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创作谈”】1949年—1978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关键的时期，郭沫若57岁-8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将这一时期称为“晚年郭沫若”，在其新书《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中还原了这位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的人生面向。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雕塑点缀珠江碧道，彰显滨水人文之美】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曾言：“艺术之始，雕塑为先”。在广州塔至阅江路的6.6公里长碧道上，可以观见艺术之滥觞——这里新坐落14件享誉海内外的雕塑。
近年来，海珠区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建成“广州塔—阅江路”新时代驿站6个，由东至西分别是会展东、会展中心码头、新时尚、广州琶洲、财富码头、新风尚。随着驿站群一同与市民游客见面的，还有来自海珠三代雕塑家潘鹤、梁明诚、许鸿飞的雕塑作品。
这些雕塑不仅反映了中国现当代雕塑的发展脉络，体现海珠区艺术薪火生生不息，还与驿站群、碧道组成有机整体，成为构建生态、文化、幸福海珠的重要一环，点亮群众生活。
近日，记者专访两位海珠雕塑家及一位雕塑家的后人，了解他们的创作经历和对碧道雕塑的思考。
“20”后潘鹤：造物寄意，见证历史
《虎门销烟》《怒吼吧！睡狮》《得了土地》《艰苦岁月》《广州解放纪念像》《开荒牛》《和平少女》……出自潘鹤之手的7件雕塑，时间跨度从虎门销烟到改革开放，在广州琶洲·新时代驿站和新时代驿站·会展中心码头之间的碧道上一字排开，向市民游客生动讲述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潘鹤生卒于广州，享年95岁，70多年艺术生涯中留下数百件作品，分布在全国60余座城市。其作品带有浓郁的时代色彩，如同史诗般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重要时间节点，正如中国美协的评语，“他始终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但不失浪漫主义形式特征，其大批为国家而作、为人民造像的经典力作，是革命岁月和改革时代的见证，为现当代雕塑史留下了无法磨灭的时代记忆。”
经历战乱与改革，决心为时代作注
1925年，潘鹤出生于广州。从童年到少年，社会的战乱与变革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在后来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潘鹤回忆道，自己一共经历了16场战争，看到了曾经的民不聊生，艺术成了他宣泄苦闷情感的途径。
潘鹤一开始师从岭南派画家学国画，创作了《数米犹堪充半腹》《饿殍途中剩一堆》等作品。后来，他的兴趣转移到西方油画雕塑上。随着新中国成立，国家逐渐安定繁荣，潘鹤创作出《艰苦岁月》《省港大罢工》《得了土地》等作品。
上世纪80年代，潘鹤提出“雕塑的主要出路在室外”，大力推动城市雕塑在中国的发展。如今，安放在深圳的《开荒牛》、珠海的《珠海渔女》、日本长崎的《和平少女》、北京的《怒吼吧！睡狮》等，均是他创作的大型城市雕塑作品。
然而，城市雕塑不仅是凝聚艺术家思想的实物，还受到城市规划定位的制约。潘鹤之子、广州美术学院潘鹤艺术馆馆长潘奋对记者笑言，潘鹤尤擅“夹带私货”，即在满足城市规划和官方需求的前提下，充分体现自己的思想。比如在创作《开荒牛》时，潘鹤经过深思熟虑最后选择了“牛”这个意象，一只前脚跪着，寓意为人民鞠躬尽瘁，后面拉着盘根错节的老树根，象征将阻碍改革开放的一切旧观念连根拔起。
兴建雕塑艺术园，打造红色教育基地
如果将作品比作自己的孩子，那潘鹤雕塑艺术园的建成，就是将潘鹤这分散在60余座城市的孩子重现在自己的故乡，让它们“承欢膝下”。2007年，广州市和海珠区两级财政共投入7000万元，在海珠区后滘西大街兴建潘鹤雕塑艺术园，园区占地面积2.7万平方米，园内按照“求生存”“求独立”“求解放”“求富强”“求和谐”五个主题进行作品展示，“这些作品的位置都是我父亲当时一个个亲自确定的。兴建潘鹤雕塑艺术园时，我们就梳理发现，父亲一生所创作的这些作品正代表中国百年发展历程，所以就按照这五个主题来设计。”潘奋说道。
潘奋表示，自己和父亲都在海珠区成长，这里是文化的聚宝盆，拥有中山大学、广州美术学院等知名学校，人才辈出，感谢政府让父亲的作品在潘鹤雕塑艺术园得到集中展示。今年年初，海珠区更是选择了7件潘鹤雕塑，矗立在碧道之上。“父亲认为，城市雕塑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它不像别的绘画艺术需要到博物馆、美术馆去观看，城市的公共空间就是城市雕塑的舞台，只要路过就能看见，在引导价值观、提高人文修养、彰显城市形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海珠区一和我提出在碧道放置雕塑的建议时，我就同意了。”
潘奋还告诉记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碧道的潘鹤雕塑是开展红色教育的生动素材，引起强烈反响，甚至促成了海珠区启动“潘鹤雕塑艺术园综合提升项目”。7月1日，潘鹤雕塑艺术园改造后重新开放，园区陈列更加清晰全面地介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长河，并新增多媒体设备，升级园区广播系统，吸引更多市民游客前往参观。开放约13年的潘鹤雕塑艺术园被注入新活力。
“30”后梁明诚：中西交融，承前启后
夜幕低垂，新时代驿站·会展东灯光“啪”一下亮起，显出与白日完全不同的柔美来：建筑的光带如同缓缓流动的江水，屋面坡道上的数千盏芦苇灯点缀夜空。旁边梁明诚的《钢琴》《小提琴》雕塑，在灯光的映衬下，线条感更为强烈，与驿站一道给予人视觉冲击和艺术感染。
在中国现当代雕塑发展进程中，梁明诚属于“承前启后”的一代：在上世纪80年代前，梁明诚的创作风格深受潘鹤影响，两人一起合作了《广州解放纪念像》《大刀进行曲》等作品；在上世纪80年代后，梁明诚在西方现代艺术观念影响下，开始对抽象变形雕塑语言的摸索和探讨，冲击了当时的雕塑界。
中外交流转观念，写实写意两开花
1959年，20岁的梁明诚入读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由潘鹤担任他的雕塑任课老师，“他（潘鹤）对我方方面面都有影响。”梁明诚直言，那时他深受潘鹤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熏陶和影响，在校期间就创作了《女生产队长》《新娘》等作品。毕业后，梁明诚从潘鹤的学生转变为潘鹤的合作伙伴，陆续合作了《广州解放纪念像》《大刀进行曲》《铜墙铁壁》等。
改革开放春风起，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打开了梁明诚的眼界。1980年-1982年，梁明诚由文化部选派赴意大利卡拉拉美术学院进修两年。“到了意大利后，我看到了流行于西方的现代主义，一下子我的观念就开放了，雕塑除了写实的、红色的，还可以这样。”
于是，他将这种风格大胆运用到雕塑中，在意大利创作的《海风》被认为是他整个艺术生涯风格转变的关键节点。此后，他相继创作了《海天》《钢琴》《大提琴》等艺术作品，冲击了当时的雕塑界。
以置于新时代驿站·会展东旁的《钢琴》《大提琴》为例。梁明诚介绍，两者以写意的手法，勾勒出两名正在演奏的如痴如醉的音乐家，表现音乐的韵律美，“钢琴的旋律是轻松的、丰富的，因此我用线条描出钢琴和人像，摒弃钢琴本身的沉重感，显得通透高扬。大提琴的旋律则是深沉悠远，因此雕塑显得敦实和谐。”
然而，梁明诚并没有一味转向现代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风格作品并行。他认为，雕塑艺术是宽广的、不设限的，只要是好作品，群众都会喜欢。
艺术氛围海珠生，耄耋之年醉创作
如今，漫步在海珠区土华村梁明诚工作室内，每走几步就能遇见他风格不同的作品，令人大饱眼福。梁明诚表示，作为雕塑家，他的创作灵感、视野不局限在一个区域，但海珠区毋庸置疑是养育他的地方，为他提供良好的创作氛围。
事实上，研究梁明诚的经历可以发现，他在青少年时期漂泊无定，却又在兜兜转转中与海珠联系紧密。1939年12月，梁明诚在广东省南雄县一个普通家庭呱呱坠地。1944年，南雄沦陷，年仅5岁的梁明诚与家人逃难至粤东平远县。1949年，梁明诚一家搬迁至广州，梁明诚入读位于海珠区南村路的广州市第五中学。1955年，梁明诚初中毕业后，赴湖北武昌入读中南美术专科学校附属中等美术学校（广州美术学院附中前身）。1958年，随校回广州。次年，被学院保送升入位于海珠区昌岗东路的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1978年开始留校任教。退休后将工作室选址定在土华村。“我就是海珠人，10岁开始我就在海珠各条河涌游泳，这里水美景美，是养人的好地方。”82岁的梁明诚回忆道。
从垂髫至耄耋，梁明诚在海珠待了大半生。他表示，他将在工作室内尽己所能再做些雕塑。他认为雕塑是时代与艺术的交响、形体和心灵的碰撞，不论是在驿站外矗立的雕塑，还是他分布在各个城市的作品，只要路过的人看到了，有体悟，就是雕塑的全部作用。
“60”后许鸿飞：探索多元，走向世界
新时代驿站·财富码头距离广州塔并不远，平日接待大量游客。为了让游客感受快乐生活，海珠区选择在该驿站外，从西往东依次放置许鸿飞的《花城六月天》《吻》《三弹音乐》《童趣》《肥年肥舞》，逗趣的“肥女”形象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海珠形象，成了不少游客的“打卡点”。
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孙振华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雕塑文化从单一走向多元，一部分雕塑家开始创作或世俗或谐趣的作品，强调与大众的交流。1990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的许鸿飞正是这种世俗、谐趣、亲民风格的探索者。
毕业初期觉迷茫，肥女系列辟新路
许鸿飞出生于广东阳江。1990年从位于海珠区的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后，他有好几年找不到创作的感觉。“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广东到处是建设的热潮，我就接了许多城市雕塑来做。刚开始我以为这是大的艺术创作，后来却发现不少的城市雕塑是工程，还不是我想追求的东西。”许鸿飞说。
几年的城市雕塑经历，让许鸿飞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支撑艺术的创作，“肥女”便是在此情况下诞生。1998年，许鸿飞在位于海珠区的工作室——石磨坊，创作出人生第一个“肥女”。一开始，许鸿飞并没有特别重视这件作品。1999年，著名艺术家黄永玉来到许鸿飞工作室，一眼相中“肥女”，并提议许鸿飞可以做“肥女”系列。当时的许鸿飞还担心不主流，不好拿奖、评职称，但黄永玉却表示，艺术家要有自己的特点，跳出学院的套套。就是这句话，让本还踟蹰的许鸿飞下定决心。
其实，肥女人的形象并非许鸿飞首创，但如今在雕塑界，说起“肥女”，就能想到许鸿飞，这是为什么？许鸿飞将此归结为“坚持”二字。20多年来，许鸿飞坚持以“肥女”为主人公，不断丰富她（们）的形象：她（们）时而奔跑，时而骑车，时而与情人拥吻，时而与孩子玩闹，不曾改变的是她（们）身上鲜活欢乐的神态，“‘肥女’就像我们的街坊邻居、我们遇到的路人，那种肢体上的亲切感使得她（们）更加容易将快乐传递给人们。”许鸿飞表示，海珠区这次将他的五件作品放在广州塔旁碧道上，正是希望将广州的快乐和艺术传递更远。
泥巴刻刀不离手，带领作品走世界
自2013年以来，许鸿飞带着他的“肥女”从海珠奔向世界五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个人巡展42场，其作品还被古巴哈瓦那市政府、俄罗斯列宾美术馆、法国卢万河畔莫雷市政府、意大利米兰市政府等30多个机构永久收藏。许鸿飞认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讲好中国故事”。“在巡展过程中，我遇到不少外国友人，在看到‘肥女’雕塑来自中国雕塑家后，不约而同大吃一惊，他们认为中国人是严肃死板的，无法创作幽默的雕塑。当看见这些雕塑后，他们也明白在中国生活充满了快乐幸福，所以才能有这样的作品。”
成长于中国繁荣富强的时代，许鸿飞代表的是新一代雕塑家不拘一格、灵活多元的创作特点，但他认为“与时代同频共振”是所有雕塑家不能忘却的初心。在展现积极向上中国形象的“肥女”之外，近年来许鸿飞还创作了《白天黑夜》《山高人为峰》等“抗疫”系列作品和《不忘初心》《马克思》《西岛女民兵》等主旋律作品。如今他仍日日浸淫在海珠的工作室内，以时代进程为灵感缪斯，用泥巴和刻刀，将脑海中喷涌的灵感一一成型。
记者观察发现，经过约一年的精心打造，广州塔—阅江路碧道成为高品质的公共空间：水道、漫步道、慢跑道、骑行道、有轨电车道的“五道”贯通，让群众感受生态活力；融党群服务、新时代文明实践、惠民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新时代驿站群的建成，让群众拥有休息休闲的舒适环境；艺术风格多元的雕塑群的矗立，美化和装点了城市，丰富群众的视觉和精神享受……
实际上，广州塔—阅江路碧道的精心打造只是海珠区谋划珠江沿岸高质量发展，为城市塑造更高品质的公共空间、复合功能和文化魅力的开端。记者了解到，海珠区将聚焦打造世界一流滨水活力区的目标，按照优于5A级景区的标准打造广州塔景区品牌，努力建设成为世界级滨水城市客厅；在珠江沿岸29.2平方公里规划范围内推进12个贯通提升单元建设，串珠成链打造高端产业带、科技创新带、历史文化带、都市景观带、滨江休闲带、公共服务带，实现政治、经济、社会、生态、人文效益相统一；在沿江空间按照公共活动空间、产业发展空间、居住空间的梯次布局，把最好的岸线资源留给市民，打造幸福海珠。
近年来，海珠区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建成“广州塔—阅江路”新时代驿站6个，由东至西分别是会展东、会展中心码头、新时尚、广州琶洲、财富码头、新风尚。随着驿站群一同与市民游客见面的，还有来自海珠三代雕塑家潘鹤、梁明诚、许鸿飞的雕塑作品。
这些雕塑不仅反映了中国现当代雕塑的发展脉络，体现海珠区艺术薪火生生不息，还与驿站群、碧道组成有机整体，成为构建生态、文化、幸福海珠的重要一环，点亮群众生活。
近日，记者专访两位海珠雕塑家及一位雕塑家的后人，了解他们的创作经历和对碧道雕塑的思考。
“20”后潘鹤：造物寄意，见证历史
《虎门销烟》《怒吼吧！睡狮》《得了土地》《艰苦岁月》《广州解放纪念像》《开荒牛》《和平少女》……出自潘鹤之手的7件雕塑，时间跨度从虎门销烟到改革开放，在广州琶洲·新时代驿站和新时代驿站·会展中心码头之间的碧道上一字排开，向市民游客生动讲述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潘鹤生卒于广州，享年95岁，70多年艺术生涯中留下数百件作品，分布在全国60余座城市。其作品带有浓郁的时代色彩，如同史诗般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重要时间节点，正如中国美协的评语，“他始终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但不失浪漫主义形式特征，其大批为国家而作、为人民造像的经典力作，是革命岁月和改革时代的见证，为现当代雕塑史留下了无法磨灭的时代记忆。”
经历战乱与改革，决心为时代作注
1925年，潘鹤出生于广州。从童年到少年，社会的战乱与变革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在后来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潘鹤回忆道，自己一共经历了16场战争，看到了曾经的民不聊生，艺术成了他宣泄苦闷情感的途径。
潘鹤一开始师从岭南派画家学国画，创作了《数米犹堪充半腹》《饿殍途中剩一堆》等作品。后来，他的兴趣转移到西方油画雕塑上。随着新中国成立，国家逐渐安定繁荣，潘鹤创作出《艰苦岁月》《省港大罢工》《得了土地》等作品。
上世纪80年代，潘鹤提出“雕塑的主要出路在室外”，大力推动城市雕塑在中国的发展。如今，安放在深圳的《开荒牛》、珠海的《珠海渔女》、日本长崎的《和平少女》、北京的《怒吼吧！睡狮》等，均是他创作的大型城市雕塑作品。
然而，城市雕塑不仅是凝聚艺术家思想的实物，还受到城市规划定位的制约。潘鹤之子、广州美术学院潘鹤艺术馆馆长潘奋对记者笑言，潘鹤尤擅“夹带私货”，即在满足城市规划和官方需求的前提下，充分体现自己的思想。比如在创作《开荒牛》时，潘鹤经过深思熟虑最后选择了“牛”这个意象，一只前脚跪着，寓意为人民鞠躬尽瘁，后面拉着盘根错节的老树根，象征将阻碍改革开放的一切旧观念连根拔起。
兴建雕塑艺术园，打造红色教育基地
如果将作品比作自己的孩子，那潘鹤雕塑艺术园的建成，就是将潘鹤这分散在60余座城市的孩子重现在自己的故乡，让它们“承欢膝下”。2007年，广州市和海珠区两级财政共投入7000万元，在海珠区后滘西大街兴建潘鹤雕塑艺术园，园区占地面积2.7万平方米，园内按照“求生存”“求独立”“求解放”“求富强”“求和谐”五个主题进行作品展示，“这些作品的位置都是我父亲当时一个个亲自确定的。兴建潘鹤雕塑艺术园时，我们就梳理发现，父亲一生所创作的这些作品正代表中国百年发展历程，所以就按照这五个主题来设计。”潘奋说道。
潘奋表示，自己和父亲都在海珠区成长，这里是文化的聚宝盆，拥有中山大学、广州美术学院等知名学校，人才辈出，感谢政府让父亲的作品在潘鹤雕塑艺术园得到集中展示。今年年初，海珠区更是选择了7件潘鹤雕塑，矗立在碧道之上。“父亲认为，城市雕塑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它不像别的绘画艺术需要到博物馆、美术馆去观看，城市的公共空间就是城市雕塑的舞台，只要路过就能看见，在引导价值观、提高人文修养、彰显城市形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海珠区一和我提出在碧道放置雕塑的建议时，我就同意了。”
潘奋还告诉记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碧道的潘鹤雕塑是开展红色教育的生动素材，引起强烈反响，甚至促成了海珠区启动“潘鹤雕塑艺术园综合提升项目”。7月1日，潘鹤雕塑艺术园改造后重新开放，园区陈列更加清晰全面地介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长河，并新增多媒体设备，升级园区广播系统，吸引更多市民游客前往参观。开放约13年的潘鹤雕塑艺术园被注入新活力。
“30”后梁明诚：中西交融，承前启后
夜幕低垂，新时代驿站·会展东灯光“啪”一下亮起，显出与白日完全不同的柔美来：建筑的光带如同缓缓流动的江水，屋面坡道上的数千盏芦苇灯点缀夜空。旁边梁明诚的《钢琴》《小提琴》雕塑，在灯光的映衬下，线条感更为强烈，与驿站一道给予人视觉冲击和艺术感染。
在中国现当代雕塑发展进程中，梁明诚属于“承前启后”的一代：在上世纪80年代前，梁明诚的创作风格深受潘鹤影响，两人一起合作了《广州解放纪念像》《大刀进行曲》等作品；在上世纪80年代后，梁明诚在西方现代艺术观念影响下，开始对抽象变形雕塑语言的摸索和探讨，冲击了当时的雕塑界。
中外交流转观念，写实写意两开花
1959年，20岁的梁明诚入读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由潘鹤担任他的雕塑任课老师，“他（潘鹤）对我方方面面都有影响。”梁明诚直言，那时他深受潘鹤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熏陶和影响，在校期间就创作了《女生产队长》《新娘》等作品。毕业后，梁明诚从潘鹤的学生转变为潘鹤的合作伙伴，陆续合作了《广州解放纪念像》《大刀进行曲》《铜墙铁壁》等。
改革开放春风起，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打开了梁明诚的眼界。1980年-1982年，梁明诚由文化部选派赴意大利卡拉拉美术学院进修两年。“到了意大利后，我看到了流行于西方的现代主义，一下子我的观念就开放了，雕塑除了写实的、红色的，还可以这样。”
于是，他将这种风格大胆运用到雕塑中，在意大利创作的《海风》被认为是他整个艺术生涯风格转变的关键节点。此后，他相继创作了《海天》《钢琴》《大提琴》等艺术作品，冲击了当时的雕塑界。
以置于新时代驿站·会展东旁的《钢琴》《大提琴》为例。梁明诚介绍，两者以写意的手法，勾勒出两名正在演奏的如痴如醉的音乐家，表现音乐的韵律美，“钢琴的旋律是轻松的、丰富的，因此我用线条描出钢琴和人像，摒弃钢琴本身的沉重感，显得通透高扬。大提琴的旋律则是深沉悠远，因此雕塑显得敦实和谐。”
然而，梁明诚并没有一味转向现代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风格作品并行。他认为，雕塑艺术是宽广的、不设限的，只要是好作品，群众都会喜欢。
艺术氛围海珠生，耄耋之年醉创作
如今，漫步在海珠区土华村梁明诚工作室内，每走几步就能遇见他风格不同的作品，令人大饱眼福。梁明诚表示，作为雕塑家，他的创作灵感、视野不局限在一个区域，但海珠区毋庸置疑是养育他的地方，为他提供良好的创作氛围。
事实上，研究梁明诚的经历可以发现，他在青少年时期漂泊无定，却又在兜兜转转中与海珠联系紧密。1939年12月，梁明诚在广东省南雄县一个普通家庭呱呱坠地。1944年，南雄沦陷，年仅5岁的梁明诚与家人逃难至粤东平远县。1949年，梁明诚一家搬迁至广州，梁明诚入读位于海珠区南村路的广州市第五中学。1955年，梁明诚初中毕业后，赴湖北武昌入读中南美术专科学校附属中等美术学校（广州美术学院附中前身）。1958年，随校回广州。次年，被学院保送升入位于海珠区昌岗东路的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1978年开始留校任教。退休后将工作室选址定在土华村。“我就是海珠人，10岁开始我就在海珠各条河涌游泳，这里水美景美，是养人的好地方。”82岁的梁明诚回忆道。
从垂髫至耄耋，梁明诚在海珠待了大半生。他表示，他将在工作室内尽己所能再做些雕塑。他认为雕塑是时代与艺术的交响、形体和心灵的碰撞，不论是在驿站外矗立的雕塑，还是他分布在各个城市的作品，只要路过的人看到了，有体悟，就是雕塑的全部作用。
“60”后许鸿飞：探索多元，走向世界
新时代驿站·财富码头距离广州塔并不远，平日接待大量游客。为了让游客感受快乐生活，海珠区选择在该驿站外，从西往东依次放置许鸿飞的《花城六月天》《吻》《三弹音乐》《童趣》《肥年肥舞》，逗趣的“肥女”形象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海珠形象，成了不少游客的“打卡点”。
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孙振华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雕塑文化从单一走向多元，一部分雕塑家开始创作或世俗或谐趣的作品，强调与大众的交流。1990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的许鸿飞正是这种世俗、谐趣、亲民风格的探索者。
毕业初期觉迷茫，肥女系列辟新路
许鸿飞出生于广东阳江。1990年从位于海珠区的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后，他有好几年找不到创作的感觉。“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广东到处是建设的热潮，我就接了许多城市雕塑来做。刚开始我以为这是大的艺术创作，后来却发现不少的城市雕塑是工程，还不是我想追求的东西。”许鸿飞说。
几年的城市雕塑经历，让许鸿飞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支撑艺术的创作，“肥女”便是在此情况下诞生。1998年，许鸿飞在位于海珠区的工作室——石磨坊，创作出人生第一个“肥女”。一开始，许鸿飞并没有特别重视这件作品。1999年，著名艺术家黄永玉来到许鸿飞工作室，一眼相中“肥女”，并提议许鸿飞可以做“肥女”系列。当时的许鸿飞还担心不主流，不好拿奖、评职称，但黄永玉却表示，艺术家要有自己的特点，跳出学院的套套。就是这句话，让本还踟蹰的许鸿飞下定决心。
其实，肥女人的形象并非许鸿飞首创，但如今在雕塑界，说起“肥女”，就能想到许鸿飞，这是为什么？许鸿飞将此归结为“坚持”二字。20多年来，许鸿飞坚持以“肥女”为主人公，不断丰富她（们）的形象：她（们）时而奔跑，时而骑车，时而与情人拥吻，时而与孩子玩闹，不曾改变的是她（们）身上鲜活欢乐的神态，“‘肥女’就像我们的街坊邻居、我们遇到的路人，那种肢体上的亲切感使得她（们）更加容易将快乐传递给人们。”许鸿飞表示，海珠区这次将他的五件作品放在广州塔旁碧道上，正是希望将广州的快乐和艺术传递更远。
泥巴刻刀不离手，带领作品走世界
自2013年以来，许鸿飞带着他的“肥女”从海珠奔向世界五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个人巡展42场，其作品还被古巴哈瓦那市政府、俄罗斯列宾美术馆、法国卢万河畔莫雷市政府、意大利米兰市政府等30多个机构永久收藏。许鸿飞认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讲好中国故事”。“在巡展过程中，我遇到不少外国友人，在看到‘肥女’雕塑来自中国雕塑家后，不约而同大吃一惊，他们认为中国人是严肃死板的，无法创作幽默的雕塑。当看见这些雕塑后，他们也明白在中国生活充满了快乐幸福，所以才能有这样的作品。”
成长于中国繁荣富强的时代，许鸿飞代表的是新一代雕塑家不拘一格、灵活多元的创作特点，但他认为“与时代同频共振”是所有雕塑家不能忘却的初心。在展现积极向上中国形象的“肥女”之外，近年来许鸿飞还创作了《白天黑夜》《山高人为峰》等“抗疫”系列作品和《不忘初心》《马克思》《西岛女民兵》等主旋律作品。如今他仍日日浸淫在海珠的工作室内，以时代进程为灵感缪斯，用泥巴和刻刀，将脑海中喷涌的灵感一一成型。
记者观察发现，经过约一年的精心打造，广州塔—阅江路碧道成为高品质的公共空间：水道、漫步道、慢跑道、骑行道、有轨电车道的“五道”贯通，让群众感受生态活力；融党群服务、新时代文明实践、惠民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新时代驿站群的建成，让群众拥有休息休闲的舒适环境；艺术风格多元的雕塑群的矗立，美化和装点了城市，丰富群众的视觉和精神享受……
实际上，广州塔—阅江路碧道的精心打造只是海珠区谋划珠江沿岸高质量发展，为城市塑造更高品质的公共空间、复合功能和文化魅力的开端。记者了解到，海珠区将聚焦打造世界一流滨水活力区的目标，按照优于5A级景区的标准打造广州塔景区品牌，努力建设成为世界级滨水城市客厅；在珠江沿岸29.2平方公里规划范围内推进12个贯通提升单元建设，串珠成链打造高端产业带、科技创新带、历史文化带、都市景观带、滨江休闲带、公共服务带，实现政治、经济、社会、生态、人文效益相统一；在沿江空间按照公共活动空间、产业发展空间、居住空间的梯次布局，把最好的岸线资源留给市民，打造幸福海珠。
八月底收到的一个好消息：第二个发明专利获得授权[耶][耶][耶]当年我师傅让我接手GIL专利申报的时候，当时我在想检修厂搞那么大GIL的工程，我一定要认真对待，要不然对不起无数前辈的付出和心血。我大胆的把孙主任提出的申报目标一分为三，要求多写几个发明专利。说实话当时压力很大，要是申报不成功，估计最后一个都得不到，罪过就是我背了，很感谢最后孙主任还是同意了我的建议。今天给已经已经到上游当副厂长的孙主任发信息，报喜给他还是很开心的，虽然申报过程中一直背负着压力和责任，今天这个结果还是值得的。今年电气部我一人就两个发明专利也算打破以前王俊青的历史啦，当然我相信这不是最好的历史记录，未来会做的更好，因为相信自己，相信明天，加油[拳头][拳头][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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