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修行方法，不仅能祛除忧愁，还能使心与道合#道教知识#
“坐忘”是精神修炼的最高境界之一，其源于《庄子·大宗师》:其说颜回经过一个阶段的修炼，感觉自己有所进益，便去见自己的老师仲尼谈自己的心得。仲尼问他，他说忘掉仁义，仲尼说可以，但还不够。过了数日，又有所收获，又见仲尼，其说忘掉礼乐，仲尼给了他同样的回答。又过了些日子，他又见仲尼，说“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随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庄子浅注》）坐忘就是把肢体看作不存在，也就是不要忙于非为；把聪明才智抛弃，也就是不想非想之想，从而最终脱离形体的累赘，除掉心智的羁绊，和大道融为一体。这种与大道融为一体的思想，应是一种自然的，而不是用心的。正如《庄子·天地》中说:“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庄子浅注》）
但能够做到忘掉自我而与天道相行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如在《庄子·天运》篇中说:“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孝易，以忘亲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庄子浅注》）敬孝与爱孝不同，一是流于形式，一是出自本心，有心表之别；亲人与外人不同，一是至亲至近，一是非亲非故，有远近之疏；自己与父母不同，一是涉世不深，一是阅历丰富，有念与非念之间；个我与天下不同，一是部分，一是整体，有大小之异。这可以说都是矛盾对立的，也可以说因为有了区别，也就难以达到忘的境界，这要求人们回归到第一念中，而不应产生第二念，否则就难以进驻入坐忘的状态或境界中去。道书中认为，设若要使身坐，心被物遣，如此打坐，是谓坐驰，何能了朝彻。内不见外，外不见内，内外双忘，虚灵自现。忘物忘情，至道可明。意动乎外，情牵乎中，意散神乱。若能定能止，自清自静。情无所住，物岂能动？情忘意静，意静心灰，心灰灰物，物灰似痴，似痴神活，神活道居。
关于坐忘的这种思想，自东汉以来，道教修炼者对“坐忘”不断地进行阐释与发挥，对此阐述比较全面而详尽的当属唐朝司马承祯所著的《坐忘论》。司马承祯把坐忘视为养生的重要途径，并按修炼功夫的次第分为七个步骤，其依次为敬信、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敬信就是修道者要有虔诚的信仰，对修炼之事不生怀疑，只有坚定忠诚而不疑惑；断缘是断绝尘俗之缘，抛弃尘事之累；收心就是安心，不为外面的世界所诱惑而躁动不安，拴住心猿意马，以脱离尘俗之境；简事就是要求修道之人处事安闲，简单理事，不要被名缰利锁束缚自己，否则只知斗智斗勇，贪求名利，以至于无心修道；真观就是如智士的先见之明，同圣贤一般能够洞察祸福吉凶；泰定就是具有像泰山一样的安定，在修炼时，使心能够静定，即便泰山崩于后而心不惊，猛虎啸于前而心不慌；得道就是神与道合为一体，与道一样长久。这七个步骤是要求修炼者不为外念所扰，内心保持自然与安静。否则，人要是为尘世之事所劳累，为七情之欲所牵缠，想要获得宁静，除去烦邪乱想，达到坐忘的境界，是不可能的。其实，达到坐忘的境界起决定作用的是心。“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帅。静则生慧，动则成昏。”若能“收心离境，住无所有。因住无所有，不着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
在坐忘方面，道教养生家特别强调发挥精神的作用，并运用自己的意识行为去控制、调节情绪、心理和生理的变化，使自己适应各种不同的外部环境，保持清净安宁的心境，不受一切事或人的干扰，这不但能达到修炼的目的，还使人的整个机体功能的正常或超常发挥，使心境宁静，淡泊少欲。坐忘实质上也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外在行为、思想意识、精神活动有目的、有步骤、循序渐进的调节和锻炼的方法。
坐忘需忘却当忘之忘才对健康有益。晋时郭象说:“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营生于至当之外，事不任力，动不称情，则虽垂天之翼不能无穷，决起之飞不能无困矣！”（《南华真经注疏》）坐忘需要收心。收心在于“一出便收来，既归须放下”。坐忘在于先存后忘，至于真忘。天尊言:“道者，以诚而入，以默而守，以柔为用。用诚似愚，用默似讷，用柔似拙。夫如是，则可与忘形，可与忘我，可与忘忘。入道者知止，守道者知谨，用道者知微。能知微则慧光生，能知谨则圣智全，能知止则泰安定。泰安定则圣智全，圣智全则慧光生，慧光生则与道为一，是名真忘。惟其忘而不忘，忘无可忘。无可忘者，即是至道。道在天地，天地不知。有情无情，惟一无二。”（《吕洞宾全集》）人能止，而后能去妄存诚；知谨而后能渊默自守，知微而后能妙用不忒。
在《坐忘铭》中说:一个人能“常默，元气不伤；少思，慧烛内光；不怒，百神和畅；不恼，心地清凉；不求，无谄无媚；不执，可圆可方；不贪，便是富贵；不苟，何惧公堂。味绝，灵泉自降；气定，真息自长。触则形弊、神逸；想则梦离、尸僵。气漏，形归厚土；念漏，神趋死乡心死方得神活；魄灭然后魂昌。转物难穷，妙理应化，不离真常。至精潜于恍惚，大象混于渺茫。造化不知规准，鬼神莫测行藏。不饮，不食，不寐，是谓真人坐忘。”
在《列子·周穆王》中说:“宋阳里华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与而朝忘；在途则忘行，在室而忘坐；今不识先，后不识今阖室毒之。谒史而ト之，弗占；谒巫而祷之，弗禁；谒医而攻之，弗已。鲁有儒生自媒能治之，华子之妻子以居产之半请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请之所祷，非药石之所攻。吾试化其心，变其虑，庶几其瘳乎！’于是试露之，而求衣；饥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传世不以告人。试屏左右，独与居室七曰。’从之。莫知其所施为也，而积年之疾一朝都除。华子既悟，乃大怒，黜妻罚子，操戈逐儒生。宋人执而问其以。华子曰:‘曩吾忘也，荡荡然不觉天地之有无。今顿识既往，数十年来存亡、得失、哀乐、好恶，扰扰万绪起矣。吾恐将来之存亡、得失、哀乐、好恶之乱吾心如此也，须臾之忘，可复得乎？’子贡闻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顾谓颜回纪之。本来人们很容易忘掉该忘记的，然而人们“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庄子德充符》）。
要想忘其所不忘之事也并非容易的，但只要方法得当，还是容易忘记的。在《坐忘论》中说:“以学道之初，要须安坐，收心离境，住无所有，不着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故经云:至道之中，寂无所有，神用无方，心体亦然。源其心体，以道为本。但为心神被染，蒙蔽渐深，流浪日久，遂与道隔。今若能净除心垢，开释神本，名曰修道。无复流浪，与道冥合，安在道中，名归根。守根不离，名曰静定。静定日久，病消命复。复而又续自得知常。知则无所不明，常则永无变灭。出离生死，实由于此。是故法道安心，贵无所着。”然而，人心多着于外物而不自住。不能自住就如同一个身体为外物所牵引，而非由自己所主宰一样。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身体或精神都不由自主，反而为外物所引。若任心所起，一无收制，则与凡人不别。若唯断善恶，心无指归，肆意浮游，待自定者，徒自误耳。若遍行诸、言心无染者，于言甚美，于行甚非，真学之流。
有时，一个人本来无需坐忘而事当已忘，这是因为事讫则止，实莫多思，多思则以知害恬。若烦邪乱想，随觉则除。若闻毁誉之名、善恶等事，皆即拨去，莫将心受。若心受之即心满，心满则道无所居所有闻见，如不闻见，则是非美恶不入于心。心不受外，名日虚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虚，则道自来止。故经云:人能虚心无为，非欲于道，道自归之。内心既无所著，外行亦无所为。非静非秽、故毁誉无从生；非智非愚，故利害无由至。实则顺中为常，权可与时消息，苟免诸累，是其智也。若非时非事，役思强为者，自云不著终非真觉。何邪？心法如眼也。纤毫入眼，眼则不安；小事开心，心必动乱。既有动病，难入定门。
所以坐忘的根本，急在除病。病若不除，终不得定。又如良田，荆棘未诛，虽下种子，嘉苗不成。爱见思虑，是心荆棘。若不除翦，定慧不生。或身居富贵，或学备经史，言则慈俭，行乃贪残。辩足以饰非，势足以威物，得则名己，过必尤人。此病最深，虽学无益。所以然者，为自是故。然此心由来依境，未惯独立，乍无所托，难以自安。纵得暂安，还复散乱。随起随制，务令不动，久久调熟，自得安闲。无问昼夜，行立坐卧，及应事之时，常须作意安之。若心得定，但须安养，莫有恼触。少得定分，则堪自乐。
《王重阳内修真诀》中说:“常默元气不伤，少思慧烛内光。不怒百神和畅，不恼心地清凉。不求无谄无媚，不执可圆可方。不贪便是富贵，不苟何惧君王。味绝灵泉自降，气定真息日长。触则形毙神游想则梦离尸僵。气漏形归垄上，念漏神趋死乡。心死方得神活，魄灭然后魂强。博物难穷妙理，应化不离真常。至精潜于恍惚，大象混于渺茫。道化有如物化，鬼神莫测行藏。不饮不食不寐，是谓真人坐忘。心忘念虑，即超欲界。心忘缘境，即超色界。心不著空，即超无色界离此三界，神居仙圣之乡，性在清虚之境矣。 https://t.cn/Evk4evd
“坐忘”是精神修炼的最高境界之一，其源于《庄子·大宗师》:其说颜回经过一个阶段的修炼，感觉自己有所进益，便去见自己的老师仲尼谈自己的心得。仲尼问他，他说忘掉仁义，仲尼说可以，但还不够。过了数日，又有所收获，又见仲尼，其说忘掉礼乐，仲尼给了他同样的回答。又过了些日子，他又见仲尼，说“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随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庄子浅注》）坐忘就是把肢体看作不存在，也就是不要忙于非为；把聪明才智抛弃，也就是不想非想之想，从而最终脱离形体的累赘，除掉心智的羁绊，和大道融为一体。这种与大道融为一体的思想，应是一种自然的，而不是用心的。正如《庄子·天地》中说:“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庄子浅注》）
但能够做到忘掉自我而与天道相行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如在《庄子·天运》篇中说:“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孝易，以忘亲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庄子浅注》）敬孝与爱孝不同，一是流于形式，一是出自本心，有心表之别；亲人与外人不同，一是至亲至近，一是非亲非故，有远近之疏；自己与父母不同，一是涉世不深，一是阅历丰富，有念与非念之间；个我与天下不同，一是部分，一是整体，有大小之异。这可以说都是矛盾对立的，也可以说因为有了区别，也就难以达到忘的境界，这要求人们回归到第一念中，而不应产生第二念，否则就难以进驻入坐忘的状态或境界中去。道书中认为，设若要使身坐，心被物遣，如此打坐，是谓坐驰，何能了朝彻。内不见外，外不见内，内外双忘，虚灵自现。忘物忘情，至道可明。意动乎外，情牵乎中，意散神乱。若能定能止，自清自静。情无所住，物岂能动？情忘意静，意静心灰，心灰灰物，物灰似痴，似痴神活，神活道居。
关于坐忘的这种思想，自东汉以来，道教修炼者对“坐忘”不断地进行阐释与发挥，对此阐述比较全面而详尽的当属唐朝司马承祯所著的《坐忘论》。司马承祯把坐忘视为养生的重要途径，并按修炼功夫的次第分为七个步骤，其依次为敬信、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敬信就是修道者要有虔诚的信仰，对修炼之事不生怀疑，只有坚定忠诚而不疑惑；断缘是断绝尘俗之缘，抛弃尘事之累；收心就是安心，不为外面的世界所诱惑而躁动不安，拴住心猿意马，以脱离尘俗之境；简事就是要求修道之人处事安闲，简单理事，不要被名缰利锁束缚自己，否则只知斗智斗勇，贪求名利，以至于无心修道；真观就是如智士的先见之明，同圣贤一般能够洞察祸福吉凶；泰定就是具有像泰山一样的安定，在修炼时，使心能够静定，即便泰山崩于后而心不惊，猛虎啸于前而心不慌；得道就是神与道合为一体，与道一样长久。这七个步骤是要求修炼者不为外念所扰，内心保持自然与安静。否则，人要是为尘世之事所劳累，为七情之欲所牵缠，想要获得宁静，除去烦邪乱想，达到坐忘的境界，是不可能的。其实，达到坐忘的境界起决定作用的是心。“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帅。静则生慧，动则成昏。”若能“收心离境，住无所有。因住无所有，不着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
在坐忘方面，道教养生家特别强调发挥精神的作用，并运用自己的意识行为去控制、调节情绪、心理和生理的变化，使自己适应各种不同的外部环境，保持清净安宁的心境，不受一切事或人的干扰，这不但能达到修炼的目的，还使人的整个机体功能的正常或超常发挥，使心境宁静，淡泊少欲。坐忘实质上也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外在行为、思想意识、精神活动有目的、有步骤、循序渐进的调节和锻炼的方法。
坐忘需忘却当忘之忘才对健康有益。晋时郭象说:“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营生于至当之外，事不任力，动不称情，则虽垂天之翼不能无穷，决起之飞不能无困矣！”（《南华真经注疏》）坐忘需要收心。收心在于“一出便收来，既归须放下”。坐忘在于先存后忘，至于真忘。天尊言:“道者，以诚而入，以默而守，以柔为用。用诚似愚，用默似讷，用柔似拙。夫如是，则可与忘形，可与忘我，可与忘忘。入道者知止，守道者知谨，用道者知微。能知微则慧光生，能知谨则圣智全，能知止则泰安定。泰安定则圣智全，圣智全则慧光生，慧光生则与道为一，是名真忘。惟其忘而不忘，忘无可忘。无可忘者，即是至道。道在天地，天地不知。有情无情，惟一无二。”（《吕洞宾全集》）人能止，而后能去妄存诚；知谨而后能渊默自守，知微而后能妙用不忒。
在《坐忘铭》中说:一个人能“常默，元气不伤；少思，慧烛内光；不怒，百神和畅；不恼，心地清凉；不求，无谄无媚；不执，可圆可方；不贪，便是富贵；不苟，何惧公堂。味绝，灵泉自降；气定，真息自长。触则形弊、神逸；想则梦离、尸僵。气漏，形归厚土；念漏，神趋死乡心死方得神活；魄灭然后魂昌。转物难穷，妙理应化，不离真常。至精潜于恍惚，大象混于渺茫。造化不知规准，鬼神莫测行藏。不饮，不食，不寐，是谓真人坐忘。”
在《列子·周穆王》中说:“宋阳里华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与而朝忘；在途则忘行，在室而忘坐；今不识先，后不识今阖室毒之。谒史而ト之，弗占；谒巫而祷之，弗禁；谒医而攻之，弗已。鲁有儒生自媒能治之，华子之妻子以居产之半请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请之所祷，非药石之所攻。吾试化其心，变其虑，庶几其瘳乎！’于是试露之，而求衣；饥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传世不以告人。试屏左右，独与居室七曰。’从之。莫知其所施为也，而积年之疾一朝都除。华子既悟，乃大怒，黜妻罚子，操戈逐儒生。宋人执而问其以。华子曰:‘曩吾忘也，荡荡然不觉天地之有无。今顿识既往，数十年来存亡、得失、哀乐、好恶，扰扰万绪起矣。吾恐将来之存亡、得失、哀乐、好恶之乱吾心如此也，须臾之忘，可复得乎？’子贡闻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顾谓颜回纪之。本来人们很容易忘掉该忘记的，然而人们“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庄子德充符》）。
要想忘其所不忘之事也并非容易的，但只要方法得当，还是容易忘记的。在《坐忘论》中说:“以学道之初，要须安坐，收心离境，住无所有，不着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故经云:至道之中，寂无所有，神用无方，心体亦然。源其心体，以道为本。但为心神被染，蒙蔽渐深，流浪日久，遂与道隔。今若能净除心垢，开释神本，名曰修道。无复流浪，与道冥合，安在道中，名归根。守根不离，名曰静定。静定日久，病消命复。复而又续自得知常。知则无所不明，常则永无变灭。出离生死，实由于此。是故法道安心，贵无所着。”然而，人心多着于外物而不自住。不能自住就如同一个身体为外物所牵引，而非由自己所主宰一样。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身体或精神都不由自主，反而为外物所引。若任心所起，一无收制，则与凡人不别。若唯断善恶，心无指归，肆意浮游，待自定者，徒自误耳。若遍行诸、言心无染者，于言甚美，于行甚非，真学之流。
有时，一个人本来无需坐忘而事当已忘，这是因为事讫则止，实莫多思，多思则以知害恬。若烦邪乱想，随觉则除。若闻毁誉之名、善恶等事，皆即拨去，莫将心受。若心受之即心满，心满则道无所居所有闻见，如不闻见，则是非美恶不入于心。心不受外，名日虚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虚，则道自来止。故经云:人能虚心无为，非欲于道，道自归之。内心既无所著，外行亦无所为。非静非秽、故毁誉无从生；非智非愚，故利害无由至。实则顺中为常，权可与时消息，苟免诸累，是其智也。若非时非事，役思强为者，自云不著终非真觉。何邪？心法如眼也。纤毫入眼，眼则不安；小事开心，心必动乱。既有动病，难入定门。
所以坐忘的根本，急在除病。病若不除，终不得定。又如良田，荆棘未诛，虽下种子，嘉苗不成。爱见思虑，是心荆棘。若不除翦，定慧不生。或身居富贵，或学备经史，言则慈俭，行乃贪残。辩足以饰非，势足以威物，得则名己，过必尤人。此病最深，虽学无益。所以然者，为自是故。然此心由来依境，未惯独立，乍无所托，难以自安。纵得暂安，还复散乱。随起随制，务令不动，久久调熟，自得安闲。无问昼夜，行立坐卧，及应事之时，常须作意安之。若心得定，但须安养，莫有恼触。少得定分，则堪自乐。
《王重阳内修真诀》中说:“常默元气不伤，少思慧烛内光。不怒百神和畅，不恼心地清凉。不求无谄无媚，不执可圆可方。不贪便是富贵，不苟何惧君王。味绝灵泉自降，气定真息日长。触则形毙神游想则梦离尸僵。气漏形归垄上，念漏神趋死乡。心死方得神活，魄灭然后魂强。博物难穷妙理，应化不离真常。至精潜于恍惚，大象混于渺茫。道化有如物化，鬼神莫测行藏。不饮不食不寐，是谓真人坐忘。心忘念虑，即超欲界。心忘缘境，即超色界。心不著空，即超无色界离此三界，神居仙圣之乡，性在清虚之境矣。 https://t.cn/Evk4evd
禽里还人，静由敬出；
死中求活，淡极乐生。
——曾国藩自箴
修行好的话，禽鸟也能投胎成人。心生敬畏，内心才能宁静。遇到事情，在绝境依然坚持，不放弃希望，才能死中求活。至于随之而来的名利，来去从不由人。
名利、钱财都如过往云烟。一个人如果只顾着眼前的短暂得失，生活注定黯淡无光，大起大落。人累，心更累。学会看淡，学会看轻，一个人才能真正享受人生！
死中求活，淡极乐生。
——曾国藩自箴
修行好的话，禽鸟也能投胎成人。心生敬畏，内心才能宁静。遇到事情，在绝境依然坚持，不放弃希望，才能死中求活。至于随之而来的名利，来去从不由人。
名利、钱财都如过往云烟。一个人如果只顾着眼前的短暂得失，生活注定黯淡无光，大起大落。人累，心更累。学会看淡，学会看轻，一个人才能真正享受人生！
印光法师力荐的《太上感应篇》：入世圣贤之道，出世仙佛之基
“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
这句广为人知的网络流行语，常常被用于回复，出现在令人愤慨的新闻报道末尾评论框中，其间所透露出朴素的因果轮回观念，就离不开一本传统文化名作的熏陶影响，即《太上感应篇》。
北宋末年，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曾为《太上感应篇》作颂：“人之一性，湛然圆寂。涉境对动，种种皆妄。一念失正，即是地狱。敬诵斯文，发立汗下。煨烬心火，驯服气马。既以自镜，且告来者”。这篇颂文也被收录在《道藏》中，题为《虚静天师颂》。由此可见《太上感应篇》在道教的重要地位。
作为流传已久、首屈一指的劝善书，《太上感应篇》的出处已不可考，就连博闻强记的印光法师，也表示：“《感应篇》通行本，有太上二字，谓为老子所作，亦有谓本抱朴子而广之。”
但为何佛教的高僧，却向大众力荐道教的经典？印祖则如是言：“不必究其为何人所作，只取其书所说之益。所谓不以人废言也。圣人立法，固不必定取圣人所说为法，只取其益世道人心为事。”
康熙朝十五年（1676年）状元彭定求曾说：“非谓读此书可以作状元宰相，而状元宰相决不可不读此书。”因此，这本书又被称为“元宰必读书”。而且，印光大师也对此深表赞同，在《文钞·复朱仲华居士书一》中，印光大师就劝谏来信者：
“又提倡因果报应，莫善于教人受持《太上感应篇》、《文昌阴骘文》。以善恶类书，一目了然，易于获益。彭定求从小日诵此二书，至中状元作尚书时犹日日诵之。且得暇恭书送人，题为“元宰必读书”。《跋》曰：“非谓读此可以作状元宰相，而状元宰相决不可不读此书。”可知此书之要矣。”
在《感应篇直讲序》中，印光法师又进一步从佛道修行的角度，再次点明了此书的重要作用：
“然见仁见智，各随其人之性质。此书究极而论，止乎成仙。若以大菩提心行之，则可以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断三惑以证法身，圆福慧以成佛道，况区区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
（然而见仁见智，各随每个人的性质。《太上感应篇》从文字上来说，最多直到成仙而已。如果你能以大菩提心去践行《太上感应篇》的内容，那就能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除三惑，亲证法身，福慧双全，圆成佛道，何况只是区区成仙这样的人天小果而已呢？）
《太上感应篇》全文仅约一千二百余字，以开头的“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十六字为纲，接着叙说人若想长生多福，必须行善积德，并列举了二十多条善行，一百多条恶行，作为趋善避恶的准绳。要求人们“不履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
尤其书中特别强调“立善多端，莫先忠孝”，得道的根基就在于此，要求人从一念起处下工夫。最后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积善天必降福，行恶天必降祸作结。
这些流传已久的朴素观念，不但道教徒奉之、行之，视为珍宝，历代儒、佛大家也多以《感应篇》作为其善恶报应，修身处世之法宝而加以广泛注解和宣扬。
在《太上感应篇》文末的《广劝流通文》中，还记载着历朝历代帝王，都对感应篇极为推崇奉行：
“感应篇起初是在道藏中，自从宋朝的真宗皇帝赐钱百万，命令工人刊刻，然后才大显于世；当时的贤人君子，都极力的尊行奉持。明朝的世宗皇帝，也曾经为感应篇作序，并且颁行天下。清朝顺治十三年，皇帝谕令刊刻感应篇，颁赐给群臣，并且遍及读书人。”
《颜氏家训·教子篇》中有“教妇初来,教儿婴孩”一说，指对一个人施加教育应该及时及早，而《太上感应篇》，就是最佳的教材之一。印祖曾在《文钞·复邵慧圆居士书三》中劝说：“祈以《感应篇》教子孙，终身诵之，胜于小学韵语多矣。”
而什么是子女教育中最应当重视的，印祖在《文钞·复马宗道居士书一》中也进行了说明：
“宜令儿女等同读《阴骘文》、《感应篇》，为彼讲说。俾知为人之道，及三世因果之理。则将来自不至流为暴恶。彼杀父杀母废伦免耻者，皆由最初不知为人之道，及因果报应。一闻邪说，遂极力依此，以逞其肆无忌惮之心，为可哀也。”
作为千古流传的善书，《太上感应篇》被历朝历代无数人注解，应该选择哪一种版本入门为佳？印祖也早已替大家做出过定论：
“此书注解甚多，唯清元和惠栋之笺注，最为精深宏畅，惜非博学之士不能阅。”
（《太上感应篇》的注解很多，其中清元和惠栋的笺注，最为精深宏畅，可惜只有那些博学之士才容易看懂。）
“次则汇编，实为雅俗同观之最上善本，而不甚通文之妇孺，犹难领会。”
（其次是《感应篇汇编》，实在是雅俗同观的最上善本，但是对于不太通达文言的妇女儿童，还是难以领会。）
“唯直讲一书，为能普益。然文虽浅显，词甚优美。浅而不俗，最易感人。”
（唯独《感应篇直讲》这本书，能够让众人普遍受益。虽然文字浅显，但是词汇优美，浅而不俗，最容易感动世人。）
所以，如果普通大众做入门耳濡目染之用，那《感应篇直讲》一定是最佳的选择！
“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
这句广为人知的网络流行语，常常被用于回复，出现在令人愤慨的新闻报道末尾评论框中，其间所透露出朴素的因果轮回观念，就离不开一本传统文化名作的熏陶影响，即《太上感应篇》。
北宋末年，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曾为《太上感应篇》作颂：“人之一性，湛然圆寂。涉境对动，种种皆妄。一念失正，即是地狱。敬诵斯文，发立汗下。煨烬心火，驯服气马。既以自镜，且告来者”。这篇颂文也被收录在《道藏》中，题为《虚静天师颂》。由此可见《太上感应篇》在道教的重要地位。
作为流传已久、首屈一指的劝善书，《太上感应篇》的出处已不可考，就连博闻强记的印光法师，也表示：“《感应篇》通行本，有太上二字，谓为老子所作，亦有谓本抱朴子而广之。”
但为何佛教的高僧，却向大众力荐道教的经典？印祖则如是言：“不必究其为何人所作，只取其书所说之益。所谓不以人废言也。圣人立法，固不必定取圣人所说为法，只取其益世道人心为事。”
康熙朝十五年（1676年）状元彭定求曾说：“非谓读此书可以作状元宰相，而状元宰相决不可不读此书。”因此，这本书又被称为“元宰必读书”。而且，印光大师也对此深表赞同，在《文钞·复朱仲华居士书一》中，印光大师就劝谏来信者：
“又提倡因果报应，莫善于教人受持《太上感应篇》、《文昌阴骘文》。以善恶类书，一目了然，易于获益。彭定求从小日诵此二书，至中状元作尚书时犹日日诵之。且得暇恭书送人，题为“元宰必读书”。《跋》曰：“非谓读此可以作状元宰相，而状元宰相决不可不读此书。”可知此书之要矣。”
在《感应篇直讲序》中，印光法师又进一步从佛道修行的角度，再次点明了此书的重要作用：
“然见仁见智，各随其人之性质。此书究极而论，止乎成仙。若以大菩提心行之，则可以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断三惑以证法身，圆福慧以成佛道，况区区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
（然而见仁见智，各随每个人的性质。《太上感应篇》从文字上来说，最多直到成仙而已。如果你能以大菩提心去践行《太上感应篇》的内容，那就能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除三惑，亲证法身，福慧双全，圆成佛道，何况只是区区成仙这样的人天小果而已呢？）
《太上感应篇》全文仅约一千二百余字，以开头的“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十六字为纲，接着叙说人若想长生多福，必须行善积德，并列举了二十多条善行，一百多条恶行，作为趋善避恶的准绳。要求人们“不履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
尤其书中特别强调“立善多端，莫先忠孝”，得道的根基就在于此，要求人从一念起处下工夫。最后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积善天必降福，行恶天必降祸作结。
这些流传已久的朴素观念，不但道教徒奉之、行之，视为珍宝，历代儒、佛大家也多以《感应篇》作为其善恶报应，修身处世之法宝而加以广泛注解和宣扬。
在《太上感应篇》文末的《广劝流通文》中，还记载着历朝历代帝王，都对感应篇极为推崇奉行：
“感应篇起初是在道藏中，自从宋朝的真宗皇帝赐钱百万，命令工人刊刻，然后才大显于世；当时的贤人君子，都极力的尊行奉持。明朝的世宗皇帝，也曾经为感应篇作序，并且颁行天下。清朝顺治十三年，皇帝谕令刊刻感应篇，颁赐给群臣，并且遍及读书人。”
《颜氏家训·教子篇》中有“教妇初来,教儿婴孩”一说，指对一个人施加教育应该及时及早，而《太上感应篇》，就是最佳的教材之一。印祖曾在《文钞·复邵慧圆居士书三》中劝说：“祈以《感应篇》教子孙，终身诵之，胜于小学韵语多矣。”
而什么是子女教育中最应当重视的，印祖在《文钞·复马宗道居士书一》中也进行了说明：
“宜令儿女等同读《阴骘文》、《感应篇》，为彼讲说。俾知为人之道，及三世因果之理。则将来自不至流为暴恶。彼杀父杀母废伦免耻者，皆由最初不知为人之道，及因果报应。一闻邪说，遂极力依此，以逞其肆无忌惮之心，为可哀也。”
作为千古流传的善书，《太上感应篇》被历朝历代无数人注解，应该选择哪一种版本入门为佳？印祖也早已替大家做出过定论：
“此书注解甚多，唯清元和惠栋之笺注，最为精深宏畅，惜非博学之士不能阅。”
（《太上感应篇》的注解很多，其中清元和惠栋的笺注，最为精深宏畅，可惜只有那些博学之士才容易看懂。）
“次则汇编，实为雅俗同观之最上善本，而不甚通文之妇孺，犹难领会。”
（其次是《感应篇汇编》，实在是雅俗同观的最上善本，但是对于不太通达文言的妇女儿童，还是难以领会。）
“唯直讲一书，为能普益。然文虽浅显，词甚优美。浅而不俗，最易感人。”
（唯独《感应篇直讲》这本书，能够让众人普遍受益。虽然文字浅显，但是词汇优美，浅而不俗，最容易感动世人。）
所以，如果普通大众做入门耳濡目染之用，那《感应篇直讲》一定是最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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