价格-保障价格)×本期解股份数量。”钟盛起诉的清水源公司420万股股票解除限售时，股票市场价格均低于价值保障协议所约定的保障价格，现钟盛要求王志清对该420万股股票差额进行补足,符合双方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钟盛向法庭提供的补偿款计算方法符合双方协议约定，所以王志清应支付钟盛补偿款4109.7万元。因王志清未按协议约定对差额部分进行补足，构成违约，故钟盛要求王志清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其损失并无不当。
2020年8月31日，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判王志清支付钟盛补偿款4109.7万元及利息（其中1495.2万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17年9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2614.5万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18年9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4109.7万元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对于此判决，王志清不服并提出上诉。2021年5月13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王志清的上诉请求，维持了原判。
民事程序“尘埃暂定”，刑事案件有待审判
至此，仿佛这起曾被媒体多次报道的清水源公司、同生公司纠纷案件尘埃落定，然而对于双方来讲，纠葛却远没有结束。
根据济源市公安局向张雪蓁和郭红雨出具的司法文件显示，钟盛于2021年1月19日晚被该局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和职务侵占罪刑事拘留，并羁押在济源看守所。宋颖标则于2020年12月9日晚因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被济源警方刑事拘留，同样羁押在济源市看守所，2021年1月15日下午，经济源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济源市公安局对宋颖标实施逮捕，案由是其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合同诈骗罪和职务侵占罪。而钟盛也已被逮捕。“之前郑州公安就调查过，最后结论是没有犯罪事实，但有人不希望民事案件程序顺利走下去，又在济源立了案，而且是检察院监督立案。”张雪蓁和郭红雨来认为，自己丈夫的刑事犯罪是不存在的，因此，即便现在被羁押、被逮捕，但她们也一直在不断的申诉，“我们相信法律会给我们一个公正。”
钟盛和宋颖标当时与清水源所签署的协议中约定，清水源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同生环境，对钟盛、宋颖标获得的清水源股票有解禁时间安排，钟盛分三次解禁，宋颖标一次性解禁，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8月7日、2018年9月5日钟盛各解禁210万股，此后再无两人股票解禁记录。此前的媒体报道中，钟盛、宋颖标曾公开表示，同生公司超额完成业绩，公司应该无条件解禁，但他们多次提出解禁申请并递交相应手续，但清水源迟迟未予办理。而基于此，钟、宋二人曾有多份诉讼指向王志清，然而，由于钟盛的部分股票和宋颖标的全部股票没有解禁，无法计算赔偿金额，故此其中两份诉讼中虽然都认定保价协议有效，却没有支持他们的赔偿诉求。
而王志清则曾表示，由于2019年7月，清水源公司收购同生公司后，在资金、业务、管理等各方面为同生环境都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但去接管同生进行董事会换届后，交接过程发现公章、财务相关资料没有移交，且一直联系钟盛、宋颖标二人，希望能协商解决，但一直未能实现。至于案件情况，王志清曾称以公开信息为准，时间会给出答案。
华商报记者 杨德合
双赢的合作最终却对簿公堂
张雪蓁的丈夫叫钟盛，郭红雨的丈夫叫宋颖标，早在2016年以前，二人曾是河南同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生公司)的股东，两人各持公司50%股份，而当时的同生公司经营状况优秀，前途无限，也正因为这，被多家公司看中，相关的合作收购意向一直在洽谈。而为了公司更好的发展，钟、宋二人也在一定前提下为公司和个人的前途谋划着。
“说是经济纠纷，其实事实很清楚，法院也已经最终认定并判决了。”张雪蓁说，当时向同生公司伸出橄榄枝的还有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水源公司)，“作为民营环保企业，同生当时的业务几乎做到了极致，需要一个更大的平台，而当时的清水源也有业绩的需求，所以双方很快达成一致。”张雪蓁说，2016年4月，钟、宋二人同清水源公司签订了《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钟盛、宋颖标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购买资产协议》)及《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钟盛、宋颖标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下简称《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就清水源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钟盛和宋颖标持有的同生公司100%股权事宜进行了约定。“当时是把同生公司估价4.9亿，其中30%是清水源以现金形式支付，剩下的70%用清水源公司的股票代替，但分批对这些股票的解禁时间进行了具体的安排。”张雪蓁说，如此一来，钟、宋二人成了清水源公司的股东，两人加起来的股份成为清水源仅次于实际控制人王志清的第二大股东。随后，为了保障钟、宋利益，钟盛和宋颖标与王志清之间又签了一份《价值保障协议》，该协议承诺，当钟盛和宋颖标认购股份解除限售时，二人所持清水源股票市场价格按照不低于本次股份认购价格年化10%的收益予以保障，即保障价格本次股份认购价格×(1+10%×锁定年限)。2016年7月19日，钟、宋二人将其持有的同生公司100%股份按约定转让给清水源公司，履行了合同约定。
用张雪蓁的话讲，但接下来的合同履行就开始出现问题。2017年8月，钟盛按协议认购的清水源公司700万股股票中的30%，也就是210万股依约解除限售，但当时清水源公司股票市场价格低于保障价格，按照保价协议约定，清水源公司应按约定支付钟盛补偿款1470万元；2018年8月，钟某持有的第二个210万股股票解除限售时，清水源公司股票市场价格依然低于保障价格，王志清按约定应支付钟盛补偿款2803.5万元，然而，王志清却并未按约定向钟某支付。为了挽回损失，钟盛将王志清告到清水源公司所在地的河南省济源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对方依约偿还其补偿款及利息共计4600多万元的损失。
谁是孰非双方各执一词
然而在不久后，郑州警方即展开了对钟盛、宋颖标涉嫌刑事犯罪的立案调查。
王志清辩称，钟盛的诉讼是基于清水源公司与钟盛、宋颖标签订的《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及钟盛、王志清签订的《价值保障协议》产生的，现在由于钟盛及宋颖标涉及刑事犯罪，已经被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立案侦查，在庭审前，其已向法庭出示了2019年8月12日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郑公郑东(经)立字(2019)11769号立案决定书，在该刑事案件的侦查中，发现在资产收购过程中，存在违法犯罪行为，该刑事案件的查处结果影响到《购买资产协议》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效力，因此其庭前已经向法庭提交了中止审理申请，恳请合议庭能够采纳申请。而关于《价值保障协议》，王志清称从未签署过该协议，为此还在庭前向法庭提交了关于对《价值保障协议》中王志清签字的真实性鉴定的中请。王志清称，即使三份协议均真实存在，合法有效，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已经立案的职务侵占犯罪行为或许直接影响了同生公司实现的利润，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钟盛及宋颖标对收购后是有盈利承诺的，收购后利润的数量将直接影响钟盛应当持有的股票数量，现在在该案职务侵占犯罪侦查过程中，发现利润存在问题。钟盛所应当持有的股票数量在钟盛、宋颖标盈利预测期间，利润不确定的情况下，股票数量仍处于不确定状态，该股票数量的确定也应等到刑事案件侦查结束后再确定。再者，假如钟盛、王志清确实签订了《价值保障协议》，该《价值保障协议》要求王志清对股票价格进行保障，这也不符合证券法以及证券行业的相关规定，王志清认为自己是没有能力也不应当对股票的价格进行保障的。
宋颖标的股票依约未到解除限售时间，但作为第三人参与了该诉讼。判决书中，他陈述称，《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是钟盛、宋颖标与清水源公司之间的协议,《价值保障协议》是王志清与钟盛、宋颖标签订的，属于个人之间的协议。他与钟盛两人在三年承诺期内已实现《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承诺的利润，每年按照协议约定由清水源公司委派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并公告，均达到双方合同约定，并超额完成，清水源公司在自己的网站与深交所备案，所以王志清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宋颖标认为，王志清提出的资产购买期间有违法行为不存在。因为在资产购买期间，所有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财务顾问均由清水源公司委派，对同生公司进行审计、评估，经清水源公司确认上交证监会，最后经证监会审核通过，所以王志清提出的理由不能成立。
保价协议成关键，笔迹鉴定报告确认被告曾签署该协议
尽管清水源实际控制人王志清作为被告提出了多条申辩事由，但案件的关键点似乎最终落在了《价值保障协议》的签订与否。王志清称其本人从未签署过《价值保障协议》，2016年4月6日，王志清提出申请对《价值保障协议》中自己签字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法院判决显示，法院准许王志清的鉴定申请，委托上海润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对2016年4月6日的《价值保障协议》第3页中“王志清”的签名是否系其本人所进行鉴定。后上海润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作出沪润司鉴[2019]技鉴字第31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检材《价值保障协议》第3页落款“甲方”处的“王志清”签名字迹与样本字迹是同一人所写。另济源市中院查明，2019年8月12日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曾对郑州市郑东新区郑东分局河南同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被职务侵占案立案侦查，但之后该案于2020年4月20日被公安机关以无犯罪事实撤案。2020年3月20日济源市公安局对宋颖标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一案立案调查。
法院认为，王志清所述的同生公司被职务侵占一案，现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以没有犯罪事实，撤销该案，王志清以该案正在立案侦查为由要求中止本案审理的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济源市公安局立案侦查的宋某标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一案，根据法律相关规定，该刑事案件与本案的处理结果缺乏关联性，本案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中止的情形王志清申请中止审理本案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原告一审胜诉，被告被判赔上诉遭高院驳回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关于本案，济源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王志清和钟盛、宋颖标签订的《价值保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对该协议予以认定。该《价值保障协议》第二条约定“1、王志清承诺：当钟盛、宋颖标本次认购股份解除限售时，清水源股票市场价格按照不低于本次股份认购价格年化10%的收益予以保障，即保障价格=本次股份认购价格×(1+10%×锁定年限)。如清水源股票市场价格低于所保障价格时，王志清对差额进行补足，具体金额为：(结算价格-保障价格)×本期解股份数量。”钟盛起诉的清水源公司420万股股票解除限售时，股票市场价格均低于价值保障协议所约定的保障价格，现钟盛要求王志清对该420万股股票差额进行补足,符合双方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钟盛向法庭提供的补偿款计算方法符合双方协议约定，所以王志清应支付钟盛补偿款4109.7万元。因王志清未按协议约定对差额部分进行补足，构成违约，故钟盛要求王志清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其损失并无不当。
2020年8月31日，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判王志清支付钟盛补偿款4109.7万元及利息（其中1495.2万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17年9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2614.5万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18年9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4109.7万元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对于此判决，王志清不服并提出上诉。2021年5月13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王志清的上诉请求，维持了原判。
民事程序“尘埃暂定”，刑事案件有待审判
至此，仿佛这起曾被媒体多次报道的清水源公司、同生公司纠纷案件尘埃落定，然而对于双方来讲，纠葛却远没有结束。
根据济源市公安局向张雪蓁和郭红雨出具的司法文件显示，钟盛于2021年1月19日晚被该局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和职务侵占罪刑事拘留，并羁押在济源看守所。宋颖标则于2020年12月9日晚因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被济源警方刑事拘留，同样羁押在济源市看守所，2021年1月15日下午，经济源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济源市公安局对宋颖标实施逮捕，案由是其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合同诈骗罪和职务侵占罪。而钟盛也已被逮捕。“之前郑州公安就调查过，最后结论是没有犯罪事实，但有人不希望民事案件程序顺利走下去，又在济源立了案，而且是检察院监督立案。”张雪蓁和郭红雨来认为，自己丈夫的刑事犯罪是不存在的，因此，即便现在被羁押、被逮捕，但她们也一直在不断的申诉，“我们相信法律会给我们一个公正。”
钟盛和宋颖标当时与清水源所签署的协议中约定，清水源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同生环境，对钟盛、宋颖标获得的清水源股票有解禁时间安排，钟盛分三次解禁，宋颖标一次性解禁，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8月7日、2018年9月5日钟盛各解禁210万股，此后再无两人股票解禁记录。此前的媒体报道中，钟盛、宋颖标曾公开表示，同生公司超额完成业绩，公司应该无条件解禁，但他们多次提出解禁申请并递交相应手续，但清水源迟迟未予办理。而基于此，钟、宋二人曾有多份诉讼指向王志清，然而，由于钟盛的部分股票和宋颖标的全部股票没有解禁，无法计算赔偿金额，故此其中两份诉讼中虽然都认定保价协议有效，却没有支持他们的赔偿诉求。
而王志清则曾表示，由于2019年7月，清水源公司收购同生公司后，在资金、业务、管理等各方面为同生环境都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但去接管同生进行董事会换届后，交接过程发现公章、财务相关资料没有移交，且一直联系钟盛、宋颖标二人，希望能协商解决，但一直未能实现。至于案件情况，王志清曾称以公开信息为准，时间会给出答案。
华商报记者 杨德合
最高法《民事审判实务问答》中民间借贷几个问题（下）
四、民间借贷合同中没有约定利息，借款人自愿支付的不能要求返还
民间借贷中常有借款人在没有书面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支付利息，后又向法院主张追回利息的情况。背后原因有二：一种是双方出于信任口头约定利息，借款人履约后反悔。此时支付利息系正常履行借款合同的行为，只是在事实认定上存在证据不足的困难；另一种是双方确实没有以书面或口头约定过利息，借款人随后出于情谊、维护商业关系等多种原因自愿支付了利息。
此前在实务中，部分借款人认为没有约定而支付的利息属于不当得利，希望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的规定，起诉借款人请求返还已支付的利息。
事实上，“获利没有合法根据”是不当得利的关键，而借款人自愿支付利息
的行为是基于借款合同的成立和有效履行，并非没有法律上的原因。最高法指出，此种情况下借款人主动支付利息的行为可视为改订借款合同、为其增加利息支付的相关内容的新要约，出借人无异议并接受利息，则为对该要约进行承诺的意思表示，双方由此完成借款合同的改订，而该新合同也已因借款人完成利息(和本金)的支付而履行完毕，借款人要求返还利息的请求自不应得到支持。
这一法律分析逻辑在《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版，以下称《旧规》）施行时期也得到了体现。《旧规》第三十一条规定，“没有约定利息但借款人自愿支付，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或违约金，不存在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情形的，借款人不得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但借款人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除外”。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最高法虽然在书中重申了借款人在约定外自愿支付的利息不得以不当得利为由请求返还，却没有提及若自愿支付的利息超过新民间借贷年利率法定上限时如何处理。笔者认为，《新规》虽然删除了《旧规》第三十一条的相关内容，但结合《新规》第二十五条及《民法典》相关规定，借款人自愿支付利息的，仍不得超过民间借贷年利率法定上限。
首先，《民法典》第六百八十条第1款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即超过法律保护上限的利息是《民法典》明令禁止的债务，不具有合法性。出借人受领该款项没有依据。其次，如果借款人无权要求出借人返还支付的利息，民间借贷的各方可能利用该条规定，私自约定高额利息，假称“自愿支付”，形成“私下支付，不得追究”的潜规则，造成司法实践的混乱，违反了国家借《新规》严厉打击高利贷，规范民间借贷市场秩序的立法意图。
五、民间借贷中约定了以物抵债的，该“物”偿还借款时折算金额超过民间借贷年利率法定上限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
在民间借贷的实践中，存在出借人为了保证债权的实现，约定还款时以一定的物进行偿还，而到还款时，由于物的价格上涨，约定所偿还的物折算为金钱数额，实际超过以民间借贷年利率法定上限计算的本息之和的情况。
最高法认为：当事人约定以物偿还债务的，其实质上是以物所体现的价值来代替贷款人所应支付的本金和利息，因此偿还借款时所折算的金钱数额，也不能超过民间借贷年利率法定上限，人民法院对出借人就超出部分的利息的请
求不予支持。要正确理解最高法的观点，首先要明确以物抵债与流质流押、让与担保、后让与担保的区别。
（一）以物抵债与相关概念的区分
“以物抵债”属于对金钱债务的替代履行，即借款清偿期届满后，债务人无力或不愿偿还借款，双方达成合意，用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以清偿债务，特定物所有权转移后，债权债务关系消灭。
“流质流押”本质是一种特殊的担保，当事人以特定物担保债权（如抵押、质押），并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约定，债务人到期不履行债务的，该物直接归债权人所有。《民法典》施行以前，司法实践一般将流质、流押条款认定为无效。《民法典》施行后，根据其第四百零一条以及第四百二十八条的规定，“流质流押”条款虽不能产生当事人约定的效果（即债权人直接取得担保物的所有权），但债权人可以依法就担保物财产优先受偿。
而“让与担保”是指用特定物担保债权，同时将该物转让给债权人，若债务及时清偿，担保物及其所附权利返还原所有人，若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债权人有权就该物优先受偿。其本质是通过物权转让为债权的实现“再加一重保险”，并无转移标的物的意思。“后让与担保”则是对 “抵债物”未进行了公示的让与担保。
最高法民间借贷第五个问答的前提是以物所体现的价值来代替借款人所应支付的本金和利息，因此只有以物抵债才符合该规定的前提。
（二）民间借贷中“抵债物”的处置
最高法院在书中只提到“对出借人就超出部分的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却没有明确规定“不予支持”后，到底如何处理用来清偿债务的“抵债物”。
笔者认为，要讨论“抵债物”的处置方式，首先要深入理解以物抵债协议。当事人于债务清偿期届满后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根据是否约定消灭原有的债务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债的更新，即当事人成立新债务，同时消灭旧债务，此时民间借贷的债务已经消灭，此时债权人只能请求债务人履行以物抵债协议。
另一种则是新债清偿，即成立一个与旧债务并存的新债务，债权人一般应先行使新债务履行请求权（即请求债务人交付物）,但在新债务届期不履行,致使以物抵债协议目的不能实现时,债权人有权请求债务人恢复履行旧债务（即归还借款）。而民间借贷中以物抵债的“抵债物”处置属于新债与旧债并存情形，因此本文仅在新债清偿情形下予以探讨。
由于以物抵债协议是当事人之间对于如何清偿债务做出的安排，只要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最大程度上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允许以物抵债协议发生效力、完成履行。
因此，笔者认为即便“抵债物”的价格上涨，出借人仍可以请求借款人交付该“抵债物”。最高人民法院在瑞丽市宝佳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与云南天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再审案中，同样肯定了以物抵债协议赋予出借人对“抵债物”的交付请求权。
在新债清偿情况下，若债务人不履行以物抵债，债权人有权请求债务人恢复旧债务的履行，或请求债务人交付“抵债物”。但由于以物抵债协议的目的在于实现债务的清偿，而非让债权人通过协议谋取额外收益，债务人可以以完全清偿旧债务为条件对抗债权人对“抵债物”的交付请求。
故而，在“抵债物”尚未交付债权人时，债务人请求直接清偿旧债务、请求法院执行其他财产以清偿旧债务、请求法院直接执行“抵债物”以清偿旧债务的，法院应当支持。“抵债物”变现后超出民间借贷年利率法定上限的部分，理应归债务人所有。这样既不与现行的法律规定产生冲突，又符合以物抵债清
偿债务的内涵，也能更好的平衡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利益。
结语
长期以来，民间借贷凭借其形式灵活、手续简便、融资快捷等特点为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融资难、融资贵的状况，满足了社会多元化融资需求。随着经济发展和民间借贷日渐活跃，最高法于2020年8月和2020年12月两次对《旧规》进行重大修改。此次，最高法民一庭又就《新规》施行后借款利息、借款形式等存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答复，不仅为司法审判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民间借贷的直接参与者适应新的法律和市场环境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指引。
四、民间借贷合同中没有约定利息，借款人自愿支付的不能要求返还
民间借贷中常有借款人在没有书面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支付利息，后又向法院主张追回利息的情况。背后原因有二：一种是双方出于信任口头约定利息，借款人履约后反悔。此时支付利息系正常履行借款合同的行为，只是在事实认定上存在证据不足的困难；另一种是双方确实没有以书面或口头约定过利息，借款人随后出于情谊、维护商业关系等多种原因自愿支付了利息。
此前在实务中，部分借款人认为没有约定而支付的利息属于不当得利，希望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的规定，起诉借款人请求返还已支付的利息。
事实上，“获利没有合法根据”是不当得利的关键，而借款人自愿支付利息
的行为是基于借款合同的成立和有效履行，并非没有法律上的原因。最高法指出，此种情况下借款人主动支付利息的行为可视为改订借款合同、为其增加利息支付的相关内容的新要约，出借人无异议并接受利息，则为对该要约进行承诺的意思表示，双方由此完成借款合同的改订，而该新合同也已因借款人完成利息(和本金)的支付而履行完毕，借款人要求返还利息的请求自不应得到支持。
这一法律分析逻辑在《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版，以下称《旧规》）施行时期也得到了体现。《旧规》第三十一条规定，“没有约定利息但借款人自愿支付，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或违约金，不存在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情形的，借款人不得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但借款人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除外”。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最高法虽然在书中重申了借款人在约定外自愿支付的利息不得以不当得利为由请求返还，却没有提及若自愿支付的利息超过新民间借贷年利率法定上限时如何处理。笔者认为，《新规》虽然删除了《旧规》第三十一条的相关内容，但结合《新规》第二十五条及《民法典》相关规定，借款人自愿支付利息的，仍不得超过民间借贷年利率法定上限。
首先，《民法典》第六百八十条第1款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即超过法律保护上限的利息是《民法典》明令禁止的债务，不具有合法性。出借人受领该款项没有依据。其次，如果借款人无权要求出借人返还支付的利息，民间借贷的各方可能利用该条规定，私自约定高额利息，假称“自愿支付”，形成“私下支付，不得追究”的潜规则，造成司法实践的混乱，违反了国家借《新规》严厉打击高利贷，规范民间借贷市场秩序的立法意图。
五、民间借贷中约定了以物抵债的，该“物”偿还借款时折算金额超过民间借贷年利率法定上限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
在民间借贷的实践中，存在出借人为了保证债权的实现，约定还款时以一定的物进行偿还，而到还款时，由于物的价格上涨，约定所偿还的物折算为金钱数额，实际超过以民间借贷年利率法定上限计算的本息之和的情况。
最高法认为：当事人约定以物偿还债务的，其实质上是以物所体现的价值来代替贷款人所应支付的本金和利息，因此偿还借款时所折算的金钱数额，也不能超过民间借贷年利率法定上限，人民法院对出借人就超出部分的利息的请
求不予支持。要正确理解最高法的观点，首先要明确以物抵债与流质流押、让与担保、后让与担保的区别。
（一）以物抵债与相关概念的区分
“以物抵债”属于对金钱债务的替代履行，即借款清偿期届满后，债务人无力或不愿偿还借款，双方达成合意，用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以清偿债务，特定物所有权转移后，债权债务关系消灭。
“流质流押”本质是一种特殊的担保，当事人以特定物担保债权（如抵押、质押），并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约定，债务人到期不履行债务的，该物直接归债权人所有。《民法典》施行以前，司法实践一般将流质、流押条款认定为无效。《民法典》施行后，根据其第四百零一条以及第四百二十八条的规定，“流质流押”条款虽不能产生当事人约定的效果（即债权人直接取得担保物的所有权），但债权人可以依法就担保物财产优先受偿。
而“让与担保”是指用特定物担保债权，同时将该物转让给债权人，若债务及时清偿，担保物及其所附权利返还原所有人，若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债权人有权就该物优先受偿。其本质是通过物权转让为债权的实现“再加一重保险”，并无转移标的物的意思。“后让与担保”则是对 “抵债物”未进行了公示的让与担保。
最高法民间借贷第五个问答的前提是以物所体现的价值来代替借款人所应支付的本金和利息，因此只有以物抵债才符合该规定的前提。
（二）民间借贷中“抵债物”的处置
最高法院在书中只提到“对出借人就超出部分的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却没有明确规定“不予支持”后，到底如何处理用来清偿债务的“抵债物”。
笔者认为，要讨论“抵债物”的处置方式，首先要深入理解以物抵债协议。当事人于债务清偿期届满后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根据是否约定消灭原有的债务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债的更新，即当事人成立新债务，同时消灭旧债务，此时民间借贷的债务已经消灭，此时债权人只能请求债务人履行以物抵债协议。
另一种则是新债清偿，即成立一个与旧债务并存的新债务，债权人一般应先行使新债务履行请求权（即请求债务人交付物）,但在新债务届期不履行,致使以物抵债协议目的不能实现时,债权人有权请求债务人恢复履行旧债务（即归还借款）。而民间借贷中以物抵债的“抵债物”处置属于新债与旧债并存情形，因此本文仅在新债清偿情形下予以探讨。
由于以物抵债协议是当事人之间对于如何清偿债务做出的安排，只要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最大程度上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允许以物抵债协议发生效力、完成履行。
因此，笔者认为即便“抵债物”的价格上涨，出借人仍可以请求借款人交付该“抵债物”。最高人民法院在瑞丽市宝佳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与云南天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再审案中，同样肯定了以物抵债协议赋予出借人对“抵债物”的交付请求权。
在新债清偿情况下，若债务人不履行以物抵债，债权人有权请求债务人恢复旧债务的履行，或请求债务人交付“抵债物”。但由于以物抵债协议的目的在于实现债务的清偿，而非让债权人通过协议谋取额外收益，债务人可以以完全清偿旧债务为条件对抗债权人对“抵债物”的交付请求。
故而，在“抵债物”尚未交付债权人时，债务人请求直接清偿旧债务、请求法院执行其他财产以清偿旧债务、请求法院直接执行“抵债物”以清偿旧债务的，法院应当支持。“抵债物”变现后超出民间借贷年利率法定上限的部分，理应归债务人所有。这样既不与现行的法律规定产生冲突，又符合以物抵债清
偿债务的内涵，也能更好的平衡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利益。
结语
长期以来，民间借贷凭借其形式灵活、手续简便、融资快捷等特点为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融资难、融资贵的状况，满足了社会多元化融资需求。随着经济发展和民间借贷日渐活跃，最高法于2020年8月和2020年12月两次对《旧规》进行重大修改。此次，最高法民一庭又就《新规》施行后借款利息、借款形式等存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答复，不仅为司法审判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民间借贷的直接参与者适应新的法律和市场环境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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