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马未都的父亲身患重症，躺在病床上时日无多，他对儿子说：“给爹来个痛快吧，爹很难受，不想治了！”

马未都含着泪，忍痛拔掉了管子，四天之后，马老爷子就与世长辞了。

多年后回忆此事，马未都无奈地说：“放弃抢救，也是一种无言的爱与孝！”

1955年，马未都出生于京城空 军大院，用他自己的话说：京城文娱圈是讲究论资排辈的，冯小刚那样的，别看他咋咋呼呼的，其实在“大院子弟”的圈子里，他根本排不上号。

马未都的父亲名叫马丹林，是山东人，他是一位军人，奉献、牺牲、付出了大半辈子后，马老爷子回归家庭，在院子里种种花、养养草，含饴弄孙、颐养天年。

有一次，马未都回老宅子里探望父亲，看到老爷子正在搬院子里的一大盆花。

那时，马老爷子已经七十多岁了，身子骨却依旧硬朗，那盆花很大、很重，之前马未都也试着搬过，可却纹丝不动。

而马老爷子往手心里啐了口唾沫，拍了拍手，直接就把那盆花抱了起来，绕着院子转了好几圈，才找到合适的方位。

马未都惊得目瞪口呆，也越加佩服自己的父亲，那当真是老当益壮啊。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

某一天，马未都在家陪老爷子聊天解闷时，老爷子突然揉着肚子说：“儿啊，爹这肚子里，好像长了个东西～”

人上了年纪，就怕身体出毛病，马未都不敢怠慢，赶紧带着老爷子上医院检查。

这一查，果然查出了毛病，医生告诉马未都：“你父亲肚子里长了一个肿瘤，十分硕大，最好切除才保险！”

“切！”马爷一听就着急了，他不缺钱，缺的就是好大夫。

马爷遍寻京城名医，给父亲安排了最佳的医院与最好的主刀医生。

做手术那天，一大家子人守在手术室外边，因为这个手术时间比较长，得5——8个小时，马爷就寻思着让其他家人在这等着，他回去取一些生活用品。

然而，马爷还没回到家时，医院就打来了电话：“马爷，您父亲的肿瘤太大了，切不得啊，那可是切一发而动全身啊，如果强行切除，可能连手术台都下不来！”

马爷忧愁满面，他遵从了医生的意见，同时为了安慰父亲，他决定向老爷子撒一个善意的谎言。

老爷子从手术室出来后，马爷告诉他：“爹，肿瘤摘了，手术进行的很顺利！”

马老爷子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表，又摸了摸自己的肚子，他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但他没点破，只是淡淡地说：“那就好，那就好……”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马老爷子的病情又加重了，他躺进了病房，身上插满了管子，不能吃饭，只能靠输营养液维持，既难受又辛苦。

马老爷子躺在病床上，有气无力地问马爷：“儿啊，跟爹说句实话，那颗瘤子到底摘没摘啊？”

马爷只好把前因后果都告诉了老爷子，老爷子倒是很淡定，他的前半生是从枪林弹雨里走过来的，对于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老爷子语气平和地告诉马爷：“儿啊，爹早就知道了，从手术室出来20多天了，身上一直没插导流管，这就说明手术没做成！”

对于老爷子的睿智与洞察力，马爷更是深表敬佩。

又过了几天，马老爷子的身体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了，他身上的管子也越插越多，看起来都快折腾地不成形了。

有一天，马老爷子握着马爷的手，近似哀求地说：“儿啊，爹想通了，当年在战场上，很多战友都牺牲了，爹能活到现在，也知足了。爹太难受了，爹不想治了，再这样下去，也会拖累你们的！”

马爷读懂了父亲的言外之意，他眼含热泪，认真地问父亲：“爹，这是您的决定吗？”

老爷子点了点头：“是！”

“那好，我尊重您的决定，咱不治了！”马爷含着泪、忍着痛说出了这句话。

等到了晚上，趁着父亲陷入沉睡中时，马爷让医生把老爷子身上的管子全给拔了。

四天之后，老爷子就走了。

临走那天，恰好医生给老爷子打了一针有助于睡眠的药剂，可以说，老爷子在睡梦中离开了人间，走得很安详，没有痛苦。

对于马爷来说，这也让他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慰，心里好受了一些。

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个时刻，看着亲人躺在病床上，在各种管子、仪器、药剂的辅助下，孤独地对抗着难以战胜的颓势。

这个时候，是选择让亲人与病魔抗争到底，到最后折腾的不成人形，饿成皮包骨，毫无尊严地离去。

还是，狠下心来，选择另一种结束的方式。

这个决断是很难下的，除了关乎心态，还在于经济情况，幸好，现在有了医保，减轻了很多困难患者的负担，让他们多了一份信心与选择。

然而，对于某些病况来说，不是说花了多少钱就能治好的，这时候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大家对此有何看法，你认同马未都的做法与决定吗？

八宝山公墓，安放着诸多开国将帅的骨灰，他们戎马一生，战功赫赫，随便挑出一位，他的事迹都能讲上三天！但凡事都有例外，有一名炊事员，军衔仅仅是排级少尉，一生从未摸枪，说起他的事迹，两个字就可以概括：干活。

就是这么一名普普通通的“打杂”人员，死后却被安葬在了八宝山公墓，他究竟是谁？不知道，几十年来大家都称呼他“哑巴”，而他的骨灰盒上，也只是标注了“哑巴同志”！

那是1935年5月的时候，红军来到了四川大渡河一带，这里山高林密，道路崎岖，红军队伍因为路向犯了愁，大家都人生地不熟的，加上敌人后有追兵，前有堵截，一时间不知所向。

为了尽快脱离此地，最终决定，在附近的村子找一名合适的向导，可询问了半天，也没寻出个结果，当地人见了当兵的就跑，而这时，一名衣着褴褛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用手比划着，“噢！噢！噢！”地叫了几句，示意红军跟着他走。

众人看着眼前的男子，立刻警惕了起来，万一要是敌人乔装的奸细，就很有可能引着队伍往危险的地方走，后果不堪设想。

见红军不跟着他走，哑巴急得“噢噢”直叫，不断挥手示意。

红军指战员左思右想，横竖都是个险，一咬牙一跺脚，下令部队立即启程，跟着哑巴走。

就这样，红军队伍跟着哑巴一口气走了200多里地，途中没有遇见一个敌人，而且道路逐渐变得开阔起来，这时大家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哑巴是真的来为红军带路的。

红军指战员握着哑巴的手，热情地感谢道：“谢谢你为我们带路，你的任务完成了，可以回家了。”

也不知哑巴究竟听到没有，只是呵呵地“傻笑”，笑过之后继续跟着队伍走，“十个哑巴九个聋，也许他听不到我们说话！再走下去他就离家远了，得让他赶紧回家。”大家都这么想着。

于是，大家伙不断地对哑巴讲：“同志，谢谢你为我们带路，你可以回家了！”

哑巴察觉到了大家在让他回去，不但没有走，还“抢”走了炊事班的一口锅，背在了自己的身上，并用手示意道：“我不回去了，我要跟着你们走！”

没办法，只好把他留了下来，并把他分在了炊事班，负责挑水、劈柴、烧火的一些杂活。可令谁都没想到的是，哑巴的杂活，一干就是几十年。

从长征干到了抗日战争，又干到了解放战争，最后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几十年间，哑巴所在的部队换了一个又一个，身边的战友和上级换了一茬又一茬，可唯一没变的是，哑巴不管走到哪个部队，依旧是炊事班的一名“打杂”人员，整日忙碌的，还是干活。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哑巴跟着部队进了京，继续留在了炊事班干活，而此时他已经是年近六旬的老人了，年轻的士兵们心疼他，不让他干活，哑巴闲了下来，却变得整日郁郁寡欢，慢慢地，人们才知道，哑巴在部队干了几十年的活，任劳任怨，如今闲下了，觉得是自己没用了，因此而闷闷不乐。

部队的首长们知道后，就将哑巴从炊事班调了出来，让他去管理营区的两片果园。从此，哑巴离开了干了半辈子的炊事班，在果园又兢兢业业地干了起来。

1955年授衔仪式前，组织考虑到哑巴多年来的默默付出，最终决定，授予哑巴少尉军衔，正排级！

1983年6月14，为革命奋斗了一生的哑巴在北京逝世，由于哑巴始终孤身一人，身边没有亲人，组织研究决定后，将他的骨灰，安放在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编号“277”。

哑巴至死，人们都不知道他叫什么，所以在他的骨灰盒上，标注了一个特殊的名字：“哑巴同志”！

直到哑巴离世后多年，经专业人士的研究考察，才确认了哑巴的真实身份：熊世皮，1891年生人，祖籍四川省泸定县磨西镇海螺沟竹麻场下熊家。

这是洪学智、王诚汉两位将军1990年在重庆合影留念。
洪学智将军身穿中山装，身躯高大（1米85），王诚汉将军身穿西装，打领带。他们怎么没有穿军装呢？原来他们刚卸任军职不久，洪学智卸任了中央军委委员，王诚汉卸任了军事科学院政委。洪学智已77岁，王诚汉73岁，但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很好，看不出他们已经是年逾古稀的老人。
洪学智与王诚汉都于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洪学智是两授上将，被誉为“六星上将”，王诚汉是1955年的开国少将，他们都出身红四方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