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高校与科技实力位居中西部第一，长沙也非常不错，直追武汉
很多人都说，清北华五之后才能排到武汉的高校，这也不是完全没道理。比如，在2022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中，武汉大学在国内排第八位，华中科技大学排第十位，均在前十的行列，但都没有挤进前七。在2021软科中国大学排名中，华中科技大学排第八位，武汉大学排第九位，也没有挤进前七。而在2020QS世界大学排名中，武汉大学在国内排第九位，华中科技大学排第15位，这是四大排行榜中，华中科技大学最差的名次。但是，在2022U.S.News世界大学排名中，华中科技大学排全国第十，武汉大学排国内第13位，这是武汉大学在四大排行榜中最差的名次。
从这四大排行榜中可以看出，武汉大学的排位略微领先于华中科技大学，尤其是世界排名中，更加注重人文学科的武汉大学的排位，更容易排在以理工科为主的华中科技大学的前面。
此外，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最好的排名是第25位，武汉理工大学最好的排名是第31位，华中师范大学最好的排名是在第43位，而华中农业大学最好的排名是第49位。在四大排行榜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没上国际榜，只在2021软科中国大学排名中位列第65位，其中在财经类大学中排第四位。
我觉得，这样的排位还是比较客观的。尤其是武大和华科这两所985高校的排名，充分显示了武汉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实力。
今年的国家科技奖已经出炉，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都获得了一个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前天，我跟大家说过，华科一共获得5个奖项，武大一共获得4个奖项，都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华科，获奖数量仅次于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在全国高校中排第六位，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并列，领先于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而一直喊着碾压武大华科的中科大，今年只获得了2个奖项。同在清北华五序列的南京大学，竟然只获得了1个奖项，还不如湖南长沙的中南大学。
从2000年到2020年的这20年间，华中科技大学累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2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17项，国家科学进步奖一等奖3项，二等奖45项，总计77项，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并列为全国第六名。
武汉大学累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5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6项，国家科学进步奖一等奖4项，二等奖29项，总计44项，在全国排第14名。
如果只考虑总奖项的数量，清华大学以164项的绝对优势排在第一位，浙大以112项排第二位，上海交大以102项排第三位，北大以84项排第四位，哈工大以81项排第五位。此外，西安交大以71项排第八位，位于长沙的国防科大以55项排第九位，中南大学以54项排第十位。再往后就是复旦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武汉大学、天津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四川大学。
成都排名最靠前的是四川大学，在软科高校排行榜上排第14位。其办学层次得分略低于华科与武大，人才培养远低于武大和华科，重大项目与成果远低于华科和武大，师资规模与结构低于武大与华科，学术人才低于华科与武大，国际竞争力低于华科与武大，学科水平低于武大但高于华科，科学研究低于华科但高于武大，办学资源低于华科与武大，服务社会低于华科但高于武大。总分方面，华科得分为574.3分，武大得分为667.9分，相差比较小。四川大学得分为516.6分，差了武大50分。
位于广州的中山大学在软科中排第12名，高于四川大学，低于华科与武大。在我上学那会，中山大学排名位居前十，这些年有所下滑。广州的科技实力不如武汉大学，这是中国社科院给出的答案。实际上，从中山大学的排名中，也可以看出端倪。20年来，在国家科技奖方面，中山大学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5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5项，一共是30个奖项，只能排全国第28位，还不如位于长沙的湖南大学。
位于合肥的中国科技技术大学总奖项为29个，还在中山大学之后。其中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个，二等奖20个，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只有6项，由此可见，中山大学、中科大主要还是偏向于理论研究，转换为生产力的速度比较缓慢。
不过，自然科学奖更有含金量，也更难获得。比如，在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方面，只有清华大学获得过2次，复旦大学获得过一次，南京大学获得过1次，中科大获得过一次，其他奖项都被中科院拿走了。二等奖的榜单上，北大以46项位列第一，清华以37项位列第二，南京大学以23项位列第三，上海交大以22项位列第四，中科大以20项位列第五，西安交大和复旦大学以18项别列第六，再往后就是浙江大学16项，中山大学15项，吉林大学14项，华中科技大学12项。在自然科学领域，武汉的高校不占优势。
在国家科技进步奖方面，浙江大学69项，上海交大68项，清华大学62项，占据全国前三甲。此外，华中科大48项，位列全国第四；国防科大42项，位列全国第五；北京航空航天大学38项，位列全国第六；中南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都是34项，武汉大学33项，哈工大和西安交大都是30项，均在前十序列。
在科技进步奖前30中，长沙的三家985高校一共获得98项，为中西部第一名，全国第三名。武汉的双子座共获81项，位居全国第四名，中西部地区第二名。西安的双子座加上空医大共获得71项，为西部地区第一名，中西部地区第三名。成都的双子座四川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获得28项，为西部第二名，中西部地区第四名。成都的科技实力不如西安，这恐怕也不只有我一个人这样说。
总的来说，武汉的高校很不错，不仅数量多，质量也很不错，在校的大学生超过130万，仅次于广州。但是，相比之下，广州的名校没有武汉多，也就是说，武汉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质量比广州更高。
武汉的人才资源非常丰富，也是各大企业看中武汉的一大原因。比如，今年以来，中航锂电、特种飞行学院、吉利集团、东软集团、哈工大机器人集团、中国电子云总部、小鹏汽车、禾多科技、喜马拉雅等等企业纷纷落户在武汉经开区，主要就是看中了武汉的人才优势、产业优势和交通优势。在高端制造业方面，武汉经开区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此外，三峡集团回迁武汉，绝对是今年的一个重大事件。三峡的回迁充分证明了武汉较好的营商环境和服务大企业的能力，将有更多的企业受到鼓舞，到武汉来寻求更大的发展机会。（2021年11月6日星期六于武汉）#成都##利川市土家吊脚楼生肖客栈##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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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最好的排名是第25位，武汉理工大学最好的排名是第31位，华中师范大学最好的排名是在第43位，而华中农业大学最好的排名是第49位。在四大排行榜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没上国际榜，只在2021软科中国大学排名中位列第65位，其中在财经类大学中排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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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0年到2020年的这20年间，华中科技大学累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2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17项，国家科学进步奖一等奖3项，二等奖45项，总计77项，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并列为全国第六名。
武汉大学累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5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6项，国家科学进步奖一等奖4项，二等奖29项，总计44项，在全国排第1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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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排名最靠前的是四川大学，在软科高校排行榜上排第14位。其办学层次得分略低于华科与武大，人才培养远低于武大和华科，重大项目与成果远低于华科和武大，师资规模与结构低于武大与华科，学术人才低于华科与武大，国际竞争力低于华科与武大，学科水平低于武大但高于华科，科学研究低于华科但高于武大，办学资源低于华科与武大，服务社会低于华科但高于武大。总分方面，华科得分为574.3分，武大得分为667.9分，相差比较小。四川大学得分为516.6分，差了武大50分。
位于广州的中山大学在软科中排第12名，高于四川大学，低于华科与武大。在我上学那会，中山大学排名位居前十，这些年有所下滑。广州的科技实力不如武汉大学，这是中国社科院给出的答案。实际上，从中山大学的排名中，也可以看出端倪。20年来，在国家科技奖方面，中山大学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5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5项，一共是30个奖项，只能排全国第28位，还不如位于长沙的湖南大学。
位于合肥的中国科技技术大学总奖项为29个，还在中山大学之后。其中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个，二等奖20个，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只有6项，由此可见，中山大学、中科大主要还是偏向于理论研究，转换为生产力的速度比较缓慢。
不过，自然科学奖更有含金量，也更难获得。比如，在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方面，只有清华大学获得过2次，复旦大学获得过一次，南京大学获得过1次，中科大获得过一次，其他奖项都被中科院拿走了。二等奖的榜单上，北大以46项位列第一，清华以37项位列第二，南京大学以23项位列第三，上海交大以22项位列第四，中科大以20项位列第五，西安交大和复旦大学以18项别列第六，再往后就是浙江大学16项，中山大学15项，吉林大学14项，华中科技大学12项。在自然科学领域，武汉的高校不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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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的人才资源非常丰富，也是各大企业看中武汉的一大原因。比如，今年以来，中航锂电、特种飞行学院、吉利集团、东软集团、哈工大机器人集团、中国电子云总部、小鹏汽车、禾多科技、喜马拉雅等等企业纷纷落户在武汉经开区，主要就是看中了武汉的人才优势、产业优势和交通优势。在高端制造业方面，武汉经开区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此外，三峡集团回迁武汉，绝对是今年的一个重大事件。三峡的回迁充分证明了武汉较好的营商环境和服务大企业的能力，将有更多的企业受到鼓舞，到武汉来寻求更大的发展机会。（2021年11月6日星期六于武汉）#成都##利川市土家吊脚楼生肖客栈##武汉#
新疆哈萨克族运动员为国争光，摔打了谁的谬论？
在此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每一位超越自我、奋力拼搏的运动员都是中国骄傲。比如在男子古典式60公斤级摔跤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瓦里汗•赛力克勇夺铜牌，就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这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汉子证明了中国摔跤的水平，也用成绩狠狠摔打了西方编织的“新疆人权”的谬论。
而从历史出发，我们不禁有些好奇，哈萨克这个充满异域色彩的民族，是怎么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中国的哈萨克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哈萨克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以上这些历史问题，大多渊源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
清朝解救哈萨克
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哈萨克形成于12至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生活在巴尔喀什湖地区的哈萨克人建立了哈斯木汗王朝。就政治脉络而言，哈萨克汗国与此前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存在一定的关联，汗国建立之后，哈萨克的主要的对手也是蒙古人。
在明朝与蒙古隆庆议和的第二年，曾经兵临北京城下的俺答汗派兵西征，进攻哈萨克汗国。蒙古人大获全胜，还给年事已高的俺答汗抢了个妃子。
清代前期，蒙古准噶尔部兴起，准噶尔与哈萨克距离较近，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和惨烈。从1723年开始，准噶尔大举进攻，发动了被称作哈萨克“大灾难”的战争。到1729年，屡战屡败的哈萨克分裂为三个玉兹，完全不是准噶尔的对手。
在这一时期，中央王朝的势力还没有控制到中亚，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对哈萨克的了解都比较有限。直到康熙年间用兵西北，进攻准噶尔，哈萨克才正式进入清朝的视野。
康熙、雍正两朝曾寄希望于联合哈萨克，两面夹击进攻准噶尔。此前吃了大亏的哈萨克很愿意与清朝联盟，并且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然而，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并不成功，清朝的军事行动被迫暂停。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趁此机会疯狂报复哈萨克，一通猛烈的进攻之后，哈萨克部众被迫称臣、纳贡，成为准部的藩属。
可以想象，在准噶尔的统治下，哈萨克的日子恐怕很不容易。但幸运的是，清朝没有放弃西北。乾隆年间，大清的军队再度开拔远征，终于在1757年取得决定性胜利，解决了延续已久的准部问题。在这场战争中，哈萨克部落表现得尤为积极，他们不仅支持清军、派人带路，哈萨克阿布赉汗还主动向清朝派遣使臣、进贡骏马，许多部落首领更是表达了要归附清朝的意愿。
哈萨克此前是准噶尔的附属，如今清朝消灭了准噶尔，哈萨克部落归附清朝，显得顺理成章。不过，对于清朝而言，准噶尔已经够远了，哈萨克就更远了，暂时还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乾隆帝给出了非常宽松的政策。一方面，清朝欢迎哈萨克归顺大清，邀请头目到内地觐见。另一方面，若有人不愿意归顺，清朝也不勉强，绝不以武力相威胁。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可谓是哈萨克的解放者，在经历了准噶尔的黑暗统治后，哈萨克部落迎来了开明、宽松，可以自由选择的新时代。
自愿守边的外藩
作为“被解放者”，哈萨克部众对清朝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但最初清朝对哈萨克的态度却很谨慎。清朝只知道哈萨克与准噶尔是世仇，很多具体情况还不甚了解。保守起见，乾隆帝最初只要求哈萨克承认清朝消灭准噶尔的事实，不得以向准噶尔报仇为由挑起新的战争，至于哈萨克部落是否愿意归附清朝，反而是次要问题。
清代前期治理边疆相当务实，乾隆帝之所以宽松对待哈萨克，也与当时清朝准备不足有关系。从乾隆二十四年开始，清朝陆续调拨满洲、蒙古、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以及绿营汉军官兵驻防新疆。部队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重点，且耕且守，成为清朝稳定西北最重要的力量。有了可靠的军事力量，清朝开始加强对哈萨克的管理，试图在哈萨克与蒙古部落之间划分一条界限。
乾隆君臣没有料到的是，清朝修筑城池、驻兵设卡，严控边界，哈萨克越界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停止。为了达到震慑的效果，清朝还在边界地区专门修筑城池、驻扎军队，可哈萨克部落非但没有远离，反而越聚越多、越离越近。乾隆三十年，有个哈萨克首领带着上千人穿越边界，竟然就住了下来，说什么也不走了。
哈萨克不听清朝的安排，是想打仗吗？当然不是。亲眼见识了清军剿灭准噶尔的手段，哈萨克部落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和清朝打仗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呢？主要原因是，清朝这边太好了。
准噶尔部被消灭后，清军虽然大力开展屯垦，但还是空余有很多的牧场。加之清朝统治力强，社会秩序稳定，更加吸引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部落。因此，哪怕冒着被清军驱逐的风险，还是有很多哈萨克人越界前来。
经过几年的交往，清朝官员逐渐摸清楚了哈萨克部落的情况。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见到了阿布赉汗派来的使臣，听他们当面陈述了归顺的愿望。于是，乾隆三十二年，清朝再次调整政策，授予哈萨克首领官职、爵位，允许哈萨克牧民在夏季越界放牧，作为一种变相的税收，每一百匹马要上交给清朝一匹。从此，这些受清朝册封、遵守清朝命令，并且向清朝上交马匹的哈萨克，开始接受伊犁将军的管理，正式成为清朝属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前哈萨克汗国已经分裂，距离清朝较远的哈萨克部落，不在清朝的管辖之列，也不属于清朝有效控制的外藩。
真正臣服于清朝，并且忠心耿耿的，主要是阿布赉汗统辖的部落。在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的过程中，阿布赉汗自觉维护清朝的利益，他利用自己在哈萨克部落中的影响力，帮助土尔扈特部突破重重阻碍、平安走出哈萨克草原。同时，阿布赉汗及时、准确地向清朝汇报，使清朝方面得以提前准备。
阿布赉汗的忠诚不是清朝强迫的，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清朝的政策向来很宽松，即便册封之后，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允许阿布赉汗与沙皇俄国保持联系，不强迫哈萨克部落选边站队。
然而，清朝越是宽松，哈萨克的向心力就越强，特别是随着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日渐频繁，哈萨克部落更加依赖清朝，抗拒沙俄势力的渗透，成为自觉自愿的边境守卫者。
动荡的岁月，迟到的身份
清朝与哈萨克的和睦关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清朝希望西北边疆平稳，也需要从哈萨克部落获取质优价廉的马匹。哈萨克忠于清朝、办事得力，才能得到放牧、贸易的机会。
某些西方学者将清朝经略中亚称作“殖民”，哈萨克与清朝的双向互惠、自觉自愿的关系，是对这种谬论的有力批驳。
不过，这样的和睦关系只持续了约一百年，从1864年开始，沙俄强迫清朝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西北边疆的大片土地沦入沙俄之手，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哈萨克部落，因此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在清朝与沙俄划界之后，一大批哈萨克部落拒绝沙俄的诱惑，向中国境内艰难跋涉，进入额尔齐斯河流域、阿尔泰山南麓。在晚清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哈萨克部落支持清军作战，贡献颇大，得到了朝廷的赞赏。
清廷指示边境地方妥善安置内迁的牧民，为他们寻找水草合适的牧场，吸引了更多的哈萨克人向境内迁移。有资料记载，在清朝与沙俄争夺新疆的过程中，仅成部落内迁的哈萨克就有四千多帐，还有很多牧民以零散方式内迁，总人数达数万人。
不过，晚清毕竟混乱，一直到1904年，清朝借“科阿分治”的机会，以科布多办事大臣管理当地哈萨克、蒙古事务，才终于理顺了哈萨克族的管理问题，坐实了他们大清国民的身份。
进入20世纪，西北边境基本稳定，但哈萨克人口的流动反而更加频繁。沙俄侵吞中亚、一战强行征兵、俄国内战，以及苏联的强制集体化等运动持续伤害着境外的哈萨克人，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哈萨克移民投奔中国。
清朝灭亡的次年，就有三千多户哈萨克牧民逃到伊犁寻求庇护，最初中方想要遣返这些牧民，俄国领事却抢先一步，取消了他们的国籍。有学者统计，从1916年开始，累计约有一百多万人次的哈萨克人逃到新疆，其中绝大部分被遣返回中亚，民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放开国籍。
直到1927年，新疆军阀杨增新着手解决哈萨克问题，为留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办理了中国国籍。几经磨难波折，这些哈萨克人终于如愿以偿，像他们的先祖一样，再一次投入祖国的怀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哈萨克儿女参与到开创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哈森•伊布拉音在陕北参加红军，成为共和国将军。新中国建立后，民主改革废除了哈萨克牧民承受的旧式剥削，开启了哈萨克族全新的历史。在民族自治政策的指引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疆哈萨克聚居区的社会经济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哈萨克民族传统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在哈萨克聚居的塔城地区，哈萨克民族文化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得以发扬光大。比如库热斯，即哈萨克式摔跤，就从民间活动走上了竞技体育的赛场。在东京奥运会上勇夺摔跤铜牌的瓦里汗•赛里克，就生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
其实，人口的流动与波动，最能反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人权状况。据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哈萨克人口大约为44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哈萨克族人口超过146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了加拿大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在此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每一位超越自我、奋力拼搏的运动员都是中国骄傲。比如在男子古典式60公斤级摔跤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瓦里汗•赛力克勇夺铜牌，就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这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汉子证明了中国摔跤的水平，也用成绩狠狠摔打了西方编织的“新疆人权”的谬论。
而从历史出发，我们不禁有些好奇，哈萨克这个充满异域色彩的民族，是怎么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中国的哈萨克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哈萨克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以上这些历史问题，大多渊源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
清朝解救哈萨克
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哈萨克形成于12至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生活在巴尔喀什湖地区的哈萨克人建立了哈斯木汗王朝。就政治脉络而言，哈萨克汗国与此前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存在一定的关联，汗国建立之后，哈萨克的主要的对手也是蒙古人。
在明朝与蒙古隆庆议和的第二年，曾经兵临北京城下的俺答汗派兵西征，进攻哈萨克汗国。蒙古人大获全胜，还给年事已高的俺答汗抢了个妃子。
清代前期，蒙古准噶尔部兴起，准噶尔与哈萨克距离较近，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和惨烈。从1723年开始，准噶尔大举进攻，发动了被称作哈萨克“大灾难”的战争。到1729年，屡战屡败的哈萨克分裂为三个玉兹，完全不是准噶尔的对手。
在这一时期，中央王朝的势力还没有控制到中亚，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对哈萨克的了解都比较有限。直到康熙年间用兵西北，进攻准噶尔，哈萨克才正式进入清朝的视野。
康熙、雍正两朝曾寄希望于联合哈萨克，两面夹击进攻准噶尔。此前吃了大亏的哈萨克很愿意与清朝联盟，并且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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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在准噶尔的统治下，哈萨克的日子恐怕很不容易。但幸运的是，清朝没有放弃西北。乾隆年间，大清的军队再度开拔远征，终于在1757年取得决定性胜利，解决了延续已久的准部问题。在这场战争中，哈萨克部落表现得尤为积极，他们不仅支持清军、派人带路，哈萨克阿布赉汗还主动向清朝派遣使臣、进贡骏马，许多部落首领更是表达了要归附清朝的意愿。
哈萨克此前是准噶尔的附属，如今清朝消灭了准噶尔，哈萨克部落归附清朝，显得顺理成章。不过，对于清朝而言，准噶尔已经够远了，哈萨克就更远了，暂时还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乾隆帝给出了非常宽松的政策。一方面，清朝欢迎哈萨克归顺大清，邀请头目到内地觐见。另一方面，若有人不愿意归顺，清朝也不勉强，绝不以武力相威胁。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可谓是哈萨克的解放者，在经历了准噶尔的黑暗统治后，哈萨克部落迎来了开明、宽松，可以自由选择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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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君臣没有料到的是，清朝修筑城池、驻兵设卡，严控边界，哈萨克越界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停止。为了达到震慑的效果，清朝还在边界地区专门修筑城池、驻扎军队，可哈萨克部落非但没有远离，反而越聚越多、越离越近。乾隆三十年，有个哈萨克首领带着上千人穿越边界，竟然就住了下来，说什么也不走了。
哈萨克不听清朝的安排，是想打仗吗？当然不是。亲眼见识了清军剿灭准噶尔的手段，哈萨克部落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和清朝打仗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呢？主要原因是，清朝这边太好了。
准噶尔部被消灭后，清军虽然大力开展屯垦，但还是空余有很多的牧场。加之清朝统治力强，社会秩序稳定，更加吸引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部落。因此，哪怕冒着被清军驱逐的风险，还是有很多哈萨克人越界前来。
经过几年的交往，清朝官员逐渐摸清楚了哈萨克部落的情况。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见到了阿布赉汗派来的使臣，听他们当面陈述了归顺的愿望。于是，乾隆三十二年，清朝再次调整政策，授予哈萨克首领官职、爵位，允许哈萨克牧民在夏季越界放牧，作为一种变相的税收，每一百匹马要上交给清朝一匹。从此，这些受清朝册封、遵守清朝命令，并且向清朝上交马匹的哈萨克，开始接受伊犁将军的管理，正式成为清朝属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前哈萨克汗国已经分裂，距离清朝较远的哈萨克部落，不在清朝的管辖之列，也不属于清朝有效控制的外藩。
真正臣服于清朝，并且忠心耿耿的，主要是阿布赉汗统辖的部落。在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的过程中，阿布赉汗自觉维护清朝的利益，他利用自己在哈萨克部落中的影响力，帮助土尔扈特部突破重重阻碍、平安走出哈萨克草原。同时，阿布赉汗及时、准确地向清朝汇报，使清朝方面得以提前准备。
阿布赉汗的忠诚不是清朝强迫的，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清朝的政策向来很宽松，即便册封之后，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允许阿布赉汗与沙皇俄国保持联系，不强迫哈萨克部落选边站队。
然而，清朝越是宽松，哈萨克的向心力就越强，特别是随着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日渐频繁，哈萨克部落更加依赖清朝，抗拒沙俄势力的渗透，成为自觉自愿的边境守卫者。
动荡的岁月，迟到的身份
清朝与哈萨克的和睦关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清朝希望西北边疆平稳，也需要从哈萨克部落获取质优价廉的马匹。哈萨克忠于清朝、办事得力，才能得到放牧、贸易的机会。
某些西方学者将清朝经略中亚称作“殖民”，哈萨克与清朝的双向互惠、自觉自愿的关系，是对这种谬论的有力批驳。
不过，这样的和睦关系只持续了约一百年，从1864年开始，沙俄强迫清朝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西北边疆的大片土地沦入沙俄之手，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哈萨克部落，因此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在清朝与沙俄划界之后，一大批哈萨克部落拒绝沙俄的诱惑，向中国境内艰难跋涉，进入额尔齐斯河流域、阿尔泰山南麓。在晚清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哈萨克部落支持清军作战，贡献颇大，得到了朝廷的赞赏。
清廷指示边境地方妥善安置内迁的牧民，为他们寻找水草合适的牧场，吸引了更多的哈萨克人向境内迁移。有资料记载，在清朝与沙俄争夺新疆的过程中，仅成部落内迁的哈萨克就有四千多帐，还有很多牧民以零散方式内迁，总人数达数万人。
不过，晚清毕竟混乱，一直到1904年，清朝借“科阿分治”的机会，以科布多办事大臣管理当地哈萨克、蒙古事务，才终于理顺了哈萨克族的管理问题，坐实了他们大清国民的身份。
进入20世纪，西北边境基本稳定，但哈萨克人口的流动反而更加频繁。沙俄侵吞中亚、一战强行征兵、俄国内战，以及苏联的强制集体化等运动持续伤害着境外的哈萨克人，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哈萨克移民投奔中国。
清朝灭亡的次年，就有三千多户哈萨克牧民逃到伊犁寻求庇护，最初中方想要遣返这些牧民，俄国领事却抢先一步，取消了他们的国籍。有学者统计，从1916年开始，累计约有一百多万人次的哈萨克人逃到新疆，其中绝大部分被遣返回中亚，民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放开国籍。
直到1927年，新疆军阀杨增新着手解决哈萨克问题，为留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办理了中国国籍。几经磨难波折，这些哈萨克人终于如愿以偿，像他们的先祖一样，再一次投入祖国的怀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哈萨克儿女参与到开创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哈森•伊布拉音在陕北参加红军，成为共和国将军。新中国建立后，民主改革废除了哈萨克牧民承受的旧式剥削，开启了哈萨克族全新的历史。在民族自治政策的指引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疆哈萨克聚居区的社会经济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哈萨克民族传统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在哈萨克聚居的塔城地区，哈萨克民族文化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得以发扬光大。比如库热斯，即哈萨克式摔跤，就从民间活动走上了竞技体育的赛场。在东京奥运会上勇夺摔跤铜牌的瓦里汗•赛里克，就生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
其实，人口的流动与波动，最能反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人权状况。据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哈萨克人口大约为44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哈萨克族人口超过146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了加拿大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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