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2012年9～12月，根据《吉州窑遗址保护规划》和《吉州窑遗址“十二五”考古发掘计划》，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吉安县博物馆、吉安市博物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考古与博物馆学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与博物馆学系对陶瓷厂窑址（图二十二）、尹家岭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图二十三）。共计布10米×10米探方6个、5米×10米探方6个、5米×5米探方2个、3 米×15米探沟1条，方向正南北，发掘面积995平方米。揭露圆形釉缸8个、砖砌圆形池2个、砖砌长方形池2个、辘轳车基座5个、道路2条、砖墙2道、匣钵墙3道、排水沟2条、砖地面2处，以上遗迹共编28个号，分属宋代、元代、明代等不同时期。较为重要的是3组拉坯、修坯或者施釉的制瓷遗迹，这些制瓷遗迹基本布设在用长方形砖或匣钵残片铺就的建筑中，一侧分布辘轳车基座或者釉缸，一侧分布方形练泥池或者储泥池（图二十四），为推断宋元时期吉州窑的制瓷工艺流程提供了重要资料。出土一批宋元明时期的青白釉、白釉、黑釉（图二十五）、绿釉和白釉彩绘瓷（图二十六）标本，为了解吉州窑的文化内涵和进行分期断代打下了基础。比较特别的是一批形状不一的南宋时期胎料和釉料试片，3～4个试片包裹在灰褐色或褐色粗砂胎的圜底器里，上端有明显的封口盖（图二十七）。有的试片刻划有特殊的符号，可以明显看出是用于烧制试验的。吉州窑工匠采用外围环境、材料与器物装烧氛围完全相同的方式进行烧制试验，进行探索性生产，为吉州窑的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4]。
茅庵岭窑址位于吉州窑遗址中部的核心地区，北侧毗邻东昌路，东侧与后背岭相连，南侧与蒋家岭相接，西侧邻近尹家岭。2006～2007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联合相关单位，采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科研院所与高校相结合、考古学与陶瓷工艺相结合等的研究方式， 使用地面普查（涵盖区域调查、重点调查）、重点勘探、航空遥感、中子活化分析和同步辐射X 射线荧光法（SRXRF）等开展吉州窑遗址的全面调查、勘探工作。其中在对茅庵岭窑址进行重点勘探时，在窑址南面山坡发现窑炉迹象，为此布两个10米×10米探方进行试掘（图二十八）， 揭露了匣钵墙、墓葬、灰坑以及窑炉等遗迹，初步确定该区域是吉州窑宋元时期的主要烧成区。当年采取就地保护的措施。
为配合吉州窑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深化对吉州窑的研究，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吉安县文物局、吉安市博物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考古与博物馆学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景德镇陶瓷大学艺术考古文博学院、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旅游学院等单位，于2014年2月～2015年1月、2016 年9～11月、2017年 3～12月对茅庵岭窑址进行了连续考古发掘（图二十九）。共10米×10米探方17个，方向正南北，后局部扩方，总计揭露面积1750平方米，发现龙窑、房基、道路、墓葬、灰坑、墙体等遗迹，出土一批宋元明时期的青白釉、白釉、黑釉、绿釉、卵白釉、彩绘瓷器标本[15]。
该区域的遗迹编号从MF21编至MF111，共有91个，遗迹类型多样，有龙窑3座、墙基25条、道路3条、墓葬16座、灰坑15个、挡土墙24道、排水沟2条、砖砌池2个、储泥池1个。
2018年1月，吉安县文物局根据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于 2017年6月设计的《吉州窑遗址（茅庵岭窑址片区）保护性设施工程方案》开始实施保护棚建设工程，在龙窑遗迹两侧基础打桩及清表施工过程中发现密集的窑炉遗迹和大量堆积。吉安县立即停止施工， 并请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新发现的遗迹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按国家文物局《关于吉州窑茅庵岭窑址保护棚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批复》意见，于2018年9月～2019年2月对茅庵岭窑址保护棚施工范围新发现的遗迹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对工程涉及区域3000平方米进行清理，并对部分遗迹进行重点解剖。在茅庵岭龙窑遗迹西侧布10米×10米探方13个，在东面T3419布 2米×10米探沟1条，在东南角布10米×10米探方T2920，探方主要集中在茅庵岭窑址原来揭露的龙窑遗迹西侧，方向正南北，共揭露面积 1420 平方米，发现一批龙窑、墙体、道路、墓葬、灰坑、制瓷作坊等遗迹，出土较多宋元明时期的青白釉、白釉、黑釉、绿釉、卵白釉、彩绘瓷器和窑具标本。
配合茅庵岭窑址保护棚建设考古发掘揭露遗迹20处，编号为MF113～MF131，其中2014年发现的道路MF68继续向东西两侧延伸，本年度没有另行编号。遗迹包括龙窑3座（因保护展示需要没有全面揭露）、上窑路4条、墙体4道、砖砌道路1条、釉缸2个、储料池2个以及墓葬1座、灰坑3个。
自2006年以来，茅庵岭窑址共布10米×10米探方33个，揭露面积3170平方米（图三十）。根据遗迹单位、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初步将茅庵岭窑址揭露的遗迹分为五组，大致对应北宋、南宋、元、明、清时期。
https://t.cn/A65XdxaC
茅庵岭窑址位于吉州窑遗址中部的核心地区，北侧毗邻东昌路，东侧与后背岭相连，南侧与蒋家岭相接，西侧邻近尹家岭。2006～2007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联合相关单位，采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科研院所与高校相结合、考古学与陶瓷工艺相结合等的研究方式， 使用地面普查（涵盖区域调查、重点调查）、重点勘探、航空遥感、中子活化分析和同步辐射X 射线荧光法（SRXRF）等开展吉州窑遗址的全面调查、勘探工作。其中在对茅庵岭窑址进行重点勘探时，在窑址南面山坡发现窑炉迹象，为此布两个10米×10米探方进行试掘（图二十八）， 揭露了匣钵墙、墓葬、灰坑以及窑炉等遗迹，初步确定该区域是吉州窑宋元时期的主要烧成区。当年采取就地保护的措施。
为配合吉州窑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深化对吉州窑的研究，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吉安县文物局、吉安市博物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考古与博物馆学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景德镇陶瓷大学艺术考古文博学院、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旅游学院等单位，于2014年2月～2015年1月、2016 年9～11月、2017年 3～12月对茅庵岭窑址进行了连续考古发掘（图二十九）。共10米×10米探方17个，方向正南北，后局部扩方，总计揭露面积1750平方米，发现龙窑、房基、道路、墓葬、灰坑、墙体等遗迹，出土一批宋元明时期的青白釉、白釉、黑釉、绿釉、卵白釉、彩绘瓷器标本[15]。
该区域的遗迹编号从MF21编至MF111，共有91个，遗迹类型多样，有龙窑3座、墙基25条、道路3条、墓葬16座、灰坑15个、挡土墙24道、排水沟2条、砖砌池2个、储泥池1个。
2018年1月，吉安县文物局根据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于 2017年6月设计的《吉州窑遗址（茅庵岭窑址片区）保护性设施工程方案》开始实施保护棚建设工程，在龙窑遗迹两侧基础打桩及清表施工过程中发现密集的窑炉遗迹和大量堆积。吉安县立即停止施工， 并请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新发现的遗迹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按国家文物局《关于吉州窑茅庵岭窑址保护棚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批复》意见，于2018年9月～2019年2月对茅庵岭窑址保护棚施工范围新发现的遗迹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对工程涉及区域3000平方米进行清理，并对部分遗迹进行重点解剖。在茅庵岭龙窑遗迹西侧布10米×10米探方13个，在东面T3419布 2米×10米探沟1条，在东南角布10米×10米探方T2920，探方主要集中在茅庵岭窑址原来揭露的龙窑遗迹西侧，方向正南北，共揭露面积 1420 平方米，发现一批龙窑、墙体、道路、墓葬、灰坑、制瓷作坊等遗迹，出土较多宋元明时期的青白釉、白釉、黑釉、绿釉、卵白釉、彩绘瓷器和窑具标本。
配合茅庵岭窑址保护棚建设考古发掘揭露遗迹20处，编号为MF113～MF131，其中2014年发现的道路MF68继续向东西两侧延伸，本年度没有另行编号。遗迹包括龙窑3座（因保护展示需要没有全面揭露）、上窑路4条、墙体4道、砖砌道路1条、釉缸2个、储料池2个以及墓葬1座、灰坑3个。
自2006年以来，茅庵岭窑址共布10米×10米探方33个，揭露面积3170平方米（图三十）。根据遗迹单位、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初步将茅庵岭窑址揭露的遗迹分为五组，大致对应北宋、南宋、元、明、清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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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ll 新见汉“巨万石”陶质仓印略说
焦新帅/文 平湖玺印篆刻博物馆
上世纪80年代，在山东莱州市西由镇街西村出土了一枚汉代铜质盐官印，铸白文“右盐主官”四字，印面上方饰一对相向兽纹，印体薄皮绿绣，极为硕大，重达6.5公斤，属特大型铜质印，现藏莱州市博物馆。该印形制罕见，由印体和印柄两部分合铸而成，印体呈薄板状，印面近正方形，高25.5厘米，宽23.7厘米，厚1.5厘米。把柄中空，又有对穿小孔，柄高7．8厘米，横长10．3厘米，使用时以木棍插入铜柄，再以铜钉贯穿小孔，使之牢固，便于盐堆封记之用。盐业在古代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西汉武帝时实行盐铁专卖，由中央直接选派地方盐铁官，盐铁收入上缴国库。专卖古时谓之“禁榷”，是我国古代经济立法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其中盐铁又是古代专卖立法的最主要对象。
《后汉书·百官志》载：西汉时“郡国盐官、铁官本属司农”；东汉时废除盐铁专卖制，而改为收税制，盐税则归少府；“凡郡国出盐多者置盐官，主收税”，郡国盐官铁官“皆属郡县”。据《汉书·地理志》载，汉武帝时在全国27个郡的37个县内设置了盐官，东莱郡五县均设有盐官，其中“曲成、当利”二县其地就在今莱州市境内，出土此盐官印处，即属汉曲成所辖之地。古代主管盐务的官职，仅汉代时称“盐官”，并分为左、右。三国时改为“司盐都尉”、“司盐监盐官”，晋在“司盐都尉”之下设“司盐监丞”，无“左盐”、“右盐”之称，以后也再无称“盐官”者。
汉代盐铁官营，即生产、运输、销售三项全部官营的情况下，向内地运盐亦由官府包办，为防止运输中盗窃和禁绝私人贩运，需在盐上加盖盐官印。在盐业改为私营官府收税制之后，官府仅对私盐发卖进行监督，为防偷卖逃税，仍需在私盐堆上封盖官印。这枚全国罕见的“右盐主官”巨印即东汉时东莱郡官府为收取盐税和监督私盐发卖时用的封盐大印。此盐官印造型硕大，在古代玺印中为仅见。它不应该是用于盐政等公务文书封泥之上，而应是用来封实物盐的专用封记图章。煎煮出的盐，颗粒散碎细小，称作“末盐”，在这样的盐堆上加盖封记会留下清晰的模印。所以说这应该是当时官府为防盐被盗卖、偷运而采取的一种重要防范措施。此枚盐官印的出土发现，对研究我国盐业史有着极为重要的资料价值。
历朝历代粮食问题皆是国家的头等大事，西周《礼记·王制》载：“国无九年之储，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管子·牧民》开篇即讲：“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强调了治理国家务必重视农时安排和农业生产，巩固国家之关键则在于粮食储备。
秦统一六国后，设立了大规模的粮仓，如当时的栎阳仓积粮二万石，咸阳仓积粮十万石。同时还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仓储制度，从中央至地方都建有粮食仓储，一般地方的粮库为万石一积。从粮仓的职能上看，也有了储备库、运转库及供应库的分工，例如秦都城附近的咸阳仓就是大型储备库和供应库。而建立在河南荥阳东北方向敖山上的“敖库”则是大型的粮食中转库，中央将中原地区的漕粮集中于此，向西输送至关中、陇西等西部地区，向北输送到边塞各地，极具战略意义。秦时设置“治粟内史” 为中央主管粮食的职官，县乡各级分设“啬夫”、“仓佐”等。湖北云梦所出《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即记载了秦代的《仓律》，也是我国第一部成文的粮食管理制度，其中如对粮仓储存的规定“勿令败”等。对粮食的验收、出入库、保管、加工、折算等制定了具体制度。
西汉初期刘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粮食积累日益增多。西汉政权开始把储粮、备战、备荒提高到治国之本的高度来认识，于是全国积极实行粮食储备政策，广建官仓，广储粮食，设置专官负责管理，出现了长安城的太仓、各县的县仓和常平仓等。中原地区的农业较前代有极大的发展，粮食产量大幅增加，民以食为天，中国历朝历代都是以农立国。《周礼地官仓人》云：“仓人掌粟之入藏……以待邦用……有余则藏之，以待凶而颁之。”储藏粮食事关国家的安定，西汉各地兴建有许多建筑水平很高的国家粮仓，这些大型粮仓内部有先进的防潮和通风设施。不过，单是规模庞大、设施先进还远远不够，积粮防饥最重要的任务还是仓廪的人为管理。
1956年内蒙古额济纳旗 (属甘肃酒泉专署甲渠候官治所遗址，即著名的居延破城子) 出土了一枚“万石”仓印，即为当时军队粮仓管理的物证，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万石”仓印长15厘米，宽12厘米，印体高3厘米。松木质，呈长方形，印面平整，印面四边成二层台，使印面呈凸起状。甘肃博物馆藏品描述，印背面四边斜坡，形似覆斗，正中有一方孔，应原装有印柄，现已脱失。印面阴刻“万石”二字，是西汉时期粮仓管理的物证。惜印体、印背图始终未曾公布。云梦睡虎地秦简《效率》规定，县仓“入禾，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即指粮食入仓，以“万石”为一仓。甲渠候官为边塞烽燧防御系统的基层组织，级别相当于县，此印的用途应与县级粮食仓储有关。
云梦睡虎地秦简《仓律》载：“入禾仓，……县啬夫若丞及仓、乡相杂以印之……自封印，皆辄出”。谷物入仓，要由县啬夫或丞，也就是县令或长吏，会同粮仓主管人员以及乡吏共同封缄。粮食入仓后，以万石为统计单位，在铺平的粮食表面加盖此印，平整堆放的粮食表面就会出现凸起的“万石”印文，以此为封定标志，出仓时便于检验粮食是否有扰动痕迹。陶印“巨万石”，乾堂藏，平湖玺印博物馆杨广泰先生论此印：“是可知中国古代玺印私人收藏品中最大的一件。”该印传出于陕西长安城遗址，灰陶质，视印文风格应为汉时之物。印面长13厘米，宽8.5厘米，印体通高8厘米。印面四周略有碰损，印纽四周向中间收拢，成覆斗状。钮端有圆形穿孔，打磨规整，以便使用时抓取，其型和古人制陶所用陶拍相像。印侧一面阴刻篆书“千”字，字体硕大可人，线条遒劲。印文阴刻，细看印面上下两侧减地，与“万石”木质印印面四周减地处理手法一致。“巨万”二字为反文，巧妙之处在于“巨”字左边线条垂落至印底，起到一个充当外围边框的作用，“万”字的右边做下垂的延伸，起到对右边边框包围的作用，相应产生了文字嵌合的章法巧思。三字融为一团，各有包容与挪让，也可以看出汉人在章法安排上煞费心思。此印材质所限，刻制方法为凿刻，异于两汉常见的铸造印章，印面又使我们得以窥见古人刻制时的历历刀痕。文字线条苍浑古朴，章法布局趣味横生。此印之用途和“万石”木质印相似，应同属于汉代仓储类用印。
这三枚形制珍罕的印章，使用方法异于秦汉时常见封缄文书囊笥的用途，让我们见证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能。它不仅为玺印研究和篆刻作者提供珍贵材料，也为研究汉代经济、仓储制度等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和历史意义。
《活頁印譜 – 孙慰祖跋“巨万石”陶印拓本》
“巨万石”，乾堂藏，平湖璽印篆刻博物館2020年8月拓制，附孙慰祖先生跋：“巨万石”，陶质。此印形制简率，文字方折，为汉魏间物。《秦律 • 仓律》云：入禾倉，萬石一積而比黎之為戶，倉嗇夫及倉佐主稟者自封印。甘肅甲渠候官遺址曾出西漢「萬石」木印，其用一也。「萬」字從簡，見漢印及漢金文。跋文由桐鄉書法家張明先生手書。拓本沿用以往同一纸型，纸页全幅23·5x33厘米。
焦新帅/文 平湖玺印篆刻博物馆
上世纪80年代，在山东莱州市西由镇街西村出土了一枚汉代铜质盐官印，铸白文“右盐主官”四字，印面上方饰一对相向兽纹，印体薄皮绿绣，极为硕大，重达6.5公斤，属特大型铜质印，现藏莱州市博物馆。该印形制罕见，由印体和印柄两部分合铸而成，印体呈薄板状，印面近正方形，高25.5厘米，宽23.7厘米，厚1.5厘米。把柄中空，又有对穿小孔，柄高7．8厘米，横长10．3厘米，使用时以木棍插入铜柄，再以铜钉贯穿小孔，使之牢固，便于盐堆封记之用。盐业在古代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西汉武帝时实行盐铁专卖，由中央直接选派地方盐铁官，盐铁收入上缴国库。专卖古时谓之“禁榷”，是我国古代经济立法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其中盐铁又是古代专卖立法的最主要对象。
《后汉书·百官志》载：西汉时“郡国盐官、铁官本属司农”；东汉时废除盐铁专卖制，而改为收税制，盐税则归少府；“凡郡国出盐多者置盐官，主收税”，郡国盐官铁官“皆属郡县”。据《汉书·地理志》载，汉武帝时在全国27个郡的37个县内设置了盐官，东莱郡五县均设有盐官，其中“曲成、当利”二县其地就在今莱州市境内，出土此盐官印处，即属汉曲成所辖之地。古代主管盐务的官职，仅汉代时称“盐官”，并分为左、右。三国时改为“司盐都尉”、“司盐监盐官”，晋在“司盐都尉”之下设“司盐监丞”，无“左盐”、“右盐”之称，以后也再无称“盐官”者。
汉代盐铁官营，即生产、运输、销售三项全部官营的情况下，向内地运盐亦由官府包办，为防止运输中盗窃和禁绝私人贩运，需在盐上加盖盐官印。在盐业改为私营官府收税制之后，官府仅对私盐发卖进行监督，为防偷卖逃税，仍需在私盐堆上封盖官印。这枚全国罕见的“右盐主官”巨印即东汉时东莱郡官府为收取盐税和监督私盐发卖时用的封盐大印。此盐官印造型硕大，在古代玺印中为仅见。它不应该是用于盐政等公务文书封泥之上，而应是用来封实物盐的专用封记图章。煎煮出的盐，颗粒散碎细小，称作“末盐”，在这样的盐堆上加盖封记会留下清晰的模印。所以说这应该是当时官府为防盐被盗卖、偷运而采取的一种重要防范措施。此枚盐官印的出土发现，对研究我国盐业史有着极为重要的资料价值。
历朝历代粮食问题皆是国家的头等大事，西周《礼记·王制》载：“国无九年之储，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管子·牧民》开篇即讲：“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强调了治理国家务必重视农时安排和农业生产，巩固国家之关键则在于粮食储备。
秦统一六国后，设立了大规模的粮仓，如当时的栎阳仓积粮二万石，咸阳仓积粮十万石。同时还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仓储制度，从中央至地方都建有粮食仓储，一般地方的粮库为万石一积。从粮仓的职能上看，也有了储备库、运转库及供应库的分工，例如秦都城附近的咸阳仓就是大型储备库和供应库。而建立在河南荥阳东北方向敖山上的“敖库”则是大型的粮食中转库，中央将中原地区的漕粮集中于此，向西输送至关中、陇西等西部地区，向北输送到边塞各地，极具战略意义。秦时设置“治粟内史” 为中央主管粮食的职官，县乡各级分设“啬夫”、“仓佐”等。湖北云梦所出《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即记载了秦代的《仓律》，也是我国第一部成文的粮食管理制度，其中如对粮仓储存的规定“勿令败”等。对粮食的验收、出入库、保管、加工、折算等制定了具体制度。
西汉初期刘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粮食积累日益增多。西汉政权开始把储粮、备战、备荒提高到治国之本的高度来认识，于是全国积极实行粮食储备政策，广建官仓，广储粮食，设置专官负责管理，出现了长安城的太仓、各县的县仓和常平仓等。中原地区的农业较前代有极大的发展，粮食产量大幅增加，民以食为天，中国历朝历代都是以农立国。《周礼地官仓人》云：“仓人掌粟之入藏……以待邦用……有余则藏之，以待凶而颁之。”储藏粮食事关国家的安定，西汉各地兴建有许多建筑水平很高的国家粮仓，这些大型粮仓内部有先进的防潮和通风设施。不过，单是规模庞大、设施先进还远远不够，积粮防饥最重要的任务还是仓廪的人为管理。
1956年内蒙古额济纳旗 (属甘肃酒泉专署甲渠候官治所遗址，即著名的居延破城子) 出土了一枚“万石”仓印，即为当时军队粮仓管理的物证，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万石”仓印长15厘米，宽12厘米，印体高3厘米。松木质，呈长方形，印面平整，印面四边成二层台，使印面呈凸起状。甘肃博物馆藏品描述，印背面四边斜坡，形似覆斗，正中有一方孔，应原装有印柄，现已脱失。印面阴刻“万石”二字，是西汉时期粮仓管理的物证。惜印体、印背图始终未曾公布。云梦睡虎地秦简《效率》规定，县仓“入禾，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即指粮食入仓，以“万石”为一仓。甲渠候官为边塞烽燧防御系统的基层组织，级别相当于县，此印的用途应与县级粮食仓储有关。
云梦睡虎地秦简《仓律》载：“入禾仓，……县啬夫若丞及仓、乡相杂以印之……自封印，皆辄出”。谷物入仓，要由县啬夫或丞，也就是县令或长吏，会同粮仓主管人员以及乡吏共同封缄。粮食入仓后，以万石为统计单位，在铺平的粮食表面加盖此印，平整堆放的粮食表面就会出现凸起的“万石”印文，以此为封定标志，出仓时便于检验粮食是否有扰动痕迹。陶印“巨万石”，乾堂藏，平湖玺印博物馆杨广泰先生论此印：“是可知中国古代玺印私人收藏品中最大的一件。”该印传出于陕西长安城遗址，灰陶质，视印文风格应为汉时之物。印面长13厘米，宽8.5厘米，印体通高8厘米。印面四周略有碰损，印纽四周向中间收拢，成覆斗状。钮端有圆形穿孔，打磨规整，以便使用时抓取，其型和古人制陶所用陶拍相像。印侧一面阴刻篆书“千”字，字体硕大可人，线条遒劲。印文阴刻，细看印面上下两侧减地，与“万石”木质印印面四周减地处理手法一致。“巨万”二字为反文，巧妙之处在于“巨”字左边线条垂落至印底，起到一个充当外围边框的作用，“万”字的右边做下垂的延伸，起到对右边边框包围的作用，相应产生了文字嵌合的章法巧思。三字融为一团，各有包容与挪让，也可以看出汉人在章法安排上煞费心思。此印材质所限，刻制方法为凿刻，异于两汉常见的铸造印章，印面又使我们得以窥见古人刻制时的历历刀痕。文字线条苍浑古朴，章法布局趣味横生。此印之用途和“万石”木质印相似，应同属于汉代仓储类用印。
这三枚形制珍罕的印章，使用方法异于秦汉时常见封缄文书囊笥的用途，让我们见证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能。它不仅为玺印研究和篆刻作者提供珍贵材料，也为研究汉代经济、仓储制度等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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