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来啦脑子也冬眠了
昨天吃饭吃到裤子上搓一会没搓掉就想先泡一会再来洗，结果今早去刷牙时候发现裤子还在那泡着呢[黑线]
今天早上把麦片袋子可拉开的密封那一头搞错了，弄成了底部没开过的，半天没拉开就暴力拆解，然后就发现开错头了，用夹子夹上开错的打算去拉上面那一头时候，我的麦片就从底下撒出来了[微笑]
还有两个正在断食准备冬眠的龟宝，饿太久了也脑子不好了，麦片掉进他们的水里他们还一口吃下去了[黑线]
昨天吃饭吃到裤子上搓一会没搓掉就想先泡一会再来洗，结果今早去刷牙时候发现裤子还在那泡着呢[黑线]
今天早上把麦片袋子可拉开的密封那一头搞错了，弄成了底部没开过的，半天没拉开就暴力拆解，然后就发现开错头了，用夹子夹上开错的打算去拉上面那一头时候，我的麦片就从底下撒出来了[微笑]
还有两个正在断食准备冬眠的龟宝，饿太久了也脑子不好了，麦片掉进他们的水里他们还一口吃下去了[黑线]
村子！
我也是农村出来的，小时候种过地，出来读了博士，留在广州，极少回家了。种地的时候，没有拖拉机，一头驴拉犁，驴在中间，我在左，姐姐在右，爹扶着犁掌控着方向，时不时往驴屁股上来一鞭子……
村子发展的规律是城镇化，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早就变了。姐姐还在老家，秋后有小米和玉米面寄到广州的我的家里，早上熬一锅粥喝，暖暖的，老家童年的香气。
村子本来是一个自治机构，你自己治理自己，但村子又是一个宗族社会，过于自治了，又怕失控，实质上对于乡村的态度处于适度地鼓励它自治但又怕它过于自治的纠结之中，这样的状态又面临市场经济的冲击。
村的形还在，但村已不村了！
19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转型，不只是经济上的，社会也打散了，村子里的人都跑到外面，不管怎样，赚到钱的人趾高气扬地回了家，被人艳羡，“你看人家，赚了那么多的钱，房子也翻盖了，媳妇也娶了！”
以前的村子，谁家修房盖屋，老百姓一看你们家有动静，就过了“窜忙”了，不要钱的，管一顿饭就好了，一包烟也可以，谁家没有修房盖屋的事儿呢？
红白事儿就更别说了，很远的人都会回来的，心里明白：我今天帮了他，将来他也必然帮我，都是一个村里的人，谁离开了谁呢？
市场经济来了之后，社会就散了架，怕啥！我有钱，有钱能使磨推鬼；大家也心里明镜似的，反正也无非花钱雇佣一些人，何必对村子里的人那么好呢？
乡土社会的村子里的友好，关系和谐是因为谁都离不开谁，都得谦让礼让，一片和谐，谈钱就见外了，要是人家来帮忙你给他钱，他会觉得“你这是不把我当人看啊！”
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模式，但不等于这一过程中就把社会自治的本质丢掉了，但恰恰就是没有厘清一个关系：当市场经济出了问题的时候，社会因为有自助互助的基因而延续，日子可以少些钱，但社会散了架就没法过日子了：一个穷人家，真的没有钱，也就真的盖不起一栋房子了。
但以前的乡土社会里，“他穷是穷点儿，但也是我们李家的人！我们得罩着他！”什么是社会呢？就是跟你一心的人，你没钱了，你家的孩子读书交不起学费，乡里乡亲不能不管！”
这个“不能不管”就是所谓的社会的力量。社会自治了，也没那么多人找国家找政府，这是我的事儿，何必找人家呢？
社会运转得极好了，也能干成很多大事儿。市场经济的过于发育与畸形成长，村子里有了事儿，都得有钱，没钱连开个会都不去的；一条路坑坑洼洼，找了村子里的乡贤捐了钱，也只是找市面上的钩机，曾经的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的乡村自治社会没有了。
然后呢？什么都得政府兜着，政府是有一个边界的，政府做的是它应该做的事情，市场也有它能做好的长处。社会呢？社会的基层细胞是乡村和城里的社区，其实都一样的，城里的社区也好不到哪里去，似乎住在一起的人就有了认同感，是一个社会共同体似的。
有了事儿，能用钱的就花钱，不再麻烦别人；啥是社区呢？一有了事儿，你第一感觉是找谁谁，麻烦他一下，甚至都不觉得那是“麻烦”，而是理所当然；被麻烦的人，也理解，这才是一家人一个村子里的人啊！何必见外呢？有事儿您说话！不觉得当下的村子的原子化跟城市里的住区的原子化有啥区别，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一个村子总是一个村子，公共的路修到村口也就够了，村内的路是你村内的事儿，政府在村口就跟社会（也就是自治的村子）交接了，但后来村子不知为啥儿慢慢地失去了自治的能力，躺在那里，半死不活。
政府侧的乡村振兴规划，村子里一家一户外面的村公共空间都弄得很好了。但一家一户的围墙里面的人依然是扶不起来的。凡事儿总是钱的问题，但明明不是钱的问题，开个会来村委给50块，发个通知给100块。
但疫情了，每个自然村突然就动起来了，每个房子里都自发地出了一个人，到村口堵路查车，外人不让进村。
这不是社区自治，而是因为住在一起，你得了病我也会被传染，这时候才发现是有可能让你死的病毒重构了所谓的社区。这时候，村子突然就复活了。若没有疫情呢？它躺在那里，半死不活，在眼前晃晃钞票，它就站起来了。
整个社会大致上都如此了，过于市场经济的熏陶，或者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没搞清，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没厘清，经济本就是社会，社会也可以很经济。社会有活力了，国家不至于被拖垮！
……
我也是农村出来的，小时候种过地，出来读了博士，留在广州，极少回家了。种地的时候，没有拖拉机，一头驴拉犁，驴在中间，我在左，姐姐在右，爹扶着犁掌控着方向，时不时往驴屁股上来一鞭子……
村子发展的规律是城镇化，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早就变了。姐姐还在老家，秋后有小米和玉米面寄到广州的我的家里，早上熬一锅粥喝，暖暖的，老家童年的香气。
村子本来是一个自治机构，你自己治理自己，但村子又是一个宗族社会，过于自治了，又怕失控，实质上对于乡村的态度处于适度地鼓励它自治但又怕它过于自治的纠结之中，这样的状态又面临市场经济的冲击。
村的形还在，但村已不村了！
19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转型，不只是经济上的，社会也打散了，村子里的人都跑到外面，不管怎样，赚到钱的人趾高气扬地回了家，被人艳羡，“你看人家，赚了那么多的钱，房子也翻盖了，媳妇也娶了！”
以前的村子，谁家修房盖屋，老百姓一看你们家有动静，就过了“窜忙”了，不要钱的，管一顿饭就好了，一包烟也可以，谁家没有修房盖屋的事儿呢？
红白事儿就更别说了，很远的人都会回来的，心里明白：我今天帮了他，将来他也必然帮我，都是一个村里的人，谁离开了谁呢？
市场经济来了之后，社会就散了架，怕啥！我有钱，有钱能使磨推鬼；大家也心里明镜似的，反正也无非花钱雇佣一些人，何必对村子里的人那么好呢？
乡土社会的村子里的友好，关系和谐是因为谁都离不开谁，都得谦让礼让，一片和谐，谈钱就见外了，要是人家来帮忙你给他钱，他会觉得“你这是不把我当人看啊！”
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模式，但不等于这一过程中就把社会自治的本质丢掉了，但恰恰就是没有厘清一个关系：当市场经济出了问题的时候，社会因为有自助互助的基因而延续，日子可以少些钱，但社会散了架就没法过日子了：一个穷人家，真的没有钱，也就真的盖不起一栋房子了。
但以前的乡土社会里，“他穷是穷点儿，但也是我们李家的人！我们得罩着他！”什么是社会呢？就是跟你一心的人，你没钱了，你家的孩子读书交不起学费，乡里乡亲不能不管！”
这个“不能不管”就是所谓的社会的力量。社会自治了，也没那么多人找国家找政府，这是我的事儿，何必找人家呢？
社会运转得极好了，也能干成很多大事儿。市场经济的过于发育与畸形成长，村子里有了事儿，都得有钱，没钱连开个会都不去的；一条路坑坑洼洼，找了村子里的乡贤捐了钱，也只是找市面上的钩机，曾经的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的乡村自治社会没有了。
然后呢？什么都得政府兜着，政府是有一个边界的，政府做的是它应该做的事情，市场也有它能做好的长处。社会呢？社会的基层细胞是乡村和城里的社区，其实都一样的，城里的社区也好不到哪里去，似乎住在一起的人就有了认同感，是一个社会共同体似的。
有了事儿，能用钱的就花钱，不再麻烦别人；啥是社区呢？一有了事儿，你第一感觉是找谁谁，麻烦他一下，甚至都不觉得那是“麻烦”，而是理所当然；被麻烦的人，也理解，这才是一家人一个村子里的人啊！何必见外呢？有事儿您说话！不觉得当下的村子的原子化跟城市里的住区的原子化有啥区别，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一个村子总是一个村子，公共的路修到村口也就够了，村内的路是你村内的事儿，政府在村口就跟社会（也就是自治的村子）交接了，但后来村子不知为啥儿慢慢地失去了自治的能力，躺在那里，半死不活。
政府侧的乡村振兴规划，村子里一家一户外面的村公共空间都弄得很好了。但一家一户的围墙里面的人依然是扶不起来的。凡事儿总是钱的问题，但明明不是钱的问题，开个会来村委给50块，发个通知给100块。
但疫情了，每个自然村突然就动起来了，每个房子里都自发地出了一个人，到村口堵路查车，外人不让进村。
这不是社区自治，而是因为住在一起，你得了病我也会被传染，这时候才发现是有可能让你死的病毒重构了所谓的社区。这时候，村子突然就复活了。若没有疫情呢？它躺在那里，半死不活，在眼前晃晃钞票，它就站起来了。
整个社会大致上都如此了，过于市场经济的熏陶，或者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没搞清，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没厘清，经济本就是社会，社会也可以很经济。社会有活力了，国家不至于被拖垮！
……
#每日一善[超话]# [太阳]#情感# [太阳]#每日一善#若爱，请深爱，如弃，请彻底，不要暧昧，伤人伤己。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轻易地放弃了不该放弃的，固执地坚持了不该坚持的。我以为小鸟飞不过沧海，是因为小鸟没有飞过沧海的勇气，十年以后我才发现，不是小鸟飞不过去，而是沧海的那一头，早已没有了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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