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初五 恭迎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大师诞辰——吾本来兹土 传法救迷情
达摩祖师，即菩提达摩，意译为觉法。在《续高僧传》、《五灯会元》等典籍中记载，达摩祖师原为南天竺（古印度）人香至王第三子，生于南天竺，是印度禅宗第二十七代祖师般若多罗尊者的大弟子，印度禅宗第二十八代祖师，中国禅宗初祖。
有一天，达摩祖师向他的师父求教说：“我得到佛法以后，应到何地传化？”般若多罗尊者说：“你应该去震旦（今中国）。”达摩祖师遵照师父的嘱咐，准备好行李，驾起一叶扁舟，乘风破浪，飘洋过海，用了三年时间，历尽艰难曲折，来到了中国。
或许是沿着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达摩祖师在当时的“南越”（现今海南岛对岸区域）登陆，到如今的广东境内。崇佛的梁武帝得知有这么一位天竺僧达摩的到来，就遣使持诏将他迎至当时的国都建康（今南京）。
梁武帝自得地问道：“我自即位以来，写经、造寺、度僧无数，功德如何？”
达摩祖师却淡淡回答：“没有功德可言！”
梁武帝被浇了一盆冷水：“怎么会没有功德呢？”
达摩祖师说：“这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
梁武帝追问：“什么是真功德？”
达摩祖师答：“真正功德是净智妙圆，体自空寂。这功德不是用世俗的方法求得的。”
梁武帝又问了：“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达摩祖师答：“廓然无圣！”
梁武帝再问：“坐在我对面的是谁？”
达摩祖师答：“不识！”
几番对答下来，梁武帝难免有些恼怒，而不能领悟达摩祖师之意。
两人机缘不契，这场见面不欢而散。后来，梁武帝结识了志公大师，谈起了与达摩祖师的这番对话。志公大师从旁点拨：“这是观世音菩萨传佛心印。”梁武帝这才有所悔悟，急忙遣人追赶，但此时达摩祖师已经一苇渡江，飘然离去。
达摩祖师渡江后，到浦口定山寺修行，后来游历中土，曾在嵩洛地区云游参访。不知哪一日起，在少室山后山的五乳峰上，达摩祖师择洞禅居，经年累月的面壁修行起来，时人称他为“壁观婆罗门”。
当时有一位高僧神光知达摩祖师在少林寺，遂去参拜。然而祖师端坐，面壁不语。神光思忖：“古人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布施，古人尚须如是，何况我辈！”是年十二月九号晚，天降大雪，神光立于雪中，坚持不动。
翌晨，雪埋过膝，祖师悯问道：“汝久立雪中，有何所求？”神光垂泪：“唯愿和尚慈悲，为我开甘露门，广度群品。”祖师回言：“诸佛无上之妙道，于长劫中精勤，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岂可以小德、小智、轻心、慢心而希求无上乘？此唯徒劳而已。”神光闻此教诲，遂取利刀，斩断左臂，置于师前。祖师知是法器，遂言：“诸佛最初求道，为法忘躯，汝今断臂与我求法亦可。”如是为其取名“慧可”。
慧可问师：“诸佛之法印可闻否？”祖师言：“诸佛法印，非从人得。”慧可说：“吾心不安，请师安之。”祖师言：“将心来，与汝安。”慧可良久方言：“觅心了不可得。”祖师言：“与汝安心竟。”慧可闻言当下即悟。
后世佛教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为达摩禅法的标志，经过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的代代衣钵传承，得遇六祖惠能现世后，禅宗一脉高僧辈出。最终，一花开五叶，形成了沩仰宗、临济宗、云门宗、曹洞宗、法眼宗这五大宗派。达摩祖师的思想对中华文化影响深远，后来经由数代大德的不懈努力，直至达摩祖师之后的六百多年的南宋，禅宗终成主流，几乎达到无寺不禅的地步，杭州灵隐寺即是禅门临济宗的寺院之一。
达摩祖师学问渊博，既为有部宗匠，又精通大乘两派宗义，三藏五明无不博通。但是，他传授的禅法却极为朴实简练，由他开始的禅法堪称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次革命。不过由于资料残缺，他所传授的禅法主要由其弟子昙林所著“二入四行说”为其主要理论，简要言之，一是理入，二是行入。所谓的入，就是“入道”，即趣入大乘菩提道。
理入，是“藉教悟宗”，即“壁观”，“宗”是《楞伽经》说的“自宗通”，自证圣教，但是要“悟宗”，需要“藉教”。“藉教”，依昙林的说法，是“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覆，不能显了”。由信仰如来藏，发起“舍妄归真”的信心，而由“凝住壁观”下手参究。但在悟入之后，还要发行，以四行在人世间克己利他。达摩的禅法，简明深入，展现了印度大乘佛教的真面目，开展了中国禅宗的先声。
达摩祖师晚年的事迹，各传都未明确记载。后人传说他遇毒而逝，葬于熊耳山（今河南宜阳县）。又传魏使宋云自西域回国时遇达摩于葱岭，达摩手携只履、翩翩独逝，所以又有“只履西归”的传说。
有事在心，忍俊不禁。
十万西来，谁是知音。
一语不投，九年面壁。
不是神光，几乎狼籍。
苦海无涯，掀天波浪。
拟之即堕，蹈之即丧。
五叶浮空，一花不改。
是知我师，至今如在。
——憨山大师赞 #佛法看世间##修行##历史那些事##遇见艺术#
达摩祖师，即菩提达摩，意译为觉法。在《续高僧传》、《五灯会元》等典籍中记载，达摩祖师原为南天竺（古印度）人香至王第三子，生于南天竺，是印度禅宗第二十七代祖师般若多罗尊者的大弟子，印度禅宗第二十八代祖师，中国禅宗初祖。
有一天，达摩祖师向他的师父求教说：“我得到佛法以后，应到何地传化？”般若多罗尊者说：“你应该去震旦（今中国）。”达摩祖师遵照师父的嘱咐，准备好行李，驾起一叶扁舟，乘风破浪，飘洋过海，用了三年时间，历尽艰难曲折，来到了中国。
或许是沿着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达摩祖师在当时的“南越”（现今海南岛对岸区域）登陆，到如今的广东境内。崇佛的梁武帝得知有这么一位天竺僧达摩的到来，就遣使持诏将他迎至当时的国都建康（今南京）。
梁武帝自得地问道：“我自即位以来，写经、造寺、度僧无数，功德如何？”
达摩祖师却淡淡回答：“没有功德可言！”
梁武帝被浇了一盆冷水：“怎么会没有功德呢？”
达摩祖师说：“这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
梁武帝追问：“什么是真功德？”
达摩祖师答：“真正功德是净智妙圆，体自空寂。这功德不是用世俗的方法求得的。”
梁武帝又问了：“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达摩祖师答：“廓然无圣！”
梁武帝再问：“坐在我对面的是谁？”
达摩祖师答：“不识！”
几番对答下来，梁武帝难免有些恼怒，而不能领悟达摩祖师之意。
两人机缘不契，这场见面不欢而散。后来，梁武帝结识了志公大师，谈起了与达摩祖师的这番对话。志公大师从旁点拨：“这是观世音菩萨传佛心印。”梁武帝这才有所悔悟，急忙遣人追赶，但此时达摩祖师已经一苇渡江，飘然离去。
达摩祖师渡江后，到浦口定山寺修行，后来游历中土，曾在嵩洛地区云游参访。不知哪一日起，在少室山后山的五乳峰上，达摩祖师择洞禅居，经年累月的面壁修行起来，时人称他为“壁观婆罗门”。
当时有一位高僧神光知达摩祖师在少林寺，遂去参拜。然而祖师端坐，面壁不语。神光思忖：“古人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布施，古人尚须如是，何况我辈！”是年十二月九号晚，天降大雪，神光立于雪中，坚持不动。
翌晨，雪埋过膝，祖师悯问道：“汝久立雪中，有何所求？”神光垂泪：“唯愿和尚慈悲，为我开甘露门，广度群品。”祖师回言：“诸佛无上之妙道，于长劫中精勤，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岂可以小德、小智、轻心、慢心而希求无上乘？此唯徒劳而已。”神光闻此教诲，遂取利刀，斩断左臂，置于师前。祖师知是法器，遂言：“诸佛最初求道，为法忘躯，汝今断臂与我求法亦可。”如是为其取名“慧可”。
慧可问师：“诸佛之法印可闻否？”祖师言：“诸佛法印，非从人得。”慧可说：“吾心不安，请师安之。”祖师言：“将心来，与汝安。”慧可良久方言：“觅心了不可得。”祖师言：“与汝安心竟。”慧可闻言当下即悟。
后世佛教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为达摩禅法的标志，经过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的代代衣钵传承，得遇六祖惠能现世后，禅宗一脉高僧辈出。最终，一花开五叶，形成了沩仰宗、临济宗、云门宗、曹洞宗、法眼宗这五大宗派。达摩祖师的思想对中华文化影响深远，后来经由数代大德的不懈努力，直至达摩祖师之后的六百多年的南宋，禅宗终成主流，几乎达到无寺不禅的地步，杭州灵隐寺即是禅门临济宗的寺院之一。
达摩祖师学问渊博，既为有部宗匠，又精通大乘两派宗义，三藏五明无不博通。但是，他传授的禅法却极为朴实简练，由他开始的禅法堪称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次革命。不过由于资料残缺，他所传授的禅法主要由其弟子昙林所著“二入四行说”为其主要理论，简要言之，一是理入，二是行入。所谓的入，就是“入道”，即趣入大乘菩提道。
理入，是“藉教悟宗”，即“壁观”，“宗”是《楞伽经》说的“自宗通”，自证圣教，但是要“悟宗”，需要“藉教”。“藉教”，依昙林的说法，是“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覆，不能显了”。由信仰如来藏，发起“舍妄归真”的信心，而由“凝住壁观”下手参究。但在悟入之后，还要发行，以四行在人世间克己利他。达摩的禅法，简明深入，展现了印度大乘佛教的真面目，开展了中国禅宗的先声。
达摩祖师晚年的事迹，各传都未明确记载。后人传说他遇毒而逝，葬于熊耳山（今河南宜阳县）。又传魏使宋云自西域回国时遇达摩于葱岭，达摩手携只履、翩翩独逝，所以又有“只履西归”的传说。
有事在心，忍俊不禁。
十万西来，谁是知音。
一语不投，九年面壁。
不是神光，几乎狼籍。
苦海无涯，掀天波浪。
拟之即堕，蹈之即丧。
五叶浮空，一花不改。
是知我师，至今如在。
——憨山大师赞 #佛法看世间##修行##历史那些事##遇见艺术#
明成祖为何迁都北京（上）
明太祖朱元璋始建明朝，都城定于南京。后来明成祖朱棣在位时，把都城迁到了北京。朱棣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实行迁都的，迁都北京具有什么意义呢？
1⃣️ 定都南京的利弊
要说明朱棣迁都北京的原因及其意义，先要了解朱元璋定都南京的背景及其利弊。
在元末农民战争中，朱元璋是以应天（今南京）为基地发展他的势力，并在应天称吴王的。洪武元年（1368）正月，当其北伐军攻下山东，即将攻取元大都（今北京市）之时，他也就在应天即皇帝位，建立起明王朝。但是否把应天定作明朝的都城，他一直犹豫不决。都城的选择，一般都要把军事、经济和地理条件等各种因素结合起来考虑。应天背靠钟山，面临长江，龙蟠虎踞，形势非常险要。它所在的江南地区，又是当时全国的经济重心，不仅盛产粮食，而且拥有发达的纺织业、制盐业和繁荣的商业，所谓“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丘濬：《大学衍义补·都邑之建》），经济条件也很优越。但从军事的角度来考虑，应天的位置偏于江左，距离对元朝作战的北方前线太远，不便于朝廷部署军事和指挥、调动部队。
同时，朱元璋还认为，历史上在此地建都的东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六朝都“折数不久”（刘辰：《国初事迹》），这也是不吉利的。因此，大臣们便提出建都汴梁（今河南开封）的建议，朱元璋即于洪武元年三月亲赴汴梁作实地考察。考察后，他觉得汴梁地处中原，位置适中，决心在此建都，但感到这里无险可守，是个“四面受敌之地”（《国初事迹》），又决定把应天也定作都城，实行古已有之的两京制。八月，下诏以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京，天子于春秋往来巡狩。
但是，就在诏书颁发的第二天，北伐军攻克大都，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还要不要在汴梁建都呢？朱元璋“会议群臣”，大臣们鉴于北方蒙古贵族的残余势力尚未消灭，仍主张在中原建都，并提出几种不同的方案：“或言关中（指长安）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京，漕运方便；又言北平（大都攻克后改名北平府）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
朱元璋认为这些意见都有合理之处，但又都不适应当前形势，说：“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所建国，但平定之初，民未苏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若就北平，元之宫室不能无更作，亦未易也。”（《洪武实录》卷四五，黄光升：《昭代典则》）他另外提出在南京及其故乡临濠（今安徽凤阳）建都的方案，认为南京“长江天堑，龙蟠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足以立国”，可作都城，但它“去中原颇远，控制（北方）良难”，而离中原稍近的“临濠则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以它作为中都，可补救定都南京的不足（《洪武实录》卷四五、八〇）。尽管刘基一再指出“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明史·刘基传》），但朱元璋的左右大臣都是江淮子弟，留恋乡土，皆一致拥护朱元璋的方案。
从洪武二年（1369）九月起，朱元璋便在临濠大兴土木，营建中都。这项工程持续了六年，终因力役供给都要仰给江南，劳费太甚，民不堪命，发生了工匠的反抗事件，不得不半途停罢。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下诏改南京为京师，商议了十年之久的定都问题才算解决了。
在南京定都，可以免去另建新都的大量耗费，又能就近从江南地区取得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供应，这是有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是远离北方，不便于对付蒙古贵族残余势力的侵扰。元朝的统治被推翻之后，元顺帝带着一帮大臣逃出大都，“旋舆大漠，整复故都“，“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明史纪事本末·故元遗兵》）。他们图谋恢复对中原的统治，经常派兵南下骚扰，对明朝构成严重的威胁。
针对这种状况，朱元璋在北方边境沿长城一带，遍置卫所，屯驻军马，加强防御，并在平定辽东后，置北平行都指挥使司于大宁（今辽宁宁城西），东与辽阳、西与大同相应援，作为北方的三大要塞，重点扼守蒙古骑兵南侵的要道。同时，在分封诸子为藩王时，朱元璋又特地将九个儿子封在长城内外，东自辽阳，西至甘肃，设置辽、宁、燕、谷、代、晋、庆、秦、肃九个封国。他授予这些藩王以雄厚的护卫兵力和军事指挥大权，以此来弥补都城远离前线、朝廷指挥困难的缺陷。
不过，朱元璋尽管采取了各种补救措施，但因都城偏处江左，仍不免有鞭长莫及之虞。在晚年，他还拟迁都长安或洛阳。洪武二十四年（1391），特派皇太子朱标巡视西北、绘制关、洛形势图。不料太子回来即病死，朱元璋只好打消了迁都的念头，伤心地说：“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废兴有数，只得听天！”（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
—— 待续 —— [good][作揖]#文物代言人##历史那些事##文化##故宫#
明太祖朱元璋始建明朝，都城定于南京。后来明成祖朱棣在位时，把都城迁到了北京。朱棣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实行迁都的，迁都北京具有什么意义呢？
1⃣️ 定都南京的利弊
要说明朱棣迁都北京的原因及其意义，先要了解朱元璋定都南京的背景及其利弊。
在元末农民战争中，朱元璋是以应天（今南京）为基地发展他的势力，并在应天称吴王的。洪武元年（1368）正月，当其北伐军攻下山东，即将攻取元大都（今北京市）之时，他也就在应天即皇帝位，建立起明王朝。但是否把应天定作明朝的都城，他一直犹豫不决。都城的选择，一般都要把军事、经济和地理条件等各种因素结合起来考虑。应天背靠钟山，面临长江，龙蟠虎踞，形势非常险要。它所在的江南地区，又是当时全国的经济重心，不仅盛产粮食，而且拥有发达的纺织业、制盐业和繁荣的商业，所谓“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丘濬：《大学衍义补·都邑之建》），经济条件也很优越。但从军事的角度来考虑，应天的位置偏于江左，距离对元朝作战的北方前线太远，不便于朝廷部署军事和指挥、调动部队。
同时，朱元璋还认为，历史上在此地建都的东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六朝都“折数不久”（刘辰：《国初事迹》），这也是不吉利的。因此，大臣们便提出建都汴梁（今河南开封）的建议，朱元璋即于洪武元年三月亲赴汴梁作实地考察。考察后，他觉得汴梁地处中原，位置适中，决心在此建都，但感到这里无险可守，是个“四面受敌之地”（《国初事迹》），又决定把应天也定作都城，实行古已有之的两京制。八月，下诏以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京，天子于春秋往来巡狩。
但是，就在诏书颁发的第二天，北伐军攻克大都，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还要不要在汴梁建都呢？朱元璋“会议群臣”，大臣们鉴于北方蒙古贵族的残余势力尚未消灭，仍主张在中原建都，并提出几种不同的方案：“或言关中（指长安）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京，漕运方便；又言北平（大都攻克后改名北平府）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
朱元璋认为这些意见都有合理之处，但又都不适应当前形势，说：“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所建国，但平定之初，民未苏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若就北平，元之宫室不能无更作，亦未易也。”（《洪武实录》卷四五，黄光升：《昭代典则》）他另外提出在南京及其故乡临濠（今安徽凤阳）建都的方案，认为南京“长江天堑，龙蟠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足以立国”，可作都城，但它“去中原颇远，控制（北方）良难”，而离中原稍近的“临濠则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以它作为中都，可补救定都南京的不足（《洪武实录》卷四五、八〇）。尽管刘基一再指出“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明史·刘基传》），但朱元璋的左右大臣都是江淮子弟，留恋乡土，皆一致拥护朱元璋的方案。
从洪武二年（1369）九月起，朱元璋便在临濠大兴土木，营建中都。这项工程持续了六年，终因力役供给都要仰给江南，劳费太甚，民不堪命，发生了工匠的反抗事件，不得不半途停罢。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下诏改南京为京师，商议了十年之久的定都问题才算解决了。
在南京定都，可以免去另建新都的大量耗费，又能就近从江南地区取得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供应，这是有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是远离北方，不便于对付蒙古贵族残余势力的侵扰。元朝的统治被推翻之后，元顺帝带着一帮大臣逃出大都，“旋舆大漠，整复故都“，“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明史纪事本末·故元遗兵》）。他们图谋恢复对中原的统治，经常派兵南下骚扰，对明朝构成严重的威胁。
针对这种状况，朱元璋在北方边境沿长城一带，遍置卫所，屯驻军马，加强防御，并在平定辽东后，置北平行都指挥使司于大宁（今辽宁宁城西），东与辽阳、西与大同相应援，作为北方的三大要塞，重点扼守蒙古骑兵南侵的要道。同时，在分封诸子为藩王时，朱元璋又特地将九个儿子封在长城内外，东自辽阳，西至甘肃，设置辽、宁、燕、谷、代、晋、庆、秦、肃九个封国。他授予这些藩王以雄厚的护卫兵力和军事指挥大权，以此来弥补都城远离前线、朝廷指挥困难的缺陷。
不过，朱元璋尽管采取了各种补救措施，但因都城偏处江左，仍不免有鞭长莫及之虞。在晚年，他还拟迁都长安或洛阳。洪武二十四年（1391），特派皇太子朱标巡视西北、绘制关、洛形势图。不料太子回来即病死，朱元璋只好打消了迁都的念头，伤心地说：“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废兴有数，只得听天！”（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
—— 待续 —— [good][作揖]#文物代言人##历史那些事##文化##故宫#
S338南京段，从柳塘枢纽到天后村枢纽之间，官方定义的是：与G36宁洛高速和G42沪蓉高速共线，也就是南京的绕城公路。
但是，只要能够实现两点之间快速通达，也不一定非要走绕城公路。日益饱和的绕城公路不堪重负，柳塘立交和天后村立交之间完全可以考虑沿江快速化改造，直接把扬子江大道主城段也纳入S338。
可能在距离和时间上并没有节省多少，但这样规划可以实现南京主城的沿江快速通道，甚至接近形成南京江南主城的绕城公路。
这并不是天方夜谭，官方对扬子江大道主城段的定位就是：主城快速外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你觉得呢？
但是，只要能够实现两点之间快速通达，也不一定非要走绕城公路。日益饱和的绕城公路不堪重负，柳塘立交和天后村立交之间完全可以考虑沿江快速化改造，直接把扬子江大道主城段也纳入S338。
可能在距离和时间上并没有节省多少，但这样规划可以实现南京主城的沿江快速通道，甚至接近形成南京江南主城的绕城公路。
这并不是天方夜谭，官方对扬子江大道主城段的定位就是：主城快速外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你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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